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

中国的乡土社会，从来都是一个由熟人构成的社会。

和城市相比，农村有着更为紧密的人情关系，乡亲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这样一个天然的封闭环境里，法律很难得到有效实行。

就像网上说的，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那些“村规”与“国法”的边角摩擦，始终在不断地上演着。

其实在很多电影里，也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挖掘。

比如知名度最高的《秋菊打官司》，借着秋菊要讨个说法的经历，以“三分戏谑，七分辛酸”的方式把村规与国法的矛盾进行了一番深挖。

曾获得第15届金鸡奖最佳影片的《被告山杠爷》，也围绕着村长山杠爷这一角色，把国法和村规好好探讨了一番。

山杠爷，堆堆坪村的老村长，为人正直豪爽，做事雷厉风行，就任这些年给村里办了不少实事，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别的村子里大小纠纷不断，唯独堆堆坪这么多年风平浪静，多次获得“模范村”的称号，山杠爷也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

某日，一辆警车开进了堆堆坪，打破了堆堆坪多年来的平静。

据前来调查的县检察院人员苏琴所说，他们接到了一封来自堆堆坪的匿名检举信，信上提到了村里最近发生的一起自杀案。

原来不久前，一个静谧的清晨，村里夯娃的媳妇强英在山杠爷家门前悬梁自尽。

悲痛万分的夯娃看着强英的尸体，边哭边说是山杠爷逼死了强英。

这个在堆堆坪“把持大权”多年的老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一些人提供的信息上看，山杠爷确实犯下过不少违背法纪的“恶行”。

比如为了让外出打工者回家种地，他会私自拆开他人信件查看寄信地址，再派人到当地去把人强制性带回。

比如有人犯了错不服管教，就把人抓起来关到祠堂饿几天，或者把人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强英就是犯了错被山杠爷下令强行捆绑去游街，觉得脸面丢尽才选择了轻生。

山杠爷这种极度粗暴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就连他正在读小学的孙子也在质疑。

爷爷的这些行为，是不是已经犯了法？

但山杠爷自有他的一套道理：俗话说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国法和村规，其实都是一回事！

从这方面来看，山杠爷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极深，不仅处理问题的手段简单粗暴，做事也独断专行，完全就是蛮横无理的“法盲”。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山杠爷做事强硬，但村里人对于他的评价，无论是人品还是办事，却都是赞不绝口。

比如强英的自杀，事情起因就是由于她不孝敬婆婆，整日对老人又打又骂。

这一天婆婆实在忍不了儿媳的虐待哭着到杠爷家寻求帮助，看着老人身上的淤青，怒不可遏的杠爷决定对其进行惩戒。

晚上，山杠爷借着村里放电影的机会，找来了强英的父母，当众揭露她虐待老人的事实，让强英十分难堪。

回到家后，强英觉得气不过又追着婆婆打，被闻讯赶来的山杠爷等人制止。

但强英仍不知有错，对着山杠爷等人破口大骂，山杠爷这才下令让人把她绑起来，第二天去游街。

说到底，山杠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为了村子的未来着想，没有一点私心。

这也是为何调查组来了以后，山杠爷根本没在意：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他们怎么调查好了！

不可否认，山杠爷办事尽管粗暴，但他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治理好这个村子，尽到作为一个干部的职责。

私拆明喜写给妻子的信，是因为村里劳动力实在短缺，如果都外出打工不回来，家里的田地都将荒废下去。

当众打腊喜的耳光，也是因为其身为党员不以身作则，不愿为村里的水利工程尽自己的一份力。

面对村里很多棘手的问题，山杠爷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铁腕”手段才能对付。

就像他说的那句“一蛮三分理”，村里很多人什么都不服，只服一个“蛮”字。

不交粮的人被关了几天，以后再也没发生过逾期不交的问题；

看着被扇了耳光的腊喜，没人敢再对修水库的事情懈怠，都积极投身到其中。

这种“杀鸡儆猴”的策略效果的确很好，整个村子被治理的井井有条，很多人也都感叹，多亏了山杠爷，他们才过上太平安生的日子。

当得知山杠爷有可能会进监狱的消息后，很多村民都泣不成声，拥在苏琴等人身边给山杠爷求情。

这些人、包括山杠爷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一心为了群众办事，到头来却吃了官司犯了法？

