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更新时间：2024-06-24 20:23
详细剧情
崔明亮（王宏伟）、尹瑞娟（赵涛）、张军（梁景东）、钟萍（杨天乙）是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改革开放初期，他们过的虽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却拥有相对丰盈的精神世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令他们见识到了各种新鲜事物，也使他们对自身有了更多的认识，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当时间来到 1980年末时，他们发现虽然各自早已面目全非，却仍然一无所有。
相比如广州那样的沿海城市，如汾阳这样的中国内陆小县城改革开放的步伐总是迟缓凝重的，可是崔明亮他们并没认识到这点。而他们为挣钱不断将自己的底线降低，则造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断层。
长篇影评
1 ) 喜歡《站台》的理由
1.
賈的四部長片，可以說重複也可以說不。《小武》說的是愛情親情友情對一個直正的小偷的反臉不認人、《站台》說崔明亮張軍尹瑞娟鐘萍的失序狀態、《任逍遙》是賈最忍心的青春殘酷物語，斌斌和小濟要麼不用力就被bully，用力麼便處處撞板；《世界》中（至少是長版），清晰的批判取代了耐性的同步曖昧感受，而飄泊的人就如呆頭呆腦的世界公園觀眾般，幾乎不可救藥。
如果《任逍遙》中的斌斌在最後一幕中，在不比他無聊苦悶的夜班公安的要求下，才能享受到以唱歌得到最迂迴而終極的自由，在《站台》中，主人公們至少仍能在那在四面楚歌中活得有餘地的不協調。誰知那算好還是不好，至少那不斷推延的判斷不會讓人感到太大的壓力。
《站台》可愛的地方，也許便是在容或簡化的主題化中，它能佔據一個類似支點的平衡位置，社會速度的problematic清晰了，批判卻未至於太性急明顯；人物是被動無奈，但卻是觀眾參與詮釋的結果，而不僅是導演的出擊點題。
2.
《站台》失諸表達過度，這是賈也不否認的（《先鋒‧對話：我們已經選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廿六）。這大概從電影處處充斥的背景音效（如電視電台新聞）、又或車站廣播要通揖余力為、牆上的塗鴉說要打死賈樟柯等看得到。
從這些與電影情節沒太大關係的剩餘中，可以見到對賈導來說茲事體大的家國敏感還是其次，在一套看來記錄傾向特強的電影中，看到以上的超現實元素，或者就是導演對記錄片能記錄「真實」的最根本懷疑。
3.
趙濤。四月二十二日的歡迎聚會中第一次見到她，感覺就如同行朋友所說的：很客氣很得體，然而溢出來的姿態卻是，我不寒喧，請適可而止。真人的趙濤比在《世界》中賈導專誠為她找來的笨掘的保暖衞生衣裡的趙小桃要輕巧優美多了。
然而，除了真人趙濤外，最是可愛最是自然難道不是《站台》中的尹瑞娟嗎？萬般不願意的推卻了裝作一切都沒所謂的崔明亮、用藍色的毛冷掩面遮蔽自已的嬌憨、與鐘萍坐在背後一片白光的床上聊女兒心事、在寂寞的工作間隨蘇芮的老歌跳起不特別時髦的舞，恰當就是刺激，壓抑難道不就是無敵。
4.
王宏偉。王宏偉大概是最受歡迎的賈樟柯御用非職業演員。與賈一樣，他也是北京電影院文學系的學生，職志卻是當制片。他衣不稱身的西裝、瘦削的背影在《小武》中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劇情給他安排的絕路與無奈更被他那愛理不理的情態闡釋得無以名狀，也無以超越。
在《站台》裡，王宏偉的一口方言還是無法讓人聽得懂，但那也正是我最不能釋懷的理由：尹瑞娟把他拋棄了，他在團中再讓識身影更為綽約姊妹花，回汾陽後要與尹瑞娟結婚了，趕快與舊相好見個面。所有的情感，都與那無法聽懂的方言一樣，從不表現自己，聽不懂看不明是閣下的事，儘管那其實是最閃亮的。
5.
長版《站台》中，我最喜歡的便是張和鐘萍在巡迴的路上，走到一處類似屋頂的地方，鐘萍肆意大叫，鏡頭隨叫聲搖到遠應屬一片山境的遠方。但在應是一片青山的框中，有一老漢似蹲還坐般堵住了鏡頭接近中央的位置。
雖然不能確切的點出賈導的用心，只知道他如此曾點評侯孝賢的技法：「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他隨後的豪言壯語道「我不迴避」在此姑且不強調，但老漢的出現不就是要模妨侯的做法然後把它搗毁嗎：把突兀的老漢置於鏡頭的中央，整套電影語言都隨之崩潰。
***
我當然不相信電影能紀錄甚麼真不能企及的「真實」，但如果「真實」的意思是由能觸動人來定義，《站台》的確勝利完成，並且有剩餘有溢出。或者就如執著偶然性的導演不會認為無需腹稿，在現場有甚麼感覺便「陏著感覺走」，而是先對自已想拍甚麼已經太清楚，然後再按具體場境的條件，再作應變。這種自由，雖然不直接，卻最真實並且不可多得。
http://yeahayeah.blogspot.com/2005/05/blog-post_31.html
賈的四部長片，可以說重複也可以說不。《小武》說的是愛情親情友情對一個直正的小偷的反臉不認人、《站台》說崔明亮張軍尹瑞娟鐘萍的失序狀態、《任逍遙》是賈最忍心的青春殘酷物語，斌斌和小濟要麼不用力就被bully，用力麼便處處撞板；《世界》中（至少是長版），清晰的批判取代了耐性的同步曖昧感受，而飄泊的人就如呆頭呆腦的世界公園觀眾般，幾乎不可救藥。
如果《任逍遙》中的斌斌在最後一幕中，在不比他無聊苦悶的夜班公安的要求下，才能享受到以唱歌得到最迂迴而終極的自由，在《站台》中，主人公們至少仍能在那在四面楚歌中活得有餘地的不協調。誰知那算好還是不好，至少那不斷推延的判斷不會讓人感到太大的壓力。
《站台》可愛的地方，也許便是在容或簡化的主題化中，它能佔據一個類似支點的平衡位置，社會速度的problematic清晰了，批判卻未至於太性急明顯；人物是被動無奈，但卻是觀眾參與詮釋的結果，而不僅是導演的出擊點題。
2.
《站台》失諸表達過度，這是賈也不否認的（《先鋒‧對話：我們已經選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廿六）。這大概從電影處處充斥的背景音效（如電視電台新聞）、又或車站廣播要通揖余力為、牆上的塗鴉說要打死賈樟柯等看得到。
從這些與電影情節沒太大關係的剩餘中，可以見到對賈導來說茲事體大的家國敏感還是其次，在一套看來記錄傾向特強的電影中，看到以上的超現實元素，或者就是導演對記錄片能記錄「真實」的最根本懷疑。
3.
趙濤。四月二十二日的歡迎聚會中第一次見到她，感覺就如同行朋友所說的：很客氣很得體，然而溢出來的姿態卻是，我不寒喧，請適可而止。真人的趙濤比在《世界》中賈導專誠為她找來的笨掘的保暖衞生衣裡的趙小桃要輕巧優美多了。
然而，除了真人趙濤外，最是可愛最是自然難道不是《站台》中的尹瑞娟嗎？萬般不願意的推卻了裝作一切都沒所謂的崔明亮、用藍色的毛冷掩面遮蔽自已的嬌憨、與鐘萍坐在背後一片白光的床上聊女兒心事、在寂寞的工作間隨蘇芮的老歌跳起不特別時髦的舞，恰當就是刺激，壓抑難道不就是無敵。
4.
王宏偉。王宏偉大概是最受歡迎的賈樟柯御用非職業演員。與賈一樣，他也是北京電影院文學系的學生，職志卻是當制片。他衣不稱身的西裝、瘦削的背影在《小武》中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劇情給他安排的絕路與無奈更被他那愛理不理的情態闡釋得無以名狀，也無以超越。
在《站台》裡，王宏偉的一口方言還是無法讓人聽得懂，但那也正是我最不能釋懷的理由：尹瑞娟把他拋棄了，他在團中再讓識身影更為綽約姊妹花，回汾陽後要與尹瑞娟結婚了，趕快與舊相好見個面。所有的情感，都與那無法聽懂的方言一樣，從不表現自己，聽不懂看不明是閣下的事，儘管那其實是最閃亮的。
5.
長版《站台》中，我最喜歡的便是張和鐘萍在巡迴的路上，走到一處類似屋頂的地方，鐘萍肆意大叫，鏡頭隨叫聲搖到遠應屬一片山境的遠方。但在應是一片青山的框中，有一老漢似蹲還坐般堵住了鏡頭接近中央的位置。
雖然不能確切的點出賈導的用心，只知道他如此曾點評侯孝賢的技法：「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他隨後的豪言壯語道「我不迴避」在此姑且不強調，但老漢的出現不就是要模妨侯的做法然後把它搗毁嗎：把突兀的老漢置於鏡頭的中央，整套電影語言都隨之崩潰。
***
我當然不相信電影能紀錄甚麼真不能企及的「真實」，但如果「真實」的意思是由能觸動人來定義，《站台》的確勝利完成，並且有剩餘有溢出。或者就如執著偶然性的導演不會認為無需腹稿，在現場有甚麼感覺便「陏著感覺走」，而是先對自已想拍甚麼已經太清楚，然後再按具體場境的條件，再作應變。這種自由，雖然不直接，卻最真實並且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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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透过《站台》看贾樟柯的电影美学
贾樟柯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深受诸如戛纳和威尼斯等欧洲电影节的青睐，俨然已经成为国际声誉最高的中国导演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有意或是无意地契合了意大利的“现实主义”，法国电影新浪潮，巴赞的“新现实主义”以及特吕弗提倡的“作者电影”。
笔者想用《站台》，这部最能代表贾樟柯的集大成作，来对其进行一些分析。关于贾樟柯的电影最重要的关键词应该是真实，但我们平常理解的真实似乎又与其电影中的真实有所偏差。
贾樟柯在其自传性的《贾想》中提到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句话:摄像机越接近现实，越有可能接近虚假。他自己也说，方言，非职业演员，实景，同期录音，甚至是长镜头并不代表真实本身，有人完全有可能用上面的元素配置一副迷幻药。
电影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接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
《站台》应该算是贾樟柯的个人书写，对于1970年出生的贾樟柯来说影片讲述的1979-1989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十年。我想用真实作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从人物选择，镜头语言，声音叙事这三方面来分析《站台》。
人物选择
电影中选取的都是一些小人物，首先小人物有一种“去符号化”“去个人化”的特征，他可以是我们生活周边的每一个人。这一点有别于王家卫的电影中强烈的个人化，比如你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再也找不见第二个跟《重庆森林》里王菲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随性的人了。很凑巧的是，由于《站台》画面比较粗糙，又多用中景远景，我们常常看不清人物，只能通过衣服颜色辨别，因此也增强了这种“去个人化”。
更重要的是这些小人物也就代表了一种运动的无力，也就具备更强的视听能力。这一点就像是特吕弗在《四百击》中采用小孩的视角来叙事或者《阿甘正传》中采用阿甘这样一个智力不太正常的人来叙事一样，不对外部世界做反应，只是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
强视听能力所造成的电影中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正是法国“新现实主义”所提倡的，与此对立的是“感知—运动影像”。在后者的模式中电影中的人物是对情境作出反应，而观众可以从角色身上看到自己，观众认同角色，就会有很强的代入感。但我认为这显然是不高级的，这种代入感是女生们看青春偶像剧才需要的。
而前者的模式中角色本身就是一个观看者，他徒劳地走动、奔跑、行动，所处的环境全面超越他的行动能力，他看到或者听到无法再用回答或者行动判断的东西，他更像在记录而不是作出反应，他受制于某个视角被它追踪，而不是采取行动。就像《站台》中的的这些小人物，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这个时代，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只能像是时代的一个见证者。
这时观众也不会参与角色的动作，而只是观看影像，类似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观众用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来观看。这样才能带给观众更理性的思考。
另外这些小人物的身份是汾阳县的文工团成员，这种流浪剧团的设计似乎已经并不新鲜，小津安二郎在《浮草》中，安哲罗普斯洛在《流浪艺人》中都曾使用。
小津安二郎《浮草》
流浪剧团首先作为一种文艺的力量精神世界的象征和时代变化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成一种对抗。但电影中最具讽刺的在于，改革开放让他们见识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广州深圳的迅速崛起，邓丽君林子祥歌曲所代表的新型大众文化的冲击。但这一切似乎不属于他们，汾阳这样的内陆小县城的改革步伐是十分缓慢的。他们只能为了挣钱不断降低底线，最终内心精神世界彻底断层。
其次流浪剧团很容易就会引起一个“家”或“故乡”的概念。“浪子之所以是浪子，是因为他还有家”。因此整个故事就会围绕离家和回家展开，这同样也呼应了电影的标题《站台》，站台既是出发，也是回来。全篇站台这个符号是缺席的，但它代表的正是“家”“故乡”。
镜头语言
贾樟柯非常爱使用巴赞所推崇的“长镜头”“景深镜头”等纪实镜头。简单理解“长镜头”即是近景中景远景在时间上的叠加，而“景深镜头”则是近景中景远景在空间上的叠加，即在同一时刻可以同时看到蕴含意义的近景中景远景。长镜头有别于蒙太奇，它不给现实进行增添而只是揭示现实的真相，由于拉宽了时间向度，表意更加模糊就可以让观众积极地参与思考进行多元的阐释。
以《站台》中三处长镜头为例。
这个长镜头持续了近一分钟，从开始的空镜到火车渐渐驶入画面再缓缓离开。火车是穿插《站台》全片的一个隐喻。火车或许就是幸福，但却永远触不可及。在火车没有驶来的长时间的空镜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时间的漫长和漫长的等待。但当崔明亮一伙人爬上来的时候，火车已经走了，他们只能朝着火车屁股大喊。导演刻意不让人物和火车出现在同一画面当中或许就是在暗示，火车代表的希望永远只能是一个梦，一个你一直在等，却不属于你的梦。
第二组长镜头中背景音乐《是否》响起。尹瑞娟开始起舞，我们感受到的是她青春岁月的逝去，心气再高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镜头的选取非常讲究。我们可以感知到跳舞过后，尹瑞娟回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或许会大哭或许会捶胸顿足，但导演并没有把那些拍下来，而是跳舞过后迅速切到下一个镜头。
莱辛在《拉奥孔》中评论诗画界限的时候谈到艺术家即画家由于只能描绘顷刻，所以应该避免描绘激情的顶点，因为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想象就会被困住，跳不出感官的印象。我想电影也同样如此，在十分有限的镜头选择上，选择激情前的顷刻更能带动观众的情感，让观众回味无穷，也就能避免俗套的为了煽情而煽情，我想这应该也是推崇克制的表演的原因。
第三个长镜头出现在结尾，持续了三到四分钟。尹瑞娟抱着孩子，崔明亮在旁边轻轻瞌睡。偏执的崔明亮变成了一个静止的崔明亮，开始接受了生活，放弃了理想与冲动。电影开始火车的呼啸声化作了水烧开后的响声，就像是一个轮回，又像是一场梦。一场狂欢过后终于又归于平静。改革开放青春的迷茫也最终被历史裹挟着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社会历史的狂风里人就像是一株小草，每一次风过又会重新站起来。
还有一处镜头十分有趣，在尹瑞娟和崔明亮暧昧的那段时期，崔明亮一直想明确两人的关系。
但在这组镜头中，崔明亮和尹瑞娟都是单独的出现在画面当中。似乎便暗示了两个人后面的情感上的分离，即使最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但早已是物是人非。这样的处理手法让人想起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影片中同样通过虚化的手法让张曼玉和梁朝伟所饰演的角色始终不在同一个画面当中，以此来暗示这场爱恋始终只能是一个人的战斗，只能是只有爱恋的情绪却最终仍要分离。
声音叙事
电影艺术建立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上，就是“视听时空”。但电影是一个瘸腿的艺术，视觉语言不断被挖掘，而听觉语言始终被压抑。而贾樟柯的电影中听觉语言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站台》中从《解放军的天》到《年轻的朋友再相会》、《美酒加咖啡》、《成吉思汗》、《朋友再见》、《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是否》以及《渴望》。这些音乐包括电影中数次出现的画外音广播成为了独立于情节的又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
这些音乐一方面是能够唤起尤其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观众的情愫，将观众迅速拉回特定的年代，同时也和片中人物的心境形成绝妙的互文关系，比如《朋友再见》契合着崔明亮当时离家追寻希望幸福的心境。
同时这些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的标记或者重音符号，影片讲述了1979-1989这十年，而这一首首经典或者广播就像是影片的节拍器一样，标记这每一个重要节点。比如背景广播响起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的报道，以及影片后面响起的《渴望》让人意识到已经进入到了九十年代。
另外广播应该是各种声音叙事中最特殊了，一方面它代表这一种艺术真实一种那个年代的声音政治，真实的记录了那十年间每一次社会剧变。
但另一方面广播代表着一种不可抗拒性。打个比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村长用发短信通知村民不得串门，村民可以当做没有受到消息，但如果用村口的大喇叭喊上三天三夜，那村民们便要接受这不可抗拒的消息了。所以广播在电影中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汾阳城的这些小人物，不管他们自己愿不愿意，都只能接受这时代的变化，随波逐流，这背后的便是时代的不可抗拒性。
贾樟柯的电影中，很多人物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离开，影片也从不交代。例如《站台》四分之三处消失的钟萍，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甚至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寻。贾樟柯曾说过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生活中那么多人和事物，我们都不知来头，不知缘由，他们只在该来的时候来，该走的时候走。
这个“汾阳小子”是孤独的，他独自在“现实主义”的荒原上开垦，揭示着中国那段不为人知或者不被人提及的历史，把创作焦点全部放在“人”身上。网上有人戏称贾科长为过审小王子，一句玩笑背后蕴含的是多少无奈。
3 ) 谁悲失路之人——流放的知识分子
贾樟柯一再强调这部电影的主体是人，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等人既组成了一个群像，同时又通过每一个人的经历反映了这个群体在时代中的遭遇——自卑、自尊、自怜、自恋，以及被自我和社会双重流放的尴尬境地。这些心理和遭遇并不是以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或者别的重要事件中来体现，而是不同的面向上。崔明亮和尹瑞娟的爱情中表现出的自卑和自尊是最为集中和复杂的，当尹瑞娟提出家里给她相的对象是个有大学学历的牙医的时候，崔明亮不无自嘲的一句“好啊”道尽内心的自卑；当尹瑞娟明确说“我觉得咱俩不合适”后，他始终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她，尹瑞娟是心高气傲的，崔明亮又何尝没有固守着他自己的尊严，但是他们的自尊和自卑多来源于社会地位上的；相比之下，钟萍则固执地在张军的眼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在爱情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她最后的出走源于腹中的胎儿的身份和自己的身份得不到张军和社会的承认，这是她的自尊；至于自怜和自恋，最典型的莫过于尹瑞娟在办公室的一段独舞。昏暗灯光下，伴着带有回声的音乐，尹瑞娟逐渐陶醉在舞蹈中，在无人欣赏的自怜与自恋中，不知道是自己埋葬了青春和理想，还是这个时代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
渐渐清晰的是，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身份有关，而他们几乎都逃不掉的在时代中的尴尬，依然是身份处境的尴尬——他们是被流放的一群人。在文工团改制之前，他们还在汾阳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看电影、跳舞、甚至同居，无所事事甚至有些放纵的生活不但游离于当时广播里的政治事件风潮之外，也仿佛是游离于这个偏远小城之外的：张军带着钟萍去烫头时身后走过的宣传计划生育的队伍，转眼两人就去打胎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依然是游戏的青春，戏仿的态度。但是悄然的，社会环境也在变化着，影片开始时崔明亮还半开玩笑地跟母亲说“我是文艺工作者”“你不养我，还有共产党养我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工团团员对自身身份的体认显然越来越迷茫，承包的政策出现后，我很想知道崔明亮们曾经问过自己没有，现在又是谁来养他们呢？承包大会上团长说，我这哪是卖你们啊，我这是卖我自己呢。文工团员们在自我放逐式的生活中完全没有意识地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了。尽管之前有很多人关心打听此事，但到现场却是一片沉寂，直到最后老宋“勉为其难”地应下。文工团自此一直没有逃离何去何从的茫然，改制以后的文工团直接被抛入市场，走向他乡，走向巡回演出，开始了真正的被放逐的生活，开始真正将自己的生存和民众的趣味直接挂上钩，而在这里民众的趣味，就是“霹雳柔姿舞”，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而当这样的生活来临，他们体会到了尴尬和屈辱。在冒充站长的民众的审视下，娟、娥的自尊被撕碎，仿佛赤裸裸地站在了众人的目光中。这些文工团员们终于明白必须放下自尊去承认他们并没有高人一等（甚至还低人一等），因为他们需要取悦大众，来换取生存。
这并不是故乡与他乡的区别造成的，放逐远非地域意义上的放逐。文工团曾经回过汾阳，一些细节上清晰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车窗上的起始地与目的地标志，或者在钟萍离开文工团之后去找钟萍的爸爸那会，又如之前二勇说在家摆摊也不随队出去了，但是在更名深圳霹雳柔姿舞团后也出现“刚刚访美归来的摇滚巨星二勇先生”这样的报幕。导演似乎刻意模糊了他们背井离乡和返乡的界限，哪里是他乡哪里又是故乡呢？一如曾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文工团员，如今和国家干部、个体经营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以漂浮的生活状态在寻找在别处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满于当下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说那是追寻理想，尽管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理想。但是最终他们放弃寻找，放弃对当下的抗拒了。影片的末尾他们再一次回到汾阳县城之后，二勇提出了重开店铺的打算，张军早剪掉了艺术家象征的长发，尹瑞娟终于还是和她父亲甚至她自己都不太看得上的崔明亮结婚了，他们早不是曾经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文工团员，开店铺或者坐办公室，背井离乡或者安守一家都是一样，都是讨生活。
