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

最后的康康舞
桑克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优美而恬静的乡间生活，仿佛屠格涅夫笔下风情万种的俄罗斯风景画。精巧的乡间别墅矗立在幽静的艺术家之村里。远处是连绵的针叶林、金黄的麦田和清澈的河流。家人聚集在一起，说法语，跳康康舞，吃点心，唱《蝴蝶夫人》，朗诵普希金的诗句，踢家庭足球，谈起那些老朋友，拉赫玛尼诺夫和曾来过哈尔滨的男低音夏里亚宾。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如果不是巨幅的热气球下悬挂的斯大林像，我以为这是19世纪的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当球形闪电在房间里跳荡，击碎一张黑白照片，并点燃森林一角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不安的小火焰在舔我麻木的嘴唇。当神秘的夏日圣诞老人德米特里摘下他的墨镜，摘下他的胡子，摘下他的全部伪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这个借用盖达尔《铁木耳和他的伙伴》的出场方式，让我误以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田园交响诗的引子，仿佛长笛吹出森林明朗的呼吸。把一张画画得很美，然后用一把刀子从它的对角线开始把它切开，像切开一枚无辜的西红柿。这就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是那个我尊敬的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儿子）的诚实。
    当斯大林的战友、红军英雄科托夫上校用他满脸的血和伤痕，用他低低的哭声告诉我他的痛苦的时候，我当然已经明白了米哈尔科夫想告诉我的东西。这是一个稍有历史知识或者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能明白的事实。但他却把这个残酷的点和一个优美的面结合在一起，把我和难受关在一个被窝的集中营里，而且不许探出头来。我想起一个关于绘画的故事。一个画家说，你以为把一个穷人画在一个阴天里就悲惨么？不，你把这个穷人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才叫悲惨呢。多么有力的对比，那么多多余的阳光照遍了画面上的一草一木，但偏偏照不到这个穷人身上。这是怎样的哀痛呢？《烈日灼身》（俄文直译的意思是“被太阳灼伤的人们”）里充满清新的绿色和明亮的金黄色，但人的命运却是另外的样貌，“却道天凉好个秋”，英国人谈论天气的习惯似乎有了另外的意味，环境扮演什么角色更拿手呢？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成为历史系学年论文的热门候选题目，但如果让我来做，我可能因为描述不清而吃鸭蛋。我在农场长大，知道鸭蛋比起鸡蛋来，味道腥，有种原始的类似于野兽的气息，所以乡间很少炒食它，而是利用盐，把它做成腌制食品。把一个东西送到盐里，送到火里，算不算苦难？算不算考验？当带着原始腥味的鸭蛋变成文明的美味的腌蛋时，我应该理解什么叫作历史的变化，什么叫作现实的力量。
    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谈。1936年的德米特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且不说他躺在浴缸里偿还了一切。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团体，被迫放弃自己的爱人，被迫……他爱生命的结果，就是失去尊严（尽管到最后的时刻，他用流尽血液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尊严）。科托夫呢？他一直在和德米特里从前的团体做斗争，他甚至夺取了德米特里从前女友玛露霞的爱情，然而他竟被德米特里诬陷为自己团体的敌人，他感到荒谬甚至愤怒。他不懂法语，粗俗而朴素，他其实是这个贵族家庭的外人。抛开科托夫和德米特里的政治对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另一种关系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和无知的对立，教养和粗俗的对立，贵族和平民的对立。在政治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时，他和他妻子玛露霞的家族是一个阵营的；但在新的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也就是和自己妻子的家族对立。当叶莲娜唱完《蝴蝶夫人》之后，大家纷纷感叹：以前唱歌的日子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玛露霞的叔叔富歇瓦洛特感慨万千地说：“现在也没太坏。但人生的芬芳……人生的韵味已经消逝，一去不返了。有什么可争的。”这是这个家庭的真正主题，也是这首带有怀旧色彩的田园诗的内在主题，这个褪色的主题和科托夫的新生活主题是矛盾的，他属于轰隆隆开进的坦克，天空中飞行的战斗机群。即使家庭娱乐，他也把贵族的槌球改造成大众的足球。他在那幅巨大画像的幸福中，同时也在它的惩罚之中。跟着他倒霉的是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式的卡车司机，在整部影片里出没，寻找他的目的地却难逃命运魔术师的捉弄；玛露霞在爱情纠葛中，手指不安地敲击着玻璃杯，爱情危机在生命危机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可爱的娜佳幸福地奔跑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她不知道危险就在米沙叔叔（德米特里）优雅的微笑里……
    这部1994年拍摄、1995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的开头是克里姆林宫的尖顶/鉴定，一个老头在用水龙头清洗过街桥的栏杆……

