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长的文化圈中，西方宗教题材的电影历来不受待见，最有名的大概是商业片《达·芬奇密码》，但其中的晦涩也使人“知难而退”。更不用说如《耶稣受难记》这类宗教记实电影，更是无人问津。这里，我暂不把《驱魔人》、《七宗罪》、《冒牌天神》、《修女也疯狂》这类影片归为我所说的“宗教题材”，首先这些电影没有严肃平实的风格，更应归为“惊悚片”或“喜剧片”；其次，它们只触及到了某些宗教符号和寓言，并没有对宗教历史、理念或者《圣经》内容进行直接的刻画与讨论。

在北美上映的《教宗的承继》（The Two Popes）是一部宗教纪实电影，英文片名直译为“两位教宗”，这部电影获第77届金球奖提名、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它改编自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讲述的是罗马教廷在2013年发生的一次教宗换届事件：

2013年，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PopeBenedict XVI )深陷丑闻，并因年老体衰，决定将教宗宝座“禅让”给了一位阿根廷红衣主教，他就是现任教宗：方济各一世(Pope Francis I )。虽然这两个教宗一位是保守派，一位是改革派，观念针锋相对，但这次权利的承继却出乎意料地平顺、融洽。

介于宗教题材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我决定为这部电影做一篇科普文章，攒些干货送给有兴趣的观影者：

01 Pope(教宗)到底是什么？

根据官方解释，Pope有三个身份，（1）全世界各地天主教徒的领|袖; （2）世界天主教会中心——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主教； （3）梵蒂冈这个国家的元|首。

为什么一个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元|首？从现实角度就很好理解：梵蒂冈常住人口就800多，100%是天主教徒，几乎都在为教廷工作。这就导致了一个局面；国家即教廷，教廷即国家，因此，势必政教合一。

一般来说，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把Pope称为“教皇”（而非“教宗”），这大概是因为他从形象上就给人一种“皇帝“的感觉。但其实在天主教徒眼里，Pope并非皇帝，相反，在意大利语里Pope就是Papa（爸爸）的意思。天主教徒亲切地呼唤他为Papa，意大利人则称他为Holy Father（圣父），因为如上文提到的，对于意大利人来说，Pope也是他们罗马教廷的主教，Holy Father就是对主教的称呼。

教宗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

02 Pope的影响力和权利有多大？

先抛一个数据：在2010-2018年福|布斯世界最具影响力榜单（Forbes list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People）中，教宗都名列前茅，2013-2015年甚至排到了世界第四位。

Forbes list of The World’sMost Powerful People, W|kipedia

2009年本笃十六世会见奥巴马夫妇

可是，为什么Pope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从宗教上看 - 全球有约13亿天主教徒，占世界人口17%（W|kipedia Christianpopulation）。而Pope对教徒和教会拥有至尊权利（Papal Supremacy），1870年，罗马教廷召开第一届天主教代表会议，把“教皇永无谬误”正式定为天主教教义。Pope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箴言，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也就意味着“上帝的安排”。 比如，他可以在心中默念来决定教会中的重要职位人选（没错，默念就可以），然后就能直接任命枢机主教（在教会中是仅次于Pope的大咖，也称红衣主教），而枢机主教组成的议会拥有对Pope的选举权。所以现任Pope，如果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决定下一任Pope是谁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电影名为《教宗的承继》，而非《教宗的选举》。 -从经济上看 - 梵蒂冈国土面积仅有0.44平方公里，说白了就是几座教堂建筑和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边缘就是国界。那里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工农业。收入主要依靠宗教银行盈利、教徒的捐款等。但是，梵蒂冈金融却渗透到了世界各地，在各国拥有大量投资和房地产，单在北美和西欧国家的投资就高达几百亿美元，黄金和外储备超过100亿美元（Sohu Wolrd《梵蒂冈控制着巨额财产》）。 -从政治上看 - Pope的政治权力从历史看来已削弱不少，但如今梵蒂冈还是君主专制。Pope可以统领梵蒂冈国务院、直接任命国务卿，管理所有内政、外交事务（梵蒂冈目前与183个国家建交）。由于天主教信徒遍布世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接近超级大国。

03当Popes是一种什么滋味？

跟历史相比，Pope大概是越来越难当了。天主教廷的腐朽与保守显得与当今世界越发格格不入。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信徒大量流失，特别是在近十年来的欧洲尤为明显。Pope几乎沦为了“腐朽与保守的象征”。

除此之外，Pope还得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比如Pope本笃十六世在位时，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罗马教廷丑闻。2018年8月1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机官公布了一份长达900页的报告：过去的70年间，天主教庭有300多位神职人员涉嫌性侵儿童，受害者多达上千人。虽然性侵大多发生在2002年前（本笃十六世是2003年当选的），但是教廷掩盖事实的态度令人寒心，本笃十六世对性侵案件的处理也颇具争议，有人谴责他无所作为、遮掩事实，而事实上他曾努力推进教廷新规，加快将施虐者从圣职中除名。

这件事情在《教宗的承继》中也被很隐晦地一笔带过。但现实中，对于本笃十六世的质疑与谩骂却从未平息过。这一切，势必让 Pope焦虑不堪，身心俱疲。

21世纪的Pope正在遭遇如此艰辛的命运，可这种“宿命”其实早在第一任Pope——圣彼得就已注定。圣彼得是耶稣第一个门徒，也是最喜爱的一个，在耶稣遭受迫害后，他要求将自己倒钉在十字架上（他认为自己不配如耶稣那样正钉十字架），为世人洗清罪孽。圣彼得死后就被葬在如今的梵蒂冈，耶稣曾对圣彼得说：

