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事件》故事由一帮抢匪与香港警察街头枪战开始，本身应该只是一次治安事件，但是从记者拍到劫匪把抢指向巡警，而巡警选择举手投降开始，这一次治安事件便开始走向另一条轨道了，逐渐演变为一场社会事件。
    如同电影中所说：现在是一个media年代。Media，就是指媒介、传媒、资讯，巡警举手投降的画面通过传媒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人们开始怀疑香港警察的能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警察的形象在这次大量媒体的发酵中毫无疑问受到了严重的毁坏，所以警队必须要重新挽回声誉。
    陈慧琳饰演的女警司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警察形象，她不像传统警察那样在公众视野外抓匪徒，而是要走到屏幕上，主动走到公众视野中去抓匪徒，目的是要通过媒体重新挽回并宣传警队的形象。在她出场时，便说了一句台词：“栽在传媒手上，就要从媒体手上赢回来”。根据这句台词以及接下来警队和匪徒的一系列行动，我们可以站在传播学的角度说：这不是一场警匪大战，而是一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大战。
    以陈慧琳为代表的警方是传统媒体一派，他们联合公共关系科与各大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社、外国通讯社等传统媒体合作，掌握了信息传播的咽喉，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而以任贤齐为代表的匪徒则与人质一起，代表原来被动接收传统媒体讯息的普通受众，通过互联网，打破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也将意见传达到了公众那里，并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而影片还有一个第三方，就是以张家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警察，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感知到媒介的发展变化，不会利用媒介宣传自己，也屏蔽外界信息，一心只想抓匪徒，尽警察的本职（后面警局为作秀而派饭时我家辉哥还饿着肚子找“混蛋”呢）。
    这里主要分析以陈慧琳为代表的新警察与以任贤齐为首的警匪人质之间的双方在媒介信息传播中的博弈。
    首先，警方主动出击，在每个指挥官身上装上镜头，警队从流动指挥车进入现场的那一刻开始，已经开始录影，而画面会在第一时间传送给全港市民。警方扮演着传统媒体的角色，他们掌握着大众信息传播的通道，可以说兼具着“把关人”这一重要角色。把关人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在实际的信息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不可避免地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的传播行为就叫做把关（即守门），凡有这种传播行为的人就叫做把关人（守门人）。它的实质是：
     1、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根据传媒的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而进行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
    2、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尽管受到媒体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与媒介方针和利益一致或相符的内容更容易优先入选、优先得到传播。
    3、媒介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其中虽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是“把关”的结果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
    这一角色在影片中所表现的行为就是，从警方将匪徒包围在一栋居民楼开始，警方在实际上是处于被动中的，匪徒四处扔炸弹，警察屡次被炸。然而警方作为“把关人”通过信息筛选，只选择警察开枪追捕疑犯的画面，并挑选所谓“又帅又酷”的警察，并且还要用电脑修饰照片，将警方出发的片段请电影导演重新剪辑，并且加上配乐，这样一来，观众只会看到英勇的警察开枪追捕疑匪，把他们逼进一个单位里面，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通过即时播报的市民采访片段可以看到，受众通过传统媒体接收到了经过筛选重新编排的信息，并且很快有了反馈：“有警察陪着，不怕”、“警察十五分钟就到了，行动很快”、“香港还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然而匪徒也是很聪明的，面对警方的传媒攻势，他们作为普通受众的代表，感知到了媒介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快以互联网为自己的阵地，通过互联网为自己发声，向传统媒体发起反攻：将实际行动中警察被炸得四处逃窜的画面用手机拍下，并且将自己与人质一起吃饭的画面录下，通过人质家的网络发表，向公众传递了警察在撒谎，自己善待人质的信息以攻击警方、博取同情。这一信息很快传播到了公众视野，并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事件开始持续发酵。市民开始指责警方撒谎欺骗市民，外界不满的声音逐渐增加。匪徒成功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警方“把关人”的角色被弱化。
    面对这一突然反击，警方很快采取了行动，开始通过大众媒介转移视线。找来“成龙大哥”作为警察之星作为意见领袖，公开声援警方，同时警方也将自己派饭的画面拍下，并且拉拢记者，与记者一起吃饭，以此告诉市民：不只匪徒和人质要吃饭，警察也是人，也会饿，也要吃饭。还访问了殉职同事的家属，让其父母、女友声泪俱下发声，并拍摄受伤警员面临截肢的画面，也博取同情。最重要的是，还找到了最开始举手投降的巡警，让其发声，声明自己没有错，他没有犯任何警例，警队不鼓励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险，当警察不等于送死；并且又展现了自己作为父亲与老公的责任，要照顾妻子和孩子，自己是一个家庭的支柱。这样，就如同电影中所说：“会利用传媒，他就是英雄”。
    于是从中还可以看到一个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媒介议程设置理论产生的效果。“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1968年，麦克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看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多大的影响。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其主要观点是：
    1） 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 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3）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通过议程设置，警方让受众的视线转移，不再聚焦到警察撒谎这一行为上，而是关注警察背后的艰辛与警察职业道德的广泛讨论（有关举手投降的巡警）。
    影片最后警察也抓到了匪徒，行动大获成功。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媒体面对现代互联网媒体的强烈冲击，其传统的“把关人”地位受到挑战，媒介议程设置功能也被削弱。而媒介的更加多样化，使本来只能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变为了主动传播信息的“传者”，传播者的角色也发声了巨大变化，这些都展示了现代媒介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渠道的改变。

