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黄百鸣编剧的台湾电影《搭错车》在台湾引发观影热潮，这对擅长喜剧的黄百鸣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成功。

是的，当年整个港台电影界可能都没有想到，一部“社会悲剧”可以如此大卖。

《搭错车》的成功，是“悲剧”的成功，也让很多电影人看到了“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语）之外的香港电影也是有市场的。

于是，关于香港社会边缘人物的香港电影，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1985年，黄百鸣与郑则仕、郑忠泰联手编剧的《何必有我》上映。影片取得了票房、口碑、社会影响的“三赢局面”。

《何必有我》是一部为郑则仕量身定做的影片，郑则仕本人不仅是编剧，还是导演和第一主演。

在香港影坛，郑则仕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外形如此“独特”，却往往能够在影片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成就斐然，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除了是出色的演员，郑则仕在编剧、导演、制片等岗位上也有出色的表现。

郑则仕出身贫寒，外形又如此“独特”，他从影之初，一直在龙套角色中摸爬滚打，过程的辛酸、苦涩，是很多少年得志的明星或演员所难以体会的。当然，反过来说，郑则仕也因此成为了香港影坛最励志的人物之一。

《何必有我》讲述的是社工Koko（郑文雅 饰）努力帮助弱智青年肥猫（郑则仕 饰）适应社会、自力更生但最终却逃不过悲剧结局的故事。

郑则仕演肥猫，憨傻呆萌，乃不二人选。他因此获得金像奖影帝，实至名归。

在某种程度上，《何必有我》仍然带有香港电影的“过火”与“癫狂”，故事的戏剧性削弱了影片的写实性。但也唯其如此，它才能够引发社会热议，并吸引广大普通市民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

从另一方面看，影片中的“情节”和“细节”也许没有那么真实，但智障人士的社会处境，在影片中还是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反映。现实中，肥猫也许不会被警察枪击，但他的社会处境也难以有所改善。

也许正是因为《何必有我》所带有的社会属性，使得它在1986年的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评选团大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评选团大奖”。

1988年，郑则仕与曹建南联手导演了《何必有我》的续集《肥猫流浪记》，影片延续了《何必有我》的“社工视角”，但社工的饰演者换成了张曼玉。

《肥猫流浪记》虽然没有取得《何必有我》那样的成功，但仍然算得上是及格水准的作品。而“肥猫”这个角色也成了郑则仕的“专利”。

1997年，郑则仕主演了电视剧《肥猫正传》。

2000年，郑则仕又主演了《肥猫正传》的续集《肥猫寻亲记》。斯琴高娃、郝蕾等内地演员参与了该剧的演出。而该剧在内地播出后，更让许多内地观众记住了郑则仕这位外形“独特”的香港演员。

从电影续集到电视剧及其续集，“肥猫”系列与社会现实与社会话题已经渐行渐远，它们变成了一个成功的电影“IP”的再度开发。

1986年，香港影坛出现了两部重量级的关于社会边缘人的电影作品：《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

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的导演竟然是一对亲兄弟：尔冬升和姜大卫。在《癫佬正传》中，表演最为出色的是秦沛，而秦沛是尔冬升和姜大卫的亲大哥！秦沛更因其出色的表演，同时获得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可以说，在1986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三兄弟撑起了香港电影关注社会现实的整个天空。

也许有影迷会疑惑，秦沛、姜大卫、尔冬升三个人连姓都不同，何以是亲兄弟？秦沛和姜大卫都是“艺名”，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生于电影世家，但他们的父亲早逝，他们的母亲——知名演员红薇——便改嫁制片人尔光，生了尔冬升这个弟弟。

“癫佬”，广东话，指精神病患者。

《癫佬正传》是尔冬升的导演处女作。很难想象，武侠明星出身的尔冬升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他同时也是编剧）竟然是一部“社会问题片”。

而留意一下尔冬升的导演履历，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是一位非常文艺范并富有人文关怀的导演。

《癫佬正传》还有很厉害的一点是，它能够让周润发、梁朝伟等当时香港影坛的巨星出演“癫佬”，而且是配角。

《癫佬正传》和《何必有我》很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社工视角”的“社会问题片”。我们也由此可见，上世纪八十年代，“社工”在香港社会中已经非常普及，而“社工”也是数十年来香港调和社会问题并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何必有我》聚焦弱智人士，以“肥猫”为例，而《癫佬正传》刻画的是“癫佬”群体，主要有三个“案例”，算是群戏。

