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羊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哈萨克族故事,这也是个比山楂树更为单纯的爱恋的故事.

男女主角在赛马中相遇,男主角自此爱上了女主角,女主角抗争命运,在婚礼上与心爱的人私奔,男主角放走两人,五年后,女主角丧夫,又被家族人嫌弃,这时,在故事中奶奶的主持下,女主角嫁给了男主角,但是,她的两个孩子必须留在原来家族.在接下来的生活中,男女主角慢慢产生了感情,可是,作为一个母亲,又思念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最终,她放弃了现在的生活,选择回到两个孩子身边,而男主角则继续单身着,等待着他们的再次相遇⋯⋯

整个电影很平婉的叙述着故事,看到最后,还给人以一种一游未尽的感觉,感觉这个故事还会继续这样往下发展着,就像我们的生活,会这样无穷尽的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部完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在叙述着她们对命运的抗争,对命运的无奈,在叙述着她们的坚强,对美好的渴望,虽然可能民族不同,但是,都有共通性的,也正是这点感动着我们~

这应该是一个进行情感教育的电影吧。说它女性主义？远了点。说它父权主义？可能更远了。旅游片，太远太远了。我看这个电影想告诉大家都把自己的孩子看好。骆驼都会做到，人要比骆驼做的更好。

《永生羊》：充满诚意 远非优秀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当然很有道理。

    但反过来却不能行得通。电影《永生羊》就是鲜明的例子，虽然是民族的，却未必是世界的。

    《永生羊》的宣传语是一部“东方意韵的诗意电影、哈萨克人的生活画卷”，在我看来，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到了“东方”、“哈萨克”甚至“画卷”，但却未必能够算得上是“生活”，也难以谈得“意韵”，更不能称之为“诗意电影”。

   无疑，在大多数人看来，《永生羊》都是原汁原味的“哈萨克”电影。但是，我想这种“原汁原味”应该是来自于陌生，大多数观众对于哈萨克这个古老的民族亦如我般陌生，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了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便是如同导演高峰所言那般是汉族人扮演的哈萨克民族的故事，只要它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故事，出现了草原、羊群、蒙古包，我可能就会觉得很“哈萨克”。也就是说，我认为《永生羊》首先在题材上占有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即这个题材是一个绝大多数人的认识盲区，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所以，这样的电影首先就会有一种“异域风情”，正如我们看印度的歌舞片般首先会陶醉于它那美妙的音乐和曼妙的舞蹈一般。

    从故事而言，《永生羊》的确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哈萨克人身上的爱情故事，但是故事的核心是一个常见的三角恋爱结构，这样的结构并不新鲜、甚至有些刻意。换言之，除去哈萨克民族的外衣，这样一个“偷爱、爱慕、失爱”的单线性爱情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民族，虽然导演高峰一直强调故事本身的“哈萨克”，但是我却很难体会到这个缘水而居的游牧民族最大的特征即“迁徙性”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之间承担了任何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民族特性，所谓原汁原味也仅仅留在了表象之上。虽然放映现场，剧组成员激动地说这个电影在新疆连续放映了30天，而现场来的哈萨克族、哈萨克斯坦人也很激动，但我觉得这仅能够说明这一题材的稀缺，而非影片有多么的成功。当然这其中折射出了我国民族电影的现状，如果从“聊胜于无”的角度而言，《永生羊》当然具备了它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更多地是在于它的填缺补空。

[ 转自魔时社区 http://bbs.mosh.cn/ ]
    影片后的交流环节，最后一个观众提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他质疑影片中女主角乌库芭拉的行为过于自私，导演虽然肯定了提出问题的价值，但是在判断标准上却用了很简单的“我认为”，并且搬出年龄这个法宝，认为观众的质疑在于他没有孩子。其实在我看来这位观众的质疑是源自影片之中人物状态的错乱。乌库芭拉的对于未知婚姻的恐惧来得有些牵强，缺乏必要的人物性格铺垫，而和花骑阿赫泰的爱情来得更是莫名奇妙，也许在导演看来，一见钟情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可以毅然决然地在新婚前夜逃婚的女子所需要的泼辣独立性格却并非剧中人所有。乌库芭拉在剧中逃婚、弃爱这两次重大转折性选择都过于导演意愿，而非情绪推动，所以这一点上而言，支撑电影前进的基石并非一个合理正常的故事逻辑。

