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的故乡，法国可谓人才济济，罗伯特·布列松 Robert Bresson便是其中一位。他不仅是法国电影史上粉丝最多的人，也被誉为“法国最受尊敬的导演”，还是塔可夫斯基的偶像。二战期间，布列松曾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待过一年，原本是一名画家和摄影师，转行做导演后，他的作品一直以“少而精”著称，个性孤傲，风格简约，主题多以哲学性和天主教思想为主。

▍简单来讲，布列松的电影涵盖以下特点：

极简主义，擅长镜头叙事；

注重电影的文学性，常以画外音、书信、日记等结构形式来体现电影的文本价值（影像的写作）；

用疏离和客观的态度呈现日常生活状态，在戏剧的框架下表现哲学议题；

极其注重声音细节（用他自己的话说：影像和声音应以接力方式轮流运作）；

用故事和画面替代夸张的表演（“人类真正的内心是看不见的”）

▍他的第一部长片《罪恶天使》是法国还在德军占领的背景下完成的，讲述了一个修女试图从精神上拯救一名妓女的故事，可看做今天要介绍的《乡村牧师日记》的前奏，从此他也被冠以“天主教导演”之衔。

▍《乡村教师日记》在故事内容上和《罪恶天使》有相同之处，“牧师”和“修女”都曾竭尽全力去拯救他人，最终他们也都走向了死亡。《乡村牧师日记》延续了《罪恶天使》的压抑，以不加雕饰的画面、悲观的宗教氛围和面无表情的表演方式奠定了布列松的电影哲学和拍摄方式。

▍神父初到村庄，每天坚持写日记，记录平凡的点点滴滴。他有严重的胃病，不吃肉类和蔬菜，加了很多糖的酒、浸泡过酒的发硬的面包和一些水果是他保持头脑清晰和精神强大的简单饮食。他满怀热忱，却被村庄里的孤苦和冰冷予以打击，开始不断地自我否定和怀疑。他渴望像托西教士所说的那样：希望被教民们所拥护和爱戴，被人们所尊敬和服从，每天保守秩序，但现实如同他日记里所描述的那样让人悲观。

▍在布道课上，自称喜欢他虔诚忠实又迷人的眼睛的塞拉法特，即使牧师对他期望很高，却对他很不友善。伯爵家的家庭教师路易斯是每天来做弥撒的人，因为伯爵女儿的羞辱而掩面哭泣，但他却无能为力。老法布赖伽斯不肯为妻子的葬礼花钱，却希望神父给死去的妻子一个体面的下葬。为他诊治的老医生戴尔本德在树林中死去，“上帝是公平的审判者，我们终究要挣扎着面对”似乎预示着年轻牧师所要面对的境遇。他想借助伯爵的影响力和钱财来组建年轻人俱乐部和运动会，但这个意愿被伯爵一再推迟。村庄里的人们，浅薄、功利、没有人会关心自己的灵魂是否被拯救，这让牧师感到徒劳无功、迷茫和无助。

▍好在伯爵夫人是唯一得到年轻牧师所开解的人，她沉浸在丧子的痛苦中难以纾解，对女儿的反叛和丈夫的不忠漠不关心，但是她前所未有的平静是用死亡换来的。死亡是一件困难的事，特别是为了尊严，和不虔诚的人打了多年的交道，遭到无理的羞辱，打起精神来努力奋斗又意义何在？我们并没有发明爱，上帝就是爱，在爱的世界里有它自己的规则，上帝的世界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果上帝是哲学家或异教徒的话，我们的悲惨会让他下来吗？每个人都在影响着别人，如果这个世界有某个角落是上帝管不到的话，即使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威胁，伯爵夫人还是会义无反顾带着她的儿子去那里，在这场“祝福”与“超脱”的对话中，施与者给授予者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是一件多么的滑稽的事情。

▍在这个无聊刻板毫无生气的村庄里，年轻牧师有着简单的诉求，寻求健康和精神上的平衡，领用圣餐和基督所赐的恩惠，用怜悯和仁爱，去感化教民，成为一方教区的领袖。然而最简单的事情往往最不容易，对自己像关在瓶子里的黄蜂一样严格和挑剔，拯救他人的灵魂变成了寻求自我救赎的途径，最终导致自我封闭，布道者自己的迷茫和痛苦通过死亡来终结。一个灵魂的等待，彷徨，绝望；另一个灵魂的发现，接近，拯救。从这种绝望的气息中我们可以得知导演布列松在人类的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被断绝，自我的存在价值，生活的本质以及无意义的循环这些哲学命题的思考和探索。

