“你以为那些普通的陪审员是所罗门王吗？不！他只是用着贷款的普通人，他一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等着有线电视给他们洗脑，这样的人一点点也不会在乎什么真理、公正，更别说美国理想的真谛。”——云根雷斯。

所谓的正义到底是什么？在电影《失控的陪审团》之中，正义被操控了，金钱的力量毫不留情地嘲笑着我们对法律、对正义的传统认知，似乎只要有钱，我可以得到任何我想得到的“正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世界上法治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美国。这不仅让我们产生一种迷茫，我们的法律，怎么了？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是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一说起源于古希腊，是建立在公民契约之上的一种实现正义的途径，古希腊政治家梭伦曾经设立了被称为“赫里埃”的公民陪审法院，陪审法官从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中选举产生,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轮流参加案件的审判，审判结果由陪审法官投票表决。1166年，英王亨利二世在克拉灵顿诏令中建立了现代陪审团的原始形式，陪审团制度由此确定下来并一直持续至今。而后来，随着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美国对英国传统的陪审团制度进行了很大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陪审团制度，也就是说，陪审团制度并不是某一个或者某一群人的拍脑袋决策，而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积淀的一项制度，它的存在，在英美法系之中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的合理性的。

但是持续这样久的制度就一定是完美的吗？我们说其实不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只是在尽量接近完美的状态之中不断完善，陪审团制度也不例外。陪审团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我将在接下来结合例子加以论述。

首先，陪审团的判断很容易被操控。正如电影中所说的，参与组成公民陪审团的都是普通人，在美国的法律之中，法律工作者是不允许参加陪审团的，这就导致陪审团并不是一群没有喜怒哀乐的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只要利用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达到被操控的结果。有一部电影叫做《十二怒汉》，一位少年被判定杀害自己的继父，十二位来自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且素不相识的人被召集在一起作为陪审团来裁定那位少年是否有罪。一开始的证据很充分，十二人中十一人都投票决定他有罪，只有一人投了反对票，但是在那个时代，陪审团的判断要求全体一致通过的，投了反对票的人讲述了自己心中的疑虑，引发每一个人对自己内心深处良心的思考，最终查出了事实真相，拯救了那名少年的生命。在这部电影中，每一位陪审团成员身上最平凡的部分都被发掘出来并提升到人性的高度，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电影毕竟只是电影，在实际操作之中，利用这一点或许容易被操作出一个正义的结果，但更容易被操作得到某个利益集团所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说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无形中产生一种群体效应，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著作《乌合之众》中讲到，在这样一种群体效应的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极易相互传染，形成一种“集体潜意识”。这时候，每个人心中的理智是被降低了的，而感性的因素则被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地步，十二个专家学者不见得比十二个普通百姓更能做出专业的判断，原因就在这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只要群体中有人有心引导，利用自己较为强势和坚定的态度来塑造一个可信的形象，然后利用简洁的断言和重复来影响其他人的判断，就很容易得出自己想要的结果，正如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伊斯特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引导了陪审团的判断，从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从内部的影响，从集体心理上作用的影响，要比从外部对每一个个体施加压力，更容易影响人的判断。

这种集体潜意识的例子还有很多，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发生在遥远的古希腊。伟大的学者苏格拉底因为传播自己的哲学思想得罪了雅典的权贵，权贵们指责他传播“歪理邪说”，要求处死他。当时的“赫里埃”也就是原始的陪审团一开始很同情苏格拉底，想判他无罪，但有雅典贵族墨雷图斯不断游说公民陪审团，再加上苏格拉底的态度得罪了陪审团，使得人们最终决定判决苏格拉底有罪，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民主不一定代表着正义，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也成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最好理由。在这样一种集体潜意识的作用下，人数越多越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陪审团制度的弊端可见一斑。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悲剧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陪审团制度还没有完善，那么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出名的一个案例也能证明这一点。199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美，甚至全球瞩目的案件，那就是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黑人橄榄球明星、演员辛普森被指控杀害自己的前妻，洛杉矶警方对其提出了诉讼。面对这样的情况，腰缠万贯的辛普森花费重金打造了一支由全美知名律师组成的“梦幻团队”来为他进行辩护，面对警方的如山铁证，辩护团队寻找到了各种规则的漏洞，并指责洛杉矶警方的办案程序不合法导致证据不可信，成功影响了陪审团的决定，最终，原本可以说是杀害妻子证据确凿的辛普森，被陪审团宣判为无罪。

辛普森被判无罪的原因有很多，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律师团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而洛杉矶警方也为他们的莽撞的取证行为付出了代价，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陪审团的心理倾向。在辛普森案的十二名陪审团成员中，有九人是黑人，而在全美做的调查也显示，在黑人和白人中，对辛普森案的定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辛普森的律师团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在媒体之中宣传固化辛普森的黑人形象，同时将辛普森与他的妻子之间的感情有选择地展现给世人，从而让人在感性上对辛普森持一种同情的态度。在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群体之中，这样的一种情绪的传播和不断深化对于案件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再加上证据的证明力被一一反驳，辛普森会被判处无罪也是可想而知的。