“你是磐石，我要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于是，在梵蒂冈——圣彼得埋葬的地方，建起了圣彼得大教堂，也就是今天罗马教会的所在地、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先驱圣彼得，作为第一任Pope，早已谱写了作为Pope的宿命：

他是磐石，必须身负教会的重担他将终身倒钉在十字架上，遭受非人的苦难

The Crucifixion of St. Peter 《被倒钉十字架的圣彼得》, 米开朗琪罗，创作于1546-1550

抛去外界因素不说，Pope这个工作本身也并不轻松。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有从一而终的一致性、耐心和毅力。他还必须是个学者，能熟练掌握拉丁语，这在如今的天主教廷也已比较少见，枢机主教中能说拉丁语的都不足20%。电影《教宗的承继》中就讲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本笃十六世在发表辞职演讲时使用了拉丁文，而当时在场的主教们几乎都没意识到那是一次辞职演讲，Pope谐谑地说，当他宣布坏消息时，就倾向于会用拉丁文“敷衍”一下。

除了学识之外，Pope还需要每天与各地主教会面、主持无数弥撒等宗教仪式，挥手微笑到身体僵硬为止。因为教廷工作的艰辛，如今的罗马神职招募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每周三圣彼得广场会见民众数万人等待接受Pope赐福

现任Pope方济各会见民众

Pope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神的旨意。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完全放弃私人生活，一辈子不婚娶。就如《教宗的承继》里的本笃十六世，一个86岁的老人，伤心地说：“我真的觉得很孤独“。这时的Pope或许很羡慕那些普通的老人吧，他们平凡庸俗，却过着热闹快活的日子。

在南宁人民公园聚会的老人，拍摄者：不明

跟中国的老人一样，本笃十六世在任时，每天也会去花园散步30分钟，他会利用这个机会祈祷冥想、活动筋骨。然而，这30分钟也并不轻松。首先安保人员必须在Pope出行前对花园进行彻底清场，工作人员、园丁、踢球玩耍的辅祭童必须全部散去，当Pope开始散步时，连花园里的摄像头都必须彻底关闭，以保护他的隐私。 他就这样，在无人注视、无人问津的空荡花园中，蹒跚踱步。他会祈祷些什么呢？

《教宗的承继》电影画面：本笃十六世在花园散步

04《教宗的继承》中的两个Popes

The two Popes，一位是前任本笃十六世，另一位是承继者方济各一世（以下简称方济各）。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Pope本笃十六世原是德国人，他居住在豪华宫殿中，喜欢艺术、诗词、弹奏莫扎特（电影中他弹奏了Jazz，据说与现实不符）。他不但是Pope，同时也是神学家，他一生中写了很多关于天主教的书籍，尤其针对中世纪晚期和后现代早期的宗教研究。他睿智、坚韧、孤傲，很少接受采访，不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过多看法。

《教宗的承继》电影片段，本笃十六世在夏宫中弹钢琴

Pope方济各来自南美洲阿根廷，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Pope。“选出一位阿根廷Pope”并非偶然，据统计世界上40%以上的天主教徒都来自南美洲，而阿根廷的教徒就高达的68.5%。方济各跟多数阿根廷人一样，热爱足球和探戈，他拒绝佩戴昂贵的珠宝，选择居住在宫殿旁边的小公寓里，他喜欢融入热闹的人群，与普通大众拥抱握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定期接受采访，他甚至在Tw|tter上圈粉无数，达到了全美国前10名的热度。

（最近听说他生病了，可能被传染了新冠状。。。可恶，为什么就是不戴口罩？！希望友善的他早日康复！！）

方济各在罗马会见民众

方济各与民众共同狂欢阿根廷足球比赛胜利

Two Popes，一位严肃神圣，一位亲切活跃人们会希望哪一位是精神领袖呢？

在《教宗的继承》中，本笃十六世把权利交接给了方济各。很难想象，他居然愿意将“教宗之位”承继给了一个与自己观点截然不同的“竞争对手”——方济各。 在电影中，这对亦敌亦友的两位Popes，前一刻还在激烈辩论，势不两立；后一刻却一起吃pizza、喝芬达、看球赛，仿佛一对亲密老友。球赛最后，德国赢了，阿根廷输了，这对老朋友却依然融洽地斗嘴取乐，内心是何等的平静、喜乐。 《教宗的承继》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在吃Pizza之前祷告《教宗的承继》方济各和本笃十六世共同观看阿根廷与德国的世界杯比赛 在电影里，本笃十六世的淡泊退位、平和地交出了教宗的权利。无论是为了拯救教廷，还是依从主的安排，都显得公心大于私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竞选者不惜互相谩骂，揭发丑闻。每逢大选，总是美国政|界丑|闻、八卦最多的时候。其实，又何止美国，任何一场利益争夺都会如《权利的游戏》和《纸牌屋》一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美国2016 总统大选演讲

05 真实的Pope本笃十六世到底为何退位？

2013年2月，本笃十六世在退位演讲里说，自己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当时他已经86岁，单眼失明，使用心脏起搏器）。另外，他也坦承自己的能力不足，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My weak point perhaps is a lack of resolve in governing and making decisions. Here, inreality, I am more a professor, one who reflects and meditates on spiritualquestions. Practical governance was not my forte, and this certainly was aweakness.”我的弱点就是缺乏管理和决策的能力，实际上，我就是个教授，只善于在脑袋里冥想思考问题。治理国家和教会不是我的强项，而是我的软肋。

