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也不是完全看不出“第五代”的影子。回过头去细想，发现不少手法其实像“第五代”。比如电影开头那几个高原风光的空镜头，我在看的时候便油然而生一种《黄土地》的味道，后者正是”第五代”的开山之作。还有镜头调度、剪辑方式其实都非常学院派，而且能看得出来功底很扎实。

另外在表达真实上，虽然过度艳丽的色彩和僵硬的表演会让部分观众感觉失真，这是为何有观众觉得这是一部电视电影。但我的观点是《红花绿叶》不是电视，是真正的电影。它懂得设置“情境”，而情境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用来区别电视还是电影的关键要素。

这些情境表现在角色的心理冲突上，尤其是男主角。他所遭遇的正是拥有貌美妻子与自己身有疾病间的心理矛盾，电影反复表达他内心的纠葛、困惑和两难。同时妻子也有类似的困惑：以为丈夫知道自己有过未婚夫，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两个人都隐瞒了自己难以启齿的过去。

这是电影能向观众传递丰富情感体验的原因，并表达出了当今中国电影所稀缺的真挚纯真的感情。不是说没有中国导演想要去表现美好的情感（“第五代”尤其爱表现），而是在他们的镜头前，这些感情被表现得虚假做作。关键在表达者已经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便他能认知到，却再也不能表达出来。

导演刘苗苗，我觉得与其它”第五代“导演不同。至于不同在哪？看电影就可以了。导演的个人色彩会自然而鲜活地流露在电影中，即便他想隐身，也藏不住（就像《罗马》中阿方索卡隆）。作品永远是最好的发声者，比导演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与举止更能呈现异样的人格。

我更愿意将《红花绿叶》看成是”反现实美学”思路下的作品，这是我在分析《米花之味》提出的概念。两部电影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均涉及民族、乡村和情感话题，都有富足的幽默，看完之后让人身心舒畅，更重要的是两者所使用的美学不再是一种重构的写实美学，而是以迂回的方式抵达真实。

在映后交流中，刘苗苗表达了自己对大师的倾慕：“我最喜欢的导演是意大利的费里尼，他对他的电影有一个定位：仁慈，我也是我想在这部电影中想做的。”有哪位“第五代”导演会说自己最爱的导演是费里尼呢？或者说他想拍一部“仁慈”的电影。默默地，我已经在心中和导演握过手了。

刘苗苗老师说了，这次接受第一导演（ID：diyidy）的专访，“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

稍稍这么一调动，好家伙，这本行走的电影历史书，撒下一路花边大料，刹不住车，绝对老司机。

刘苗苗

从当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首肯的年代说起，聊到自己小时候偷看《红楼梦》的快乐岁月，再到父亲离世，母亲给她看鲁迅杂文中《死》这一章节的惊悚之夜。

而高潮戏还在后面，在她以16岁最小的年纪考上北电78级导演系后，为了逃避学业压力，选择遁入爱情的“深坑”，还有被陈凯歌“吹嘘”了40年她勇闯男澡堂给男友烧热水的壮举。

她眼中的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可能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的自己，都不大一样。

刘苗苗和田壮壮

到了后来人生最暗黑的时期，几进几出精神康复中心，从近乎崩溃失控，到完全掌握抗击颅内恶魔的办法。

靠的只有电影。

从长发变成了寸头，她的故事太多，但懂她的人太少。

什么叫懂？

就像田壮壮老师，从不在患病的她面前说一句“你要注意身体”，他只会说，“你这件小衣服真漂亮”。

等一下？刘苗苗是谁，你是不是还不清楚？刘苗苗拍过什么电影，你是不是还没看过？

我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前，不妨先看看轻松的，又有点忧愁的流金岁月。

然后，再去了解她还是中国最杰出第五代女导演之一，《马蹄声碎》是最早在长征主旋律题材中注入女性意识的电影，《杂嘴子》拿下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那个外人眼中，几个办公室老头抽着烟、喝着茶就评选出来的大奖”。