约瑟夫和他的男人们

@拉夫

（“怎么样？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

怎么样？
秃顶的西伯利亚男人
绿坦克结队而来
为我们的村庄扬起炊烟
——哦
苏维埃！

吃饱了饭的人民
开始发福
成为仆人

怎么样？
约瑟夫。大胡子
他们赶走绿坦克
哦，我们的约瑟夫

“上帝啊，我已不再是那个
 尿过裤子的男人”

2012.8.8.

    有人把Mikhalkov（米哈尔科夫）的片子同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比如《活着》进行比较：两者的人物都是漂流在时代洪流中的零星孤叶，人生轨迹时而相交、时而飞散开来，胶片让这洪流暂时静止，喜与悲也便映照在这一坛死水之中。

    《活着》的人物更加渺小，电影在表达情感意图时其方式很随便——平实的叙事、人物的减法、世事的变迁……可以说导演没有用什么很“灵感”很“创意”的方法去渲染人物的感情——故事讲得很好，事件安插和美。

    在这一点上，《烈日灼人》就大不一样了。Nikita Mikhalkov，同样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导演，却并没有采用第三方的、《活着》一类片采用的（不是说这类影片没有对历史的评论，这些评论是极端隐含的、不言自明的）——一种旁观叙述的极端形式；也没有采用老片子那种历史观鲜明的战斗式的宣传表达方式。Mikhalkov的这部影片的讲述外表总体是平稳的——导演就像是安坐在放映机后静静观察自己的思想轨迹、人物和观众在其中的沉浮一样。《活着》一类影片描述人物命运的多重交叉，而Mikhalkov在这部影片中注重的是在相对静止的一个时间段里（这里是一天）表达人物命运多次交叉后、在本次“交叉”时的情感和整部影片的感情基调，在这一点上Mikhalkov非常积极，为此，他采用了诗一样的意象——烈日。

    当这样一个明显是后期直接贴补胶片而成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小太阳”（火球）伴随着呼呼的音效出现在湖面、米蒂亚讲述关于往事的自编故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有点儿太突兀了，特别与前一段现实的描绘手法相比较还显出了些许不和谐。但当这个火球进入下一个镜头——他们儿时曾一起玩耍的白桦树林时——我们知道了：这个火球在不停地移动、向着同一个方向似乎有目的地移动，然后，他竟然在大房子门口顿了一下便“风风火火”地、又有点儿“失魂落魄”地闯了进去——无所适从地流连于回忆中，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但始终没有如愿——或许它从来就没有想过能收复什么。当相框的玻璃在烘烤的压抑中破碎之后，它悄悄离开了，没有带走什么，却又留下了很多很多——像以前很多次离开一样。

    米蒂亚还在慢吞吞地讲着故事，但是他明白故事没有结束。不过重要的是埂在心中的那铅沉的情感并没有因为他的回归而消逝、编诉的故事反而加重了对回忆的感慨。就像是米蒂亚心里的愤怨、他将这愤怨集中到手抓住的任何什物、挥舞着、叫喊着，但发现尽管回到了朝思暮想而又不敢回到的旧地后，这愤怨也仍然无法排遣：为他割过腕的爱人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大家穿着白色的衣裙终日舞蹈歌唱、终日安心幸福于那个“大热气球”（影片中居民建造“斯大林”热气球的事件贯穿始终）的阴影之中。米蒂亚自然会默默地思寻：这一切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他一无所有？而当这一家黯然的生活使他稍稍平静之后，他抬头看看天突然找到了答案。于是，手中的什物没有被痛痛快快地摔在地上，而是被安安稳稳地放在了手边的桌子边上——但是却把无奈的额头重重地按在了墙上。

    可这些剧烈的冲撞行动并不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一切被隐含在了蒙太奇的小太阳里。小太阳当然是离开了大房子，但是它同样没有消逝，而是疯狂地撞向了森林、燃着了一棵树……（这个“疯狂”用得不好，那其中的感情远比“疯狂”隐秘、动机也远比“疯狂”复杂）看到这里我们还无法确定那“答案”是什么——我们只能猜想。这种隐含恰恰符合了一种诗性。

