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的厨房是走廊上的一个小格子。常年烟熏色。做饭，烧水用的是那种最简陋的，圆柱形的小煤炉。我总记得，外婆烧开水时，会给开水壶壶嘴上套上一个小铝皮套子，妈妈说，那样水会快点开。我记得那个发黄的铝制开水壶，还有它总是铺满了细细灰尘的壶盖。

我不擅长给别人复述自己看过的电影或是故事。因为那些看过的情节好像并不能乖乖的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在我大脑里排列开来。它们总是很淘气的，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影像，在我脑中四散。陆陆续续的，看了三天才看完了《红柿子》。站在阳台上，想在脑中回放下这部片子，却凌乱依旧。只是突然想起了外婆在世的时候，烧开水的水壶，还有落了灰的壶盖。

《红柿子》，落灰的壶盖。让我觉得很真实。

什么叫觉得很真实呢？

看杂志，某位成功人士说，她喜欢菜市场，吵吵闹闹，鸡飞狗跳，讨价还价的，高声叫卖的，还有吵架的，杀鸡的，拔毛的。这些让她觉得很真实。

我猜想，在物业管理良好的高级小区里住，在麦德龙，沃尔玛采购，时间久了，会若有所失。
我猜想，若有所失的是“真实感”。而此种看似莫须有的“真实感”又源自哪里？
我猜想，源自童年的记忆。

这样一部纪录片让我觉得真实。

我想，如若有人能坚持一口气看完，不嫌弃它平淡，那这人也定能感受到我所谓的真实。

《红柿子》里的外婆带着厚厚的近视眼镜。跟女儿一家居住在中国北方。女婿是国民党军官。

49年，随女婿一家迁往台湾。临行前几天，老太太生气的躲在衣柜里，不愿出来。衣柜的前面，放着老太太最喜欢的那副《红柿子》，齐白石画的。

在台湾的生活，没有了往日的富足。老太太的节俭，粗看来，有些不近人情。

她会让7，8个外孙合用一个砚台。孩子们吵闹说是老师要求的，老太太回应道，砚台很大，晚上一起做作业，合用一个够了。生活要节俭。

她把女婿受伤拍的X光片剪成一小张一小张的，给孩子们当写字用的垫板。在学校，孩子很得意的把垫板放在窗子上，给身边的同学说，你看，子弹要是打到这里，我爸爸就牺牲了，就是英雄了。

她把女婿卖不完的两大箱红蓝铅笔发给孩子们用，说，以后就不用买铅笔了。孩子们不愿意，说老师不让。老太太又到学校里，跟老师说，让我家的孩子用蓝笔写作业吧，到时候，老师们改作业要用红笔，您一定要告诉我，我会算很便宜的。

老太太很可爱。

她的寿衣是大红色的，上面绣着很多白鹤跟祥云。晒在院子里，很是招展。小外孙跑过来，把寿衣抢下来穿在身上，锵锵锵锵，学别人唱大戏。老太太说，这衣服你们是不能穿的，这是外婆穿的，以后啊，外婆会穿上他们，然后就慢慢的飞到天上去了。

老太太还喜欢抽烟。医生说她气管不好，不让她抽。老太太就偷着抽，看见自己的女儿走过来，她就把烟藏在桌子下面，装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女儿说，妈，您怎么跟个孩子一样呢，医生说了不让您抽的。

《红柿子》里的女婿，是虎落平阳的国民党军官。

没了一官半职，他就跟太太一起养鸡，只是后来鸡都生病死了。找关系买卖进口文具，却还有两大箱红蓝铅笔卖不出去。跟太太一起坐公车，却被一个急刹车摔的满口是血。

老太太一个人坐在桌边，抹着眼泪“真倒霉...”

《红柿子》里看不到政权的更替，也看不到战火的喧嚣，但“特务”“间谍”“蒋介石”“抗美援朝”这些词却会很轻易的跳到你面前，又很快跳走。

看完这部片子，我没什么夸张的感慨可以发。只是想好好的想想，如何才能让生活里尽可能的都是真实的东西。

电影讲述一位乐观、开朗的外婆，随着将军女婿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来，虽然在台湾的生活已大不如前，家里小孩众多，物资匮乏，但外婆总能将11个外孙教养、安顿好，并且让大伙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点子颇多的姥姥常常化腐朽为神奇，像是把女婿照的X光片裁成多份做写字板；跟教堂的修女弄好关系得到面粉牛奶；把女婿的锦旗做成孩子们校运会的旗帜等，过程中惹出不少笑话。而没了官职的将军则和妻子倒弄起养殖业，鸡鸭青蛙鱼轮番上阵，还卖过铅笔，但都没能赚到钱。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过去，孙辈渐渐长大，而意外地和这家人再次相遇，带来了姥姥的那副柿子图及那份不曾离去的乡愁。电影不仅具有浓烈的自传色彩，也是反应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真实历史。电影对情感的描述是委婉而质朴的，深具人文关照，这部是我看过最温情的电影，家庭日常朴实又不煽情。

