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1960年代，文革时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的《海港》与从维熙在“拨乱反正”时代创作的中篇小说《伞》，就其文学意识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就其社会图景想象来说甚至可以认为是正相反的。
   《伞》的情节很简单：一对“右派”夫妻被下放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住在一个牛姓农户家中，家里的大女儿改枝对他们充满歧视与敌意，改枝的父亲牛大鹏（阶级成分：工人、“革干”；政治面貌：“党员”）却全力保护二人，并为此把改枝打出家门。改枝在与“走资派”舅舅相处了一段时间并接触了更多“右派”后回到家中，从此对这对夫妇的态度有所改变，并开始读他们带来的书；在一个暴雨山洪的黑夜中，改枝特地给从矿山回村的“右派”夫妇送来手电，却又不和他们一路回家。“右派”夫妻回城时，改枝躲在一棵粗壮的树后含着眼泪凝视他们远去。
    可以看到，《伞》中的牛大鹏如果到了《海港》的世界中就是一个比赵震山更糊涂的落后者，甚至成为《海港》中所没有的“走资派”；而《海港》的第一主角方海珍如果在《伞》中，会是一个比改枝更严苛的监视者。当然，把两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来讨论人物，总是会充满悖论，但我想通过如上举例来证明的仅仅是：这两部作品从表面的政治伦理看是水火不相容的。当然，它们两者似乎共享了基本的政治历史前提：☭的革命是正义的，☭的统治也是正当的，罪恶在于对☭正统的背叛。但是这个“前提”可以容纳很多种甚至相互对立的解释，《海港》与《伞》就大抵如此，因为☭正统本身就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这一个“共同之处”可以先置之不论。事实上，在这两个文本之中隐含着一些更深层次的共同意识，“辈分伦理”就是其中之一。
    在《海港》中，有“解放后”题材红色文艺最经典的桥段之一：讲家史。给小韩讲家史的是他的舅舅马洪亮。考虑到马洪亮也是小韩父亲的生前好友，并亲眼目睹了小韩父亲的死亡，所以他对小韩来说也可以看作是父亲的伦理与道德替身。也就是说，马洪亮同时代表了小韩父系与母系的长辈。这样一来，当小韩在这个场景中把工作证摔在马洪亮面前时，就不仅背负了政治罪错，也同时背负了伦理罪错。所以有了《海港》里正面人物的第一个暴力举动：马洪亮拿起了杠棒，要殴打小韩。当然，这一次的身体暴力因为方海珍正好到场而被制止了。另外，第二场中小韩与马洪亮的那段对话也让小韩当海员的理想从一开始就以“导致慈爱的长辈失望”这种面貌出现。
    再来看《伞》，在这篇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详细描写了代表正义的牛大鹏怎么对女儿改枝实施身体暴力。牛大鹏的第一次正面出场就简直是对女儿的虐待：
    “……那一桶冷水‘忽’地一下，都泼在改枝头上。一个脊背微驼的壮汉，一手猛地抓住改枝湿淋淋的头发，一手拿着一个海碗，从缸里淘了一碗水，猛地朝改枝嘴里灌去。改枝叫嚷着，拼命向外吐着水花，那情景就像一头不驯服的儿马蛋子，向外喷着灌进嘴里的汤药一样。到底这个壮汉比改枝力气大得多，任凭改枝摇头晃脑地向外喷吐，半碗凉水，还是被灌进了肚子。
    “……他双手插腰，胸膛起伏，对改枝霹雳闪电似的吼叫道：‘死妮子，看你喝了缸里的井水，会不会伸腿瞪眼，进酆都城找阎王爷去报到！’
    “……她（按指改枝）水鸭子一样站在那里……”
    牛大鹏这个强壮男人如此惩罚十几岁的女儿，到底是因为女儿犯了什么大错？改枝仅仅是指责了主动帮她家抬水的“右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并怀疑他们在水里搞鬼，让他们把水挑到他们自己水缸去。这当然不是什么正当的言行，但与牛大鹏的做法比起来其“主观恶性”与“客观恶果”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考虑到曾经遭遇广泛歧视的作者必然把自身感受投射进作品，或许可以理解他对改枝那些言行难以释怀的鄙视与愤怒。在这里，牛大鹏约略相当于林纾笔下的荆生，是在幻想中出气的虚拟暴力。
