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拿走所有的文字，代之以影像，我们可能会回到电影史早期的阶段，也就是无声电影的阶段。这可能仅仅是方法上的倒退，然而尼古拉·菲利伯特的《聋哑世界》（1992）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视野，这是一部记录聋哑人生活的电影，他们从小失聪，使用一种手势符号代替日常语言。这部电影的本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种对有声和无声文化的对比，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这种对照会被消解并转而支持以下的观点，即像片中那个极其雄辩的教授一样使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我的妻子和我都听不见，所以说真的我们希望有一个聋哑的孩子，事实是我们的女儿听力非常好，但这不妨碍我们一样爱她”。这不是一个把残疾转化为恩赐、把缺点转化为才能的问题，而是一条只有通过残障体验才可以理解并抵达的道路。尼古拉·菲利伯特并未打算“退化”到一个无声世界，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视野，在这里，寂静和话语可以彼此强化。

狄德罗在《论聋哑人书简》（1749）中告诉我们著名的作家Alain-René Lesage晚年失聪，但他仍然走遍各地去参与自己的戏剧巡演。“他说过，即使他已经听不见了，他仍然是自己的剧本以及演员表演的最好的法官。”[10]简单来说，这似乎意味着听力的损伤可以通过获得一种“从外部观看”的方式予以补偿，外部的观点源自外部的需求和渴望，这本质上是哲学性的。因此，绝非是巧合让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把这种间离（estrangement）视作电影的本性，仿佛这就是影像经验和日常经验之间可穿梭的那个入口[11]。也许电影可以带给我们那种通常只有通过高难度才得以认可的哲学写作，也就是说，一种非人的、被悬置的感受，就像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的：“一种充满色彩和张力的悬置”（a coloured and intense epoché）[12]。

原文参考文献：
[10]德尼·狄德罗，《狄德罗早期哲学研究中关于聋哑问题的通信集》，MargaretJourdain译，芝加哥/伦敦，The Open Court出版公司，1916年。
[11]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
[1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评论》，牛津Brazil Blackwell出版社，1960年。

出自马里奥·佩尼欧拉：《通往一种哲学电影》
原文见//www.douban.com/note/553646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