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我同桌

有一句话这样说，“苦难的经历是我们成长的财富”这样说话的人一般都是经历过苦难，且从中走了出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苦难在如今的回忆中是可以一直当作一种磨砺来对待的。苦难对于这些人来说可以是被当作炫耀的资本，因为后期他们成功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会转化为成功的基础，那些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能获得成功的人大有人在。

苦难是不是财富，这个因人而异，然然苦难就是苦难，没有人愿意去感谢它，因为亲历者却是在当时痛苦不堪，偶尔获得成功的人可以去感谢苦难，那些失败了的人呢，被苦难所击倒的人呢？我愿意相信他们并不是怯弱的，他们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

《天使与我同桌》是一部讲述苦难让人有所成就的故事，然而本片的主人公珍妮特最终获得的成功如果仅仅是苦难的使然的话，或许她并不愿意让这些成功傍身。

本片讲述的是一个叫作珍妮特的内向的女孩曲折的成长故事。童年时候的她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然而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珍妮特都不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同学们并不喜欢她，因为她的一头卷曲蓬松的头发，珍妮特在家里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关注，因为家里的小孩还有三个。没有人解决成长中所遇到的麻烦的珍妮特只能自己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期待着长大成人。

然而在成年后，甚至于找到了工作之后，珍妮特孤独的性格并没有丝毫的改观，悲剧依旧在她的成长道路中不断延续。珍妮特原本是一个教师，但却被误诊为精神分裂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长达八年。在八年的时间内，普通人可能会真的发疯，然而对于珍妮特来说安静的环境却有助于自己获得另一种方式的成长，她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写作并成功地成为了一名作家。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的珍妮特继续着自己的写作之旅，然而一切并没有因为她的努力而变得更加美好，珍妮特的写作之旅就如同她的坎坷命运一样，不断的经历着波折，不断地朝前走着，期间，她邂逅了短暂的爱情，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过客，在珍妮特的生活中并没有谁能留下痕迹。然而即使这样，珍妮特的写作事业却越发地进步了。但这真的是她所追求的吗？

《天使与我同桌》这是一部非常打动人的温馨故事，同时也是彰显出来了另一种冰冷的故事，珍妮特的故事之所以被人所记住的原因在于她获得了成功，珍妮特将苦难书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并最终成为了一个作家，然而那些没有办法书写自己的苦难的人呢？作家毕竟是少数，而那些多数的人依旧能获得关注吗？这是一个问题。

珍妮特如果不能获得成功，那么她的写作还有意义吗，那么她的人生还会被人铭记吗？我们所宣扬的苦难给予人成长，或者说成长中应该感谢苦难。这些话可以从任何成功人士的嘴里说出，然而这个世界上成功人士是大多数吗？当然不是，那些失败了的人，那些没有经历过成功的人，他们应该怎样描述自己的一生呢？

苦难并不是成功之后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也不是在失败时候催人奋进的动力源泉，苦难就是苦难，苦难需要的是安慰，苦难需要的是理解，苦难并不需要将他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将苦难转化为动力而去美化任何一个人的苦难经历，苦难就是苦难，如果有的选，没有人愿意去经历苦难。

珍妮特想要的是一个被人关注且被人需要的生活，然而她处处碰壁，她总是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交给那些对自己施舍一丁点善意的人，即使这种善意却总是匆匆。然而珍妮特依旧是用自己最大的爱去回馈这些善意。究其原因，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总是那个被忽视了的人。

或许珍妮特的故事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努力生活者的形象，但是个人都会有痛处，当这些努力幻化为一种成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然而珍妮特的故事如果不是一个安慰奖作为结尾，那么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太需要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但却经历了苦难的人们予以同情了，因为成功者已然用成功来获得了瞩目，而那些失败者却不曾拥有。

如果珍妮特真的患上了精神疾病，如果她在医院并没有学会写作，如果写作屡试屡败，如果……珍妮特依旧是珍妮特，如果有的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被很多人关注，一定会选择在自己的成长中做一个普通人，作家并不是她的最终目的，她要的只是爱和关怀，如果有的选，没人会拒绝？