    其实，《永生羊》给我的感觉很像几年前的《图雅的婚事》，当然我想新影厂厂长出生的高峰必然不会如王全安般在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高呼“不要让大中华的文化蚕食了蒙古文化”，但这却不能消除我心目中关于导演——或者说创作团队——猎奇出发点的质疑。所以在我看来，《永生羊》的题材胜在陌生而不是出色。当然导演高峰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导演阐述之中他强调这是一部“超越了国家、政治的概念”的电影。

    作为一部民族电影，民族音乐可能是必备的元素。在《永生羊》中，音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故事的第一个转折点，主人公乌库芭拉的新婚前夜，她对于婚姻的抗拒有口难言，只能通过音乐传达出自己的情绪，音乐甚至承担起了叙事的作用。因为草原民族音乐的强烈特色、加之导演对于哈萨克民族的爱好，使得《永生羊》在音乐上显得风格浓郁，甚至称得上是韵味悠长。但是，在影片的转场处也多次响起类似的主旋律，音乐在这里过于抢戏、或者说导演在转场处不得不利用音乐来催生观众的情绪，就有些煽情之嫌了，这种处理方式有着明显的“电视性”。

    交流环节之中有观众问到关于“纪录片团队制作故事片的瓶颈”问题，导演请出了影片的摄影李雄，但是这位明显有着丰富电视拍摄经历的摄影师却坦言并没有觉察到什么瓶颈，在他的概念之中，他觉得纪录片的拍摄甚至要难于故事片，因为“故事片可以摆拍而纪录片不可以”，这其实正是折射出这个影片的问题所在，《永生羊》是一群电视工作者作的电影，其“电视性”要远远地大于它的“电影性”。

    所以在我看来，《永生羊》可能做到了不少，但是作为一部电影，可能真的确实是处于处女作的水准。当然，作为一种兴趣使然的结果，我们倒是不用怀疑创作团队的出发点，所以，《永生羊》是一部充满了诚意的作品，却远非一部优秀的电影。

http://bbs.mosh.cn/747030.html
这是活动：【2011年1月】青年导演新影像——《永的活动话题

起止时间：11年01月01日-01月31日 14:00-22:00

地点：北京 东城区 东直门外香河园路一号 当代MOMA-T4座 百老汇电影中心

费用估计：费用见活动内容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当然很有道理。

    但反过来却不能行得通。电影《永生羊》就是鲜明的例子，虽然是民族的，却未必是世界的。

    《永生羊》的宣传语是一部“东方意韵的诗意电影、哈萨克人的生活画卷”，在我看来，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到了“东方”、“哈萨克”甚至“画卷”，但却未必能够算得上是“生活”，也难以谈得“意韵”，更不能称之为“诗意电影”。

   无疑，在大多数人看来，《永生羊》都是原汁原味的“哈萨克”电影。但是，我想这种“原汁原味”应该是来自于陌生，大多数观众对于哈萨克这个古老的民族亦如我般陌生，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了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便是如同导演高峰所言那般是汉族人扮演的哈萨克民族的故事，只要它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故事，出现了草原、羊群、蒙古包，我可能就会觉得很“哈萨克”。也就是说，我认为《永生羊》首先在题材上占有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即这个题材是一个绝大多数人的认识盲区，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所以，这样的电影首先就会有一种“异域风情”，正如我们看印度的歌舞片般首先会陶醉于它那美妙的音乐和曼妙的舞蹈一般。

