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

一、

戈达尔的这句话已经为我们标示出一个悖论：虚构将抵达真实，追求真实将自身瓦解。我们也许可以举出两部电影来说明这一论点：《阿玛柯德》与《少年时代》。（扩展阅读：http://movie.douban.com/review/7373465/）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不断被揭示出来。新现实主义在影像真实性上所带给我们的有两点：基于理念变革形成的制作新方式，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自由创作等等；同时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在还原现实的感知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后者被另一一场运动所标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道格玛95运动”追求手持摄影的真实质感让影像在捕捉现实的能力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影像不断地“真实化”后，某种自我瓦解便在内部产生。电影看起来与纪录片越来越接近。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被欧洲电影人所预见，而是借助几乎发生于同时的伊朗电影人的一系列杰出创作被告示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伊朗电影遵循两种模式：一种继续在传统新现实主义旗帜下进行创作，包括马基迪和戈巴迪的儿童电影；另一种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将虚构的强力注入影像之中，典型是阿巴斯、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和帕纳西的创作，这两股并进的势力一直延续至今。而阿巴斯在1990年创作的《特写》，不仅在时间上、同样也在创作手法上为这股运动画下了起点。同样，“乡村三部曲”成为民族影像的杰出典范：伊朗电影人已经从“捕捉真实”上升至“暴露虚假”。

二、

以上是从剧情片向纪录片渐进的视角发展出的一条路线，下面我们想将反方向从纪录片入手尝试开辟出另一条路线。

某种程度上，纪录片天然地保证了影像之“真实”，那么从何时开始，“虚构”开始侵入其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需要我们从一场“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中下手。在七八十年代，法国继结构主义之后卷起了后结构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悉数放弃了“理性”、“真理”、“进步”等宏大的叙事。德国哲学家自然也抵御不住这场甚嚣尘上的论争，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中作出回应，称启蒙运动远没有完成，后现代仍未到来。对此，利奥塔以一本专著《后现代状态》反驳了哈贝马斯的观点。在利奥塔看来，启蒙运动无非是一种“大叙事”，而在现代社会碎片化的形态下，只有“小叙事”才能相对成立。这里所言的小叙事指的是一种具有偶发性，受到时间、条件限制，只能部分起作用的叙事。

这种新的观点，导致了客观性和权威效力的瓦解，反映在纪录片制作上，结果自然就是客观性所赖以存在的假设（那个恒定不变的客观视角） 变得不再可信；在现在看来，原先公正与制作真实话语的能力只能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非虚构第一人称电影”的产生。导演开始尝试在纪录片中加入个人喜好、判断与思考，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发声，通过随机的个人意见来削弱自己的权威。虽然看起来这无非是另一种修辞，但在一个权威已经消解的世界，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诚恳真实的话语，进而尝试与观众进行沟通。

三、

拉斯卡罗利将这种新的影像类型命名为“散文电影”，将其看成是对剧情片和纪录片两种分野鲜明的影像类型的融合——“前者是电影人把摄像机作为灵活、透彻、精辟的手段进行个人表达的欲望；后者则是和观众直接沟通，与自我选择的实在的观众建立联系的愿望。”

但在我看来，“散文电影”仍然需要将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发生在伊朗电影中的情况作下分明。在伊朗电影中，剧情片仍然是基本形态，只是在其中加进一些虚构成分，可以看成是剧情片向纪录片靠近的举动。但在散文电影中，保留下来的则是一种纪录片形态，导演在其中加进虚构成分是作为一种对剧情片的模拟来发出个人的声音，更像是纪录片向剧情片靠近。
 
下面，我们来讲讲散文电影的运作方式。在拉斯卡罗利看来，散文电影的运作可以概括如下：“我、作者，在反思一个问题，和你、观者分享我的想法。”她将散文电影分成日记、记事本和自画像电影三大类别，相应的文本承诺如下：“我在记录我亲眼目睹的事件和我亲身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日记）；“我记下想法、事件和存在，以备将来之用”（记事本）；“我在展示自己”（自画像）。

而索科洛夫的电影被归入第二类，即“记事本电影”。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分析《德军攻占的卢浮宫》的基础。

四、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既然是索科洛夫个人的“记事本”，因而可以写进各种不同类属的主题：历史、政治、艺术……；以及容纳各种不同的影像类型：照片、记录影像、虚构影像……从而成为一个“大杂烩”：将个人所思所感悉数通过影像的方式展示于观众。如同我们在展开别人的一个记事本之时，通过笔迹、涂改、写下的文字、画下的草图等等，将窥见对方的秘密。观众作为一个交流对象，也在观影过程中不断“窃进”索科洛夫这位创作者的内心。