……

你好，再见

去年因《幸福的拉扎罗》红极一时的意大利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在她的CC标准收藏TOP 10榜单中选到了一部新西兰电影——《天使与我同桌》。阿莉切说这部片子让人感觉自己“参与进了故事的讲述中”，它带来的愉悦“就像人置身水中任由水波流淌”。无独有偶，瓦尔达奶奶前年在CC淘碟，也选中了这部作品。

1990年上映的《天使与我同桌》是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的作品，曾获得第4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Grand Jury Prize）。坎皮恩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获得1993年戛纳金棕榈的《钢琴课》（至今她仍是戛纳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至于还记得《天使与我同桌》的人就不多了。

《天使与我同桌》讲述的是新西兰著名女作家珍妮特·弗蕾姆（Janet Frame，1924-2004，台译“珍奈·法兰姆”）前半生的故事，根据作家的同名自传集改编。珍妮特不仅著有许多小说和诗歌，她的特殊履历还包括青年时期进入精神病院，甚至是自愿在其中生活，且有8年之久。和《飞越疯人院》或者《囚》相似的是，可以预见本片将会带给你的压抑；但不同的是，本片的主角，是一名长相不甚好看、生性敏感害羞、沉浸在文字世界的女人。这个“疯女”人遭遇了什么？“天使”指的又是谁？

跟随影片中的身影或许就有解答。今次，小把戏制作了《天使与我同桌》的新字幕，可在文末获取；我们还翻译了电影原作《天使与我同桌》自传集的导言，正是由导演简·坎皮恩撰写。文章记述了导演拍摄本片的缘起，以及和作家本人相会的经过。

珍妮特·弗蕾姆的第一本小说《猫头鹰真的哭泣》（Owls Do Cry）出版后在新西兰引起了轰动。一些人将它誉为是这个国家亟待已久的首部伟大“杰作”，另一些人则讨厌书中斜体字的内心独白，并批评它太过新潮、“过于忧愁”。不过对我来说，当我在14岁读到它时——和小说中的人物达芙妮一样的年纪，那个死亡之屋里的达芙妮，她幽暗、意味深长的歌声就捕获了我的心。

天还早的时候，起初是鸟儿飞来，还有云中鸣叫的鹪鹩，它就像诗中的孩子般歌唱着，放下你的风笛，你幸福的风笛。[1]这里生长着豆荚花和豆绿色葱翠的草，滋生了成团的飞虫，晃晃悠悠地撞击着高地。

这是珍妮特为达芙妮勾勒出的内在世界，充沛着想象力的宝藏。不仅如此，珍妮特也在我心中，甚至可能在所有敏感的青春少女心中确证了这样的世界。我们被赋予一种声音：她是诗化、有力且命中注定的，她是一首美丽而神秘的灵魂之歌。

14岁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生活真折磨人。还记得坐在自己的床上，靠着白色的塑料床头板，朦胧的白纱床罩，搭配着绣玫瑰花纹的窗帘铺展在我面前。我的房间没有一丁点儿我所梦想的浪漫情调，没有我想象中像林中薄雾一样悬浮在绿色地毯上的床罩和窗帘。床罩和窗帘反而是电暖片的火患，是一种屈辱，是我致力于将它们浪漫化却最终失败的证明。不过，在我无法成功营造氛围的地方，珍妮特却出色地做到了，这让我非常欢喜。

《猫头鹰真的哭泣》是实验性的，书中内容部分源于珍妮特亲历的事件，包括有8年时间，她断断续续在精神疗养院中度过的经历。这激起了不少关于她真实人生的传闻和负面印象。有些人相信她仍在疗养院中，可能还做了前额脑叶切除手术，她被当作是一个被精神病毁灭的悲催天才。另有些人则推测，她已改名换姓移居海外。

大部分周末我一家都会在普利莫顿的海滨公寓中度过，驱车前往那里的途中会经过臭名昭著的疯人院——波里鲁瓦医院。

“珍妮特·弗蕾姆在波里鲁瓦吗？”当我盯着这些被奇形怪状的大果柏围绕，像监狱一样死气沉沉的房子时，我会这么问。

“不，不是波里鲁瓦。”

“那在哪儿呢？”

“她在‘太阳恩光’（Sunnyside）。”

“太阳恩光？他们管精神病院叫‘恩光’？她还在那儿吗？”

