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可以无视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不能无视时代。
              ——陈丹青


感觉最近两年，贾樟柯在内地的名望是越来越高了。原来喜欢贾樟柯的作品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主流人士”，现在贾樟柯基本上能通吃“主流人士”和“非主流人士”了。
昨天和朋友去西单，在西单图书大厦外看到好多保安和围观的人，一看那架势就知道肯定是有人正在签名售书。朋友对我说是贾樟柯在签名售书，我赶忙隔着玻璃张望一番，结果只看到黑压压一群人。后来我在着急要走的朋友的催促下，不得不走了，就这样错过了看到真人版贾樟柯的一个机会，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有一点点遗憾。
上周五晚上，去看了贾樟柯的第三部可以在内地公映的片子《二十四城记》，结果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某些情节和配乐让我流了一脸猫泪——本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事儿了，还好今天在豆瓣上的《二十四城记》页面上看到有人说“背后的小姑娘哭声很大”，还有人说“我看前大半段一直在哭”，我的心里平衡了。

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列斯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如此快速而猛烈的变化，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贾樟柯这么深刻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回想一下，在内地所有电影导演中，在过去的十几年坚持拍摄关于当下的中国的电影并且还能保证较高的艺术水准的，除了贾樟柯之外，似乎还真的就没有第二个代表性人物了。
关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其实贾樟柯本人又何尝不是“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因为就像他谈起自己为什么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决定去拍摄《小武》时所说的那样：“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无数的中国电影。我有非常不满足的地方。从这些影像里面，我们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再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真实的面貌。影像在九十年代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我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拍摄关于当下的中国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青春的选择”。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从他最新的这部作品《二十四城记》可以看出来，他依旧在坚持自己的“青春的选择”。现在的贾樟柯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记得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大概说过他是内地最赚钱的电影导演之一。虽然钱赚得越来越多了，但在创作方面，贾樟柯依旧希望自己是一个纯洁的人，他说“坚持独立性，绝不边缘化”是他做事的原则，并说他不会跟财富作对，因为他需要财富。看来兴趣和功利的交点还真就是“吉穴”，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很多中国的“艺术青年”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先努力赚钱，然后再去搞他们“最心爱的艺术”。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父母气疯，但又没有勇气去搞同性恋，他们还有搞艺术这样一条路可走。言外之意就是，搞艺术是赚不到钱的。甚至他们还会认为总是谈钱是会损害他们的“艺术气质”的，看来“艺术气质”还真就是折磨艺术业余爱好者的一种病。

说回正题，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贾樟柯，感谢他拍出了这样一部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的“伪纪录片”，这是一次迷人的尝试，通过这部“伪纪录片”，一些很普通的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这也使得他们，或者干脆就说我们吧（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的长辈也曾有过类似的欢乐和痛楚），在十年或几十年后重温这部“伪纪录片”的时候，也可以像德国艺术家安塞姆•基弗那样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我不是怀旧，我是要记得。