退位后，本笃十六依然留在罗马教廷，甚至保留了Pope的头衔，称为Emeritus Benedict XVI（荣退的本笃十六世）。他这么做似乎也并非放不下手中的权利，相反，他表示在最初就没想得到“Pope”这个位置，比如在2017年接受德国记者Peter Seewald采访时，他就说：

“I realized that I couldn’t do all that I had to alone, so I was forced to put myself in God’s hands.”我发现我无法独自完成我的目标，因此我被迫将自己交到上帝手中。原来，对他来说，当Pope是被迫的，但他依然为宗教事业奉献了一生，如今，即使退了休，他也发誓永不重归“私人生活”。侍奉教廷一时，必须侍奉一世。Pope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必须完成承诺过上帝的使命。

正如他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

“I do not return to privatelife, to a life of travel, meetings, receptions,conferences and so on. I donot abandon the cross, but remain in a new way near to the Crucified Lord.” 我不会回归私人生活，也不再旅行、做弥撒或者开会等等，但我不会离开教会，我用一种新的方式与主接近。

在后来的几年中，本笃十六世坚持工作，写了三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和三份教宗通谕。如今他已93岁高龄，在以他更擅长而舒服的方式继续为教廷做着贡献。他心里或许会不时默念：

“嘿~那些抛头露面的活儿，就交给方济各这个老顽童吧。”@Pontifex （方济各的Twitter账号）

06结语

初为世人，我们又何曾知道自己应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就如本笃十六世当上Pope一样，他回顾往事才发现这并不是他主动做出的选择。

或许，上帝并没有计划好一切，而是在不停掷着骰子。他说：孩子，期待明天吧，因为连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猫姐笑笑于纽约某天主教堂参观展出的圣经古本，20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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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均为猫姐笑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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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目录】

《看电影宗教的承继》I：教宗是怎么回事？

《看电影宗教的承继》II：当梵蒂冈朝圣的教徒渐渐沦为游客……

电影《1917》幕后：一部“仅用一个镜头就拍成”的电影?【视频】

引言：最重要讲的不是教宗继承的故事，而是两个人相互救赎的故事，是两个相互劝对方放下，也在劝你放下的故事。这，不是妥协，这，是改变。 他用最不该犯错的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每一个人都不曾是天选之子。 没有人愿意去伤害别人，没有人。 但从来不会有人敢发自真心地说出一句：“我这一生，没有伤害过一个人。”即使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谨慎着自己，不去伤害别人，我们也不会知道，下意识什么时候就会出卖了你，你出自真心的那一个选择，又会伤害到谁。这份伤害令你悲伤，这份伤害令你痛苦，这份伤害让你觉得，无论做出了多大的牺牲，都不可能对当时的伤害做出一点点的补偿。但亲爱的，你我都是凡人，即便是与上帝接触最密切的那一位教宗，也不曾是天选之子，只是一个依赖上帝活着的凡人罢了。 你应当知道，当你对自己曾经的伤害做出挽救时，这不是一份妥协，不是一份对于伤害永远都在的妥协。这一定是一份改变，是一份你对自己曾经选择的改变。你的尝试，你的坚持，都不会是你对于过去生活的妥协，它必然是你的改变，是你勇敢的象征。亲爱的，改变，绝不等于妥协。 十六世总是在说，他们不一样，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这些表征上的样子，依旧还是掩盖不了他们内在里最真实的相似，就如十六世所说的那样，“都遭受着灵性骄傲的痛苦”。这也是让我觉得他们不曾对立过的理由，都是在不断逃避，都是因为灵性骄傲而无法面对自己心中的罪孽，都是请求对方救赎自己。 电影里的几个细节，让我到了后面，才懂得它的喻义。一是步数表，当它出现时，我只当它是检测健康的一个仪器，只当它是一个推进场景转变的工具。但它不停呼喊着 “keep moving”时，从十六世的手上消失，又在十七世的手上出现时，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救赎之器，不断的提醒它的主人——“keep moving，向前走”。向前走去改变自己曾经造成的伤害，向前走去完成对自己的救赎，向前走去减少自己过去的痛苦。二是那间屋子，那间选出了教宗，救赎了凡人，充满光亮的救赎之屋。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也是出现在这里。当十七世出现在黑暗的空间里，每走一步，光就亮一点，每走一步，场景就大一点，直到他走到了房间的分界线前，整个屋子充满的光亮，黑暗不曾存在，人也渺小到不值一提，说到底，还是那句，凡人罢了。 最高兴的是他们分离时跳起了探戈，又在结尾时为世界杯欢呼，仿佛是在拉着你重新进入这个花花世界，拉着你放下疲惫的心，去完整地体会世界的美好。

撰文：夏婷婷

责编：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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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恐怖主义：阿根廷军政府的“肮脏战争”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取消民主政治制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恢复社会的秩序。关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这段历史被称为“肮脏战争”。

伊莎贝拉·庇隆

1984年，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出版《绝不重演》这一调查报告，将军政府的罪行公布于众，受害者总人数估计高达三万人，军政府因此成为阿根廷社会和国际社会控诉和唾弃的对象。直至军政府倒台16年之后的今天，受害者家属组成的抗议组织“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还在年复一年地抗议和等待，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家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政府的暴行不是脱离阿根廷的社会实际而突然爆发的，更多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的反思。