我边看边想。

我带着钦佩、怜悯和恐惧来看待她的生活。做人不寻常在新西兰社会中是一个污名，“发疯了”则是不可补救的羞辱。

15年后，我不幸要经常光顾波里鲁瓦医院的K2病房。因为我的母亲多次要去那里寻求一点解脱，以摆脱她晚年因抑郁而无法克服的恐惧和苍凉无望。就这样，我踏上了珍妮特·弗蕾姆的领地——跨过了马克思横在走廊里的假腿，还推开了一个彳亍走向我母亲的老头儿，在休息室里，他带着惊人的企图把手放在她的扶手上，问：“伊蒂斯，我要是想在你的房里睡，得花多少钱？”

母亲毫不担心地说：“麦克，我告诉过你，我可不会和你谈钱。”

1963年，珍妮特·弗蕾姆回到了新西兰，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萦绕其生活的闲言碎语，她决定写下实情。正因如此，她写下了三卷本的自传，并以《天使与我同桌》这个标题将它们收录成集。这是我读到过的最美妙的声音之一，最动人的书籍之一，也是新西兰作家最好的作品之一。

她做到了写作中的极难之事，她找到了一种极其自然的声音，就像这些不是被写下来的，而是一直在那里一样。她没有犹豫；“珍妮特·弗蕾姆”诞生了，我们伴随着她一起长大。珍妮特所做的，比澄清对她个人经历的误判要多得多：她诉说了她全部的人生，这既意外地令人着迷，又充满悲剧色彩。除了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的那些年之外，我并不知晓她的两个姐妹在从未提及过的事故中不幸溺亡，我也不曾意识到小说家弗兰克·萨吉森（Frank Sargeson）在她的生命中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他提供给她栖身之所并教导她写作谋生。随后第三卷中的乐事是关于她的爱情故事，一桩发生在伊维萨岛上，另一桩是和一个穿双色鞋的西班牙男人。

珍妮特的独特才能，以及那些能成就她杰作的品质，或许正是在于她通过暴露自己的脆弱表现出一种深刻和率真；以及她冷静又正值地书写痛苦和屈辱，乃至就像是在书写自己的成功一样。她使我毫无防备。没有人要求我赞扬珍妮特，但我仍了解她的点点滴滴，并且爱戴她。

1982年的时候，母亲把弗蕾姆自传集的第一册寄给了身在悉尼的我，当时我正在澳洲广播电视电影学校学习电影。这书刚刚出版，在澳大利亚还买不到。第一次翻开《猫头鹰真的哭泣》的14年后，我再一次坐在自己的床上，再一次阅读珍妮特·弗蕾姆，这一次我读的就是自传集《天使与我同桌》的第一卷。这一次，我已经不再对卧室的情调有任何企图。我的床垫就铺在一块由四个牛奶瓦楞纸箱支撑起来的木板上，也没有什么床头垫和床罩。

我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珍妮特的书对我有巨大的影响。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啜泣。就像她重重地对着我胸口一拳。但打动我的不仅仅是珍妮特的人生，在阅读中我也重新经历了我的童年：在断层峡谷中探险，在蔬菜盒子做的篷车里玩很久“开拓者”游戏，在街角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纪念公园玩绕圈球，还有在玛格丽特女王学院舞会被杰弗瑞·贝尔德抛弃的羞耻——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三周前甩掉他的罪有应得。

在悉尼的那个周末，我躺在床上，浮现出一个念头：要尽可能向更多人分享这种独特经验。我没想着我会帮到这本书，只是觉得电视剧可能会有利于更广泛地分享她的作品。于是，那一年晚些时候，我动身去找珍妮特·弗蕾姆。

1982年的12月24日，我见到了她。回新西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开母亲的车到莱文，向珍妮特讯问她自传版权的事儿。当时我28岁，我的教母玛嘉·戈登认识珍妮特，她给了我地址并安排了这场会面。

莱文是一个平淡、简单又整洁的城镇，每一座砖房或木屋都是同样的大小和样式。从这些房子中，通过前院里没有修剪过的金黄色草地，还有放在房子外用来隔音的额外一层砖墙，很容易辨认出珍妮特的家。屋子看起来空荡荡的，像是被遗弃了。珍妮特应门的时候我几乎吓了一跳。我们都很紧张。我本给她带了一些新鲜鸡蛋，不过却在一个转角急刹车的时候把它们打碎了。我想向她解释我差点出了意外，但我还没说完，珍妮特就焦虑起来。

