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以主政天津的李瑞环同志为原型，讲述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木工，怎样学习理论用以改善实践，达到创新地工作，破除了“要想不放大样，除非鲁班在世”的神话，通过计算的方式替代放大样的技术创新。据说这套木工计算法，到现在还有木匠在使用。

改造世界的两条路径是，一实现事物的敏捷成长；二是冲破成长阻碍、解决问题达成目标。改进技术的目标，就是实现多快好省，即提升效率。一成不变地工作，能叫工作吗？不是道家的那种“为道日损”的世界观，是“为学日益”，重视技术，坚持技术进步就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那些幸运的人，就是早早地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确定方向的人。而人在早期其实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行钻研一行。很多人就是在彷徨于做什么中耗费了时间。

有了具体的方向就定义了自己，而有具体的实践就有了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提升效率，就需要创新。李瑞环同志的创新者特质表现在创新意识，重视理论和勤奋。

大部分人工作其实是循规蹈矩的，师父怎么教，行业的最佳实践是什么，似乎就是他们意识中的最高规则，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我们看到的创业者千篇一律地抄来抄去。而创新者就是有创新的意识，他们总是想能够多快好省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被现有的解决方法束缚住头脑。但是，当他们刚刚提出创新的方法时候，他们会立刻引来嘲笑。李瑞环同志作为创新者，能够顶得住嘲笑，首先就是目标的吸引。关注目标是什么，目标是能不能有更好地方式替代放大样？真的在乎这个目标，就不会被同行的嘲笑，同事的冷嘲热讽搞得泄气，因为不关心情绪、面子、自尊之类的东西，只关注目标，所以能够不被非议所动摇。而大部分人，对那些闲言碎语，其实是很难去抵御和平复情绪的。

冷嘲热讽倒还是小事，要想创新，还会受到来自老师傅顽固坚持传统的阻力，这个时候能不能顶得住，就是关键了，需要协调好关系，大部分的没有创新环境的，创新就此胎死腹中。

创新，不是光有主观意愿就足够的。还需要理论的加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的实践就是盲目的实践。我姐夫家葡萄园的大棚设计，容易被夏天的高温灼伤，我问，有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抬高大棚的高度。我问，能实现吗？答曰不能。我说这就是废话一句，不能实现的方法根本就不用说。所以他的最终答案是没有办法解决灼伤问题。

当你说“不可能”的时候，你的大脑就立刻停止工作。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因为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问题都有解决。把灼伤所涉及的所有方方面面都考虑进来，塑料薄膜、高度、喷淋设施、高温产生的过程等等，采取穷举的方式。从物理和化学这两个维度，提出化学制剂快速降温的设想，当然，我没有见过这种化学制剂，但是道理上说的通啊，工业领域肯定是有需要快速降温的制剂。当时他直摇头说三个字不可能。几天之后，他在葡萄种植同行的群里面看到了，这种制剂就证实了这种设想。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亲眼见到这种东西，但是你需要有这种敢于大胆，假设认为问题都有姐的哲学素养。

理论的获取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李瑞环同志也就是学个《毛选》，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互联网知识爆炸的年代各种各样的技术理论都能够找到很方便就能够学到，但为什么我们的创新能力却不如。关键还在于学用结合，学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运用去提升领悟理论。这种如饥似渴学习理论的勤奋，使得他掌握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群众运动学，让李瑞环同志从一个没文化的小木匠成为有文化的木匠，89年调京后主管宣传和统战，成为党内最为耀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学习要结合生产，看一遍不如算一遍，算一遍不如做一遍”。这个就是他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学讨巧之处，这类很多，又如：“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就像本文所提到的创新者的素养看了一遍，也仅仅是知道这个道理不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创新者，而只有有意识的去，让自己完成这种心智的改变，让这种心智的转变结合具体的实践，才能够经历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最终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创新者，拥有创新者的素质。

根据李瑞环的故事改编的。三辈与高师傅的冲突，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经验/实用主义科学与西方数理科学的冲突，但同时，影片的基调是以“群众路线”的cliche赞美了革新派与“传统”的和解。

这个建国初工程师的故事，让人想到路遥《平凡的世界》主人公一样的钻研、刻苦、不服输的精神，在这方面，可以说路遥的作品是完整地继承了社会主义工人传统的文学。相比而言，当代文学史对北岛、多多等朦胧诗的推崇，先天地假定在50-70年代存在一种“地下的”、反政治的文学，反而遮蔽了那个年代文学正统中的某些实验。这种赞美手工劳动性质的民间/传统技艺的倾向，跟毛对社会主义的个人设想、跟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理论（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都是有关系的，在路易·阿尔都塞的解读里，“劳动的社会分工统治着劳动的“纯技术的”伪分工”。因此，50-70年代的中国电影，会强调打破劳动的“社会分工”，从而暴露出这种看似是“技术分工”的“社会分工”的非自然性。在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的对立中，前者是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一部分，后者则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的必然选择。前者经由后者的掩盖，就被修饰为“必需”。让知识分子参与体力劳动（包括修十三陵水库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时让只具有民间知识、没有受过正规学科教育的农民、工人、手艺人参与技术发明和工程改良，因此成为这个时期涉及“专家”与群众两条路线争论的典型叙事。《青年鲁班》《鲁班的传说》等电影都是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