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个作家参与政治尤其是政变还支持了法西斯，后悔药有吗？注定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男主乌纳穆诺出生在一个中等商人家庭，是少数民族巴斯克人。16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哲学系和文学系，后长期任教于萨拉曼卡大学并出任该校校长。乌纳穆诺曾因反对独裁统治于1924年被流放，后逃亡法国。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立宪议会议员、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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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上海书评》，by范晔

1936年10月12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一开始并未准备发言。

三十六年前，恰好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任命为建校于1218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后来因政治原因被政府免职。1924年被选为副校长，又因抨击国王阿丰索十三世及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而遭免职和流放。到共和国时期重返校长职位，但他又渐渐对总统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任上的土地、宗教政策感到失望，因而在内战爆发初期一度支持佛朗哥的国民军，被阿萨尼亚下令解职但随即被佛朗哥政府复职。1936年的开学典礼上，七十二岁的乌纳穆诺再次希望幻灭，悔不该当初支持如今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就在月初，乌纳穆诺刚刚面见了佛朗哥，为身陷囹圄的好友、门生求情而未果。他还不知道，十天后他昔日的学生、格拉纳达大学校长萨尔瓦多·比拉·埃尔南德斯（Salvador Vila Hernández）将被枪杀，就在同年8月诗人洛尔迦被害处不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校长乌纳穆诺衣兜里没有发言稿，只有一位女士求他斡旋营救自己丈夫的信件。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读者已经从《生命的悲剧意识》了解到他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思想家，从《迷雾》或《殉教者“好人”圣曼努埃尔》了解到他是西班牙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纪念西班牙内战爆发八十周年的今天，或许仍有必要听听乌纳穆诺最后一次公开讲演的声音。

那一年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同列的还有佛朗哥的夫人卡门·波罗（Carmen Polo de Franco）、萨拉曼卡主教等政要，以及独眼独臂的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Astray）将军——他将因为这一天与乌纳穆诺的对峙而史上留名。那一天是10月12日，也是纪念“发现”美洲的“民族日”，如今西班牙的国庆日。听到有人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作“西班牙身上的毒瘤”，乌纳穆诺终于起身发言：

……我知道你们在期待我讲话，因为你们了解我，知道我不会在这种时刻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候会被理解为默认。……主教先生是加泰罗尼亚人，而正是他教导你们基督的教义，那是你们不懂得的；我是巴斯克人，而我一生都在教导你们西班牙语，那是你们没学会的。真正的帝国（语言）是西班牙语，那也是黎刹所说的语言，和杀死他的刽子手所说的语言一样……

乌纳穆诺的话被听众激烈的反应打断。愤怒的米连-阿斯特赖将军用他幸存的独臂猛敲桌子要求发言——真正激怒他的是乌纳穆诺提到了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名字，而米连-阿斯特赖在军中的功业正是从十七岁时赴菲律宾镇压他加禄人的独立运动起始。据说米连-阿斯特赖将军就在此时喊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知识分子去死！”以及“死亡万岁！”

将军按当时风行的套路向群众呼喊：“西班牙！”

听众山呼回应：“独一！”

将军再喊：“西班牙！”

听众回应：“伟大！”

将军三呼：“西班牙！”

听众回应：“自由！”

就在长枪党人纷纷向墙上悬挂的佛朗哥像致举手礼，台下一片群情汹涌之际，校长乌纳穆诺继续他的讲话：

我刚刚听见有人喊：死亡万岁！我毕生都在创造悖论而惹恼那些不理解的人，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所喊的是一个荒谬可厌的悖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是个战争中负伤的残疾人。塞万提斯也是。不幸的是我们如今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残疾人，今后还会更多，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一想到会由米连-阿斯特赖将军这样的人来指导民众的心理就十分痛苦。一个缺乏塞万提斯那样伟大精神的残疾人将乐于看到身边遍布残疾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想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他想看到的是一个残疾的西班牙……