她有部新电影，叫《红花绿叶》，回到家乡宁夏，寻找最初的纯善。

《红花绿叶》

即便票房不足100万，但她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愿意选择，不求一丝的改变，因为她信，站在这，“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一个停留在90年代某一时刻的导演，大家都散了，她还盯着那朵花看，她发现，花蕊中有一只蜜蜂。

01、文艺启蒙：从小偷看《红楼梦》，爸爸去世时我很害怕“死”

西海固和我的关系特别独特。

1958年之前，我父亲刘震寰属于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铁道兵二师，是师长，也是铁道兵的创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我爸在甘肃做省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在中共中央批示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因为那是回族聚集地，他是回族。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啥都没有，房子像一溜火车厢，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有两床缎子被。

人家都笑我，说你们家还有火车厢一样的房子，还有缎子被，还说你家啥也没有！

车是公家配的，等我爸从民政厅厅长一直做到政协副主席，家里面依旧啥也没有，所有家具上还都按着公章。

爸爸工作很忙，平时见不着，永远是到了半夜三更，听着脚步声，听到门响。

那时候南粮北调，他每年到北京开北方农业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每次回来都忧心忡忡，吃不下饭。因为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知道问中央要粮。

只有一次我爸回来挺开心的，说总理招待他们在会议上吃饭。周总理知道他叫刘震寰，然后跟他端杯说，四川有个大军阀也叫刘震寰，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但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刘震寰。

他就高兴的啊，哈哈哈哈哈。

但家里人不太讲过去的事情，尤其我父亲，打过仗的人是不太爱说打仗。

他只有看黑白版《南征北战》的时候才感到亲切，演老师长的演员说一口四川话。我爸就特兴奋，他说那师长就是四川人！

1952年《南征北战》

当时的电影人，本身就是战士。

像武兆提（《英雄儿女》导演）、刘世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首长的警卫员。1949年全中国解放，首长问他，你想干吗？要脱军装了知道吧？他说我想演电影。首长说好，去吧。长春电影制片厂，《英雄儿女》。

你看三大战役的纪录片，非常棒。

当时战地摄影师是扛着摄影机上战场。那时候摄影机多沉？大铁疙瘩似的。冲锋的过程要拍，摄影师跟着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前面扛机器的被击中倒下，胶片还在转，后面这个小徒弟，也是小兵，抱起摄影机接着往前跑，哭的时间都没有！

我认识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这帮老摄影师、老导演，就是当年那些小兵。

但爸爸去世得早，如果说我文艺上受什么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母亲，她是沈阳抗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的。

47年入伍，49年解放，就到沈阳育才小学去当老师。她是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夫人李立群的秘书，李立群就是育才小学的校长。

沈阳育才小学什么概念？看过叶大鹰拍的《红樱桃》吗？就是那些孩子从苏联回来，大多都不会说中文，要在育才小学重新学。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一句中文都不会，光会哭。我妈懂俄文，教语文和音乐，同时照顾这些孩子。

1995年《红樱桃》

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书。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书架上有《红楼梦》。

当时开中央会议，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必须要读四大名著。许世友（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边上顶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看它干吗？被狠狠批了一顿，毛主席说，《红楼梦》就得看！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批《红楼梦》。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可能我妈给藏起来了吧。

我是看《红楼梦》认字的。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先背着书包跑别人家，看一回两回，看完了把书给人家放架子上，就回家了，跟现在小孩放学回家看动画片似的。

那时候还从同学家里借来《青春之歌》，把书皮都撕了，偷回家，传着看。另外一个伯伯家有《苏联童话选》，那时候的译文可好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

还有《欧阳海之歌》、《洪桥作战》，这都是写人民公社的，《欧阳海之歌》、《红岩》当时都是禁书。

爸爸在1971年去世，当时我才9岁，才意识到人会死，非常恐惧，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死是什么样子？鼻孔里面会都是土吗？眼睛里也是土吗？耳朵也是土？会被烧掉吗？

因为我爸是共产党员，得签字火化，回族也得火化，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的标准办。

整个中央只有一个人没签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许世友，他说“我就要埋在我妈边上，我这辈子对不起我妈，死也要守着我妈”。整个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毛泽东特批了他一个人。

