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题目用中文很可能发不出，先用英文代替。

某种意义而言，Blonde全片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大众所争议的“究竟是以male gaze批判male gaze”还是“依然没有脱离male gaze”，而是导演所拍摄的完全是他概念中的：the art of (cis-straight men's)masturbation。

从逻辑的切入角度而言，欧美电影的苦精神分析的叙事方式久矣，动辄“歇斯底里的女人”以及“daddy issue”。对于精神分析及与之密不可分的恋父（母）情结，自上世纪起就有诸多学者表示：弗洛伊德的理论极其依赖于其个人经历，以及其自身的男性身份。用另一部电影里的台词批判便是：“男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是嫉妒拥有某部位的自己。其实对女性而言有没有根本无所谓。”因此将以“寻找父亲”贯穿始终的线索，太肤浅，也太经典的自以为是。

用另一比方来解释，便是尽管现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同“东方主义”理论，并似乎很努力地去批判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然而将一切差异或认为“有趣”的现象归结于“崇拜白人”，不仅仅是自作多情，更从另一种角度证实了西方中心主义怎样侵蚀着潜意识。同样，将一切的精神问题溯源归结于对男性的崇拜，将男性作为唯一的拯救方式，反而是对其傲慢、居高临下态度的完美诠释。不难发现，在导演的镜头语言下，Norma在全片中唯一最真心托付的就是Cass和Edddy二人，这种把男性与同男性的sex作为救赎的心理真的把我气笑了。

而说整部影片不过是导演的自我满足，一是基于对其拍摄逻辑的分析（如上），另一则是被一些“真正懂欣赏的观众”大加赞誉的拍摄手法。如此肤浅、造作又透露出无知者自以为是的意识流镜头，甚至连早期实验电影的脚趾头都比不上。并非把人物和场景放在另一场景，表现出“一切都是被审视、被客体化的”就可称为高明。这样炫技的镜头拼接，用去拍小时代或许还能哄骗到更多人。

令我个人越看越焦躁的，除了无处不在的、导演膨胀的ego，还有Ana聒噪的表演。尽管能看出剧本本身着重刻画的是Norma岌岌可危的精神状况，但从神态、肢体动作以及台词，Ana的表演都太过流于表面。或许Ana是想强调Norma本身的脆弱，因此总用一股西方顾里的语调说台词，不需要和获奖演员对比，如此台词甚至比不上部分戏剧社里的学生。建议Ana还是多多提升自己，走捷径是不可能的。

最后，经典名句献给导演：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永远不会是哈姆太郎。

由《神枪手之死》进入好莱坞的新西兰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新作从威尼斯首映开始就褒贬不一，上线流媒体后更是饱受争议。它的失败或许反映了观众对于这种矫揉造作的复古的厌恶。早在两年前网飞请大卫·芬奇执导《曼克》时，不少评论者便对那部“四不像”的作品颇有微词，而如今多米尼克也难逃一劫。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在接手网飞的项目前都多年未拍电影，而在美剧《心灵猎人》有过合作，因此电影口碑的扑街倒也并不令人意外。

人物传记片首要的自然是人物。作为曾经拍出过《社交网络》的导演的作品，《曼克》里浮光掠影的人物弧线着实令人大跌眼镜。而到了《金发梦露》，人物形象更是破碎不堪。梦露对童年阴影的应对方式被粗暴地简化为一种恋父情结，安娜的表演如同一只受惊的鸟儿——与其说是演技问题，毋宁认为是导演和编剧有意追求这种效果，正如片中大制片厂对梦露本人的剥削一样——而之后的数次堕胎则构成了她的另一重身份符号，连同婚姻和绯闻一起组拼出这个金发美人的凄惨一生。即便影片在局部展示出丰富的调度能力（例如那段如印象画般身体“拉伸”的性爱戏），但整体视角的狭隘仍然很难给人留下任何回味空间。

前不久，巴兹·鲁赫曼（碰巧也是澳洲导演）的《猫王》让我们领略到了电视时代的浮华。《金发梦露》则带我们回到更早一些时候，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在21世纪20年代初回望半世纪前星光熠熠的美国娱乐业，似乎既讽刺又失落。两部电影的碎片化叙事都显露出典型的流媒体时代特征，而由网飞来为昔日好莱坞巨星立传本身也构成了一层奇妙的互文关系——明星和流量，二者密不可分。