看到最后 我还是不知道这部电影到底想说什么

到底是警察内部的勾心斗角外加暧昧不清 还是匪徒之间的惺惺相惜外加抢得银行进得厨房的绝种好男人的潜力？

陈大美人演的警司从头到尾就一个表情 也不不知道她到底是冷静是严肃还是面部表情僵硬 外加还要和身边英魂不散的男警司（貌似是一个经典配角）勾心斗角 当然到最后一般是正义战胜邪恶 无心战胜有心 最后男警司只得醋溜溜的说一句：你终于成英雄了

还有那个张家辉的超人小队长 大街上枪战他不死 大厦里面和匪徒的小喽啰对射他不死 在走廊炸弹爆炸他不死 电梯间和两个老大还可以耍嘴皮子 追小齐是车撞他不死 骑着摩托和小齐枪战他不死 到最后小齐开枪射翻他的摩托他都可以一瘸一拐的追上 终于 终于 他终于最后打了小齐一枪 你看他多不容易 忍了一个多小时 受了这么多罪 终于亲手射了他一枪 他哪里是警察 他根本就是超人 他不去参加马拉松真的是浪费人才！！

还有我们可爱的小齐 他最后那一句：如果有的选 我会选你做我的女主角！ 我真的忍不住想把我刚喝下去的水喷到屏幕上

 

彼时，张家辉还未称帝，Kelly陈还没当妈。
当然，这与此片没什么关系啦。Kelly陈不管当妈没当妈演技都一贯如此眼睛也都一贯如此；张家辉无论有没有称帝，演技都是影帝级别，当然，更别说那张帅气的脸，关咏荷你好幸福哦。
至于这个故事，只能说6年后来看就觉得很一般了。最后那句“希望你是我的女主角”来的太莫名其妙了，难道HK的正版DVD也阉割了什么情节以至于我又没有听懂那句话吗？

“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花样年华》
我有时会想，如果《战争与和平》里面，彼埃尔真的一枪崩了拿破仑，会怎样？
当然，首先他会立刻被拿破仑的卫兵杀了。然后呢？他也许会青史留名，每当人们谈起了不起的拿破仑时，总有一道阴影高悬于上。又或者？像无数的暗杀者一样，那不过是一个无所谓的谁罢了，没什么大不了。好像人们也并不记得是谁杀了林肯。
不值得吧。托尔斯泰早已洞悉了生活的真相，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个顶点，之前与之后什么都不是，那么生活对于我们又有意义呢？如果生活不是成长，洞察到之前的理想只是痴人说梦？不是真正地体会了饥饿、疾病、濒临死亡的边缘、眼睁睁看着同伴死去自己只能继续行走，甚至不容许回头看一眼，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理解存在本身的重量；如果，不是认清了生活的庞杂无绪、反复体会着自己身处其间如一草芥摇摆不定懵懂不知所措，我们怎么知道今天到达此处的不易，与一个人在人间真正的位置？
在这一切以后，我们才能慢慢明白如何不卑不亢、谦卑清醒的生活。
梁朝伟曾经说：我喜欢演戏，因为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好怕丑的人，不敢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之后躲在一个人物后面，我才能真正的哭泣。
又好像李安说张爱玲的《色戒》：“戏假才情真。”在生活里，太多的避忌、现实的偏见，王佳芝无法真正去纯粹地生活。只有到了戏里，她才敢与易先生相爱。
可是生活哪里能纯粹呢？琐细、毫无头绪、灰扑扑一阵尘烟裹挟着你，呐喊与流言，众声喧哗。翻过来、倒过去，到后面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第几次。
你想一场谈话就改变一个人，一张船票就是一生？太浪漫了。