当我在柯达影院的过道里等朋友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声音：卫生间就在前面。哦，谢谢。不经意地望去，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赵涛，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来看《24城记》的。静静地站着，等她从面前经过。一身黑色，比我想象的矮一点，淡定。我在想象卫生间里的朋友，想象着她在水龙头面前，看到旁边的人是赵涛时的表情。那一刻，想打电话给朋友：嘿，赵涛也在卫生间。哈哈，算了，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不，应该说自己一直遵循导演灵魂制，只是还没到布列松那样把演员当棋子。一直习惯于那些陌生演员，因为陌生，便没有预期，没有固有的印象，也就有更多的可能，这算不算电影上的“政治正确”呢？只是，即使这样，还是会从心底里佩服极少数演员，赵涛便是其中之一吧，《站台》的最后一幕时常涌上心头，王宏伟搭拉着睡在椅子上，手上的烟还没熄，赵涛在旁边抱着孩子，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将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上演这一幕，有点奇怪的念头啊。想着等一下她出来，是不是该上前打招呼，说一声你好呢？哈哈，还是忍住了，即使让我见到那些最喜欢的导演，还是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或许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在小饭店吃个饭，随便聊聊便够了。作品才是最终的灵魂吧。看着她再一次从眼前走过，又想起了那次看到差事剧团的李秀珣挤地铁的情景，恩，生命本该如此普通，于谁都一样。
　　
　　每次吃饭同事们聊天聊到电影时，都会说起他们最近看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片，很多次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看的这么多电影中，是否和你们的生活发生过关联，或者说曾经被电影刺痛过吗？对于不怎么看文艺片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是突兀的，不合时宜的。有时候会想：同样是下班回家，同样在看电影，但却如此不同。
　　
　　痛和愤怒并存，这是看这部片子的直接感受。虽然当那些轰轰烈烈的变革发生时，我们还没来到这个世界。这里面有产生一个问题：假如知道即将出生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不公，过去，现在，将来还会有，你还会选择降临这个世间吗？这明显是个伪命题，因为谁也不能决定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出生。可是，还是忍不住要追问：凭什么让那么多的个体去承担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无奈，残酷呢？凭什么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被毫不留情地抹杀呢？打住，再愤慨下去就要语无伦次了。冷静，冷静。从现在的眼光看，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那样的历史，那样的时光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在几十年前，它真实地在这片土地，在我们的父辈身上发生了。在这个历史被随意篡改的年代，这种民间的记忆就显得弥足珍贵，它让那些曾经被尘埃化的人们有了倾诉的机会，关于过去的，集体的记忆，他们的失去，青春，流逝的痛楚。从这一点上，贾樟柯极其同行者的电影是底层的珍珠，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可是，恩，还是要说可是。前几天看了《圣诞故事》，看的时候想到几年前的《过年》，类似的故事情节，一群孩子过年---圣诞回父母家聚会，其间发生了冲突，争吵，和解。看的时候，我总觉得其中有很大的差异，但就是无法清晰地表诉出来，当然，这里面的差异不是指地域的差异，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很低，这种低不是个别片子的印象，而是整体的，内在的东西。看电影之前有导演和观众的交流，其中有一个朋友问道：我很喜欢你的电影，看之前就知道那是贾樟柯式的电影，贾樟柯式的感动和力量，但是，没有意外的惊喜。我能明白他所说的那种惊喜是什么。不久前看到陈丹青和贾樟柯的谈话录，说到他第一次在美国看到朋友寄给他的《小武》的录像带时，他意识到新的电影时代终于到了，我第一次看《站台》的时候也有这种新浪潮的革新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激动。可是，十年过去了，那种新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全面开花，不敢有六七十年代新浪潮的高度，至少像台湾新电影那样的轰轰烈烈，但是，遗憾的是，那些奇葩却是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而后，就只剩下零星的火花了，是的，所谓新的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款款到来。
　　
　　就在不久前看完了《无用》，老实说没有太大的惊喜。在回家的地铁里，我突然间意识到了前面的低的指向，稍微清晰一点。如果说好的电影需要一个强大的触发点，或者说激发点的话，前面提到的《过年》中冲突的聚焦是在金钱或者说物质，《24城记》在于强大的集体/体制对个体的抹杀，而这些东西都都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框之下，这么多年来很少有所突破，甚至连反思都不深，再看看《圣诞故事》，它的支撑点在哪呢？横在兄妹之间多年的矛盾并不是物质那么简单，或者根本就不是关于物质的矛盾，他们的冲突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有宗教，性格，信仰，信念，哲学上的种种冲突。那种无法言说的东西恰恰触及了人性底部的东西，而这些底部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永恒的东西，现在看有深度，几年，几十年后来看，那些冲突仍然存在，仍然被不断地讨论，不断地被思考。但是反观《过年》，剥离金钱--物质这层冲突，再把时代背景拿掉，就剩不下什么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厚和薄的区别。还有一个例子是不久前看的《午夜的巴塞罗那》，当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在什么小三、婚外恋的矛盾中津津乐道时，伍迪.艾伦早已经跨过了那一层，直接提出了两女一男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的背后关心的是关于理性和感性的对立和冲突。高下之分，不辨自明。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归咎于我们和他们物质条件的差异，套用政治话语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面上合理，但实际上是偷懒，疏于思考的搪塞。精神上的思考一定是在物质满足之后产生的吗？看看捷克和波兰的新电影，他们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未必比我们好吧，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涌出来。再者，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问问自己：当前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困扰你最深的东西难道真的是物质上的吗？在我看来，形而上的思考和形而下的问题总是并存的，即使在物质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比如说古代，在那样低的物质条件下，同样有伟大的思想。而华语电影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在揭示整个时代的面貌时就显得单薄，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就像这部《24 城记》，你看到种种的不幸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必然有那样的痛失，一切都在预料当中，这样的逻辑或者模式无疑是简化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人的多样性。而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小写了人字，人在历史的帷幕中又一次被渺小化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巫山云雨》，比如《夜车》，《鬼子来了》《颐和园》《赵先生》等等，这些少有的独行者就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这条宅胡同，展现了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景和更多的可能性，若干年后，它们还会被不断地提起。
　　
　　这样的批评似乎有点苛刻，有点鸡蛋里挑骨头，有点对小贾同学的不满，哈哈，不，恰恰因为这部作品是贾樟柯的，而他，私底下认为是华语电影中有可能成为大师的少数导演之一，可能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也可能长久以来，太渴望有当年《小武》式的横空出世，无所顾忌，太渴望被那些牛B的作品震得目瞪口呆的快感了。当然，根据作者论的原则，无论什么时候，导演都不用讨好观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作品出来，自然有公论。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是站着说话，就要说大声，说出不足，至于怎么走，那还是导演的事。