帕布罗·拉雷恩去年的传记片《斯宾塞》同样受到争议，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懂得如何虚构，历史人物在小K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永恒的女性主体。而在《金发梦露》里，我们看不到安娜的影子，将她换成任何一个金发女郎都可以。导演和编剧试图还原一段扭曲的历史，却怯于直面自身的浅陋，只能通过大量技巧掩盖文本层面的干瘪——比苦难更可怕的是对苦难的想象，这便是证明。在《斯宾塞》的结尾处，一个神秘的幽灵指引着我们；而《金发梦露》选择了一种封闭性叙事，摄影机迫使我们冷冰冰地旁观这个女人的一生（的确有些哈内克的色彩，但要保守得多），我们好像来不及也没必要与之共情，因为这部电影既没有道德也不指望它的观众具备道德，它只想编造一个完整的寓言然后束之高阁，甚至不敢提出任何哪怕微小的指控。

影片前半段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梦露试镜完以后，台下一片沉默，待她离开后剧组的人表示“像是在看一个精神病人”，“不是在演，没有技巧”。这大致反映了好莱坞崇尚布莱希特表演法的传统。尽管一带而过，但这两句话至少引出了对表演的自反，安娜的表演又怎样呢？实际上，无论哪种体系都不该抹杀角色的复杂性，所以最致命的问题是，我们既不觉得她像梦露，也不觉得她是安娜本人，在这两者之间尴尬地生成了一个单调的被观察对象——一个脆弱的、没有反抗能力的、缺乏主体性的人。

相较于感情生活和花边新闻，梦露的演艺生涯显然不是影片关注的重点。电影设置了三处剧场场景（以及进入剧场前的景象，无非是像《雨中曲》等电影一样表现好莱坞的刻板印象），镜头在大银幕上的经典桥段和梦露的神情特写间来回切换，暗示了梦露在好莱坞成名以后的心路转变。这三部影片分别是1950年的《彗星美人》、1953年的《绅士爱美人》和1959年的《热情如火》。《彗星美人》是梦露在好莱坞的敲门砖，在这部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梦露饰演了一位在聚会上攀权附贵的小演员——多米尼克将这一幕作为对梦露自身处境的隐喻；随后，梦露以片酬要挟剧组罢演和她在《绅士爱美人》里的经典唱段“钻石是女孩儿最好的朋友”也被建立起某种戏里戏外的关联。多米尼克将现实和戏剧以看似合理的方式一一对应了起来，但这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能够被轻易解释，那一定是不现实的。也因此，整部影片的确营造出一种“虚假”的质感。如果你能接受这实际上是一部和梦露无关的电影——如同它的原名“Blonde”，关于一个感情坎坷的金发美人，关于一个童年不幸的精神病人，甚至关于一个一夜成名的艳星，总之将她作为虚构的人而非现实的人——那么或许并不会觉得它太过难以下咽。

在拍摄《热情如火》时，梦露的精神状态已然濒临崩溃。我们看到化妆间里的一幕，梦露望向镜中浓妆艳抹的自己突然破涕为笑。这一幕让人联想到《彗星美人》的结尾，演员被明星光环所带来的满足感所吞噬。多米尼克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东西，在他看来，此时已从影多年的梦露也和小演员一样爱慕虚荣。对后者来说，镜中投射的是自身的欲望；而对于前者，镜中是分裂出的另一个自我，这一“自我”永远地受困于好莱坞的黑暗面——制片厂的剥削、大众的凝视和自身无止境的欲望。

于是，走投无路的梦露最终走向了注定毁灭的结局，她孤独地死在自己的寓所中，徒留一具光鲜亮丽的尸体。这便也是电影本身留给我们的，一个好莱坞的尸体，在制作精良的外衣下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多米尼克抛给我们的并非历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即腐朽的电影工业还有多少未来。

在Oates40年前的小说中，梦露的妈妈几乎是个疯子，让他们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梦境里。如冰与火之歌，梦露一会儿被逼到大火中，一会儿被逼到水缸中。一切都因为母亲痛恨这个孩子。希望她没有出生。 这部电影延续了女作家《浮生如梦》呈现的主观世界，让人印象至深：缺席的父亲毁了妈妈，毁了一切。她的人生就是一场追父之旅。—— Where is my father?

但是这卓别林的儿子告诉她，她有让两兄弟羡慕的自由。她的第1任运动员丈夫告诉她，她是个荡妇（她也把丈夫当成了父亲的幻象）。第二任剧作家丈夫告诉她，你是我的玛格达。私人医生怀特利说，停止叫喊吧。第135分钟总统告诉她，你这个肮脏的Slut.

