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

黄佶

　　摘要：中国电影不重视细节，不重视铺垫，不能正确理解脱戏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电影至今还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深入生活，重建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在盗版光盘的小摊上找到，只要三四元一张。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中国的电影评论应该少歌功颂德，多说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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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我也说了几句。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 1977 时代的人看的。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女主人公陈琼突然脱掉了衣服，裸露出身体，拍了场裸戏。这在逻辑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看就是为了脱而脱。男主人公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是个正派的青年，一直被非常传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老迟（孙海英扮演）寄予厚望，并选做接班人；女主人公陈琼也是一个正派女子，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对“反革命”父亲情断意绝。现在突然来了一场脱戏，很没有说服力。

　　如果男女主角平时就自由奔放，感情深厚，现在突然面临人生重大关头，例如一方父母突然官复原职，来接他（或她）离开这里，于是女方冲破传统束缚，脱衣奉献，还情有可原。

　　中国电影现在把脱戏当成了胡椒面，每部电影里都要撒一点，惟恐没有脱戏，票房就不好。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观众不会为了看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裸戏”而花几十块钱的。今日之中国，更加疯狂彻底的“真军”表演到处都能够看到：可以播几小时、有千般花样的一张光盘，只要几元钱，而在网上则完全是免费的。我在上广告课时，为播放某些尺度暴露的广告而犹豫时，同学们（包括女同学）对我说：“黄老师，你就大胆地放吧！我们什么没有见过？！”

　　电影中不是不能有脱戏，但要和故事情节相吻合，要水到渠成，此时不脱不足以表达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如果此时不脱，观众反而要感到不可思议。

　　陈琼为了不影响情侣潘志友（王学兵扮演）的前途，请老迟为她在当地找一个婆家。如果老迟真的为她找到了，未婚夫说好明天要来接她，当天晚上她主动去找潘，演一场脱戏，做最后的生死诀别，才符合逻辑，这场脱戏才不会游离于故事之外，相反，这场脱戏会成为两人深爱的证明，被观众所认可，并感动观众，并因为政治因素居然能够破坏神圣的爱情而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反思。

　　外国电影脱戏多，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所以观众不会意外。007 这样的电影，脱戏是为了刻画邦德这个人物，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以此去弥补他出神入化的神功所形成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使这个角色真实可信。

　　美国很多电影没有脱戏，但仍然很受观众的欢迎。《罗马假日》没有脱戏，但并不妨碍它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被传为美谈。如果在片中清纯的公主赫本突然露出胸部，这部电影反而要被彻底毁掉了。

　　脱戏如同菜肴中的调味品，要恰到好处。中国菜里如果莫名其妙地放一些美国起司（cheese）或日本芥末（wasabi），那这菜就毁了。

　　美国有很多大片，是“纯爷们”的，根本没有女演员，例如《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等，但是仍然大受观众欢迎。《最长的一天》是讲诺曼底登陆的老故事片，真是够长的，长达三个小时，但是仍然令人反复看也不厌倦。中国的导演们敢不敢也拍一部“纯爷们”的影片呢？

　　即使用女角色，也要把她们融合在故事里，象《亮剑》那样，女角色的形象和影片很一致。《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个美丽白净面孔很洋气的女角色，我一看到她出现，就知道这部片子完蛋了。

　　在《高考1977》中，装有高音喇叭的高架，是导演设计的一种象征，象征着威力巨大的组织。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人，象征着这一力量最终会带来灾难。但是让小根宝挺身而出救人并死亡，缺乏铺垫和逻辑性。挺身而出救人，是来不及思考的，只能是一种本能。小根宝有这样的本能基础吗？他平时有过类似的仗义行为吗？他和被救对象的关系特别铁吗？没有，至少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过。

　　也许让一直挑战组织的张国强（周大勇扮演）去死，更符合逻辑（他就站在高架下面），也更富有象征意义（挑战组织没有好下场）。

　　中国的电影有个毛病：喜欢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同样死一个人，也要选择死于英勇抢救别人，而不是死于普通意外事故。