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尽管在这个时期仿佛又在否定之否定中回到了五四启蒙时期，文工团员/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心中既是一个讲授者，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但是随着78年以后对文革时期的全面否定，文工团作用的消失，这批“最为基层的知识分子”首先受到了冲击，产生了普遍的挫败感和理想破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潮流涌动，使得这个边远小城的文艺生活开始以市场/大众趣味为衡量，去深度化的倾向使得人们对文学文化的关注大大减少。《站台》中的文工团团员们所代表的基层知识分子们，像庞大数量群的蜉蝣在时代浪潮中浑浑噩噩，而他们的状态，已经初露九十年代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所颠覆的端倪。
大众文化的要求在于去深度化——即如文工团后来演出的庸俗化——市民在消解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崔明亮们曾经享受和追求着看似斑斓的生活，他们以为那只是意味着越来越多光鲜衣物、流行歌曲、越来越好的物质生活，他们以为追逐着潮流就依然是时代的宠儿，代表着潮流就依然是小城中的精英，却是热情地投入正在消磨自己社会地位的消费主义而不自知。
这一切他们也许最终都没有明白，但是他们了解到的现实足以让他们结束寻找结束自我放逐，无法改变生活，便与生活媾和。不安息如一次次到达与离开的火车的年轻生命，最终变成了固守观看来来往往的站台。那个新生命听到的火车鸣笛般的开水声，结束了这个封闭式的故事，曾经听到火车汽笛时的热血沸腾，如今都化作了烧水壶里的热水翻腾。贾樟柯说，他是个悲观的人。
渐渐清晰的是，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身份有关，而他们几乎都逃不掉的在时代中的尴尬，依然是身份处境的尴尬——他们是被流放的一群人。在文工团改制之前，他们还在汾阳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看电影、跳舞、甚至同居，无所事事甚至有些放纵的生活不但游离于当时广播里的政治事件风潮之外，也仿佛是游离于这个偏远小城之外的：张军带着钟萍去烫头时身后走过的宣传计划生育的队伍，转眼两人就去打胎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依然是游戏的青春，戏仿的态度。但是悄然的，社会环境也在变化着，影片开始时崔明亮还半开玩笑地跟母亲说“我是文艺工作者”“你不养我，还有共产党养我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工团团员对自身身份的体认显然越来越迷茫，承包的政策出现后，我很想知道崔明亮们曾经问过自己没有，现在又是谁来养他们呢？承包大会上团长说，我这哪是卖你们啊，我这是卖我自己呢。文工团员们在自我放逐式的生活中完全没有意识地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了。尽管之前有很多人关心打听此事，但到现场却是一片沉寂，直到最后老宋“勉为其难”地应下。文工团自此一直没有逃离何去何从的茫然，改制以后的文工团直接被抛入市场，走向他乡，走向巡回演出，开始了真正的被放逐的生活，开始真正将自己的生存和民众的趣味直接挂上钩，而在这里民众的趣味，就是“霹雳柔姿舞”，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而当这样的生活来临，他们体会到了尴尬和屈辱。在冒充站长的民众的审视下，娟、娥的自尊被撕碎，仿佛赤裸裸地站在了众人的目光中。这些文工团员们终于明白必须放下自尊去承认他们并没有高人一等（甚至还低人一等），因为他们需要取悦大众，来换取生存。
这并不是故乡与他乡的区别造成的，放逐远非地域意义上的放逐。文工团曾经回过汾阳，一些细节上清晰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车窗上的起始地与目的地标志，或者在钟萍离开文工团之后去找钟萍的爸爸那会，又如之前二勇说在家摆摊也不随队出去了，但是在更名深圳霹雳柔姿舞团后也出现“刚刚访美归来的摇滚巨星二勇先生”这样的报幕。导演似乎刻意模糊了他们背井离乡和返乡的界限，哪里是他乡哪里又是故乡呢？一如曾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文工团员，如今和国家干部、个体经营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以漂浮的生活状态在寻找在别处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满于当下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说那是追寻理想，尽管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理想。但是最终他们放弃寻找，放弃对当下的抗拒了。影片的末尾他们再一次回到汾阳县城之后，二勇提出了重开店铺的打算，张军早剪掉了艺术家象征的长发，尹瑞娟终于还是和她父亲甚至她自己都不太看得上的崔明亮结婚了，他们早不是曾经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文工团员，开店铺或者坐办公室，背井离乡或者安守一家都是一样，都是讨生活。
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尽管在这个时期仿佛又在否定之否定中回到了五四启蒙时期，文工团员/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心中既是一个讲授者，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但是随着78年以后对文革时期的全面否定，文工团作用的消失，这批“最为基层的知识分子”首先受到了冲击，产生了普遍的挫败感和理想破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潮流涌动，使得这个边远小城的文艺生活开始以市场/大众趣味为衡量，去深度化的倾向使得人们对文学文化的关注大大减少。《站台》中的文工团团员们所代表的基层知识分子们，像庞大数量群的蜉蝣在时代浪潮中浑浑噩噩，而他们的状态，已经初露九十年代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所颠覆的端倪。
大众文化的要求在于去深度化——即如文工团后来演出的庸俗化——市民在消解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崔明亮们曾经享受和追求着看似斑斓的生活，他们以为那只是意味着越来越多光鲜衣物、流行歌曲、越来越好的物质生活，他们以为追逐着潮流就依然是时代的宠儿，代表着潮流就依然是小城中的精英，却是热情地投入正在消磨自己社会地位的消费主义而不自知。
这一切他们也许最终都没有明白，但是他们了解到的现实足以让他们结束寻找结束自我放逐，无法改变生活，便与生活媾和。不安息如一次次到达与离开的火车的年轻生命，最终变成了固守观看来来往往的站台。那个新生命听到的火车鸣笛般的开水声，结束了这个封闭式的故事，曾经听到火车汽笛时的热血沸腾，如今都化作了烧水壶里的热水翻腾。贾樟柯说，他是个悲观的人。
4 ) 《站台》电影剧本
站台（文学剧本）
寂静无声，长时间的黑色，然后出字幕：
香港捷活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
喧闹的声音渐入——
1979年冬天
序场1、礼堂门厅，晚上
天快黑的时候，山西省汾阳县贾家庄公社北关大队礼堂的门厅里站满了等着看戏的社员。
这是1979年初冬时节，《新农村建设规划图》下面站着聊天的一群年轻人嘴里冒着白汽。
序场2、礼堂里，晚上
剧场里没有座位，只在前排摆了两排桌椅给公社、大队领导坐。黑压压的一片观众站在台下。几个高音喇叭挂在墙上，后墙上隐约可见一行大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开演的铃声响起，观众安静了许多。
舞台上灯火通明，红色的横幅上写着：汾阳县农村文化工作队慰问演出。一群小孩儿扒在台口，几个警察在维持秩序。
尹瑞娟着淡妆出场——上身是列车员制服，一条黑裤下一双布鞋，一条粗重的辫子吊在胸前。
尹瑞娟：下一个节目，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
一列南下的火车，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正奔向韶山，奔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故乡，正奔向那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听！
右侧幕后传出人声模仿的汽笛：呜——
尹瑞娟从左侧幕下场。
右侧幕后传出的人声整齐地模仿着火车的节奏：孔卡！孔卡——慢慢地，七八个人呈线形一字排开，每个人都半骑在椅子上，拖着椅子朝舞台中心移动。尹瑞娟饰列车员再次出场。
列车员：同志们，下一站是韶山，再有40分钟就到毛主席的故乡了！
崔明亮饰演的老农站了起来——他鼻孔里插着两撇假胡子。
老农：同志，还要多长时间？
列车员：大爷，40分钟。
老农：唉，老汉急着去韶山，坐上火车都嫌慢。
众人：坐上火车还嫌慢？
老农：对！
众人：说说！
老农（唱）：老汉今年七十三
家住老区吕梁山
自从粉碎四人帮
农村万物气象鲜
坐上火车去韶山
众人：干什么？
老农：怀念！怀念！
又是众人模仿的汽笛声。台上的演员轮流歌舞一番，描绘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的成就。
小提琴的声音响起，是二重奏《火车向着韶山开》。
七八个演员拖着椅子在台上学着火车的样子蜿蜒前行。
提琴演奏结束。
老农：呜——
众人拖着椅子：孔卡，孔卡——
“列车”驶向侧幕，直到舞台变成空场。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序场3、客车车厢里。夜里，演出散场后
一辆大客车停在戏台边。戏台上的灯还没有暗，来看戏的农民正在渐渐散去。
车门“轰隆”一声打开，先是几个拿着乐器的女孩儿上来，接着是几个裹着军大衣、脸上的妆还没卸掉的演员。慢慢地车上的人多了起来。
文工团团长徐燕京上了车——他35岁，刚开始发胖。徐团长坐在前排的位子上，默默地低头抽着烟。
大客车里幽暗的灯光。
徐团长灭了烟，咳了两声：咱们的人到齐了吧？
有人回答：差不多了。
徐团长掏出一个小本：点名！（车里安静了许多）
——张军！张军！（四下张望）张军！
张军急匆匆地上车：到！
徐团长：干什么去了？
张军：小便！
徐团长继续点名：崔明亮！崔明亮！
（没人回答。）
徐团长：崔明亮！崔明亮！
（仍然没人回答。徐团长接着往下点名。
——点名结束，崔明亮还是没到）
徐团长：谁知道崔明亮干什么去了？
张军：去厕所了吧？
徐团长：真是懒人屎尿多！
张军：崔明亮该是跑远路奔田里施肥去了，有机肥！
众人笑。
徐团长：你话怎么这么多？
张军不吭气。
徐团长：薛师傅，按按喇叭。
几声喇叭。
大家窃窃私语。
徐团长不耐烦地：安静！
过了会儿，崔明亮急匆匆地上了车。他没来得及顾到车上的气氛，一上车便嚷——
崔明亮：张军，你的裤子呢？
众人笑。
崔明亮鼻子下仍然留着胡子——他以为大家笑的是这个，便一把扯了下来。
崔明亮：张军，你的裤子呢？
张军：在我腿上呢！
崔明亮：我是问让你给我带的裤子呢？（张军给他使了个眼色，可他没理会）裤子呢？
徐团长：崔明亮！你表演完了没有？
崔明亮这才发现气氛不对：怎么了？
徐团长：你自己说。
崔明亮：我怎么了？
徐团长：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一车的人在等你一个，你是少爷？没有一点集体精神。
崔明亮：扣什么帽子？不就迟了一会儿吗？发什么火？又没耽误演出。
徐团长：没耽误演出？你以为你演得好？
崔明亮：哪儿不好了？
徐团长：哪儿不好？哪儿都不好！
崔明亮：举个例子。
徐团长：举个例子？你看你那汽笛学的！
崔明亮：我又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怎么叫。
徐团长：没坐过火车？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有没有看过《铁道游击队》？有没有看过《火车司机的儿子》？
崔明亮不吭声。
徐团长：怎么不说话了？
崔明亮在张军边上坐下。
众人：走吧！
徐团长：开车。
汽车缓缓开动。司机关上了车厢里的灯。汽车渐渐驶离北关，车厢里渐渐变暗，直至全黑。
崔明亮在黑暗中由低到高地学着汽笛声：呜——
众人：孔卡，孔卡——
手风琴声中显出片名。
第1场、崔家里屋，下午
一阵哒哒的声音中切出画面——崔明亮的母亲在踩缝纫机。飞动的针线轧过一条蓝色的警裤。
1979年的冬天，崔明亮一家还住在汾阳县辘轳把五号的大杂院里。他们家是一排三间平房。这是崔明亮父母住的房间，屋里陈设简单——墙上有几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两边有两镜框照片，大多是印着年月日的会议纪念的集体合影。
崔明亮端着一个茶缸从外屋进来，走到妈身后，边喝水边看妈干活。
崔明亮：妈，还没做好？
崔母：你一下午甚也不做，就等着穿这条裤子呢？
崔明亮：有啥活呀？也不让老二干，天天让我干。
崔母：你大？还是他大？
崔明亮：那你不先生他，后生我？
崔母：早知道你们这么不听话，谁也不要你们。
崔明亮：社会分工不一样，我是文艺工作者，脑力劳动者。
崔母：文艺工作者？我可不管什社会分工，在家里你就得听我的。
崔明亮：那我只好到社会上混去了。
崔母：去吧，只要社会上有人要你，你就到社会上去。
崔明亮：你不养我，还有共产党养我。
崔母：那就去吧。
第2场、崔家外屋，下午
外屋门边有个大铁炉，灰黑色的烟筒拐了几个弯从墙上伸进了崔明亮住的后屋。
一辆自行车倒置在地上，张军在修车。里胎已经正在往后轮上安。
二勇将撕下来的一窄条报纸伸到炉子里取火点烟。
崔明亮从里屋出来，把杯子放在桌上。
二勇抽了口烟：又挨你妈骂了？
崔明亮：我妈骂我，你高兴什么？
二勇：替你高兴也不行？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烂黄菜。
张军：明亮，拿一下气筒。
崔明亮找着气筒：还不换条新的，亏你还能补得上。
张军：还说呢，我这车就你们俩压坏的，每天坐，每天坐，也不说给我买条带。
崔明亮：不是吧？我看是因为钟萍越来越胖了！
张军从地上捡了块煤渣打崔明亮：臭嘴！
崔明亮一躲：二勇，你说是不是？
张军又捡起了块煤渣，崔明亮——一跳一跳地东躲西闪。
二勇举起手：同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张军拿起煤块要打二勇。
二勇：我们说的是真理。
张军：待会儿你俩别坐我的车。
二勇：你这人，报复心真强，真应该调你参加自卫反击，去给全国人民报仇。
张军：嗳对了，我家街上的三球都成英雄了。
崔明亮：你家那条街上什么都有，前几天出了个蒙古华侨，现在又出了个英雄？
张军：你看你还不信，我们街上的三球在云南当兵，真成战斗英雄了。
二勇：三球？哪个三球？
张军：三球嘛！就是魏文富么，他妹妹是罐头厂的厂花，魏红梅。
二勇：哦，魏红梅？有点印象。
崔明亮：真流氓，就记得人家的妹子。
二勇：哎，男人不流氓——发育不正常。三球咋了？
张军：他不是参加正式战斗。好像是在打谅山的时候，他是个班长，也不是主力，专门负责送粮食。他们送粮食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开阔地，后来越南鬼子知道了他们要经过这里，就埋伏下来。正好这天魏文富执行任务，路过那儿。
说到关键处，张军停了下来，把自行车推到了院子里。二勇和崔明亮就等着。
张军回到屋里：这不就遇上了埋伏，三球负了伤，腿给打断了，给记了一等功。
崔明亮：想起来了，我好像见过他一面。
二勇：你说苏修会不会插手这事？
崔明亮：它敢？人家不是说了吗，美国和日本能饶了它？
二勇：那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崔明亮：怕球什？不行就大家扔原子弹嘛，看谁横过谁。
张军：就是，咱手里的原子弹也不是吃素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整死他。
崔母从里屋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两条裤子，一条递给张军，一条递给崔明亮：好坏就这了！
崔明亮换上了母亲刚给他改好的喇叭裤。
崔母：好好的裤子非得改成这个样子，下面这么宽，我看这走路都能扫住地了。
崔明亮：那不正减轻了你的负担。
崔母：军军，你这裤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张军：我姑姑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
崔母：你姑姑就给你捎这样的衣服？
张军：你不知道，姨，在大城市里现在就时兴这种裤子呢！
崔母：大城市？那你们都跑大城市活算了。
张军：没办法么。要有办法谁球愿意呆在这地方。
崔明亮：妈，你也该解放解放思想了。
崔母：说你们吧，走到街上别给人家当流氓抓起来。
二勇：咳，男的不流氓，发育不正常。
崔母没听清：什么？
二勇：没事，没事。
仨人笑。崔母回里屋。
崔明亮打量着自己腿上的裤子：咋好像没你的宽？
张军：好像？我是买的！你是自己做的。
崔明亮的父亲崔万林拎着一袋面粉进来——他戴着一副镀着水银的太阳镜，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印着北京火车站图案的黑色人造革提包。
哥仨顿时收敛了许多。
张军、二勇：叔叔。
崔父摘下眼镜：快去搬木头吧，人家在等着呢。
说完崔父进里屋去脱大衣。哥仨鱼贯而出。
崔母到外屋来捅炉子。
崔父从里屋出来。
崔母：路上滑不滑？
崔父一头往外走去：净说废话，能不滑吗？
第3场、辘轳把街工人宿舍区，下午
日头已经开始西移，日影单薄，巷子空空荡荡。
一辆旧的红色小四轮拖拉机，没有熄火，“轰隆隆”地停在崔家门口院子里，车槽里拉着三根木头。
崔明亮、张军、二勇从屋子里出来，在崔父的指挥下，崔明亮、二勇爬上了车槽。
三根沉重的木头滚下了拖拉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拖拉机开走。
几个人一起弯下腰，气沉丹田：一，二，三！
木头被他们抬到崔明亮家的墙根下。
崔明亮正准备和张军、二勇上街去。
崔父望着离去的儿子突然发现了什么：过来，你穿的这是什么裤子？
崔明亮：喇叭裤。
崔父：啥叫喇叭裤？
崔明亮：喇叭裤就是喇叭裤，就这样。
崔父：那能蹲下？
崔明亮：咋蹲不下？
崔父：你蹲蹲看，你蹲！蹲下，能行吗？
崔明亮：咋不行？
崔父：穿上这裤子工人能干活？农民能下地？
崔明亮：我是文艺工作者，不用干那些。
崔父：文艺工作者？刚给你们点自由就想搞资产阶级那一套。
崔明亮：不跟你说了，咱有沟——代沟。（扭头就走）
崔父：你给我回来！
第4场、电影院前的广场，下午
电影院前的广场上，站满了等着看电影的人，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洪湖水，浪打浪》。
尹瑞娟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女式旧军衣，领口上缝着用白线编织的领衬，显得清秀端庄；她旁边站着身穿一件红碎花中式罩衫的钟萍——她的辫子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发卡。
俩人站在那里等人。不时有个留小胡子的青年鬼头鬼脑在她俩面前晃动。
钟萍：真讨厌！
尹瑞娟：咋了？
钟萍：真讨厌，那个小胡子一直在盯着我看！
尹瑞娟四下里看了看：哪个小胡子？
钟萍：那个穿蓝大衣的。
尹瑞娟：不理他！
钟萍：讨厌。
小胡子青年转到俩女孩儿跟前吹了一声口哨，周围一阵哄笑。
尹瑞娟和钟萍背过身去。
钟萍：真流氓，上次在实验小学歌咏比赛的时候他就老盯着我看。
尹瑞娟：他们咋还不来？
突然，大修厂的那伙小青年将其中的一个瘦子一头推到尹瑞娟身上。瘦子又喜又恼，稍站稳后又回头冲到推他的那伙人里扭作一团。
钟萍：流氓！
那帮小子压尖嗓门学着女腔起哄：流氓。
尹瑞娟：别理他们，越说他们越起劲。
钟萍：不行，我非好好骂骂他们！
突然，一个满脸疙瘩的人又给猛地推到钟萍身上，小伙子顾不得拣掉在地上的帽子，就激动地回身去，和同伙们推推搡搡地理论起来。
钟萍一言不发地弓身拣起帽子。
疙瘩脸嗫嚅地折了回来：我的帽子？
钟萍：你不是厉害吗？
疙瘩脸：又不是我，是他们。
尹瑞娟：给他吧，给他算了。
正说着，一个人又给推到了尹瑞娟身上，这回她真有点恼了：你们想干嘛？小心点，我爸是尹忠民！看我回头告诉他，有你们的好看！
小胡子：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他尹忠民又把我们咋样？
尹瑞娟：那你等着。
小胡子讪讪地：好男不跟女斗。走，咱买票去。
疙瘩脸缠着钟萍：我的帽子？
钟萍把帽子扔了过去：怎么不厉害了？
疙瘩脸把帽子戴上：你们好像是文工团的吧？
钟萍：是又怎么样？
疙瘩脸：今天票特别紧，要不要我帮你们买？
钟萍：一边去！
小胡子一伙哼唱着呼啸而去：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
售票处传来喧闹的嚷嚷声。
张军骑车带着崔明亮、二勇远远过来，哥仨一路唱着《杜丘之歌》。
尹瑞娟：怎么也跟赖皮似的？
钟萍：你看崔明亮，一看就不像个好人。
哥仨停在俩女孩儿跟前。
钟萍：什么意思？说是请我们看电影，现在才来？
尹瑞娟：票都快卖完了。
张军：崔明亮，你看咋办？人家尹瑞娟已经生气了。
二勇捅了一下崔明亮：还不快表现表现。
尹瑞娟：你们在说什么呢？
崔明亮抬起脚，踩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系着鞋带：家里有点事来晚了。
钟萍：哟，你怎么也穿起了喇叭裤？
崔明亮：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
尹瑞娟：这么大人了，还老学人家。
崔明亮：向先进看齐嘛。
张军：你看你，又挨批了不是？
钟萍：欠骂呀，你？
二勇从售票处那边跑来：快！就只剩边上的票了。
钟萍推了一把张军：去啊，还愣着干什么？
第5场、售票处前面，下午
售票处早已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两个小窗口同时打开卖票，人群你推我挤乱作一堆，喊声骂声连成一片。
崔明亮哥仨来到人群外围。
崔明亮一只手里捏着钱，张军和二勇扶着他的双腿把他抬了起来，崔明亮一只手掠过人们的头顶撑住了墙，身子一使劲，脚踩着一个人的肩膀，几下爬到了售票窗前，扒在那儿把住了，然后将自己捏着钱的手伸了进去——背后传来一阵阵骂声。
第6场、电影院的放映大厅里，下午
电影已经开演，银幕上是印度电影《流浪者》。
黑暗中张军搂着钟萍，崔明亮紧挨着尹瑞娟，二勇一个人在吸着烟。
音乐起——《流浪者》的主题歌《拉兹之歌》。
突然，音乐断了，银幕上只有无声画面在晃动，在麦克风一阵哔哔啵啵的杂音后扩音器里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文工团的尹瑞娟，门口有人找！文工团的尹瑞娟，门口有人找！
一时嘘声混和着口哨声四起。
尹瑞娟在黑暗中站起，匆匆地往外走去。
银幕上的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
崔明亮也站了起来，跟着走了出去。
第7场、电影院的门厅里，下午
电影院的门外涌着许多等着看下一场电影的年轻人。
门厅里站着尹瑞娟的父亲尹忠民——他身着蓝色警服，神色威严，正在抬腕看表。
另一个年轻的警察带了一串长发青年从门外进来，沿着墙根跑了一溜。
一个头发不短的中年人兴冲冲从票房出来——是文工团的徐团长。
徐团长：哟，老尹！
尹父：徐团长！
徐团长：您忙呢？
尹父：这不，一放外国电影，这些赖鬼就出动了。
徐团长：是啊，是啊。
尹父：当然不是说你啦。你忙什么呢？
徐团长有点尴尬：来取票。这儿的小刘给留了几张晚上的票。这不放《流浪者》嘛，看的人忒多，怕买不上票。
尹父：徐团长，你说现在，这种讲小偷的电影也让放？这不是苍蝇蚊子都进来了——你是搞艺术的，你倒是给我讲讲，这电影怎么个好？
徐团长：我这也就是光听说过，还没看呢。听别人说在艺术上还是有点特色。外国的东西嘛，我想上边的意思，也是让批判地吸收。
尹父：就是！可你看这帮流里流气的混小子，能有什么分辨能力？还不是跟着起哄？
徐团长：您忙，您忙，我还有点事。（讪讪离去）
那边一个留长发的青年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一个警察把一个空啤酒瓶塞到他的喇叭裤脚里，然后拿起一把剪子咔咔地把他的裤脚剪掉一块。
尹瑞娟从里边出来，怯生生地站在父亲跟前：爸！
尹父：你也跑来凑什么热闹！
尹瑞娟：什么叫凑热闹？
尹父：说你还犟嘴！你跟谁在一起？
尹瑞娟：钟萍！
尹父：你就跟好人学吧！
尹瑞娟：爸，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父女间短暂地沉默。
那串长发的青年在墙根那边偷偷地瞟着尹瑞娟。
尹父：都给我老实点！向后转！
那串青年齐刷刷地转身面壁。
尹父：有时间好好呆着学点什么不好？跑来看这种电影，你有这个批判能力？
正说着，崔明亮叼着烟跟了出来，一见尹父，忙把夹着烟的那只手背到了身后，想溜走。
尹父：这不是崔明亮？
崔明亮：叔叔。
尹瑞娟忙掩饰：真巧，你也来看电影了？
崔明亮：是啊。
尹父：那你不看电影，跑出来干什么？
尹瑞娟：爸！
崔明亮：我刚想起来，得赶回去写个材料。
看着崔明亮离去，尹父的口气顿时柔和了下来：看完电影早点回家。
尹瑞娟扭头就走：我不看了。
尹父回过身来继续处理墙根边的那帮小青年：什么单位的？
一青年：火柴厂的。
尹父：火柴厂的？还穿着喇叭裤，什么作风！
青年：为啥不能穿？刚才跟你说话的人不也穿着？
年轻警察：什么态度！