她总是喊他们Daddy。 Not that kind of sugar daddy. 老天爷，即使看到那么真实的玛丽莲在活着，都是那么令人快活。即使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观众。

太多女性主义影视作品热衷于塑造一个讨人喜欢且复杂多面的女性角色。如果这部电影着力在梦露的人物刻画上，突出人物复杂性，比如不幸的生活带给她脆弱的精神，但内心依然保有理智且聪慧，有梦想。虽然被标签化为性感符号，但其实她是具有独立精神和反抗精神的，可叹造好弄人，最终红颜薄命。这样的路数，想必粉丝们会更喜欢，但它就成了一部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传记电影了，显然也不是导演想做的。

什么样的控诉最有力？把一个精巧美丽的洋娃娃被当众撕碎，才能让人感受到真正的残忍。metoo之后世人惊觉，那么多的女性被剥削着，在男权掌握的有毒系统下，她们确实是无力的，但这并不表示她们懦弱或痴傻。我相信导演的表达也是如此，还有什么比一个时代符号，一个性感代名词、一个如此美好的女明星，当众被父权男权蹂躏摧毁更有力地控诉呢？

如同影片贯穿的父亲照片，那不正是导演对冷酷父权从始至终地厌弃吗？再比如梦露白裙，这个早已符号化的场景，如果带着美化地重新呈现一遍意义何在？导演偏偏要用最低俗的最龌龊地镜头不断挑战观众，让观众不适，这才是梦露白裙底下的真相，是对女性的物化，是来自男权的凝视，是龌龊的，并不是什么“情色而不色情，性感尤物文化标志”这些狗屁。观众因为关于梦露的电影中出现了裸露就质疑导演的动机，我觉得是误读，如果真正看完电影，它的不适感，恐惧感和残忍程度都是非常有力度且女权的。就像你不会因为《女性瘾者》中有性描写的镜头就质疑导演的动机一样。

由网飞出品、布拉德·皮特主导的B计划公司制片、007女郎安娜·德·阿玛斯主演的梦露传记片《金发梦露》，是2022年最受瞩目的电影之一，即便它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首映口碑不佳。

然而亲眼见证后，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确卑劣：它以改编自虚构文本为挡箭牌，看似是对好莱坞男权系统的批判，实则是对梦露明星形象的一次空洞消费。

八卦小报的猎奇趣味

《金发梦露》并非改编自梦露真实生平。它取材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撰写的小说《金发女郎》。这给了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不少“创作自由”，而他将影片引向了八卦小报的猎奇方向。

欧茨的小说是一次借助梦露形象对美国上世纪中期历史的全景透视。但多米尼克志不在此，他在改编时忽略了原著的历史文化语境，转而强调出书中那些与史实不符的耸动桥段：福斯公司总裁扎努克对梦露并未发生的性侵；梦露在生涯初期与两位星二代小卓别林和小罗宾逊并未发生的三人行关系；历史上从未记载的梦露堕胎经历；仅仅在小报和阴谋论文章中流传的梦露-肯尼迪情史，和美国政府对梦露的迫害传说。

在片中，梦露被呈现为任人宰割的洋娃娃，在一个个灾难情境之间无力游走。她遭到雇主性剥削，却没有勇气去求救控诉；她被历任丈夫虐待利用，却依然娇嗔地称他们为“爹地”；阅读甚广的她会表达对角色的理解，但当对面的男人表现出不屑时，她便无助地收声；甚至当她反悔堕胎决定时，都无法被人当回事：主刀医生自行其是地执行手术，镜头中的梦露，只会像鱼肉一样躺在冰冷的砧板（病床）上，泪流成河。

但现实中的梦露并非如此。真实的她是个斗士和策略家，精心掌控着自己的公众形象，步步为营地借性魅力登上事业巅峰。当她的收入与声名严重不匹配时，她敢于跟制片厂抗衡，成立个人制片公司，为自己争取更高薪酬和更大的主导权。最重要的是，在博弈中，她最终赢得了决定其银幕形象的权利——她可以出演自己感兴趣的较为复杂的正剧角色，而不是日复一日扮演男性观众的欲望对象。所有这些都与《金发梦露》的叙述相反。

与此同时，那些所谓对梦露进行剥削的权势男性，其真实形象也不像电影所表现的那样扁平。梦露的第二任丈夫乔·迪马乔虽然粗暴，却也有其温柔善意的一面，因此梦露才决定与其复婚，而在《金发梦露》中，迪马乔只是头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野兽。