这里是知识的圣殿而我正是她的大祭司。你们在亵渎她的圣所。

这位校长化用了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位曾把堂吉诃德视为西班牙基督的作家宣告：“我永远是我祖国的先知。”随后便是那句被无数次征引的名言：

你们能以力压服，却不能令人心服（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

听到这里，听众中已经有不止一位军官在伸手掏枪。事态一触即发之际，据说是佛朗哥夫人卡门女士主动要求乌纳穆诺校长挽起自己的手臂，陪他安全离场。乌纳穆诺在一片嘘声中回到自己的住所，数天后收到了被解除校长职务的公文，——曾一度力促他申请诺贝尔奖的教授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从此被监视软禁，直到两个多月后去世，死在西班牙灾难之年的最后一天。昔年曾为“西班牙欧洲化还是欧洲西班牙化”与乌纳穆诺激烈论争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得悉他的死讯后写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乌纳穆诺的声音一直在西班牙回响。如今这声音永远沉寂，我担心我们的国家将进入可怕的沉默时代。”

乌纳穆诺最后一次演讲完离场

乌纳穆诺在1928年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既反对这个，也反对那个》（Contra esto y aquello），被后世评论者视作作家自身的写照，认为他“思想中充满矛盾”，无论国王、独裁者或共和国，无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曾加以抨击。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Javier Cercas）说自己有一次酒后与朋友狂想完美社会的蓝图，最后一致认为，理想的社会中至少要有三个人：智者，医者，说不的人。智者传授生之道，医者传授死之道，而说不的人则负责在决定社会前途的关键时刻，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有勇气说不。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出于任何利益或虚荣心作祟，只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且言行一致。塞尔卡斯说这就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加缪的反抗者，卡夫卡式的主人公。说不的人，代表着知识人的尊严。我想乌纳穆诺也可以加入这个序列。

看完了电影，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下观后感，理清一下自己的情绪。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主要有两种感受。一种是主人公无力的抗争，这也是电影，大部分时间在讲述的。作为一位姿势分子，作为在西班牙文坛享有盛誉的人，在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却显得十分无力。这种无力感脆弱感来的非常真实。 第2种是主人公最后的高光时刻，也就是面对长枪党军人的演讲。虽然演讲内容十分的格式化，没有新意，但也足够令人感动。，这个时候电影的主题就真正显现了，即表现知识分子的良心，即表现，笔杆子的力量。 然而回归到现实当中，情境却要复杂得多，电影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表现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与良知。情绪渲染，也似乎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的挣扎是对的。然而回归到现实当中，挣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各种主义，各种学派，各种思想吗？是但也不是。各种主义都是实现最终目的的手段。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正义，为了良知，为了生命。然而现实世界是非常残酷的，它并不是按照这样完整的一套按照知识分子设想的程序运行的。 面对不公，杀戮，仅仅是靠写几篇文章，发表几次演讲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毫无用处的。面对邪恶，我们往往无能为力，甚至不敢与其正面对决。如果一场演讲真的能够唤醒千千万万的人，那么牺牲我的生命，何尝不可。但是明明有更好的方法，与邪恶妥协，并在适当的时候揭露他的真面目，倘若有无出头之日，那就尽力把损失降到最小。仅仅为了什么主义而去前仆后继是不知道的，人不应该为主义服务，主义只是人的意志形态罢了。

鲁迅所处的也正是乌纳穆诺的时代，一个要么服从弗朗哥，要么服从斯大林的时代。

他们都知道，弗朗哥有弗朗哥的问题，但是斯大林的问题却一点也不小。

在鲁迅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如果革命胜利了， 自己最好的结果就是感恩涕零地穿着红背心去上海扫马路。他还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连忙摇头摆手”那不会、那不会“，鲁迅大笑道”你太书生意气“。