▍太多人的心被现实磨出了茧子，或许如伯爵夫人所说，这是历经长久的羞辱和失望后一种必然的反应，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然而因为这层充满世故的茧子，使得自己与“爱”之间有了再也触摸不到的距离。有人是太讲求实际，就像那个不想为妻子办好一点葬礼的村民，他生活富裕，但不想为此多出钱，对妻子的情分和对死者的尊敬被置于金钱之下；有人是勇气经过长时间的销磨后枯竭，从一筹莫展的生活前彻底死心和退却，就像医生；有人是被恶意与冷漠席卷而去，周围的“恶”唤起了心中的恶劣，最终自己也成了同盟者和敌意深重的人，就如同伯爵和他的女儿。痛苦能够摧毁一个人，也能够孕育出高贵、纯洁的灵魂，因为深刻的痛苦总是能和深刻的爱和深刻的怜悯相连。或许信仰只是给了人类一个契机，它让人变得圣洁，无尽的时间与无尽的罪恶终究一同毁灭，能得到救赎的只有那些圣洁的灵魂。布列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相信“痛苦可能成为对不公正甚至是对罪行的一种赎罪，假如自己真正愿意接受痛苦的话。”囚困与自由，爱和信仰，电影就是他的牧师日记。

“你的观众既不是书本的读者，也不是戏剧的观众，既不是展览的看客，也不是音乐会的听众。你既不用满足文学情趣，也不用满足戏剧兴趣，既不用满足绘画特征，也不用满足音乐特色。”—— 布列松《电影书写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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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贝尔纳诺斯致意（节录） Homage to Bernanos (excerpt) 1951年3月12日，巴黎-索邦大学，法国知识分子天主教中心 Centre catholiqu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

罗伯特•巴哈（Robert Barrat）：我们之前为这次对话做准备的见面中，我记得你谈到你制作一部影片的方法：“我做一部影片正如我要写一首诗那样。我寻找一种口吻。”你还解释说，在拍摄场景时，你脑海里牢记的就是这种口吻。这意味着对掌机员们、技工们和助理们来说，“这将会很烦人。”只有当他们看到剪辑完成的影片时，他们才得以发现这种诗意的内在统一性。

罗伯特•布列松：首先，我想借此平台公开对一项针对我的指责进行辩护。我被指责对专业演员有一种蔑视、一种不信任。与此相反，我赞赏——高度地、毫无保留地——他们展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值得钦佩的技艺，它所需的是一系列不可调和的才能、是人之心智的高超能力也是心智的一种谦恭顺从、是真诚也是骗术、是放任也是自律，因此我承认它常常在我看来几近不可思议。

然而，如果我请求得——如果我使用——无名演员、业余或新手演员；如果我回避戏剧化的题材、内置许多情节的故事线；如果我将风景简化得只剩下一帧画面，它渐渐隐退、在人物面孔出现之时完全消失，那是因为我想表现的不是动作，不是事件，而是感受。

当专业演员被带进感受的领域中来时，他会在我用摄影机对准他时体验到一种奇怪的窘迫：他发现以前在舞台或其他影片中培养的习惯限制了他；那些居于中心位置的重要性的事实、事件、那一切——那些肌肉的小抽动、那些习惯了的习惯——一言以蔽之——正是他那才能，干扰、阻止他向我提供我所要求的东西。于是我体验到，这种种障碍——奇怪地——横亘于我俩之间，实际上是把他在我面前隐藏了起来，正如一副面具那样。

我很愿意尝试解释这个电影的制造者——这台了不起的摄影机，即我们主要的工具——是如何同时又是我们主要的、最难对付的敌人。意思是摄影机因着一种机械的、属于机器的无动于衷与笨拙，记录下一切，捕捉到一切。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大战仍未发生的数年前途经巴黎时曾告诉我这个故事：“设想一位最伟大的银幕女演员，设想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这是卓别林说的，不是我——“设想她正把她的戏演得堪称完美，但天气很热，摄影棚里有许多苍蝇在飞，在她身边飞……在她继续把她的戏演得堪称完美时，她想：‘且慢，要是一只苍蝇落在我的鼻子上该怎么办！’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想法。”

“条”（take）这个词是捕捉（capture）的同义词。它与捕捉演员——不是作为演员的演员，而是作为生物的演员——有关，使他惊奇，把握住他，捕捉他的面相中一些特征，捕捉一些可以产生最为罕有、最为珍贵、最为隐秘之物——将为我提供解开谜团的钥匙的一些火花——的东西。业余或新手演员更少自觉意识，更为天真，更为直接，也更为有耐心，能将自己更为彻底地投放到这种体验之中。你会注意到，对电影演员的这种观念与传统观念的差距是多么大，它能招致一种类比，即我们对画家或雕塑家所用的模特的观念。