“出意外？噢亲爱的，你没事吧？”

“不，不是我，是鸡蛋。”

我越绕越深。

“什么鸡蛋？”

（因为并没有鸡蛋；它们全打坏了。）

最终我们不再谈论车和鸡蛋还有意外，我跟她说了我有多么喜欢《致岛国》[2]。

珍妮特跟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她自由、更有生气和活力。她诙谐风趣，同时思维缜密。珍妮特的举止不落俗套，她也不在乎自己的衣着和外表。

我还记得她的屋子有点杂乱，碟子乱放在厨房里，洗手间也没有门，只有一个帘子替代。她还有一只好看的白色波斯猫，我们都非常喜欢它。过后，她带我穿过屋子，给我看她工作的地方。她把每一个房间，甚至是房间的每一个部分都归给一部正在写作中的书。房间被挂着的帘子隔开，就像在医院病房里为了医生巡诊或者保护患者隐私的帘子一样。这可能是受20多岁时进出精神病院的艰难日子影响，才得出的办法。在她最终要写作的桌上，放着一对耳罩。

“我受不了任何声音，”她解释道，“两层墙都没有用，这样我可得搬家了。”

我们坐下以后我先看了看表，因为我曾被告诫，不要在这儿待超过一个小时。

珍妮特和蔼又实在地建议我先等到读完后两卷自传再谈版权的事，看看我是否会和《致岛国》一样中意它们，后两卷预计要在1983年和1984年面世。在这之前，她不会对别人出售书的版权。她说她喜欢胆大妄为，这让我满心希望，尽管我还是一个学生。珍妮特看电影的品味比我老道得多，她跟我讨论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并说她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强烈气氛。

忽然间外面如电光霹雳，我们听见附近像有来福枪响。

“看来圣诞精灵来早了。”珍妮特说。

我们一边笑一边听见更多枪响。

“圣诞节你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我问。

“当然，圣诞节我要和几个非常要好的老朋友聚聚，”我们一边走到前门，她一边回答，“我要和勃朗特姐妹艾米莉和夏洛特一起过节。”

两年后我再一次拜访她，这次是和我的朋友兼制片人布里奇特·伊金（Bridget Ikin）一起。我们和珍妮特在她称之为餐厅的地方喝了茶，不过这里可没有放桌子，这里只有一张床，套着粉色的灯芯绒床罩。珍妮特和我们分别坐在床两边的椅子上，三个人都把茶杯小心地搁在膝盖上。当时气氛很愉快，没一会儿我就觉得我们仨就像是到医院去给谁探病，只不过病人不在，好似我们是太懂礼貌不好意思说破、要么我们都是达达主义者，故意不去提这茬儿。

我最后一次见到珍妮特，是我们一起拍电影的时候。两位制片人约翰·梅纳德（John Maynard）和伊金，邀请她到奥克兰来我们的剧组探班。于是，珍妮特和我的教母玛嘉从莱文市结伴而来，玛嘉还在影片中露了脸。

在片场，珍妮特找了一张椅子正对着摄影棚坐下，她观察着我们拍摄、观察着我，而我也观察着她，我真感激她的关怀并给予我施展拳脚的机会。她并不想控制这里，不仅在那时，包括在之后适应劳拉·琼斯（Laura Jones）剧本的漫长过程中，她几乎都不曾指指点点或者要求改动。在一周的时间里，珍妮特越坐越近，直到周五——她在剧组的最后一天，她坐到了一张沙发上，那是拍在奥马鲁的弗蕾姆一家时用的电影道具。她拿着粉色页的通告单，上面印的电影圈行话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词汇：“杀青”、“通告”、“现场道具”和“上胶片匣”——她慢慢地发音吐字把它们读出来，就好像在品味这些新奇的东西。

珍妮特来的这一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珍贵的，梅纳德用一张有4个珍妮特的照片来纪念这段时光，照片上有童年珍妮特，少年珍妮特，凯莉·福克斯（Kerry Fox）饰演的珍妮特，还有珍妮特本尊。