　　在影片的最后，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提前离开考场，放弃高考，连老迟都觉得意外。潘的理由是留下来和老迟一起建设农场。即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也不具有典型性，更何况这违背了整个影片的逻辑。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扎根建设农场，难道就不能去读大学了吗？读了大学掌握了科学知识，不是能够回来更好地建设农场吗？中间不就离开三四年的时间吗？所以，编剧设计潘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结果反而破坏了影片的真实性，损害了影片本来的教育意义。

　　导演对于老迟（孙海英扮演）的台词不断引起笑场觉得难以理解。实际上，老迟让孙海英来扮演是个败笔，或者说孙海英刻意假装出来的拿腔拿调是一个败笔。

　　老迟这个人物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老迟的转变也是有铺垫的，被陈琼的父亲（赵有亮扮演）训斥；愿意让潘报名高考，却拉不下面子，于是把图章扔在潘的桌子上，让潘自己在报名表上盖图章；小根宝死后沉痛的表情，大喇叭从此停止广播，等等，其转变还是有逻辑、有基础的。

　　老迟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但一字千钧，不容置疑，不容挑战。少言，反而能够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面会做出什么举动。这样反而能够体现组织在生活中的巨大存在。但现在一个喜剧式的赵本山式的演员破坏了这种意境。

　　中国电影中精彩的对话不多，还不如情景喜剧和小品里的密度高。《高考1977》同样如此，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了几句精彩的台词：“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敢不敢（私刻公章）？”“我敢！”“我也敢！”

　　好的台词，来自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精练和升华。赵本山的魅力就在于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说出的话充满了生活的真谛。这源自他长期扎根基层的积累。在春晚上，相声演员一字一句地说出一段段从网上抄来的俏皮话，然后满脸期盼地看着观众，惟恐他们不笑不鼓掌。看着这种景象，真为中国的相声演员悲哀。

　　专业人士有一种清高，对非专业人士的批评很不屑，观众看不懂，就抱怨观众水平低。实际上，电影做出来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学过电影理论或者研究电影的人看的。中国的电影人如果仍然自命不凡，脱离大众，那么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好看。实际上，中国电影里的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电影制作者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所以他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美的东西，大众却认为不符合逻辑，不认为是美的。

　　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应该邀请观众代表参与评论，及时修正，以免最终产品出问题，遗憾终身。实际上，广告片的制作，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在策划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请消费者代表来看，提意见，并做相应修改，以避免做出失败的广告。电影和电视剧产业也应该转变观念，向广告行业学习。

　　座谈会上很多人对《高考1977》做了评论。但是和“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们一样，十分钟发言中前八分钟是歌功颂德，后面两分钟才说点干货。中国电影要发展、要进步，电影评论的风格首先要改变，直接说干货，至少应该用八分钟或九分钟的时间说干货。

　　汪总策划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就是来听意见的，不解释。建议主办者把今天的讨论发言批评全部上网。”我看江导演也是真心想听批评意见的。这样很好。中国电影人应该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的作品，也不是境外拍摄的商业大片。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地摊上的电影光盘只要三四元一张，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找到，不仅有商业片，更有很多艺术性、思想性、历史知识性、摄制技术性俱佳的影片。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电影人不要怕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影片没有人要看。卖光盘的小贩卖这些影片，就说明它们有市场。如果这些影片没有市场，盗版者就不可能大批量地去复制生产。

　　中国电影界也不要把“主旋律片”看得很神秘。实际上外国很多大片都是主旋律片。《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是：美国政府规定：当来自同一家庭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牺牲得只剩下最后一人时，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以免父母膝下无子之痛。为了使瑞恩能够平安回家，其他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这样的影片不是在大力颂扬美国人鼓吹的“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吗？这不就是一部主旋律片吗？

　　实际上，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进化出了是非观。这种是非观是无法颠覆的，深深地扎根于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即使备受压制，即使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它仍然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环境一合适，它立即就能够发芽开花繁衍，重新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位置。这种是非观就是主旋律。电影的制作者回到民众中去，艺术地、戏剧性地把这种是非观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主旋律片”的帽子，它仍然是主旋律影片。