    或许，还是创作力的问题，没飞起来就是没飞起来。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时，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前面关于高低的分析是不是从西方的语境或意识形态出发的呢？看了一下自己的片子库存，华语片不到10%，也就是说自己的思考是基于另外90%的外国的片子出发的。这样的思考方式会不会有偏颇呢？即使有问题，可是现实就是现实，这种比例只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已，经常看国外的电影，听国外的音乐，看国外的小说，但却在华语的生存环境中，这种关于偏袒的指责又是站不住脚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只能接受它，面对它，剖析它，往深里挖，脸上没有笑容。就在去电影院的地铁里，听到旁边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对话：
　　
　　 ---昨晚和小王他们吃饭了？
　　 ---是啊，上周还是吃结婚喜酒，昨晚就是散伙饭，证书从红色变成了绿色，这种事情，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或许，他们不能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东西。
　　
　　 jude_chen
　　 2009-3-10 上海

1. 诗意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这是贾樟柯在《二十城记》中给电影定下的诗意怀旧基调。《二十四城记》承载诗意的主体——成发集团，曾经的国营420发动机制造厂——于1958年从东北南迁至成都，2008年老厂房拆除，工厂整体迁移至郊外工业园区，市中心的旧址被房地产商买断，将开发成为住宅区“二十四城”。420厂的前二十多年历史是真正的“昔日繁华”，通过多位被采访者口述片段的边边角角表现出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能月供肉三斤，令人羡慕的福利待遇和工资收入，子女就学分配就业的便利…… 采访对象的年龄从高到低，视角变化由旧到新，繁华走向没落，辉煌变作冷落。

从被采访对象的选择上来看，贾樟柯对被摄题材的感情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他拍摄电影的初衷是“记录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他并不像拍摄纪录片一样站在一个客观的，尽量脱离个人情感的视点来完成这种记录——他也无意掩盖自己的“不客观”——他选择的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武》到《任逍遥》到《世界》到《三峡好人》，再到《二十四城记》，他选择记录的是社会的暗角，是弱势群体面对变迁的彷徨与无所适从，是小人物直面大时代的勇气与牺牲。在“记录”的过程中，贾樟柯也并不执著于“发生真实”，比如《三峡好人》中凌空飞腾的楼宇，还有《二十四城记》中由演员扮演的受访者。他将“发生真实”等同于“故事真实”的手法和美国作家Tim O’Brien的越战回忆录写作手法殊归同途，这样的叙事方法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故事片”“纪录片”之分，二者都是导演用来表明自身艺术理念的手法罢了。所以在《二十四城记》中，420厂真正员工的采访录和演员表演出来的采访录相互交织，“发生真实”为“故事真实”的导入，“故事真实”为“发生真实”的补充。不论是哪一种的真实，他所表达的，都是对被采访对象的真切同情与敬意，每个镜头都浸透了他的无限深情。


