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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像我这样美丽的女子”，优酷的播放页面显示的注解是：“特吕弗讲述另类谋杀案”，为什么是另类？它和普通的谋杀案有何特殊之处？开场回忆录方式的“一年前”似乎提供了线索：一名女性读者到书店寻找史丹写的一本书，服务人员以为是畅销小说，但读者说是一本关于女性犯罪的社会学论文，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书店老板对读者说：“这本社会学论文从未出版过。”但是他却陷入了回忆，字幕打出“一年前”这个时间标记，于是，关于史丹，关于女性犯罪，关于社会学论文，都变成了“一年前”的那个样本。

片头的书店场景基本上是脱离整部电影的，甚至在最后也没有前后呼应的结构安排，也许是暴露了特吕弗在电影构思上的随意性，但是当故事发生在一年前，当一年前成为一个样本，其实是为了凸显启示意义，但是矛盾之处在于这篇论文根本没有出版过，没有出版过其实取消了样本变成文本的意义，或者故事只是一种传说，但是书店老板为何会陷入回忆，买书的人为何是个女性？这其中的微妙关系是不是有着特吕弗独特的用意？

当书店老板开始回忆的时候，仿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写作了论文的史丹，但是这种共谋的意义却提供了一个缺席的结局：书并没有出版。电影最后的结果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史丹最后变成了杀人犯而被关进了监狱，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时间里他还在监狱里，他关于对女性罪犯卡梅拉的采访和调查，其实是一个现实的文本，和他一样也在监狱里。人在监狱失去了自由，文本在监狱失去了出版的机会，这双重的缺席使得“一年前”的故事又超出了现实意义，当男人讲述，当女性寻找，男与女的对应也从单个的案例延伸到了更普遍、更广泛、更具批判性的社会学意义。

如何解读社会学意义？不如从特吕弗的“另类”入手，“女性犯罪”是社会学家史丹调查和采访的一个主题，可以拆解这个词组：女人+性+犯罪+罪恶。他采访的对象是一个名叫卡梅拉的罪犯，所以从性别意义上，卡梅拉就是一个女人，她走上犯罪之路似乎就和她的这个性别属性有关，她和粗鲁、暴力的父亲住在一起，喜欢弹奏琴弦，喜欢唱歌，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轨迹，卡梅拉就是逐渐从少女变成女人，变成别人的妻子，变成小孩的母亲，如此，便构成了她作为女性的人生。但是她从小似乎没有母亲的关爱，这便是一种爱的缺席，加上父亲的暴力，如此，在她的成长中就慢慢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母爱的缺席，让自己本身为女性的卡梅拉陷在男人的摆弄中，父亲骂她打她，甚至踢破了她的琴，将她扔到草垛上；后来父亲时候她被送到了孤儿院甚至进入了儿童犯罪研究中心，据她自己的回忆，第一次是被医生侮辱的；之后卡梅拉逃出了儿童犯罪研究中心，搭车遇到了后来强占她而成为丈夫的克罗维斯；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去做了酒店服务员，在男人的挑逗中身体一次次被侵占，后来和歌手山姆上床，为了使自己也走上唱歌的舞台；之后又一次在逃跑中搭车，认识了“杀虫先生”亚瑟，满口道德和上帝信仰的亚瑟又一次占有了她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卡梅拉和律师马连也保持了男性肉体关系……按照卡梅拉的说法，她要和是个男人保持性关系，从这一处在高速飞驰的声音中和山姆共枕头，到另一处和律师匆匆上床，从这一处与性变态的丈夫周旋，到后来和亚瑟的暧昧，卡梅拉作为一个女性一直处在男人的包围中，看起来她用谎言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让男人服从与她，其实作为一个女性，反而是被骗者，或者说是一个弱者。

这是女性的一种身份宿命，丈夫的枪、歌手的名声、律师代表的法律、亚瑟所谓的上帝，都是一种男权社会的武器，包括最初让她成为了孤儿的父亲，和第一次夺走了贞操的医生，他和他，是男人的他们，他们掌握着权力，他们主导着规则，所以卡梅拉走上犯罪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是女性的一种反抗，甚至是对于男权的颠覆。但是她在这个改变权力之路上，唯一的工具就是肉体，也就是用性打开了自己的生存之路。克罗维斯是在卡梅拉走投无路的时候让她搭车，继而占有了她，并成为了他的妻子；为了继续生存，她勾搭上了歌手山姆，用自己的肉体换取了所谓作歌手的理想，但这理想也只是被汽车马达轰鸣的声音覆盖的性交易；为了能使被车撞上的丈夫那里得到赔偿，她也把自己放在床上，和律师马连苟合，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钱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她又搭上了亚瑟的车，谎称克洛维克是哥哥，最后也是在假装被绊倒之后让亚瑟得到了满足，而自己也拿到了更多的钱。

用身体铺设自己的路，对于卡梅拉来说，没有任何羞耻，相反她视自己的肉体为资本，一次次让男人得到满足，一次次让自己生存下来，于是在最后亚瑟和她相约跳下教堂塔顶而她没有跳下的时候，她变成了杀人嫌疑犯，最后变成了罪犯，而在狱警的口中，她就是那个“荡妇”。女人让她出于弱势，性交易让她生存，但是为什么最后她会成为杀人犯？也就是说，卡梅拉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的？其实，在卡梅拉整个过程中，她所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和命运打赌，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9岁时父亲死去，在别人看来是因为自己抽掉了那架梯子，所以被认为是“杀死”了父亲，而她当初的想法只是赌博，因为父亲对她打骂，当她把梯子拿走之后，父亲一定还会对她拳脚相加，甚至会打死她，但是最后却是父亲被摔死了——不是自己死而是父亲死去，这便是卡梅拉赌博式生存的结果，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父亲被摔死，她有一定的责任，但并非会成为杀人者，就像看门的狱警对史丹说的那样：“是地球重力杀死了他父亲。”