纵使知道日后没有好下场， 鲁迅也没有停止反对正在施暴的当权者。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批判弗朗哥， 或者是在弗朗哥的统治下咒骂斯大林，这都不困难。鲁迅的选择是谁当权反对谁，这要是没有几根硬骨头，怕是断断做不到的。

与他人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站在一派的立场上去反对另一派，而是站在弱者、公理和良知的角度，去反对压迫、奴役和不公正。

这就注定，像他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注定是要批判当权者的。

而对于这一点，毛主席最清楚。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死着的鲁迅，才会是那个盟主和主将，才会是那个”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马列主义战士。

鲁迅的晚年还算有租界可以容身，但是乌纳穆诺却是已经下不得这艘贼船。所以他才会奋力高呼

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你们能让人屈服，却不能让心信服）。

真理是不能证明的，真理也不应该被证明，真理只在心中永存。

今晚，看了2019年的西班牙电影《战争未了》。它获得了第43届西班牙戈雅奖最佳影片的提名。

每个人看电影都有目的。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我希望得到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普及。它的确做到了。导演同时展开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关于作家乌纳穆诺在内战中的摇摆与痛苦，另外一条是佛朗哥将军在军阀乱象中脱颖而出的过程。

乌纳穆诺是当年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曾差点获得诺贝尔奖。与海明威等外国人不同的是，这位大作家深谙西班牙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错综复杂。这让他在“站队”时左右不决，但每次做出决定的时候，都满腔正义，高贵而凛然。这位西班牙的良心，最终被佛朗哥软禁而死。一位哲学家对此哀叹：“我担心我们的国家将进入可怕的沉默时代。”这个评语的重要性在于，它指明了：观点不重要（哪怕是错误的观点），重要的是人们能表达观点的社会氛围。我想，即使放在今天，警世恒言仍然有效。

很久之前，我对弗朗哥的理解是单向度的：一位右翼的、亲近法西斯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但如果放在当时的情景下看，这可能是这位小个子军人的标签之一。在这部电影里，佛朗哥与乌纳穆诺有一场对话。乌抗议佛的右翼铁腕。佛则对乌说：“我们是仁慈的，至少允许他们死前忏悔，让他们有机会上天堂。可他们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们。”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班牙内战本质是一场国际较量。各国各种势力都渗透其中。这一点，很像后来的朝鲜战争。只不过炮弹落在了西班牙土地上而已。从头到尾，即使在双方各自的内部，意识形态的争斗从没停止过。在战场上，双方则都表现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内讧较少的一方——佛朗哥——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这方面，看看海明威的论述就可以略见一斑。

电影的结尾，描述了乌纳穆诺一生的高光时刻。面对行纳粹礼的长枪党党徒们，他慷慨陈词，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心。如果在别的强国，臭老九被当场打倒，几乎是必然的。但电影忠实地再现了史实：在极端分子们掏枪行凶之际，恰恰是佛朗哥夫人伸出手，护送乌纳穆诺平安回到了家。尽管在此之后，他被软禁至死。

二战之后，佛朗哥政权并未随德意纳粹覆灭，而是一直执政到了20世纪70年代，并获得了国际的普遍承认。有着“非此即彼”思维的人们恐怕无法理解这个现象。既然无法理解，干脆就回避不提好了，全当没发生过。很多人，岁数很大了，历史认知还停留在中学课本——“老师说了，不是黑体字的不考”。夏虫不可语冰，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部电影名字起的真好：战争未了。不知在其他国家，战争“了”了没有？

2020.4.22.

1935或36年西班牙内战，在两个阵营的中间，西班牙某所大学的教授夹在中间，最后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反映了战争对每个人的摧残，撕扯得让人感受到难受。

西班牙历史上处于欧洲非洲文化交集处，宗教战争锻炼了好战开朗热情的民族，因为对这个国家的兴趣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他们的文明民主历程并不长，到内战结束推翻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才在1977年进行民主选举。

战争未了，这世界并不太平，俄乌战争已经两个多月了，依旧持续，多少人生又将被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