片名：《红柿子》
导演：王童
地区：台湾

    印象中，许多导演在年介不惑之际，都纷纷拍出了以“个人回忆性自传”为题材的电影作品，倾注着对过去青春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其中无不夹杂着浓厚而温暖的亲情色彩。侯孝贤那位嘴里叨着“阿孝咕”的奶奶，许鞍华那位外冷内热的日本母亲，对托纳多雷寄予厚望的艾弗多大叔，以及精心照顾蒋雯丽从小到大的姥爷...从这些鲜活而深刻的人物形象中，我们能够隐约感受到，其各自身处的时代环境和背景，并非十分的安定与温和，甚至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沧桑之感，因而得见影片中那些被浅浅挖掘出的惆怅与感伤。
    1949年之后，一群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人们随国军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背井离乡的他们纷纷在一个被称作“眷村”的地方，经历了一个沉浸在浑浊空气中的灰暗台湾，见证了一段失望、落魄而沧桑的历史。（可参考《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而身处同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身为将门之后的王中和（王童原名）却在一个十余人组成的大家庭中，度过了一个健康、温馨并快乐的童年，以来自家庭，来自外婆那些源源不断的温情与爱，去见证了这一个无比沧桑的年代。一段长达2小时56分钟的影像，除了开篇少部分黑白色调的战争背景外，由始至终都充满着和谐、温情，甚至是可爱的基调。由此，我们已然忘却了战争的创伤、时代的落魄与灰暗，而是从王童导演那些饱满圆合的回忆中，感受到了沧桑之中难得的温情，在鲜红的柿子和可爱的外婆身上，寻找到那些耐人寻味的感慨与乡愁。

【红柿子】
    作为影片的第一意向，“红柿子”在片中只出现了区区四次，而每一次却都饱含着深沉的意义。故事的开头，王将军全家老小由于战争原因，被迫一起离开故乡，迁居台湾。为时不多的几分钟里，导演将这一桥段选用了黑白色调加以展现，突出那一段沉痛而难忘的历史。而正当一家人准备走出老家大门时，镜头忽然转向了家园中的那颗柿子树，在整个灰白色的画面中，唯有树上的数十余只红柿子，在电脑特效的操作下被突显成了红色，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门口处渐行渐远的背影。柿子树是孤独的，它承载着一个家族数十年的生活气息，代表着家人们那一份浓烈的乡土之情，而今却见证了他们被逼无奈的告别，见证了那一份背井离乡的切肤之痛，疼痛如血红一般，浸染了树上那一只只柿子，纷纷在画面中呈现出突兀而无奈的红颜色。诚然，红柿子在电影中意味着一份隐约而复杂的乡愁。
    当王家在台湾栖居了十余年后，一切看起来趋于稳定之时，被人们似乎遗忘了的红柿子，再次呈现了在画面中。少年光和（即王童本人）陪着外婆从戏院走出时，看到了马路对面卖水果的小摊上，出现了几只红柿子，犹如一道波纹瞬间打破了其生活如水般的平静，可当外婆表现出购买的欲望时，急赶着上课的光和却表示没有时间，硬要外婆下一次再买。这段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却因区区几只红柿子，恰好一下子激起了老人家那份埋藏在心底的思乡之情，尚未表达出情绪，便立刻被外孙推走，恰是一份浓烈的乡愁，心欲荣归故里却终不能得，始终被深深阻隔在现实生活的另一边。红柿子像一滴滴鲜红的血液，一点一点滴在外婆的心口，不但揭开了外婆心中的那道伤痕，更是揭开了台湾千万人们归乡不得的难言之痛。
    而最令外婆痛心的则是，紧接着家里因为经济困难，几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的困境，父母不得不将家中那几幅在如今已然不值钱的字画贱卖出去，唯独就是不肯将外婆最喜欢的那幅齐白石的“红柿子图”卖出，因为那不但是外婆的珍宝，更承载着外婆对家乡的深深思念。不过，几张过气之画仅能带来一些微薄的收入，而买主却偏偏认定了那幅“红柿子图”，承诺只要将其卖出便可加钱。为了解决家庭窘迫的经济状况，为了让自己的孙子们都有书念，外婆最终决定忍痛割爱，卖出了她最喜欢的那张画。尽管她满不在乎地说着，孩子上学重要嘛。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已然知晓，卖出了最后一张“红柿子图”，也就好比掐灭了她最后一丝归乡的希望，这对于外婆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后外婆的身体便每况愈下，紧接着得了重病，最终医治无效而撒手离开了人世间。在外婆去世的时候，“红柿子”最后一次出现在了画面中，依然是当初全家一起离开时的那颗柿子树，它象征着外婆充满乡愁的一生，从背井离乡，到埋骨他乡，自始至终保留着一成不变的乡土情节，如树上的柿子一样，依旧鲜红无比。
    从离乡，到思乡，再到归乡不得的遗憾，最后生命的终结，几颗红柿子是外婆一生的写照，尽管它色红如血，有些沉痛和惆怅，却着实抒写出了一份厚重而温润的乡土之情。红柿子同样是温情的，可爱的，它是外婆一生的希望，是外婆在台湾异乡安居乐业，将孙子们抚养长大的动力。尤其在最后的一刻，当外婆离开人世后，出现红柿子的画面已然不再像先前那样昏暗，孙子孙女们一起带着外婆的灵柩，渐渐消失在宁静的小路上，将带着她的希望，在她未曾走完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将希望一直传递下去。