罗伯特•巴哈，现在我要回到你前面说的。确实，我工作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掌机员们、照明员们、甚至整个剧组私语说——常常是身处某个角落看着我说——“这影片真烦人”或“这影片将来会很烦人”。

第一种解释是这影片确实烦人，或者将会烦人。另一种解释是这些一年到头参加了无数影片制作、并且以一种身处剧场的方式体验这些影片的照明员和掌机员是看过许多充满以极端方式表达出来的举止、言语和表情的戏的拍摄的。于是，如今，我指导下的一切内容在他们看来就是枯燥、缺乏表达力的。然而，实际上，我的手法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追求的不是通过举止、言语、模仿所进行的表达，而是通过图像的位置、关系、数量所形成的节奏与组合的方式所进行的表达。一个图像的价值必须是，首要地，一种交换价值。但要想使这种交换得行，图像们必须拥有一些共同点，要参与到一种统一中去。正因如此，我的首要任务是赋予角色们一种互相亲和的特点，并要求所有演员都用同一种方式说话。

一个图像可与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相比拟。诗人们千锤百炼其用词，他们常常自愿地选取单调枯燥的用词。而当一个最常见、最陈腐的词用到了恰当的位置时，就会突然间闪耀出非凡的灵光。

注释：

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法国一战士兵、作家、剧作家，天主教徒，拥护君主制度。他的作品经常探讨人在善恶之间的灵魂挣扎，其中被改编成电影的除了1936年出版的《乡村牧师日记》，还有布列松的《穆谢特》（Mouchette）、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的《在撒旦的阳光下》（Sous le soleil de Satan）（1987），还有生前未竟身后出版、被经常搬上舞台和银幕、也被改编过成歌剧的《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Dialogues des Carmélites）。

巴黎-索邦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又称巴黎第四大学，成立于1971年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前身主要是巴黎大学的人文科学院。2018年开始与巴黎第六大学合并，称索邦大学。

法国知识分子天主教中心（Centre catholiqu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由一些哲学家与史学家于1941年秘密成立的思想团体，1977年解散。曾长期参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每周都举行辩论会、研讨会、学术座谈会。

罗伯特•巴哈（Robert Barrat, 1919-1976）法国抵抗运动分子、记者、作家、政治活动家。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1889-1977）英格兰喜剧演员、导演、制片人、剪辑、作曲家。无声电影时代的世界级明星，他塑造的流浪汉角色深入人心。1919年与人联合创立电影公司联美（United Artists）。于1929与1972年两获奥斯卡荣誉奖。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1905-1990）瑞典演员，1951年入美国国籍。三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1954年获奥斯卡荣誉奖。

条（take）常规电影拍摄中，场记与/或场记板的职责之一是给每条镜头赋予唯一命名，命名模式是“某卷、某场、某镜、某条”。这个take取义一次不间断拍摄的镜头，此词义是电影诞生后才增添的；而take的原义之一是捕获、取得，故文中说与capture同义；中文的“条”则没有这层含义。

《乡村牧师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布列松的第三部作品，改编自乔治·贝尔纳诺斯的同名小说。《日记》通过一系列事件对青年牧师的角色进行塑造，片中多处展开对宗教、上帝及信仰等议题的讨论，使整部影片充斥着超验主义色彩。 影片展现了布列松简约而纯粹的美学风格，即通过非职业演员的使用，旁白与镜头语言的设计等方式，来维持影片与观者之间的距离感，从而直接作用于观者的精神世界。

布列松在《日记》中启用非职业演员，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前两部影片的拍摄经验，对诗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实验与探索。于他而言，职业演员的在表演上的才能恰恰使他们无法还原他所期待的真实，因为习惯的存在，那些细微的动作、神态是应当被裁去的——当观众被这些细节所吸引，便会不自主地进入到影片当中，这样一来，感受的力量就被削弱、被干扰、甚至被阻隔（这种“感受”必须要求观众保持距离，避免“共情”行为的发生，其余的面向方能打开）。“布列松希望观众关注的是面部的生理变化而非人物的心理规律。”（巴赞语）

在此基础之上，布列松大量地采用特写镜头来描摹青年牧师的精神状态（且往往是用一个慢推镜头，最终定格在青年牧师的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用一个局部来精准地表现他内心的痛苦与不被理解的焦虑。同时，简约的构图也在传达着一个讯息：影片的表达是有所节制的，画面上的留白意味着更多的阐释空间；而由此产生的疏离感成为了超验得以渗入观者感受的切口之一。《日记》中的书写镜头和画外音最能体现这种间离的效果。书写动作和旁白声音作为牧师精神世界的外化，不断穿插在摄影机的视角中，似乎在提醒观众“书写”这一事实才是现在发生的，而关于人物事件的影像则都处在另一层叙事当中，如牧师与伯爵夫人交谈一幕，旁白的突然现身打断了连续的对话，青年牧师的内心活动直白地流露出来。布列松的灵性在于，他并没有使用任何高超的技巧，仅仅依靠淡入淡出的纸笔和简单的声画关系就达成了他的目的。

