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

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

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

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您怎么化解？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

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

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M：您总共拍了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

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

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每天能拍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

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

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笑）

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

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

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反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笑）

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您觉得他超越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

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

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

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

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

在开头看到不厌其烦的福田场景的时候就预感到电影要走偏，看完后只能说......还真是不幸言中啊......这电影的核心思想用两个字足以概括——“白左”，还是很低级的那种。

导演似乎完全没有在任何议题上进行独立且有深度的思考的能力，哪怕是他关心的“核电”问题。我并不反对坂本龙一反核电的态度，特别是考虑到福田的事故以及日本地震海啸频发，核电站的危险系数直线升级的事实。但是导演可不可以哪怕带一句核电作为清洁且高效的能源的不可取代的地位，没有，什么都没有。连我这个支持核电的都能想到的日本的特殊地理位置的理由都不屑给哦，甚至核电的替代方案都没有一点提及，你哪怕说个至今仍不成熟的风电太阳能我也算你做了功课了。这种片面武断的呈现方式简直连雅思作文都不如，直接打击影片中所想要塑造的人物形象，和坂本龙一本人到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关系反而不大了。

造就了这么一个业余的“环保斗士”的形象，在坂本真正擅长的作曲方面导演表现得又可以说是毫无亮点，完全就是作品的拼接，没有创作思路的解析，没有修改与磨合的过程，没有配乐是如何烘托电影气氛的技巧性的科普。不知道这个导演到底有没有专业的音乐背景，但是看完电影我是非常之怀疑的。通篇完全是以一个粉丝视角将作曲“神化”的过程，好像乐曲就是不可解释的。

最后再重申一下， 艺术家可以热衷政治，纪录片麻烦关注人物真正擅长的部分，我不想花钱看一个音乐家怎么评价核电站，跟我不想花钱听社会学家弹钢琴的心情是一样的。

再ps：对影片的批评与对坂本龙一本人的看法无关。事实上坂本在专业上的成就让我可以接受他在任何非专业上的“幼稚”，甚至完全不损其光辉，毕竟没人能够全知全能。一个更巧妙的角度明明可以在一个对环境议题更审慎和中立的立场下，让我们体会到坂本的热情与可爱之处。而导演对人物不假思索的全盘接纳甚至赞美简直是给这些“幼稚”打上高光，让我连“假装”没看到都成为不可能。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坂本龙一前往受灾地区，听闻有一架钢琴从海啸中死里逃生。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钢琴浮到了海水上方，退潮后，居然神奇地完整保留下来。

坂本龙一走上前，指尖触碰琴键发出沉闷潮湿的声响，他说，那一刻“犹如在钢琴的遗体上弹奏”。

日本“新音乐教父”坂本龙一在音乐路上走了四十多年，电影制作人Stephen Nomura Schible经过五年酝酿，终于完成纪录片《坂本龙一：CODA》，最近影片则在港上映。开头描绘的一幕，正是这部纪录片的开场故事。

多年来，坂本龙一始终积极参与环保、和平活动，关注社会事务。“311”福岛核灾令日本损失惨重，其后政府决定重启核电站，东京民众集会抗议，坂本龙一也亲临支持。他在简陋的小房间里，重新弹起1983年为大岛渚电影《俘虏》所作的主题配乐，此情此景下，这首曲子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即使身为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对“人类制造的音乐”，也有过怀疑。他说钢琴的“走音”，其实是来自自然的树木试图回到原始状态的结果，所谓“正确的音”，只存在于人类概念里。而“911”事件时身处纽约的经历，让他发现，在面对巨大的灾难和冲击时，过往如影随形的音乐在城中消失了一周的时间，竟然都无人觉察。他猜测：或许在非和平的状态下，人类会自然地抗拒音乐。

相比而言，自然的声音淳朴而透彻，坂本龙一也孜孜不倦记录着这些转瞬即逝的声响。下着大雨的天气，他把巨大的玻璃罐放在雨中，试图录下雨点敲击玻璃的噼啪声。过一阵子后他拿回罐子检测成果：“罐子太厚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找出一个薄薄的铁桶，这次索性将桶顶在自己的头上就走进了雨里。