这就是散文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纪录片的特质所在：观众并未被看成是一个与作者平起平坐的交流对象，观众召唤而来也不是为了分享作者的经历和思考过程，而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偷听”这些自言自语的私人话语。在《德军攻占领的卢浮宫》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他者，“偷听”到索科洛夫面对德军攻占下的卢浮宫所产生的感受与思考，进而不断从中获取自己的认知和见解。而电影中的那个画外音，就是创作者尝试与观众建立共谋关系的秘密武器。

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中，索科洛夫的这个声音如同为机器自身所携带，机器生成为一具发声器官。一方面，它与影像进行双向交流，另一方面它与观众进行单方向的沟通。前者在《俄罗斯方舟》中已经进行过尝试，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结尾，这种探索更进了一步。索科洛夫让诺亚与梅特尼希并排面向观众坐在一起，并向两人告知各自的命运走向，这种奇特的方式已经超越了打破第四堵墙这种低级创意。后者（与观众建立沟通）在电影中，则是两次对观众的直接发问表现出来——“你清楚吗？”“你明白了吗？”，均是创作者与观众单向沟通的尝试。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个画外音，屏幕所代表的摄影机成为连接影像与观众的中介，那个平面（屏幕）成为贯通真实空间（观众观影的空间）和虚假空间（影像所处的空间）的过渡装置。这当然是一种新的影像制作方式，可以极大拓展影像的展现力。

五、

在此，我还想指出，观众对某一类电影形成的误区。某些时候，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被认为与“散文电影”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在《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剧情片，仍然值得探讨）中，作为创作者的彼得•格林纳威无时无刻不在散播强力意志的冲动，与“散文电影”开放的特质有本质区别。《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中的爱森斯坦无非是他彼得•格林纳威一个人的爱森斯坦，无法生成为任何观众的爱森斯坦。（这实则是一部集权电影，破解了任何观看的可能性，观众只能被动接受一个“彼得•格林纳威式”的爱森斯坦，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

即便彼得•格林纳威与索科洛夫在动用各种影像类型、影像密度上存在某种相似性，但本质的区别在于，“散文电影”从来不会将创作者观点强加于观众，而是通过建立沟通让观众自己去看、去思考；彼得•格林纳威电影中暴露出强烈的男根主义，剥夺了边缘话语发声的可能性。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因而可以看成是“主观电影”，“主观电影”与“散文电影”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主观的（甚至是强力的），后者既是主观又是自传式的。

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散文电影”是一种类似女性化书写的影像形态，而另两类影像类型（集权电影与法西斯电影）则是男性书写的典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研究之上，虽然我相信此点，但我恐怕无力再深入了。在此抛出这一论题，留给有志之士继续研究。

（注：散文与女性书写的亲密关系，也许可以先从文学史上去寻找，日本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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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49703/） （意）拉斯卡罗利
 
这本书非常有创见地探讨了散文电影的三种形态：日记电影、记事本电影和自画像电影。但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种类型：书信体电影。这一类电影虽然不多，但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比如《鸿雁传影：维克多•艾里斯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往来影笺》。