1“肮脏战争”的预演和“灵感来源”

要理解军政府上台之前的局面，需要将目光转向1955年。这一年，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庇隆本人流亡在外。从此，军政府与有限民主政府交替执政。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政府是“有限民主政府”，是因为在选举中，人们禁止了庇隆主义政党的参与，偶尔部分省份即使放开庇隆派政党的选举权限，庇隆派政党获胜之时，政府总是对选举结果直接予以否决。除此之外，各界政府开展了疯狂的“去庇隆化”的行动，但支持庇隆的民众人数依然众多，整个社会陷入了庇隆派与反庇隆派的撕裂之中。在政治动荡的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举步维艰。“发展主义”经济政策取代了进口工业替代政策。政府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削减工人的权益。在如此形势之下，罢工、抗议活动、城市暴动等等层出不穷，60年代末，各路游击队也开始活跃。对这些反抗活动的镇压成为了“肮脏战争”的预演，例如民选弗朗迪西政府（1958-1962年）就采取了“国家内乱治理计划”（PlanConintes），实施了失踪、酷刑、非法杀戮等手段。

在庇隆派民众的努力下，庇隆派于1973年起开始执政，实行劳资协商的“社会协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欧盟停止进口阿根廷牛肉，导致经济下行，出现了财政高度赤字和超级通胀。庇隆逝世后，伊莎贝尔政府于1975年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无力扭转经济局面，最初的“社会协定”随着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不复存在，爆发了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同时，庇隆派极右翼暗杀队自1973年起就没有停止对庇隆派左翼的杀戮，游击队活动也依然活跃，伊莎贝尔启动军队镇压游击队和激进抗议人员，整个国家充斥着暴力，陷入了无法治理的混乱境地。

军队一方面积极镇压游击队，另一方面则坚持不介入民选政府。直到场面无法收拾，民众和各个利益集团纷纷呼吁军政府上台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之时，军队才缓缓介入。军方迟迟不予介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足自己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中上台，标榜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重建天主教价值观。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这次的军政府比之前历届军政府更为小心，吸取了智利皮诺切特的教训，不采取街头大搜捕，或者是杀害几个反叛头目示众等手段，因为这只会招来公民社会的唾弃和更为激烈的反抗。他们转而采取许多隐蔽手段，例如“强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绑架，给左派和普通民众造成恐慌，规训民众绝对服从政府。这一镇压手段非常“有效”，所有的游击队都被镇压和消灭，许多的激进工人和记者也无故“失踪”了。

军队这种对抗议人员展开镇压和“战争”的意识形态不仅根植于阿根廷历史中的实践，而且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影响。早在50年代，法国将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暴动经验传授给了阿根廷军官。美国则于六七十年代在巴拿马运河区域的美洲军事学校，给拉美军官教授反共思想和镇压叛乱的手段，如魏地拉和加尔铁里两位阿根廷军政府的总统都曾接受美国培训。美国给他们灌输了“国家安全学说”，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锁定在国内，扩大恐怖分子的定义范围，必须采取军事手段才可以将这些“病毒”切除，让国家这个有机体恢复正常运转。法国和美国教授的思想和手段都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中得以实践。 因此，“肮脏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暴力的顶点，军政府采取的残暴手段也是军队和政府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和镇压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自1975年起，军队就开动了暴力机器歼灭游击队。军队高官接受审判时，曾提及他们当时只是按照伊莎贝尔民选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要求行事。但在民主回归后，为了不给庇隆主义政党抹黑，这一点被公民社会刻意忽视。

2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

尽管“肮脏战争”一词是用来指责军政府的，实际上，反而对军队有利。他们认为，既然是一场“战争”，怎么能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况且在战争中做出非常规的消灭手段不是正常的么？因而，阿根廷社会逐渐不再采取“肮脏战争”的说法，以免给军队更多有利的论据。更多的学者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从此字面可以看出，这种定义强调国家的设计和计划实施的系统性。当军队在庭审辩护时，往往强调这些行为是分散的和自主的，与军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军政府执政时期，全国共建有340个刑讯中心。这些刑讯中心配备情报室、酷刑室、卫生所和关押犯人的隔间。在押犯人蒙着眼睛，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无法行动，一天供应两顿很差的伙食，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提供食物。管理者给每个犯人重新命名，以号码替代其真实姓名。辅助管理的工作人员分为四组：逮捕组、情报组、警卫组、收尸组。捕头们负责秘密逮捕嫌疑人，情报人员负责实施酷刑获取情报，警卫负责看守犯人，处理尸体的人负责射杀、转移、活埋、从飞机上扔下去等。

秘密刑讯中心的分布图（作者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忆博物馆，下同）

对政治犯的迫害遵循如下步骤。首先，军方深夜拉掉街区的电闸，突袭嫌疑人住宅，将其抓捕，不告知家人其下落。如果嫌疑人没出现在家里，则抓捕其家人，家人如果不配合，同样会永远“消失”。军队在闯入受害者家中时，顺带会没收其财产。1995年，西班牙法官调查出阿根廷军政府在瑞士的许多账户，这些都是受害人的财产。