对于片中关于“法”与“理”之间的不和谐，皮哥也充满了相当复杂的情绪。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中说过这么一句话：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尤其是处于从礼治到法治过渡的那一时期，深受传统观念浸润的村民更是普遍缺乏法律意识，他们所遵循忌惮的还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套道德理念。

而山杠爷正是充当了这样一位礼教的规训者，他延续着封建宗族大家长式的管理传统，对那些违背祖训的人和事进行必要的惩戒。

在他看来，很多法律上的条文，到了村子里并不能完全照搬全收。

就像前段时间进城，他在大街上吐了口痰，被罚了钱；但这个条款到了村子里，该如何让村民们遵守？

对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村民来说，管住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老规矩”来推行“新政策”。

“村规”与“国法”，“人治”与“法治”，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正是处于剧变的中国社会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影片到最后出现了令人愕然的戏剧性转折：原来写那封“告密信”的人，是山杠爷的小孙子。

对于爷爷是否犯法的迷惑始终困扰着小男孩，因而他写信给报社，希望自己的疑惑能够得到解答，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表面上看，这是山杠爷小孙子的困惑；实际上，这何尝不是整个乡土社会关于法治与礼治的困惑。

影片最后，在村民们凄凉的呼唤声中，杠爷终究还是被警车带走了。

那个满脸泪痕的山杠爷特写镜头，让人由衷地感受到一种无力和心塞。

借助这一充满情感冲击力的特写镜头，影片对观众进行了“疑问”和“质询”：

离开了“人治”的堆堆坪，能否很快步入“法治”的轨道？

在这场村规和国法的对弈中，究竟孰对孰错？

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健全，希望像《被告山杠爷》这样的故事，不要再不断重演。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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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以古老的乡约村规和当代法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建构叙事。山杠爷恪守传统，彰善瘅恶，大公无私，深孚众望。但他“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宗族式基层管理方式但却酿出了人命。他关押不交公粮者，拆人信件，打人，虽合理却不合法。作为新旧时代交替的人物，他是法盲，和村民一样，以为村规就是国法，沦为悲剧人物。影片触及了上世纪末农村法制建设的症结，极具“历史纪录”价值。

一、转折年代的矛盾双方——“山杠爷”何以被告？ 《被告山杠爷》，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法治相关电影，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故事，主人公是我国西南某较偏远的村子堆堆坪的村支书山杠爷。他“治村有方”却触犯法律成为被告。电影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苏力先生也写了一篇《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探讨了“西方法治”和“本土法律资源”的关系，该文也奠定了大家对于本电影讨论的基调，也就是西方或者说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分析“为什么西方/现代法治不能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该电影的时代语境，我们会发现，苏力先生的文章一笔带过的“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重要的大背景。 九十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就是三农危机，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农业税、提留等税负非常沉重，但是政府基本没有为农村提供任何应该提供的、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事实上，当时农村所有的公共服务几乎都是自发组织的，组织者呢，就是少数或合格或不合格的“山杠爷”们。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那个特殊的、大转型时期的历史环境下，这一矛盾的双方——山杠爷和“上面”，代表的至少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治”和“现代法治”，为什么呢？ 从山杠爷这边来说，“他是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交汇处,他既是国家权力的末梢,也是乡土社会成员。”他的身份是“村支书”，其权威的来源，并非完全来自传统的乡土宗族，而是部分来自“上面的授权”；其行为的标准，也不仅仅是基于乡土社会的要求，更是基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当然，这种要求可能部分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山杠爷对于“上面”基本是言听计从的，村民们同样如此。山杠爷去乡里开会、用开除党籍威胁懒汉，都是其表现，祠堂里面挂满了的奖状和毛主席像，更是显示出山杠爷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执行者。他或许是“人治”的，但是并非是一个传统的宗族家长，他的很多粗暴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代法制建设缺失、行政命令与法律不分的后遗症。他和这个村子一样，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乡土中国要素和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长老加党员”。 而那个时代的“上面”，也就是政府，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中，一方面，它是“半个现代政府”，有着基本上现代化的政府架构和法令——多说一句，这套架构和法令还很不完善，夹杂着苏式和西式两种不同的色彩，那位穿着类似军警制服却满嘴现代法治术语的的检察官就是其代表。另外一方面，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它的执行力和对基层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我们可以在电影中看到，当地组织建水库、建小学、修路等等事情，政府都没有介入，实际上，除了执法者偶尔的出现，这个村子可以说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公共服务。而当时的农业税、低价收购粮、三提五统等已经让农民不堪重负。1999年甚至发生了江西增城活四万余农民冲击乡政府，杀死乡长等多名乡镇干部的恶性事件。而在法治方面，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不管是法律文本还是法律实践都极不规范，就拿电影中山杠爷触犯的刑法来说，电影上映的1994年，使用的是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尚未制定。1979年刑法虽然也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没有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名体系也不合理，口袋罪过多（比如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等极其荒诞的罪名），可以说是一部过渡期的法律，事实上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的，所以只存在了18年。 另外，实际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村干部的公共形象和在实践中的角色，也与电影中表现的不尽相同，电影有意塑造了一个近乎完人的形象，但是显然这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公共形象中,乡村干部并没有山杠爷的权威和德性,他们或是在收税时“干部进了屋,数字一公布,大人吓得筛,小伢吓得哭,有钱就把钱,无钱就撮谷”；或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给钱就收,不给就走”,可怜巴巴地向农民“讨饭”。 所以说，电影中体现的矛盾，更严格地讲，应该可以说是我国改开初转型期间，带有现代色彩的传统秩序与相对不完善且孱弱的“现代法治”之间的矛盾，是一种随着时代的转型必然出现，且随着时代的转型必然消失的现象。