    烈日作为喻体或者意象通常表达炽烈、热诚、执着、疯狂、狂躁或者强权等客体，但是这部影片的“小太阳”却不是这样，它将这些复合了起来。如题，它表达的是一种抑郁。太阳在寻取幸福的人的眼中是炽烈的执着的、炽烈属于青春的爱情，可是当有一个跟大的太阳作为强权炙烤这些追寻幸福生活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压抑”的情势迫使“炽烈”转变成一种“狂躁”，“狂躁”的小太阳经过岁月的磨蚀就化成了影片中的“抑郁”。一切的一切，小太阳在影片的某几个时间点上同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片中人物的故事，这也是一种诗性。

    米蒂亚讲述自编的童话故事的时候，显然我们感觉得到那小太阳代表了他的抑郁无奈，其实这时候科托夫和玛露莎又何尝不是怀揣着那小太阳呢？当坐在政治警察中间满脸是血的科托夫突然痛哭流涕的时候，我们明白这烈日也表达了他的无奈和痛苦；当字幕上打出玛露莎和纳蒂亚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这烈日同样炙烤着他们！当我们回顾片中少先队员们举着斯大林像的游行、居民们以极大热情建造斯大林气球的情景、甚至纳迪娅一般打扮自己一边唱着那首歌的样子时，我们知道这时他们的小太阳也许是“炽热”、是温暖、是深情，而等到他们也变成“有故事”的或者“编故事”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又猛然记起片头在雪地中唱着“被烈日炙烤”的乐队和小女孩、以及在曲中舞蹈的夫妇……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寒冷国家的人们无一不受着炙烤、感受着那无奈和抑郁！

    影片以米蒂亚的割腕自杀结束，小太阳熄灭在窗外——总觉得这个结尾太平淡。不过另一方面来说“熄灭”并不代表灵魂的安静，“熄灭”恰恰更加呈现了一直被强调的“抑郁”——太阳作为灼烧着的抑郁不是以爆炸等完全宣泄的形式为结局，而只是——“熄灭”。斯大林气球像幽灵一样悬挂在半空，其下是痛苦的和沉迷的人们……

    好在我们还记得送行家人的歌儿。“晨钟响起，如此多的回忆，我的心说：我们年轻时候、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我的爱留在那里，当我们说出道别的话，钟声仍然在响……暮色钟声……时间没有带来不幸，误解中度过的春天，永远流逝……”，这似乎是导演特意留在这儿安抚我们的。

    这一切不是影片直接表述出来的，但是这些又蕴含在小太阳这个意象中，这就是诗。我没有见过任何一首诗用“太阳”代表“抑郁”这个意象，不过Mikhalkov做到了！

西风独自凉

1986年引进的前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扮演了一个叫安德烈的列车员，使大陆观众第一次领略了他作为演员的风采。时至今日，米哈尔科夫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导演，被誉为俄罗斯的斯匹尔伯格。

米哈尔科夫生于莫斯科名声显赫的艺术世家，外曾祖父瓦西里•苏里科夫和祖父皮奥特里•冈察洛夫斯基均为沙俄时期著名的画家；父亲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著名诗人、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苏联国歌、俄罗斯新国歌的歌词作者；母亲亦是诗人；哥哥是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在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米哈尔科夫对文学、影象艺术如痴如醉。1977年，32岁的米哈尔科夫根据契诃夫未完成的小说《没有父亲》改编的影片《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又译《失琴声》），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奖项。

1994年，米哈尔科夫导演并和女儿共同主演了献给“大清洗”的牺牲者的《毒太阳》（又译《烈日灼人》），淋漓尽致地显现了斯大林时代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影片一经上映立刻在俄罗斯和世界影坛引起了轰动，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北美取得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奠定了他世界级导演的地位。

由斯大林一手策划、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掀开了前苏联历史上最恐怖和黑暗的一页：1934年12月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处心积虑要清除异己的斯大林终于找到了借口，一场针对苏共内部及无辜人员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当天晚上，苏共中央便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

“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决议为大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敞开了制度的大门，成为嗜杀成性的斯大林清洗政治对手、残害无辜的重要工具：任何人十天之内被屈打成招即可未经审判执行死刑。

丧心病狂、杀人无算的大清洗，最终为苏共的灭亡和前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斯大林执政时期究竟迫害致死、流放、关押了多少无辜的人，学界说法不一。1999年，俄罗斯学者阿•利特温《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做了一个总结：“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不同时期为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而做出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红色暴力机器疯狂碾压的血腥场面，斯大林这颗“毒太阳”活生生地将春色无边的人间化为腥风怒吼的地狱。