    另一次更直接的身体暴力起因于改枝弄活了水桶的桶梁，叫“右派”挑不成水，于是牛大棚和改枝开始了“政治辩论”，过程中却交错着牛大棚单方面的暴力攻击：
    “‘爹……俺觉得俺给咱们家争了光，对“油派”……’
    “‘叭’地一声，改枝的争辩中断了。牛大鹏打了女儿重重一记耳光之后，霹雷似地吼叫道……
    “‘俺不信！’改枝连哭带嚷地叫着，……
    “又是一连串的‘噼叭’声，……”
    接下来，小说里写道，听到声音赶来的“右派”用力冲撞也进不了锁着的房门，改枝是跳窗户逃跑出来的。
    除了这些令人发指的身体暴力，小说中还专门用一个片段描写了同样与“辈分伦理”有关的针对改枝的话语暴力。因为改枝说牛大鹏跟右派“伙穿一条裤子”，又说“听说他是啥工宣队长，工宣队长有啥了不起，刘少奇都能被拉下马，他也是兔子尾巴——”于是首先遭到她母亲的谩骂——这个三十七、八岁的妇女一直被作者描述为是慈爱的、老实的，可是她此时的用语却是这样：“你咋满嘴喷粪，咒你爹？”“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接着是改枝的三个妹妹。在“辈分伦理”中，妹妹对姐姐当然也应该是敬重的，但当姐姐在言辞上对父亲违背了“辈分伦理”后，妹妹对姐姐的语言暴力就成为“合法”的狂欢了：
   “叫改兰的小二姐说：‘骂老人的，舌头上长疔！’
   “叫改秀的小三姐说：‘咒爹娘的烂她奶头！’
   “叫改芬的小四姐，年龄只有四、五岁，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儿，便跳着双脚数着山里人流传的儿谚：
   “……
   “黄狗黑狗叭儿狗，
     摇着尾巴守门口！
     白狼灰狼白眼狼，
     张着大嘴嚼爹娘！”
    在这里，或许传统的辈分伦理还起到了对抗那个时代“革命伦理”的作用，但作者却并不是以一种批判的观察的态度来记叙这个场景的，他几乎毫不掩饰地认可四个小姑娘的恶毒话语。“礼教吃人”，“红色教义”也吃人，可是当两种蒙昧意识在这个场合发生碰撞的时候，作者表现的完全不是悲哀。当红色教义造成了他生活的困顿与被歧视的社会地位之後，他有意无意地乞灵于旧道德对他的援助，他塑造了牛大鹏这个理想中的保护者和代打者，这个人物身上兼有政治上的绝对正确（工人、工宣队长、☭员）和伦理上的天然正确（父亲），于是他欺凌弱小的暴力行为似乎就成为完全可以接受的了。或者说，当作者在那个暧昧的时代要发泄他积压十几年的愤怒的时候，他找到了辈分伦理这个出口。或许是在一种潜意识的作用下吧，在故事中代表☭正统的是父亲，而代表异端的是女儿，这样，作者的暴力复仇冲动得到了尽情而又安全的宣泄。这其实透露了在这个文学场中，作者与读者共同的一种群体无意识：伦理正确比政治正确更正确。基于最直接的政治审查与政治自律，作者要考虑到在自己的批判中那些不能公然触碰的东西，可是当他要诉诸读者内心的认同时，就又回到了严厉父亲与叛逆子女的元主题。
    相比起来，《伞》的辈分伦理叙事还是比较显在的，容易被分辨出来，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海港》时，会发现它不愧是在国家力量组织下精雕细琢而成的东西，对辈分伦理的运用更巧妙也更隐蔽，几乎在无形之中就达到了它的叙事目的。
