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日据时代的许毅生(台语“苦一生”)，当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佚，幸运地从南洋战火中逃生。他捧回同村好友的骨灰盒，却没躲过50年代的白色恐怖和迫害。他参加了政治读书会，进步组织被宪警捣毁时，他被宪警押回搜家。女儿在教室上课，不时被军警叫出去问话，妻子女儿终日惶惶不安。许毅生在宪警严刑拷打下，不堪身心受残的逼供之苦。许毅生深知好友陈政一已逃走，供出陈政一的名字，以致陈政一被捕。政一承担了一切责任，许毅生在狭窄的牢房从小小框格里，看着陈政一被军警押送走向走廊的终端。陈政一高举着“二”和“一”手指(根据《惩治叛乱条例》中第二条：“企图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惟一死刑。”政治犯都知道举“二条一”非死不可，政治犯不能交谈，只能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命运。许毅生被判无期徒刑，在台湾东部四面环海的绿岛人间黑狱囚禁16年。 因自己追求理想入狱，妻子女儿不辞辛劳到关押政治犯的绿岛来探监，许毅生考虑自己囚禁终生怕影响妻女的前途，提出与妻子离婚。孰知夫妻情深，妻子把毅生提出的离婚协议撕毁，回到家给女儿秀琴最后一次梳头发，而后饮下毒药，弹一首许毅生最爱听的乐曲，自杀身亡。秀琴孤苦伶仃挣扎在世上，她被当做叛乱家庭的子女，在社会上所受的歧视不言而喻。许毅生苟活下来，但仍不失血气和人性的良知。陈政一被拉出监牢，身躯被子弹贯穿情景，在记忆里，在梦中，历历在目，他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中，终生无法治愈。 出狱后，许毅生因愧疚而自囚于养老院12年。他对亡妻愧疚深切，一直守着身边妻子的骨灰盒。解除戒严，台湾社会完全把他遗忘。当他走在狮子林百货大楼时，想到此处曾是日据时期东本愿寺，50年代警备总司令部——囚禁政治犯的保安处。他坐车经过忠孝东路，却认知那里的青年公园是当年包括陈政一在内，无数朋友被枪决的马场町刑场。日本陆军仓库成为警总军法处，现在耸立起大饭店。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街上人声沸腾的示威游行，反对建核四电厂的示威，在电视荧屏上看到请愿人群冲撞到“总统府”和“国代”，从台上打到台下肢体冲突的镜头。 他年老体衰，心脏病发作，自觉在世来日无多。他决定搬出养老院，寻访政一的坟墓和家属，在陈政一坟墓前，跟他说声“对不起!”以求宽恕。许毅生搬去与女儿同住，已是商界名人的女婿蔡添才给他大哥大、金融卡，让他安度晚年。秀琴的丈夫热衷于政治选举，南下帮人绑椿脚时，认为选举就像做生意一样，钱花下去就好，为的是包点工程来做。秀琴指责他：“你们怎么都不知道，搞政治就是去当别人的替死鬼?”蔡添才因贿选而遭羁押搜查禁见。面对终日默默不言，一心只想要找难友下落的父亲，秀琴在检察院到家里搜查证据之后的下午，喊住身着黑衣黑裤的父亲，情绪终于爆发。她重提父亲因政治被判无期徒刑，逼母亲离婚，导致母亲自杀，自幼悲苦，秀琴责问父亲：“你为什么只想到你自己?早知道自己要为理想而活，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结婚?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许毅生面对女儿责难及对妻子的愧疚，无言以对，向供在窗下的妻子骨灰忏悔。 道义和良心使他的心灵得不到宁静，终于有一日他身裹黑西装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呢帽，拎着一个装满衣裤，做好随时可以长期外宿准备的手提箱，迈着沉重的步伐寻访曾是同狱的难友，但人事皆非。随着许毅生寻找老友的脚步，他看到一位蜗居林森南路违建区，当年专为婚丧喜庆吹萨克斯风的老兵吹起日本军歌“东亚共荣”进行曲。另一同狱难友吴教授也是因参加读书会被捕，出狱后，终日戴着耳机听反共歌曲，他以为当局在他脑子里装了一种窃听器，只要一想到有关政治事情，就会被查出来，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才跑到电线杆附近解闷，因为高压电可以扰乱电波，他所想所思不为人知。许毅生摘下他的随身听，里面正播着“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许毅生走访50年代曾穷凶极恶地抓捕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警总少校，如今退役的警总少校正和妻子在黑暗的街道上摆面摊，卖面维生。许毅生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势和对迫害者的指责，那退伍老警总少校讲：“我们只负责抓人，抓错了，或抓漏了人，就找个人头顶替他们。”许毅生听后茫然。 经过锲而不舍的查访，许毅生寻知陈政一的父母已过世，陈的妻女不知去向。他寻到陈政一被枪决的地方，又在台北市一处竹林茂密的乱坟岗里，在简陋的墓碑中看见陈政一的名字。许毅生怀着深挚的歉意，在陈政一和其他受难友坟前，点亮两百多支白蜡烛。摇曳的烛光，闪闪烁烁照亮山野，许毅生带着罪恶、悲愤、自责跪地烧冥纸，面对难友坟墓痛哭失声，30余年积压的悲苦、愤怒、罪恶、思念等情绪在一声哽咽中宣泄而出。他向陈政一亡魂跪拜、忏悔，表示“失礼”(致歉)。 许毅生祭了陈政一的亡灵，返回家中已心力交瘁。秀琴扶老父入房上床，无意中翻看桌上父亲的日记，才体会父亲多年来对老友妻女的愧歉，不禁悲从心中来，她对父亲有了进一步的谅解和尊重。秀琴望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父，眼泪不禁掉落下来。片尾，貌美的妻子、纯稚的女儿，在高远的山野间，以慢镜头的欢跃缓缓步向观众……