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毒太阳》，把情敌之间的争斗贯穿到时代的大背景当中，再现专制暴政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恶：1936年夏天，红军师长、战斗英雄科托夫和妻子玛露莎及小女儿来到乡间别墅度假，玛露莎青梅竹马的恋人米迪亚突然到访，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米迪亚出生于一个只准讲法语的贵族家庭，双亲均遭苏共镇压，为求自保和早日回到玛露莎身边，精通法语的米迪亚被迫前往巴黎，成为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秘探。下令让他背井离乡的正是玛露莎的丈夫科托夫！

米迪亚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八名白军将领的下落，得以回国了结私人恩怨。最后，契卡逮捕了科托夫，以叛国罪将其秘密处决；心灰意冷的米迪亚在浴缸里自杀；玛露莎被判十年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

影片将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谐”并存，形成强烈的反差；“毒太阳”以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它穿过河岸、白桦林、客厅，具有毁灭一切的可怕能量，寓意斯大林暴政肆虐大地、荼毒生灵，反人性反人类反对美好的一切。

作为苏维埃富于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科托夫知道斯大林的热线电话号码，过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生活；受人尊敬的他，几句话就制止了苏军破坏庄稼的坦克演习，但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捕前，他久久地凝视着自己与斯大林的合影相片，沉默无语。他不会明白，他愿意为之献身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

科托夫从害人到被害的可悲经历，堪称红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风声鹤唳、朝不保夕的一个缩影。

联想起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1958年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将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个高级将官打成了“反党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过一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成为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批斗对象。12年之后，整彭德怀整得最狠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黑暗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洁身自好、置身事外、与世无争只是一个幻想，时代的旋涡容不得你有半点犹疑，如果被诬陷也只有听天由命，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契卡成了地狱使者。

米迪亚本身是个受害者，要想在邪恶的体制之内生存下去，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能变成一匹野兽。当汽球吊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金黄色的麦田上空冉冉升起，风吹皱了画像，斯大林的微笑顿时变得和米迪亚的一般狰狞，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万人仰望的斯大林，米迪亚不可能复仇成功。他的自杀，表明对这个疯狂、冷血的世界已彻底绝望。

《毒太阳》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没有刻意去塑造什么英雄或小人：科托夫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豪爽、大气；完全被动的玛露莎旧情难忘；米迪亚擅长恶作剧，爱好音乐----普普通通的他们都被扔进了时代的搅肉机，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或者兼而有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魔鬼。

影片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饱含象征色彩：从头到尾都在迷路的卡车司机，似在控诉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找不到出路和方向；仅仅因为卡车司机目睹了契卡毒打科托夫的暴行，这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杀害，是为斯大林体制草菅人命的真实写照。
 
冷酷的成人世界弥漫着谎言、杀戮和背叛，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在父亲（科托夫）踏上不归路时依然兴高采烈地学着驾驶汽车，令人心碎。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里，首次使用了“大清洗”这个字眼：苏共“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代表了前苏共中央的观点。

作为苏联体制性的罪恶，大清洗借助有重大人格缺陷的斯大林达到了顶峰。“毒太阳”即为前苏联体制和斯大林合二为一的恐怖意象。

据美联社报道，《毒太阳》的续集已经开拍，俄罗斯总理普京今年6月曾亲临影片的拍摄现场，坐在导演的座位上观看了拍摄过程。观众感兴趣的是，前苏联解体后，在米哈尔科夫的眼里会是一番什么摸样？

   

   