二、“山杠爷”的未来——本土法律资源与新时代的法制建设 电影中的山杠爷，作为一个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实中自然有一些与其相似的人物，这些山杠爷式的“能人”，认为“一个村跟一个国家,说到底是一码事。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村,国法就是村规。” 比较典型的，就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他也是很会治理村子，把经济社会治理得不错，也是私刑审判村民犯下刑法。当然，禹作敏比起山杠爷是更像是一个封建家族族长一些，地位也更高，山杠爷知道自己违法后很自觉地接受了调查，禹作敏可是敢扣押检察官，出动私人武装与警察对峙，和省部级官员谈条件的，最后抓捕禹作敏，是向他谎称天津市委书记要和他进行沟通，才趁机将他逮捕的。 为什么说禹作敏和山杠爷相似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行使了乡村社会里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权力。山杠爷监督全村道德，并且对于违反者进行私刑处罚，禹作敏同样如此。他从敬老的传统出发,把老党员、老复员军人组织起来 ,专门调解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和各种矛盾 ,推动了社会风气转变。同时，他也领导了村子的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比山杠爷更加辉煌的成绩。当然，他们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山杠爷尚未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做出反应，但是禹作敏很快接受并且推进了工业化，这大概是因为其处于天津，思想较为开放。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禹作敏还是山杠爷，他们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其违法行为，是实实在在的——虽然这种行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使然，并不能过分苛责个人。而在时代的发展进步，工业化、现代化、法治化逐渐成熟起来的现代，当时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他们的行为，就是一定要消失的了。有人认为，借助于宗族权力, 国家可以在成本极低 (甚至是无经济成本) 的情况下实现对于乡村社区的治理。 这很明显是只看到了经济成本，没有看到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如果我们放任基层组织由宗族、习惯等等前现代的势力控制，出现一个山杠爷的概率不算很大，出现禹作敏这种敢于暴力对抗中央的土皇帝，概率倒是不小。 而且，在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3.89%，乡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的时代里，所谓“宗族”的力量，是无法依靠的了。当初苏力所写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也显得略有些“不合时宜”了。苏力认为“中国自古即有法治”，并且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律应该去适应山杠爷式的“本土法律资源”。这里的“本土资源”，主要是以当时的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为基本内容的。但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山杠爷时代的乡村社会，已经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以此作为分析中国法治现实的背景,势必不能形成涵括当代中国社会的正确结论。毕竟，我们的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未来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本来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和经验就很难照搬到现代都市和工业化社会,更何况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包括乡村社会本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在进一步加剧。因此,对中国法治与土本资源的关系,必须把“本土资源”放大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其他各种条件以及整体环境中来认识，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不能回到人治、宗族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