尹父：你倒挺会找榜样的，人家扰乱公共治安了吗？人家搞投机倒把了吗？你说，你是不是在倒票？
小青年低下头。
尹父：还嘴硬，是不是想让我叫你们厂保卫科来领人？
小青年：别，我真的没干。
尹父：还不老实！你一下买十张票干啥？我问你，你长多少双眼睛？你想糊弄谁？
小青年：我们家人多，我有六个哥，一个姐，加上爸妈正好十个人。我哪敢糊弄您。
尹父：算算，我可告诉你，今后少在公共场合起哄，没事不要老在电影院一带瞎混！
小青年：是，是，一定。
尹父：你走吧。（看着小青年的背影，想了想）你回来！
小青年赶紧折了回来。
尹父：回去好好刷刷你那口牙，一张嘴呛人一跟斗！
小青年：嗳，一定刷，一定。
第8场A、街上，黄昏
已是黄昏时分，街上人来人往，空中隐隐还能听到《拉兹之歌》远远地从电影院那边的高音喇叭里飘来。
尹瑞娟独自走在街上。
一群拎着木棍的少年突然冲进了街边的副食店，一阵混乱过后，被打的人从店里跑了出来，沿着街道一路狂奔，没走多远，被追上来的人打翻在地。
尹瑞娟紧张地退到路边，看着打架的人迅速地四散而去。
尹瑞娟继续往前走去。
第8场B、尹瑞娟家楼前，黄昏
尹父骑着自行车来到楼前，锁上车。然后爬上二楼，回到了自己家里。
刚才在街上挨了打的小子懵懵地来到楼前，找到一木棍，抓在手里抡了抡，走出了院子。
第9场、城墙下，黄昏
一边是蜿蜒的城墙，一边是错落的民房。崔明亮一个人在日落时分走在城墙脚下长长的小巷中。
小巷中空无一人。崔明亮挑了一处平缓的城墙，徒手爬了上去。
他沿着城墙向前匆匆走去。
城墙下刚才挨打的人捂着流血的脑袋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在小巷里穿行。
第10场、尹瑞娟家，黄昏
洒进窗口的阳光已经收短，尹瑞娟静静地坐在窗前喝着水。
这是一间狭小的平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的城墙。屋子中间的铁炉上烧着一壶水。炉火通红，白汽徐徐。窗户上缺一块玻璃，临时蒙上去的白塑料布被风吹得呼呼直响。
墙上挂着尹瑞娟母亲的遗像。
尹父盘腿坐在炕上，父女俩相对无语。外面间有城墙上玩耍的孩子们虚忽的吵闹声。
尹父：写材料？还要写什么材料？崔万林的儿子会写什么材料？打死我也不相信。还学人家装近视眼，歪头斜眼地还戴双副眼镜，长上四只眼就会写材料了？
尹瑞娟：你还不是以貌取人。
尹父：以貌取人？要不是以貌取人，你爸爸能一下就把刘三定抓住？汽车站一天几百号人来来去去，还不靠我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以貌取人？不以貌取人，我能一年抓住七个流窜犯？
尹瑞娟：那是贼笨！
尹父：少贫嘴。你说你们到底是咋回事？
尹瑞娟：反正我不是跟他一起去的电影院。
尹父：那你们一前一后的是咋回事？就这么巧？
尹瑞娟：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跟他一起看电影。
沉默。
尹瑞娟抬头望着窗外，远远地城墙上正站着崔明亮。
尹瑞娟低下头去。
尹父：你爸爸可是干公安的，咱可不能跟他来往。你知道他爸爸是什么人？六二年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就和自己的女徒弟不清不楚，害得人家只好调到罐头厂去；六四年四清，在张家堡没几天就和公社的广播员好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又打又抢，后来当了联总司令就更不得了啦，自己混上个厂长不算，还把那个相好的调到机械厂医务室当大夫，连青霉素都不知道，还当医生，就会给人家开四环素，你看机械厂的那些子弟，一个一个长大都是一口大黄牙——四环素牙，这都是他崔万林造的孽。
尹瑞娟：都说这些干什么？
尹父：就是要说给你知道！现在社会上什么人没有？你懂个啥？到时候上了当还不知道。
尹瑞娟：我又不是小孩子。
父亲默然。
尹瑞娟：按你这么说，法官的儿子就永远是法官，小偷的儿子就永远是小偷？
尹父：什么法官小偷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一点都不知道要求上进。你妈要活着，知道你和崔万林的儿子在一起，看会把她气成什么样！
尹瑞娟：那可不一定。
尹父：像你这样每天跟那帮后进青年混，还想不想解决组织问题？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那个老跟你在一起的钟萍，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扮，到处招摇过市，那些小流氓背后叫她什么，曼娜！自己不知道还鬼着呢。
尹瑞娟披上一件棉衣。
外面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老尹！老尹！
尹父：来吧。
四姨走了进来：来几回都碰不到你。娟子，那事你爸都跟你说了吗？
尹瑞娟：说了。
四姨：明天无论如何见个面吧，是时候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么。人家条件挺不错的，山西医学院刚毕业，父母都是老干部，我们医院好多人都追着给说媒呢！
尹瑞娟：四姨，您喝水！
四姨：嗳。你说娟子这样的孩子多让人放心。我们放射科有个大夫叫王天寿，两口子人别提有多老实了，他们儿子自打从林场插队回来后一直也没找到工作，在家待业，就和洪南社的二民他们混上了；前天在西门外的饭铺里吃饭，跟人家文水家的小子打了起来。天寿的儿子吧，胆小，说是没动手，可也给一块儿弄进去了。我跟天寿两口子吧，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两口子现在求上门来了，你看这事儿。
尹父：是昨天的事吧？
四姨：好像是昨天，我也说不清楚，要不我让他们自己进来说？
尹父：怎么？
四姨：两口子不好意思进来，在外面等着呢！天寿！天寿！
一对中年夫妇拎着两包点心、几瓶水果罐头进来。
尹父：坐，坐吧。
四姨：这是老尹，这是他闺女。
天寿老婆：知道，知道，文工团的台柱子，我最爱看你跳舞了，真是越长越漂亮。
尹瑞娟：你们坐。我出去一下。
尹父：干什么去？
尹瑞娟：跟霞霞借副钩针去。姨，我先走了。
四姨：别忘了明天的事！
尹瑞娟匆匆应了一声就走了。
天寿老婆：你看人家老尹这孩子教育得有多好，真是为大人露脸。唉，我们家那个不争气的东西，真能把人气死，你看看这，简直把我们两口子急死了！
尹父：你孩子多大了？
天寿老婆：21。
尹父：现在这青少年犯罪是个社会问题，当然喽，这主要是前几年受了四人帮搞打砸抢的影响，不过现在的文艺作品我看也有点问题，你看今天电影院放的那个印度电影，什么《流浪者》，讲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爱上了一个小偷，你们说说看，不好好引导，这些小青年看了能不到社会上去捣乱。
众人：是是。
第11场A、城墙上，黄昏
崔明亮站在城墙上，呆呆地眺望着远处尹瑞娟的家。
这是一栋二层平板楼的二层，楼面一侧走廊裸露，可以看到家家户户在楼道里堆放的杂物。尹瑞娟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服从一个门里出来，匆匆穿过楼道走了出来。
崔明亮点了根烟，靠在城墙上。
城墙上空空荡荡，西风吹来，荒草摇曳。
尹瑞娟沿着台阶气喘吁吁地爬上城墙。
崔明亮：真巧啊！
尹瑞娟：巧什么？我早看见你了。
崔明亮：我也看见你了。
尹瑞娟：我爸能看见，下去吧。
一道台阶通往一处废弃的瓮城。俩人走了下来，站在一片衰草中。
尹瑞娟：咋没和他们在一起？
崔明亮：我不是先走了吗？
尹瑞娟：张军他们家还不知道他和钟萍的事吧？
崔明亮：应该知道吧，咋啦？
尹瑞娟：没事。
崔明亮：钟萍他们家好像对张军挺满意的，昨天张军还去他们家吃饭去了。
尹瑞娟沉默。
崔明亮点上支烟，随手把火柴扔在地上：你爸这人真有意思。
尹瑞娟：甚意思？
崔明亮：跟克格勃差不多。
尹瑞娟：怎么说话呢？那是我爸。我妈去了后，我爸特别为我操心。
崔明亮：有啥好操心的，我看你都快成军管对象了。
尹瑞娟：说什呢？
一股浓烟起来，俩人低头看去，刚才扔下的火柴燃着了一片衰草。俩人对着火发愣。
尹瑞娟：你明天干什？
崔明亮：上班。
尹瑞娟：明天我四姨让我去见个人。
崔明亮：去相亲？
尹瑞娟：都是他们安排的。
崔明亮：挺好。有人替你安排，好啊。
尹瑞娟：我四姨说他是个牙医，还是个工农兵大学生。
崔明亮：牙医好！大学生好！
尹瑞娟：你咋这么高兴？
崔明亮：不咋。
11场B、照相馆前，晚上
崔明亮一个人站在路边驻足凝望。
照相馆的橱窗里还亮着灯。在一大堆会议照中间是一张尹瑞娟的大照片。
几个中学生穿街而过，他们的打闹声使得空寂的街道更显冷清。
橱窗里的灯灭了。崔明亮点了支烟在路边抽着。
一辆沾满泥巴的卡车由远而近，车上站满了扛着铁锹劳动归来的机关干部。
音乐中，画外渐入尹瑞娟的朗诵声：
风流啊，风流
什么是风流
它不是时髦青年的衬衣
有领无袖
它是夜校的灯光
透出窗口
……
第12场A、文工团排练厅，晨
在民乐伴奏下，尹瑞娟在朗诵《风流歌》。
崔明亮坐在乐队中。
徐团长：停！
静下来。
徐团长走上前去，手把手地帮尹瑞娟纠正动作，身体靠得很近。
崔明亮下意识地用二胡拉了一个滑音，发出马的嘶鸣声。
徐团长自知失态，忙松手：中间不能停顿，一定要饱满，感情一定要饱满！好，大家自己练习一下。
第12场B、文工团财会室，下午
会计在发工资。
团里的几个女孩儿围着尹瑞娟在看她的新衣服。
孙丽英：你走的线太靠色了，要是走一条桃红色，肯定更好看。
李红丽：人家就敢穿这种浅颜色的衣服，我就不行，一想到要洗衣服，我就发愁，你看我的手。
尹瑞娟：这不挺好吗？
李红丽：好什么呀，你看洗衣粉把我这手全弄坏了！
孙丽英：看把你可怜的，胡志强还不心疼死呢！
李红丽：他才不管呢。来，我试试你的衣服。
尹瑞娟脱下崭新的罩衣，几个姑娘拿去轮流着试。
会计：崔明亮！
崔明亮过来。
会计：从这个月开始不发澡票和理发票了。
崔明亮：知道折成洗理费了。
会计：一共是38块9毛5！有三块钱的洗理费。
崔明亮：还少两块！
会计：这不是早上帘织布厂宿舍着火了，组织上号召咱们给受灾群众捐款，咱们每人两块，老徐五块。
共青崔明亮点钱：老徐又出风头！
会计：你最近怎么对徐头儿意见这么大？
崔明亮：我就是个搅屎棍，看谁不顺眼就搅谁。
尹瑞娟在房间另一边：崔明亮！
崔明亮：哎！
尹瑞娟：你们呆会干嘛去？
崔明亮：不干吗！你看，都点错了！
崔明亮开始重新点钱。
一群男团员坐在一起聊天，钟萍夹在中间。
张军：李洪运不会跑了吧？
文学峰：包在我这儿呢，跑不了！
张军：老李买这几块糖，非心疼死不可。
宋永平：保不齐回去搓衣板侍候。
崔明亮走过来：你屁股怎么这么硬？
文学峰：屁股是活的，座儿是死的。
崔明亮：起开！起开！
文学峰：不说理，来坐我腿上吧！
大家挤出了一条缝让崔明亮坐下。
钟萍突然大叫：过来，过来，让姐看看。
尹瑞娟和几个女孩儿过来，孙丽英穿着尹瑞娟的新衣服。
孙丽英：怎么样？
钟萍：挺好看的！
孙丽英转向男同事：怎么样？
二勇：还鬼呢，不怕割裤犯盯上你？
孙丽英：要盯也是盯尹瑞娟。
尹瑞娟：别吓唬我！
文学峰：尹瑞娟，来坐这儿！
崔明亮：你倒会做顺水人情。
文学峰：我替你让个座也不行？
宋永平：尹瑞娟，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会是去相亲吧？
尹瑞娟：对啊！
会计：尹瑞娟！
尹瑞娟过去领工资。
宋永平：啊，那割裤犯还没抓住？
二勇：没有。
文学峰：咋回事？什么割裤犯？
二勇：你不知道？
文学峰：不知道。咋回事？
二勇：这几天有个后生，可能是用剃须刀片，去割人家女娃娃的裤子。前几天，皮鞋厂有几个女的在百货商店逛，回去之后发现裤子给人家割开了，这么长的口子！已经发现好几回了，抓也抓不住。
文学峰：球疯了，割人家的裤子能怎么样？
正说着，徐团长推门进来。
徐团长：谢芳来了，你们知道吗？
钟萍一下直起身子：谢芳来汾阳啦？
徐团长：刚才县上来了个电话，说谢芳来这儿要拍个电影，叫《泪痕》。
钟萍：她怎么会来汾阳拍电影？
徐团长：汾阳怎么啦，我还来汾阳插队呢！
尹瑞娟走了过来。
徐团长：他们住县招待所，今晚准备搞个舞会。怎么样瑞娟？还有红丽你们几个，跟我去吧？说不定让导演看上了，一下就成电影演员喽。
尹瑞娟：别笑话我们了。
徐团长：怎么是笑话你呢？你知道张金玲吗？她还不是在大街上走，被人家导演一下看上了，从售货员一下成了个电影演员了。
崔明亮：那是人家北京的大街。
徐团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没准你也能选上，去演个匪兵甲汉奸乙什么的。怎么样，瑞娟？有没有信心？
尹瑞娟：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
钟萍：干嘛去呀？
尹瑞娟：有点事。
钟萍：他们跳的什么舞？
徐团长：交谊舞呗。
钟萍：交谊舞？
徐团长：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吧，就金山和王丽珍跳的。
崔明亮：那不是资产阶级吗？
徐团长：那可不一定。六○年那会儿在我们北京，一到周末每个中学都有舞会，共青团、学生会组织的，大家在一起跳的就是这种交谊舞。这叫文明，听说中南海里的中央领导都跳。
崔明亮：那你给我们跳跳。
徐团长：那会儿我还小，看八中那拨大孩子跳过，也不难，就这样——
徐团长越说越来劲，嘴里打着节拍在屋里转起圈来。
门开了，徐团长停了下来，慢慢收住笑容
徐团长的老婆马改花走了进来：徐燕京，刘奋斗他们进城了，在家里等你。
徐团长跟老婆走了
宋永平：这两口子怎么还没离婚？
张军：瞧你这话说的。
宋永平：就这么说，徐头儿的心里话。
李洪运拎了一袋奶糖进来。
二勇：我们都以为你畏罪潜逃了呢。
李洪运：这长了一级工资，长出罪来了。
崔明亮：没我们投你的票，你能长工资？
李洪运给大家抓糖：铺子里就剩这么多了。
大家嚼着糖。
李洪运：哎，老徐怎么了？和老婆在外面吵架——
文学峰：哎呦——
众人：怎么了？
文学峰：牙疼。
第13场、街上，下午
二勇骑车带着张军、崔明亮在街上穿行。
崔明亮朝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音乐起，画外响起崔明亮的声音：现在我来为大家叙述一段我的亲身经历，我叫曼娜。忆起往事，觉得非常有趣。我的经历大概和每个少女是一样的——
第14场A、二勇家，下午
这里临街——推开房门就是马路。马路对面的一些国营店铺生意很兴隆，人来人往。
哥仨围坐在一起，崔明亮在读《曼娜回忆录》：
——他一下子把我抱进了他的怀抱，用那颤抖着的嘴唇吸住了我的嘴，放肆地吻着，我受不了这热辣辣的狂吻，一把握住了那又高又硬的地方，真硬呀！我终于尝到了爱的果实。多么宁静的夜啊！有多少青年夫妇，正在这时享受着美好的幸福啊！
二勇一把掀开崔明亮盖在腿上的衣服：多么宁静的夜啊！
崔明亮一把掀开盖在二勇腿上的衣服：真硬啊！
张军：怎么？倒顶起帐篷了？
二勇一把掀开张军盖在腿上的衣服：你这哪是帐篷，简直是蒙古包！
崔明亮：张军，你尝没尝过爱的果实？
张军：你管我呢！
二勇：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要向少华表哥学习，大胆点上。
张军：尹瑞娟真的相亲去了？
崔明亮：我骗你干甚？
二勇：怪不得今天穿了件新衣服，我看你是完球了，没准人家两个早对上眼了！你就等着上水礼，吃喜糖吧。
崔明亮：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二勇：关键是人家知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勇敢点上，先拉手，后亲嘴，顺着胸脯往下走。
张军：这个对他太深了，要不先写封情书？
崔明亮点烟，点的是过滤嘴。
张军：哎哎，点反了。
二勇：藏着带把子的不给我们抽！
崔明亮给两个人发烟。
张军：要不一会儿我让钟萍把尹瑞娟给找出来，就说要去教育局看电视，你们俩好好谈谈？
崔明亮：别！
二勇：这么个好办法，等尹瑞娟来的时候你牛点，装做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她要真对你有意思肯定会急。
张军：就这样办了！
崔明亮：不要跟钟萍提相亲的事。
张军：放心吧，就说想一块儿去看电视。
崔明亮：也别让尹瑞娟知道是我故意找她。
张军：那当然。
二勇：再帮你写上封情书，保你很快能尝到爱的果实。
张军：写写！
二勇：你想要什么风格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还是革命浪漫主义的？
崔明亮：啥是革命现实主义的？
二勇：那就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来就说你想她想到睡不着觉。
崔明亮：浪漫主义呢？
二勇：先描写美丽的风景，再以物喻人，最后点明主题。
崔明亮起身往外走去：算了吧！
张军：写写！
二勇铺开纸：怎么开头？
张军：朦胧点。
二勇：亲爱的尹瑞娟
张军：不行，太干！
二勇：那，亲爱的娟？
崔明亮在屋子另一边：真肉麻！
张军站起来朝门边走去：干脆别写开头，直接说事吧。
二勇：行。（点烟，也点反了，过滤嘴冒出一缕清烟）
第14场B、二勇家门口，下午
崔明亮和张军在门口吸烟。
街上人来车往。
屋里传来二勇的声音：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远吗？
二勇叼着烟从房间里出来。
几个身穿棉织厂工作服的十八九岁女孩儿骑着车从他们面前经过。
二勇怪腔怪调地唱了起来：
阿巴拉古
小姑娘站住
谈恋爱不——
女孩加速蹬车。
张军追着她们的背影喊：我是干部！
女孩儿们：流氓！
哥仨尖着嗓子叫：流氓——
第14场C、尹瑞娟家，下午
尹瑞娟和钟萍坐在床上。
尹瑞娟：你这么听张军的话，他要来你就来？
钟萍：谁说的，我是想帮崔明亮的忙。
尹瑞娟：他自己不会来？还托人。
钟萍：就他那点小胆！
尹瑞娟：你觉得他怎么样？
钟萍：我还想问你呢。
尹瑞娟：我也不知道。那天咱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不是被我爸叫走了吗，我一走，他也出来了。后来我回了家，你猜他怎么着，他爬到我家对面的城墙上，站在那儿往这儿看。
钟萍：那你没有去找他？
尹瑞娟：干嘛要去找他？他自己愿意挨冻。
钟萍：你对人家好点。我看崔明亮对你挺真心的。晚上我带你去找他们一起去看电视，他见不着你都快有病了，怎么说来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尹瑞娟：讨厌。
钟萍：你就算是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嘛。
尹瑞娟：我爸知道了又该说我了。
钟萍：怕什么。呆会儿你见了他先别跟他说话，让他主动点。
尹瑞娟：有什么说的！
钟萍：对了，我在大街上碰到刘香萍了。
尹瑞娟：哪个刘香萍？
钟萍：就是武装部刘政委的女儿呀！
尹瑞娟：她不是参军当女兵去了吗？
钟萍：对啊，这不从沈阳军区回来探亲，听说人家在沈阳军区文工团还是个台柱子；这次回来呀带了个男的，长得跟唐国强一样，听说是个什么参谋，老子也是高干。
尹瑞娟：我们家用的枕巾就是沈阳出的。
钟萍：你呀就是太听你爸的话了，要不你现在还不早去沈阳了。
尹瑞娟：机会不好嘛，正好赶上我妈出事。
钟萍：其实她的舞跳的比你差远了，还不是有个好爸爸。
尹瑞娟：她穿上军装好看吗？
钟萍：挺精神的，不过我看出来了，她的军裤是自己改过的，那么窄。唉，在外面自由是自由，可也说不定哪天就大肚子给开回来了。
尹瑞娟：哎，钟萍，你说就像《生活的颤音》里面那样亲嘴，会大肚子吗？
钟萍大笑起来：你跟人亲过嘴了？
尹瑞娟：说什么呀，我不就问问。
钟萍：你听谁说的？
尹瑞娟：田桂兰上午说的。
钟萍：真的？
尹瑞娟：真的。
钟萍：不可能，不可能。
尹瑞娟：她真的跟我这么说的。我也不大信。
钟萍：她真的这么说啊？
尹瑞娟：你咋啦？
钟萍：不可能，不可能！
尹瑞娟：你跟张军，那个什么过了？
钟萍：啊。
尹瑞娟：好啊，真流氓！
第15场、西府街，黄昏
崔明亮、张军、二勇骑了两辆自行车穿行在西府街上。
前面不远处聚满了人群，还有不少人在兴冲冲地往那边走。
崔明亮他们三个人停了下来，放下自行车，挤进了人群。
这里正在拍电影。工作人员在反复测光，导演在给演员说戏。女主演谢芳披头散发，手里拿着一支塑料玫瑰。
崔明亮问身旁围观的人：哎，这是干什？
围观者：看不见吗？拍电影。
张军：啥电影？
围观者：看不见？《泪痕》。
场记拿出场记板，用粉笔写上：《泪痕》，第74场3镜1条。
警察开始清场。人群往摄影机后面退去，崔明亮他们几个找不到落脚地方，哥仨搭了个人梯，爬到了墙头上。
实拍开始。
故事片《泪痕》片断——谢芳饰被迫害发疯的女归侨，手拿一支玫瑰边走边唱：在我心灵的深处，藏着一朵玫瑰——副导演走到导演身边：（上海话）导演，焦点有点虚。
导演一甩围巾：（上海话）那能弄格？情绪，演员格情绪那晓得哇？
副导演：勿要紧，再来一条。
导演：侬叫依拉当心点。
谢芳还在唱。
崔明亮哥仨看得兴高采烈。
崔明亮回头。
墙的那边是一个院落，一个十七八左右的女孩儿端了一盆刚洗好的衣服从屋里出来，一件件地晾在一根铁丝上。
崔明亮脸上现出一丝黯然。
第16场、理发馆，夜
长条形的理发馆里坐满了人，理发师傅穿着白大褂像大夫一样站在铁扶手椅后面忙忙碌碌。
水箱好像坏了，店堂里雾气腾腾。
门口的一张桌子后，卖票的在叫号：7号，7号！
崔明亮他们仨交票换号后，坐在木条长椅上等位置。刚才被叫到的7号坐到了他们边上的一个位置上。
理发师：什么发型？
7号：来个杜丘式！
理发师：我们这儿只有大背头、小平头、分头，没听说过什么杜丘式。
7号从怀里掏出一本《大众电影》，翻开彩页，指着《追捕》中高仓健扮演的杜丘，递给理发师。
理发师：噢，日本人，那你去日本理吧！下一个，8号！
7号：行了，行了，那就再给我来个分头吧。
崔明亮三个等着。前面还排了很多人。
二勇学着上海话在自言自语：焦点有点虚，焦点有点虚。
崔明亮：你烦不烦？
二勇：怎么，脾气大了？是不是想牙医想得牙疼？
我帮你练他一下，打坏他，把他牙打到肚子里去，让他自己都没法补！咋样？
崔明亮不说话。
店门推开，钟萍拉着尹瑞娟一前一后进来。
钟萍：找你们半天了！
张军：你不知道我们在理发？
钟萍：我又没找你！崔明亮，走，今晚有好电视，跟姐看去！
崔明亮：没看要理发呢？
钟萍：德行样子，还摆起架子来了！尹瑞娟，尹瑞娟，走吧，一起走吧。
二勇：甚电视？
钟萍：好像叫那个《加里森敢死队》。
二勇：《加里森敢死队》？
钟萍：他们说特好看！
二勇：打仗的吧？
钟萍：你也走吧，张军。
张军：你不是找的不是我吗？
钟萍：少废话！快走，快点呀！
张军：走！
钟萍：走吧，二勇。崔明亮！
崔明亮一个人还坐着。
钟萍过来拉崔明亮：走啊！你有病呀？
第17场、删——
第18场、电视室，夜
电视室里挤满了年轻人。崔明亮、尹瑞娟他们挤了进来。
电视里正放的是《大西洋底来的人》。
尹瑞娟看了一眼崔明亮：还看吗？
崔明亮：走吧。
第19场、街上，夜
崔明亮和尹瑞娟并肩走在一起。
街上空空荡荡。
邮局的墙上有排阅报栏，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当天报纸，报栏橱窗里的光线投射在周围街道的地面上。
两个在阅报栏跟前停了下来。
尹瑞娟：你今儿都干嘛了？
崔明亮：我呀，今儿又迟到了，把老徐给气的。后来跟张军、二勇去了趟汾中，二勇他大姨的儿子要考大学。
尹瑞娟：干嘛都要考大学啊？
崔明亮：现在大学生吃香啊。
尹瑞娟：那后来呢？
崔明亮：后来回家了。我们院的变电站坏了，供电局的一帮人修来修去，修来修去也没修成。对了，告诉你，今儿我看到人家拍电影了。
尹瑞娟：拍电影？
崔明亮：还真的见到演林道静的那个女的了。
尹瑞娟：她长什么样？
崔明亮：长什么样？一鼻子俩眼，跟你一样。
尹瑞娟：你看你，真有好玩的你就不带我去了。
崔明亮：你不是忙啊。
尹瑞娟：才不是呢。
崔明亮：那我明天带你去。
尹瑞娟：团里开会呢？
崔明亮：管它呢！
尹瑞娟：在哪儿呢？
崔明亮：焦化厂。
尹瑞娟：太远了。
崔明亮：不远，才19公里。那明天我在城门口等你？
尹瑞娟：明天？再说吧。
崔明亮：再说什么呀，明大。不会还要去相亲吧？
尹瑞娟：这事你别跟人家说，包括钟萍在内。
崔明亮：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尹瑞娟：干嘛说这种话？
崔明亮：那个牙医怎么样？
尹瑞娟：挺好的。一进门人家就告诉我，他有一米八三；家里有36条腿。
崔明亮：他们家腿真多。
尹瑞娟：你怎么了？
崔明亮：没事。焦点有点虚。
尹瑞娟：说甚？
崔明亮：没什么。那明天咋样？
尹瑞娟：下午两点吧。
第20场、崔家正屋、夜
一盏昏黄的灯悬在屋子中间，房间的角落里布满阴影。
崔明亮的父亲正准备出门，但又磨磨蹭蹭，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崔母：什么鬼又勾上你了，晚上就不能在家呆着？
崔父：你钻在家里知道什么？厂里机床坏了还不得我去修？
崔母：机械厂离了你就关门了？不要以为我在家里就甚也不知道。崔万林，我不是瞎子！
崔父：你那说是个甚？
崔母：说的是个什么？你们父子都不是好东西。
崔明亮：妈，我咋了？
崔母：你？千万不要让我把你的鬼捉住。
正说着，房门开了，崔明亮弟弟永红低头进来，缠满了纱布的脑袋像是戴了一顶白棉帽。
崔明亮：妈，——
崔母一看惊叫了起来：哎呀！这个畜生，又怎么啦？又跟谁心烦了？怎么就把脑袋打成这样？
崔永红一言不发，摘下书包，自己去倒水喝。崔父过来踢了永红一脚：这个狗日的！老是惹事生非，咋啦？
吓得崔永红直躲。
崔母：说啊，咋啦？谁打的？
崔永红：刘三儿。
崔母：哪里的刘三儿？
崔永红：北关的刘三儿。
崔母：为甚？
崔永红：他偷了我的新钢笔，我过去找他。
崔母：老师咋不管？就打成这样？真是气死人，真是的。
崔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要走：不管球你们，爱不释手你们咋样。我走了。
崔母：崔万林，你站住！孩子的脑袋打成这样，你就要走？
崔父：咋？让我去把刘三的脑袋打烂？不管你们。
崔父出门。
崔母：爱球你们咋样，我也不管了。
第21场、删——
第22场、崔家正屋，中午
崔永红坐在屋中央的饭桌边发呆。
崔明亮走过来坐下，冲弟弟笑笑：喂！
崔永红仍在发呆。
崔明亮：喂喂！
弟弟还是没有反应。
崔明亮站起来进了自己房间，又回来，手里拿着一颗红五星，别在弟弟头上像帽子一样的纱布上。
崔明亮：真像雷锋！
一阵自行车声响过，父亲回来了。
午饭还没好，母亲在忙碌。
崔父：好冷。那又等得吃了吧？瞎日鬼什么？一天起来就能瞎日鬼，拿过来。拿作业去，我看看。
父亲接过弟弟的书包，开始检查。
崔父：咋能考下28分？
永红：老师出题不对的呢，又不是我没考好。