（2009年3月28日）

片子在中国电影报道里出现的时候
大赞孙海英的方言讲得好
“我真想左右开工给那记者一千四百个嘴巴子”
（见郭德纲《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
他那还算是说话吗？
随找一人，捏着个鼻子，学公鸭叫唤都比他那东北话好听

片子只看了三分钟，直接拉入回收站
北京人挤兑上海人的时候，我开始怀疑那什么部的审查力度
你都不允许加菲猫在屏幕上出现了，却审查通过了窝里反
这就是所谓的为了下一代着想的绿色计划？
再接着看见那叫什么小宝的人哭着嚎着要回家的时候
我就有了清空回收站的理由
到不求你入乡随俗 只是
辽阔的东北大地怎么就改造不了这么怂的一个人?

论文指导老师是东北人，今年已六十高龄
因为答辩和论文的关系，平时也多了很多交流
王老师是一个可爱的老头，憨态可掬，说不到三句必定用纯正的东北话惹得我们大笑，我们私下里都亲切的称他老爷爷，吃散伙饭那天晚上，全班所有人冷落了院长和书记，一个劲的叫着老爷爷，都想要和他合张影。

就是这么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师，会在闲聊时问我“处对象了吗？”“抓紧时间，现在形势（校园里）多好啊，随便你挑啊”
他一不会上网打字二不会短信邮箱，但对待世事的态度却出奇地豁达，上课时从不会和我们翻脸，也会反问我们“离校后你们还会对这儿有感情吗？”也会自讽“几年后，你们会琢磨那老头死了没啊”，我们向他抱怨学校的过分，他会说“你们还年轻”

我们告诉他有那么几天好多学校的贴吧不让发帖子，好多词儿你不能写，他会听我们讲完，然后告诉我们那几天是特殊时期，十几年前的那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他在教书，但是因为一些事情，好多学生都不上课了，都去了北京，所以他也闲下来了。那个时候，北京很热闹，全是年轻人，刚好赶上有人访华，不得已只好在机场迎接，领导们很尴尬……于是，我们想不明白的都想明白了，不是端午惹的祸，完全是历史问题。
（看得懂就看吧，看不懂也别问我，怕犯错误）

老师还年轻的时候，作为先进分子，步行去首都看主席，那时候，各乡各村都有红卫兵接待站，走到哪儿都有饭吃有地儿睡，现在根本不可能的事。以前，男学生女学生一起从黑龙江走到北京，纯洁得很，“这要是换到现在，还没到北京，孩子就有了”。我问是不是背一句语录就可以坐火车，老师说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公费旅游，一路从吉林延边玩到了上海。老师在北京待了大半年，所以几年后的某晚，北京热闹完了之后，听好多学生的描述，他还能告诉我哪些路上发生了一些冲突。我告诉老师，电脑里还有一些那晚卫星拍下来的视频，全城都不让开灯不让上街。老师说有这么回事，现在他还能记起当时广播里说的原话。

再后来，老师结了婚有了孩子，他带着儿子去北京，儿子看着水晶棺里的毛主席，贴着爸爸的耳朵说“毛主席睡得呼呼的…”老师和我们讲起这段的时候，脸上满是笑容。老爷爷讲着那时候可爱的儿子，很是可爱。恢复高考后，好多学生直接留在了北京，之间还提到了白燕升，说他们那些人都很幸运……

老爷爷那天下午和我们讲了好多，由于部分历史原因，可以插得上话的也就只有我，当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出了好多电影，“走在大街上，保不齐你就能遇见一明星，大家那个高兴啊~~”

1977年的人们活得很舒服，仿佛褪茧那一刻的蝴蝶，事事顺心，时时高兴，他们没有烦恼，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除了恢复高考之外，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也开始扩招，谭盾，苏聪，叶小刚，瞿小松，都是首批77、78届的学生。
后来，苏聪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奥斯卡奖获得者，88年，《末代皇帝》包揽奥斯卡九项大奖，最佳作曲者之一就是苏聪；07年，《卧虎藏龙》获最佳原创音乐奖，创作者正是谭盾。