      对俄罗斯导演索洛科夫有所了解的人看完这部影片后，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另一部博物馆题材电影——《俄罗斯方舟》。的确，两部作品有着诸多相似：原始感的长镜头，纪录片式的旁白，历史碎片的拼贴与错位等等。但是，绝不同于《方舟》对艺术史的留恋，《卢浮宫》的思想内涵更为复杂。显露出导演复现历史的野心，电影是他最为擅长的媒介，而卢浮宫博物馆则是绝佳的载体。
     权力的象征
    卢浮宫从诞生之初就是权力的象征。"古老世界对博物馆的狂热"，皇家艺术宫的地位，让它在几个世纪中被不断复兴。它曾经盛极一时，并在拿破仑时代达到巅峰："凡是世界上有的，都挂在墙上"。之后也一直得到官方的保护，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它的历史可以说是法国历史、欧洲历史，乃至西方历史的缩影。"它比整个法国都重要"。它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几代法兰西君王痴迷于卢浮宫内的艺术品收藏，通过侵略和战争掠夺并收集世界艺术中的奇珍异宝。这种收集的狂热在英、美、俄三国也不分伯仲，所以才会有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它见证了巴黎不流血的和平："巴黎被攻占，其他一切都好"。当"打开卢浮宫，大家舒了一口气"，它更是和平的代价，德军占领了卢浮宫，占领了法国的骄傲，也就战胜了法国。然而这种妥协的和平却是导演所质疑的，他用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手法，电影开始频频出现《自由引导人民》的画作，而在即将结束时却变为了《梅杜萨之筏》。流血和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能统治下的自相残杀。
      历史叙述
    杰姆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时代对于历史的匮乏与渴望：“目前这个时代既深刻地无历史感，又强烈地渴望着一种历史叙事，渴望对一切进行一番叙事性的重新阐释。”当代的人们常常在无意识中失去了历史的记忆，所以有什么发明能够比博物馆更充满历史的气息呢？于是在无历史感的焦虑中，人们得以找到破碎的历史药片以缓解内心的不安。因此，当导演索洛科夫在卢浮宫中思接千载，畅游古今时，卢浮宫也就成为他历史失忆症的一次自我治疗。
    一张泛黄的照片，一段黑白的电影，一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一件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凡此种种交汇出所谓"历史"的面目，混杂、模糊。正如本雅明所做的，"力图在最微贱的现实呈现中，即在支离破碎中，捕捉历史的面目"。
    令人惊诧的是，当我们的手轻扣木乃伊的玻璃罩，或者手指触碰到雕像的手指，当我们的眼睛对上画中人的双目，这一刻，我们似乎触碰到了历史，如同有一种神秘的电流在身体中游走，可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大部分人的脑海应该是空的、无的吧。过度去历史化的现代叙述已经让我们面对历史时不由自主地觉得疏离，最终免疫。由此导致每每同历史距离过近时会下意识地选择逃避，逃避那股沉重，那种复杂。
      东欧看西欧
    这部电影最令人好奇的是，一位俄罗斯导演为什么会处理二战中的法德题材，而不是自己更为熟悉的俄国和德国之间紧张激烈的二战风云。导演索洛科夫似乎是有意为之，从一个俄国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待法德之间的暧昧纠葛。
    《卢浮宫》中导演运用极其平缓，甚至具有浓烈抒情色彩的画面表现法国求和之后巴黎城的宁静与祥和，生活也照旧，只是多了一些德国青年和士兵的穿插，让人全然忘却故事的背景是战争年代。而卢浮宫这座巴黎瑰宝也得以保全自己，免于战火的袭击和血腥的玷污，显得静默神圣。叙述者也情不自禁地高呼："法国啊法国，你是多么幸运，你的姐妹国家，德国，承认了你生存的权利。"因为很快，画面就切换到了此时到苏联：阴森、冷酷的俄国之冬，全然不似法国温暖的气候。尸体遍地、废墟满目，还有大雪冰封的路面，最后则是空旷又惨败的冬宫，字幕显示道："一切冻结在封锁的历史里"。因此之前出现的德国高级军官梅特涅驻足欣赏着卢浮宫中遗留的艺术品这一情节就极富深意起来。同样的军队为什么一个如此文质彬彬，如同天使，而另一个则嗜血残忍，如同魔鬼。
    尽管我们也可以从地理、历史的渊源分析法国与德国的亲近，而俄国同德国的疏离，但从根本上来说，人不就是天使与恶魔的集合吗？
    或者说导演早已洞察法国政治的本质。鬼魂般的人物玛丽安和拿破仑一同在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前，一个仍然低语《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另一个仍高呼"我的，都是我的"，法国民主和专制的关系正是这样微妙的妥协着。
      独裁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拍了20世纪统治者三部曲的缘故，他似乎也很喜欢做电影世界的独裁者，这种对电影的执着，甚至是偏执，从一镜到底的《俄罗斯方舟》中已经初见端倪。因此在这部电影中，他也采用了独裁者式的叙述。用纪录片的旁白，将他的声音贯穿始终，客观冷静，不容置疑，用上帝视角，他洞悉一切，历史只是个玩具，过去现在随意转换，未来也可以任意预言。而这种处理自然也容易造成独裁式的独断专行，如若不能留下些许空白，片子容易满是导演想法的集中表达，这种教科书式的灌输法难免乏味。形式上也难以避免炫技之嫌。契诃夫、托尔斯泰的穿插，导演和海员的对话显得纷乱无序。从观感而言，的确差强人意。
    进一步想来，这部电影可能并不是为观众而拍。时间蒙太奇表现出的除了历史的可再现性之外，更多的是导演斑驳的内心世界，有一股不足为外人道之意。这样，卢浮宫也就顺理成章地化身为一座历史的迷宫，一如卡夫卡的《城堡》。
<图片1>