崔父：你不长脑子？老师就没有不对的？拿上铁尺做什呢？要打架呢？（翻出一本连环画）还看小人书，你多大了？《茶花女》？什叫《茶花女》？
崔明亮：卖茶花的女人就叫茶花女。
崔父翻开连环画一字一句地念着前言：作品通过玛格丽特的不幸身世和悲惨结局，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道德虚伪。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寒苦，后为生活所迫，沦为巴黎街头的妓女。还巴黎，妓女呢！（边说边伸出手去打儿子）
崔永红一下站了起来，扭头推门走了出去。
门哗地一声又开了，母亲一言不发地进来，端上饭菜，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崔父：吃饭吧。
崔明亮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站起身穿上衣服准备出门。
崔父：干啥？不要去找他。
门砰地一声撞上。
屋里只剩下了夫妻两个，一声不吭地自顾低头吃饭，谁也不看谁。
第23场、巷子里，中午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穿过几条巷子，远远地看到弟弟一个人站在路边。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街上电线杆上有线广播的喇叭里传来了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传》的声音，讲的正是岳云飞锤打死金禅子的一段。
崔明亮停在弟弟的身边：回去吧。
崔永红：你少管老子！
崔明亮：我老子是崔万林！也是你老子，别他妈的成天总是老子老子的。回去吧。
崔永红：你先走。我一会儿就回去。
崔明亮没说话，掏出根烟放在嘴里。
崔永红：给根烟抽。
崔明亮：小毛孩儿抽啥烟？你还想干啥？
崔永红：他们的事你知不知道？
崔明亮：啥事？你知道个啥？不要瞎想了，回去吧。
第24场、建昌塔下，上午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在冬天的田野里游荡，冻结在一起的坚硬路面反着白光。
尹瑞娟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两条修长的腿拖在地上。
两个人在建昌塔下停下。四周空空荡荡，没有人迹。
尹瑞娟：还往哪儿走啊？
崔明亮：说是这儿啊！
尹瑞娟：你净唬我。
崔明亮：真没唬你，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尹瑞娟：哪儿有什么拍电影的？
俩人四处眺望。
崔明亮：那儿不是！
远处隐隐有一帮人扛着器材在忙碌。
第25场、田野里，上午
崔明亮和尹瑞娟从田间小道上走来。
一群勘探人员正忙着。有的拿着标杆站在远处，有的趴在水平仪上计算数据，一个女孩儿拿着夹子在做记录。
男：1.48。
女：1.48，左边。
男：1.37。
女：1.37。
崔明亮：这是拍电影吗？同志。
女孩儿：你要干什么？
崔明亮：什么也不干，看看。
男同志：我们是修铁路的。
崔明亮：这里要修铁路，我怎么没听说？
男同志：你怎么能知道。
崔明亮指着测量仪：我能看一下吗？
男同志：你？不行，不是你看的。
第26场、删——
第27场、张军家院子里，下午
整齐的四合院被主人精心地装饰过。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进了院门。
张军和二勇站在院子里。
张军：你上哪儿去了？刚才找你不在。
崔明亮：出去溜了一圈。
二勇：去哪儿溜了？
崔明亮：哪儿溜能跟你说？
天井里摆着几只新拉回来的沙发，地上还扔着一些包装纸。
崔明亮：哎，这是啥椅子？
张军：土了吧，这叫沙发。
崔明亮：沙发？外国有，中国也有啦！
张军：这是我姑姑从广州给我家捎来的。
崔明亮：广州？多远啊，咋过来的？
张军：这有啥发愁的。我姑用火车从广州一直托运到太原，我爸找了一个化工厂拉骨头的车，一下拉回来了。
崔明亮：来，我坐坐，我坐坐。
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上下晃动着身体，感觉着沙发的弹性。
崔明亮：还坐火车呢，这家伙。
二勇用力拍打着沙发扶手：就是，你没坐过，我没坐过，它倒坐过了。
崔明亮使劲用身子晃动着沙发，沙发发出“嗝嗝吱”的响声：狗日的沙发，老子没坐过火车，它倒坐过了！
第28场、张军家，黄昏
张军在家一人住一间屋。房间狭小，墙上挂着一个电镀的拉力器，贴着刘晓庆的画片。靠窗口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台老式的木壳电子管收音机。
张军、二勇和崔明亮仨正在打牌：
——三小！尖儿！炸了！七！两二！两七！两七，两八，要不要？快点！两四！
二勇：钻，钻吧，臭手！
崔明亮：倒霉蛋！
二勇：给你让开地方，你好好钻。
张军：还是别钻了吧？
崔明亮：钻吧。
二勇：别耍赖！
张军：猛劲钻。
二勇：回去，回去。
崔明亮：钻回去不就完了！
张军：再见。
崔明亮：起牌。
张军：臭牌，换上个好的吧？
崔明亮：不玩了吧。
张军：你想玩啥？
崔明亮：啥也不想玩。
二勇：想尹瑞娟吧？
崔明亮：想不想碍你个球？
张军：想她哪儿？快交待。上半身？中半身？下半身？
崔明亮：去——
张军：啊，说吧？
二勇：想就是想吧，想女娃娃怕啥呢？
张军：想是很正常的。
哥仨沉默无语，少顷。
张军把收音机的电源插口接在灯座上，然后拧开开关。刚开始是山西新闻，然后是新疆民歌；接着是苏州评弹；植树造林讲座；相声；最后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乌兰巴托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天气预报：一股西伯利亚寒流……
二勇：乌兰巴托在哪儿？
张军：外蒙古首都。
二勇：外蒙古在哪儿？
张军：一直往北走，过了内蒙就是。
二勇：再往北呢？
张军：苏修。
二勇：再北呢？
张军：该是海了吧？
二永：海北边呢？
张军：你球不球麻烦？成天问这问那。
崔明亮：再往北就这儿，汾阳，武家巷18号。
二勇：闹半天咱都住在海的北边。
广播里的天气预报仍在继续。
三个人一言不发。
80年代初，春天
第29场、化肥厂车间，下午
化肥厂的一个车间临时改作了化妆室。文工团的演员有的在换衣服，有的在化妆。
在一片乱哄哄中，刘书记：安静，安静！
弹琴试音聊天的嘈杂声停了下来。
徐团长开始点名：张一涛！／到！
宋永平！／到！
李洪运！／到！
崔明亮！／到！
张军！／——
没有人回答。
徐团长：张军！
还是没人回答。
徐团长：尹瑞娟！／到！
钟萍！／——
又是没人回答。
……
第30场、化肥厂区，下午
钟萍推着自行车远远地站着。
女工韩爱华送张军从车间里出来，一眼看到了钟萍，故意放慢脚步。她顺手摘掉了工作帽，露出了一头新烫的卷发。
爱华：你妈血压还高吗？
张军：不高了，不高了。
爱华：告诉你妈，每天都得吃药。这病不靠治，得养。
张军：我走了。
爱华：再见。
爱华转身回了车间，张军走过去从钟萍手里接过自行车，还没说话，钟萍已经扭头朝前走去。
化肥厂的生产仍在繁忙进行，管道排出的白色汽雾和红色火焰映照出一派工业氛围。
张军推车追上钟萍：怎么了？
钟萍不回答，径自低头走路。
张军：告诉你不要跟着，不要跟着，非要来。
钟萍：说好五分钟就回来，你说你呆了多长时间？
张军：总得把话说完吧？
钟萍：你怎么见了她那么多话？跟我就什么都不说。
张军：跟你天天在一起，跟她都三个月没见面了。
钟萍：我又没拦着你。
拐过一个路口。
张军骑在自行车上，缓缓跟着钟萍。
张军：上车！
钟萍：我还不高兴呢。
张军：有什么不高兴一会儿再说。
钟萍：我看你就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老在骗我！
张军：我就不能有点过去的事了？
钟萍：不能。
张军：人家不是说了吗，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过去。你不爱我了？
钟萍：这话是谁说的？
张军：谁说的？普希金。
又拐过一个路口。
张军骑着车，钟萍坐在前面横梁上。
钟萍：那按普希金的话，我也得爱韩爱华了？
张军：那倒不用，你爱我就行了。
钟萍：你以前的对象就差三个没见过了。
张军：那我还要受三回气了。
第31场、化肥厂俱乐部，下午
灰色的舞台上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
“热烈庆祝汾阳县化肥厂建厂三十周年”。
徐团长在演唱：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晚风轻轻吹
……
属于你，属于我
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荡起小船儿
晚风轻轻吹
……
属于你，属于我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张军和钟萍、二勇、尹瑞娟等在侧幕准备伴舞。
崔明亮拉着手风琴，侧脸看着他们。
第32场、乡间公路，暮色苍茫时分
太阳已经隐到了山后，乡间公路上已空无一人。
卡车拉着文工团一车人行驶在暮霭之中。
车上有人在唱：再过二十年
我们再相会
老婆七八个
孩子一大堆
……
第33场、文工团排练厅，夜
徐团长在闷头抽烟。团员们围坐在领导的桌边，还有几个人正忙着搬运、清理演出用具。
电工老宋走了过来：徐头儿，徐头儿，追光坏了。
徐团长不吭声。
老宋知趣地走了开去：徐头儿子，不理我。
徐团长：喂，停一下，都停一下，过来，咱说个事。拿上凳子都过来。好了，安静一下，安静了。咱说个事。
人群里安静了下来。
徐团长：张军，你站起来。
张军不解地站了起来。
徐团长：你给咱们大伙儿唱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张军：我又不是搞声乐的。
徐团长：你唱吧，唱吧，没事。
张军唱了起来：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风光多么美——
徐团长：行了，行了。
张军还在唱：——花儿香——
徐团长：行了，行了。安静，安静。你今儿在车上唱什么来着？
张军这才明白过来：又不是我一个人唱的。
徐团长：不是你一个人？我就听着你来劲，我就听着你的嗓门最大！你这是搞什么呢？你这是。
张军：你要想整我呢是吧？
刘书记站了起来：不不不，不是这意思，咱们还是要安定团结。
徐团长：安定团结？你这个，我看着就是你带的头。
张军：不是我！
徐团长：不是你？不是你是谁？
张军：不知道。
崔明亮站了起来：是我。我。
徐团长：怎么又是你？那你来给大伙唱唱。
崔明亮：唱就唱（唱）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老婆七八个
孩子一大堆
……
大家笑了起来。
徐团长：行。停，停。你这是唱的什么？我问你，再过二十年那是什么时候？
崔明亮：2000年。
徐团长：2000年咱们国家要怎么样？要实现什么目标？四个现代化！你的目标呢？就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咱们国家现在是一夫一妻制，老婆七八个，那是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七八个，你弄得过来吗？（众人笑）还孩子一大堆，现在正在搞计划生育，你不知道计划生育的政策？
崔明亮：我就是随便唱唱。
徐团长：随便唱唱？你也忒随便了！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不假，可世界观、价值观，还得注意改造。你好好想想，你。
崔明亮：好，我好好改造。
徐团长：对了，今天还有个事。县里来了个通知，说让咱们宣传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哎，就你吧，你回去想想，琢磨琢磨，搞个节目，回来咱们一块儿排一下。
崔明亮：我又没结婚，我写不出来。
二勇：那你就赶快去体验体验生活吧。
大家笑。
第34场、删——
第35场、街上，“温州发廊”门外，中午
张军骑自行车带着钟萍在街上。
一队县中学生举着红旗打着标语在街上游行，边走边喊着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号。
张军和钟萍在“温州发廊”门前跳下车。
这间发廊的门面原本是一所民居临街的后墙，上面生凿开了道门。门口的木板上画着个妖艳的女人，上面用变体的美术字写着“温州发廊”。
张军锁了车，兴冲冲地进了发廊，旋即回身出来——他发现钟萍正站在门外犹豫。
张军：进来呀！咋了？
钟萍：算了吧。
张军：啊？
钟萍：算了。
张军：走吧，走吧。
钟萍：不想烫了。
张军：走，走。
钟萍：我不想烫了。
张军：肯定烫了挺好的。
钟萍：万一不好呢？
张军：肯定好。你烫头是给我看，又不是给别人看。走，快点。你还没有人家韩爱华勇敢呢
寂静无声，长时间的黑色，然后出字幕：
香港捷活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
喧闹的声音渐入——
1979年冬天
序场1、礼堂门厅，晚上
天快黑的时候，山西省汾阳县贾家庄公社北关大队礼堂的门厅里站满了等着看戏的社员。
这是1979年初冬时节，《新农村建设规划图》下面站着聊天的一群年轻人嘴里冒着白汽。
序场2、礼堂里，晚上
剧场里没有座位，只在前排摆了两排桌椅给公社、大队领导坐。黑压压的一片观众站在台下。几个高音喇叭挂在墙上，后墙上隐约可见一行大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开演的铃声响起，观众安静了许多。
舞台上灯火通明，红色的横幅上写着：汾阳县农村文化工作队慰问演出。一群小孩儿扒在台口，几个警察在维持秩序。
尹瑞娟着淡妆出场——上身是列车员制服，一条黑裤下一双布鞋，一条粗重的辫子吊在胸前。
尹瑞娟：下一个节目，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
一列南下的火车，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正奔向韶山，奔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故乡，正奔向那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听！
右侧幕后传出人声模仿的汽笛：呜——
尹瑞娟从左侧幕下场。
右侧幕后传出的人声整齐地模仿着火车的节奏：孔卡！孔卡——慢慢地，七八个人呈线形一字排开，每个人都半骑在椅子上，拖着椅子朝舞台中心移动。尹瑞娟饰列车员再次出场。
列车员：同志们，下一站是韶山，再有40分钟就到毛主席的故乡了！
崔明亮饰演的老农站了起来——他鼻孔里插着两撇假胡子。
老农：同志，还要多长时间？
列车员：大爷，40分钟。
老农：唉，老汉急着去韶山，坐上火车都嫌慢。
众人：坐上火车还嫌慢？
老农：对！
众人：说说！
老农（唱）：老汉今年七十三
家住老区吕梁山
自从粉碎四人帮
农村万物气象鲜
坐上火车去韶山
众人：干什么？
老农：怀念！怀念！
又是众人模仿的汽笛声。台上的演员轮流歌舞一番，描绘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的成就。
小提琴的声音响起，是二重奏《火车向着韶山开》。
七八个演员拖着椅子在台上学着火车的样子蜿蜒前行。
提琴演奏结束。
老农：呜——
众人拖着椅子：孔卡，孔卡——
“列车”驶向侧幕，直到舞台变成空场。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序场3、客车车厢里。夜里，演出散场后
一辆大客车停在戏台边。戏台上的灯还没有暗，来看戏的农民正在渐渐散去。
车门“轰隆”一声打开，先是几个拿着乐器的女孩儿上来，接着是几个裹着军大衣、脸上的妆还没卸掉的演员。慢慢地车上的人多了起来。
文工团团长徐燕京上了车——他35岁，刚开始发胖。徐团长坐在前排的位子上，默默地低头抽着烟。
大客车里幽暗的灯光。
徐团长灭了烟，咳了两声：咱们的人到齐了吧？
有人回答：差不多了。
徐团长掏出一个小本：点名！（车里安静了许多）
——张军！张军！（四下张望）张军！
张军急匆匆地上车：到！
徐团长：干什么去了？
张军：小便！
徐团长继续点名：崔明亮！崔明亮！
（没人回答。）
徐团长：崔明亮！崔明亮！
（仍然没人回答。徐团长接着往下点名。
——点名结束，崔明亮还是没到）
徐团长：谁知道崔明亮干什么去了？
张军：去厕所了吧？
徐团长：真是懒人屎尿多！
张军：崔明亮该是跑远路奔田里施肥去了，有机肥！
众人笑。
徐团长：你话怎么这么多？
张军不吭气。
徐团长：薛师傅，按按喇叭。
几声喇叭。
大家窃窃私语。
徐团长不耐烦地：安静！
过了会儿，崔明亮急匆匆地上了车。他没来得及顾到车上的气氛，一上车便嚷——
崔明亮：张军，你的裤子呢？
众人笑。
崔明亮鼻子下仍然留着胡子——他以为大家笑的是这个，便一把扯了下来。
崔明亮：张军，你的裤子呢？
张军：在我腿上呢！
崔明亮：我是问让你给我带的裤子呢？（张军给他使了个眼色，可他没理会）裤子呢？
徐团长：崔明亮！你表演完了没有？
崔明亮这才发现气氛不对：怎么了？
徐团长：你自己说。
崔明亮：我怎么了？
徐团长：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一车的人在等你一个，你是少爷？没有一点集体精神。
崔明亮：扣什么帽子？不就迟了一会儿吗？发什么火？又没耽误演出。
徐团长：没耽误演出？你以为你演得好？
崔明亮：哪儿不好了？
徐团长：哪儿不好？哪儿都不好！
崔明亮：举个例子。
徐团长：举个例子？你看你那汽笛学的！
崔明亮：我又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怎么叫。
徐团长：没坐过火车？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有没有看过《铁道游击队》？有没有看过《火车司机的儿子》？
崔明亮不吭声。
徐团长：怎么不说话了？
崔明亮在张军边上坐下。
众人：走吧！
徐团长：开车。
汽车缓缓开动。司机关上了车厢里的灯。汽车渐渐驶离北关，车厢里渐渐变暗，直至全黑。
崔明亮在黑暗中由低到高地学着汽笛声：呜——
众人：孔卡，孔卡——
手风琴声中显出片名。
第1场、崔家里屋，下午
一阵哒哒的声音中切出画面——崔明亮的母亲在踩缝纫机。飞动的针线轧过一条蓝色的警裤。
1979年的冬天，崔明亮一家还住在汾阳县辘轳把五号的大杂院里。他们家是一排三间平房。这是崔明亮父母住的房间，屋里陈设简单——墙上有几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两边有两镜框照片，大多是印着年月日的会议纪念的集体合影。
崔明亮端着一个茶缸从外屋进来，走到妈身后，边喝水边看妈干活。
崔明亮：妈，还没做好？
崔母：你一下午甚也不做，就等着穿这条裤子呢？
崔明亮：有啥活呀？也不让老二干，天天让我干。
崔母：你大？还是他大？
崔明亮：那你不先生他，后生我？
崔母：早知道你们这么不听话，谁也不要你们。
崔明亮：社会分工不一样，我是文艺工作者，脑力劳动者。
崔母：文艺工作者？我可不管什社会分工，在家里你就得听我的。
崔明亮：那我只好到社会上混去了。
崔母：去吧，只要社会上有人要你，你就到社会上去。
崔明亮：你不养我，还有共产党养我。
崔母：那就去吧。
第2场、崔家外屋，下午
外屋门边有个大铁炉，灰黑色的烟筒拐了几个弯从墙上伸进了崔明亮住的后屋。
一辆自行车倒置在地上，张军在修车。里胎已经正在往后轮上安。
二勇将撕下来的一窄条报纸伸到炉子里取火点烟。
崔明亮从里屋出来，把杯子放在桌上。
二勇抽了口烟：又挨你妈骂了？
崔明亮：我妈骂我，你高兴什么？
二勇：替你高兴也不行？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烂黄菜。
张军：明亮，拿一下气筒。
崔明亮找着气筒：还不换条新的，亏你还能补得上。
张军：还说呢，我这车就你们俩压坏的，每天坐，每天坐，也不说给我买条带。
崔明亮：不是吧？我看是因为钟萍越来越胖了！
张军从地上捡了块煤渣打崔明亮：臭嘴！
崔明亮一躲：二勇，你说是不是？
张军又捡起了块煤渣，崔明亮——一跳一跳地东躲西闪。
二勇举起手：同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张军拿起煤块要打二勇。
二勇：我们说的是真理。
张军：待会儿你俩别坐我的车。
二勇：你这人，报复心真强，真应该调你参加自卫反击，去给全国人民报仇。
张军：嗳对了，我家街上的三球都成英雄了。
崔明亮：你家那条街上什么都有，前几天出了个蒙古华侨，现在又出了个英雄？
张军：你看你还不信，我们街上的三球在云南当兵，真成战斗英雄了。
二勇：三球？哪个三球？
张军：三球嘛！就是魏文富么，他妹妹是罐头厂的厂花，魏红梅。
二勇：哦，魏红梅？有点印象。
崔明亮：真流氓，就记得人家的妹子。
二勇：哎，男人不流氓——发育不正常。三球咋了？
张军：他不是参加正式战斗。好像是在打谅山的时候，他是个班长，也不是主力，专门负责送粮食。他们送粮食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开阔地，后来越南鬼子知道了他们要经过这里，就埋伏下来。正好这天魏文富执行任务，路过那儿。
说到关键处，张军停了下来，把自行车推到了院子里。二勇和崔明亮就等着。
张军回到屋里：这不就遇上了埋伏，三球负了伤，腿给打断了，给记了一等功。
崔明亮：想起来了，我好像见过他一面。
二勇：你说苏修会不会插手这事？
崔明亮：它敢？人家不是说了吗，美国和日本能饶了它？
二勇：那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崔明亮：怕球什？不行就大家扔原子弹嘛，看谁横过谁。
张军：就是，咱手里的原子弹也不是吃素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整死他。
崔母从里屋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两条裤子，一条递给张军，一条递给崔明亮：好坏就这了！
崔明亮换上了母亲刚给他改好的喇叭裤。
崔母：好好的裤子非得改成这个样子，下面这么宽，我看这走路都能扫住地了。
崔明亮：那不正减轻了你的负担。
崔母：军军，你这裤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张军：我姑姑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
崔母：你姑姑就给你捎这样的衣服？
张军：你不知道，姨，在大城市里现在就时兴这种裤子呢！
崔母：大城市？那你们都跑大城市活算了。
张军：没办法么。要有办法谁球愿意呆在这地方。
崔明亮：妈，你也该解放解放思想了。
崔母：说你们吧，走到街上别给人家当流氓抓起来。
二勇：咳，男的不流氓，发育不正常。
崔母没听清：什么？
二勇：没事，没事。
仨人笑。崔母回里屋。
崔明亮打量着自己腿上的裤子：咋好像没你的宽？
张军：好像？我是买的！你是自己做的。
崔明亮的父亲崔万林拎着一袋面粉进来——他戴着一副镀着水银的太阳镜，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印着北京火车站图案的黑色人造革提包。
哥仨顿时收敛了许多。
张军、二勇：叔叔。
崔父摘下眼镜：快去搬木头吧，人家在等着呢。
说完崔父进里屋去脱大衣。哥仨鱼贯而出。
崔母到外屋来捅炉子。
崔父从里屋出来。
崔母：路上滑不滑？
崔父一头往外走去：净说废话，能不滑吗？
第3场、辘轳把街工人宿舍区，下午
日头已经开始西移，日影单薄，巷子空空荡荡。
一辆旧的红色小四轮拖拉机，没有熄火，“轰隆隆”地停在崔家门口院子里，车槽里拉着三根木头。
崔明亮、张军、二勇从屋子里出来，在崔父的指挥下，崔明亮、二勇爬上了车槽。
三根沉重的木头滚下了拖拉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拖拉机开走。
几个人一起弯下腰，气沉丹田：一，二，三！
木头被他们抬到崔明亮家的墙根下。
崔明亮正准备和张军、二勇上街去。
崔父望着离去的儿子突然发现了什么：过来，你穿的这是什么裤子？
崔明亮：喇叭裤。
崔父：啥叫喇叭裤？
崔明亮：喇叭裤就是喇叭裤，就这样。
崔父：那能蹲下？
崔明亮：咋蹲不下？
崔父：你蹲蹲看，你蹲！蹲下，能行吗？
崔明亮：咋不行？
崔父：穿上这裤子工人能干活？农民能下地？
崔明亮：我是文艺工作者，不用干那些。
崔父：文艺工作者？刚给你们点自由就想搞资产阶级那一套。
崔明亮：不跟你说了，咱有沟——代沟。（扭头就走）
崔父：你给我回来！
第4场、电影院前的广场，下午
电影院前的广场上，站满了等着看电影的人，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洪湖水，浪打浪》。
尹瑞娟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女式旧军衣，领口上缝着用白线编织的领衬，显得清秀端庄；她旁边站着身穿一件红碎花中式罩衫的钟萍——她的辫子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发卡。
俩人站在那里等人。不时有个留小胡子的青年鬼头鬼脑在她俩面前晃动。
钟萍：真讨厌！
尹瑞娟：咋了？
钟萍：真讨厌，那个小胡子一直在盯着我看！
尹瑞娟四下里看了看：哪个小胡子？
钟萍：那个穿蓝大衣的。
尹瑞娟：不理他！
钟萍：讨厌。
小胡子青年转到俩女孩儿跟前吹了一声口哨，周围一阵哄笑。
尹瑞娟和钟萍背过身去。
钟萍：真流氓，上次在实验小学歌咏比赛的时候他就老盯着我看。
尹瑞娟：他们咋还不来？
突然，大修厂的那伙小青年将其中的一个瘦子一头推到尹瑞娟身上。瘦子又喜又恼，稍站稳后又回头冲到推他的那伙人里扭作一团。
钟萍：流氓！
那帮小子压尖嗓门学着女腔起哄：流氓。
尹瑞娟：别理他们，越说他们越起劲。
钟萍：不行，我非好好骂骂他们！
突然，一个满脸疙瘩的人又给猛地推到钟萍身上，小伙子顾不得拣掉在地上的帽子，就激动地回身去，和同伙们推推搡搡地理论起来。
钟萍一言不发地弓身拣起帽子。
疙瘩脸嗫嚅地折了回来：我的帽子？
钟萍：你不是厉害吗？
疙瘩脸：又不是我，是他们。
尹瑞娟：给他吧，给他算了。