我常常会苦恼，人们到底为何会喜欢我的电影《天使与我同桌》。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反响是我此前及此后的作品都不曾有过的。放映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部这么长的电影是如何为人们所接受。一个优雅高大的意大利女人坐在我的边上，她的肤色晒得就像煎好的培根，还穿着高跟凉鞋和一席修长贴身的晚礼服。她可不会令人联想到什么蓬乱红发、灰头土脸的新西兰人。我直挺挺地坐着，生怕看到她在旁边打哈欠。电影接近尾声时，她抓住我的手用意大利语小声说：“可怜，太可怜了。”[3]我心想：“这片子就这么没药救吗？”一边转过去看她，只见她泪流满面。她非常渴望知道，珍妮特的结局是否安好。随后主创上台时，这位优雅的陌生人拥抱了我，我被轻吻脸颊的时候还沾上了她的泪水。“太棒了！太美了！”她几乎大声地吼道。

这不是那一届最好的电影，但却是最受爱戴的。当《天使》被授予二奖银狮奖时，人们阻止评审团主席公布金狮奖得主。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人们反复颂着：“天使！天使！天使！……”

除我以外在场唯一见证影片成功的新西兰人，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销售代理。他早先就因为需要另付高价费用，跟我确认过不要叫酒店的客房服务。他还让我不要幻想我们的意大利经销商罗伯托·齐库托（Roberto Cicutto）会和我调情，因为他是一个同志。尽管如此，他也是这部电影的救星，是他让这部电视剧最终成为电影，又让这部电影第一时间亮相电影节。

拍完《天使》后我再没见过珍妮特·弗蕾姆。我们的生命并没有交集，但我对珍妮特，她的天赋以及她对文学献身的理解，仍然影响着我。我曾觉得她是孤独的，但如今我不这么看，她只是活在一个特殊的、近乎神圣的国度，从而远离丈夫、孩子和狭隘的社交圈等等这些世俗的需求和习惯。

2003年，在珍妮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已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面临着死亡。我读在一篇报道上读到她说自己的死亡是一场历险，“而我总是享受历险”。爱历险的小妮妮，生虫又能干的红发女孩。对一个诗意灵魂来说，没有什么伪装比这更好的了。

我后悔在她过世前没有写信给她，那时她仍会接收慰问和感谢信，有些信的地址只写了“珍妮特·弗蕾姆，新西兰”。这篇导言就是我对珍妮特的追悼信，致永远的珍妮特，你已成为神话，出了名的害羞，但仍与任何阅读这本书的人分享你的人生。

简·坎皮恩 2007［4］

注释

[1] 本段是小说中达芙妮所唱之歌，此句"Drop thy pipe / thy happy pipe"出自威廉·布莱克诗歌《天真之歌》序曲(Introduction to the Songs of Innocence)，由一个在云中的孩子唱出。

[2] 珍妮特·弗蕾姆三部自传分别为《致岛国》（To the Island），《天使与我同桌》（An Angel at My Table）及《镜子城的使者》（The Envoy from the Mirror City）。亦有台版译作译为《岛国天使》，《伏案天使》和《幻镜天使》。故电影的副标题为三部曲，章节名则分别对应三卷标题。

[3] 原文为意大利语“Poverina, poverina”，即poor thing。导演本以为是在说电影太烂，其实是指可怜的主人公。

[4] 上文根据Virago出版社《An Angel at My Table: The Complete Autobiography》中的导读译出，由简·坎皮恩写于2007年。原文没有标题，本篇标题取自2008年由《卫报》发布的该文的另一版本，题为《In search of Janet Frame》。

关于新字幕

本片原有OCR中字质量堪忧，16年曾有修订过。由于《天使》不仅和珍妮特的自传文本很有强的联系，片中还有大量英语文学著名的诗篇，包括莎士比亚、雪莱、丁尼生、叶芝、奥登等等。故小把戏再次修订了《天使》的字幕，订正了此前的错误，诗歌的翻译大多数都参考了名家译本，并增加了注释和少量特效。