随后，被绑架的受害者被转移到刑讯中心。军方认为，游击队员行动迅速，为了尽快获得情报，必须采用酷刑。执行酷刑者在殴打时可能使用任何工具：用香烟烫，将尖锐的东西插到手指甲和脚指甲内，或者将他们的头浸到水里实施水刑。刑讯人员还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折磨，如模仿行刑、观看行刑、让其扮狗等，或对其配偶和孩子施害，女性受害者经常被性侵。另一种较为残酷的刑罚是电击，犯人躺在一张金属网上，通电穿过全身，或用电棍对身体敏感部位电击。如果女性受害人在秘密刑讯中心分娩，孩子一出生立即被抱走，送给军人家庭收养。

刑讯中心也雇佣神职人员对进行刑讯的军士进行心理安慰，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在战斗。参与刑讯的士兵则采取“非人化”和“物化”的处理方式，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如让犯人扮狗，吓唬他们到发抖，饿犯人到一定程度，让他们扑去吞食等等，同时在语言上使用隐喻，如坐“潜水艇”（即水刑），转移（杀害），让他们上天（从飞机上扔下去）。

榨取了情报之后，受害者被关押在狭窄的隔间之中，等待被转移出去，转移就意味着面临死亡。军方一开始采取了射杀和就地掩埋的办法，但是市政工程施工队时而会发现尸体，引发社会舆论的恐慌。军队也采取过活埋的办法，将犯人随意埋在墓地或荒地，不标注死者身份信息。最后，军队更多地采取从飞机上抛人的做法，在转移出去的受害者身体上捆上较重的石头，让其沉入海底或河底，毁尸灭迹。这种做法在军中称为“死亡航行”。

海军机械学校刑讯中心的关押室

为了掩盖这些罪行，军政府还对坚持报道失踪案件的报纸和记者实施死亡威胁。《媒体报》（La Prensa）坚持继续报道失踪者的事件，公布了2700个失踪者的名单，发布了家人寻找失踪者的消息。最终，该报纸遭政府干预，其订购量急剧下降，部分员工收到死亡威胁和起诉。军政府还控制报纸印刷的纸张，只有政府批准的媒体机构才可以使用纸张，以此方式强力控制媒体。

在这些手段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手段就是强制失踪。当在1979年美洲人权委访问调查阿根廷人权问题时，魏地拉被问及失踪人员的去向，他的回答是“一个失踪的人，是不知去向的人……他的行踪和身份未知，他失踪了，没有单位，不在了……也不知道生死，他就是消失了。”在军政府下台前发布的《最后文件》中，军方极力为自己辩护：失踪在战争中很常见。当正规军队之间作战时，两方是穿着军装的，很容易辨识，但在国内反恐战争中，反叛的人员没有穿着军装，并且携带虚假的身份，很难知道其真实身份。另外，这些反叛分子本身就是在地下活动，行踪不定，他们失踪了，怎么能向政府询问他们的下落呢？

军政府高官为了洗脱系统性暴行的罪名，在庭审时解释道，军队将国家分为4个（后来改为5个）军事管辖区，叫做安全区（Zona deSeguridad），在每个安全区内，军队有自行决定生杀的权力。每个区的负责人只向其上级汇报，这种军队内部分权和自治形式，导致官阶较低的军官也可能有很大权力。军队坚持认为，这种松散的分权的管理的办法导致了地方军官的暴行最终失控。民选政府并不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军政府的镇压手段之统一，刑讯中心的数量与分布状况中，可推断军政府是有系统性地实施这一计划的。

安全区的划分

3 民事部门的责任

针对军政府的暴行，阿根廷没有止步于成立真相委员会，而是更进一步，成为拉美第一个对前军政府高官进行审判的国家。阿方辛民选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审判推进民主进程，但因劳尔·阿方辛（RaúlAlfonsín）尊重司法独立，最初带有政治意图的审判逐渐倒向了纯刑事范畴，法院将审判人员的范围从高级军官扩展到中下层军人，招致军队和保守势力的激励反抗，要求缩小审判范围和设定终止审判的期限，甚至发动了暴乱，民主进程一度陷入了困境。

最近几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军政府须对这种反人类暴行负责的说法，学界和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声音，认为不仅是军政府中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如此的罪行，政府的民事部门、企业、教会上层、媒体、司法部门、官方工会上层、甚至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个部门也有脱不开的干系，他们即使没有直接成为刽子手，也为军队罪行的实施提供了协助和便利。

很多人认为，军队是在普通百姓的呼声中上台的，当军队派出秘密捕头抓捕受害者之时，街坊邻居都能发现这一情况，但百姓常常认为，这些被捕的人肯定是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才会被抓起来的，政府不会抓错人。更为过分的是直接参与者的沉默。卡尔韦洛（PilarCalveiro）在其著作《权力与失踪：阿根廷的集中营》一书中，提及许多群众都知晓军政府抓捕和刑讯的事实，如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能听到看到一些情况，许多医生、法官、教士都直接参与过，这些人却选择了沉默，这是一种选择性忽视，是在恐惧下做出的行为。

