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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资料馆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宣传团队
撰稿 / 玉娇龙
编辑 / 郭 舟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缓缓开进种满椰子树的村庄，一群孩子撒欢儿似的跟着面包车后跑。影片在极具东南亚风情的映衬下，缓缓拉开序幕。
 
此次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展映的《放映爱》（2016）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合拍，讲的是一位华人放映员的故事。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新加坡的电影对白语言是多元的。自1819年建立以来，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其他地区的居民，就逐步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几乎在每一部当代新加坡影片中，华语方言之间，甚至是英文（包括新加坡式英文）、泰米尔语（印度）和普通话之间的普遍使用和自由转换都成为其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特征。《放映爱》也是如此，全片普通话对白为主，偶尔穿插一些闽南语和英文，以及一些马来语。

新加坡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1965年才刚刚独立。新加坡电影在70年代至90年代一直比较低迷，直到90年后才逐渐复苏。



2002年，一部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在票房上大获成功，新加坡本土生产电影越来越多。2013年，一部讲述菲佣的电影《爸妈不在家》因其对新加坡社会生活的写实和反映，获得了第5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奖等多方面肯定，新加坡电影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此次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展映的《放映爱》讲的是新加坡独立之前的事情。影片中除了有关当时华人“下南洋”兴起的华语电影放映热潮这一点足以引起影迷们的兴趣之外，还涉及到新加坡当时的华人教育问题，令人感到欣喜。



故事发生在新加坡的50年代。那时，许多内地以及香港电影人南下建立电影院，从事影片发行放映，像是邵氏和国泰，都在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影片发行公司、影院，带动了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电影放映。故事的开始，便是当时在新加坡很有名的“皇后”影院。



来自小村庄的陈自强靠同乡亲戚的帮忙，来到“皇后”影院当放映员。从来没看过电影的陈自强对电影放映感到新奇，暗暗立下决心，学会电影放映后，要回到村庄给那里的孩子放电影。也是在那里，陈自强结识了一位富家小姐何晓薇。
 
然而，这绝不只是穷小子爱上富家女那么简单的套路爱情故事。两人之间，除了阶层的划分，更有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原因暗藏其中。



何晓薇出生在富商家庭，算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经商的那一阶层。未婚夫也是华人，但是个十足的亲英派，为殖民政府做事，满口流利的英文，叫着英文名，这一类华人我们多称为“海峡华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便是代表。

与之相对的被称作“传统华人”，这一类华人一直保留着华人的文化传统，说着汉语。早期很多赴新加坡打工的华人比如陈自强这样的，都没怎么接受过教育，一些学者和有志之士来到南洋开办专门的华人学校，以传承中华文化、让华人接受教育为己任，以陈嘉庚和他的族侄陈六使为代表。

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何晓薇恰恰是一位有理想的传统华人，不顾父亲和未婚夫的反对，去华人学校、夜校给学生上课，教学生写汉字。




直到1954年，新加坡的华人学校推行得都相当不错。1954年，殖民政府决定取缔华人学校，8间华校被关闭，2500名中学生表示抗议。而电影的主人公陈自强和何晓薇便是在这一事件中结下了友谊。



在特殊的时期背景下，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让这两人走得更近。但是，也恰是因为这次运动，陈自强遭到政府抓捕，何晓薇遭到父亲训斥和逼婚。作为一名自由女性，何晓薇自然是不从，于是一场雨夜里的私奔大戏上演，只可惜，爱情终是敌不过枪口。即便有自由之思想，倘若手无缚鸡之力，终将屈服于强权，更何况是在那个时代。
 


理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何晓薇的理想是 “让所有华人子弟都能受到教育”的远大理想，没读过书的陈自强的理想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都可以看到电影。相比之下，陈自强的理想显得很简单，但这两者都是一种关怀天下的大爱之情。
 
陈自强和何晓薇被迫分开后，开着一辆破面包车，载着胶片跑遍各个村庄，放露天电影。直到没人再看胶片电影之时，陈自强守着一屋子旧胶片，一边修补，一边回忆。这些胶片，承载的不仅仅是影像，更是时间与记忆。



影片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陈自强和何晓薇在影院的初相遇是一段对玛丽莲•梦露的戏仿，多次出现华语电影片段，另有唱片机里唱出的经典老歌《我要你的爱》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年代的符号，既有趣，又满是怀旧之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多年之后，当陈自强和何晓薇都已是古稀之年，曾经受过他们影响而成为导演的麦草根，带着一截胶片，通过电视台的编导，找到了他们，一曲“手拉手”之歌在病房上空响起……
 
头可断，血可流，理想不可不追求。爱情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