至于为梦露掌镜的导演们，更绝非影片所描绘的单维男性剥削者。《金发梦露》把《七年之痒》经典桥段表现为好莱坞对梦露肉体的消费，却无视这部喜剧对男性欲望的调侃——本片导演比利·怀德一直在那个年代的语境中尝试挑战性别刻板印象。至于被《金发梦露》批判的另一名作《绅士爱美人》，同样也是导演霍克斯对性别秩序的尖刻反思。梦露演唱的名曲《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仅凭歌词就呈现出女性对爱情与婚姻之不可靠的自知，和在与男性的博弈中获取利益、掌握命运的权利意识。但在《金发梦露》中，梦露却只会担心：“唱这首歌的真是个坏女孩啊！当与我素未谋面的父亲看到这段时，会怎么想我？”

如果我们拿《金发梦露》与上述两部经典电影的意识形态相对比，或许能得出好莱坞在不知不觉间倒退了七十多年的结论。更可悲的是，这结论其实并不离谱。

好莱坞式弗洛伊德陈词滥调

《金发梦露》一面强调着梦露被物化和性化的面向，一面将梦露的“真我”臆测为一个抗拒性爱、对自身的性感魅力充满厌恶的保守女人。似乎对一些男性创作者来说，正视女性的欲望永远是件难事。

影片中另一个令人齿冷的细节是，梦露怀上的胎儿对她控诉：“你还会像上次一样杀死我吗？”且不论堕胎一事在梦露生平中根本莫须有，在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的2022年，对生育自主权被剥夺的女性观众发出如此疑问，这对于一部自诩为具有女性意识的电影来说，简直匪夷所思。

更有甚者，全片的核心，也就是梦露终生都不幸福的原因，导演给出的最终解答是，因为她从未见过她的生父，这个回答解释了一切：自我认同的缺失，对年长男人的迷恋，贯穿一生的不安全感……这是好莱坞式弗洛伊德陈词滥调的重现，也是平庸男性创作者对失控女人的想象力边界。

《金发梦露》的分裂也正在于此：它表面上批判由男权秩序把控的影视业权力格局及娱乐生态，实际上却把梦露这样的复杂女性牢牢安置在男人们为她们预定好的位置上，她们的人格被简化，她们的反叛意识被矮化，她们作为欲望主体的身份被宣判无效。

巧合的是，一直被视为谦恭绅士、平权代表，甚至近期在出席活动时穿了裙子的布拉德·皮特，被前妻朱莉指控家暴。此事在六年前就曾被曝光，在两人的子女抚养权之争升级后，事情细节也终于公之于世。有趣的是，皮特今年的制片作品片单，除了《金发梦露》外，还有两部女性主题电影《她说》和《女人们的谈话》。

皮特近些年营造的女性友好人设，还能否长久维系尚未可知。但起码《金发梦露》的故事让我们看清一点：不是所有控诉性别剥削的电影，都能真正摆脱男权思维的影响，而要客观评价一部作品，不能只看主创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在做什么。韦恩斯坦的倒台远非电影世界走向平等的终点。

2022/10/26/《南方人物周刊》

玛丽莲·梦露在36岁英年早逝之后，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传闻甚嚣尘上。良莠不齐的传记夹带着谣言添补窥私的眼睛和耳朵。揭秘玛丽莲·梦露，显然也是《金发梦露》的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愿望。从执导过《神枪手之死》的导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玛斯，再到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金发梦露》的前期卖相不可谓不好看。

然而，自《金发梦露》首映之后，影片迅速从毁誉参半的状态决然倒向“毁”的那一半，豆瓣评分定格在5.6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认为本片对于梦露的描写严重失实，把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女星拍成了一个深陷恋父情结的无助“傻白甜”。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视”恰恰是为了揭露好莱坞对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盘剥，并认为影片用特殊的拍摄风格和剪辑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观众发掘男性视角的荒谬之处。

电影《金发梦露》海报。

在本文作者看来，《金发梦露》把梦露拍成好莱坞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背后，更为本质的问题是：玛丽莲·梦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人被《金发梦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梦露拍得很“惨”，而是把梦露拍得很“蠢”。与此同时，尽管导演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但影片的间离效果并不明显。在有别于梦露那个时代的当下，她们都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撰文 | 雁城