傻孩子，看，我没骗你吧？

1 望文生义“高考1997”，以为是历史大视野下的反思，没想到是艰苦条件下的激动人心的奋斗故事——我本以为1977不过是还给奴隶一点学习的自由而已。我修正一下不是“矫情”，而是“激动人心”的“感动”。
2 望文生义“高考1997”，以为是全国大范围的真实再现，没想到是历经艰辛、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上海人青春故事，和我这种从小有饥饿、挨冻经验的，狗高就做家务的，不知道大白兔是糖的前农民生活体验不同。我修正一下不是“矫情”，而是一个前农民的卑鄙的阴暗的心里在作祟。
我做为一个前农民对这个真诚和真实的故事做出这么偏激的评论表示由衷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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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废话
1
有亮同志演戏就是太用力，
还是脱不掉“孽债”那种讲社会新闻故事的道道，它难道不能内敛一点，
非要长着一张聪明的，既政治正确又苦口婆心的，充满教育的上海脸。
让我不得不想起谢晋、秋雨等同志，
让我总是很错误认为他们骨子里，有机会主义和暗暗的投机性。
他们真是一面好镜子，找出了我的阴暗。
2
“小平、小平出来一定有大的变化”，
我虽然是历史的亲历者，但是我还小，不知道，在当时，
被历次运动三番五次的、搞得神魂颠倒六根清静的、看惯了进退无常的潘志勇们，
对三起三落的小平同志真的有现在官媒所宣传的一出定四海的相信？为什么当时就不可以以为是又一次落前的起呢？

潘志勇们（也就是编剧和导演们）对威权人物和威权政治的崇拜的死样，
从一个偶像到另一个偶像，本质上没什么长进，十年真是白折腾了。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
他妈的姓黑的家伙果然黑，汉奸！什么？是外国人。抵制！
3
老迟。
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外壳坚硬，内心柔软的黑脸好人。
他是体制打造的机器人守护者，它偶尔人性的表现只是机器程序的小BUG而已。
那些手持“图章”的人，他们坚守的曾经是发放反革命的帽子、上山下乡的政令。。。
现在是房价、油价。。。
4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你的帽子,摘下来了吗?"
她恐惧和憎恨的是它的父亲，是什么强大的力量让一个人冰冷道如此？
她憎恨的是父亲，而不是让父亲蒙冤的那只“手”，是什么可恶的力量让一个人麻木到如此？
5
我喜欢强子
。。。

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应该看的电影——这个广告词是某个提前看了内部片的人写下的推荐词，第一眼看见，就很支持。

我曾经做过77年之后十年的所有高考题目，此后还断断续续做过单科题目。去年还在做了高考作文题。

从当年惊讶于77年高考题目的简单，到现在惊讶于高考题目的诡异。回归那些过往的日子，很多东西值得深思。

我不喜欢孙海英演过的所有角色，甚至不喜欢孙海英，但我对片子里，他扮演的场长，最后开着拖拉机送那些现在已经做爷爷奶奶的当年的年轻人去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分外感动。不是感动于他，而是感动于这个影片里的人物最后能够如此的人性化。这就是文化的变化，因为，这在当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改变。

志友的留下，众多人的离开，片子没有继续写下去，但值得我们思考下去。的确一部90分钟的片子非常短，但能够提问，让看的人深思，也就够了。

我舅舅是当年的高中老三届，当所有人都离开农村，他一个人还在地里忙；当他终于得到朋友帮助成为中学教师；当他终于得到同意参加高考，最后却因为是中学骨干教师而被扣下来，以可以进清华的成绩留在当地的大专读书，最后还要自己去参加自学考试成为大学本科生。

那些岁月，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孩子的记忆力最为清晰。那些我过去思考过，现在思考的，将来还会思考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我心中徘徊不去。

乃至某个朋友说出“启蒙未完”这四个字时，在我心中引起过那么强烈的震撼。不过，这些，留着自己思考就好了。

我特别想提出来进行延伸思考的是，那个绝食争取报名权力的陈国强的后来岁月。因为，强子最后考上的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这个很有意思的哦。中国的法律是多么值得思考的问题啊。因为片子里面他和他们就是在一个“章”下面的困兽。而“章”和法律，又是多么矛盾的统一体。：）
　　
片子里面说——“那是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

重新认识知识和重新将“学而优则仕”放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是值得所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的。