    首先，马洪亮对韩小强的身体暴力是未遂的，他刚刚瞪着小强拿起扛棒，就被方海珍给制止住了。这样，观众在观看时对于这种暴力企图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反感。小强触犯了政治权威（把代表着“新社会优越性”，也代表着国家对其统治权力的工作证摔到了坐椅上），更触犯了伦理权威（把工作证狠狠地摔在代表父母的长辈面前），而马洪亮只是“要”打他，这就给观众的容忍极限留了一个很大的缓冲空间，于是“要”打这件事就不会唤起任何有关“非正义”的评判了，观众的同情完全在被侮辱而没有还击的马洪亮一边，这样的情感倾向与创作者要传达的否定小强思想的理性认识恰好合拍，结果就是造成了观众对戏剧主题的认同感。第一幕第二场的对话与此异曲同工，但利用的是“和谐的打破”这种调动情感的方式：正在劳动的小强与来探亲的马洪亮见面的时候一派喜气与和气，调动的是一种伦理和谐的幸福感觉，接下来两人又一同回忆起小韩小时候舅舅携他观看“国庆”焰火的往事，于是伦理和谐与政治和谐融为一体，幸福从微观到宏观，笼罩了剧场，可是小韩突然提到他想成为海员的理想，于是一老一少有了冲突，虽然并不激烈，但马洪亮表情与情绪的变化却清楚地告诉观众：小韩的想法与言辞已经破坏了原本的和谐与幸福，这自然就在观众的心理上造成一种不适，这种不适在理性上暂时被压制了（又是因为海珍的到场），在感性上却保存下来，为后来在这个关节上生发的更激烈更尖锐的冲突以及这冲突的解决方式进行了足够的导向性蓄势。
    讨论至此，我们不妨试着把这两部作品中的以上部分辈分关系调换过来看看。假设在《海港》中，作为外甥的韩小强是一个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好工人好“党员”，而作为舅舅和父亲化身的马洪亮则思想跟不上形势、政治立场也发生了危险动摇。想象在两人之间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后，马洪亮做了一件比摔工作证更过分的事：把毛的像章从自己衣服上扯下来扔在地下，于是愤怒难抑的小强顺手拿起身边的杠棒要打马洪亮，☭委书记方海珍正好感到，拦住了小强，但也并没有一句话指责他，只是开始语重心长地教育被高举的杠棒吓了一跳的马洪亮……再假设《伞》中的女儿改枝是个有正义感和某种政治觉悟的青年，村里的年轻☭干部，同情保护“右派”；而她的父亲牛大鹏相信了社会上的宣传，歧视、敌视、欺负这对“右派”夫妻。想象牛大鹏做了比无端怀疑和言语侮辱更严重的事：声称“右派”在水中下毒，禁止“右派”夫妻吃晚饭，此时脾气火暴的改枝忍无可忍，舀起一碗凉水扯着牛大鹏的嘴硬灌进去，问他：“死老头，看你喝了缸里的井水，会不会伸腿瞪眼，进酆都城找阎王爷去报到？”……
    如果《海港》成了这样，当时的观众大概也不敢对小强的“无产阶级义愤”有什么非议或认为海珍至少在说马洪亮之前也应当批评小强几句，但心里总会对正面人物的这种行为或者意图感到不大舒服，而到了今天这个情节就一定会成为众口一词的文革文艺一大丑闻；如果《伞》成了这样，那当时的读者就会立刻无法接受，甚至根本不会有读者，因为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正面人物有这种行为也会立刻把稿子否定掉了。事实上，无论是《海港》的主创者还是《伞》的作者，都根本不可能想到、不可能敢也不可能会这么写。可是当意图或实际过激使用暴力的正面人物恰好又是辈分上的长辈,就完全不同了。
    综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号称彻底打倒封资修的文艺创作者仍然调动传统的辈分伦理来辅助达到意识形态目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妥协，不如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二、这样的做法与症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绝非文革文艺所特有；三、在当代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心中，人格的不平等仍然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阅读/观赏活动中不会被意识到的。
    这第三个结论，才是最让人感到震惊与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