除了“社工视角”，《癫佬正传》还是以记者切入叙事的，使得影片又多了一层“现实报道”的外衣。事实上，《癫佬正传》较之《何必有我》，确实更为写实，也更具公益色彩——诸多明星的加盟，可能也与影片的公益性有关。

《癫佬正传》已经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而《听不到的说话》则是一部比较小众的作品，如今看过的人并不多。

《听不到的说话》还是刘青云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年仅22岁的刘青云还是非常青涩的。

所谓“听不到的说话”，是指聋哑人群体，在影片则指聋哑扒手小团体。

聋哑人群体本身就是社会的边缘人，更何况他们在影片中还是扒手，身处社会的黑暗漩涡，他们的结局也难免是悲剧性的。

和《癫佬正传》相比，《听不到的说话》的公益色彩不那么明显，但它对聋哑人群体的关注，同样直指香港的社会之痛。

姜大卫在邵氏时已经开始担任导演，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吸毒者》（1974），该片正是一部关注吸毒问题的“社会问题片”。以导演的身份对社会问题的进行关注，姜大卫和他的弟弟尔冬升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起”。

时隔十二年，姜大卫用《听不到的说话》再一次体现他作为一名艺人的“社会责任感”。

《何必有我》、《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是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中难得的三部关注香港社会边缘人的佳作，它们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电影介入现实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昨天看杂志，看到尔冬升导演在职业后期，看到香港街头的精神病流浪汉们，拍摄了《癫佬正传》。

好像看完纪实类的片子之后，心情总是很沉重，一如这部片子一样，主人公是一名帮助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们的社工徐先生，专栏作家刘小姐想要以香港街头的流浪汉写一篇专门的专栏。

电影主要讲述了四位精神病流浪汉们的故事。开头是梁朝伟扮演的阿狗，孩童心性的流浪汉，影片的一开始，徐先生就点到，阿狗会用刀砍人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敢过去，仿佛也象征着结局。阿狗在菜市场学着鱼贩子用到切肉，剁成一片一片碎片，看着很血腥，阿狗闹事后，以被警察带走收场。

第二个精神病患者是一名康复患者阿全，徐先生将阿全反复送到精神病院和医院，治好了他的精神病。康复精神病人如何重新融入这个社会，是阿全专题想要讲述的议题。阿全出场时性子很好，很健谈，拉着徐先生和刘小姐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凑足了专栏的题材才送走他们。徐先生临走前，引出了阿全的软肋-他的儿子，住院后，妻子跑了，儿子被判给了妻子，阿全只能一个月见一次儿子，阿全一镜子结束的时候，背景音乐的变换也意味着阿全之后的转变。

第三位患者是一位老奶奶，聪明的老奶奶，年轻时一定也是一位漂亮动人的美人。整步影片，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些精神病患者的患病原因，但是患病后的居住条件以及生活条件却是相似的 - 需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够活着，普通的人看来居住环境一如流浪汉（就如影片的立意一般）。老奶奶拿着捡来的塑料瓶子，用一根绳子系着瓶子，扔到马路中央，由来往车辆碾压，变成方便携带的塑料瓶。看到生人来了之后很怕生，慌慌张张跑回了“家”，说是家，其实是一个垃圾收集站，但是老奶奶的垃圾收集站整体看得出是有经过装扮的，比如被绳子一个一个穿起来的油漆桶，作为进门的门帘，老奶奶所盘踞的1平米小窝，虽说是由垃圾堆砌的，但看着还算整洁，没有食物残渣和其他物品混杂的情况。徐先生随着老奶奶进入小窝后，奶奶兴奋的给他展示最近买来的印象，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看得出来，这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奶奶。而当刘小姐想要采访时，老奶奶则在层层罐子中摸出了一把剪刀，追着刘小姐跑。奶奶篇就这样结束了，就像主人公们聊天的那样，精神病人们可能并不觉得不开心，他们甚至比我们在做的各位都过的开心，但是不要企图侵入他们的生活，可能会给自己惹祸上身。

第四位是由周润发扮演的阿？，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这是一位父亲，有一双儿女，儿子得了肝病，阿x谎称自己有病让社工帮忙拿药，儿子吃了精神病药，死了。女儿发了水痘被送往了医院，结局未知。悲剧是精神病人们的内核，他们可能再小的时候就有不幸的童年，长大了被瞧不起，进了精神病院之后，再也难以融入社会，对于普通人简简单单的用钱吃饭，用钱看病拿药，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未知的领域。阿x的故事，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人的底层人士的纪实。