目前，阿根廷学界正在推进军政府内部的民事部门高官参与军队暴行的调查，例如，奔驰、福特等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与军政府合谋，给军政府提供额外的资助，以换取军政府对维权工人的镇压。教会高层也对军政府的罪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会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尽管如此，真正被起诉的民事人员还是凤毛菱角。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通过法律，规定将“军事独裁政府”这个说法改为“军民合谋独裁政府”（DictaduraCivico Militar），作为一种警示，这可以说是阿根廷民众对“肮脏战争”的深度反思。 “肮脏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各方对它的解释却更加深入和立体，它的根源早于1976年，有系统性的设计，还有民事部门的合谋。因而，我们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脱离历史的例外事件，正相反，这是人类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片段。这些残暴的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完全消逝，它们扎根在对抗性政治文化之中，如有合适的土壤，依然会生根发芽。对军政府的全面审判不易也不现实，大规模和深度的审判也不利于民主进程，唯有不断的调查和反思，才可能避免这段悲惨历史重蹈覆辙。

昔日的集中营，今日的记忆博物馆

引言：最重要讲的不是教宗继承的故事，而是两个人相互救赎的故事，是两个相互劝对方放下，也在劝你放下的故事。这，不是妥协，这，是改变。

他用最不该犯错的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每一个人都不曾是天选之子。

没有人愿意去伤害别人，没有人。

但从来不会有人敢发自真心地说出一句：“我这一生，没有伤害过一个人。”即使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谨慎着自己，不去伤害别人，我们也不会知道，下意识什么时候就会出卖了你，你出自真心的那一个选择，又会伤害到谁。这份伤害令你悲伤，这份伤害令你痛苦，这份伤害让你觉得，无论做出了多大的牺牲，都不可能对当时的伤害做出一点点的补偿。但亲爱的，你我都是凡人，即便是与上帝接触最密切的那一位教宗，也不曾是天选之子，只是一个依赖上帝活着的凡人罢了。

你应当知道，当你对自己曾经的伤害做出挽救时，这不是一份妥协，不是一份对于伤害永远都在的妥协。这一定是一份改变，是一份你对自己曾经选择的改变。你的尝试，你的坚持，都不会是你对于过去生活的妥协，它必然是你的改变，是你勇敢的象征。亲爱的，改变，绝不等于妥协。

十六世总是在说，他们不一样，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这些表征上的样子，依旧还是掩盖不了他们内在里最真实的相似，就如十六世所说的那样，“都遭受着灵性骄傲的痛苦”。这也是让我觉得他们不曾对立过的理由，都是在不断逃避，都是因为灵性骄傲而无法面对自己心中的罪孽，都是请求对方救赎自己。

电影里的几个细节，让我到了后面，才懂得它的喻义。一是步数表，当它出现时，我只当它是检测健康的一个仪器，只当它是一个推进场景转变的工具。但它不停呼喊着 “keep moving”时，从十六世的手上消失，又在十七世的手上出现时，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救赎之器，不断的提醒它的主人——“keep moving，向前走”。向前走去改变自己曾经造成的伤害，向前走去完成对自己的救赎，向前走去减少自己过去的痛苦。二是那间屋子，那间选出了教宗，救赎了凡人，充满光亮的救赎之屋。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也是出现在这里。当十七世出现在黑暗的空间里，每走一步，光就亮一点，每走一步，场景就大一点，直到他走到了房间的分界线前，整个屋子充满的光亮，黑暗不曾存在，人也渺小到不值一提，说到底，还是那句，凡人罢了。

最高兴的是他们分离时跳起了探戈，又在结尾时为世界杯欢呼，仿佛是在拉着你重新进入这个花花世界，拉着你放下疲惫的心，去完整地体会世界的美好。

我很庆幸，在2019年年终，上映了一部很有意思的影片。我又很懊悔，竟然等到2020年年初才看到。 《教宗的承继》 看完后第一时间查了查承继和继承的区别，百度知道上是这么解释的：承继重向前的承接，继承重向后的延续。 承接什么呢？ 两次教宗选举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展现：本笃承接了逝去教宗的职务和责任，贝尔格利奥承接了本笃未能妥善解决的困境。 本笃被选为教宗时，燃烧了两次黑烟进行了三次选举；贝尔格利奥被选为教宗时，第一次就白烟滚滚。 这两个人好像一直不对付，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方式。本笃无法理解贝尔格利奥的鞋子，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能和自己的园丁谈笑风生；贝尔格利奥不明白为什么本笃要独自吃饭，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接受自己的卸任。 时间就在两个人的拉锯战之间缓缓流淌，最终也不知道是谁改变了谁。 “你这是妥协。”“不，我改变了。” 教宗对教宗说。 “我改变了。”“不，你这是妥协。” 教宗对教宗说。 晚餐后的钢琴，细雨中的探戈，两个年迈的人。 安东尼霍普金斯老得不像样，从《沉默的羔羊》里的蓝眼睛到如今黄绿色的瞳孔。 乔纳森普雷斯一直都与教宗类角色有着不解之缘，从《权力的游戏》里的“大麻雀”到这部影片里的贝尔格利奥。 谁都犯过错，谁都好像不配做教宗。可是向天主祷告，他或许会原谅每个人。 贝尔格利奥终于不负众望成为教宗，是个自己订机票关心卫兵热不热的教宗。 本笃终于卸任了教宗，是个看见人群中举起巨大条幅“谢谢”时会微笑的教宗。 2014年德国和阿根廷世界杯决赛，也是教宗和教宗最后孩子气的对决。 网飞的野心很大，制作也很精良。网络电影的不断发展让电影可以不在影院播放，有了新的传播途径。无论是“教父”齐聚的《爱尔兰人》还是这部《教宗的承继》都让人觉得新途径和老演员也能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其实这部电影最让我动容的是其中插着几帧动如静景的阿根廷风光和夏宫夜景，以及突然点着的那盏灯。 年轻的贝尔格利奥坐在高高的石头上嘴角上扬，微风吹过天地，有种别样的美。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文本&故事

