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2018

节奏紧凑，不啰嗦，非常精彩。色调也特别顺眼。影片主题不用说了，真实的事件往往更加精彩。这里我搜集/翻译了一些背景资料，算是对电影的补充。

片中正在充气的热气球

逃亡组合

皮特·施特崔克（Peter Strelzyk）是一名电工，以前当过前东德空军技师。冈特·韦则（Günter Wetzel）做过瓦匠。他俩之前是当地的塑料厂的同事，后来成为好友。

1978年3月7日他们同意一起计划出逃，他们曾经讨论过多个方案。他们第一个方案是造一架直升机，但是很快意识到难以获取足够强劲的发动机。机缘巧合他们受到一个关于热气球的电视节目的启发，开始研究热气球方案。不过，后来 Wetzel 回忆说是由于一本关于国际热气球节的杂志的影响。

他们一共建造过三个不同的热气球（电影中只呈现了两个气球），做过无数修改，直到最终成功。

成功逃亡的两家人

第一个气球：无法升空

他们建造的第一个气球于1978年四月完工。气球载荷750公斤，容量达2000立方米，空气被加热到100摄氏度。他们计算需要800平方米的气球面料。他们驱车50公里到达 Gera 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了1米宽、共850米长的棉布料。店员惊讶于这么大的购买量，然而他们称需要这么多材料是因为要为他们的野营俱乐部做帐篷，蒙混过关。

Wetzel 花了两周，用一个有四十年历史的手动缝纫机，缝出了15米宽，20米长的气球“袋子”。

然而随后的实验发现气球不能充气，原因是棉布料太多孔造成漏气。Strelzyk 花了数周烧掉布料，这个气球总共花费2400东德马克。

第二个气球：离边境只差180米

这次尝试了多种面料：雨伞材料、以及多种塔夫绸（Taffeta）和尼龙材料。他们在家里的烤炉里测试了材料的耐热性，用吸尘器测试漏气，以及用充满水的玻璃管来测试防水性。雨伞材料性能最佳，但是最贵。他们最终选择了一种塔夫绸合成材料。

为了避免大量购买布料引起怀疑，他们驱车160公里到了莱比锡的一家百货商店。这次的幌子是他们需要材料来做帆船俱乐部的帆船。如此大的量，必须要订货。虽然很担心被 Stasi 盯上，他们仍然幸运地在第二天安全取到订货。这回花了4800东德马克（1米宽、共800米长）。

回家路还顺手买了一个电机，装在缝纫机上用于驱动踏板。有了电动缝纫机的助力，Wetzel 只花了一周缝好了整个气球。

新气球只花了5分钟就充上了气，然而燃烧装置还不够让气球升起来。

他们花了几个月，尝试了加倍燃气罐、和多种燃料组合，仍然不能升空。失望之余，Wetzel 转而开始研究制作小型汽油发动机驱动的轻型飞机或者滑翔机。Strelzyk 则继续研究提升燃烧器。1979年6月，他发现把燃气罐倒过来增加的压力，可以让液态的燃料气化，足以产生更大的火焰（火焰足有12米高）。

1979年7月3日，第一次尝试，大约如片头展示的那样。加几个细节：他们最终降落在离边境仅有180米的地方，此地正是边境雷区的边缘。降落后他们不确定是否成功越境，随后他们发现一个东德小镇（Wernigerode）的面包袋子。他们花了九个小时小心地越过边境地区，又徒步15公里返回升空地点，最终踩着请病假的点儿回到家。这次尝试失败之后，因为担心被追踪，Strelzyk 还换了车。

1979年成功降落于西德 Naila 的热气球（此图是1985年空中表演时拍摄）©Günter Wetzel

第三个气球：逃出升天

他们决定第三个气球必须要有之前的两倍大，气球容量达4000立方米，直径20米，高25米。气球面料需要1250平方米的塔夫绸。这回他们在全国小量采购，以避免怀疑。

Wetzel 缝制气球的线长达6公里，Strelzyk 则重做了船舱，花了六周完工。气球重180公斤，载荷550公斤，包括船舱、设备和“货物”（两家人）。

这之后便是如电影呈现的惊险逃亡历程。

降落后他们不确定是否跨过边境。但他们发现几个细节：有东德不常见的红黄色灯、与国营集体农场迥异的小农庄以及更现代的设备。就像电影里那样，两人遇到警察，准备问是否到了西边儿/投降。他们其实注意到了警车是奥迪车（东德可没有Audi)。随后便是我们看到的惊喜。

Are we in the West here?