    从故事而言，《永生羊》的确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哈萨克人身上的爱情故事，但是故事的核心是一个常见的三角恋爱结构，这样的结构并不新鲜、甚至有些刻意。换言之，除去哈萨克民族的外衣，这样一个“偷爱、爱慕、失爱”的单线性爱情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民族，虽然导演高峰一直强调故事本身的“哈萨克”，但是我却很难体会到这个缘水而居的游牧民族最大的特征即“迁徙性”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之间承担了任何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民族特性，所谓原汁原味也仅仅留在了表象之上。虽然放映现场，剧组成员激动地说这个电影在新疆连续放映了30天，而现场来的哈萨克族、哈萨克斯坦人也很激动，但我觉得这仅能够说明这一题材的稀缺，而非影片有多么的成功。当然这其中折射出了我国民族电影的现状，如果从“聊胜于无”的角度而言，《永生羊》当然具备了它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更多地是在于它的填缺补空。

    影片后的交流环节，最后一个观众提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他质疑影片中女主角乌库芭拉的行为过于自私，导演虽然肯定了提出问题的价值，但是在判断标准上却用了很简单的“我认为”，并且搬出年龄这个法宝，认为观众的质疑在于他没有孩子。其实在我看来这位观众的质疑是源自影片之中人物状态的错乱。乌库芭拉的对于未知婚姻的恐惧来得有些牵强，缺乏必要的人物性格铺垫，而和花骑阿赫泰的爱情来得更是莫名奇妙，也许在导演看来，一见钟情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可以毅然决然地在新婚前夜逃婚的女子所需要的泼辣独立性格却并非剧中人所有。乌库芭拉在剧中逃婚、弃爱这两次重大转折性选择都过于导演意愿，而非情绪推动，所以这一点上而言，支撑电影前进的基石并非一个合理正常的故事逻辑。

    其实，《永生羊》给我的感觉很像几年前的《图雅的婚事》，当然我想新影厂厂长出生的高峰必然不会如王全安般在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高呼“不要让大中华的文化蚕食了蒙古文化”，但这却不能消除我心目中关于导演——或者说创作团队——猎奇出发点的质疑。所以在我看来，《永生羊》的题材胜在陌生而不是出色。当然导演高峰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导演阐述之中他强调这是一部“超越了国家、政治的概念”的电影。

    作为一部民族电影，民族音乐可能是必备的元素。在《永生羊》中，音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故事的第一个转折点，主人公乌库芭拉的新婚前夜，她对于婚姻的抗拒有口难言，只能通过音乐传达出自己的情绪，音乐甚至承担起了叙事的作用。因为草原民族音乐的强烈特色、加之导演对于哈萨克民族的爱好，使得《永生羊》在音乐上显得风格浓郁，甚至称得上是韵味悠长。但是，在影片的转场处也多次响起类似的主旋律，音乐在这里过于抢戏、或者说导演在转场处不得不利用音乐来催生观众的情绪，就有些煽情之嫌了，这种处理方式有着明显的“电视性”。

    交流环节之中有观众问到关于“纪录片团队制作故事片的瓶颈”问题，导演请出了影片的摄影李雄，但是这位明显有着丰富电视拍摄经历的摄影师却坦言并没有觉察到什么瓶颈，在他的概念之中，他觉得纪录片的拍摄甚至要难于故事片，因为“故事片可以摆拍而纪录片不可以”，这其实正是折射出这个影片的问题所在，《永生羊》是一群电视工作者作的电影，其“电视性”要远远地大于它的“电影性”。

    所以在我看来，《永生羊》可能做到了不少，但是作为一部电影，可能真的确实是处于处女作的水准。当然，作为一种兴趣使然的结果，我们倒是不用怀疑创作团队的出发点，所以，《永生羊》是一部充满了诚意的作品，却远非一部优秀的电影。

         一段简单而触人心弦的故事，映在唯美的画面中，落在略带忧伤的琴弦上。这部电影，用一种朴素、自然的姿态，述说了哈萨克人关于生命及其传承的独特诠释和理解，不泛滥的诗意，似乎不经意间，观者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