当时想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晚上翻来覆去，害怕，就把灯打开，把妈妈推醒。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我妈很累，还要上班，而且爸爸去世后，她心情也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

她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取出《鲁迅选集》，给我翻到鲁迅的一篇杂文，叫《死》。放到我手上说，你看看吧。然后她就睡了。

一个9岁孩子怎么看得懂鲁迅的杂文？那一晚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2、北电之旅：导演系自己最小最自卑，就只好躲进爱情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吴子牛、张金钊我们三个人从西北考区考来。

我年纪小，9月份生人，考试的时候好像是7月份，还不到16周岁。

初试，司徒兆敦老师是主考，他是前任文化部长司徒慧敏的儿子，现在叫“中国纪录片之父”。考试就是一个诗朗诵，再做一个命题小品。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怀念周总理的气氛，女诗人柯岩有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就朗诵这首诗。

这首诗在中国文坛和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文革后，很久没有出现那么亲切温暖的诗句了，我们在宁夏都是对着高山喊这首诗。

诗朗诵完就是命题小品，司徒老师给我出的题叫《一块手绢》。

因为刚朗诵完周总理的诗，我就设计我自己是个给周总理送饭的后勤。考场上准备了好多道具，我就看见一个老式的铁皮饭盒，就拿起来，演给总理送饭。

走到半路，就听到哀乐了，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就掏出来那块手绢，做了一朵白花，别了起来。

老师觉得很奇怪，惯常的电影里，如果这个时候拿着饭盒的话，就会掉下饭盒，后来司徒老师跟我说，我们当时看见你把饭盒抱得紧紧的，就往下蹲，身体一直在抖。就这么选上了我。

当时北电在朱辛庄，占了农学院的地方。

我对大学太憧憬，但宿舍比想象的简陋得多，都没有木头床，床腿都是修过的。

我们那届78级导演系，19个男生，9个女生。

有一个我们叫她老大姐，叫王宜芹，她当时是插队回来的。彭小莲也插过队，胡玫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崔小芹的，我们五个人一宿舍。

彭小莲的床离我的还不到一米，她床头放着一个小桌子，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坐在那儿。她今年去世了，特别震惊惋惜，但我依照她的遗愿，没去现场送她，就给她扎了一个花圈，让她安静地走。

我们系里没有比我再小的了，只有表演系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叫徐美娜，后来也没怎么演戏。第五代导演里面，我最小。

其实我没到大学之前挺自信的，因为在县城中学里面，整个就是学霸。课间给大家讲故事，讲我看的书什么的，大家围着我，每星期语文老师的作文评奖常常会评我的作文。

我还是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学校的宣传队队长，整个沽源地区几个县的大型演出活动全是我报幕。

那些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老知青很吃惊，说这个小女孩普通话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但是上了大学，这种被包围的气氛就没了。

不是说大家故意轻视我，一个36岁的人和一个26岁的人，差别就不那么大。但是一个26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这个确实就很大了。

我在北电的学业是一点点前进的，在青春期，从认知世界到认知电影艺术的导演专业，就是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纠结。那个时候我变得很自卑。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谢晓晶，也是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我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们演《雷雨》的时候，他演姥爷，我演四凤，排戏的时候，谢晓晶就在宿舍里拿个小马扎，坐我对面说，苗苗你不要怕。

说起《雷雨》，田壮壮演大少爷，特别逗，我特别投入，从头天晚上就开始酝酿，有场戏我就快哭了，田壮壮却在那要笑，把我气的。他还教育我说，我告诉你，好的表演重要的是控制。

田壮壮

我很慌了一阵，被大家认为不刻苦，我就躲到爱情里面去了。应该说是第一次，之前的不叫爱情，叫情愫。

他叫黎少旭，我们同一个班，他大学毕业就留法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大导演，我也跟着沾个光，然而人家没怎么拍片。这样说人家，挺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班晚上半夜三更一高兴就冲到朱辛庄边上的田野里，弹吉他，唱歌。黎少旭吉他弹得好，歌唱得好，而且他有两把吉他，还有一把电吉他。