后续

东德方面立即提升了边境警戒，关闭了所有边境地区的小型机场，以及关闭边境领空。

购买燃气罐时需要登记，可以用于制作气球的大宗布料购买也不被允许。另外从东德寄给这两家人的信也被禁止。

Strelzyk 的兄/弟 Erich 在德国二台看到逃亡的消息，几小时后他也在波茨坦（Potsdam）的家中被逮捕以及以“协助和教唆逃亡”的罪名起诉。Strelzyk 的姐/妹 Maria 夫妻俩也被判处两年半的刑期。他们三人随后获释。

两家人一开始决定在气球落地的 Naila 小镇落脚。Wetzel 找了汽车技师的工作，而 Strelzyk 则开了一家电视机修理铺。受到东德情报人员的压力，Strelzyk 一家于1985年搬到了瑞士。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他们搬回了 Pößneck 的老房子里。Wetzel 一家则一直住在巴伐利亚。

2017年，帮助他们成功逃亡的热气球，永久陈列于巴伐利亚历史博物馆。

演员克莱舒曼

片中 Stasi 中校在审问边防士兵时，提到他以前练游泳。而其饰演者、“德国军官专业户”托马斯·克莱舒曼（Thomas Kretschmann）本人也恰是东德游泳选手出身。

克莱舒曼19岁时，身上只带了护照和大约值100美元的钱，跨越四国边境，耗时一个月，徒步逃到西德。途中还因为冻伤失去了一部分手指。

（Sadly）每一个逃离的故事都精彩至极。

托马斯·克莱舒曼扮演的 Seidel 中校

更多阅读

维基百科条目，//en.wikipedia.org/wiki/East_German_balloon_escape （本文从“逃亡组合”到“后续”的内容绝大部分来源于此）

Peter Strelzyk 已于2017年辞世。他的搭档 Günter Wetzel 仍活跃于各项纪念活动。

收录于巴伐利亚历史博物馆的二人信息/录像： //www.hdbg.eu/zeitzeugen/detail/flucht-aus-der-ddr/peter-strelzyk/497 //www.hdbg.eu/zeitzeugen/detail/ddr/guenter-wetzel/445

巴伐利亚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逃亡热气球（德语/英语） //www.museum.bayern/en/collection/histories/peter-strelzyk-und-guenter-wetzel.html

Günter Wetzel 为热气球逃亡建立的网站，包含故事细节和热气球设计： //www.ballonflucht.de/home.html?content=home （德语/英语）

巴伐利亚电台对 Günter Wetzel 的采访：Der DDR-Fluchtballon von Naila - die echte Geschichte vom Ballon |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德语） //youtu.be/Cs5QKVSELWg

Günter Wetzel 自述：Der Wind kommt von Norden （德语） //youtu.be/5tkW9ZcWU_8

Günter Wetzel 自述：German History Day 2019: Günter Wetzel on his balloon escape （德语，英语字幕） //youtu.be/u8V7kZun8FI

Thomas Kretschmann - Wiki 24 //24.fandom.com/wiki/Thomas_Kretschmann

当你只是上街买块大点布，就有人往上面汇报时候

当你只是恰巧在路边看到有辆路过的小汽车就可能被抓去讯问的时候

当你教小朋友们知识。就有军人过来盘问你的时候

当你只是走在路上，路过大使馆，就发现很多人在偷偷的看着你的时候。

这一切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这样的生活，无时无刻的敏感和监视，我会疯掉的

整体比较紧张紧凑，热气球这个点子在当时条件下估计是真的可行。可惜的是，这一家人在电影中真的对逃亡有些儿戏，要不是人人都要作死一发，估计早就安全逃到了。缝补漏了，割不断绳索，两次感觉没有足量瓦斯，这种儿戏的问题应该出现在这部片子的逻辑里面么。。。。。儿子的女朋友两次写信，居然还要带女朋友走，这么大人了，他是小学生脑子么？？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剧情，本片节奏可能反而更加紧凑，深度其实在描写东德的社会状态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不需要画蛇添足。否则会因为小家子气的给自己加戏造成有点愚蠢尴尬的感觉。2小时，缩短到1个半小时，估计会刚刚好。