他曾受邀前往北极，但去看的却不是当地的动物，而是冰融化成水的状态。坂本龙一甚至玩起了“钓鱼”：“我在钓声音”。那一瞬间，这位音乐人的眼里是有光的。

近年对自然声音的执念，还与他2014年被医师诊断为咽喉癌有关。低烧、吞咽困难，这些都在影响坂本龙一的工作状态。于是二十多岁入行就从没停下来的坂本龙一，第一次获得了休息的机会。但他想得透彻：希望随时走都不感到遗憾。那些之前没有采集到的声音，过往没有尝试过的事，没有合作过的人，都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在病重状况下坚持每日工作八小时，完成《神鬼猎人》的配乐，便是因为“欣赏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作品”。

影片中还包括坂本龙一事业中的众多“大事纪”，如他1983年在《俘虏》中的出演及小试牛刀，《末代皇帝》从负责溥仪登基一幕的音乐到全面操刀，在《The Sheltering Sky》中用30分钟重写配乐的趣事，甚至还有他在合成器摇滚乐队“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MO）”中任乐手的片段，他在当中，认真演示了何谓“人手弹奏怎样都快不过电脑”。

从对各式物品敲敲打打，开始编排，到这些声音片段成为作品里的功臣，坂本龙一的生活片段和这些作品在电影中以一种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方式，行云流水地穿插在一起。纪录片名中的“CODA”意为“乐曲尾声的终曲”，亦是坂本龙一在1983年出版的精选专辑名。而坂本在片中为其赋予新的含义：“一曲的终结，代表新乐曲的开始”。

“要多动动手指（弹琴）才行啊”，影片的结尾，今年66岁的坂本笑着说。而属于他的新乐曲，还有时间慢慢完成。

原文刊于橙新闻：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8/05/02/010088331.shtml

微信公众号：苏西与老丸的点心铺（dimsumdiary）

本月初，跨度五年的坂本龙一纪录片电影《Ryuichi Sakamoto: CODA》在日本上映。coda在音乐术语中的意思为一个乐章最后的段落里强调终止效果的乐段，日文译名为“最终乐章”，在豆瓣上的中文译名为“终曲”。纪录片主要按照2012年到2017年的时间顺序，中间剪辑了30年前参与末代皇帝等电影以及40年前作为YMO活动的宝贵片段。 一开始是2012年，坂本龙一前往海啸灾区，在那里弹了曾经“溺过水”的钢琴。钢琴发出走调而飘忽无力的声音，“我感受到这是钢琴的尸体”，他说。2014年他又前往福岛灾区（距离地震三年后），穿着防护服接触那里殘败的声音和画面，之后还参与了反对核工程的游行演讲。 /