恶劣杜撰，抑或全然失实？

玛丽莲·梦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绝大多数人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印象都是符号化的、碎片式的：是金发，是唇边痣，是《七年之痒》里的那阵来自地下通道的风。我想到的，是纪录片《乐士浮生录》里一处很妙的细节：

因古巴革命，美国曾对古巴锁国数十年。当外交关系和缓，古巴的乐队来纽约巡演，耆耋老人们在街头橱窗里认出了卓别林，认不出玛丽莲·梦露。时代的断面、互不相闻的数十年，文德斯轻描淡写地用这样一处闲笔就揭开了。换个角度说，也只有玛丽莲·梦露这样的人物，配为一整个时代做背书。

纪录片《乐士浮生录》剧照。

但玛丽莲·梦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揭开偶像的面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从传记作家，到小报记者，从同行好友，到影迷拥趸。尤其是在玛丽莲·梦露在36岁英年早逝之后，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传闻甚嚣尘上。良莠不齐的传记夹带着谣言添补窥私的眼睛和耳朵：《玛丽莲·梦露的一生及其离奇的死亡》《是谁杀死了玛丽莲？》《女神：玛丽莲·梦露的秘密生活》……

揭秘玛丽莲·梦露，也显然是《金发梦露》的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愿望。从执导过《神枪手之死》的导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玛斯，再到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金发梦露》的前期卖相不可谓不好看。虽然是拉丁裔，染了金发红唇微张的安娜在海报上一特写定格，已像是梦露本人。

然而，《金发梦露》的口碑在首映之后迅速从毁誉参半的状态决然倒向“毁”的那一半，豆瓣评分定格在5.6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认为本片对于梦露的描写严重失实，把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女星拍成了一个深陷恋父情结的无助“傻白甜”。360度无死角对于女星底裤的拍摄，比梦露在世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意淫和消费了女性。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视”恰恰是为了揭露好莱坞对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盘剥，并认为影片用特殊的拍摄风格和剪辑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观众发掘男性视角的荒谬之处。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众声喧哗，激起了我对玛丽莲·梦露的好奇心。说实话，此前我对梦露的了解，并未深过符号性的金发红唇与街角巷尾流传的八卦。《金发梦露》之后，我紧急观看与阅读了一系列梦露相关作品，试图剥除叙事的主观性，拼凑出一个最接近于真实的梦露。我想知道：都说《金发梦露》失实，而它究竟有多失实？

结论首先是：《金发梦露》对梦露的展现并不全然失真。影片的确渲染了无耻的好莱坞和男权社会中弱势的梦露。不是那些被权力裹挟而被“老板”或“总统”侵犯的戏——实际上它们的真实性最为堪忧——而是梦露在本片中难得的张口说话、表达自己想法的片段：

在面对前运动员（身份对应梦露的第二任丈夫，棒球运动员乔·迪马吉奥）时，她说：“我想去纽约学表演，严肃的表演。”然而由于对方没有给出积极反馈，她立刻转换话锋说出更符合“人设”的愿望，“但我主要是想安定下来，和每个女孩一样有一个家庭。我特别想要小孩。”这个机敏的转换说尽了她所遭遇的习惯性打压。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我更喜欢的一个对话发生在她和剧作家（身份对应梦露的第三任丈夫，作家阿瑟·米勒）之间。他们当时在讨论剧作家的作品，女主角玛格达的原型是他早逝的女友。梦露说，这个角色让她想到契诃夫《三姐妹》中的娜塔莎，因为她是“强势、狡黠而冷静的”。而剧作家颇为意外地质问她：这是谁跟你说的？他并不相信梦露读过书，也不相信梦露对于女性角色的阐释。

梦露踌躇了一下，补充了一个猜想：“玛格达应该不识字，当读爱人写给她的诗时，她只是假装阅读。”剧作家恍然大悟，流下热泪。为什么这次他信服了玛丽莲提出的阐释？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记忆中的完美女性会是聪明或残忍的。他只接受她比自己的想象还更加愚蠢且深情。

对于自己在男本位的好莱坞的弱势地位，梦露一直有敏感的认知。影片中她反复强调身为孤女的诺玛·简（她的原名）与玛丽莲的距离：“我是这个玛丽莲的奴隶”“爸爸，电视上的女孩不是我”。她有意识地扮演“梦露”，以金发美人的形象博取大众的喜爱。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这种诺玛·简和玛丽莲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梦露的自传中也频频出现。比如，梦露有爱迟到的坏名声。她在总统的生日宴会上迟到，主持人开玩笑称呼她“迟到的梦露”。甚至福克斯把她从她的遗作《双凤奇缘》剧组里炒鱿鱼，明面上的原因就是她经常迟到旷工影响拍摄。但在自传《玛丽莲·梦露：我的故事》中，她这么解释自己的迟到：