影片以极具冲击感的方式展开，一边是东德的一所学校，学生唱着“我们的祖国是大草原上的青草，是农田里的稻谷，人们热爱美丽的祖国”，校长在台上领导大家向东德宣誓效忠；

另一边，是边防军人乱枪打死一个个企图越过边境的百姓。

说好的祖国是大草原上的青草呢？

如果这个国家真有那么好，人们为什么要逃走？

有人不理解为何冷战时期东德一些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要不顾一切的逃到西德，很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批判性的谈到“那些人，都有车有房了还要背叛祖国，真没有良心。”假如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他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宁愿省吃俭用也要去追求文学艺术的人。因为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有车有房，难道下一步不就应该追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了吗？

东德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发展模式必然要通过限定价值取向来限定民众的人生追求，从而确保所有人按照既定轨道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无法对既得利益者构成挑战。这种模式也许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独立思辨能力的人好使。但对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物质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群体，无异于剥夺了他们更高层次的追求。

他们逃出东德，不是因为西德有多好，而是因为东德已经提供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东德哪里都好，但西德允许说不好。

最后，即使东德是苏联东欧阵营里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但比西德还是差不少了。80年代后期，东德中产与西德中产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

二战结束后，再次沦为战败国的德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1949年 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10月7日，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故事就发生在东德边境小镇，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男主一家看似家境富裕，幸福美满，可为何却依然一心逃离，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使他们做出如此以身试险的选择？

这就要从东德和西德的分化开始。

在世界形成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极对抗政治格局的历史条件下，德国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尖锐对的政治制度。

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巴赫、贝多芬、马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莱布尼茨、海德格尔、韦伯、爱因斯坦等的国度，战后仅仅几年时间，东、西德国分别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先看东德：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战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民主社会党合并而成）的领导下，战后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业便恢复到战前水平。其中，1950——1970年的生产性国民收入持续翻两番，年平均增长7.2%，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成为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一个人口不足1700万的国家创造了如此奇迹，举世赞叹。因而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前来东德参观的“兄弟国家”代表团的同志们眼看如此现代化的厂房、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果一个中国大陆人在20世纪70年代到了东德，一定会惊叹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德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虽然开始出现负增长，但世界银行《198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民主德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562亿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会主义国家第1位。

再看西德（联邦德国）：同样不到五年时间，即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同样超过战前的水平。1950年到1965年，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15年的“莱茵奇迹”。1950至1965年，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初，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68年开始被日本取代成世界老四）。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仅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统计数字上而言，东、西德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因为东德国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但如果比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自的社会财富增长了多少，国民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优劣就极为明显了。

——同时在战后一片战争废墟上建立的东、西德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为应付严重的困难，东、西德国在战后都实行配给制。但极短时间里就出现了巨大悬殊：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市场很快出现了繁荣景象，大小商场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十分旺盛。1950年开始，西德政府便取消了配给制；而东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给制条件。只为顾及“社会主义橱窗”的面子，东德政府在这年打肿脸皮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给制。然而取消配给制后，商品匮乏和单一的局面依旧。吃饭、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凭票供给。

东德表面的辉煌难于掩盖现实的暗淡。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袭了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在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带有浓厚军事命令色彩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过于偏重重工业、军工企业和国家面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设，农业以及与国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产业被严重忽视，国民经济一直畸形发展。同时，它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先是打压个体经济，后是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甚至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收入都差不多），导致国民生产积极性和思维创新能力因此严重受挫，劳动、产生效率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为在与西德的竞赛中获胜，东德政府极尽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的口号，开动宣传机器鼓舞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在国民中大搞类似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无偿劳动，后来见成效低微，于是不顾民众日益不满的怨气，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流血抗争运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和时间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一个重要缘由。

而西德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从阿登纳总理领导下的第一届政府开始，便致力建立一个既能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兼顾社会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