【外婆】
    作为影片的第一主人公，外婆的形象贯穿首尾，更是成为了故事影片的主线，在片中占有决定性的分量。王童镜下的外婆年事已高，同其他老太太一样，有些固执，有些死板，有些庸俗，有些小气，甚至还有着些许的不讲理。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对于一位老太太而言，要带着十个少不更事的孙子远走他乡，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照顾好那么多的孩子，为他们解决好一个又一个问题，实在是一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然而我们看到，外婆在条件局限的情况下，靠着一双勤劳的手，一颗精打细算的心，将孩子们照顾得健健康康，给予了他们一个不算富裕却温馨幸福的童年。尽管家里条件拮据，外婆却总能够运用过人的智慧，将一些简单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能够借阳光晒出温热的洗澡水，能够将女婿受伤时所照的X光片剪来给孙子们作垫板，能够用国军的旧锦旗制作出为学校交差的新锦旗，能够与修女攀上交情，进而获得大量的奶粉为孙子们补充营养。她甚至能够不厌其烦地走访学校，跟校长阐述道理，为孙子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片中的外婆，看起来尘俗而荒诞，却始终又是那么的可爱，在孩子们应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在女婿外出打仗，女儿操持生计的情况下，是外婆成为了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因而在那个沧桑灰暗的年代，在那个远离家乡的异地，因为有了外婆，生活处处充满了温情，孩子们也没有因为时代的影响，成为了《牯岭街》中一批迷离混沌的少年，而是一个个健康快乐地生活着，成长着，在影片中铸造出一个个温馨而诙谐的桥段，从那一首首轻快的配乐声中，仿佛难以再看到时代的荒凉与感伤。
    当孩子们在外婆的精心呵护下，一个个长大成人，当生活逐渐开始趋于稳定时，此时的外婆随着年事的增高，思乡的情绪开始逐渐加深起来。从远离故土，踏入台湾的那一刻起，外婆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对家乡的思念，自己也将齐白石的“红柿子”画作一直带着身旁。直到与光和在电影院附近看到贩卖的红柿子时，强烈的乡土情结一下子在心中膨胀开来，却又在光和的阻挠下很快回缩过来。诚然，外表看似强大的外婆，却有着一颗脆弱的乡愁心，这让她的后半生一直活在希望之中，却又为无奈的现实所累，甚至为了解决孙子们的上学问题，她连仅存的一张柿子图都给卖了出去，将心底的最后一丝幻想都抽离了干净。然而，外婆又是一个乐观而坚强的人，面对无奈的现实，依然保存着希望，积极、快乐地生活下去，像往常一样精心照顾着孙子们。甚至之于死亡，外婆亦是表现得从容而乐观，当几个调皮的孙子偷玩外婆的寿衣时，外婆耐心地告诉孩子们，将来外婆就会穿着这件衣服，漂漂亮亮地跟着老天爷上天去了，俨然一副泰然欣喜之态。
    “爱与希望”，这是外婆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她将一份博大的爱给了她的孙子们，为他们在乱世之中创建了一片乐土。她将一份坚守的希望留给自己，让自己带着希望的力量，坚强而快乐地活在了这个沧桑的年代。在外婆逝世以后，再次出现的红柿子，仿佛也象征着，她终于魂飞故土，见到了那颗让她魂牵梦萦的柿子树，也由此让我们感怀于一个普通的老人家，那份博大的情怀与人格魅力，能够再一次化腐朽为神奇，在沧桑中得见温情。