看完电影，我想说，米哈尔科夫确实比姜文厉害，但他不如谢晋。《毒太阳》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事直白，结构复杂，且论述充分，但比起《芙蓉镇》，却缺乏自省和判断。
    看玛嘉·莎塔琵的《我在伊朗长大》后，我说，用这样的体裁表现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我失望于影片过度依赖个人，女性，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使得庞大的命题得到了极为片面的答案。伊朗走到这一步，不是女画家认为的政府和极个别独裁者的原因，更不是因为命不好，这具有必然性。
    《毒太阳》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充满光辉的社会主义战斗英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艺术家庭里，和美丽的妻子跳舞，和可爱的女儿划船，和一群音乐家踢球，唱歌，并帮助农民制止军队踩踏农田的军事行动。田园油画的镜头，慢节奏剪切，加强曝光的亮度，配上舒缓的弦乐，偶尔出现的关于世界观的争论，点缀其中。你简直以为自己在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金色的秋天”，到处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得情调。
    然后冲突到了，一个男人，乔装而来，他是家里的养子，老丈人的学生，没落的贵族，妻子的前男友，长得好看，风趣幽默，会弹钢琴，能说法语，爱脱衣服，皮肤很白。男友力满分！
    但他是坏人设定——斯大林的间谍，叶若夫的鹰犬，他回来就是要把战斗英雄送上断头台。
    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加强角色联系和内容深度。这个坏人原来有着悲惨的际遇，他是被战斗英雄逼迫去当的间谍，为了回来见女友，他出卖了八位白俄将领。他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他嘴里也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
    战斗英雄看见知道真相的妻子悲伤，连忙说，我和他不同，即使都是上前线，我有信仰，他只是怕被枪毙！
    然后迅速吻住上面的嘴，封住下面的口。真的，爱人间，没有一场做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果然，云雨过后，俩人又快乐地玩起了鸭嘴兽的游戏。噗！
    坏人私下告诉英雄，你要被逮捕啦！好人说知道了。然后特别英雄气概，像关公一样去踢了一场球。回来穿上军装就去准备赴死了。到了车上，四下无人，他对鹰犬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和斯大林同志私交很深！鹰犬们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情况不对，想不老实，结果又被一顿胖揍，揍完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我党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好像没什么信仰。倒是坏人在路上，看见一个坏事的迷路司机，这个等待戈多式的人物，身上被导演赋予太重的象征意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果然坏人看到斯大林像后，掏枪干掉了他！
    英雄被捕后，立刻遭到枪决。妻子被关起来，死于狱中。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后来放了出来。关键是坏人居然自己就躺在浴缸里，自杀了。片头片尾一呼应，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整个电影就是在说，在坏的社会背景下，上到国家英雄，下到小市民，包括中间的知识分子，全都太渺小，无能为力！这个锅只能让布尔什维克背，只能让苏维埃政府背，只能让斯大林背，只能让社会主义制度背。
    这个人啊，甩起锅来，真是！
    91年12月苏联解体，94年5月电影上映。不能不说，米哈尔科夫真是紧赶慢赶。
    果然，电影拿了94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姜文导演其实和米哈尔科夫是一个路数的，无论在《阳光灿烂》还是《太阳升起》中，都习惯用左翼的语言和身份表达右翼的情怀。基本都是在说，我干过坏事，但只是因为我当时，很傻很天真！
    由此延伸到我看过的一大批对于文革的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那些当年无恶不作的红卫兵头领，全在那里痛斥江青害人不浅，四人帮人性泯灭。至于毛，起码是为虎作伥！我们都是无辜的。
    连作恶的人都是无辜的，没作恶的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遭到迫害的就是英雄或烈士！
    真是恶心！
    苏联的肃反运动是怎样从调查谋杀基洛夫的凶手的刑事案件发展到杀掉两百万人的屠杀行动。难道全是斯大林的主意吗？就是电影中，害死英雄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坏人的难道有别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从纠正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到全民癫狂的破坏狂欢。难道全是毛的锅吗？毛在66年文革一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要迫害好的人民群众，坏的干部只是少数，科学家，技术人员既要批评也要团结，抓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搞生产，着重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苏联肃反，中国文革，法国也有过罗伯斯庇尔，美国也出过约瑟夫麦卡锡，尤其后者，几乎是个神经病。
    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带来相同的政治惨案，是因为，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国家的运行方式，却不能改变人性的恶。每一场狂热的运动都是对人性极端的解放，而这种天性的解放，往往使人在癫狂之际能够为自己的野蛮找到开脱的借口！我不相信一个作恶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你在羞辱一个右派十五岁的女儿，难道心里真的以为她就是领袖要求消灭的阶级敌人吗？你在殴打一个七十岁的学者，难道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的毒草吗？不，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你只是享受用权利去践踏高尚罢了。
    说说我尊重的电影，谢晋先生的《芙蓉镇》。看看影片的人设，富农寡妇和右派艺术家相爱，农村懒汉是投机分子，运动中的弄潮儿女经理，性格煎熬的党支书，以及有良知和底线的粮站主任。
    有趣的是，不同于那个真实时代的性压抑。导演用性将每个人物串联起来，寡妇和艺术家在迫害中未婚先孕，党支书是寡妇的初恋，女经理对粮站主任有性趣，不得手后诬陷他与寡妇有染，而最终懒汉爬上了女经理的床。文革结束了，政府把房子和钱还给寡妇，寡妇只是嚎哭道：“还我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性。而对于他人的迫害，在电影中，都是因为人性。评论说，谢晋导演“哀而不怒”，这是因为，对于政治，我们有怒的理由，可是关于人性，我们只能表示悲哀。
    故事的反转在这里。今年二月份《参考消息》，看到米哈尔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呼吁从国家层面认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当年推行的政策为犯罪。
    我真是想当面问他，大师，你的自由立场呢？
    俄罗斯要是现在发展成功，大家不会怀念苏联。美国要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种极右极左的神经病也不可能这么欢实。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开始怀念文革，毛左当道，那么，请别扯什么主义，全tm是自私卑劣的人性！