我终于开始穿衣服了，能有多磨蹭就有多磨蹭。我开始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的体内似乎有种冲动，让自己尽可能地迟到。迟到让我倍感快乐——人们都在等我。他们迫切地想要见到我。他们需要我。我想到了自己被嫌弃的童年。无数次地，没有人想要看见这个小女仆——诺玛·简甚至包括她的母亲。

在惩罚这些等待我的人的过程中，我获得一种畸形的满足感。但是，我真正惩罚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多年前抛弃诺玛·简的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惩罚。我感到兴奋，仿佛去参加派对的是诺玛·简，而不是梦露小姐。我迟到得越久，诺玛·简就越开心。

梦露是诺玛·简赋能和“复仇”的武器，同时也是她窒息的面具。纪录片《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中，一个受访者回忆道：梦露曾说自己很想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让对方十分惊讶：“每个人都想成为玛丽莲·梦露！”而梦露说：“但我希望和你们一样获得尊重。”这是她作为顶流“艳星”始终无法获得的。在自传里她也写过：“我想要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这个人在摆脱孤儿的身份之后终于获得了一点权利。”

《金发梦露》中有一句台词写得很好——我没有查到这是否真出自梦露之口——梦露说：“在电影里他们把你剪成碎片，但这个碎片并不由你来拼，你只是拼图的一部分。”这痛苦的认知，与梦露早期跑过龙套的《彗星美人》中的一场戏不谋而合：

纵然所有人包括导演都承认女明星是天才，但在和她吵架时，男导演还是气急败坏地说：“没有一架钢琴会以为杰作是自己谱写的。”女明星只是素材、乐器、灵感的源头、被凝视的对象，只有经由男性艺术家的手才能成为杰作。再没有一幕会更能展现女性，尤其是身处艺术界的中年女性，歇斯底里背后的结构性失语与无助。

纪录片《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剧照。

那么，《金发梦露》把梦露拍成好莱坞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究竟有什么问题？其实，它引导我们去思考的本质问题是：梦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影片内外：梦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被《金发梦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梦露拍得很“惨”，而是把梦露拍得很“蠢”。

现实中的梦露在好莱坞中过得确实不顺遂，尽管她已经街知巷闻。自传中她写道：“当全世界的人都注视着这个叫玛丽莲·梦露的人，掌握我的命运的扎努克先生却只看得见诺玛·简。”扎努克就是当时梦露所签约的福克斯的实权者。对于自己的不受欢迎，梦露则非常精辟地归因道：“他们（电影公司的高层）像政府官员一样喜欢提拔自己的候选人。他们不喜欢公众站起来，把一个不上镜的货色丢到他们的大腿上，说，‘这是我们喜欢的女孩’。”

能越过个人恩怨，看透这场斗争的核心是权力游戏，玛丽莲·梦露不是一个愚蠢的女孩。让人遗憾的恰恰是，《金发梦露》只让她的洞见、对表演的热情、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停留在少数台词之中。她永远在镜头前笑，在生活里哭，在梦境中惊惧。飘摇在戏剧化的情绪光谱之中，她唯独缺乏愤怒，因为愤怒才驱动改变。《金发梦露》里几乎没有以梦露为主体发起的、事业相关的积极行动。我在影片中唯一一次感知到梦露在事业上的棱角，是当她得知作为女主演的自己和男主演收入悬殊：“所以简·拉塞尔可以获得一百万？！……去你的玛丽莲！”不知道导演是否觉得这样的她太市侩，所以这份关于金钱的不快再未重现。但愤怒比其他感情更接地气，让她唯一一次宣泄对自己的不满。其他时候不愤怒的梦露，只是一个脆弱的孤雏。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这点没头没尾的愤怒，和现实中梦露的力量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梦露想要什么？她想要拥有自己选择剧本的权力，但公司甚至不在开拍前给她看剧本。她被安排了一部又一部浅显的电影，扮演一些她自己“引以为耻的人物”。

真实的梦露并不掩饰自己的渴望。在影片中，她面对亲密关系对象也会闪烁其词，把事业目标换成家庭目标；而现实中的她说：“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色情怪物。我不想要被当作色情片售卖给公众。任由他们看着我，然后颤抖。”危机感来自于清醒的自我认知：“如果我不抗争，我会成为一件商品，在影碟推车上被售卖。”她开始和电影公司的长期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在努力盘活剧组，重启拍摄。