醒醒，安东•巴甫洛维奇，假如您还能醒来的话，请睁开眼睛看看您的剧中人忧郁地眼望着的未来，所有与幸福、与高尚的工作一道如同咒语般念叨着的未来，在一百年后如何变得更加虚弱。残忍的19世纪末业已过去，而人类居然平安渡过了又一个残忍的世纪末。
契诃夫并未醒来，还有托尔斯泰，叙述者挽歌般的俄语旁白所唤回、所对话的幽灵没有一位属于俄罗斯。影片自始至终来自作为导演的索科洛夫的俄国人视角（讨论有关这部电影的任何内容时都应切记），而法国是映出了俄罗斯长久的文化焦虑的一面镜子。谈论巴黎即是谈论圣彼得堡，谈论卢浮宫时，冬宫始终作为一条平行的暗线隐伏于叙事的背面，“这博物馆的价值远超整个法国……谁能想象没有卢浮宫的法国呢？谁又能想象没有冬宫的俄罗斯呢？”而谈论上个世纪众多大浩劫的其中一场中不设防的安全孤岛，也即是谈论本世纪。

“什么在眼前等着我们？”
“自由，平等，博爱。”
“我亲爱的玛丽安娜，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自由，平等，博爱，戴红帽子的法国女人如同受到某种启示般出神地说，就像契诃夫晚年那些令人心碎的剧作中的人物所着魔般念叨的某种未来或永远无法抵达、业已消逝的某个处所。“让我们思索一下，我们死后两三百年，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啊……再过两百年，三百年，抑或是一千年——年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会有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自然，那种生活，我们是享受不到的，然而我们今天也就是为了那种生活才活着，才工作着，才，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才受着痛苦的……”这是契诃夫写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三姊妹》，早于索科洛夫上一部拍摄于博物馆中的电影《俄罗斯方舟》接近整整一百年。与其表达某种希望，那些不断出现的对未来的想象更像某种剧烈风暴中痛苦的自我催眠，已逝之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或近或远的、业已变得更为苦涩的未来？
与逝者的对话贯穿了整部电影。在黄色滤镜下的战时巴黎，德军的轰炸机在卢浮宫的低空发出嗡鸣，引发窗棂低沉的共振声响。一镜之隔的是卢浮宫的肖像画。那些来自其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目光，他们想对画外的眼睛、对他们自身早已消逝的遥远未来诉说什么？想想契诃夫、托尔斯泰的遗容，想想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新世纪，我们死后的世界就像我们出生前的历史一样令人错愕，无论其中哪一个都从未可能对我们开放。而《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是一次搭建对话的尝试，在片中，对话甚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从俄语叙述者以审判者的身份对Jaujard与Wolff-Mettnich宣读他们的命运，到木乃伊展位玻璃上试图呼唤他们的叩击，这些与历史、与永逝之人的对话始终表现出某种属于俄罗斯的苦涩的幽默感。

“第一次探访卢浮宫时，我震惊于这些脸庞。正是这些人……
这些人，我愿看见的这些人，我能读懂他们，他们属于其各自的时代。
这些法国人，是欧洲历史的人类瑰宝。
我想知道，如若肖像艺术从未出现，欧洲文化风貌将会是怎样？
我若从未窥见前世之人的眼睛，将会成为何许人？”
拿破仑的幽灵出现，他对着镜头外做鬼脸，他指向一幅又一幅肖像画说，“这是我”，“假如不是我，这一切都不可能存在”。电影中，权力的拥有者始终呈现出某种滑稽的形象，除拿破仑以外，还有被重新配音的影像资料中的希特勒，与在档案照片中和其余从未被叙述者唤回的俄罗斯人一样紧闭双眼的斯大林。作为一名历史学出身的电影导演，索科洛夫对于权力的探讨由来已久，从1999年的《莫洛赫》到后来的《太阳》与《遗忘列宁》，而在本片中，俄语叙述者对于权力的态度复杂而矛盾，权力使旧世界的文明对于欧洲变得可见，同时令其承受不计其数的损失：无数文物，无数水手的生命，“主啊，主啊，这一切始于何时？”，丘比特的手指在光线下照得仿佛白蜡一般半透明，人类的躯体必朽，人类的痛苦、尖叫、呻吟永将消散，藉由权力所留下的永远只有冰冷的、没有体温的雕塑，绘画，艺术形式，那么凡人多余的躯壳可作何用？
“博物馆的绘画展厅看起来就像节日游行的队伍，形象地为观众的研究展示了对规定性的过去的一些总体的想象。在空间上相邻和相连的排列应该使观察者产生一种漫步历史的感觉，使他们能够全景式地俯瞰历史各个时期，并把它们当作统一的历史。在历史的绘画展厅里时间变成了空间，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此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Aleida Assmann，1998，p47）”
“决定一件艺术品陨灭何处的只有战争”，再次出现时，拿破仑这样对叙述者说道。“邪恶的国王，邪恶的国家，邪恶的军队，一个欺骗所有人的国家不配存在。陛下，这不就是您对普鲁士的评价吗？”普鲁士人在1940年的卢浮宫中游荡，普鲁士人的炮火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将东线所有艺术馆销毁，而叙述者只能苦涩地对拿破仑的幽灵隐瞒普鲁士人何以出现在卢浮宫的原因。