我特别喜欢这一版的电影海报。这个奇特的画面是这样：在某个下雨天，他打开后院的门放出去一个玻璃缸，想听听它被雨滴击打的声音。过了会儿拿进来敲一敲觉得不太对，又换个塑料桶，这次干脆套在了脑袋上，走进了雨里。雨水淅沥沥地打在他身上，可他毫不在意。追逐声音的时候简直像个小孩。 可他终究还是老了。2014年7月他得了咽喉癌，休养了近一年。期间他虽然想拒绝《荒野猎人》音乐的工作，但因为太喜爱伊纳里多导演，带病坚持作曲和录音。在studio正录着音，他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录音师连忙摘下耳机。平静过后才继续录音。 七八种药丸一颗一颗就着水吞服，之后安静地坐在书桌边吃水果。摘下眼镜也不在工作中的他看着窗外慢吞吞地吃着苹果，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老爷爷。之后他起身准备去刷牙“一定要好好刷牙，我的抵抗力已经变得很差，不过我牙齿后面的肉应该已经死掉了。”白发苍苍他边认真刷着牙边说道。墙上挂着二十代画着夸张的眼影，头发乌黑的坂本龙一肖像。 / 1987年的北京是怎样的？在日本的电影院荧幕上看到我出生前的中国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坂本龙一那时候突然被要求为《末代皇帝》客串一个角色，同时还要作曲。导演给他用卡车运了个钢琴到片场，他只得在片场白天拍戏晚上作曲。影片中剪了几个《末代皇帝》的镜头，八几年的电影放到现在看质感仍是非常好。 / 他对声音本身有着很大的执着。为了寻找自然的“声音”，他前往非洲北极圈等世界各地亲自录音。在一处极寒的地方，他走到高高地冰墙边上，拿出两个小嚓轻轻一碰，立刻飘荡出了清脆而有余韵的声音。他露出惊喜的表情，像个小孩一样咧着嘴笑：“这可真是厉害！” 、“这是混合了水、云朵和大自然的声音”。 之后他蹲在冰面旁，将录音工具用绳子拴住投进裂开的冰面下，直至没入水中。他鼻尖上已经结了小冰珠，抬头看一眼摄像机笑着说：“I’m fishing the sound（我正在钓声音呢）”。 / 在看过坂本教授制作《async》的过程后，再去听这张专辑就又多了不一样的感受。虽然在之前我翻译过的杂志对坂本龙一专辑的采访中，也有比较详细地解说了乐曲的构思，但真正看到他工作的画面又是另一番感受。比如你不会知道他其实是坐在健身球上制作音乐；比如终于感受到录andata的阁楼的那架钢琴在空间里的声音；比如利用磁缸共振（手摸磁缸边缘）创作音乐时的魔幻感。 / 这部纪录片电影优秀的地方在于它传达了当时的气氛。 坂本龙一和两位乐手前往灾区临时避难的体育馆，给受灾群众演出。当《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的音乐响起，我突然就觉得鼻头一酸。悄悄抹泪的时候听到后排的观众也纷纷开始吸鼻子。不仅仅是看到灾区的情状，也不仅仅是看到努力的教授，也唤醒了我自己的一些遥远的回忆。好的音乐和电影可能就是能够唤醒并永恒地承载人们的感情吧。他作为时代logo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可他却说：“无论我们音乐家怎么做，都有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显然他觉得自己仍做得不够多。 / 坂本龙一绝对有着一些别人没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又能体现在他对音乐的追求中，继而反馈进他的音乐里。 在如今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审丑为乐、浮躁和欲望甚嚣尘上的世界里，还有一位老人怀着纯粹的感情去聆听声音（社会的声音、自然的声音），创作音乐，是多么让人慰藉的事情。到底，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坏。 “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或许是十年五年，或许是一年，我只希望我在活着的时候尽可能再多做一些不让我自己羞愧的音乐。尽可能多留下一些音乐在这个世界上。”——坂本龙一

<严禁任何形式的演绎、复制及转载>

涉及對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Ryuichi Sakamoto: CODA）》的輕微劇透

目錄

1 坂本龍一的音樂世界

2 音樂的消失

3 音樂的回歸

4 尾聲

正文

1 坂本龍一的音樂世界

在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Ryuichi Sakamoto: CODA）》中，我們可以經由作曲家坂本龍一那種聆聽、思考作品與生活中聲音的方式，一窺的他音樂世界。

我以前也看過一點關於坂本龍一的文章，知道他會因爲厭倦了一座城市的聲音而搬走，會到他中意的城市、自然裡散步、採集聲音素材，會因爲覺得餐館的背景音樂配不上主廚那桂離宮一般的手藝而主動提議，讓他來幫忙挑選配樂曲目。

然而，讓這樣一位作曲家也頗感意外的是，音樂原來也會有消失的時候。

2 音樂的消失

「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坂本龍一正住在紐約，因而親臨了紐約城災後的心境。

然而直到約一週後在聯合廣場聽到年輕人用吉他彈奏《Yesterday》之時，他才反應過來，這是他災後第一次聽到音樂，而音樂已悄然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有一週之久——大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回事，甚至連他這樣一個原本每天環繞在音樂之中的職業音樂人都未曾注意到這一點。