现在的高考里，还有多少“为祖国选拔优秀人才”的成份？或者这个提问都会让人觉得可笑的吧。

再者，当高考恢复十年之后，高考成为“万人过独木桥”，到后来高考扩招，再到现在有大学生要求恢复“三包（国家包分配，单位包房子，父母包婚姻）”。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内，发生的变化的确翻天覆地。

而这些变化，已有人在慢慢开始反思，反思中，我们会学会矫正现在的错误，虽然，我们依然在不断犯错。

许多人都说，这是一部八零后看了会笑，六零后看了会哭的电影。
作为一名八零后的女生，在经历过应试教育的高考制度之后，在刚刚步入大学不满一年的日子里，在经历过痛苦、挣扎、迷茫之后，看完这部电影，有了深深的思考。
这部电影给人的启示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总是忍不住想要反问自己，如果我在高考前看过这部电影，那么，我是否会比原来更认真学习努力念书呢？
我们总是为我们的懒惰找借口，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太过舒适，我们一路顺风顺水平淡安稳地过，可以说是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的波澜不惊。
所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影片中的他们为了高考要绝食；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影片中的他们为了高考可以去当小偷；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影片中的他们为了高考甚至可以付出他们的生命？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没有被历史的错误耽误了十年的青春十年的光阴。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无知是多么的可怕。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知识，我们该怎么办。
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大于高考本身。
这句话是条线索穿插在影片的各处。
可是真的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吗？
从影片最初潘志友踩着踏板放映着古板的新闻开始，我便嗅出了1977年被文革压迫着的知青对知识的热衷与渴望。
在被下放到农场的日子里，知青们忍受着生存条件的艰苦贫寒，忍受着周围环境的恶劣，在历史的错误里苦苦挣扎，他们从不敢奢望会有奇迹发生，他们只能疲惫地活着，等待着。
恢复高考这一制度，使推荐上大学从制度上就此成为了历史。
这意味着，不论阶级不论成分，人人平等的一个机遇砸在了知青面前。
可是，老迟的公章，成为了众人想上大学的一个障碍。
为了能上大学，为了能念书，为了能获取知识。
瘦弱的小根宝扛起了比他自己还重的大包；正直的强子半夜潜入图书馆偷书复习；陈琼父亲不顾一切禁锢，为的只是给女儿送学习资料……
这部电影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片段让人觉得感动，许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骄傲、自负、以自我为中心的八零后，从影片一开始便哭到结束？他们这些感慨从何而来？
他们不明白，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我们如何能感同身受地大彻大悟，如何能理解当年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与期待，如何能明白这个1977年的高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名八零后的学生，我只想说，这电影本身，太过真实，我们哭的不是自己，不是过去。
我们哭的只是历史错误下被耽搁的那些对知识渴望得可以托付生命的知青。
我们哭的只是庆幸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策能帮助到这些知青们能重获新生。
从小我就是听着父亲用淡淡的语气，云淡风轻地讲述着他们那个年代发生过的酸甜苦辣，听着父亲说着我的爷爷奶奶是怎么咬牙熬过文革那段炼狱般的日子。
电影里面的陈琼，简直是我父亲的翻版。
我的父亲，就是参加1977年第一届高考的人，那年父亲16岁。而我的爷爷当年因为是大学校长的缘故，文革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迫害得差点丧命。
当时奶奶也被下放到牛棚，父亲一个人被扔在了离家三座山远的地方上学，当年邓小平被毛主席撤销一切职务，因为姓邓的缘故，再加上历史反革命的家庭成分，父亲从小便被人耻笑，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
我不敢想象儒雅沉静的父亲当年是怎么忍下那些辱骂，如何咽下那些拳头，如何面对那些嘲笑，如何无视那些讥讽。
但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怨恨过我的爷爷，即使是把年幼的他一个人扔在了偏远的地方念书，即使是亲眼看着爷爷被人拖着戴着滑稽的纸帽子游街示众。
即使我没有身处文革时期，光是听着父亲讲那些过去的遭遇我的心已经战栗不已。
那些残忍的、无望的、茫然的、悲伤的过去。
那些飘渺的、憧憬的、期待的、希望的未来。
我不知道陈琼为什么要怨恨她的父亲。
她把历史的错误自己的悲剧通通推到了父亲身上，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她被人看不起；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自己没有上大学的资格；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母亲才会去世。