正说着，一个人又给推到了尹瑞娟身上，这回她真有点恼了：你们想干嘛？小心点，我爸是尹忠民！看我回头告诉他，有你们的好看！
小胡子：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他尹忠民又把我们咋样？
尹瑞娟：那你等着。
小胡子讪讪地：好男不跟女斗。走，咱买票去。
疙瘩脸缠着钟萍：我的帽子？
钟萍把帽子扔了过去：怎么不厉害了？
疙瘩脸把帽子戴上：你们好像是文工团的吧？
钟萍：是又怎么样？
疙瘩脸：今天票特别紧，要不要我帮你们买？
钟萍：一边去！
小胡子一伙哼唱着呼啸而去：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
售票处传来喧闹的嚷嚷声。
张军骑车带着崔明亮、二勇远远过来，哥仨一路唱着《杜丘之歌》。
尹瑞娟：怎么也跟赖皮似的？
钟萍：你看崔明亮，一看就不像个好人。
哥仨停在俩女孩儿跟前。
钟萍：什么意思？说是请我们看电影，现在才来？
尹瑞娟：票都快卖完了。
张军：崔明亮，你看咋办？人家尹瑞娟已经生气了。
二勇捅了一下崔明亮：还不快表现表现。
尹瑞娟：你们在说什么呢？
崔明亮抬起脚，踩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系着鞋带：家里有点事来晚了。
钟萍：哟，你怎么也穿起了喇叭裤？
崔明亮：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
尹瑞娟：这么大人了，还老学人家。
崔明亮：向先进看齐嘛。
张军：你看你，又挨批了不是？
钟萍：欠骂呀，你？
二勇从售票处那边跑来：快！就只剩边上的票了。
钟萍推了一把张军：去啊，还愣着干什么？
第5场、售票处前面，下午
售票处早已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两个小窗口同时打开卖票，人群你推我挤乱作一堆，喊声骂声连成一片。
崔明亮哥仨来到人群外围。
崔明亮一只手里捏着钱，张军和二勇扶着他的双腿把他抬了起来，崔明亮一只手掠过人们的头顶撑住了墙，身子一使劲，脚踩着一个人的肩膀，几下爬到了售票窗前，扒在那儿把住了，然后将自己捏着钱的手伸了进去——背后传来一阵阵骂声。
第6场、电影院的放映大厅里，下午
电影已经开演，银幕上是印度电影《流浪者》。
黑暗中张军搂着钟萍，崔明亮紧挨着尹瑞娟，二勇一个人在吸着烟。
音乐起——《流浪者》的主题歌《拉兹之歌》。
突然，音乐断了，银幕上只有无声画面在晃动，在麦克风一阵哔哔啵啵的杂音后扩音器里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文工团的尹瑞娟，门口有人找！文工团的尹瑞娟，门口有人找！
一时嘘声混和着口哨声四起。
尹瑞娟在黑暗中站起，匆匆地往外走去。
银幕上的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
崔明亮也站了起来，跟着走了出去。
第7场、电影院的门厅里，下午
电影院的门外涌着许多等着看下一场电影的年轻人。
门厅里站着尹瑞娟的父亲尹忠民——他身着蓝色警服，神色威严，正在抬腕看表。
另一个年轻的警察带了一串长发青年从门外进来，沿着墙根跑了一溜。
一个头发不短的中年人兴冲冲从票房出来——是文工团的徐团长。
徐团长：哟，老尹！
尹父：徐团长！
徐团长：您忙呢？
尹父：这不，一放外国电影，这些赖鬼就出动了。
徐团长：是啊，是啊。
尹父：当然不是说你啦。你忙什么呢？
徐团长有点尴尬：来取票。这儿的小刘给留了几张晚上的票。这不放《流浪者》嘛，看的人忒多，怕买不上票。
尹父：徐团长，你说现在，这种讲小偷的电影也让放？这不是苍蝇蚊子都进来了——你是搞艺术的，你倒是给我讲讲，这电影怎么个好？
徐团长：我这也就是光听说过，还没看呢。听别人说在艺术上还是有点特色。外国的东西嘛，我想上边的意思，也是让批判地吸收。
尹父：就是！可你看这帮流里流气的混小子，能有什么分辨能力？还不是跟着起哄？
徐团长：您忙，您忙，我还有点事。（讪讪离去）
那边一个留长发的青年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一个警察把一个空啤酒瓶塞到他的喇叭裤脚里，然后拿起一把剪子咔咔地把他的裤脚剪掉一块。
尹瑞娟从里边出来，怯生生地站在父亲跟前：爸！
尹父：你也跑来凑什么热闹！
尹瑞娟：什么叫凑热闹？
尹父：说你还犟嘴！你跟谁在一起？
尹瑞娟：钟萍！
尹父：你就跟好人学吧！
尹瑞娟：爸，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父女间短暂地沉默。
那串长发的青年在墙根那边偷偷地瞟着尹瑞娟。
尹父：都给我老实点！向后转！
那串青年齐刷刷地转身面壁。
尹父：有时间好好呆着学点什么不好？跑来看这种电影，你有这个批判能力？
正说着，崔明亮叼着烟跟了出来，一见尹父，忙把夹着烟的那只手背到了身后，想溜走。
尹父：这不是崔明亮？
崔明亮：叔叔。
尹瑞娟忙掩饰：真巧，你也来看电影了？
崔明亮：是啊。
尹父：那你不看电影，跑出来干什么？
尹瑞娟：爸！
崔明亮：我刚想起来，得赶回去写个材料。
看着崔明亮离去，尹父的口气顿时柔和了下来：看完电影早点回家。
尹瑞娟扭头就走：我不看了。
尹父回过身来继续处理墙根边的那帮小青年：什么单位的？
一青年：火柴厂的。
尹父：火柴厂的？还穿着喇叭裤，什么作风！
青年：为啥不能穿？刚才跟你说话的人不也穿着？
年轻警察：什么态度！
尹父：你倒挺会找榜样的，人家扰乱公共治安了吗？人家搞投机倒把了吗？你说，你是不是在倒票？
小青年低下头。
尹父：还嘴硬，是不是想让我叫你们厂保卫科来领人？
小青年：别，我真的没干。
尹父：还不老实！你一下买十张票干啥？我问你，你长多少双眼睛？你想糊弄谁？
小青年：我们家人多，我有六个哥，一个姐，加上爸妈正好十个人。我哪敢糊弄您。
尹父：算算，我可告诉你，今后少在公共场合起哄，没事不要老在电影院一带瞎混！
小青年：是，是，一定。
尹父：你走吧。（看着小青年的背影，想了想）你回来！
小青年赶紧折了回来。
尹父：回去好好刷刷你那口牙，一张嘴呛人一跟斗！
小青年：嗳，一定刷，一定。
第8场A、街上，黄昏
已是黄昏时分，街上人来人往，空中隐隐还能听到《拉兹之歌》远远地从电影院那边的高音喇叭里飘来。
尹瑞娟独自走在街上。
一群拎着木棍的少年突然冲进了街边的副食店，一阵混乱过后，被打的人从店里跑了出来，沿着街道一路狂奔，没走多远，被追上来的人打翻在地。
尹瑞娟紧张地退到路边，看着打架的人迅速地四散而去。
尹瑞娟继续往前走去。
第8场B、尹瑞娟家楼前，黄昏
尹父骑着自行车来到楼前，锁上车。然后爬上二楼，回到了自己家里。
刚才在街上挨了打的小子懵懵地来到楼前，找到一木棍，抓在手里抡了抡，走出了院子。
第9场、城墙下，黄昏
一边是蜿蜒的城墙，一边是错落的民房。崔明亮一个人在日落时分走在城墙脚下长长的小巷中。
小巷中空无一人。崔明亮挑了一处平缓的城墙，徒手爬了上去。
他沿着城墙向前匆匆走去。
城墙下刚才挨打的人捂着流血的脑袋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在小巷里穿行。
第10场、尹瑞娟家，黄昏
洒进窗口的阳光已经收短，尹瑞娟静静地坐在窗前喝着水。
这是一间狭小的平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的城墙。屋子中间的铁炉上烧着一壶水。炉火通红，白汽徐徐。窗户上缺一块玻璃，临时蒙上去的白塑料布被风吹得呼呼直响。
墙上挂着尹瑞娟母亲的遗像。
尹父盘腿坐在炕上，父女俩相对无语。外面间有城墙上玩耍的孩子们虚忽的吵闹声。
尹父：写材料？还要写什么材料？崔万林的儿子会写什么材料？打死我也不相信。还学人家装近视眼，歪头斜眼地还戴双副眼镜，长上四只眼就会写材料了？
尹瑞娟：你还不是以貌取人。
尹父：以貌取人？要不是以貌取人，你爸爸能一下就把刘三定抓住？汽车站一天几百号人来来去去，还不靠我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以貌取人？不以貌取人，我能一年抓住七个流窜犯？
尹瑞娟：那是贼笨！
尹父：少贫嘴。你说你们到底是咋回事？
尹瑞娟：反正我不是跟他一起去的电影院。
尹父：那你们一前一后的是咋回事？就这么巧？
尹瑞娟：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跟他一起看电影。
沉默。
尹瑞娟抬头望着窗外，远远地城墙上正站着崔明亮。
尹瑞娟低下头去。
尹父：你爸爸可是干公安的，咱可不能跟他来往。你知道他爸爸是什么人？六二年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就和自己的女徒弟不清不楚，害得人家只好调到罐头厂去；六四年四清，在张家堡没几天就和公社的广播员好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又打又抢，后来当了联总司令就更不得了啦，自己混上个厂长不算，还把那个相好的调到机械厂医务室当大夫，连青霉素都不知道，还当医生，就会给人家开四环素，你看机械厂的那些子弟，一个一个长大都是一口大黄牙——四环素牙，这都是他崔万林造的孽。
尹瑞娟：都说这些干什么？
尹父：就是要说给你知道！现在社会上什么人没有？你懂个啥？到时候上了当还不知道。
尹瑞娟：我又不是小孩子。
父亲默然。
尹瑞娟：按你这么说，法官的儿子就永远是法官，小偷的儿子就永远是小偷？
尹父：什么法官小偷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一点都不知道要求上进。你妈要活着，知道你和崔万林的儿子在一起，看会把她气成什么样！
尹瑞娟：那可不一定。
尹父：像你这样每天跟那帮后进青年混，还想不想解决组织问题？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那个老跟你在一起的钟萍，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扮，到处招摇过市，那些小流氓背后叫她什么，曼娜！自己不知道还鬼着呢。
尹瑞娟披上一件棉衣。
外面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老尹！老尹！
尹父：来吧。
四姨走了进来：来几回都碰不到你。娟子，那事你爸都跟你说了吗？
尹瑞娟：说了。
四姨：明天无论如何见个面吧，是时候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么。人家条件挺不错的，山西医学院刚毕业，父母都是老干部，我们医院好多人都追着给说媒呢！
尹瑞娟：四姨，您喝水！
四姨：嗳。你说娟子这样的孩子多让人放心。我们放射科有个大夫叫王天寿，两口子人别提有多老实了，他们儿子自打从林场插队回来后一直也没找到工作，在家待业，就和洪南社的二民他们混上了；前天在西门外的饭铺里吃饭，跟人家文水家的小子打了起来。天寿的儿子吧，胆小，说是没动手，可也给一块儿弄进去了。我跟天寿两口子吧，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两口子现在求上门来了，你看这事儿。
尹父：是昨天的事吧？
四姨：好像是昨天，我也说不清楚，要不我让他们自己进来说？
尹父：怎么？
四姨：两口子不好意思进来，在外面等着呢！天寿！天寿！
一对中年夫妇拎着两包点心、几瓶水果罐头进来。
尹父：坐，坐吧。
四姨：这是老尹，这是他闺女。
天寿老婆：知道，知道，文工团的台柱子，我最爱看你跳舞了，真是越长越漂亮。
尹瑞娟：你们坐。我出去一下。
尹父：干什么去？
尹瑞娟：跟霞霞借副钩针去。姨，我先走了。
四姨：别忘了明天的事！
尹瑞娟匆匆应了一声就走了。
天寿老婆：你看人家老尹这孩子教育得有多好，真是为大人露脸。唉，我们家那个不争气的东西，真能把人气死，你看看这，简直把我们两口子急死了！
尹父：你孩子多大了？
天寿老婆：21。
尹父：现在这青少年犯罪是个社会问题，当然喽，这主要是前几年受了四人帮搞打砸抢的影响，不过现在的文艺作品我看也有点问题，你看今天电影院放的那个印度电影，什么《流浪者》，讲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爱上了一个小偷，你们说说看，不好好引导，这些小青年看了能不到社会上去捣乱。
众人：是是。
第11场A、城墙上，黄昏
崔明亮站在城墙上，呆呆地眺望着远处尹瑞娟的家。
这是一栋二层平板楼的二层，楼面一侧走廊裸露，可以看到家家户户在楼道里堆放的杂物。尹瑞娟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服从一个门里出来，匆匆穿过楼道走了出来。
崔明亮点了根烟，靠在城墙上。
城墙上空空荡荡，西风吹来，荒草摇曳。
尹瑞娟沿着台阶气喘吁吁地爬上城墙。
崔明亮：真巧啊！
尹瑞娟：巧什么？我早看见你了。
崔明亮：我也看见你了。
尹瑞娟：我爸能看见，下去吧。
一道台阶通往一处废弃的瓮城。俩人走了下来，站在一片衰草中。
尹瑞娟：咋没和他们在一起？
崔明亮：我不是先走了吗？
尹瑞娟：张军他们家还不知道他和钟萍的事吧？
崔明亮：应该知道吧，咋啦？
尹瑞娟：没事。
崔明亮：钟萍他们家好像对张军挺满意的，昨天张军还去他们家吃饭去了。
尹瑞娟沉默。
崔明亮点上支烟，随手把火柴扔在地上：你爸这人真有意思。
尹瑞娟：甚意思？
崔明亮：跟克格勃差不多。
尹瑞娟：怎么说话呢？那是我爸。我妈去了后，我爸特别为我操心。
崔明亮：有啥好操心的，我看你都快成军管对象了。
尹瑞娟：说什呢？
一股浓烟起来，俩人低头看去，刚才扔下的火柴燃着了一片衰草。俩人对着火发愣。
尹瑞娟：你明天干什？
崔明亮：上班。
尹瑞娟：明天我四姨让我去见个人。
崔明亮：去相亲？
尹瑞娟：都是他们安排的。
崔明亮：挺好。有人替你安排，好啊。
尹瑞娟：我四姨说他是个牙医，还是个工农兵大学生。
崔明亮：牙医好！大学生好！
尹瑞娟：你咋这么高兴？
崔明亮：不咋。
11场B、照相馆前，晚上
崔明亮一个人站在路边驻足凝望。
照相馆的橱窗里还亮着灯。在一大堆会议照中间是一张尹瑞娟的大照片。
几个中学生穿街而过，他们的打闹声使得空寂的街道更显冷清。
橱窗里的灯灭了。崔明亮点了支烟在路边抽着。
一辆沾满泥巴的卡车由远而近，车上站满了扛着铁锹劳动归来的机关干部。
音乐中，画外渐入尹瑞娟的朗诵声：
风流啊，风流
什么是风流
它不是时髦青年的衬衣
有领无袖
它是夜校的灯光
透出窗口
……
第12场A、文工团排练厅，晨
在民乐伴奏下，尹瑞娟在朗诵《风流歌》。
崔明亮坐在乐队中。
徐团长：停！
静下来。
徐团长走上前去，手把手地帮尹瑞娟纠正动作，身体靠得很近。
崔明亮下意识地用二胡拉了一个滑音，发出马的嘶鸣声。
徐团长自知失态，忙松手：中间不能停顿，一定要饱满，感情一定要饱满！好，大家自己练习一下。
第12场B、文工团财会室，下午
会计在发工资。
团里的几个女孩儿围着尹瑞娟在看她的新衣服。
孙丽英：你走的线太靠色了，要是走一条桃红色，肯定更好看。
李红丽：人家就敢穿这种浅颜色的衣服，我就不行，一想到要洗衣服，我就发愁，你看我的手。
尹瑞娟：这不挺好吗？
李红丽：好什么呀，你看洗衣粉把我这手全弄坏了！
孙丽英：看把你可怜的，胡志强还不心疼死呢！
李红丽：他才不管呢。来，我试试你的衣服。
尹瑞娟脱下崭新的罩衣，几个姑娘拿去轮流着试。
会计：崔明亮！
崔明亮过来。
会计：从这个月开始不发澡票和理发票了。
崔明亮：知道折成洗理费了。
会计：一共是38块9毛5！有三块钱的洗理费。
崔明亮：还少两块！
会计：这不是早上帘织布厂宿舍着火了，组织上号召咱们给受灾群众捐款，咱们每人两块，老徐五块。
共青崔明亮点钱：老徐又出风头！
会计：你最近怎么对徐头儿意见这么大？
崔明亮：我就是个搅屎棍，看谁不顺眼就搅谁。
尹瑞娟在房间另一边：崔明亮！
崔明亮：哎！
尹瑞娟：你们呆会干嘛去？
崔明亮：不干吗！你看，都点错了！
崔明亮开始重新点钱。
一群男团员坐在一起聊天，钟萍夹在中间。
张军：李洪运不会跑了吧？
文学峰：包在我这儿呢，跑不了！
张军：老李买这几块糖，非心疼死不可。
宋永平：保不齐回去搓衣板侍候。
崔明亮走过来：你屁股怎么这么硬？
文学峰：屁股是活的，座儿是死的。
崔明亮：起开！起开！
文学峰：不说理，来坐我腿上吧！
大家挤出了一条缝让崔明亮坐下。
钟萍突然大叫：过来，过来，让姐看看。
尹瑞娟和几个女孩儿过来，孙丽英穿着尹瑞娟的新衣服。
孙丽英：怎么样？
钟萍：挺好看的！
孙丽英转向男同事：怎么样？
二勇：还鬼呢，不怕割裤犯盯上你？
孙丽英：要盯也是盯尹瑞娟。
尹瑞娟：别吓唬我！
文学峰：尹瑞娟，来坐这儿！
崔明亮：你倒会做顺水人情。
文学峰：我替你让个座也不行？
宋永平：尹瑞娟，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会是去相亲吧？
尹瑞娟：对啊！
会计：尹瑞娟！
尹瑞娟过去领工资。
宋永平：啊，那割裤犯还没抓住？
二勇：没有。
文学峰：咋回事？什么割裤犯？
二勇：你不知道？
文学峰：不知道。咋回事？
二勇：这几天有个后生，可能是用剃须刀片，去割人家女娃娃的裤子。前几天，皮鞋厂有几个女的在百货商店逛，回去之后发现裤子给人家割开了，这么长的口子！已经发现好几回了，抓也抓不住。
文学峰：球疯了，割人家的裤子能怎么样？
正说着，徐团长推门进来。
徐团长：谢芳来了，你们知道吗？
钟萍一下直起身子：谢芳来汾阳啦？
徐团长：刚才县上来了个电话，说谢芳来这儿要拍个电影，叫《泪痕》。
钟萍：她怎么会来汾阳拍电影？
徐团长：汾阳怎么啦，我还来汾阳插队呢！
尹瑞娟走了过来。
徐团长：他们住县招待所，今晚准备搞个舞会。怎么样瑞娟？还有红丽你们几个，跟我去吧？说不定让导演看上了，一下就成电影演员喽。
尹瑞娟：别笑话我们了。
徐团长：怎么是笑话你呢？你知道张金玲吗？她还不是在大街上走，被人家导演一下看上了，从售货员一下成了个电影演员了。
崔明亮：那是人家北京的大街。
徐团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没准你也能选上，去演个匪兵甲汉奸乙什么的。怎么样，瑞娟？有没有信心？
尹瑞娟：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
钟萍：干嘛去呀？
尹瑞娟：有点事。
钟萍：他们跳的什么舞？
徐团长：交谊舞呗。
钟萍：交谊舞？
徐团长：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吧，就金山和王丽珍跳的。
崔明亮：那不是资产阶级吗？
徐团长：那可不一定。六○年那会儿在我们北京，一到周末每个中学都有舞会，共青团、学生会组织的，大家在一起跳的就是这种交谊舞。这叫文明，听说中南海里的中央领导都跳。
崔明亮：那你给我们跳跳。
徐团长：那会儿我还小，看八中那拨大孩子跳过，也不难，就这样——
徐团长越说越来劲，嘴里打着节拍在屋里转起圈来。
门开了，徐团长停了下来，慢慢收住笑容
徐团长的老婆马改花走了进来：徐燕京，刘奋斗他们进城了，在家里等你。
徐团长跟老婆走了
宋永平：这两口子怎么还没离婚？
张军：瞧你这话说的。
宋永平：就这么说，徐头儿的心里话。
李洪运拎了一袋奶糖进来。
二勇：我们都以为你畏罪潜逃了呢。
李洪运：这长了一级工资，长出罪来了。
崔明亮：没我们投你的票，你能长工资？
李洪运给大家抓糖：铺子里就剩这么多了。
大家嚼着糖。
李洪运：哎，老徐怎么了？和老婆在外面吵架——
文学峰：哎呦——
众人：怎么了？
文学峰：牙疼。
第13场、街上，下午
二勇骑车带着张军、崔明亮在街上穿行。
崔明亮朝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音乐起，画外响起崔明亮的声音：现在我来为大家叙述一段我的亲身经历，我叫曼娜。忆起往事，觉得非常有趣。我的经历大概和每个少女是一样的——
第14场A、二勇家，下午
这里临街——推开房门就是马路。马路对面的一些国营店铺生意很兴隆，人来人往。
哥仨围坐在一起，崔明亮在读《曼娜回忆录》：
——他一下子把我抱进了他的怀抱，用那颤抖着的嘴唇吸住了我的嘴，放肆地吻着，我受不了这热辣辣的狂吻，一把握住了那又高又硬的地方，真硬呀！我终于尝到了爱的果实。多么宁静的夜啊！有多少青年夫妇，正在这时享受着美好的幸福啊！
二勇一把掀开崔明亮盖在腿上的衣服：多么宁静的夜啊！
崔明亮一把掀开盖在二勇腿上的衣服：真硬啊！
张军：怎么？倒顶起帐篷了？
二勇一把掀开张军盖在腿上的衣服：你这哪是帐篷，简直是蒙古包！
崔明亮：张军，你尝没尝过爱的果实？
张军：你管我呢！
二勇：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要向少华表哥学习，大胆点上。
张军：尹瑞娟真的相亲去了？
崔明亮：我骗你干甚？
二勇：怪不得今天穿了件新衣服，我看你是完球了，没准人家两个早对上眼了！你就等着上水礼，吃喜糖吧。
崔明亮：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二勇：关键是人家知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勇敢点上，先拉手，后亲嘴，顺着胸脯往下走。
张军：这个对他太深了，要不先写封情书？
崔明亮点烟，点的是过滤嘴。
张军：哎哎，点反了。
二勇：藏着带把子的不给我们抽！
崔明亮给两个人发烟。
张军：要不一会儿我让钟萍把尹瑞娟给找出来，就说要去教育局看电视，你们俩好好谈谈？
崔明亮：别！
二勇：这么个好办法，等尹瑞娟来的时候你牛点，装做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她要真对你有意思肯定会急。
张军：就这样办了！
崔明亮：不要跟钟萍提相亲的事。
张军：放心吧，就说想一块儿去看电视。
崔明亮：也别让尹瑞娟知道是我故意找她。
张军：那当然。
二勇：再帮你写上封情书，保你很快能尝到爱的果实。
张军：写写！
二勇：你想要什么风格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还是革命浪漫主义的？
崔明亮：啥是革命现实主义的？
二勇：那就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来就说你想她想到睡不着觉。
崔明亮：浪漫主义呢？
二勇：先描写美丽的风景，再以物喻人，最后点明主题。
崔明亮起身往外走去：算了吧！
张军：写写！
二勇铺开纸：怎么开头？
张军：朦胧点。
二勇：亲爱的尹瑞娟
张军：不行，太干！
二勇：那，亲爱的娟？
崔明亮在屋子另一边：真肉麻！
张军站起来朝门边走去：干脆别写开头，直接说事吧。
二勇：行。（点烟，也点反了，过滤嘴冒出一缕清烟）
第14场B、二勇家门口，下午
崔明亮和张军在门口吸烟。
街上人来车往。
屋里传来二勇的声音：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远吗？
二勇叼着烟从房间里出来。
几个身穿棉织厂工作服的十八九岁女孩儿骑着车从他们面前经过。
二勇怪腔怪调地唱了起来：
阿巴拉古
小姑娘站住
谈恋爱不——
女孩加速蹬车。
张军追着她们的背影喊：我是干部！
女孩儿们：流氓！
哥仨尖着嗓子叫：流氓——
第14场C、尹瑞娟家，下午
尹瑞娟和钟萍坐在床上。
尹瑞娟：你这么听张军的话，他要来你就来？
钟萍：谁说的，我是想帮崔明亮的忙。
尹瑞娟：他自己不会来？还托人。
钟萍：就他那点小胆！
尹瑞娟：你觉得他怎么样？
钟萍：我还想问你呢。
尹瑞娟：我也不知道。那天咱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不是被我爸叫走了吗，我一走，他也出来了。后来我回了家，你猜他怎么着，他爬到我家对面的城墙上，站在那儿往这儿看。
钟萍：那你没有去找他？
尹瑞娟：干嘛要去找他？他自己愿意挨冻。
钟萍：你对人家好点。我看崔明亮对你挺真心的。晚上我带你去找他们一起去看电视，他见不着你都快有病了，怎么说来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尹瑞娟：讨厌。
钟萍：你就算是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嘛。
尹瑞娟：我爸知道了又该说我了。
钟萍：怕什么。呆会儿你见了他先别跟他说话，让他主动点。
尹瑞娟：有什么说的！
钟萍：对了，我在大街上碰到刘香萍了。
尹瑞娟：哪个刘香萍？
钟萍：就是武装部刘政委的女儿呀！
尹瑞娟：她不是参军当女兵去了吗？
钟萍：对啊，这不从沈阳军区回来探亲，听说人家在沈阳军区文工团还是个台柱子；这次回来呀带了个男的，长得跟唐国强一样，听说是个什么参谋，老子也是高干。
尹瑞娟：我们家用的枕巾就是沈阳出的。
钟萍：你呀就是太听你爸的话了，要不你现在还不早去沈阳了。
尹瑞娟：机会不好嘛，正好赶上我妈出事。
钟萍：其实她的舞跳的比你差远了，还不是有个好爸爸。
尹瑞娟：她穿上军装好看吗？
钟萍：挺精神的，不过我看出来了，她的军裤是自己改过的，那么窄。唉，在外面自由是自由，可也说不定哪天就大肚子给开回来了。
尹瑞娟：哎，钟萍，你说就像《生活的颤音》里面那样亲嘴，会大肚子吗？
钟萍大笑起来：你跟人亲过嘴了？
尹瑞娟：说什么呀，我不就问问。
钟萍：你听谁说的？
尹瑞娟：田桂兰上午说的。
钟萍：真的？
尹瑞娟：真的。
钟萍：不可能，不可能。
尹瑞娟：她真的跟我这么说的。我也不大信。
钟萍：她真的这么说啊？
尹瑞娟：你咋啦？
钟萍：不可能，不可能！
尹瑞娟：你跟张军，那个什么过了？
钟萍：啊。
尹瑞娟：好啊，真流氓！
第15场、西府街，黄昏
崔明亮、张军、二勇骑了两辆自行车穿行在西府街上。
前面不远处聚满了人群，还有不少人在兴冲冲地往那边走。
崔明亮他们三个人停了下来，放下自行车，挤进了人群。
这里正在拍电影。工作人员在反复测光，导演在给演员说戏。女主演谢芳披头散发，手里拿着一支塑料玫瑰。
崔明亮问身旁围观的人：哎，这是干什？
围观者：看不见吗？拍电影。
张军：啥电影？
围观者：看不见？《泪痕》。
场记拿出场记板，用粉笔写上：《泪痕》，第74场3镜1条。
警察开始清场。人群往摄影机后面退去，崔明亮他们几个找不到落脚地方，哥仨搭了个人梯，爬到了墙头上。
实拍开始。
故事片《泪痕》片断——谢芳饰被迫害发疯的女归侨，手拿一支玫瑰边走边唱：在我心灵的深处，藏着一朵玫瑰——副导演走到导演身边：（上海话）导演，焦点有点虚。
导演一甩围巾：（上海话）那能弄格？情绪，演员格情绪那晓得哇？
副导演：勿要紧，再来一条。
导演：侬叫依拉当心点。
谢芳还在唱。
崔明亮哥仨看得兴高采烈。
崔明亮回头。
墙的那边是一个院落，一个十七八左右的女孩儿端了一盆刚洗好的衣服从屋里出来，一件件地晾在一根铁丝上。
崔明亮脸上现出一丝黯然。
第16场、理发馆，夜
长条形的理发馆里坐满了人，理发师傅穿着白大褂像大夫一样站在铁扶手椅后面忙忙碌碌。