爲什麼音樂可能會在災難的衝擊下消失呢？

我想到一種簡單的解釋。如果藝術本身可能是療癒過程的階段性成果，如果創作本身可能意味著痛苦已被消化到了一定的程度，那麼在剛剛遭受心理衝擊不久的「急性期」，藝術也好，創作也好，確實有可能是來不及誕生的，因爲療癒尚未上路，消化尚未展開，個體也好，集體也好，仍然處在第一手體驗的衝擊當中，內心唯有見證。

村上春樹曾在對談中問河合隼雄：「製作者的心理問題的深度和他做出來的東西的感人程度會成正比嗎？」河合隼雄回答：「…不一定…因爲如果心理問題太嚴重，就沒有辦法全面地表現出來…所以疾病的深度和作品的深度並不一致…如果沒有足以把它表現出來的力量，作品也就沒有辦法成形。有的時候，有心理問題的人會光有疲勞感或是恐懼感涌上來，怎麼也無法構成一個故事。」（河合隼雄等，《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P81-82）

榮格也認爲，身體力行的自發性創作，意味著當事人正在化「被動」的心理處境爲「主動」（Jung，《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P78/段106），言下之意，即我們可以把創作的展開視爲「康復」階段的一個標誌，而在「衝擊」剛剛到來的階段，人們則可能失語，音樂則可能消失。

3 音樂的回歸

音樂回歸紐約的街頭，也許意味著彼時紐約已經在消化創傷了。而我也是一段時間後才想起來，音樂的「消失」和「回歸」，似乎也是紀錄片中坂本龍一自己的經歷。

2014年的時候，坂本龍一確診喉癌。他首先做的也是暫停工作，暫時休息，專心治療。「不要試圖尋求音樂上的救贖，这是我最真實的感受。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根本沒有那樣閒暇的時間」[1]。他後來在家裡也是靜靜地吃飯，刷牙，服藥，紀錄片裡的這些片段中也尊重了這種寂靜，沒有安排配樂。

我想起最近才想到的《月亮忘記了》一書和幾米的癌症康復之間的可能關係。雖然1998年至今，幾米出版了很多作品，但是對於確診血癌的1995年，幾米的自述是：「一九九五年，我什麼事也沒有做成……」（幾米，《故事的開始》，P24）

而直到治療結束後約半年的時候，岡薩雷斯·伊納里圖找到坂本龍一，希望他考慮爲電影《荒野獵人（The Revenant）》作曲，坂本龍一才試著重新開始以音樂人的身份迎接新的挑戰。[2]

4 尾聲

紀錄片裡，坂本龍一說，確診癌症的那年，他原本正想做一張專輯，但爲了專心治療便推遲了。而在癌症康復後，想必是有了新的體驗和想法，坂本龍一說他決定把之前的構想推倒重做。最終便成了《async》這張專輯——大概可以說正是坂本龍一那「消失」又「回歸」的音樂的一個標誌，映照著他患病又康復的歷程。

紀錄片差不多要結束的時候，是一段坂本龍一在室內音樂會上用合成器演奏專輯中的樂曲《solari》的片段，曲名來自塔可夫斯基導演的影片《飛向太空/索拉里斯星（Solaris）》，樂曲本身也是以給該片做假想配樂的感覺而創作的。

在片中聽到這首曲子，我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奇妙感受，當即覺得影片大概是要結束了，因爲這首曲子和整部影片似乎互爲註解，樂曲中的飽滿蜂鳴也給我一種醞釀已久的情緒終於在創作中「表達成型」的感覺。不過我很難將這些感受用言語表達。我想這也正是音樂、繪畫、舞蹈、雕刻、體育等等各種非言語形式的價值所在，因爲它們能夠包涵那些超越言語的內容，它們也常常能用自己的方式爲一些很難講清楚的問題提供特別的角度，比如「康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像無數沒有歌詞的音樂一樣，從言語的角度來說，它們是無聲的，可它們畢竟是音樂，所以它們又絕非沉默。