      科托夫上校娶了这个家族的小姐玛尔索才住在这里的，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着舒适，宁和的日子，虽不时有一些小事发生，却如调味剂一般丰富着温馨的生活。不久，家族的养子米迪亚回来了，和谐宁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米迪亚十年前突然失踪，家族中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对这个问题最关心的是科托夫的妻子，因为米迪亚原是她的男友，由于毫无道理的失踪，当年的小姐已为人妇。故事自然转移到两个男人的身上，但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原来，米迪亚是苏联秘密警察，他当时的上司就是科托夫。科托夫派遣米迪亚执行抓捕叛国分子的任务，米迪亚身不由己，但他却立功了，只是失去了他作为贵族的养子所能得到的一切。于是，他想报复。他用温情的语言和贵族式的多才多艺刺激着那个没有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的敏感的神经，使她受到内心那无法抹去的情感的折磨。而对于科托夫，米迪亚凭着自己特殊身份，借助于当时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氛围，将这位英雄推上了国家的敌人的位置。科托夫失去了自由，米迪亚最后也自杀了。


    这是一个被无情的太阳灼盲双眼的人的悲剧，一个所有的人都被革命与专政这颗毒太阳燃烧，所有的人在绝对的光明下失去信仰和视力的寓言。在这颗太阳底下，人民有着统一的口号、思维和奋斗，整齐有序地呼喊着、向着既定的目标冲锋着，为了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乌托邦而自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生命和尊严是最起码的，还要充当无耻的炮灰和可憎的反面教材，普通人再也不会有过去的生活情调，激进分子再也不会有悲戚的情怀，再也不会有朝霞湖畔的娜塔莎，再也不会有真正的亲近。布尔什维克就像是通天塔那样难以建造，需要持续的奉献和牺牲。这这试验过程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倒不是人民的积极性，而是不能对最高领袖有丝毫怀疑。所有的挫折都是敌人破坏造成的，敌人在哪里，敌人在“我们”当中必需剔除，而这自然是最终审判，没有上诉的机会，最残酷的是这就像一个永动机似的循环。

　 也许，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斯大林时期的暴政是一段无法抹平的伤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那是太多的痛苦与无奈。电影《烈日灼人》却客观尖锐地审视了那一段残酷的历史，目的是提醒人们整个民族不能重复那苦难，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记住被烈日灼伤的时代。影片中很多场景和道具都被寓意了深刻的义：河边危险的碎玻璃以及假日中的军事演习暗示着国家平静中有股暗流在涌动，始终在原地打转迷路的司机，明显是对当时前苏联的被集权控制的隐喻；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升在天空中，这个镜头揭示了时代背景，那画像仿佛就是独裁政治，无论对与错，人们必须向它敬礼。为了反衬主题的残酷，电影有大量的诗画般的田园风光，也许只有这和谐而泣强烈的对比才能更恰当地表现出那种狠毒的烈日。


斯大林时代（部分相关）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入选了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征粮，在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的支持下，他强化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这段期间内，斯大林多次违抗当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决议，处决了很多红军中在沙皇时代任过职的军官以及“反革命”。为了征粮，他还使用了焚烧村庄的手段，逼迫农民服从和防止食物供应被强盗劫掠。最终红军在察里津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他也和第一骑兵军的军人建立了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在斯大林掌权后，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称伏尔加格勒）。1919年初斯大林被调回莫斯科，3月24日他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5月他又被派往彼得格勒附近的西部前线，期间对红军中的逃跑者，他严厉的把他们作为叛徒集体处决。

　 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