他是广东人，出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东江纵队的，也是红色后代。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番禺人。所以当时他在香港有好多亲戚，就给他带了好多时尚的衣服，大喇叭裤。

但在我们班当时那个氛围里，是有点被人悄悄耻笑的。我们班里主流是什么派头？田壮壮那种邋遢帅！

部队出来的，不羁，糙爷们，一手拎着一个铁皮暖壶，一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抽的是黑杆天坛，就天天在教室抽，那个味道浓得，校队天天这帮小子，陈凯歌是高中锋，田壮壮是矮后卫。

这边黎少旭是个抹雪花膏、弹吉他的，穿着阔腿裤，偏分梳得溜光水滑的，哈哈哈，他恰恰不是男生们所羡慕的。

女生也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你想想，胡玫、李少红当兵的。这个男孩现在来看就是小鲜肉。你就看第一部戏，第五代的出山之作《一个和八个》，那是我们的审美。

《一个和八个》剧照

但是张暖忻老师在他的《沙鸥》里面把他选中了，演了一个体育记者，他很高挑，有一米八二，大长腿，长着一张文青脸，演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体育记者，不止两场戏呢。

78级，一共170来个学生，都在一栋楼上，除了表演系他们在小西天。我们那帮全邋遢。

像张艺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纯棉布的青年装。中山装不是四个口袋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青年装就是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全是洗褪色的。

田壮壮个子不高，但球打得非常聪明，又勇敢，当兵时部队首长喜欢他的球，凯歌也是当兵时打球，忘了是昆明军区篮球队的还是师部篮球队的。

张艺谋打篮球不行，篮球场哪有他的份？张黎（刘苗苗前夫）厉害，校队的后卫，短跑也厉害，有文化部艺术院校的百米记录。

张艺谋风光，是因为照片拍得好。

当时图片摄影、胶片作业非常稀有，他们摄影系有，都是好几个人搞一个小小的短片，才几分钟，我都被去叫过当模特。我们那时候就蛮尊重他的，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当时好牛，在杂志上都发表过。

张艺谋很努力很刻苦，之前家庭成分不好，张黎以前家庭成分也不好。

其实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哥哥被指成帮派、黑爪牙，我就对政治厌倦了，就那么回事，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问问陈凯歌，他老讲一个段子，我们78班每10年聚会一次，到四十周年那次，陈凯歌还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段子。

他们当时男生住四楼，我们女生住二楼，男生有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厕所，外面是洗漱间。大夏天他们有时候踢个球，打个球回来，白天在里面洗澡。

陈凯歌用他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发言说，刘苗苗，用热水器（两个电热丝，插上电源，放到桶里面热水）在塑料桶里，给黎少旭烧水洗澡，我和田壮壮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刘苗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说刘苗苗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大气，拎起一桶水就去拿热水器，给黎少旭热水。

第一个十年讲了，第二个十年又站起来讲，第三个十年还讲，第四个十年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在北京聚会，他居然再讲了一遍！你说他是不是老了！

78级合影

说实在的，这事我都记不得。我认为陈凯歌很有杜撰之嫌，他编的，还一脚踹开门？

但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真进去了，我断不会看他们。他俩在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我也不会看。

最后我和我的初恋还是分开了，不合适。

他有个外号叫“大少爷”，我有个外号叫“端盘子的姑娘”。当时有个电影叫《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导的，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一听你就明白了。

黎少旭从来不打饭，大部分同学都在食堂吃，他不下来，我就从食堂打两个人的上四楼，那时候也年轻，就窜上去了。

有可能我是一个西北女孩，尽管祖籍是河北沧州，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但他在上海都市长大，我是在西海固。

他当时是挺希望我跟他回上海的，这个责任在我吧，就会觉得跟他生活会比较累。

03、奔向电影：精神病的坎，我用电影迈过去了

当时在北电，我们看的片子很多都是过路片。

人家各大使馆带过来的片，我们拿来放，然后赶快还给人家。看了不少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还有前苏联《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爱森斯坦这些都看了很多。

