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春桃》电影的改编 《春桃》是现代作家许地山所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春桃》写了主人公春桃在一次战乱后的遭遇。在与结婚才一天的丈夫失散了四五年之后，她与另一个相依为命的落难者建立起了真正的感情，但就在此时她的前夫出现了，而且失去了双腿，沦为乞丐。他们在这难解的矛盾面前，几经波折，终于建立起了新的关系。促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共同的悲惨命运面前的相互体谅和依存。《春桃》在1988年凌子风改编为同名电影《春桃》。 电影《春桃》由姜文和刘晓庆分别主演刘向高和春桃。春桃是一个朴实、凝重、令人难忘的劳动妇女。她在新婚之日就遇上兵匪之劫，流落北京。她不愿给满身骚味的洋人当佣妇，于是以捡纸为业，并与萍水相逢的难友刘向高同居，过着朴陋而又平等相待的生活。无论在原著还是在电影中春桃都变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己一个人便能在北平生活，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从电影开篇，每一次镜头给到街坊邻居时，他们的闲谈中都带有对春桃一户的嘲讽，在李茂住进之后这种嘲讽就变的更加堂而皇之。但春桃从来不被这些闲言碎语干扰自己的目标。刘向高的性格与春桃相反，他畏惧邻居的口舌，在李茂来了之后，因为无法忍受决定和李茂分清春桃。对于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来说，最让人争议的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符合原著观众心中预期，这对于在原著党口碑的树立很重要。但这又很难，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春桃、刘向高。在我看来，春桃的人物形象较之刘向高的人物形象更符合我心中的预期。刘向高在家挑纸，认识几个字，不是干体力活的，在我心中应该是一个瘦弱的形象。在原著中，春桃和向高的人物形象最有特色的是他们社会关系的交换，男人应该干重体力活而女人应该在家挑纸，虽然这个转变和春桃不识字有关，但也能说明一些。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春桃，而不是身为男人的向高这也是说明向高的人物应该更弱势一些。 主题方面，许地山讨论了关于两性婚姻的关系，这一点在电影中尤为明显。旧社会男人可娶妻纳妾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有两个男人就不为世俗所容。在电影中导演增加里许多细节来强化这一感受，如隔壁傻子一户，在观众看来并不体面，在影片开头父亲和儿子一起在街上玩弹珠，这户人家也是靠女人工作养家，但生活的比春桃一家更难，有时还需儿子去春桃一家乞粮食，而后面妻子被恶霸强奸，傻子只能一旁叫喊，还需儿子去找春桃解围，平日里絮叨的邻居却不敢站出来。在邻居中有一户老婆婆和一个儿子的家庭，这户最能嚼舌根，很多流言蜚语都是从他们传出来的，他们也活的不体面，他们是一类底层人的缩影。在原著中许地山没有对除春桃一家的邻居有过多描述，我们只能去猜测。在电影中导演对其他邻居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也是对春桃一家态度的几个方面，房东一家较为理性，偏向春桃一家，多次提醒。傻子一家和春桃一家相似都是问题家庭，但问题出在不同方向。其他的就是普遍的市民家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喜欢拿其他人家庭的事情看玩笑聊天。导演增加的这些细节使这一胡同巷子更加具有质感，仿佛真的有这样一群人在历史上出现过。在剧情方面，导演没有改动，和原著一样是按线性结构来讲述，这也和故事内容有关，线性结构能将故事的各个方面讲述清楚，这种方式有那个时代的质朴的感觉。

土匪的到来毁掉了春桃的新婚之夜，她和丈夫李茂失散了，只身一人流浪到北京，靠着捡破烂维生。在春桃最艰难的岁月里，是刘向高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着她，尽管两人并没有夫妻之名，但相依为命的他们彼此之间感情十分要好。 某日，春桃在街上遇见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她震惊的发现，这个乞丐竟然就是李茂，春桃收留了李茂，一个两男一女的奇怪“家庭”产生了，三人艰难的维系着岌岌可危的平衡。不忍心拖累春桃，刘向高离家出走，直到这时，春桃才承认了自己内心里对于刘向高的感情，在这个节骨眼上，李茂又企图上吊自杀，扑面而来的绝望笼罩着春桃。

看的时候还小，但印象如此深刻我自己都吃惊。我记得是电影频道放的时候我跟爸妈看的，我当时看到刘晓庆阿姨洗澡、姜文在一边给她添水都没有觉得尴尬，当时太憨直。倒是我爸很尴尬的说他们真是敢演。刘晓庆的演技真的很好，真实到啥地步呢，一开头，她在捡破烂，拿着竹子做的夹子捡起路边的破烂，看也不看，精准的丢进背后的框子里，那动作一气呵成，都不带打顿，一看就是练习过的。

姜文大哥，天生就是演技派，也天生就是显老，跟一直看起来很青春的晓庆奶奶在一起特别配，一点看不出年纪差了10岁。其实姜文是个很霸气的人，可是男主那种善良、深情、默默守护、处处迁就的感觉演的淋漓尽致。

春桃她老公，被人害的断了两条腿，真的是齐大腿根断的。我爸说导演找了个残疾演员演的，这也太残酷了，因为他重遇春桃后被她带回家，先就洗了澡，然后穿衣服前有一段很短的裸戏，镜头实实在在的拍出了演员身体的残疾，震撼的我现在都记得那个镜头，真实到残酷。