实际上，“书写”动作已然与青年牧师的精神（灵魂）产生符号意义上的联系，参与到了影片的主题的建构当中。当青年牧师初来小镇，他的信仰是强烈的，书写日记的镜头也较多；当牧师开始对小镇上发生的一切有悖教义的事情感到痛苦，同时深陷怀疑与诬陷的囹圄时，托西的牧师的世俗化又给他造成巨大的影响，他的信仰开始动摇，书写的镜头也随之减少；直到牧师得知伯爵夫人在与自己交谈过后安详地死去之后，他真正确证了信仰的合理性，获得了灵魂的慰藉，于是书写的画面又再度出现。无论是环境的败坏还是肉体的羸弱都指向“囚禁”这一意象，而青年牧师在一次次受难又一步步坚定自己的信仰，他的灵魂愈发靠近上帝，以至于在托西的牧师的请求下为他祝福。大限将至时，牧师手中的纸笔落下（影片另一处“下落”是他的酒瓶砸到地上，飞溅的葡萄酒则指向献身），他最终抛弃肉体后达到终点，成功地献祭了自己，完成了“圣宠”。

第一次从地摊小贩那里看到这部电影的盗版光碟时，就被封皮上那张脸所吸引，在黑色长衫的衬托之下，苍白得让人揪心。头发有些凌乱，但挺立如针；一双黑大的眼睛，忧伤到让人掉泪，但也不全是忧伤，还透着一股掩饰不去的专注和真诚。直觉告诉我，这不会是一个寻常的病号。 从主人公第一句深沉绵长的独白—— “I don’t think I’m doing anything wrong in writing down daily, with absolute frankness, the simplest and insignificant secrets of a life actually lacking any trace of mystery”(我的生活毫无神秘可言。我以绝对的坦诚，将我生活中那些最简单、最微末的秘密记下来。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 开始，我就预感到这片子的分量。最简单也许是最深刻的，最微末的也许是最紧迫的。 故事发生在战后法国一个僻陋的乡间，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来到这里传道。可他的到来，并没有得到当地人的欢迎。相反，猜忌、嘲笑、怨恨接踵而来。因为无意中瞥见了伯爵幽会保姆的身影，就被他们记恨在心。伯爵之女Louise那双如尖锥般怨毒的眼神，对他的劝诫嗤之以鼻。就连教理问答课上的那帮孩子，也要合谋来对他嘲弄一番。好心将小女孩Seraphita扔弃的书包送到她家里，却遭到其母的怀疑和冷遇。 如此残酷的现实，对于一个满怀热忱和理想的年轻人，该是多么大的打击。面对别人的无礼和不屑，他多数时候是默然的接受。只是在回到自己简陋的住所后，他才会记下自己的失望和困惑。透过那些文字，你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原本就身体虚弱的他，开始用饮食上的节制来惩戒自己的失职。发霉的面包、廉价的酒，成为他日常的充饥之物。他要用这耶稣的身与血，来警策自己，不可断了与主的联系。 影片的氛围整体上是沉闷冰冷的，但也有让人感觉振奋温暖的瞬间。比如牧师跟女伯爵的第二次对话，面对后者咄咄逼人的质问，缄默的牧师，口吻一下子变得雄辩十足，用一系列的警句予以应答： “Our hidden sins poison the air that others breathe.”(我们隐秘的罪恶污染了别人待吸的空气。”) “Blessed is sin if it teaches me shame”(罪恶，倘若能让我们从中感到羞耻，也是有福的。) 又比如, 在他晕倒后，为他掌灯引路的Seraphita、端来咖啡的无名妇人，尤其是当他躺在病榻之上朋友女友的的那番肺腑之言（I don’t want him to marry me,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e in the way），一定是让他感到了信仰复苏的可能，因为有爱的地方，上帝是不会缺席的；“上帝不是爱的主人，乃是爱本身”（God is not the master of love. God is love.） 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无论受了多大的折磨与不幸，都不会愤然埋怨命运的不公，进而去否定自己的信仰。他的内心会被一种精神上的富足充盈着。“一切都是神恩（All is grace）”，这是牧师临终的遗言，道出了一切信仰者应有的姿态：谦卑与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