“有些人死了，他還活著；有些人活著，卻已經死了。”這句話如果投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有志青年身上，再貼切不過了。那些為了理想而犧牲的人成了英雄，永遠被人銘記。那些僥倖活下來的人，既要忍受內心的不安和愧疚，又無法理解後來的那個世界還是自己曾經努力奮鬥想爭取的世界嗎？

一開始，我很不理解許毅生與游仔重逢時連接兩個老人的記憶是居然是舊日本海軍的軍歌《軍艦進行曲》。後來我理解了，這是一種多麼無奈的自嘲：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一個二等公民，一個被宗主國當成炮灰的人，一個連正式軍人資格都沒有的人，尚且可以為自己的命運奮鬥；可作為一個中國人，至少是作為一個台灣人，卻連為自己的國家爭取光明的資格都沒有，只能落個家破人亡的下場。許毅生對陳政一一生的愧疚，不僅因為他對他的背叛，也有他們那一代人對曾經的選擇的反思，對所謂理想的反思。他們曾想努力改變這個世界，不曾想卻被這個世界的拋棄。

保安處內酷刑之下的慘叫聲，在外面的鶯聲燕語看來，是多麼不合時宜的存在；“如果鄭成功沒有打敗荷蘭人，我們就是荷蘭人了”，“如果二戰日本沒有戰敗，我們就是日本人了”，尊嚴在許多人眼中，遠不如活下去更重要。

對於陳政一、許毅生們來說，也許他們只是討厭屈服。

1995年的《超级大国民》，片名可能是故意取得那么像台湾周末八点档的综艺节目，用最肤浅的副词来修饰最为沉重的记忆，让那种极端的反差来形成对白色恐怖历史的痛苦审视。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豆瓣上人气最高的短评是这样说的：“如果把本片归为‘伤痕’电影的话，内地‘伤痕文学’都算是廉价品。”这个观点表述得比较绝对，但我也能揣度出这番话背后的道理。内地伤痕文学常常被诟病之处在于，它的产生离苦难本身太近，于是对“时代”的控诉远多于对自身“罪”的剖析，在普遍人性的深度挖掘与灵魂探索上显得不足。（当然也有很多作品跳出了这个怪圈，比如张炜的《古船》、张承志的《黑骏马》和铁凝的《大浴女》等等。） 个体灵魂的疼痛与挣扎是《超级大国民》着重书写的一个方向，它甚至引出了更深刻的内涵，即：反抗终于被合法化，但革命似乎越来越缺乏深度；抗争只让人看到了诉求，罪感与救赎却在群情激奋中被淡忘。许毅生从养老院出来，看到电视里播放着各种杯葛的新闻，但这位先锋竟丝毫不感到兴奋。他看到的是，有很多人带着刺，但却在对着现实乱戳，有很多人也急着让自己圆滑，把政治变成“去剪彩就拿把剪刀，去孤儿院就摸摸孩子的头”。 人类社会经历了最为痛彻心扉的沉沦之后，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对政治的演绎也不过仍然是浮于浅表的油腻。在这样的世道人心当中，老人穿梭在台北市，只是为了找一座坟。忏悔，实质上是良知意义的自我审判。所有人都向外控告、向外取巧的时候，许毅生是向内的，“超级大国民”五个字，就写在这样的背道而驰上。 另外想说的是，《超级大国民》很突出的质感在于声音，不管是配乐还是音效。这点要归功于杜笃之、范宗沛和李寿全三位天才。这三位的大名，即便你没看过《超级大国民》，也应该在其他地方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