通通是因为父亲。
可是，她却没有想过，把罪名全部包揽在身上的父亲，才是这个时代最沉重的悲剧。
一边他承受着妻离子散的痛，一边接受着女儿的怨恨，还要扛起错误的历史对他的批判。
这个在岁月磨损中苍老的男人，即使被女儿用言语伤害着，即使被女儿深深地仇恨着，即使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完全没有错的，可是他依然默默地承担起一个数学教师的责任，一个父亲的责任。
当他哽咽着说：“上课。”的时候，我突然间哭得不能自已。
如今的我们早把这“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这些上课问候语当成了陈旧机械的模式，应付也好，习惯也好，也从来没有人去深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可是当陈老师抹着泪笑着说：“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我们可想而之，文革使多少老师学生颠沛流离，文革使多少人失去了获得知识的机会，文革使多少老师丢掉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承担起骂名。
在陈老师身上，不仅看到了教师的责任喋喋生辉，还看到了闪着慈爱的光的永恒的话题——父爱。
我不知道脸上刻满沧桑的男人心里究竟有多强大才能支撑着他在这个错乱的时代活下去。或许，女儿是他的支柱，抑或许，是那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一直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心。
看着他在油灯下一笔一划地写着“琼儿”，最后又狠狠地划掉，最后写上“陈琼同学”，脸上尽是纵横的泪水。
他为了女儿，找来树干，日日耐心打磨，精心地凿刻，终于歪歪扭扭弄出了一枚印。任谁都能看出那印章的拙劣，老迟也不例外。可是就连这么一个铁石心肠的农场主也被陈老师这种伟大无私的父爱所感动了。
他难道不知道私印公章是犯法的么？他难道不知道那一张假证明很有可能使他再也不得翻身么？他懂，他比谁都懂。
可是，为了女儿，他不惜铤而走险。
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因为，他希望，女儿能不再恨他，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未来。
而影片中出现的第二个有争议的印章，则是别在老迟腰上的那个宝贝。
那个决定知青命运的农场革委会的公章。
影片用那枚公章耻笑当时社会的腐朽，制度的呆板与对人的藐视。以一枚小小的公章决定知青的命运来反讽文革时期的黑暗与无望。
在那个年代，它是组织与权力的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与人生都取决于这枚公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穿衣吃饭，每一个与活着相关的细节都必须盖上相当于组织认可的公章。离开了公章，一个人就如同被剥夺了生的权利。于是，老迟因为拥有公章而成为一个侧身于权力巅峰的人，对于农场知青来说，他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掌握知青生杀大权的上帝。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强子他们要绝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潘志友的迟疑与茫然。
而影片的转折点就在老迟在目睹农场知青对知识的渴望，潘志友对他苦口婆心的规劝，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转身离开时候轻轻放在柜子上面那枚印章，那枚代表一切的印章。
这意味着老迟开始改变。
或许他是被陈琼父亲对女儿伟大无私的父爱所感动；或许他是被强子他们对知识的强烈愿想所打动；又或者是潘志友的一番话让他有了新的思考。
他从一个铁石心肠的工农干部，变成了一个“肩起命运的闸门，将年轻人放到光明中去”的勇敢的父亲。看着知青们跌跌撞撞边哭边爬地冲向火车站，看着老迟亲自开着农场拖拉机送知青赶考的场景，我们哭了。
哭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冲破文革这个错误时代的一股新的希望，是打心底油然而生的一股新的生机，是一种感化人的爱的力量。
影片的最后，农场里的每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好的大学，我不禁思考，历史上的这次浩劫，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或许这次浩劫带给我们无尽的伤痛，使无数人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可是，正因为这次浩劫，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知识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我们才能真正地去重视它，才能明白自己肩负着的沉重的责任感。
而这对于我们八零后的人来说，是一次严厉的拷问，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1970年代早期，我还没上学之前，就被父母告知，要学一样乐器。那个时代学乐器的目的，跟现在孩子们学乐器的目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出路，只不过他们现在是为了“赢在起跑线上”，而我们那时候只是为了避开“上山下乡”。