    

王童

王童导演曾任台湾金马奖评委会主席，他作品四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次数上仅少于六七十年代拿奖拿到手软的李行。王童的代表影片首推台湾近代史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和《无言的山丘》，这个三部曲与侯孝贤的台湾历史三部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加上拍摄时间上相近，堪称影迷观看台湾电影的入门级必修。相较之下，1996年的另一大成之作《红柿子》显得低调无闻，王童仅凭影片获得了1996年金马奖的最佳导演提名。那一年的金马已显疲态，风光尽属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柿子》最终只在最佳美术设计上有所斩获，提名最佳女主角的陶述和导演王童都两手空空，看起来影片并不算成功。然而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的个人十佳里却有《红柿子》的一席之地，它也是选单唯一一部华语作品。虽是一家之见，却也证明《红柿子》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对王童的创作生涯来说，两岸往来和解时期，第一时间出现的影片就有《香蕉天堂》，《红柿子》的出现恰好赶逢两岸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影响力被弱化。即便在时间跨度上，《红柿子》与《香蕉天堂》有大部分板块重叠，然而《红柿子》的意义实在非凡，因为这是一次带有自传色彩的阶段性总结。王童谨慎梳理出的成长往事，大部分是关于姥姥和父母一辈人。身为作者本人的王童却被隐没在人堆当中，充当不起眼的观察者之一。父亲王仲廉于1991年入土为安，遗留给王童一个机会甚至是责任去认真、全面地审视父辈。不同于侯孝贤早在80年代就破解了自传的人生难题，王童只有拍完《红柿子》，心口石头方才落地。完成于90年代的《红柿子》散发着熟透的气息，晶莹亮泽、红艳欲滴。此后十年王童都没有恢复到旧有水准，与台湾电影一般江河日下，无处谈复兴。

姥姥

红柿子是齐白石的一副画，也是河南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红柿子这一意象在片中多次出现，具有不同含义。最浅的一层，它是维系姥姥与故土原乡的中间物。不过那棵挂满果实的柿子树只能是在记忆画面里，表现在影片中，柿子树的出现有着很工整的首尾呼应。具体于齐白石的画，那是追求柿子的寓意本身。柿字谐音世、事，五个红柿子就意味着五世其昌、家和事兴。姥姥是这么大一家子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她随身收藏着这幅画，画里画外都带有深层的情感，一朝被无奈转手时更是爆发出强大的故事感染力。

红柿子的期望来自姥姥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对于王童这帮小字辈。大陆的印象是残缺的，毕竟他们成长于台湾。对姥姥来说却不一样了，他们迁到台湾是为形势所迫。身在台湾这片热土，没有生活无虞却不至于晚年潦倒，但客死他乡总归是触目惊心的几个字眼。《红柿子》巧妙地建立了老少两代人的一种情感纽带，姥姥对于大陆的思念与牵挂，影响了孙儿们的成长。关于这一要点，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更有温暖感人的情节描述。在小孩子眼里祖母与姥姥总是能带来快乐，垫板铅笔锦旗甚至学校杂事，《红柿子》用了太多细节去讲述有姥姥陪伴其乐融融的成长时光，虽然结局饱含无奈但全片却不会哀婉。这名老人思想传统，慈祥有趣还带有些严肃，对待子孙尽心尽力，她觉得只有把孩子拉扯大才是真的，自然处处护着他们。与此同时，父亲与母亲是缺席的，他们忙于解决一家的生计大事。