珍妮特一家有7口人，人比较多，有的还有昵称，为了避免混淆，小把戏在公众号中附了珍妮特一家简介。影片中出现过的诗歌和译文出处，也一并附上。

获取字幕：

请戳——小把戏去冲浪 公众号

其他渠道——Sub HD & 伪·射手

——首发于公众号 小把戏去冲浪——

An Angel at My Table

评价人数不足

Frame, Janet / 2010 / little brown

珍的外貌平庸,一头醒目的红色蓬松卷发和一口烂牙是她的成长标志,内心极敏感，对语言极有感受力,幼年多波折的环境使她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对于表达自己和追求自己所想要的总是畏缩。在她一出生,与她血脉相连的双胞胎天折,是亲密感被剥夺的开始。之后两位姊妹的意外死亡,都令他的精神状态遭受打击。

外表上的缺陷,在她面对渴望被爱与异性的认同时深深退缩。即便如此,她仍希望自己的外表能受到肯定,就像是她的书第一次出版时,她十分在意书中没有她的照片,希望能藉此让自己的外表得到一些肯定与接纳。

总是在压抑自我需求,她在动作上的表现是拘促不安的,尤其是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收到出版商愿意帮他出书的通知),情绪已经提到最高点,若是真情流露,她可对眼前的异性有一些身体接触,如拥抱,但这时她却有种手脚不知该往哪儿摆的窘态。

在死亡的剥夺,和性与爱的渴求中徘徊，写作成了她与外界沟通唯一的通路。他在幼年时期写作能力受到肯定之后,便因此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源(如得到图书馆的免费证),这是她在家族中出众的开始。 接触了美丽而富想象的文学世界,是她失落现实生活的救赎,就如同她第一次意外失去姊姊之时,她体会到了朦胧中有她的情境。文学灌溉了她的人生观,却让她不同于当代或是周遭的人,如她听到二次大战结束的代价是几十万的日本人的生命时,旁人欣喜若狂举杯庆祝,她却有近似于歇斯底里的伤感。当她在英国受到一位当地男子的照顾,拘谨的他告诉她小心黑人,她回答她不赞成以肤色来判定人的好坏。想要撤去标签与界限是她与当时环境明显的差异性, 总是希望能在狭隘的现实中寻找另一条出路,这令她在文学上有杰出的表现,但也是造成她内心矛盾痛苦的原因,能学会真实地肯定自我,才是她解救自己的完成。

珍是两代的中产阶级家庭,家中子女数众多经济拮据，父母对子女时有疏忽照顾的情况,如一次出游,一直到回家看照片时才发现 其中一位姊妹失踪,后得知其溺死的消息。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感,总有突如其来的死亡阴影。因此他们只能在幻想与现实中挣扎,小时候会在午夜森林中学着格林童话中『飞舞的十二公主』,想象自己身在其中。然而挣扎的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渐转向现实的一方——除了珍以外。

在整个家庭的结构上,家人间的界线纠缠不明,其中成员因着过分强调归属感而必须放弃自主性,阻碍了自发探索和对问题主宰的能力。在如此环境中长大的珍,一再面临自我选择的痛苦。家人对于她放弃教书感到十分不谅解,直问那妳生活怎么办?那爸妈怎么办? 以及当患有癫痫的哥哥可以去从军时,父母兴高采烈地欢呼,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却无视于在一旁的哥哥脸上的不安与惶恐。而后他因此疾而找不到工作时,姊妹语带嘲讽地隐喻他赚不到钱。这些都让一旁的珍感受到痛苦失落与无奈。

整个家庭是表面上是连结紧密的,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去了解彼此内在的需要。 其封闭的状态有如当时社会的缩影。如对性的态度完全回避与忽视或者是严厉的惩罚。童年时代,珍从好友波比口中初闻性事,之后两人在丛林中偷窥双方兄姐做爱。不知问题严重性的她居然直接在餐桌上说出来,换来暴跳如雷的父亲及一顿毒打,并且严厉禁止她与波比来往。珍形容自己母亲是一位基督迷,在她面对珍第一次月事来时,匆匆的教她怎么做然后说你15岁才来必须感恩随即离开,完全无视珍的不安与疑问。母亲在家中如牛马般不停付出,连喘息一刻都觉得罪恶，整个家庭在僵化的框框中打转。