2. 悲情

《二十四城记》中九位受访者，五位真正的420厂工人，四位演员，八个谈话段落都有一个悲情收尾。但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升华采访的主旨，贾樟柯在段落之间引用了多首诗歌，插入了相关的流行歌曲，并重复了受访者的收尾语。这种央视东方时空般的悲情轰炸式剪辑方法让我有点错愕。照理说，在观众对影片大环境与中国工厂变迁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过分频繁的重复同一种情绪是政治宣传才用的低级手法，而一贯以静默镜头语言为标志的贾樟柯，突然跳到对岸手舞足蹈起来，这让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就好比顾长卫在《孔雀》中用做西红柿酱的细节来表现七十年代，但如果人物一边做酱一边频频唠叨物质匮乏冬天吃不上蔬菜，那我就得狠狠皱眉。

为了打破单一化的悲情氛围，贾樟柯在段落间也使用了多种调剂方法，比如厂房里两位拆卸机器的工人，一个搂着另一个的肩膀拍摄静态镜头，两人本来神情肃穆，可其中一个时不时要动动另一个，结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还有下一代的小姑娘站在厂房里巨大的电风扇前，风把头发吹得很乱，她笑得很腼腆很甜。当然，专业演员的使用是电影最大的调剂，尤其陈冲饰演的顾敏华访谈片段。这里，贾樟柯甚至还幽默了一把，让陈冲开自己也开观众一个玩笑；但严肃的贾樟柯毕竟不太会说笑话，或者说，这个笑话讲得十分之冷，就跟《三峡好人》里贸然升空的大楼一样，最后的结果并非幽默，而成了无所适从。

其实早在2007年，杜海彬的纪录片《伞》就已经尝试了记录中国某个弱势群体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寻找出路的题材，影片从广东中山一个小镇的制伞工厂车间工人的机械重复性手工劳动开始，以河南洛阳某乡老农的自述访谈收尾，提出了“中国农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的大问题。在表现手法上《伞》过分的追求客观让其失去了“观众缘”，其反响还不如《二十四城记》的零头；但如果对比一下杜海彬和贾樟柯对访谈的处理方法，就能够看出来，贾对情绪的安排是多么的任性与单一。杜海彬的《伞》采访了雨伞厂的工人，求职的大学生，还有河南洛阳老农。悲情与沉重的情绪同样浸透镜头，但杜海彬只允许自己结尾放松了一次，他在大部分时间里的叙事风格与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非常相似；杜海彬缺乏的，是许鞍华所擅长的段落之间的小调剂小抒情，是“放”的层次。而采取了诗歌起题、串联并高调收尾的《二十四城记》，在表达诗意的同时竟然忘记诗歌语言本是最讲究留白的，要想情绪迸发得多辉煌，前面的铺垫就得多隐忍多压抑！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缺乏的正是“收”：情急情浓当然是最好的出发点，但导演的情绪再浓烈也不该泛滥到整部影片，完全失了调度，让悲情悲到渗出水来，从而变得廉价。


3. 观众

在比较《二十四城记》与《天水围的日与夜》过程中，我觉得很难脱离“观众”这个要素。贾樟柯是很在乎观众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在乎，所以情急意切，生怕观众不能领会他在镜头背后的想法，所以要反复明示：述说，诗词，歌曲，字幕。而且许多处诗词的插入也并不圆熟，譬如欧阳江河那句“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姿态便无比做作。但也许我本来就不该如此苛求，他是大陆唯一一位拿到商业投资后依然在忠实记录社会弱势群体的“大格调”导演，比起他的执着，任何批评似乎都是一种错位。

