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之前听说河正宇要翻拍《许三观卖血记》，一度担心毁原著的节奏，看书的时候心想要是拍成电影，怎么也应该由老谋子这样的导演，才能排出原著的精髓来。看了后觉得担心是多余的，影片剧情还是大抵尊重原著的，在很多细节上也能表现出来，比如片中人物名称基本没改，再如三观走起路来一直都是背着手，卖血站的油头医生发型。不过也因国情的不一样，猪肝变成了血肠，酒要温一温，手指划三个圈儿的小细节减掉了，也因电影时常的原因删减了一些虐心的片段（龙根死的那个简单带过了） ，河正宇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韩国实力派演员，没想到导演也很棒嘛，尊重原著是大多读者愿意看到的。 PS:余华也该庆幸了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好作品被翻拍成电影基本都还原了书上的精髓，一些个觉得翻拍的不好的人，你们去看看《盗墓笔记》的命运，就会有很大的安慰了。 很好的一部电影，荐之！

1.人物的衣着鲜亮，即便老旧也是以某种机械的方式磨旧的，里面没有丝毫岁月作用的痕迹。

2.父与子、夫与妻间的对话，完全没有表现家庭关系中应当具有的话语差异。

3.最惊人的莫过于许三观的妻子，逾十一年面容丝毫未改，依旧光鲜靓丽。

4.场景一看就是搭建出来的，为配合摄影明丽的色调，倒真是“当下之事”。

（注：“历史无非当下之事”，说的是人性相通，《许三观》显然不是。）

5.一出悲苦剧被生生改编为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实在让人惊叹韩国影人的功力深厚。

6.决非刻意如此，而是他们缺少表现真实的能力（无论是从现实生活中捕捉，还是在影像中重构）。

7.如此，也就不断需要借用类型片的手法处理艺术电影：掩盖影像虚假本性的方式。

8.韩国电影之罪：把电影拍成电视剧；美国电影则反其道行之：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

9.如果是电视剧，以上的问题都不再有了，电影有情节已然足够。

10.但电影首要标准是真实，无论你以何种方式达到：现实主义、反现实、表演真实、情境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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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不是富贵，富贵也不是许三观。但《许三观卖血记》注定会活在《活着》的阴影下扭曲成长，两部作品前后相隔十来年（1993年至2003年），如同这个国家的前后十年，都有着迥然不同的走向。一个作家的代表作永远只有一部，其它注定只能是陪衬，但这并不妨碍其它作品的声名远播。如著名作家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被公认是其代表作，但其佳作《老旦是一颗树》，被欧洲导演高兰改编拍成了爱尔兰版的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颗树》。

河正宇执导并主演了这部《许三观卖血记》（2015），被移植到六十年代初的韩国，小镇还有荷枪实弹的驻韩美军。但与片中尚且能生活下去，唯挣扎于内心痛苦的许三观，与余华笔下那些窘困无依的庄稼汉有着天壤之别，更不要说衣着光鲜，令人惊艳的许玉兰了。小说中许三观卖血真真正正是为了解决肚子，而在电影里的三次卖血，却是为了改善生活、吃上香喷喷的肉包子及为大儿子许一乐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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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活化成了喜剧，或者说从头至尾充斥着喜感，这是韩国电影必须的卖点。电影是视觉艺术，观众在感观上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如果一味的只是《二泉印月》般的凄苦愁怅，观者在索然无味之后，影片恐怕也会吃败仗。小说中的一盘炒猪肝和二两黄酒，变成了馋猫们的肉包子和蒸鲜鱼，这只是口味的喜好不同而已。

影片采用传统叙事，显然并不想在形式上有新的尝试，这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甚至有莫明其妙的败笔，如闷闷不乐的许三观，突然跟桂花发生了一段关爱有加的戏码，以衬托他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生涩，当然毫不可取，只能说荒唐可笑。因为全片桂花这个女性角色只闪现过两次，并无交集，更无制造戏剧冲突的可能。但导演在影片的整体基调中，抓住了小说的根或者说电影中的魂。老老实实地在主人公许三观与妻子、大儿子许一乐之间展开，这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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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当中天然地喜欢猜谜并执着于打破沙锅问到底。无疑影片满足了大家的窥探欲。通过验血欲昭告天下的许三观，万万没想到大儿子许一乐真的是大家嚼舌根口中何小勇的“兔崽子”。按他的话说是一个“杂种”，替那个混蛋白白养了十一年。许三观当然不服，当然堵得慌。他不停地找妻子许玉兰的茬子。以往夫妻俩当然爱的不得了，结果一出，完全改变了许三观的“三观”。