四位主人公讲完了。故事的主线又回到了第二位患者，也是人物记事最饱满的一位，这是一位接受精神病治疗，并“幸运”的康复了，能够回家住着，并且邻里关系和睦的阿全。

回到阿全的故事，我不想用浓墨重彩来描述这位患者，简单叙事就是。阿全在幼儿园门口碰上了前妻，并发现前妻正在让儿子叫着前妻的新丈夫“爸爸”的时候，阿全又复发了。阿全的母亲为了缓解阿全的病状（底层人士也并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方式），每天给阿全带回4-5只活鸡，让他在家里杀鸡，指导有一天，发现阿全在生吃活鸡的时候，才发现不妙。徐先生连夜带阿全去了医院，可是当值医生认定阿全没有问题，让其目前带他回家。回家路上阿全跑了，而刘小姐回报社写了一篇对阿全的纪实报道，开启了这篇章最为悲痛的一幕。街道邻里看到了这篇文章，纷纷拿着家伙来到阿全门口，要将阿全赶走，阿全的母亲这时候赶到，拦着大家。阿全看到母亲在门口被拦着的场景，心生怒意，拿着家伙往外跑，砍伤了很多人，最终跑到了幼儿园，杀死了幼儿园的两位老师，最终警察赶到，徐先生用枪杀死了看护了数年的患者-阿全。

最后的最后，回到阿狗，在被一个记者的闪光灯刺激到后，阿狗怀疑是徐先生带来的人，用菜市场的菜刀，砍死了徐先生。

徐先生死后，刘小姐继续徐先生的工作，继续作为一个社工服务于这些底层的精神病人。

看完了真的很沉重，每个人生来似乎就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精神病人而来这世界一遭。如果知道此生过的如此悲惨，他们还会愿意降生这个世界吗？如果知道帮助精神病人，使得他们重新融入这个社会有这么的艰难，十几年了，成功率可能就几位，且有可能复发，那么那些苦苦支撑了十几二十年的社会工作者们，他们还会选择这份痛苦的工作吗？曾了解过社工这个职能，仿佛是那些无法胜任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们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什么才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呢。

整部片子透着绝望的悲凉，就像尔冬升想展现的社会问题一样，难以解决，无从解决。回到片子一开始提到的问题，重生会的经济补助越来越少，如果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社会慈善机构给予这些帮助精神问题的社工组织更多经济供给，是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又或者本片不仅仅是呼吁社会关注这样的边缘群体，更多的是想通过对边缘群体自身故事的讲述，剖析人性的弱点和矛盾?对此我不得而知。 就像片中秦沛所饰演的康复患者，在他尚未被不公平的现实逼到疯病发作那时，他看似冷静的讲述精神病患者所遭遇的心酸经历。被社会歧视，被医院驱逐，甚至不容于家人。家人一见康复无望，便远远的离开，舍弃了病人，最后社会上真正还愿意去理这些精神病患者的大概只有社工吧。然而社工也不是圣人，谁能把一件无望的事儿一直做下去呢? 大概没有谁有资格去责备那些离弃病人的家属，谁家遇到这样一位精神病患者，可以持之以恒，完全放下自己的生活去照顾病人，一个病人，可能会搅得一家人都无法过正常的日子，谁又伟大到年复一年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在无望的精神错乱中过活，而自己却要为之付出生活的全部。 大概没有谁有资格去责备辞职的社工们，当家人都一早不再关注精神病人今后的生活，他们还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着那些蓬头垢面，似乎不可理喻的病人，在与病人分分秒秒的接触中，有的不仅仅是超乎常人的忍耐，还有时刻注意病人有暴力倾向，时刻注意自己的安全。而获得一个患者的信任又是怎么样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呀? 社工阿明被责备的时候，他讲：你不能说我没有心，我看了他们十几年，可是有什么成果呢? 除了片尾，梁朝伟扮演的阿狗因为妈妈让他去死而发癫令人心头一紧。就是康复患者阿全被一群人追着打，最后追到幼儿园那一段令人落泪。他发狂砍那些因为看报纸听说他有精神病就来打他的街坊，是在那些街坊将他妈打倒之后。他发狂的间隙看到儿子，依然会露出纯真的微笑，像个普通的父亲那样鼓励孩子接着唱歌。即便他满身是血，他的儿子最后依然想扑向他，而不是惧怕他。这大概就是亲情吧，可以超越恐惧，可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依然剪不断亲情的牵挂。 讲到底这依然是一个死结，谁能告诉自己的家人，要照顾那些边缘的精神病患者。因为这确实是有风险的。连照顾阿狗多年的社工，他一发狂也都杀死了，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该谴责的是乱打闪光灯的记者。 但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他们已经每日与垃圾为伍，他们已经远离了亲人和我们眼中的幸福，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幸福或者不幸的生活着，或者不介入是最大的帮忙。 就像片中，如果没有记者不计后果自以为是的报道，就不会惹起街坊四邻的集体围攻。如果没有街坊四邻的集体围攻就不会酿成惨案。如果没有记者闪光灯乱闪，社工就不会死，如果没有报纸每日对精神病群体的负面报道，或者他们的境遇会好一些，不把他们逼到绝处，事故也会减少些。 社工要全婶把发癫的阿全送回精神病医院，全婶说什么都不肯，双眼含泪双膝跪地求社工让阿全留在家里吧。社工追问原因，全婶说进去他们给阿全吃药弄的痴痴呆呆，每日受人欺负都不知道还手。哪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儿子过这样的日子，宁愿每日买两袋子鸡…… 记得凤凰周刊曾经做过一个中国精神病患者境况调查的专题，内容触目惊心。如果说普通百姓最好的办法是不介入的话，相关机构确实应该为这些不幸的人们做些什么了。