註：

[1] [2]坂本龙一笔译组，《坂本龙一：患癌之时习惯它，这就是生活》//zhuanlan.zhihu.com/p/70047988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时 46 分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 9.0 级的大型地震，这场地震引发了高达到 40 米水墙的海啸，并直接导致了福岛核电站出现了严重的核泄露。

这次三重灾难一共造成了 18,446 人死亡或失踪。此外还有 3,500 人灾后因伤病或自杀而死亡。311大地震对日本社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6 年后受灾地区的房屋虽然重建，但依旧有超过一半的人拒绝返回家园，上千人因为这次冲击患上精神疾病或自杀。

工作人员形容当时在学校楼顶看到的海啸“就像是一堵黑色的墙”

2012 年，坂本龙一出现在了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的一所农业高等学校中，他此行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去见一架被海水浸泡过的破旧钢琴。

我很好奇，在海啸中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坂本龙一用手比着钢琴上的吃水线，身后是曾被海水浸泡的白色幕布

钢琴一旁是有海水浸泡痕迹的白色幕布，白色幕布上有明显的痕迹，表明海水曾经淹没过这里，而钢琴上漆皮胀裂的痕迹，则表明这架钢琴一度在海水中漂浮浸泡，除了断掉几根琴弦以外，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

坂本龙一用这架钢琴的音色采样，完成了之后专辑《async》的部分单曲制作。

例如单曲《garden》

《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始于 2012 年的夏天，恰逢福岛核电站重启引发了巨大的民间抗议活动，导演Stephen Schible 最初想要拍摄的是坂本龙一参与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以及坂本龙一创作音乐作品的状态，但没想到自此开始发生了更多意料之外的故事。

坂本龙一在核电站重启后的首相府邸前发表简短的抗议演讲

在陆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学的前避难所中，人们围坐在地上，屋内唯一的照明除了出入口的灯光，就只有围住的一台钢琴的几个光柱。人们在等待前来灾区慰问的坂本龙一，从90年代越来越关注日本社会的教授，总会在类似的场合出现。

坂本龙一与观众们打了招呼，请大家“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然后开始与小型弦乐队合奏经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此时的这首歌像是在歌颂树林和阳光，又像是坚实的精神避难所。

不幸的是，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开始的第三个月，摄制团队和坂本龙一同时得知了他罹患喉癌的消息，当时导演考虑到坂本龙一的恢复疗程，拍摄工作曾一度停摆。

但坂本反而鼓励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继续进行纪录片的工作，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癌症在拍摄期间被发现本身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来讲是一个不可错过重要的戏剧性转折——即使对于自己有些残忍。

看到自己儿子在偷拍自己的时候教授羞涩的说“好难为情啊”

坂本龙一的儿子作为一名独立的电影制作人也参与到了拍摄中，很多家中的镜头都来自坂本的儿子。所以在坂本龙一家中的很多拍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摄像师与拍摄对象的关系，还有父亲与儿子的家庭互动，亲情的温度和情绪的自然流露，使得这些片段有了超越纪录片本身的深切含义。

对于罹患癌症的坂本龙一来说，那架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像一具死尸”，这是在三重灾难数万人遇难的社会氛围下，一架幸存下来的钢琴给坂本龙一留下的第一印象。但他此时并不忌讳谈生死，也曾乐观的说，这架钢琴发出的声响是来自大自然的调音结果。

这部影片不仅仅记录了坂本龙一有关社会活动、配乐工作和治疗过程的片段，还记录了他在创作和独处过程中深邃而沉静的思考，以及原始的自然音色采样方式，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细节，看过纪录片的观众们却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这就是坂本龙一”。

PS.坂本龙一的一段过往

说到社会运动，坂本龙一在学生时代其实就十分热衷，他曾在读大学时前往武满彻（日本著名作曲家，配乐代表作品有黑泽明的《乱》）的表演现场发放反武满彻的小册子，后来与武满彻深谈之后却成为忘年之交，并于 96 年武满彻过世后，在专辑《BTTB》中以一曲《Opus》纪念这位至交。

武满彻作品

原文（附带配曲）发布于QQ音乐专栏：//y.qq.com/portal/headline/detail.html?zid=114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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