但每当我想到天水围，想到许鞍华，我又无法遏制自己心中的某种不满。这部从王晶那借了五十万才得以成形的小制作，这部从出发点就洗尽铅华平实到底的作品，其带来的心灵震撼，却远远超越了我本该更有生活体验与共鸣的“下岗”、“整改”、“迁移”。我并不介意“发生真实”与“故事真实”的穿插，一次次的访谈也的确让我动情落泪；但眼泪不该是情感的终结，也不该是最后的交代，我更想要的，是眼眶潮湿只一滴泪将落未落的度量，是胸中万言，出口却只有一声长叹的回味。

有人说《二十四城记》像一首晚唐的诗歌，关心民众民生，悲悯却不忧伤；但我依然希望贾樟柯能够将“悲”影像化而不是语言化，将情绪收敛化而不是放纵化。在改革开放的巨变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伤痛记忆是心房上的灰色烙印，再沉默也不会消失；我们只需要一个闸门，一个出口，我想要流着自己的眼泪，就像我们的父辈流过他们的汗水一样。



二十城与天水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ea3820100cwjg.html

昨晚看了《二十四城记》。
如果说，“电影”是从“打算看电影”这个念头产生就开始的：
《24城记》也开始得未免有点太早了。
中途又历经波折，好容易拿到票，坐在电影院里，
去年看《三峡好人》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又再度回到我心中。

《二十四城记》如何？
诸位，我昨晚看完，直到现在才写这么点感想……这就是我的评语。

如今所有的导演都在进行伟大的尝试：
就是试图打破“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界限的尝试。
大部分导演采取的是这样一种策略：
试图赋予剧情片以纪录片的质地，丰厚和真实。
《三峡好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二十四城记》试图进行的是反向尝试：
在纪录片中安插剧情，故事就在讲述者的口中。
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人物关系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下面：
他们相互裹挟，相互观看，相互漠视，相互抚慰。

一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吗？
当然有。
贾樟柯毕竟是贾樟柯呀！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片段是两个人工人站在镜头前：
其中一个年长的不断搔另外一个的脖子，直到对方笑出来。
那个笑容，那些面孔，实在是太生动了，让我感动不已。

但是，正因为是贾樟柯，那种“不够！完全不够！”的渴求，深植在我心中。
《三峡好人》开头那酣畅淋漓充满各种体液的长镜头呢？
举起一张十元人民币，放下时出现实景的天才想法呢？
更多的，那种气韵，气质，气息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我没有感动。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从小因为三线建设出生在四川。
可以说，电影里的点点滴滴我都太熟悉了：
我爸妈的单位叫716，是搞潜水艇的，我们过去的番号是成字138部队，
我们在四川的山沟沟里一住就是十七年，
我们的单位有电影院，有子弟学校，有医院，还有豆浆厂！
我们也有保密费，我小时候经常能分到保密本儿。
我们也是走的奉节。
我妈妈，简直就是电影里那个沈阳妇女的影子：
她老家是大连，十三岁随父母来到四川，再回东北，已经人过中年。

我感动了，我哭了，我看见那个下岗女工在公车上讲述她的艰辛，
我看见赵涛讲那个在工厂里劳作的妈妈……泪流不止。
我的父母，是体力劳动者，
当儿女目睹父母年事已高，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
那种心痛，也真的是像赵涛所说：是从内心里痛出来的。