 “今天真是糟糕的一天。
我莫名地觉得一切都近在咫尺：风暴，船只，欧洲，巴黎，战争……时间是一个紧紧的绳结。
时间又与它何干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
时间与空间上的远方至此汇集在一处，在卢浮宫。“时间是一个紧紧的绳结”，绳结，这个意象令人几乎直接地感到疼痛，它意味着一切共时在场、密不可分的因果、人物与事件。在何种时间、何种空间，所有的逝者和逝去的事物会共时出现？惟有末日的审判，而在此意义上，博物馆亦成了某种审判的象征，那些被权力所左右而遗留或毁灭的所有文明遗存。从早已不复存在的公元前700年亚述帝国拉玛苏石像的正面，镜头以一种令人压抑的方式缓缓上升，配乐响起了柴可夫斯基Op.39中的一首小曲子，“古老的法国歌谣(Melodie antique francaise)”。在电影的最后它还将出现一次，当叙述者对片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之一、战时任卢浮宫馆长的、眼神始终充满犹疑与缄默的Jacque Jaujard充当审判者角色念出了他未来的命运。他将死于1967年，而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份处于何种新的风暴之中。在国内某些版本的钢琴教材中，这首曲子被误译为“古老的法兰西”，像这电影一样，同是被一名俄罗斯人所再阐释的法国，而柴可夫斯基亦被同时代的民族乐派作曲家诟病其过于“法国化”的音乐。想一想彼得的时代以来整个俄国的贵族如何对法国亦步亦趋吧，而俄罗斯的文化身份，一直以来显示出某种暧昧：来自鞑靼征服者的统治，来自东正教会的洗礼，“既不是纯粹的欧洲人，也不是纯粹的亚洲人”，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这样说。而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文明中某种宿命性的不幸的根源？只有当冬宫的命运在叙述中最终出场，幸免于难的卢浮宫与巴黎作为镜像照见被围困的彼得堡、承受兵燹的冬宫，“战争终会结束，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俄国”，观众方才意识到，这部挽歌般的电影事实上何其沉痛，尽管俄语叙述者在片中的自我认同是“我们欧洲人”。
将索科洛夫形容为塔可夫斯基的精神继承人是一个未必为他本人所认同的说法，“他喜欢我所做的，但是，实话说吧，我对他的作品颇持保留意见。从现在的后验视角来看，我会认为，‘我背离他难道不是很有勇气的吗？’与这位伟大的大师争辩我真是疯狂。”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索科洛夫这样谈及他曾经的老师。相比全人类，索科洛夫宁可更爱文明本身。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毕竟在上世纪所有绵延不断的浩劫之后，去爱人类、去为人类的痛苦而承受痛苦显得那么不易，况且人类从来不在乎谁为他们而痛苦。“我们深深地爱着人类本身，在卢浮宫，一切都是关于人类，人类的挣扎，爱恨，屠杀，忏悔，谎言与哭泣”。在片头与片尾，海洋作为充满末世感的时间的空间化隐喻出现，一如博物馆是时间的另一种空间化形式，“浩瀚大海上，一浪高过一浪”，满载艺术品的讲英语的文明之船驶离海岸，向着空间的极远处，最终在叙述者所看不见的电脑屏幕上进水，倾覆，我不知道，这艘危船是否隐喻了新的世纪。