这部电影着实令人千头万绪，思来想去还是应该先从 方济各（Pope Francis） 其人开始谈起。

方济各，第266现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阿根廷人，第一位耶稣会出身的教宗，也是第一位拉美教宗。其理念、政策、态度、与对“红线”准则的开放程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前卫与不保守。与之对应，方济各出身的耶稣会，则是以反马丁·路德新教改革的所谓教条“最后的堡垒”般的组织。

有了上述维基背景，那么进入开篇的第一幕，是一组背面长镜头，镜头明显运动，其焦点处在某种找寻“确切”的状态，而后定格于主角身上，此时画面内的信息是人物背对观者，部分达成了神秘，而观众由结尾的闭合结局可知此人正是方济各，电话的内容是客服女子以戏谑的口吻表达不知情的无奈，其结果指向令人“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反讽”。

再由结尾可知，订机票这段情节，和开篇可以在结构上形成闭合的结构，让在这段结构下的电影形成叙事意义上的倒叙，那么总体上的线性叙事中，各种实在性的时间节点标记赋予叙事时间实在性，在此实在时空下展开的故事就有了充足的实在性背书。

片名出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接下来这段戏，姑且称之为“一段长镜头”，其镜一由模糊（虚）进入清晰（实），此时此在的主体是这位画中这位名叫洛伦佐的年轻人，由人物与摄影机运动将形成的互动关系代入题眼，此时的叙述性话语是画外音的另一个故事，可由镜十五所能看到明确的光影效果，确认摄像机的显性在场。此时此刻叙事者的操纵表现为，一方面画外音与镜框内主体在故事层面表现为不一致， 形成的画内空间与画外空间，画外音、镜头内人物的反应达成空间拓展；而另一面，画外叙述的人物客体却以视觉中的主体形象出现，镜三、四、六、七、八、九都是以画外音有所讲，而观者眼前有所知，直观的视觉形象出现时，其效果比暗示性的神秘要更丰富，这样的剪辑以不可能截图截出来的主客观视点缝合，用快速摇镜作为剪辑形成了实际的长镜头效果， 而长镜头则以需要借助由镜十五可知在场的摄影机，由镜一就开始的观众主体观感判断，切割空间从而变成了事实上由剪辑缝合的镜头内部蒙太奇.......诸如此类可以来回“无缝切换”的概念对调中长镜头与剪辑孰优孰略的伪命题下存在的去异求同，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延伸出的三一律。

时间、地点、人物统一的时空中，是这名名叫洛伦佐的年轻人充当被摄主体，即使有画外音暗示的那位名叫方济各·博纳戴德的年轻人于此时此刻画外空间的在场，我们仍然不知道前者这位年轻人要去听讲演的内心动向，关心什么，有目的还是凑热闹，其信息量肯定不会比一位路人甲更多。由镜十、镜十一可知，景画外音由虚入实，正好对应着叙事的信息增多到快要抑制不住滑向神秘的时候，此时正好是路人引入故事的前置状态与本体故事间达成最大的暧昧性，我们不妨试想如果是任何有关系的人物，哪怕只是功能性人物，其整体故事的戏剧张力表现形式就必须依附于需要定调子的某种主义风格，各种指向性之上，这一文本选择前提的叙事效果其一指向未展开完整叙事前，能作为比喻的“自由题记”，其二指向叙事已经展开后，能作为互文“小寓言”的提前命运揭示，而两者都共同指向小情节“魔幻现实”主义纵深感的起点，也可以说暧昧的恰到好处正是所谓“魔幻现实”的座右铭。这一语境暧昧性能确保观者无论是否知道方济各，都能以产生最大的戏剧化效果的方式进入故事。

再接下来的十二、十三、十四与十五镜中，十二与十三之间摄影界瞄向阳光的类剪辑作结，十三到十五镜完成清除现实语境，融入文本语境，从内部指喻向实质多喻表达的移动，那么当回看镜二到镜十二，搭配摄影机走位与甩镜头，壁画和台词的呼应，很好地解决了这段长镜头和只要是长镜头就可能会出现的气氛与摄影机运动协调融洽、多次重新构图、摄影机运动时间与情节进展时间的同步等扎手问题，其叙事张力的拓展相对也就显得极其充沛。

在上文相互依存与转化的 长镜头与蒙太奇的大框架中，整个《教宗的承继》在教宗选举时ABBA“基佬圣曲”（Dancing Queen）准确又揶揄的基调下，引出真正隐藏在文本后的基石。

西方中心论&规训权力

现今世界的现代性发轫，是启蒙运动，今时世界的所有人类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后果之中，就是所谓-现代性-的世界中。在这之前基督世界、伊斯兰世界是生活在神本-信仰，东方世界是生活在宗族本-德性的古代性世界中，这其中要涉及的是以基督与伊斯兰世界的神都是排他的唯一神，东方世界率先政教分离造就的领先世界的生产力，与互相探访度有限的地理现实条件，是这三者都各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表征。而当启蒙运动开启后，以个体为主的人本-理性的现代性横空出世，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席卷整个世界，我们如果一定要追溯的话，《圣经》中的传说与耶稣基督创立基督教的故事，正是造就了人本-理性的源头，它塑造了我们业已日常生活其中的熟悉世界。