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在接受BFI的采访时说：“我想她（梦露）是一个卓越而有力量的女性，但我不觉得她如今天的人们想象得那样生来成功。每个人都有一些有力量的时刻，并且人们倾向于说她拥有对于人生的控制权，但她其实想要的是毁掉自己的生活。”这种解读具象化为影片中的梦露：无助失能，且有强烈的自毁倾向。面对有毒的两性关系，她颤抖地亲启朱唇，痛苦的控诉化为香艳的呻吟，把它处理成看客眼中欲拒还迎的“伪父女关系”。

《金发梦露》中，梦露不仅是“蠢”的，还是“疯”的。而且这种“疯”，和她的女性特质血脉相连。梦露的精神不稳定，首先被认为是来自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的遗毒。对于母亲的病，旁人先三缄其口，然后闪烁其词：“她得了一种神秘的病。”梦露则惊惧追问：“我妈妈的病会遗传吗？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呢？”来自母系的血液是流毒的，父亲则是永远活在墙上的“克拉克·盖博”，隐匿而坚不可摧。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片中的梦露在母亲的病榻呢喃：“你做了正确的事，你生下了孩子，你生下了我。”虽然是安慰，肯定的却仅仅是母亲的生育能力。影片对于梦露母亲的职业——电影剪辑师——以及其对女儿的职业生涯可能产生的影响避而不提。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我会真以为格拉迪斯·贝克和所有文艺作品中疯了的母亲一样，只是一个不祥的疯女人，除了生小孩和发疯没做过第三件事。

从母亲处继承了“疯病”的基因，经由好莱坞的盘剥，《金发梦露》中梦露的疯癫由数次流产被逼至最大化。每次流产都在强调梦露最大的遗恨是成为平凡的母亲，而非严肃的演员。如果要从《金发梦露》里提出一个最精彩的场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以下这一段：梦露从堕胎的手术台上惊起，一路向外奔跑，跑入记忆中母亲纵火的火场。蒙太奇把童年阴影和夭折的婴孩联系在一起。梦露频频重返创伤处，如同梭巡在犯罪现场的凶手。插入影片的电脑动画里，婴儿在痛苦地抽动，像神秘主义的谶语。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在历史上，疯癫，尤其“歇斯底里”，一直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在18世纪西德纳姆的《实验医学》里，这位医生言之凿凿地说：“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多么严谨！一个身体不适且情绪低落的女人，就可被盖章为疯癫。

《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进一步揭示由古至今女性肌体和疯癫之间的关联。怀孕、分娩、月经等一系列女性生理反应被视为是女性“格外敏感”的征兆，而“格外敏感”所代表的就是歇斯底里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精神疾病。”

在《金发梦露》中，胸部、嘴唇、大腿和子宫都在承载欲望的同时，成为滋生疯癫的温床。生育的女人把疯癫遗传，不孕的女人则面对流产和无后作为终极诅咒。我想很多观众产生强烈的不适，因为他们看见的不只是扭曲的梦露，而是千千万万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露确实患了抑郁症。但她保持工作，甚至被认为状态“达到巅峰”。在她人生的最后几次采访中，她像一个永不止息的战士，甚至影视生涯的结束都不会把她击垮：“我非常反感媒体说我患有抑郁、跌倒了低谷这种话，就好像我完蛋了似的。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沉默，尽管在拍电影的事情上完蛋了，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那种工作就像是百米跑一样，你终于到了终点，你叹了一口气，说自己终于成功了。其实你永远到不了终点。永远有下一场戏、下一部电影，一切又得从头再来。”

从梦露的时代到当下：她们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其实，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切换在黑白和彩色、幻觉和理智、胶片与真实之间，《金发梦露》也玩尽了媒介游戏。古巴裔的女主角安娜，始终保留着一些古巴口音，这一切都时时在提醒观众，你所观看的可能并非现实。

然而为什么，这种效果并未将绝大多数观众说服？我认为客观原因之一在于，影片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并不明显。早在二十多年前拍《阮玲玉》的时候，关锦鹏就采用过史料、演员采访和表演交错剪辑的方式起到更好的效果。比起《金发梦露》中对非英语母语者几不可辨的古巴口音，《阮玲玉》一会儿展示作为演员接受采访的张曼玉，一会儿展示扮演成阮玲玉的张曼玉，让观众更清晰地辨识阮玲玉和张曼玉、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这样，才避免了与阮玲玉死前留下的“流言可畏”一起同流合污。