既然陪审团制度这样容易被操控，这样的一种弊端我们都能看得到，为什么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之中仍然一直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呢？是他们的大法官和立宪者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坚持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和美国的法治理念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美国是现存世界上三权分立进行得最全面彻底的国家，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在编写《独立宣言》的时候就将三权分立这样一种制衡的思想贯彻下来。也就是说，美国的司法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秩序，而是为了制约政府不断膨胀的权力，是为了真正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他们一切司法活动的出发点。不仅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同时在司法权之内也进行了拆分，将司法权分为法律使用权和罪行判断权，设立陪审团制度，将判断是否有罪的权力交给了普通公民组成的团体，借助他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来对一个人做出评判，而法官能做的只是在罪名是否成立判断之后决定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处罚，仅此而已，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法官的权力，降低了寻租空间，充分体现了美式宪政中制衡的智慧。

从辛普森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确凿证据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寻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于法。只是因为洛杉矶警方取得证据的过程不符合规定，就导致原本确凿的证据失去了效力。包括著名的“米兰达警示”，嫌疑人有权利保持沉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假如美国司法制度的首要目的是寻求案情真相和伸张正义，那么犯罪嫌犯压根儿就不应该拥有沉默权。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精辟指出：“权利法案的绝大部分条款都与程序有关，这绝非毫无意义。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随心所欲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是我们赖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要保证“。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人治之下很难一直产生真正公平正义的判决，他们才会建立那样严格的一套程序体系来保障结果的公平。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里说道，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实质正义，但是当实质正义很难达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使用程序正义来进行弥补，因为这是最为接近实质正义的一种方式。而这也就是程序正义的意义所在。

历史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注重程序公正不一定总是导致公正的审判结果。有时抄家搜查、刑讯逼供反而有助于及时破案、伸张正义。但是，这种做法只是饮鸩止渴，虽然可能得益一时，却助长官府和警察滥用权力和胡作非为，从根本上损害宪政法治的千秋大业，其实最后反而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正义和公平。有一个笑话，有一天斯大林的烟斗丢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下令限期破案。一周之内找到了十二名嫌疑人，经过严刑拷打，有六人死亡，余下的六人都招待了自己的罪行，而此时斯大林在桌子底下找到了自己的烟斗。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正是在这种忽视正当程序和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中，开国元勋屈死刑场；数百万无辜公民陷入冤狱；特权阶层胡作非为，民心丧尽；小民百姓的自由、财产和尊严遭到无情践踏；国家机器沦为保护特权和腐败的工具。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在霍姆斯看来，政府滥用权力和司法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整体危害，远远超过了普通犯罪分子。因此，宪政法治的核心和重点，绝非一味不择手段、罔顾程序、从重从快打击触犯刑律的小民百姓。而是应当正本清源，注重对政府权力予以程序性约束和制衡，防止执法者和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利用手中特权和国家专政机器胡作非为、巧取豪夺、为害一方，任意欺压无处伸冤的小民百姓。这是美国宪政充分保护公民权利的智慧，也是美国坚持自己的制度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为什么美国可以采用这样的制度，中国就不可以呢？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因，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需要用法律来解决的事情有很多，而截至2005年全国法官有22万人，分布在全国3234个法院之中，再由于法官处理案件的效率较低，就导致中国的司法资源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紧张的情况之中，我国法院2002年审结的案件约600万件，平均每个法官一年只处理了27个案件，较低的效率使得我们在面对法律纠纷处理的时候要尽量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民诉法设立简易程序也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而陪审团制度的建立，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一个案件的司法成本，包括陪审团人员的选取、召集，如何保证陪审团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如何确保陪审团成员与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一点很难做到，我会在稍后加以论述）等等，都是需要处理的问题，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全国案件的审理效率就会更低，不利于中国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

其次，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可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个著名的六人法则，任意两个人之间，都可以通过最多六个人来建立起一种关系，这就对我们陪审团的人员选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很有可能看上去某位陪审团的成员与当事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那位当事人却是这名陪审团成员的朋友的亲人。在国外或许这不会有太多影响，但是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在面对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不可能无动于衷，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卖他一个面子”，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熟人的判断，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情社会的文化环境之中，这样的结果几乎是可以预见而且无法避免的。如果想在陪审团成员的选取过程之中就去除这样的人的存在，那么又会极大地增加司法的成本，由于前面一条原因，这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中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所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不同。正如我之前论述的，美国的法律是为了制约政府的权力，从而真正意义上保护公民的权利，而中国法律则把维护社会秩序合理和稳定放在第一位，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前提。在这样一种法律思维的作用下，就注定了中国的法律不会那么严格地注重程序，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刑讯逼供、抄家搜查等虽然被禁止，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确实屡见不鲜，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这样能够更快破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社会影响降到最低，保持社会稳定。在稳定这面大旗下，个人权利其实不重要，因为在中国集体主义的思想作用下，个人的权利和思想其实是被不断压缩的，为了社会，我们做出牺牲也是应该的，这是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当然也不会去选取陪审团这样一种自缚手脚的制度的。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越来越强，维权意识也在不断觉醒，越来越多的案子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一切的变化都说明，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与契约意识正在觉醒，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社会中不是只有集体，我们会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到底有哪些，我们会意识到政府权力的来源是我们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当我们的社会真正形成这样一种共识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