震的片子太多了，各大流派基本上都看了。法国新浪潮、新现实主义这些，《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警察与小偷》。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看的也多，《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煤气灯下》。

也有70年代的美国片子，因为我们读书是在80年代，比如《猜猜看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

戈达尔的没看过，应该是片源问题，他的片子不路过中国。《星球大战》没看过，当时都没听说过。

导演这个职业，我后来才开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孩子，感觉到那种恐惧和压抑，他却沉浸在迟早会成为神父的喜悦之中。

后来2001年左右，我就得病了。

我在《杂嘴子》获奖前的8年里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杂嘴子》是我第四部电影，《家丑》是第五部，拍了五部电影，还不算电视剧。

就是精神和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时候。要是知道自己这个情况还好，恰恰是你不知道就病了，你甚至不知道疲惫，只感觉到像一种惯性一样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就接近精神崩溃，出了问题。

这病就一次次的反复，一次次对这个病有更深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和这个病的斗争是屡败屡战，最后达到能够控制它、能够掌握它。

因为精神疾患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医生也这样说，药物只能起30%的作用。这个说起来就太漫长了，我准备以后将来写本书，叫《拒绝堕落》。

田壮壮也特有意思，他知道我病了，就往我姐姐家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姐姐家的电话，还是座机。

他就跟我说，说我是田壮壮，你姐姐不认识我，我问苗苗现在在哪儿，你姐说不知道。太可爱了。

壮壮后来见到我几乎从来不问我的病，就连“你要注意身体”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件小衣服真漂亮”，其实我也不过是穿了一件很便宜衣服。

我现在挺好的，很平静，我今天是因为跟你“第一导演”做采访，所以我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平时我还是挺平静的。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定力不够，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听了爸爸的话，爸爸去世前嘱咐过全家，再有困难也不能麻烦他的战友，我一直遵循，没有找过。

最终是电影让我专注，创作对于克服我的病，以至让我从病的阴霾中走出来，包括对自己的调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影有工期，有筹备，有节奏。

我曾经对“电影导演”有这样的概括：电影不是玩出来的，导演是诗人，也是工人。

如果你确信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改变，好让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文章摘取自头条号：电影人程青松）

8月15日，王晨先生与朋友一起在上海举行《红花绿叶》包场活动。著名导演郑大圣作为特别嘉宾前来观影。

观影结束后，上海观众都十分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位观众有感而发，自发的写了一篇用心、精彩的影评。

上海观众Salome：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纯粹温润的中国大陆电影。宁夏黄土地上一家农民，两个父母安排结婚的青年。所有苦难所有宿命，慢慢咀嚼，带着希望。

整部电影是宁夏的方言，恬淡敦厚。小麦说，如果当年社会不变，你就是那么黄土地上一个姑娘。我远远火车上瞥见，想，什么怪物啊。

是啊，很有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姑娘。擀面条，种向日葵，拖地…朴素，也很好啊。如果我从火车上瞥见这样一个女子，也许很羡慕呢。

电影的好，好在社会割裂的边缘，有冲突，又不撕破脸，微妙地，挫折着。谢谢康少请我看电影。谢谢程青松策划，支持刘苗苗导演拍了这么充满关怀善意的一部电影。

真的很喜欢这部片子，因为它拍的是真实的人，活生生的穷人，没有夸张的冲突，没有为一种表达的目的而去扭曲。导演对底层生活的尊重，甚至爱护，在中国，太难得了。非常非常治愈。

而且方言的台词，鲜活生动，是有教养的人的语言。不是造作的都市言情，那种腐臭的堆砌。在这个撕裂的夏天，看这样一部电影，才能，再爱上黄色土地，和上面的人。

我非常喜欢，超过《小偷家族》。

近几年的国产独立电影，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男性形象：他们寡言而敏感，沉闷而多情，木讷、不善交际，但有自己的生命意志。无论是生在长江流域还是黔东南，他们总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出诗意，或者说，日子诗意而不自知。