水箱好像坏了，店堂里雾气腾腾。
门口的一张桌子后，卖票的在叫号：7号，7号！
崔明亮他们仨交票换号后，坐在木条长椅上等位置。刚才被叫到的7号坐到了他们边上的一个位置上。
理发师：什么发型？
7号：来个杜丘式！
理发师：我们这儿只有大背头、小平头、分头，没听说过什么杜丘式。
7号从怀里掏出一本《大众电影》，翻开彩页，指着《追捕》中高仓健扮演的杜丘，递给理发师。
理发师：噢，日本人，那你去日本理吧！下一个，8号！
7号：行了，行了，那就再给我来个分头吧。
崔明亮三个等着。前面还排了很多人。
二勇学着上海话在自言自语：焦点有点虚，焦点有点虚。
崔明亮：你烦不烦？
二勇：怎么，脾气大了？是不是想牙医想得牙疼？
我帮你练他一下，打坏他，把他牙打到肚子里去，让他自己都没法补！咋样？
崔明亮不说话。
店门推开，钟萍拉着尹瑞娟一前一后进来。
钟萍：找你们半天了！
张军：你不知道我们在理发？
钟萍：我又没找你！崔明亮，走，今晚有好电视，跟姐看去！
崔明亮：没看要理发呢？
钟萍：德行样子，还摆起架子来了！尹瑞娟，尹瑞娟，走吧，一起走吧。
二勇：甚电视？
钟萍：好像叫那个《加里森敢死队》。
二勇：《加里森敢死队》？
钟萍：他们说特好看！
二勇：打仗的吧？
钟萍：你也走吧，张军。
张军：你不是找的不是我吗？
钟萍：少废话！快走，快点呀！
张军：走！
钟萍：走吧，二勇。崔明亮！
崔明亮一个人还坐着。
钟萍过来拉崔明亮：走啊！你有病呀？
第17场、删——
第18场、电视室，夜
电视室里挤满了年轻人。崔明亮、尹瑞娟他们挤了进来。
电视里正放的是《大西洋底来的人》。
尹瑞娟看了一眼崔明亮：还看吗？
崔明亮：走吧。
第19场、街上，夜
崔明亮和尹瑞娟并肩走在一起。
街上空空荡荡。
邮局的墙上有排阅报栏，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当天报纸，报栏橱窗里的光线投射在周围街道的地面上。
两个在阅报栏跟前停了下来。
尹瑞娟：你今儿都干嘛了？
崔明亮：我呀，今儿又迟到了，把老徐给气的。后来跟张军、二勇去了趟汾中，二勇他大姨的儿子要考大学。
尹瑞娟：干嘛都要考大学啊？
崔明亮：现在大学生吃香啊。
尹瑞娟：那后来呢？
崔明亮：后来回家了。我们院的变电站坏了，供电局的一帮人修来修去，修来修去也没修成。对了，告诉你，今儿我看到人家拍电影了。
尹瑞娟：拍电影？
崔明亮：还真的见到演林道静的那个女的了。
尹瑞娟：她长什么样？
崔明亮：长什么样？一鼻子俩眼，跟你一样。
尹瑞娟：你看你，真有好玩的你就不带我去了。
崔明亮：你不是忙啊。
尹瑞娟：才不是呢。
崔明亮：那我明天带你去。
尹瑞娟：团里开会呢？
崔明亮：管它呢！
尹瑞娟：在哪儿呢？
崔明亮：焦化厂。
尹瑞娟：太远了。
崔明亮：不远，才19公里。那明天我在城门口等你？
尹瑞娟：明天？再说吧。
崔明亮：再说什么呀，明大。不会还要去相亲吧？
尹瑞娟：这事你别跟人家说，包括钟萍在内。
崔明亮：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尹瑞娟：干嘛说这种话？
崔明亮：那个牙医怎么样？
尹瑞娟：挺好的。一进门人家就告诉我，他有一米八三；家里有36条腿。
崔明亮：他们家腿真多。
尹瑞娟：你怎么了？
崔明亮：没事。焦点有点虚。
尹瑞娟：说甚？
崔明亮：没什么。那明天咋样？
尹瑞娟：下午两点吧。
第20场、崔家正屋、夜
一盏昏黄的灯悬在屋子中间，房间的角落里布满阴影。
崔明亮的父亲正准备出门，但又磨磨蹭蹭，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崔母：什么鬼又勾上你了，晚上就不能在家呆着？
崔父：你钻在家里知道什么？厂里机床坏了还不得我去修？
崔母：机械厂离了你就关门了？不要以为我在家里就甚也不知道。崔万林，我不是瞎子！
崔父：你那说是个甚？
崔母：说的是个什么？你们父子都不是好东西。
崔明亮：妈，我咋了？
崔母：你？千万不要让我把你的鬼捉住。
正说着，房门开了，崔明亮弟弟永红低头进来，缠满了纱布的脑袋像是戴了一顶白棉帽。
崔明亮：妈，——
崔母一看惊叫了起来：哎呀！这个畜生，又怎么啦？又跟谁心烦了？怎么就把脑袋打成这样？
崔永红一言不发，摘下书包，自己去倒水喝。崔父过来踢了永红一脚：这个狗日的！老是惹事生非，咋啦？
吓得崔永红直躲。
崔母：说啊，咋啦？谁打的？
崔永红：刘三儿。
崔母：哪里的刘三儿？
崔永红：北关的刘三儿。
崔母：为甚？
崔永红：他偷了我的新钢笔，我过去找他。
崔母：老师咋不管？就打成这样？真是气死人，真是的。
崔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要走：不管球你们，爱不释手你们咋样。我走了。
崔母：崔万林，你站住！孩子的脑袋打成这样，你就要走？
崔父：咋？让我去把刘三的脑袋打烂？不管你们。
崔父出门。
崔母：爱球你们咋样，我也不管了。
第21场、删——
第22场、崔家正屋，中午
崔永红坐在屋中央的饭桌边发呆。
崔明亮走过来坐下，冲弟弟笑笑：喂！
崔永红仍在发呆。
崔明亮：喂喂！
弟弟还是没有反应。
崔明亮站起来进了自己房间，又回来，手里拿着一颗红五星，别在弟弟头上像帽子一样的纱布上。
崔明亮：真像雷锋！
一阵自行车声响过，父亲回来了。
午饭还没好，母亲在忙碌。
崔父：好冷。那又等得吃了吧？瞎日鬼什么？一天起来就能瞎日鬼，拿过来。拿作业去，我看看。
父亲接过弟弟的书包，开始检查。
崔父：咋能考下28分？
永红：老师出题不对的呢，又不是我没考好。
崔父：你不长脑子？老师就没有不对的？拿上铁尺做什呢？要打架呢？（翻出一本连环画）还看小人书，你多大了？《茶花女》？什叫《茶花女》？
崔明亮：卖茶花的女人就叫茶花女。
崔父翻开连环画一字一句地念着前言：作品通过玛格丽特的不幸身世和悲惨结局，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道德虚伪。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寒苦，后为生活所迫，沦为巴黎街头的妓女。还巴黎，妓女呢！（边说边伸出手去打儿子）
崔永红一下站了起来，扭头推门走了出去。
门哗地一声又开了，母亲一言不发地进来，端上饭菜，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崔父：吃饭吧。
崔明亮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站起身穿上衣服准备出门。
崔父：干啥？不要去找他。
门砰地一声撞上。
屋里只剩下了夫妻两个，一声不吭地自顾低头吃饭，谁也不看谁。
第23场、巷子里，中午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穿过几条巷子，远远地看到弟弟一个人站在路边。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街上电线杆上有线广播的喇叭里传来了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传》的声音，讲的正是岳云飞锤打死金禅子的一段。
崔明亮停在弟弟的身边：回去吧。
崔永红：你少管老子！
崔明亮：我老子是崔万林！也是你老子，别他妈的成天总是老子老子的。回去吧。
崔永红：你先走。我一会儿就回去。
崔明亮没说话，掏出根烟放在嘴里。
崔永红：给根烟抽。
崔明亮：小毛孩儿抽啥烟？你还想干啥？
崔永红：他们的事你知不知道？
崔明亮：啥事？你知道个啥？不要瞎想了，回去吧。
第24场、建昌塔下，上午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在冬天的田野里游荡，冻结在一起的坚硬路面反着白光。
尹瑞娟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两条修长的腿拖在地上。
两个人在建昌塔下停下。四周空空荡荡，没有人迹。
尹瑞娟：还往哪儿走啊？
崔明亮：说是这儿啊！
尹瑞娟：你净唬我。
崔明亮：真没唬你，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尹瑞娟：哪儿有什么拍电影的？
俩人四处眺望。
崔明亮：那儿不是！
远处隐隐有一帮人扛着器材在忙碌。
第25场、田野里，上午
崔明亮和尹瑞娟从田间小道上走来。
一群勘探人员正忙着。有的拿着标杆站在远处，有的趴在水平仪上计算数据，一个女孩儿拿着夹子在做记录。
男：1.48。
女：1.48，左边。
男：1.37。
女：1.37。
崔明亮：这是拍电影吗？同志。
女孩儿：你要干什么？
崔明亮：什么也不干，看看。
男同志：我们是修铁路的。
崔明亮：这里要修铁路，我怎么没听说？
男同志：你怎么能知道。
崔明亮指着测量仪：我能看一下吗？
男同志：你？不行，不是你看的。
第26场、删——
第27场、张军家院子里，下午
整齐的四合院被主人精心地装饰过。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进了院门。
张军和二勇站在院子里。
张军：你上哪儿去了？刚才找你不在。
崔明亮：出去溜了一圈。
二勇：去哪儿溜了？
崔明亮：哪儿溜能跟你说？
天井里摆着几只新拉回来的沙发，地上还扔着一些包装纸。
崔明亮：哎，这是啥椅子？
张军：土了吧，这叫沙发。
崔明亮：沙发？外国有，中国也有啦！
张军：这是我姑姑从广州给我家捎来的。
崔明亮：广州？多远啊，咋过来的？
张军：这有啥发愁的。我姑用火车从广州一直托运到太原，我爸找了一个化工厂拉骨头的车，一下拉回来了。
崔明亮：来，我坐坐，我坐坐。
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上下晃动着身体，感觉着沙发的弹性。
崔明亮：还坐火车呢，这家伙。
二勇用力拍打着沙发扶手：就是，你没坐过，我没坐过，它倒坐过了。
崔明亮使劲用身子晃动着沙发，沙发发出“嗝嗝吱”的响声：狗日的沙发，老子没坐过火车，它倒坐过了！
第28场、张军家，黄昏
张军在家一人住一间屋。房间狭小，墙上挂着一个电镀的拉力器，贴着刘晓庆的画片。靠窗口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台老式的木壳电子管收音机。
张军、二勇和崔明亮仨正在打牌：
——三小！尖儿！炸了！七！两二！两七！两七，两八，要不要？快点！两四！
二勇：钻，钻吧，臭手！
崔明亮：倒霉蛋！
二勇：给你让开地方，你好好钻。
张军：还是别钻了吧？
崔明亮：钻吧。
二勇：别耍赖！
张军：猛劲钻。
二勇：回去，回去。
崔明亮：钻回去不就完了！
张军：再见。
崔明亮：起牌。
张军：臭牌，换上个好的吧？
崔明亮：不玩了吧。
张军：你想玩啥？
崔明亮：啥也不想玩。
二勇：想尹瑞娟吧？
崔明亮：想不想碍你个球？
张军：想她哪儿？快交待。上半身？中半身？下半身？
崔明亮：去——
张军：啊，说吧？
二勇：想就是想吧，想女娃娃怕啥呢？
张军：想是很正常的。
哥仨沉默无语，少顷。
张军把收音机的电源插口接在灯座上，然后拧开开关。刚开始是山西新闻，然后是新疆民歌；接着是苏州评弹；植树造林讲座；相声；最后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乌兰巴托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天气预报：一股西伯利亚寒流……
二勇：乌兰巴托在哪儿？
张军：外蒙古首都。
二勇：外蒙古在哪儿？
张军：一直往北走，过了内蒙就是。
二勇：再往北呢？
张军：苏修。
二勇：再北呢？
张军：该是海了吧？
二永：海北边呢？
张军：你球不球麻烦？成天问这问那。
崔明亮：再往北就这儿，汾阳，武家巷18号。
二勇：闹半天咱都住在海的北边。
广播里的天气预报仍在继续。
三个人一言不发。
80年代初，春天
第29场、化肥厂车间，下午
化肥厂的一个车间临时改作了化妆室。文工团的演员有的在换衣服，有的在化妆。
在一片乱哄哄中，刘书记：安静，安静！
弹琴试音聊天的嘈杂声停了下来。
徐团长开始点名：张一涛！／到！
宋永平！／到！
李洪运！／到！
崔明亮！／到！
张军！／——
没有人回答。
徐团长：张军！
还是没人回答。
徐团长：尹瑞娟！／到！
钟萍！／——
又是没人回答。
……
第30场、化肥厂区，下午
钟萍推着自行车远远地站着。
女工韩爱华送张军从车间里出来，一眼看到了钟萍，故意放慢脚步。她顺手摘掉了工作帽，露出了一头新烫的卷发。
爱华：你妈血压还高吗？
张军：不高了，不高了。
爱华：告诉你妈，每天都得吃药。这病不靠治，得养。
张军：我走了。
爱华：再见。
爱华转身回了车间，张军走过去从钟萍手里接过自行车，还没说话，钟萍已经扭头朝前走去。
化肥厂的生产仍在繁忙进行，管道排出的白色汽雾和红色火焰映照出一派工业氛围。
张军推车追上钟萍：怎么了？
钟萍不回答，径自低头走路。
张军：告诉你不要跟着，不要跟着，非要来。
钟萍：说好五分钟就回来，你说你呆了多长时间？
张军：总得把话说完吧？
钟萍：你怎么见了她那么多话？跟我就什么都不说。
张军：跟你天天在一起，跟她都三个月没见面了。
钟萍：我又没拦着你。
拐过一个路口。
张军骑在自行车上，缓缓跟着钟萍。
张军：上车！
钟萍：我还不高兴呢。
张军：有什么不高兴一会儿再说。
钟萍：我看你就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老在骗我！
张军：我就不能有点过去的事了？
钟萍：不能。
张军：人家不是说了吗，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过去。你不爱我了？
钟萍：这话是谁说的？
张军：谁说的？普希金。
又拐过一个路口。
张军骑着车，钟萍坐在前面横梁上。
钟萍：那按普希金的话，我也得爱韩爱华了？
张军：那倒不用，你爱我就行了。
钟萍：你以前的对象就差三个没见过了。
张军：那我还要受三回气了。
第31场、化肥厂俱乐部，下午
灰色的舞台上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
“热烈庆祝汾阳县化肥厂建厂三十周年”。
徐团长在演唱：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晚风轻轻吹
……
属于你，属于我
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荡起小船儿
晚风轻轻吹
……
属于你，属于我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张军和钟萍、二勇、尹瑞娟等在侧幕准备伴舞。
崔明亮拉着手风琴，侧脸看着他们。
第32场、乡间公路，暮色苍茫时分
太阳已经隐到了山后，乡间公路上已空无一人。
卡车拉着文工团一车人行驶在暮霭之中。
车上有人在唱：再过二十年
我们再相会
老婆七八个
孩子一大堆
……
第33场、文工团排练厅，夜
徐团长在闷头抽烟。团员们围坐在领导的桌边，还有几个人正忙着搬运、清理演出用具。
电工老宋走了过来：徐头儿，徐头儿，追光坏了。
徐团长不吭声。
老宋知趣地走了开去：徐头儿子，不理我。
徐团长：喂，停一下，都停一下，过来，咱说个事。拿上凳子都过来。好了，安静一下，安静了。咱说个事。
人群里安静了下来。
徐团长：张军，你站起来。
张军不解地站了起来。
徐团长：你给咱们大伙儿唱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张军：我又不是搞声乐的。
徐团长：你唱吧，唱吧，没事。
张军唱了起来：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风光多么美——
徐团长：行了，行了。
张军还在唱：——花儿香——
徐团长：行了，行了。安静，安静。你今儿在车上唱什么来着？
张军这才明白过来：又不是我一个人唱的。
徐团长：不是你一个人？我就听着你来劲，我就听着你的嗓门最大！你这是搞什么呢？你这是。
张军：你要想整我呢是吧？
刘书记站了起来：不不不，不是这意思，咱们还是要安定团结。
徐团长：安定团结？你这个，我看着就是你带的头。
张军：不是我！
徐团长：不是你？不是你是谁？
张军：不知道。
崔明亮站了起来：是我。我。
徐团长：怎么又是你？那你来给大伙唱唱。
崔明亮：唱就唱（唱）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老婆七八个
孩子一大堆
……
大家笑了起来。
徐团长：行。停，停。你这是唱的什么？我问你，再过二十年那是什么时候？
崔明亮：2000年。
徐团长：2000年咱们国家要怎么样？要实现什么目标？四个现代化！你的目标呢？就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咱们国家现在是一夫一妻制，老婆七八个，那是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七八个，你弄得过来吗？（众人笑）还孩子一大堆，现在正在搞计划生育，你不知道计划生育的政策？
崔明亮：我就是随便唱唱。
徐团长：随便唱唱？你也忒随便了！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不假，可世界观、价值观，还得注意改造。你好好想想，你。
崔明亮：好，我好好改造。
徐团长：对了，今天还有个事。县里来了个通知，说让咱们宣传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哎，就你吧，你回去想想，琢磨琢磨，搞个节目，回来咱们一块儿排一下。
崔明亮：我又没结婚，我写不出来。
二勇：那你就赶快去体验体验生活吧。
大家笑。
第34场、删——
第35场、街上，“温州发廊”门外，中午
张军骑自行车带着钟萍在街上。
一队县中学生举着红旗打着标语在街上游行，边走边喊着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号。
张军和钟萍在“温州发廊”门前跳下车。
这间发廊的门面原本是一所民居临街的后墙，上面生凿开了道门。门口的木板上画着个妖艳的女人，上面用变体的美术字写着“温州发廊”。
张军锁了车，兴冲冲地进了发廊，旋即回身出来——他发现钟萍正站在门外犹豫。
张军：进来呀！咋了？
钟萍：算了吧。
张军：啊？
钟萍：算了。
张军：走吧，走吧。
钟萍：不想烫了。
张军：走，走。
钟萍：我不想烫了。
张军：肯定烫了挺好的。
钟萍：万一不好呢？
张军：肯定好。你烫头是给我看，又不是给别人看。走，快点。你还没有人家韩爱华勇敢呢
5 ) 三读站台（二）微末的梦想，微末的悲凉
贾樟柯的电影中从来不缺人文关怀。不同于第五代习惯的“悲天悯人”，贾的人文关怀深藏在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叙述之后，它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泛着体温的，不是俯视的，而是平视的，不是伪善的，而是真诚的。
在一个镜头中，崔和三明蹲在山坡头抽烟，沉默到被钟萍以为是哑巴的三明，拿出一张照片给崔看，而当崔问是谁，三明只是默默地把照片小心地放到帽子里，戴在头上。被刻意省略掉的三明的一段过往仿佛是纠结在我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也是三明内心梦想的隐晦暗示，同时显示了影片可贵的隐忍的气质——一个留白，一句欲说还休，往往比托盘而出来得有意蕴。
如果说三明作为叙事的旁枝还只是贾对一个特定群体生存状态的观照的话，影片中的四个年轻人无疑凝结了贾个人的生命体验。而火车，则成功地扮演了年轻人内心梦想的外化物。序幕中，当老徐指责崔学火车叫不像时，崔说“我又没见过火车，怎么知道火车叫”，接着车内灯光暗下，直至黑屏，听到的只是车上的年轻人开玩笑般地学火车怪叫。导演在此埋下伏笔，在70至72的一组镜头中，导演安排了火车的出场：先是年轻人们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吆喝着奔去看，接着镜头远远的对准铁路高架桥，火车不出现，镜头就固执的凝视、等待，终于，火车呼啸着从画面中驶过。呼喊着跑上铁路的年轻人们，看到的可能只是火车远去的背影，也兴奋地大叫。他们甚至都没机会看到火车的出发地——站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电影的名字，站台始终处于缺席的位置。或许这一细节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这句歌词在片中多次出现（崔见到火车前在车上听的也是这首歌），歌名就叫“站台”。贾樟柯自己就曾说过：“《站台》是一首摇滚歌曲，80年代中期，在中国风靡一时，内容是关于期望。我选了它作为电影的名字，以向人们单纯的希望致敬。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可以把站台理解为“等待之所”的能指，而欲望对象的缺席，正印证了欲望的不可抵达，于是，主人公的梦想注定只是梦想。
除了火车，影片中有多处细节暗示了人物的梦想，或曰欲望。张梦想抵达的“花花世界”，二勇不厌其烦地追问外蒙古往北、再往北是哪里，尹的梦想则间接从钟口中得知：“她偷偷考过省歌，心气可高了。”这些梦想都远不算宏大，卑微的仿佛是墙角钻出的小草，即便如此，可供他们选择的余地还是太小了，在时代的巨手下，崔、尹、张、钟的抗争都显得那么无力，梦想终归要滑入生活的琐屑和平庸。钟不知所往，张剪掉了蓄了很久的长发，尹穿上了一身“皮”，在小县城里当起了税务员，并和崔结了婚、生了孩子。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中，固定乐队指挥机位，不动声色地拍摄着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一边逗弄着手中的孩子，一边照看着炉上的开水，男人仰躺在右面的沙发上，歪着头沉沉睡去，有滋滋的水开声传入耳朵——这一画面宣告了理想向庸常现实的彻底妥协，而我们在旁静静地审视，轻微地叹息，不知道该去指责谁。
在一个镜头中，崔和三明蹲在山坡头抽烟，沉默到被钟萍以为是哑巴的三明，拿出一张照片给崔看，而当崔问是谁，三明只是默默地把照片小心地放到帽子里，戴在头上。被刻意省略掉的三明的一段过往仿佛是纠结在我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也是三明内心梦想的隐晦暗示，同时显示了影片可贵的隐忍的气质——一个留白，一句欲说还休，往往比托盘而出来得有意蕴。
如果说三明作为叙事的旁枝还只是贾对一个特定群体生存状态的观照的话，影片中的四个年轻人无疑凝结了贾个人的生命体验。而火车，则成功地扮演了年轻人内心梦想的外化物。序幕中，当老徐指责崔学火车叫不像时，崔说“我又没见过火车，怎么知道火车叫”，接着车内灯光暗下，直至黑屏，听到的只是车上的年轻人开玩笑般地学火车怪叫。导演在此埋下伏笔，在70至72的一组镜头中，导演安排了火车的出场：先是年轻人们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吆喝着奔去看，接着镜头远远的对准铁路高架桥，火车不出现，镜头就固执的凝视、等待，终于，火车呼啸着从画面中驶过。呼喊着跑上铁路的年轻人们，看到的可能只是火车远去的背影，也兴奋地大叫。他们甚至都没机会看到火车的出发地——站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电影的名字，站台始终处于缺席的位置。或许这一细节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这句歌词在片中多次出现（崔见到火车前在车上听的也是这首歌），歌名就叫“站台”。贾樟柯自己就曾说过：“《站台》是一首摇滚歌曲，80年代中期，在中国风靡一时，内容是关于期望。我选了它作为电影的名字，以向人们单纯的希望致敬。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可以把站台理解为“等待之所”的能指，而欲望对象的缺席，正印证了欲望的不可抵达，于是，主人公的梦想注定只是梦想。
除了火车，影片中有多处细节暗示了人物的梦想，或曰欲望。张梦想抵达的“花花世界”，二勇不厌其烦地追问外蒙古往北、再往北是哪里，尹的梦想则间接从钟口中得知：“她偷偷考过省歌，心气可高了。”这些梦想都远不算宏大，卑微的仿佛是墙角钻出的小草，即便如此，可供他们选择的余地还是太小了，在时代的巨手下，崔、尹、张、钟的抗争都显得那么无力，梦想终归要滑入生活的琐屑和平庸。钟不知所往，张剪掉了蓄了很久的长发，尹穿上了一身“皮”，在小县城里当起了税务员，并和崔结了婚、生了孩子。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中，固定乐队指挥机位，不动声色地拍摄着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一边逗弄着手中的孩子，一边照看着炉上的开水，男人仰躺在右面的沙发上，歪着头沉沉睡去，有滋滋的水开声传入耳朵——这一画面宣告了理想向庸常现实的彻底妥协，而我们在旁静静地审视，轻微地叹息，不知道该去指责谁。
6 ) 赶不上火车的人：八十年代的县城青年
一、被铭记的时间和被忽视的空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然成为一个不断被回忆、被书写的时代。建国以来，兴起过“文化热”的八十年代是知识分子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个时代。相对于消费主义逐渐成为主导的九十年代而言，在众多知识分子眼中，八十年代意味着理想主义，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1]。
当知识分子回顾八十年代时，不少人仍然带着那个时代十分盛行的宏观视角，思考着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尽管理想主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逐步破灭，但对于这些文化精英而言，他们如今已在范围相对较小的文化场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拥有话语权，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回报。而对于更广阔的普通大众而言，逝去的八十年代为他们留下了喇叭裤、录放机、流行音乐等象征性的回忆，却也带走了无法存活到下一个时代的理想和希望。在经历了理想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洗礼之后，更多的人必须回归到现实，回归到庸常的生活中去。
