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从荧幕上见到胡蝶，真漂亮。一人饰两角，天壤之别。一个是千金太太，一个是穷家妇女。一个演出娇柔尊贵不近烟火，一个演出困苦潦倒饥劳奔波。在三十年代就用“留景移人”的原始特效，真眼前一亮。大宝哄孩子的摇篮曲，颇有昆曲的味道～ 但片中无情节的心理活动的表情留的太多，且多半是特写。大宝的妈，宣景琳岁数太年轻了，语速过慢，很坠节奏。 片尾姊妹相见把高度提了上去，不仅质问穷人富人的不公天，又把“老老实实吃苦”受穷挨饿、“造枪害人”发洋财的现实问题直接逼问——“到底是我犯了法呢，还是你犯了法？” 又一升华则是“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呐”，借大宝之口，换位调置，靠身姿当上的官太太本也是苦人，若容貌两换，命运差矣，在当时背景下，更苦的还是女人。 不过结尾太迅速，姊妹和母亲上了车就结束了。意犹未尽。

老师开始一定要我们看《渔光曲》，我忍着无聊看完了。不就是小猴小猫落难记嘛，这个少爷心还挺好。

老师当堂讲了视角的问题，我好像有点懂了视角的不同影响的影片的主题内涵不同的意义。

看完《姊妹花》，这个想法愈发清晰。

这个更是忍着看完的..

但是郑正秋在三十年代这样拍摄出来已经很不错了。让我惊艳到的是胡蝶一人分饰二角，原来这么早中国电影就有这种手法了。(●°u°●) 」摄影上肯定很难处理，摄影师是董克毅。

宣景琳也让我很意外，妆造上也很突出，真以为是个老太出演。以前她是凭借风流出圈，多演妩媚的女性。《都市风光》女主张新珠她们俩长得好像嗷。

回到叙述视角问题上。

《渔光曲》中善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少爷是富人的代表但是也可以帮助穷人，并非说穷人穷就错在富人，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姊妹花》中将善恶对立，有很强的阶级属性。特别是运用对比蒙太奇讲大宝二宝的故事穿插，让人们对二宝老爷产生仇恨心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般的富人比比皆是。

其实如此看来，前者的主题更深刻。

最让我反感的是过于穷苦化的描述，过去穷人的生活放到今天断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种东西夸张化戏剧化地搬到大荧幕上去，是不讨喜的。

如此做的目的，是将穷人的受难作为反抗的依据。在那个年代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但是借鉴至今，拍摄小人物时，可以表现出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但不可整篇肆意渲染。

这就说到了主体性。

我之前好奇为什么描述一类人非要这类人发声？（可能很智障这个问题..）

现在觉得他们发声才更真实，才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更多潜在的问题才会被发现，电影也就更有社会意义。

郑正秋对电影的看法是教化，但是富人看到这个电影会变吗？我无从得知，但是我确信“穷人”看到后会愈发愤怒。

这跟微博热搜的某些内容有着神奇的相通之处。

在家庭伦理片的框架里内嵌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以一对姐妹在穷人、富人不同阶级的命运遭遇批判社会贫富分化。全片情节结构紧密，在主线发展之外通过闪回方式补充人物背景、展示心理活动。大宝到二宝家做奶妈的巧合让两个主要角色命运交叉，并最终因为大宝借钱救济伤残丈夫被妹妹掌掴、偷金锁误杀军阀的妹妹、姐妹相认、二宝决定帮助姐姐求情中达到戏剧高潮。姐妹相认这一幕高潮戏拍得不算出彩，估计是技术原因，同一人饰演的姐妹的同框只能用中景模糊化处理，全片中姐妹同框场景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尽管如此，这应该是当时很敢突破的拍摄技巧）。老母亲作为和事佬催化姐妹相认和解的功能角色，在其中穿针引线，镜头在母亲-大宝对话、母亲-二宝对话两个组合间切换，大宝和二宝间甚少同框和直接对话，无疑削弱了戏剧冲突和阶级对立的火药味。

胡蝶一人分饰两角（赵大宝、赵二宝）演绎一对双胞胎姐妹，全片三位女性角色，大宝最立体，母亲和妹妹二宝更多的是功能性角色，一个是催化剂，一个是矛盾对立面。胡蝶具有丰富层次的表演，为脸谱化的角色设定增添耐人寻味的思考。当大宝得知自己身世时，因为难以置信而陷入痴呆，继而失笑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我还有一个做官太太的妹，还有一个做老爷的爸爸。“接着大声失笑，自嘲，哭泣。老母亲在旁边不知所措，害怕好不容易与官太太二女儿相认，求二宝救姐姐的苦心，因大宝的失言得罪二宝而付诸东流。大宝勉强喝了二宝敬的酒，对妹妹二宝说：“太太，你敢敬你这位爸爸吗？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在做人家的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接着站起来捂着被二宝打过巴掌的脸。因为现实状况，不得不求打过自己一巴掌的人救助自己，这本身就是屈辱，而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控诉命运不公、妒忌富人、不得不屈膝求人……种种复杂的情绪使这个角色充满人性矛盾。

《姊妹花》：1934年，明星公司出品，郑正秋编导，郑小秋、胡蝶等主演。 故事原取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系当时翻拍此流派作品的潮流之尾声，故事通篇体现出一个“巧”字，真是所谓“无巧不成书”，与大部分鸳蝴派的作品的叙事结构相吻合，但现在看来未免过于夸张与不符合现实。 表演上虽有戏剧的影子，但总体来说表现上佳，有强烈的代入感，其中尤以胡蝶一人分饰两角为人称道，对于贫富两种角色的自我掌控和拿捏可以说无愧“电影皇后”之称号。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民国电影演员台词表现上的通病，影响观感，使角色跳脱感强，经常在人物和演员间游离，可以算是有声电影出现后的阵痛期。 本片作为民国左翼电影浪潮中的作品，二元对立的设置处处可见，如贫富对立、性别对立、父权和母权对立、军阀和改良派的阶级对立、恋爱自由与约定婚约的爱情观对立等等。虽是左翼浪潮的代表作之一，但不少情节的编排仍带有“影戏”的特点，夹杂着旧民主主义资产改良派的思想，但本片的安排妙处是将这些“旧”的东西置于暗线，故此片已不见宣扬封建良俗的说教，取而代之以对军阀割据、军火走私、民生疾苦、以貌取人和婚约等种种当时（或为影片背景交代的20年代中期）社会不平等因素最直白（直接通过台词借角色之口大声疾呼以及一些简单的情节交代）的控诉，所以对主题的表述有些过于赤裸。开放型结局的处理倒是一反当时影片常态，可以说是本片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