第五代导演刘苗苗的新片《红花绿叶》男主古柏就是这样一个生在大西北的男青年，黑瘦、二十二岁、患有癫痫、家境贫困。突然有一天，命运许他一位貌美攒劲却有“隐秘往事”的女子做妻，他会如何抉择呢？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相较其它一、二线城市，地处以银川、兰州、西安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的西海固，景致和生活都出奇的慢，仿佛被遗忘一般，风光永远是记忆中的样子，情感还能天长地久的保鲜。

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令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

西海固的老人们常说，“想得越少，活得越好”。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如何表现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一直是所有编导面临的难题，刘苗苗选择了最笨拙也是最稳妥的方式（就跟这片土地一样）——旁白。

出乎意料的是，这几段由素人演员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令我想起贾木许《帕特森》中男主诗句的念白。它们就像菜肴里的生抽，既不会令影片着色过重，又能为它提味添香：

“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

阿西燕回来了！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如此，这样一个热烈而稚拙的男主形象，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网上找来石舒清的日记看罢，才知旁白是后期制作时导演临时起意，让他依照电影，算好时间，一句一句加的。非得这样不可。加得好。

只有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历史因缘决定宗教的传播路径，而能令宗教在一处生根落脚的，只有当地的人、习俗、风土和意识形态。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因水土不服而迁移、消亡的宗教比比皆是。

沿海城市天灾频发，佛、道、基督、妈祖众神才可能常驻；青藏高原本土的“古象雄文明”与印度佛教本源一致，才可能相似相融，转世为藏传佛教；基督教在东北和中原吃香，占尽地理与政治优势；而干旱植疏的黄土高原，依仗与阿拉伯相似的地貌，冥冥中仿佛与真主亲近……

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引人舒适的纹理是真主不语自明的昭示——“天地万物都是它的，一切都是服从它的”（《古兰经》）——规律、秩序，在这片土地上无处遁形；真主的启示，也在百姓心中四处流淌——“虫虫子鸟鸟子真主都给配个对儿呢，何况人？”（男主母亲语）

许多电影常常在还有一口气时结束，意在给观众留下反刍的时间，仿佛文学作品里的留白。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人们更习惯通过文字描述来延续想象，这本是文字的使命。而影像是引人懒惰的媒介，它只会把早已想象完备的场景煮熟喂给你，导致一旦它生分地留白（黑场），观众便不知所措，戛然而止的想象，意犹未尽而尽，电影的难处就在于此。

《红花绿叶》便有这种看似突兀的结尾，会心的观众知道这意味着结局的开放性。但刘导似乎还是不放心，于是拿海报动了手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

电影的手绘海报正是对这一场景的再现。不同的是，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这抹茫茫大雪里的亮色，是有过与片中男主相似命运、曾经罹患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导演本人期许的仁慈。它似乎也暗含里影片背后真正的底色——真主安拉的公正和怜悯。

无意中打开了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概就源于最简单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吧！

记录下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

古柏知道自己生病，宁愿一个人也不想拖累女方所以最开始排斥妈妈给安排的相亲。最后结婚了也一直尊重女生。

古柏妈妈好善良，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话都好温暖。

大夫李峰不喜欢，总打着自己是医生的旗号说一些满足他自己私心的话，坏人。

可能我自己文字语言水平有限，写不出古柏和阿西燕的那份简单的美好，但他给自己媳妇买零食偷葵花籽怕媳妇摔倒自己推车让媳妇坐着的很多小细节历历在目，美好！

突然想说，在感情上细腻的男生在事业上可能就会‘软弱’，阿西燕在感情上享受古柏的温柔，在生活中就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样也更写实一些。

对了，这是一部宁夏文化的电影，之后会在宁夏上学两年，期待去了解更多的宁夏文化。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

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

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

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专访

导 筒：

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苗苗：

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

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

刘苗苗：

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

刘苗苗：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

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

刘苗苗：

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

导 筒：

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

刘苗苗：

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

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

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刘苗苗：

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

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

刘苗苗：

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

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

刘苗苗：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刘苗苗：

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这个片名叫《12乘4》。

导 筒：

现在已经立项了么？

刘苗苗：

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

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

刘苗苗：

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

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

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