贾樟柯的《站台》讲述的就是小城青年希望逐步破灭的故事。与那些从宏观层面述说社会整体变迁的城市文化精英所不同的是，在贾樟柯的回忆里，八十年代的经验有了具体的地理层级坐标和强烈的地域意识，而不再笼统。因为亲身体验过从小县城到大城市的生活场景切换，贾樟柯意识到了县城与城市之间生存方式与对事物理解的不同。他把自己的县城生活经验称为“农业社会的背景”[2]，并把这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体验融入到他的电影作品中去。电影中，个体的命运不仅仅是随时代起伏，更是与地域环境紧扣，在空间层面实现了经验的具体化。
这种对于垂直轴线上的地域差异的清醒意识使电影里的人物呈现出独特的面貌，一种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农村的生活体验被呈现在观众面前。县城，这个时常被忽视的地理层级，得以进入观众的视野。
就县城与城市而言，县城绝不是城市的简单缩小版。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城市来说，县是古老的、变化缓慢的。自秦以来，在不断变化的中国行政区划制度中，相对已经消失的郡、州、府和现在的省，一直存在的县在幅员、数目与名称方面变化起伏最小[3]。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成为了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独立、呈稳定状态的基本政治、社会单元”[4]。
县城与农村更具有亲缘性。长期以来，县城生活与农村生活都显示出一种封闭、固化的状态。跟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不同，县城和农村因为人口规模较小、人口流动性较小，以及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遗留，显示出社会变迁较慢、人际联系紧密等“熟人社会”的特征。然而，无论是在行政等级还是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县城又不等同于农村。对于农村，县城有自己的优越感。
县城在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承上启下、沟通城乡的作用。它走在农村的前面，要带动农村的发展，却又总是走在城市所引领的变革潮流的后面。县城承接了来自城市的诱惑，滋生了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欲望，因条件限制，自身又无法满足这种欲望。在城乡二分的意识形态下，县城居民的自我身份是尴尬的、模糊的。
电影《站台》里县城青年们的故事正是体现了这种欲望的产生与幻灭。在八十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潮和都市流行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对大城市这样的“花花世界”心生向往，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各种憧憬，却又始终困囿于县城这样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成为游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身份模糊的人。
二、车与城：《站台》的意象与修辞
在贾樟柯自己的回忆中，“县城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5]。县城的生活是固化的，生命的可能性是匮乏的，人们的生活显示出一种没有奇迹的庸常。电影《站台》几乎全部采用固定机位，镜头又以固定镜头为主，而运动镜头也都是采用摇镜头而不是推拉镜头。景别以全景、远景为主，人物始终是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大量的固定镜头使得县城显示出一种凝固的特征，人物的出画入画则使得人与环境呈现一种紧张的关系，他们似乎是要冲出这个天地，最后却又总是回到当中。
车与路，则成为了向这种封闭发起挑战的元素。影片当中，机动车行驶的镜头都是运动镜头，与县城环境的固定镜头形成背反。出城/入城成为整部影片的结构。对于封闭县城里的青年来说，火车和铁路则象征着“远方、未来、希望”[6]。如果以火车或者指涉火车的意象为重要标识，全片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段落，每个段落之中，作为意象的各种交通工具又成为小的节点，指示着故事的转折。
（1）第一段落 新时代的开端
影片开头，县文工团在农村慰问演出中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没有见过火车的县城青年用声音、形体和道具模仿火车开动。演出结束后坐汽车回城，车子启动后，黑暗车厢里的青年们一起喊叫，模仿火车的汽笛声。火车以一种缺席的方式出场，预示着旅程的开始。
这是八十年代伊始。社会变革的迹象渗透到小县城中来，年轻男性开始穿喇叭裤，年轻女性开始烫头。穿上喇叭裤的男主人公崔明亮，以及读《茶花女》的弟弟二勇，被作为家庭权威、象征传统道德规范的崔父斥责。父与子冲突的背后，是新出现的流行文化与遗留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旧道德的冲突。
县城自身并不产生新的潮流，它只是承接着诞生于城市的流行文化，诱惑来自于更广阔的世界，欲望指向城市，欲望的主体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形成矛盾。文工团青年张军从广州带回了城市的衣着，带回了录放机和磁带。在钟萍家里，伴随着张军带来的最新的流行音乐，青年们乱跳迪斯科。镜头跟随着他们，在局促的空间里左右摇动。青年们的冲动与环境的封闭形成冲突，在空间的约束下，理想和现实展现出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
在张军去广州的那段时间内，崔明亮和尹瑞娟在城墙上的一段谈话揭示了摆脱县城封闭生活的愿望。在一个固定镜头中，城墙在画面的左半部分形成前景遮挡，同时又是右半部分的后景，两人不时地出现画面的右半部分。有遮挡的构图、隐秘的环境指示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两人就张军的恋人钟萍展开了如下的对话——
尹瑞娟：“我觉得钟萍这两天有点不太对劲。”
崔明亮：“咋回事儿？”
尹瑞娟：“不知道。”
崔明亮：“想张军了吧？”
尹瑞娟：“我看不像。”
崔明亮：“应该不会有啥事儿吧。”
尹瑞娟：“你又不懂。”
崔明亮：“还有我不懂的事儿？”
尹瑞娟：“你以为你啥都懂了？”
从表面上看，尹瑞娟是在聊钟萍，实际上她是借他人的故事道出自己心中的想法。钟萍想的不是张军，而是在向往张军所去往的那个花花世界的同时，为自己困囿于小县城内而感到失落。尹瑞娟所向往的，也是外面的世界。这种不安于现状的想法，在别的小城青年眼中所谓的“心气高”，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影片前半部分崔明亮和尹瑞娟爱情未果的原因。“你又不懂。”“你以为你啥都懂了？”尹瑞娟的言语透露，她把崔明亮放在一个不能与之分享内心渴望的位置，在她眼中，崔明亮是她在封闭县城里生活的一部分，摆脱这种生活的欲望，连带着影响了尹瑞娟对崔明亮的态度。而镜头语言也已揭示了这一点，这段聊天发生时，在前景遮挡的内外不停走动的两人始终不曾同时出现在画面当中，没有同享亲密的空间。
当两人再一次在城墙下对话时，影片用车的意象指涉了尹瑞娟的内心世界。在崔明亮的追问之下，尹瑞娟明确地拒绝了他。随着一个摇镜头，尹瑞娟走到了城墙的门洞旁，画外音是客车站的通知声：“开往宋家川的第27次班车马上就要检票了……”在这个远景镜头中，倚靠着城墙的尹瑞娟显得如此渺小。尽管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她去往更远的地方，然而这里的生活是如此沉重的负担，压得人无法脱身。
伴随改革大潮而来的，除了对生活的渴望，还有道德权威的崩塌。崔明亮的父亲被发现有外遇，崔母当着两个儿子的面把事情抖了出来。崔明亮让父亲把事情讲清楚，二人之间发生语言上的冲突——
崔父：“没有你的事。”
崔明亮：“崔万林，我24了，你懂的我都懂！”
崔父：“反了教了！”
崔明亮：“啥反了教啦！”
崔父：（沉默）
这次冲突是影片中崔明亮第一次对父辈的正面对抗，此后，崔父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权威的象征，崔父的失语意味着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因其虚伪之处逐渐显露而丧失权威，传统的道德观念开始松动。
在这种希望与迷茫交错的经历中，崔明亮对县城生活也感到烦闷。当他和一群青年站在城墙上，朝着驶出城门的客车扔石头，随着一个摇镜头，崔明亮走到一旁，画面中只剩下他一人，这时他朝着城内远远地扔出一个石头，镜头顺着他的视线和石头的方向摇向城内，显示出传统民居与水泥房子交错的县城景象。他省视着自己生活的地方，扔石头的举动暗示着他的内心取向，他想要从这里挣脱。
（2）第二段落：改革与挫折
影片中，84年国庆阅兵的广播或电视直播（画外音），可以视为第二段落即将开始的标志。1984年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7]。在这样的背景下，县文工团也开始实行承包制。
承包后的第一次演出，崔明亮坐着拖拉机出城。在主观镜头的画面中心，是一辆紧跟着拖拉机的驴车。驴车驶过县城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传统民居，最后驶出城门。落后的县城，也想要努力跨过历史的门槛。这个情节是全片中崔明亮第一次出城，它发生在改革开始之后。
火车意象的第二次出现，也是与改革这个主题紧密联系的。文工团出外演出时，卡车半途上困在一个山谷里，滞留的时候，崔明亮开始播放磁带，音乐是与影片同名的歌曲《站台》。这时，青年们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兴奋得大声喊叫，纷纷奔向铁路高架桥去追看稀奇事物——火车。在一个大远景镜头中，铁路桥成为画面主体，青年们顺着画面右边的山坡爬上高架桥。“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歌声脱离了客观的时空关系，作为画外音一直延续到火车汽笛声的出现，这个镜头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客观音效，指涉的是青年们内心的声音，当青年们爬上山坡，渺小的身影从画面中消失以后，火车才出现。下一个镜头正对着桥上的众人，他们望向远去的火车挥手、尖叫，直至汽笛声消失，摄像机没有给反打镜头。
这是火车在本片中唯一一次真正出现，它在影片中出现的时序与大的时代背景中经济改革攻势的发起是相契合的。然而有趣的是，对着铁路高架桥的固定镜头似乎是有意地错开了众人和火车在画面中出现的时间，青年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跟火车同时出现在画面里。象征远方、希望和理想的火车飞驰而去，独自留下不断等待的青年们以及他们眺望的目光，并且没有使用主观镜头，被截留的目光无法真正通向远方的世界。这已经暗示了青年们后来所要遭遇的理想破灭、人生态度的转变。
崔明亮仍然留在实行承包后的文工团，在县城周边各地演出。尹瑞娟则扶着自行车穿过正在整修的县城街道，下一个镜头中她在税务局里。广播中放着苏芮的歌曲《是否》，闲暇中的尹瑞娟随着音乐开始起舞，这提醒着观众，已经成为税务局工作人员的她心里残留的梦想。舞蹈之后的下一个镜头，是她骑着摩托车在县城穿梭，拐角后，城门口出现在她的背后，她向着城内驰行，离出城的方向越来越远。再下一个镜头，是崔明亮坐着卡车在乡镇公路上前行。歌声贯穿了这三个镜头，成为主观音效。“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应该放弃理想，放弃对于广阔世界的追求，不再相信人生还有别的可能性？两人都在内心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只是幻灭的尹瑞娟，已经踏上了漫漫永无止境的路，回归到庸常的并将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而崔明亮却仍在逃避和挣扎。他开始丢失原来的样子，留着乱蓬蓬的头发，穿着破烂的牛仔衣牛仔裤，在台上癫狂地唱着《站台》，唱着“我的心在等待”。张军则已经留起了长发，模样全非。
从起初的充满希望，到逐渐的迷茫、彷徨，青年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其实与八十年代的起承转合是暗合的。八十年代的改革并没有人们设想中的那样顺利，大力推动加快增市场改革的负面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经济过热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价格双轨制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并造成严重的腐败问题[8]。通胀造成了社会的恐慌，腐败引发人民对当局的不满，矛盾不断积累，混杂了理想与不满的八十年代最终以一次悲惨事件匆匆收尾。
改革的挫折在影片中的具体投射就是文工团所遭遇的挫折：观众越来越少，生存越来越不易。在表现挫折的时候，影片也使用了车的意象：载着文工团青年们的卡车在行驶的半途中发现前方无路可走，不得不掉头。紧接着，他们又在车站里错过了客车。在紧随其后的镜头中，醉醺醺的青年们在一个灯光昏暗、环境局促的屋子里跳舞。对比一下第一段落出现的舞蹈场面，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透露着颓废的气息，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青春活力。下一个镜头里，客车驶进了汾阳的城门洞，崔明亮和张军等人最终回到了县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3）结尾：理想破灭，一个时代的终结
崔明亮回到县城，结束了他在文工团的生活，跟人商量做买卖。张军剪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摆脱过去需要从头做起。在税务局工作的尹瑞娟不再心高气傲，最终和崔明亮走到了一起。而崔明亮的父亲已经不再回家，而是在公路边开了一个小店，和自己的情妇住在一起。店里卖的是各种汽车的配件，似乎指涉着崔父与“时代”这趟车的牵连，毕竟曾经的道德权威做出婚外情这种不合道德的事情，这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社会的变迁。
永远没有真正坐上火车的崔明亮，打算做倒卖枕木的生意。上不了路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为别人铺路。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里，他躺在室内的沙发上睡午觉，尹瑞娟抱着他们的孩子，燃气灶上烧着水壶。水烧开时水壶鸣响，颇似火车的汽笛声。曾经追逐火车的崔明亮听到声音，不过是扭了扭头，午睡中的他显得如此疲惫和慵懒。理想和青春，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同离他远去。
三、结语
在众多文化精英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与讲述中，处在舞台中心的是知识分子，故事也通常是围绕着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展开的。而贾樟柯在电影《站台》中为八十年代的回忆添加了“县城”这样一个具体的地理层级，我们才得以看到，除了全社会所共有的集体记忆之外，普通人生活经验中迥异于城市知识分子经验的那一部分得以展现。
“电影诞生于西方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代，……是城市工业发展的产物。”[9]在近三十年的中国电影中，城市一直是电影所注视的主要对象，而农村则是作为城市的他者，才得以出现在电影之中。在主流电影积极地对城市和农村的形象进行建构的时候，“县城”这一地域层级基本上是缺席的。“县城”的存在是微妙的，县城居民的生活状态机既不同于农村，又不能同城市划等号。电影通过表述城市自身以及农村这个鲜明的他者而向作为电影消费主体的城市中产阶级构建城市形象，身份模糊的县城，时常被排除在城市人的视域之外。
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等电影，让人惊喜地看到了“县城”的身影。它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出现，而不是作为城市的附庸。它让人们看到，在城市生活和很大程度为电影工作者所想象的农村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状态的存在。
然而，贾樟柯电影中所展示的八十年代的县城，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和占用，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 [10]。许多县城纷纷走上了扩张的道路，拆迁、城建成为常见现象，在电影《小武》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城区面积的扩大，人口的数量增长与结构变化，也影响到了县城居民的生活习性以及社会心理。这些变化其实也可以为创作者提供有意思的故事题材。另一方面，扩张中的县城也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专业院线从大中城市延伸至县城一级。只是这些新兴的观众群体依然无法从主流电影当中看到他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和他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他们能够看到的电影主要在为大城市的观众制造欲望和幻想：北京的青年男女或许幻想着去西雅图寻找一场爱恋，而过着富足、稳定的平淡生活的中产阶级，或许正想去充满异国情调的泰国经历一番奇遇。
[1]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
[2] 贾樟柯.贾想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5
[3]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51
[4] 浦善新.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121
[5] 贾樟柯.贾想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3
[6] 贾樟柯. 贾想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2
[7]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416
[8]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417-418
[9]路春燕.中国电影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表达[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10] 吴敬琏等.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2
后记
这篇文章其实是我本学期上的影片精读课的期末作业。本来是打算写一写《卧虎藏龙》，但是老师却限定了选片范围。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过贾樟柯的电影，我挑《站台》是因为看到简介里说这是关于小县城青年的故事，而我就是一个来自小县城的青年。
这个故事有关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高三的时候读了人大新闻系校友张立宪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第一次得知这个年代的理想主义氛围，心生向往。
但是就这部影片而言，我更关注的是片里的县城。那种庸常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寻常生活，正是我这种受过理想启蒙的小城青年最为惧怕的。有时因为自己受了良好的教育、考了一所好的大学，庆幸自己算是走出那个小天地了。有时又觉得自己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现实其实很迷茫，特别是不知道将来该走在何方，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子，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理想。
我喜欢《卧虎藏龙》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在玉娇龙身上看到了类似的迷茫，她看不到天地的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其实《站台》里的小城青年也是这样，他们看上去是赶上了好时代，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体验已经超脱了父辈们的经验范围，任何人无法给他们以指引，他们只能自己摸爬滚打，最后以失败告终。
我所在的那个县城，如今正在改头换面。在感慨自己迷茫的同时，我也看到社会变迁对父母那一辈人产生的影响，一成不变的小县城生活终于还是发生了变化，他们也需要去适应，而这个过程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他们难道不是跟《站台》里的那群年轻人同辈吗？
2013.12.3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然成为一个不断被回忆、被书写的时代。建国以来，兴起过“文化热”的八十年代是知识分子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个时代。相对于消费主义逐渐成为主导的九十年代而言，在众多知识分子眼中，八十年代意味着理想主义，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1]。
当知识分子回顾八十年代时，不少人仍然带着那个时代十分盛行的宏观视角，思考着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尽管理想主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逐步破灭，但对于这些文化精英而言，他们如今已在范围相对较小的文化场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拥有话语权，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回报。而对于更广阔的普通大众而言，逝去的八十年代为他们留下了喇叭裤、录放机、流行音乐等象征性的回忆，却也带走了无法存活到下一个时代的理想和希望。在经历了理想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洗礼之后，更多的人必须回归到现实，回归到庸常的生活中去。
贾樟柯的《站台》讲述的就是小城青年希望逐步破灭的故事。与那些从宏观层面述说社会整体变迁的城市文化精英所不同的是，在贾樟柯的回忆里，八十年代的经验有了具体的地理层级坐标和强烈的地域意识，而不再笼统。因为亲身体验过从小县城到大城市的生活场景切换，贾樟柯意识到了县城与城市之间生存方式与对事物理解的不同。他把自己的县城生活经验称为“农业社会的背景”[2]，并把这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体验融入到他的电影作品中去。电影中，个体的命运不仅仅是随时代起伏，更是与地域环境紧扣，在空间层面实现了经验的具体化。
这种对于垂直轴线上的地域差异的清醒意识使电影里的人物呈现出独特的面貌，一种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农村的生活体验被呈现在观众面前。县城，这个时常被忽视的地理层级，得以进入观众的视野。