而人本-理性构成的所谓现代性，在现代个体生活中当然充斥着很多严重的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原则是以人为本，非某宗教或权威组织，相信个人价值，且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理性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去认识物自体的世界，这是个体首次面对一个没有绝对权威与更高级存在的世界，甚至可以说，理性变成了绝对的权威，人变成了更高级的存在，这导出的推论是理性会指出绝对权威的缺失，而人没有了限制，首次面对绝对的自由，却也产生了绝对的悖论，那就是去魅彻底的世界中，一切皆无意义的理性虚无，却以基督世界开启的人本信仰开始，这也正是西方中心论的特殊源头。

于如此绝对“权威”和高级“存在”的世界中，不得不面对的真实是，形式和目的在其中消失，只剩下质料和动力，此刻遥望古代，尤其是西方的中世纪，统治者、奴役者，权力明显，价值存在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直接、残酷，却也明了地心安，但紧接而来的去魅，人类借由自身，去追寻价值时，会发现一个根本没有施力者、只有个体，或者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施力者、无有个体的虚无世界。

虚无的现今世界，最大特征是在其表征下隐蔽的生产，理性潜移默化间创造了无数的知识与坚不可摧的无限进步论，为现代性世界的原住民们建造了一套完整的理解认识框架，建立了新的“价值”，价值背后一直前后相继延宕传承的“自由意志”，悍然将由理性规训不遗余力地传承下去，这也正是其生产性。至此，西方中心论下理性规训与自由意志，就是这两者总是在互为依存与转化的辩证关系中此消彼长，就好似长镜头和蒙太奇互相的转化一般，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仗。

主体间&影像

说到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就不得不提他的作品《上帝之城》了，这位来自巴西的拉美导演，有类似大师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和拉美一贯标签的魔幻现实，在《上帝之城》中的彻底的纪实影像与电影思维，让观者足以撇除一切理性预先认知和知识，只要用心观看即可感觉到那块陆地上的故事。回看《教宗的继承》，方济各（ 乔纳森·普雷斯 饰）成为教宗继任前最大的心结，和资格评判的来由，来自壮年时期作为一名理应保护他人之人神职人员的“失职”，规训与自由共同缺失的实质，也令“痛苦来自与信仰先验坚守与信仰超验失灵默默承受的悖论，在迷雾中坚定行走的人，没有答案，只有坚持，他的解脱也正是来自德性的坚持。

反观本笃十六世（ 安东尼·霍普金斯 饰），志踌意满的权力喜爱者，但当他渐渐力不从心地不得已，渐感危机时，会求助于自己并不喜欢甚至讨厌的方济各，他对世俗愿景的美好期盼，在整个教会和世界面前，并非那种教条刻板的绝对遵守，也正是规训与自由的拉扯，同时得益于安东尼·霍普金斯 始终看不出心迹的精湛中性表演，保持反讽结构的戏剧张力，可以直指两人殊途同归的第三条艰难但会有效的道路。

这第三条路，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观念真实世界的中道。

所以我们能看到时隔多年的一次召见与一次退休，演变为了不同形式，且越来越能理解的交流，两人间的冲突逐渐化为惺惺相惜的扶持，本笃十六世相信方济各就是那个“更好的选择”，方济各理解了本笃十六世一直起以来的期许。

整个电影的影像形式，也是另一种启发，宽画幅的导演搬演，学院画幅的真实记录，还有介于两者之间观者可以分辨由“真实”进入“虚构的”和不能分辨的“亦真亦假”影像。许多剪辑意识的交错，更多主客观镜头的变幻。

记录影像

渐变

进入

虚构影像

像我们的世界是由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观念真实世界所组成的一样，电影的呈现形式也正是如此如此，观念真实世界来源于我们的共识，人与人的共识，在真实世界留下了真实可见的影响，它既是文明发生的现场，也是主客体间的主体间性场域。

当响起The Beatles令人心醉的Blackbird里动人的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arise.时，我们可以相信，本笃十六世接受了披萨、足球、与方济各，方济各也理解了重担、困惑、不解与本笃十六世，观者相信共识会变的更好，那么一切就会变得更好，正如相信来自第三世界，一直坚守如一的方济各会发挥自己坚持沟通、开放，坚持世界会变得更好的理念的理念，如本笃十六世相信前者会成为意味更好的，可以带领信徒和教会更进步的教宗一样，两位教宗从不解到理解，走到了那光明的第三条路。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相信，沟通，努力，观念真实世界的中道，那就会成为真实现实。

在《教宗的继承》在整体大框架故事都闭合之后，仍然插入了一段精彩的“彩蛋”，方济各（ 乔纳森·普雷斯 饰）与本笃十六世（ 安东尼·霍普金斯 饰）一起观看了巴西世界杯的决赛，介于已经知道结果的我们来说，在赛场上凶悍、果敢，实力过硬，同时不乏一些小动作但最终依旧作为对手相存相依的德国和阿根廷，也正是方济各与本笃十六世的代表，现实的结果是，德国赢下阿根廷，成为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与两位的境况正相反形成倒映，和平时代与“现代战争”，两位教宗一次传承兼顾的共识，这个现实语境和文本语境参照形成了另一个简单又有趣的视角，对与另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魔幻”“现实”趣味结尾来说，举重若轻的视角转换就赋予了世界另一种可能性，如长镜与蒙太奇，如冲突与沟通，如异见与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