香喷喷的肉包子只给他的许二乐和许三乐吃，在他看来，那小哥俩才是他纯正的“种”。他撵走许一乐，让他去叔叔家吃红薯。好孩子许一乐乖乖地去吃红薯，但吃饱了红薯，还是想着吃肉包子。许一乐再次来到何小勇家，高喊着“爸爸”，让他给点钱，以后就不再叫他“爸爸”，保证不再滋扰他们家。但这个无情无义的何小勇不吃他这一套。何小勇如若不是这样的混蛋，那他以后的黯淡结局，也就不会令大家期盼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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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受堵的许三乐缩在狭窄的破巷子，仰天看着月亮，看着看着，月亮变成了一笼冒着热气的肉包子，刚想尝一口，却如水中月，晃荡一下就没了。妈妈找到他，抱头痛哭。与其说许三观给大儿子脸色看，不如说他是处处给妻子添堵，谁叫你生了何小勇的野种呢。妻子无可辩驳，事实本来如此。但最大的痛苦却是许三观。因为他最喜欢许一乐，孩子懂事勤快，还听话。他几乎找不到大儿子一丝一毫的毛病，却要每天挖空心思找许一乐的不是，他怎么能不痛苦呢。

只有当何小勇脑梗昏迷之后，道场做法事，需要这个他从不待见的儿子出面，呼唤“爸爸，请你回家”，才能挽回他的一条命，但许一乐无法假装，却真心地喊出了“爸爸，我要回家”。徘徊在外的许三观，这才进屋紧紧抱住许一乐，背着他，实现了这对父子俩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也就为许三观舍命卖血的凑三万块钱，给许一乐治病，作了有力的铺垫，否则影片也就失去了存续的意义。

代价是许三观频频卖血差点送了命，没等来钱，却被“洗劫”一空，这滑稽的背后再次说明，人性是值得怀疑的，妻子却是靠得住的。为了给儿子治病，等不来钱的妻子，终走上了卖肾的道路，终落得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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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范畴的电影，结果必须是“香喷喷的肉包子”，如同影片开头的爆米花、大麦茶。这些看似经不起回味的喜乐，却印证了开端到解决的思路。至于小说中的真实，与影片中的虚幻，仅仅只是角色的对应，而无实质的联系和固化。河正宇和河智苑并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他们不是葛优和巩莉。他们只是在演绎他们自己。要理解真正意义上的许三观如何“卖血”，那只能去细看小说。

如果了解六十年代的韩国，看看这部电影也未尝不是一个参照。即便同样呈现六十年代的佳片《记忆中的风琴》，依稀能找到韩国某种共通的生活气息和景象。韩国电影的苦中作乐，扎根于这个民族的特性之中。哪怕在七十年代朝鲜电影《摘苹果的姑娘》，我们也能找到某种刻板喜感的印记。所以，拿小说与电影作比照，注定是苍白的了无生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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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考虑的是，既然韩国人能拍一部韩国的“许三观”，为何中国电影人不能拍？在1992年至1994年的中国，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和姜文，集中拍了《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佳片后，几乎再也看不到这样出彩的光影了。《山楂树之恋》《归来》也只是打擦边球的表象，而非切入肌肤的再现，这是迂回而无可奈何的一息尚存。但他们渐渐老去，后来者将如何应承，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总不能随意地抹去，何况那段历史依然在现实中紧密回响。

很多知名的小说都有改编电影的可能，经过岁月的浸泡，它们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却因时代的诡异循环，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无从知晓，却倍感深重的茫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认可河正宇的这部《许三观卖血记》，哪怕它空有其壳，这并不重要，紧要的是它呼唤和刺激着中国人自己的神经，不要如此紧绷，哪天也能放松下来，好好地拍一部属于自己的《许三观卖血记》《老旦是一颗树》。

20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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