在得知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家人第一次去查书当发现不会好了(当时书上是这么写),只能勉强挤出笑容而无言以对。当她住院的八年中,最后会一度决定进行大脑前额叶切除的手术,是因为有母亲签下的同意书。 整个家庭对珍的病情与需要无知的状态下,只能任由她受折磨。出院后她仍持续写作,当她的书被出版,那位老作家便为他申请国外留学补助金。当全家来接她回家时,全身正装的父亲对于上半生裸露的作家(他一直都是如此)表现出强烈不友善的态度,气氛一片尴尬。这些片段都充分表现了家庭气氛与珍内心的冲突,因此她压抑内心的真实的需要而无法表达。如对性与爱的需求,片中她有一段自述“我希望如她般神秘,促使男人来探索,但我已阻绝出入口,自觉冷感如木块”。

总括而言,珍的家庭的确与她后来一连串的行为因应与失落相关, 因她与家人有着差异而成了家庭中的代罪羔羊,她在家族中是与众不同的,不论在外表上或者是能力与思考上。其他姊妹都是像这家庭模塑出来的产物——保守而现实。她的身上带着家庭的影子和她的理想世界, 两者的冲突令她感到不知所措。整个家庭的互动过程,胁迫比沟通来的多,发展出刻板角色的个体和僵硬的认同,因此在压抑当中使人际关系渐渐退缩,显现出某程度的社会隔离和自我忽略。

本片的背景是一次大战后的纽西兰,仍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中,承袭其保守又拘谨的风气。自童年时代即被标签为问题家庭儿童的珍, 在学校常是公然在同学面前被师长羞辱的,她甚至为了讨好偷爸爸的钱买糖分送给同学,被发现后不仅受罚,更遭到同侪歧视的眼光。然而她也遇到愿与她分享的好朋友,也让她第一次听到关于性的事情,当被发现后被禁止来往,再一次强迫分离。而她的写作才华也在这时候被一位异性的老师发现,并且鼓励她,这令她开启了文学之门-她心中最美好的一片园地,也是她能够肯定自我的唯一管道。

而在青春期,她开始对性与异性产生好奇与向往,然而她的外表以及退缩的性格令她只能安于总是讨论思想及文学等团体之中。在她出外求学时期,一方面必须独立面对陌生的人际关系,这令她感到挫折和无力,只能在一旁看着众人欢愉的气氛。 总在寻求让自己支持下去的答案的她,觉得生命有太多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她只能佯装自己不孤独,佯装教学是她毕生的愿望,直到所有的压抑与无解在她试教时爆发,几乎濒临死亡的她,终于有了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当个作家。

另一方面,长年渴望爱而得不到慰藉满足的她,对于心理学讲师情有独钟,甚至因为他认为她需要住院,她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个病人, 一直到进了医院的门才发现是精神科,但她了选择默默的接受。在医院中,其他精神病患的举止令她感到惊慌失措,更是怀疑自己是否属于这个世界。直到她另外一位姊妹再度意外死亡,那位心理学讲师建议他去看另一位医生,说是有新式疗法,而她也依从了。展开她八年漫长的住院生涯,接受将近八百次的电击疗法,最后还差一点被施以大脑前额叶切除的手术,直到她写的书出版且得了奖,才有了出院的机会。

在异国的生活之中,新的经历与爱情让她开始得以释放自己,与原来的环境分离,真正尝到性与被爱的美好,也尝受并认清之后分离的巨大失落与苦痛。 流产后,她开始想再扮演求救者,自愿住进当地的精神病院,某种程度上她竟觉得那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直至当地的医生告诉她,她没有精神病,之前完全是误判。起初听到自己不是精神病患的事实,竟觉得比误判更可怕。 在傍徨不安的过程中,她寻求深层的心理治疗,在此,她仍希望医生能告诉她怎么做,而医师则告诉她“当你不要,就说不”。并且拒绝对她的作品作肯定,认为那是出版商和作者的职责而非他。

成名之后,接到了父亲意外死亡的恶讯,自觉在外已无任何目标可追求的她,决定返家。

当她重新整理一切,渐渐寻回从前失落的自我以及自己的答案后。 从山坡下来了陌生记者,希望能为她拍照,而她开始接受这样的陌生,虽然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 但, 终究是开始了——她的另一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