与东德的“只有产生好才生活好”相反，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的口号。从五十年代开始，短短二十年间，国民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体制。——1977至1978年度中，举国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 亿马克(约合1，250 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西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以1988年为例，东德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东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而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 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只及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并欠下210亿美元的外债（那时的210亿美元，绝不是现在210亿美元！）。

诚然，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政府首脑和其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因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尼克松上述话语并非先知式的预言，而是对东、西德当时的现实有感而发——上世纪50年代始，就在东、西德的经济在世人啧啧称奇声中快速腾飞之时，一宗令人预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现了：东德建国后，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界逃向西德。整个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万的东德，竟有270万左右的民众逃向西德。其中精英人才和技术骨干占据不小比例：大概有6000名医生、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损失。

如此严重的逃亡潮不但对东德的“软实力”造成巨大损失，对唯一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二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极大冲击，也使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脸上无光。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得不警告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1961年8月开始，东西德之间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宽1.2米全长155公里，配备了铁丝网、瞭望塔、堑壕的钢筋水泥墙。这就是著称于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墙”。

而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时奋力奔跑却被击毙，主人公一家第一次飞行未曾越过的，就是著名的“柏林墙”。

柏林墙建成后，东德国民的逃亡史便成为一部血泪斑斑的逃亡史——人们不顾危险，采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在此不得不感叹，德国人的知识素养，工业水平，动手能力在电影中充分体现，谁家能自己造出一个热气球，甚至滑翔机…（注意，电影中男配说过，造飞机不是问题，只是限制于跑道因素）。

话说回来，东德的失败是必然。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犯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错（甚至是致命错误），却不敢正视。甚至一再寻找各种借口、理由予之掩饰和遮丑。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时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昂纳克大言不惭、自欺欺人地告诉世界：“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所谓“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诚然是一句恬不知耻的谎言。但柏林墙的构筑，确实有力地阻止了东德民众的大规模逃亡。——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人。

建立在乌托邦虚幻信仰的政党一旦面临挫折，便极易滑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之中。1962年，面对两难的抉择，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最高层想出了一个遗臭万年、并最终促使该党被人民彻底唾弃的馊主意：用政治犯换马克。并派人与西德政府协商。东德提出赎金的标准是：一个普通工人3万马克；教师4万-5万马克；医生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经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之后，每年不断地重复着这种交易。到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僵死的意识形态和极为刻板的官僚思维定势，又常常让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战后，美国不分意识形态，实行旨在帮助欧洲走出战后经济危机的“马歇尔计划”。西德从马歇尔计划中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仰苏联鼻息的东德党政领导人却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将这一援助拒之门外。

中国有句古训，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其实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东德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中获利的只是少数的党政官员。尤其是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享受着各种合法的特权：可以在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商品；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

而权为上级所授的官僚体制，不但导致溜须拍马、贿赂盛行、贪污腐败成风，还导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的阶级固化局面。而最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下旬，东德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按斯大林肃杀模式进行了“清党”，有151000名党员被整肃（当时东德总人口不足1700万）。通过大规模清洗，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比“肃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秘密警察对国人密不透风的监督——东德并入西德之前，东德秘密警察达9.1万人。

而间接充当线人、密探工作的总人数则接近50万。在柏林墙倒塌前约30年里，平均每天有8位东德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德人民的忍耐性已到了临界点。从1986年开始，不少民众冒着危险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

然而，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政府此时不但不反省、检讨过失，反色厉内荏把国人的正当批评说成是“极端主义分子的诋毁”；把民众的意愿和诉求说成是“外来的危险和少数人的挑动”。并警告“要提防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造孽沉重难于自拔的昂纳克自恃有“老大哥”苏联撑腰，危机四伏之时仍心怀侥幸。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强打信心声称：“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昂纳克的声色俱厉更增加了人民的对立和愤怒情绪，更多的国人加入反抗行列。1989年5月7日，莱比锡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昂纳克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了一百多人。并对世界宣称：“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昂纳克的残暴顽固更激起了国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莱比锡2万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10月9日，又有7万人上街，游行民众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向统治者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最终，在周边国家不断的资本主义浪潮，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中，东德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工业4.0的民主德国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