就县城与城市而言，县城绝不是城市的简单缩小版。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城市来说，县是古老的、变化缓慢的。自秦以来，在不断变化的中国行政区划制度中，相对已经消失的郡、州、府和现在的省，一直存在的县在幅员、数目与名称方面变化起伏最小[3]。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成为了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独立、呈稳定状态的基本政治、社会单元”[4]。
县城与农村更具有亲缘性。长期以来，县城生活与农村生活都显示出一种封闭、固化的状态。跟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不同，县城和农村因为人口规模较小、人口流动性较小，以及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遗留，显示出社会变迁较慢、人际联系紧密等“熟人社会”的特征。然而，无论是在行政等级还是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县城又不等同于农村。对于农村，县城有自己的优越感。
县城在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承上启下、沟通城乡的作用。它走在农村的前面，要带动农村的发展，却又总是走在城市所引领的变革潮流的后面。县城承接了来自城市的诱惑，滋生了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欲望，因条件限制，自身又无法满足这种欲望。在城乡二分的意识形态下，县城居民的自我身份是尴尬的、模糊的。
电影《站台》里县城青年们的故事正是体现了这种欲望的产生与幻灭。在八十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潮和都市流行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对大城市这样的“花花世界”心生向往，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各种憧憬，却又始终困囿于县城这样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成为游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身份模糊的人。
二、车与城：《站台》的意象与修辞
在贾樟柯自己的回忆中，“县城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5]。县城的生活是固化的，生命的可能性是匮乏的，人们的生活显示出一种没有奇迹的庸常。电影《站台》几乎全部采用固定机位，镜头又以固定镜头为主，而运动镜头也都是采用摇镜头而不是推拉镜头。景别以全景、远景为主，人物始终是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大量的固定镜头使得县城显示出一种凝固的特征，人物的出画入画则使得人与环境呈现一种紧张的关系，他们似乎是要冲出这个天地，最后却又总是回到当中。
车与路，则成为了向这种封闭发起挑战的元素。影片当中，机动车行驶的镜头都是运动镜头，与县城环境的固定镜头形成背反。出城/入城成为整部影片的结构。对于封闭县城里的青年来说，火车和铁路则象征着“远方、未来、希望”[6]。如果以火车或者指涉火车的意象为重要标识，全片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段落，每个段落之中，作为意象的各种交通工具又成为小的节点，指示着故事的转折。
（1）第一段落 新时代的开端
影片开头，县文工团在农村慰问演出中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没有见过火车的县城青年用声音、形体和道具模仿火车开动。演出结束后坐汽车回城，车子启动后，黑暗车厢里的青年们一起喊叫，模仿火车的汽笛声。火车以一种缺席的方式出场，预示着旅程的开始。
这是八十年代伊始。社会变革的迹象渗透到小县城中来，年轻男性开始穿喇叭裤，年轻女性开始烫头。穿上喇叭裤的男主人公崔明亮，以及读《茶花女》的弟弟二勇，被作为家庭权威、象征传统道德规范的崔父斥责。父与子冲突的背后，是新出现的流行文化与遗留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旧道德的冲突。
县城自身并不产生新的潮流，它只是承接着诞生于城市的流行文化，诱惑来自于更广阔的世界，欲望指向城市，欲望的主体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形成矛盾。文工团青年张军从广州带回了城市的衣着，带回了录放机和磁带。在钟萍家里，伴随着张军带来的最新的流行音乐，青年们乱跳迪斯科。镜头跟随着他们，在局促的空间里左右摇动。青年们的冲动与环境的封闭形成冲突，在空间的约束下，理想和现实展现出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
在张军去广州的那段时间内，崔明亮和尹瑞娟在城墙上的一段谈话揭示了摆脱县城封闭生活的愿望。在一个固定镜头中，城墙在画面的左半部分形成前景遮挡，同时又是右半部分的后景，两人不时地出现画面的右半部分。有遮挡的构图、隐秘的环境指示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两人就张军的恋人钟萍展开了如下的对话——
尹瑞娟：“我觉得钟萍这两天有点不太对劲。”
崔明亮：“咋回事儿？”
尹瑞娟：“不知道。”
崔明亮：“想张军了吧？”
尹瑞娟：“我看不像。”
崔明亮：“应该不会有啥事儿吧。”
尹瑞娟：“你又不懂。”
崔明亮：“还有我不懂的事儿？”
尹瑞娟：“你以为你啥都懂了？”
从表面上看，尹瑞娟是在聊钟萍，实际上她是借他人的故事道出自己心中的想法。钟萍想的不是张军，而是在向往张军所去往的那个花花世界的同时，为自己困囿于小县城内而感到失落。尹瑞娟所向往的，也是外面的世界。这种不安于现状的想法，在别的小城青年眼中所谓的“心气高”，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影片前半部分崔明亮和尹瑞娟爱情未果的原因。“你又不懂。”“你以为你啥都懂了？”尹瑞娟的言语透露，她把崔明亮放在一个不能与之分享内心渴望的位置，在她眼中，崔明亮是她在封闭县城里生活的一部分，摆脱这种生活的欲望，连带着影响了尹瑞娟对崔明亮的态度。而镜头语言也已揭示了这一点，这段聊天发生时，在前景遮挡的内外不停走动的两人始终不曾同时出现在画面当中，没有同享亲密的空间。
当两人再一次在城墙下对话时，影片用车的意象指涉了尹瑞娟的内心世界。在崔明亮的追问之下，尹瑞娟明确地拒绝了他。随着一个摇镜头，尹瑞娟走到了城墙的门洞旁，画外音是客车站的通知声：“开往宋家川的第27次班车马上就要检票了……”在这个远景镜头中，倚靠着城墙的尹瑞娟显得如此渺小。尽管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她去往更远的地方，然而这里的生活是如此沉重的负担，压得人无法脱身。
伴随改革大潮而来的，除了对生活的渴望，还有道德权威的崩塌。崔明亮的父亲被发现有外遇，崔母当着两个儿子的面把事情抖了出来。崔明亮让父亲把事情讲清楚，二人之间发生语言上的冲突——
崔父：“没有你的事。”
崔明亮：“崔万林，我24了，你懂的我都懂！”
崔父：“反了教了！”
崔明亮：“啥反了教啦！”
崔父：（沉默）
这次冲突是影片中崔明亮第一次对父辈的正面对抗，此后，崔父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权威的象征，崔父的失语意味着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因其虚伪之处逐渐显露而丧失权威，传统的道德观念开始松动。
在这种希望与迷茫交错的经历中，崔明亮对县城生活也感到烦闷。当他和一群青年站在城墙上，朝着驶出城门的客车扔石头，随着一个摇镜头，崔明亮走到一旁，画面中只剩下他一人，这时他朝着城内远远地扔出一个石头，镜头顺着他的视线和石头的方向摇向城内，显示出传统民居与水泥房子交错的县城景象。他省视着自己生活的地方，扔石头的举动暗示着他的内心取向，他想要从这里挣脱。
（2）第二段落：改革与挫折
影片中，84年国庆阅兵的广播或电视直播（画外音），可以视为第二段落即将开始的标志。1984年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7]。在这样的背景下，县文工团也开始实行承包制。
承包后的第一次演出，崔明亮坐着拖拉机出城。在主观镜头的画面中心，是一辆紧跟着拖拉机的驴车。驴车驶过县城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传统民居，最后驶出城门。落后的县城，也想要努力跨过历史的门槛。这个情节是全片中崔明亮第一次出城，它发生在改革开始之后。
火车意象的第二次出现，也是与改革这个主题紧密联系的。文工团出外演出时，卡车半途上困在一个山谷里，滞留的时候，崔明亮开始播放磁带，音乐是与影片同名的歌曲《站台》。这时，青年们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兴奋得大声喊叫，纷纷奔向铁路高架桥去追看稀奇事物——火车。在一个大远景镜头中，铁路桥成为画面主体，青年们顺着画面右边的山坡爬上高架桥。“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歌声脱离了客观的时空关系，作为画外音一直延续到火车汽笛声的出现，这个镜头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客观音效，指涉的是青年们内心的声音，当青年们爬上山坡，渺小的身影从画面中消失以后，火车才出现。下一个镜头正对着桥上的众人，他们望向远去的火车挥手、尖叫，直至汽笛声消失，摄像机没有给反打镜头。
这是火车在本片中唯一一次真正出现，它在影片中出现的时序与大的时代背景中经济改革攻势的发起是相契合的。然而有趣的是，对着铁路高架桥的固定镜头似乎是有意地错开了众人和火车在画面中出现的时间，青年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跟火车同时出现在画面里。象征远方、希望和理想的火车飞驰而去，独自留下不断等待的青年们以及他们眺望的目光，并且没有使用主观镜头，被截留的目光无法真正通向远方的世界。这已经暗示了青年们后来所要遭遇的理想破灭、人生态度的转变。
崔明亮仍然留在实行承包后的文工团，在县城周边各地演出。尹瑞娟则扶着自行车穿过正在整修的县城街道，下一个镜头中她在税务局里。广播中放着苏芮的歌曲《是否》，闲暇中的尹瑞娟随着音乐开始起舞，这提醒着观众，已经成为税务局工作人员的她心里残留的梦想。舞蹈之后的下一个镜头，是她骑着摩托车在县城穿梭，拐角后，城门口出现在她的背后，她向着城内驰行，离出城的方向越来越远。再下一个镜头，是崔明亮坐着卡车在乡镇公路上前行。歌声贯穿了这三个镜头，成为主观音效。“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应该放弃理想，放弃对于广阔世界的追求，不再相信人生还有别的可能性？两人都在内心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只是幻灭的尹瑞娟，已经踏上了漫漫永无止境的路，回归到庸常的并将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而崔明亮却仍在逃避和挣扎。他开始丢失原来的样子，留着乱蓬蓬的头发，穿着破烂的牛仔衣牛仔裤，在台上癫狂地唱着《站台》，唱着“我的心在等待”。张军则已经留起了长发，模样全非。
从起初的充满希望，到逐渐的迷茫、彷徨，青年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其实与八十年代的起承转合是暗合的。八十年代的改革并没有人们设想中的那样顺利，大力推动加快增市场改革的负面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经济过热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价格双轨制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并造成严重的腐败问题[8]。通胀造成了社会的恐慌，腐败引发人民对当局的不满，矛盾不断积累，混杂了理想与不满的八十年代最终以一次悲惨事件匆匆收尾。
改革的挫折在影片中的具体投射就是文工团所遭遇的挫折：观众越来越少，生存越来越不易。在表现挫折的时候，影片也使用了车的意象：载着文工团青年们的卡车在行驶的半途中发现前方无路可走，不得不掉头。紧接着，他们又在车站里错过了客车。在紧随其后的镜头中，醉醺醺的青年们在一个灯光昏暗、环境局促的屋子里跳舞。对比一下第一段落出现的舞蹈场面，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透露着颓废的气息，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青春活力。下一个镜头里，客车驶进了汾阳的城门洞，崔明亮和张军等人最终回到了县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3）结尾：理想破灭，一个时代的终结
崔明亮回到县城，结束了他在文工团的生活，跟人商量做买卖。张军剪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摆脱过去需要从头做起。在税务局工作的尹瑞娟不再心高气傲，最终和崔明亮走到了一起。而崔明亮的父亲已经不再回家，而是在公路边开了一个小店，和自己的情妇住在一起。店里卖的是各种汽车的配件，似乎指涉着崔父与“时代”这趟车的牵连，毕竟曾经的道德权威做出婚外情这种不合道德的事情，这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社会的变迁。
永远没有真正坐上火车的崔明亮，打算做倒卖枕木的生意。上不了路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为别人铺路。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里，他躺在室内的沙发上睡午觉，尹瑞娟抱着他们的孩子，燃气灶上烧着水壶。水烧开时水壶鸣响，颇似火车的汽笛声。曾经追逐火车的崔明亮听到声音，不过是扭了扭头，午睡中的他显得如此疲惫和慵懒。理想和青春，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同离他远去。
三、结语
在众多文化精英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与讲述中，处在舞台中心的是知识分子，故事也通常是围绕着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展开的。而贾樟柯在电影《站台》中为八十年代的回忆添加了“县城”这样一个具体的地理层级，我们才得以看到，除了全社会所共有的集体记忆之外，普通人生活经验中迥异于城市知识分子经验的那一部分得以展现。
“电影诞生于西方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代，……是城市工业发展的产物。”[9]在近三十年的中国电影中，城市一直是电影所注视的主要对象，而农村则是作为城市的他者，才得以出现在电影之中。在主流电影积极地对城市和农村的形象进行建构的时候，“县城”这一地域层级基本上是缺席的。“县城”的存在是微妙的，县城居民的生活状态机既不同于农村，又不能同城市划等号。电影通过表述城市自身以及农村这个鲜明的他者而向作为电影消费主体的城市中产阶级构建城市形象，身份模糊的县城，时常被排除在城市人的视域之外。
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等电影，让人惊喜地看到了“县城”的身影。它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出现，而不是作为城市的附庸。它让人们看到，在城市生活和很大程度为电影工作者所想象的农村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状态的存在。
然而，贾樟柯电影中所展示的八十年代的县城，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和占用，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 [10]。许多县城纷纷走上了扩张的道路，拆迁、城建成为常见现象，在电影《小武》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城区面积的扩大，人口的数量增长与结构变化，也影响到了县城居民的生活习性以及社会心理。这些变化其实也可以为创作者提供有意思的故事题材。另一方面，扩张中的县城也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专业院线从大中城市延伸至县城一级。只是这些新兴的观众群体依然无法从主流电影当中看到他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和他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他们能够看到的电影主要在为大城市的观众制造欲望和幻想：北京的青年男女或许幻想着去西雅图寻找一场爱恋，而过着富足、稳定的平淡生活的中产阶级，或许正想去充满异国情调的泰国经历一番奇遇。
[1]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
[2] 贾樟柯.贾想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5
[3]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51
[4] 浦善新.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121
[5] 贾樟柯.贾想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3
[6] 贾樟柯. 贾想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2
[7]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416
[8]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417-418
[9]路春燕.中国电影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表达[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10] 吴敬琏等.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2
后记
这篇文章其实是我本学期上的影片精读课的期末作业。本来是打算写一写《卧虎藏龙》，但是老师却限定了选片范围。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过贾樟柯的电影，我挑《站台》是因为看到简介里说这是关于小县城青年的故事，而我就是一个来自小县城的青年。
这个故事有关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高三的时候读了人大新闻系校友张立宪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第一次得知这个年代的理想主义氛围，心生向往。
但是就这部影片而言，我更关注的是片里的县城。那种庸常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寻常生活，正是我这种受过理想启蒙的小城青年最为惧怕的。有时因为自己受了良好的教育、考了一所好的大学，庆幸自己算是走出那个小天地了。有时又觉得自己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现实其实很迷茫，特别是不知道将来该走在何方，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子，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理想。
我喜欢《卧虎藏龙》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在玉娇龙身上看到了类似的迷茫，她看不到天地的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其实《站台》里的小城青年也是这样，他们看上去是赶上了好时代，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体验已经超脱了父辈们的经验范围，任何人无法给他们以指引，他们只能自己摸爬滚打，最后以失败告终。
我所在的那个县城，如今正在改头换面。在感慨自己迷茫的同时，我也看到社会变迁对父母那一辈人产生的影响，一成不变的小县城生活终于还是发生了变化，他们也需要去适应，而这个过程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他们难道不是跟《站台》里的那群年轻人同辈吗？
2013.12.30
虽然说改革开放和新旧交替的这个主题我很喜欢，但是这片子太散太缓慢，终于到我即将无法忍受的沉闷高潮点结束。
起碼可以看三次
那代中国人所经历的人事物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贾樟柯用了他几乎能想到的方法来插入他记忆中时代所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的流行音乐和物件细节，越走越远的人总归还是回到了原点，本片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创作主题上都算是导演最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了，期待《天注定》
一直不喜欢王宏伟，总觉得他把颓废演成吊儿郎当。直到《是否》出来方才醒悟贾樟柯潜藏的心酸和动人。「体位的变换是不需要有所避讳的，当两人彼此相爱，任何体位都是理所当然的」，史诗一般华丽的狂欢过后剩下的是一无所有。站台是一处集散地、亦是年代更迭的坐标，塞满了改革开放青春的迷茫和怅惘。
“一个朋友，普希金。”就喜欢这种七八十年的调调，虽然贾樟柯用得有些过了，整个片子里都是那个年代的背景音。
梦想死掉了，只剩下虚无，不同的是有些人看穿了早一点退出，有些人一辈子就陷在了里面--而且那真的是梦想吗？这部感觉和科长别的片子都不太一样，这么长的情况下（看了个3h+版…）剧情反而被刻意削弱，不断出现的各种流行金曲我能接受，谁不曾在一个孤独的夜听着老歌突然就很难过呢
7.5 贾樟柯的导演生涯就是一串悖论——早年拍出来的东西神韵俱佳，技术方面却粗粝到好比学生作业；之后的作品越发精雕细作，韵味却散了大半。
没想到这么好
站台有一种小城之春的气质：它们都没能把住时代的脉搏，但却拥抱了整个时代。
贾科长的电影并不粗糙，相反精致到有些强迫症了。他极喜爱将镜头从人物身上缓缓移去，投向远处的景物，逼你看眼前身后、墙里墙外，强迫你关注故事之外的时代细节。他又善于控制情绪，让你的情感在喷涌前克制，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你发现，站台在那里，可没人出得去，生活原来是恐怖片。
最后，放弃理想与冲动，平静而劳累地生活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
可以，含涛量较低
在《小武》里就发现了，王宏伟长的真像我爸。他就跟电影里的崔明亮差不多，浑浑噩噩的过着没啥出息的小日子，几乎难以糊口。全靠我妈才勉强有个人样，真是个窝囊废啊。原以为我能好过他。现在坏了，我也光荣的成了窝囊废中的一员。
烧开水的声音刺耳得如同远方开来的火车 却叫不醒多年以后的崔明亮了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听到了不一样的音乐，并且，你发现自己都听懂了。热爱文艺在八十年代，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代表着身体、衣饰和发型的解放，对XX文艺座谈会的挣脱，乃至冒着被惩罚的危险。《站台》里的文艺，不单是文工团的金曲串烧，电影从1980年（刘少奇平反）开始，到1990年（渴望）结束，其实是一部悲伤的青春片。春风不度的汾阳小城，终归是能收到南方沿海的改变信号，人们内心躁动，等待着什么发生。科长采用一套群像组合，不断进行省略留白，比如离开又回来的张军，成为税务员的尹瑞娟，消失的钟萍。许多镜头美到惊人，平遥城墙下的交谈，荒野中的火苗，韩三明的五块钱，姑娘像春天的树站着突然大风扬沙。立个 flag，2020年，平遥放映修复版《站台》。
难以喘息的、逼人的真实。潜藏在个体命运最底层的无奈、挣扎、荒谬与尴尬。而生活本身就是剧情。
卧槽，太牛逼了。史诗级作品。贾樟柯野心真大，要为整个80年代肖像。“让民间记忆充满银幕，以代替被官方垄断的历史。” 这时候的他才三十岁。
没感觉
贾樟柯的现实主义史诗片。影片几乎是由一段段中、远景长镜头组成，固定与横摇为主，与侯孝贤的风格相近，这种远距离的凝视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但也容易使没有共鸣的人心生厌倦。导演用大量标志性歌曲、广播、录像和电视节目表现时代变迁，兼顾了写实与抒情。叙事和生活一样散漫。（7.5/10）
那是我一直想要过去看看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