那时候，我们这样的军干子弟，逃避“广阔天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当兵，而当兵有两个去处，——要么去野战部队当普通一兵，要么学点玩意儿去当相对舒服的文艺兵。那时候我学小提琴，就是为了将来当文艺兵。

“广阔天地”什么样儿？我没见过但听说过，总之是苦。像我们这些生在军营中、长在大院里的孩子，对此只能敬而远之，能逃则逃，能避则避。再说了，当兵难道就不算干革命了？所以，对家里安排学玩意儿，哪怕百般不情愿也得坚持，总之不要上山下乡就好。

十月一声惊雷响，揪出万恶四人帮，但上山下乡并没有因此马上停止；而且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一切似乎都不会有什么改变。真正的改变，是在1977年，那一年邓公复出了。

邓公复出十几天之后，一个消息传来：邓公拍板，当年即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改变，于是，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不必再每天皱着眉头“歪脖儿拉”。

电影《高考1977》的故事，就开始在邓公复出首度公开露面的那个时候。那一天，是1977年7月30日，邓公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赛。当时，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后来，这掌声也出现在放映《新闻简报》的电影院里。

《高考1977》一开篇，知青们在露天地里看电影，银幕上出现的就是邓公看球的那部新闻纪录片。而知青们在这一幕中的兴奋和激动，实际上已经定下了整部电影的基调，——歌颂。

就恢复高考这件事情而言，把它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其实并不为过。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或者对那个年代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你会发现，《高考1977》与其说是一部剧情片，倒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来的合适。

据说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感动，但我也听到一些指摘的声音。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很明白人们为什么感动，也很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指摘，盖因角度不同耳。

我不能不承认，作为一部电影来说，《高考1977》有很多的毛病，譬如主题先行，譬如结构不够精巧，譬如人物性格单一，譬如某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缺乏铺垫、比较突兀，等等。而对一部电影来说，这些毛病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但我也不能不承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亦即创作者是真诚的，而且你可以从这部电影中感受到这种真诚。

我必须承认的另一点是，观看这部电影，我是投入了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毕竟我曾经耳闻目睹过1977年的那些事情。

有批评者指摘人物缺乏真实感，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从片中人物的身上我经常会发现我所熟悉的人的影子，——譬如孙海英扮演的农场场长，你可能感到他的戏有些过、表演有些夸张，但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当年很多“工农干部”其实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批评者指摘这部电影太“政治正确”了，我也不以为然，因为据我揣度，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部致敬之作，本来就是为当年的恢复高考唱出的一曲颂歌。你说它把知青当傻瓜、把观众当傻瓜也好，把历史当傻瓜也罢，但1977年的那个时候，情况大致与电影中描写的不差，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也好，知青们也罢，对邓公是感激的，当时“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所谓“得人心”即此之谓。

其实，《高考1977》远算不上一部优秀的电影，但它却可以算是一部基本忠实反映了历史现象的电影。你当然可以批评它浅薄、煽情、缺乏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基本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皮相，虽然它可能因此缺乏灵魂。

当然，《高考1977》的这个题材具备拍一部史诗巨片的基本条件，但这不仅要看创作者的功力、气魄和胆识，还要看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是否允许。凭心而论，对于十年文革，对于三十年前开始并延续至今的改革，我们所拍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缺乏表现而是缺乏追问，不是缺乏视野的宽度而是缺乏思考的深度。

所以，《高考1977》是且只能是一曲充满激情和怀旧的颂歌，绝不会变得冷静、理智。不信，可以回头翻一翻2007年国内媒体对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那些报道，看看那些报道的基调和人们的回忆，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样的一部《高考1977》。

电影尾声处，赴考知青们乘坐的拖拉机突然抛锚，为了赶上开往考场的火车，知青们在山野上树林中一路狂奔，正当他们看着火车无情地远去、即将失去机会的时候，场长开着一辆拖拉机及时赶到，知青们挤上那部没有后斗的拖拉机奔赴考场而去。这一幕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这，也恰恰是那个年代的极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