“不要用闪光灯”———尔冬升《癫佬正传》。

看到尔冬升的处女座会让我感觉很可惜。

1986年6月，杨德昌的《恐怖分子》还未上映，但凝视着片尾的冯，我越来越感觉这也是尔冬升给香港社会的一刀，尽管没有追求成为一个冷静的表达者，但感性的表达还是深深看出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厚爱。

当然，批评者可以有很多理由挑出毛病，过于主观的感情调动，偏惊悚的配乐弱化了现实感，以及群戏的单调，但似乎在特定的时段这算不上缺点，如同影片里的那一个女记者，用了一个好的手段造成了不恰当的结果。过度追求客观冷静的感觉，或许也不会造成如此反响，以至于“无人过问癫佬处境了”。当然，这是不关乎电影本身的题外话了。

冯给出的那一枪，冯挨受的那一刀，就已为这部电影落下了最终的注解了。

后来，尔冬升改编了《热天午后》作为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比起原作更大的社会学方向，尔冬升似乎要玩的就是戏剧，人质帮绑匪，狄龙前一秒是个侠义人士，后一秒就是极为自负的说教者，最后他再把这一切都毁掉，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在连续的时间和不变的空间玩到了极致。

如果回到九零年代，我看到尔冬升的前两部作品，我会相信他将是未来的马丁斯科塞斯。

今天是2023年7月5日， 10分钟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轻身去世的消息布满了网络。而此刻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霎时间怅然若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却又感到如鲠在喉。只想糊涂地喃喃几句，关于电影、关于边缘群体 初看片名很多人会因误认它是一部80年代泛滥的低俗喜剧而错过这部佳片。彼时是尔冬升初执导筒，便把镜头对准了社会边缘群体“精神病人”。我本觉得这是一部简单的，带有社会性的剧情片，哪能想到它会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反常规、反套路，尔冬升的导演处女座有这般成熟的思想及表现能力实在是让人五体投地，而各个演员的表现同样出奇的精彩，无论是发哥的深林埋孤、秦沛的血色童谣又或是梁朝伟的失智伤人都极具戏剧张力，演员们也都献出了绝佳的表演层次。彼时还稍显青涩的梁朝伟已可瞥见日后的影帝风采。 说回影片，片中就精神病患与社会共存问题的态度无疑是悲观的。借社工之口问出“我们做到些什么？能做多少？我们尽全力，可那又有什么用呢？”三个疑问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在人情冷暖的社会我们又怎么能确保自己对“疯人”的眼光不存在偏见呢，你我如果现实中遇到了“癫佬”都只会想着去躲开他、绕开他，这也无关对错，不成为疯子又怎么可能完全理解疯子。这种问题重复讨论下去也只会陷入悲剧的循环...而影片结尾陈女士奔走的身影或许是阴沉背景下唯一一抹柔情的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