电影《阮玲玉》剧照。

客观原因之二则是，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对性别议题高度敏感的时代。

在描述这个时代之前，我想先说梦露的时代。在读梦露的自传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很智慧且有力量的女性。但坦诚说，有一件事让我隐隐不快，那就是梦露偶尔出现的“厌女”言论。比如她说：“事实上，我的人气，只局限在男性之中。女人们要么假装喜欢我，要么就直截了当地表达我激怒了她们，毫无掩饰。”当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时，有一个女老师，她说：“起初，这让我感到失望，因为我不认为一个女人能教会我什么。”当然，后来女老师的才华让她折服。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判梦露“雌竞”。我感慨的是，梦露的心态是多么典型。彼时，女性广泛地成为被消费的客体，且为了竞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资源，而缺乏同性同盟关系。当时的世界远没有准备好尊重一个“女艳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梦露确实被很多女性所嫉妒着。自传中，比起关系好的女性，她写了更多与之有龃龉的同性圈内人。

《玛丽莲·梦露：我的故事》，[美]玛丽莲·梦露著，宋慧译，浦睿文化 |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7月。

但女性同盟真的不可能存在吗？梦露这样的女人，注定要活在男性凝视的消费和女性的排挤之间吗？在看《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时，让我最感动的是梦露的医生说的一段话：“（梦露死后）我接到几通普通妇人的电话。她们的反应是，如果她们早知道玛丽莲有麻烦，她们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帮助她。这时我才了解，玛丽莲不仅吸引男人的目光。女人了解在她内心那个失落的小女孩，她们对这种状况有所反应。”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或许微弱，幸而在如今逐渐由涓流汇成大海。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反复提到“花与花联合起来”，如今流行的是“女孩帮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或许，当下我们才终于开始学会理解玛丽莲·梦露。也因此，如今的人们看到《金发梦露》中陈腐的角色塑造，才会感到怒不可遏。

上文中也提到，比起还原梦露生平的传记片，其实导演多米尼克更倾向于定位 《金发梦露》为一部基于乔伊思·卡罗尔·奥特兹的同名小说创作的改编作品。还原现实不仅在“现实-小说-电影”的多重转换中变得希望渺茫，而且从一开始就并非导演的本意。多米尼克想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真假参半的叙事诡计。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但这仍然不能消解观众的愤怒。不仅因为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会很大程度参与公众的记忆重塑工程，也是因为这是玛丽莲·梦露的故事——这个女人生前身后已经被讲过太多版本的故事，意淫和造谣沸反盈天。在她短短的36年韶华中，却没有多少时间让她说心里话。遗留下半本自传，最后一篇手稿写于她与第二任丈夫相识时，再无续笔，此生未完成。

《金发梦露》中，梦露对剧作家说：“爸爸，你永远不会写我的，对吗？”但她随即发现自己还是成为剧作家原稿里的一部分。电影编剧应该想到，这样写真实的玛丽莲·梦露也是残忍的。很多时候，成为叙述者是一种特权，成为被叙述者则是一场劫难。《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有这样一个巧妙的譬喻：“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女性‘被监禁在笔杆之中’。”

最近刚好看完了著名的历史音乐剧《汉密尔顿》。我很喜欢这出戏，但观看全程始终有个小遗憾：即使颠覆了历史，大胆到让有色人种扮演美国国父，但戏中的女性角色基本还是围绕着家庭单位打转。然而，在这出戏的结尾，一首动人的《谁会活着，谁会死亡，谁会将你的故事传唱》（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竟然力挽狂澜地弥补了这种遗憾：当男主角死去，同时代的人纷纷老去，是谁来讲他的故事，让他活在后辈的记忆中呢？答案是他的妻子伊丽莎（Eliza）：“我重新把自己写进史书。”拥有了叙事者的身份，这个女人终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配角、一个曾遭背叛的妻子和一个丧子的寡妇。跳脱出故事，她成为讲故事的人。

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

《汉密尔顿》给我的惊喜，恰如《金发梦露》给我的遗憾。前者把女性从叙事中稍稍解放出来，成为叙事的创造者；后者又把女性监禁回笔杆之中。英年早逝的梦露再也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了。我的愿望只是不要再封住更多的她们的嘴。

她们都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雁城；编辑：青青子；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