但是这种感动太肤浅了。
我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寻求的绝不是这种“百姓人生”的感动。
我的感动被破坏了：
我们祭典父母这一代人苦涩青春的方式，难道只是买一套“24城”的房子？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在电影里使用职业演员，他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方式：
正如很多导演在电影里掺杂了非职业演员在职业演员中，
他恰好相反：他将职业演员掺杂在非职业演员中。
陈冲，吕丽萍，陈建斌，扮演了三个老厂的职工。
有时，贾樟柯的电影里会出现少许“有些过”的东西，
比如《三峡好人》里的小马哥，是有些造作的。
但是在《三峡好人》这种湍急如大江大河的电影里，少许的败笔一闪而过，
但是在《二十四城记》这种静止的电影里，那些瑕疵，
不，我不认为是仅仅是瑕疵，而是缺陷的东西，却被放大了。

陈冲扮演了一个叫做“小花”的厂花，
她说自己因为长得像陈冲得了这么一个外号，真名反而不被人所知。
镜头外的人（是贾樟柯自己吗？）问：“那你真名叫什么？”
我们的陈冲笑着说：“我叫顾敏华。”
全场大笑。
是为了这种幽默感吗？
不，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幽默感。
观众们大笑的时刻，是察觉这是“扮演”的时刻，也是梦醒的时刻。
也许这正是贾樟柯所要的：他要一种间离的效果，要这种浅薄的幽默，
要观众明白，不要那么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即便是你愿意相信。

但是，我只是感觉到，我被嘲弄了。
陈冲演得不错，就像吕丽萍和陈建斌，他们已经演到了一个职业演员所能演出的最好。
但他们不是“大丽”，也不是“顾敏华”，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真正的，被隐藏在电影后的，也许真的存在的“大丽”，“顾敏华”呢？

我深爱贾樟柯。
这是我苛责的原因，也是我失望的原因。
我开始审视和逼问他拍摄《二十四城记》的动机，
而他的电影动机，在之前，我从未怀疑过。

   没有完整故事的纪录片，已经很记录了。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记录，贾曾经说过，我所要描写的一种纪录片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回忆的东西。我觉得触动很多。翻新了我对于纪录的理解。这次24city，离自我的感情疏远了一些，仿佛他想说到更大众的一些东西，但是分散了。我们去电影院看的，似乎是为了纪念这样的非大众娱乐电影进入影院的一次胜利，但是上映当天的反响就很不好，大家觉得很沉闷。我看到有一些中年老年人去看，更听说在成都播放的时候很多人哭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记忆，一个城市的记忆也好，一个事件在那个年代的记忆也好，还是一群独特的身份的人的记忆，令我回想起来了。一座城市它真实的发生过这些，包含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的那些。贾樟柯的选材又一次的成功了。
   首先这仍然是纪录片，纪录那些真实发生着或者发生过的事件，由于工厂太庞大了，他采用采访的形式，使这段历史和这些人们慢慢的浮现在人眼前。还是一贯的慢镜头和对景物的长长的远景描写。景物在时间的消磨中显露出它们的沧桑和情绪，这种流露常常比一段旁白或者演员的介绍更要清晰。这个工厂曾因为军械的需要一度繁盛过，甚至影响着这不同年代人的命运。第一批工人大都是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很多人一辈子也再没回去。他们之后的孩子，就在这个厂里成长，生活，甚至工作，更小的孩子的孩子，随着城市的发展，反又随同父母搬离出来，真正的使这个地方成为纪念和回忆。影片开始前我听说到的是9个故事，当然看的时候我也没真的从一数到九，采用明星演员我想他也有斟酌，只是在我看来，是比较失败的一笔。完全令小武的那种感觉消散而去。这次的主题仍然是城市进程，只是更贴近现在满城支构的城市化，播放到最后我才知道，电影名是一座楼盘的名字，楼盘在建设，它将替代大部分的工厂，替代这个年代的记忆，成为现在进行着的名词，它甚至替代了我们的记忆，当我们想起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名词是现在进行的楼盘的拔升。
   我对晴说，我想起来我们家曾经有过纺织厂，麻纺厂和烟厂。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我几乎忘记了我们家出现过这些厂。他们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和这些家庭联系在一起，他们就在我身边，我和朋友的生活里。我不曾发现过原来这种联系，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转型，一些家庭的变化。虽然消失后盖起的不是24city，也盖上了一层现代化的遮盖布，令很多人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