自传

《红柿子》的内容并非王童百分之一百的个人自传，他吸取身边三个家庭的灵感才创作而成。片中孩子名字的前两个字都是王光，王童本名王中龢（和）。中字变成了光字，正是片中那个爱画画的光和。画肖像画的一段，姥姥还认为光和要考艺术系还需努力，重量级配角刘若英亦在该段出场。王童本人从小对美术绘画感到兴趣，后来也考上了美术系，进入中影公司也是担任美工一职，他在多部影片中的美术指导设计中表现抢眼，后来得以有机会执导影片。

王司令员显然是指王童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他成为蒋介石兵败退台的牺牲者，带不了兵只能养鸡养牛蛙卖铅笔。无奈流年不利，没一样有见成效。妻子郭翔九曾是大家闺秀，落户台湾后事事操心，租房卖画只为一家的幸福。王家的困苦被父母二人肩扛了下来，生活的落魄程度从他们身上可窥见七八分。《红柿子》的中心人物是姥姥无疑，父亲母亲的位置多少显得尴尬，父亲戎马一生现在却无用武之地，他叫不清儿子的名字，会冲着孩子发火、砸烂自制收音机，看起来是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母亲忙忙碌碌，更要照顾来台湾后新生的孩子。父母能直观地理解和照顾老人家的感受，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十几口人张开的嘴巴要分去无数精力。

影片

接近三小时的片长会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不过《红柿子》讲故事的能力和整体流畅程度是不容置疑。影片的初剪版本是四小时，割舍之后依然稍嫌太长的原因是发自个人的缘故，想要说的东西太多，自然溢满。大陆一段以冷清的黑白画面来营造萧瑟浓郁的时代感，黑白镜头的再次出现是结尾院子里的红柿子树。该段落突出的颜色是红色，挂满枝头的红柿子，无人采摘。王童运用技术突出了红色，之后红色依然是影片有意主打的色调。姥姥的寿宴酒席、冯副官和奶妈的婚礼、长袍锦旗寿衣，红色的反复出现不是单纯的巧合，它们都与红柿子形成完整对照。一旦由片中人物开口反复提及忆起红柿子就显得矫情刻意，电影只能通过类似表征的红色物体来反映主题，将“红柿子”的意象贯穿环绕，不断承接延续使得《红柿子》显得充盈。

台湾电影不乏有涉及国民政府迁台的历史事件，大时代与小人物常是导演安插的视角。《红柿子》有关于大陆的真实背景，不过仅有十来分钟。人物说小不小，国民党高官，后面退为普通百姓安居生活。王童发挥个人所长，搭建了真实的老旧屋子来还原50年代的台湾眷村风貌。关于台湾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也是说得隐晦，不外乎王司令的革职、美军军官的出现、失散多年的勤务兵，结尾1957年的刘自然事件算是稍重的一笔，直接和姥姥的生命形成交叉点。对孩子们来说十年间是童年、少年到青年的蜕变时期，影片更多是由琐事拼接，被回忆缠绕。

红柿子

演员方面，成天笑呵呵、被孙子连哄带骗拉去看电影的姥姥是影片第一人物，她由被人称为陶姑妈的演员陶述来出演。当年陶述已经74岁，身骨硬朗，现在有病在身，要人照料。陶述说台词是有板有眼，与小孩子打成一片，她的欢喜演出跟出演母亲的王瑜等人被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太僵硬，缺乏引领观众进入故事氛围的演绎技巧。不过石隽等人的表演在我看来还算到位，严肃不失温和。究竟是隔离事外还是融入其中，自是见仁见智。总之，《红柿子》避开了煽情场景，留给观众冥思沉想的空间。

被历史改变的人生没有对错，结尾送葬队伍与一列行军意外相遇，恐怕是全片在红柿子挂满枝头外最叫人感慨的场景。字幕播完送葬队伍跟大兵队伍由不同方向出画，一切都结束了。不会再有牵挂着红柿子的姥姥，也告别了打来打去的战争历史。历史的反身离开是《红柿子》的中心主题，有着故土情怀的一辈人走了，剩下的空是感怀。回归台湾电影，1996年之后，带有点滴乡愁和过去未来的电影一并消亡，《红柿子》是个完整的句号。政党轮替、绿色抬头、族群分化，电影根植的土壤变质造成历史真实的缺失和遗忘。

不知道两岸的再次和解会带来什么变化，至少对于海峡这边的观众，与乡愁有关的电影没有欺诈与谎言，用生命来替换的影像永远值得信赖。【图文：http://www.mtime.com/my/moviel/blog/16007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