最后的结局，我小时候不懂，我爸我妈也不给我说，现在想想，可能春桃又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鲁迅先生曾于一九二三年进行过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并在演讲中作出了两种猜测——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只是不知当时是否有人提出过第三种答案，我们只看到，十年后许地山的《春桃》横空出世，这或许能够成为鲁迅

先生未言中的，第三种答案。

许地山的《春桃》创作于一九三四年，正值抗战动乱局面开始的阶段，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已是一种常态，这在原著中也有体现：李茂和春桃在新婚之夜遭遇土匪进村、向高虽读过几年书却仍沦落以捡废品为生。春桃在书中作为中心人物，分别与李茂和向高有过一次分离和重逢，这种极具宿命感的重逢尤其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深刻的体现，电影中的李茂和向高都与主人公“春桃”有了第二次分离。若说第一次分离是出于命运使然，第二次却是出于这两人的自由意志——两人不堪忍受遭人非议的环境，但其实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的“分离”，其背后都始终存在一股无形的力量，李茂、向高和春桃都被历史这股洪流无情地裹挟并共同驶向未知。无论五四思潮在当时看来是多么的先进，但囿于环境，许地山在最后也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向高又回来了，可然后呢？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可关于三人关系的探讨却仍未结束，在三十年代不露声色的《春桃》终于在半个世纪后在大银幕上大放异彩。

影片中对于道具细节的使用堪称绝佳，在原著中只是出现过一次的广告画，在影片中成为了向高与春桃的情感联系。

原著的描述:“窗户下横若土炕,够两三个人睡的,在微细的灯光下, 隐约看见墙上一边贴着八仙打麻雀的谐画,一边是烟公司“还是他(她)好的广告画。春桃的模样,若脱去破帽子,不用说到瑞鱿祥或别的上海成衣店,只到天桥搜罗一身落伍的旗袍穿上,坐在任何草地,也与“还是他好”里那摩登女差不上下。因此,向高常对春桃说贴的是她的小照。”

在电影中，向高出场伊始便是从废纸篓中拣出一张比较完好的“还是他好”的广告画，接着找来浆糊，将广告画端端正正地贴到床铺正对的墙上，然后眯起眼睛，极为满意地端详着自己的“杰作”。春桃回家后，看到墙上所贴的广告画，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为什么贴这街上的灶王奶奶，实际却是导演在暗示两人拮据的生活环境：广告画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只能是一种卖钱的营生，而非一种精神享受。面对春桃的提问，向高得意地说：“这个，就是你的照片，我媳妇的照片，没错。”这句回答仿佛更加印证了观众对导演创作意图的猜测：暗示着两人花不起钱去拍一张照片。后来向高出走后，路过一处城墙，看到了和家中贴着的一样的“还是他好”的广告画，他怀着既苦涩又甜蜜的心情，上前小心翼翼地将画中的女郎抠了下来，并纳入怀中珍藏而去。将近片末，春桃寻向高无果，一次偶然地路过一处墙根，忽然发现广告画中的女郎画像被完整地抠去。春桃在那时就意识到，这一定是向高所为，并同时做猜想，指不定向高就在这附近呢，他没有离开北京，就这样，春桃怀揣着希望继续寻找了下去。

在原著中只在开头出现过的广告画，到了电影中成为了春、向两人的情感羁绊，反复出现并作为重要道具贯穿了影片的始终。导演为突出广告画道具的重要地位，倒是舍去了原著中对于“买帽子”情节的首尾呼应，这样的取舍，也是导演的有意为之。

若说电影在道具安排方面做的是“减法”，那么在细节安排上便做了“加法”。

原著中对李茂来后三人同住一炕的尴尬,只有极简炼的两句话: “好几天的 光阴都在静默中度过。但两男一女同睡一铺坑上定然很不顺心。”

原文中的一句话在电影中具象化为了两场炕上的戏。或许会有人认为，这两场戏是出于商业卖点考量的，包括后来李安的《色戒》也同样面临类似的争议，但我认为，无论是《春桃》还是《色戒》，绝对是非有不可的，春桃中的两场炕上的戏、色戒中的三场床戏，无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都绝不会被奉为佳作。《春桃》中两次炕上的戏层次分明，第一场出现在三人共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三个人的表演是极为克制与隐忍的，李茂背对着春桃，肌肉紧绷姿势扭侧，表现了李茂强烈的个人自尊。而向高和春桃的推枕让枕是极为生活化的，如若放到平时倒也平常，可当面对着李茂的后背时，二人的行为便富有戏剧性了。第二场出现在雨夜，李茂照样面壁而睡，有了第一场戏的铺垫，观众绝对不会认为此时的李茂的内心毫无波澜。而向高却有些按捺不住了，他伸手抚摸春桃，极具挑逗性意味，第一次没反应，却也没制止，但第二次抚摸时，春桃却将手交合覆盖到了向高手上，此时春桃大部分面部表情都被遮盖，只露出两只目光迷离的眼睛，宛若古画中的留白手法，令人无限遐想。

这两次炕上的戏，仅通过演员的几个并不复杂的表演，便将人物内心的世界外化出来，把握分寸的同时不失表达，简洁却不简单。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坛上冷落半世纪之久的《春桃》经由凌子风之手后重新被人们认识；我们也能欣喜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娜拉”出走后都会堕落或者回家，女性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而非男性的附庸，从某方面来说，《春桃》并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悲观，尽管故事的最后没有答案，但是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想的女性主义正在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