每个人都能预见未来，但没有人记得过去。
                                                                         ——《俄罗斯方舟》，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是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继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作品《浮士德》之后的又一力作，讲述了卢浮宫在二战时期德军占领巴黎后所经历的种种荣辱，并且夹叙夹议地表达了自己对艺术与战争关系的看法。当然，无论是战争还是艺术，是纳粹德国还是博物馆，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索科洛夫的电影之中了：在此之前，索科洛夫已经借由著名的“一镜到底”的《俄罗斯方舟》（2002）对历史进行了充分的记录、重演和思考（其中出现的是圣彼得堡）；“权力四部曲”之一的《摩罗神》（1999）则以希特勒的情妇爱娃为主角，嘲讽了希特勒的反人类思想及其外强中干的本性。

    此外，我们还能在片中发现画面变形和用柔光创造的黯淡而模糊的影调，这些标志性的索科洛夫式元素来自《浮士德》（2011）和《遗忘列宁》（2001）等等影片，尽管早前这些电影使用这些手法的意图与这部新作明显不同：《浮士德》的画面扭曲更接近精神层面，柔光则加强了玛格丽特的美好与动人，暗示的是一种品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扭曲偏于“器物”，呈现出一种翻转“实体资料夹”的效果，柔光则暗示着历史与我们的远近程度。无论如何，《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绝非平地而起，索科洛夫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有趣的颠覆、重新阐释和自我致敬，其中亦充斥着天马行空的艺术创造力。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技术细节充满了新的创意，影片本身绝对堪称2015年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形式上的天马行空绝不逊于同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甚至还略胜一筹。先来说说索科洛夫对画幅脑洞大开的处理方式。最近两年以来，在同一部影片中改变画幅已经成了很多电影导演青睐的手段，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和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都在用它展现故事的年代感。《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与这些都不尽相同，它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画幅还原成了介质，即把宽银幕还原成变形前的35mm胶片，胶片左侧还附有声音的光学声轨，这种方式既通过直接呈现电影胶片体现了伪造的“年代感”，又讨论了时代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更在电影的存储介质和历史的呈现方式上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联系，而这又与前述的“实体资料夹”的构思完全吻合。透过这种方式，索科洛夫几乎在银幕上建立起一座实体的、关于博物馆的影像博物馆，真实感也就自然而然地由这种方式及其所包裹的内容之中迸发出来。

    让人惊叹的还有索科洛夫对种种影像资料的运用。以往大量作品充其量只是把纪录、现实和虚构等等元素进行简单地叠加，直到不久前去世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出《特写》，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彻底模糊。这部电影则又有不同，比如索科洛夫故意为一些并未保留音轨的历史影像进行配音，其中出现了狗叫声、靴子落地声、户枢扭转声、各种乐器声，甚至尸体袋落进大坑的声音，全都清晰可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历史资料的质感；旁白本身也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评论性文体出现，而是重点突出了其中某些噪音的存在，成功间离了行将投入内容的观众，将它本身从电影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存在于影片之中的时空层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无一不构成着影片中丰富的维度，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文体，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影音组合，到底意味着真实还是虚构？是历史还是现实？

    索科洛夫无疑在这部影片之中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上述两组对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何没有区别？影片用高度隐喻化的方式进行了解答：低吟着“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国第一夫人”玛丽安娜和大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各自对博物馆中的珍藏进行着自己的诠释和解读；而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去，“战争热”带来“博物热”、“侵略本身亦是保护”的现象的确屡屡发生，变化的只是德国代替了法国，成为新一轮的侵略者；历史在前后千年的过程之中不断重演，它既像是一种“危险而尴尬的巧合”（旁白语），又像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

    时空在一艘贯穿影片前后的“巨轮”之上扭结。它是一艘现代的巨轮，也是拿破仑舰队的一个小小缩影；索科洛夫本人与德克船长联络的信号模糊而紊乱，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在这里难以分辨、混为一谈；巨轮的倾覆，既意味着无数珍宝从此沉入海底，也象征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衰落和灭亡……毕赣在《路边野餐》中构建的贵州荡麦的时空紊乱，就这样轻易地被索科洛夫一下延展至宏大而卑微的人类历史进程之中。

    影片结尾，卢浮宫馆长雅克·若亚和主管文物的德军将领沃尔·梅特尼希伯爵向玛丽安娜和拿破仑一样并排而坐，接受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预言和未来。他们都对这样的说法无疑会嗤之以鼻；毕竟，谁会相信自己的命运会是如此这般？然而，谁又能保证所有这一切不是必然，历史不会再次重演？在索科洛夫看来，德军占领卢浮宫，或许只是历史链条上的一个零件，它还会无数次回环到世人面前，尽管还会经历无数次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