而在丈夫克罗维斯面前，在歌手山姆面前，在律师马连面前，在杀虫先生亚瑟面前，她都抱着这样一种赌博心态，也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所以除了不断出卖肉体将性当成是活着的不二法门，是一种罪之外，她其实并没有真正去杀人，反而在男性世界里，到处是欺骗，到处是谎言，到处是虚伪，最后亚瑟要和她一起自杀，她也没有付诸实践，似乎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最基本尊重。但是，最后是男权社会把她送进监狱，让她变成杀人犯。但是一个转折是，史丹在采访和调查了卡梅拉的经历之后，想方设法找到了那个教堂塔楼上的证据，并最终使她清白，成为了舞台上的著名歌手，却最终在史丹即将和他上床而被丈夫克罗维斯发现后，打响了她一生中的第一枪，克罗维斯倒在了那里，而她甚至作伪证，将枪放到了昏迷的史丹手上，致使最后史丹锒铛入狱。

为什么史丹让她重获自由之后她却真正射出了杀人的子弹？这便是这个“一年前”的故事真正的内核所在，即到底什么是社会的“罪恶”？卡梅拉从9岁开始“杀死”了父亲，接着在男人的世界里成为“荡妇”，最后因为从塔楼推下了亚瑟，她就是杀人犯，就是在法律意义上的罪人，这是第一层的罪恶，也是最为表象的罪恶。而更深层的罪恶并不仅仅和卡梅拉道德意义的恶有关，当史丹进入监狱调查卡梅拉，其实是一层一层揭露出整个社会的罪恶。

父亲的粗鲁和暴力，当然是一种罪恶，甚至正是他踩破了琴弦使得卡梅拉最初的理想覆灭；丈夫让她搭车并占有了她，看起来也像把卡梅拉当成了性奴，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不让卡梅拉看歌剧的电视，他甚至用枪打碎了电视机，这又是对于卡梅拉理想的暴力破坏；而歌手山姆用马达的声音覆盖床上的呻吟和快感，更是对于音乐的一种亵渎；亚瑟一直说自己的“正人君子”，也一直帮助卡梅拉，他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街头那些裸露的画刊“道德沦丧，毒害儿童”，但他得知卡梅拉的放荡后说，“上帝什么都看到了，你是可耻的，沉迷在罪恶中”，却又觊觎于卡梅拉的肉体……而当卡梅拉的故事逐步在史丹面前展开的时候，史丹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似乎抱有着对于这个个体的同情和尊重，他在第一次采访中认为卡梅拉父亲之死，是因为卡梅拉在和命运做赌博；当他知道卡梅拉和山姆在一起，认为这是因为她缺乏一种爱，需要社会的认同；后来和马连发生关系，史丹将其解读为“她缺乏安全感，需要法律的保护”；当自己逐渐对热情、性感的卡梅拉产生好感，他解释说“我对她的好感完全是出于理智”……

不断地出入监狱，不断地面对卡梅拉，不断地听说她的遭遇，史丹其实慢慢从社会学家的身份变成了倾听者、朋友，而为她带烟、带花生、换领带，最后他变成了倾慕者，于是监狱变成了卡梅拉上演“女性犯罪”的另一个社会，另一个舞台，她正是利用史丹对她的好感最终得到了无罪的证据，而史丹也最后蜕化为另一个男人，在为卡梅拉鲜花、接吻，乃至上床的过程里，和那些男人站在了同一行列中，于是这个“一年前”的故事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女性犯罪”样本——当最后卡梅拉用子弹射死了丈夫又伪造了现场，史丹反而成为了牺牲者变成了杀人犯。

从女性到性交易，再到犯罪，再折射出社会的罪恶，卡梅拉无疑用“女性犯罪”来定义一种社会现实，她以反抗和赌博的方式让自己生存，而男人从侵占她成为控制者到最后被她送进监狱成为牺牲者，男权似乎在自身的罪恶中被解构，所以最后史丹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大红大紫的著名歌手卡梅拉，一种反转是对于社会最无情的讽刺，更为悲剧的是，本来史丹寄予希望让自己获得最后一丝希望的律师，竟然变成了卡梅拉的另一个情人，于是希望变成了泡影，于是犯人成为了男人，就像卡梅拉对史丹说的：“意外就是这样，想想我，我生存着，每件事都有好的一面，监狱里很有趣，现在你知道了，你和我一样。”

女性犯罪，男性犯罪，女性成为罪犯，男性成为罪犯，是这个社会本身的罪：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其实都无法自证清白，活着只是赌博，只是交易，只是谎言。但是当“一年前”的故事未曾出版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时候，特吕弗却并不用悲观的方式来解读这个社会，在整个故事中，有一个容易忽略的人物，她就是史丹的助手海伦，她帮助史丹整理采访录音，却在工作之外对她倾注所有，她不求回报，她只是爱着他，所以她总是提醒史丹不要被卡梅拉欺骗，而在史丹最终被卡梅拉陷害送入监狱之后，在史丹几乎绝望的时候，镜头却给了在监狱不远处那幢楼房顶上的海伦，她正在认真地打着字。她一直在史丹的身边，她一直没有放弃，她也许也是史丹最后的希望，就她的名字一样，是“美丽之神”，而不是只有肉体意义的卡梅拉。而她不停敲打的文字也许正是那本史丹没有写完的社会学论文，她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它，用爱、信任和宽容书写，并将最终出版，成为女性犯罪的真正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