这部戏的剧情够紧张，反讽也够悲凉。刚开始的陈慧琳多干净，身上只有黑与白两个颜色，好像她的眼眸，清澈见底，却干净决绝。很明显任达华中意她，不理。明知道自己接受这份工别人会说闲话，不管，就是要抓人。show已经开始，我不控制谁来？
要演戏谁不会玩。买饭盒来吃，找老弱妇孺来扮真情，你假我也假嘛。只是人在戏中，来去从来不由角儿。到后面才认清这不是一场戏啊，你哪里看得出里头的头绪，哪里分得清谁是谁？不听话的下属是唯一执着的人。才知道差人和贼都是普通人，原来他会爱我，我会难过。
戏完了，人生还长，我哪里知道原来这是一辈子，剧本演完了，我放不下。等我真正醒了，来不及了。
记几句台词：“这场show已经结束了。”
”这场戏你控制不了。”
“如果有得选的话，我一定选你做我的女主角。”
你说，我不会让这场戏砸在我手上。逃不掉了。

我记得《花样年华》到后来，梁朝伟可以找到张曼玉的，但是没有。当初没有的，现在也不会有。

P.S.其实我很喜欢这部戏的剧情，香港人拍枪战真好看，后面在一个局限的场景里拍得惊险万分，数次叫出声来。但是却写不出来。
还有任贤齐和尤勇后来换了人生，真有趣。
杜琪峰没有让张兆辉送命，真温情啊！

不得不佩服杜琪峰，他竟然能把一部警匪片拍得这么不警匪。

葛优问：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旧的答案是人才；不过如今升级了，变成了和谐。然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东——某种程度上，他是人才与和谐的基础——传媒。很显然的一点就是，没有传媒，葛大爷的原玉很可能就不为你我所知，而仅仅变成他与葛大妈私下闲谈的两句俏皮话。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传媒如何培养出人才——你可以对人才有天花乱坠般的定义，但有一点，没有得到大众（包括其实为数并不小的小众）所承认，你的人才仅仅相当于自定义。为人所知，便需要传媒。

至于传媒对于和谐的意义，根本无需我在这里赘言，仅仅看当下对四川灾区的报道就行了。

其实这个也不新鲜，哪怕是在电影领域，相信没看过《明日帝国》的人，说屈指可数似乎并不过分。然而，就我而言，还没有看到过一部如此具体而专业地将传媒的作用引入剧情的影片。或者，它可以作为一部有关传媒的入门教学片来看。

一部《大事件》，与其说是警察与坏蛋之间的武力较量，不如说是双方各自做的一场秀。谁做得最好，最令观众——不是指你我，而是剧中的香港市民——满意，谁就是赢家。小时候长辈总教育我们，做人要脚踏实地，不要华而不实。在这个信息至上的时代，这些教诲同样有用，不过方式却变了：我们脚踏实地，是为了学会如何华而不实。譬如剧中的陈慧琳，以及她的那位搭档女警司——忘记她叫什么了——她们具有无可否认的实力，所以她们做的秀才会最成功。这一点上，剧中的男人们全都无从比肩。所以这部戏似乎也可以算是部弘扬女性主义的电影。

其实于我来说，更愿意看的，是戏里那些隐藏在作秀之下的真真假假的感情。很难说任贤齐在那间房子里所做的是不是作秀，然而看到他对那个小男孩说：很好，长大以后做个警察，把所有的坏人都抓光——我觉得做不做秀已经不重要了。

影片结尾，任贤齐和尤勇各自逃生之后，分别去完成对方的任务，双双被击毙。很符合警匪片的套路，最后一定是警察胜出的——说到这，不得不又扯到了传媒。然而警方虽然胜了，似乎并不皆大欢喜，最后给出的陈慧琳与张家辉在电视里作为英雄的表情，倒是蛮像通缉犯的。

正如剧中任贤齐说：我虽然丑，但是我不说谎。传媒的作用再大，还是有一种东西它无法改变：人们自己的良心。但是，真的么？

或许吧……

对于这部影片，还有不得不佩服杜琪峰的地方，是他可以把它拍得这么家常。他甚至为它配了一段“啦啦啦”的轻音乐，于是看着我就笑了起来——别误会，是很真诚的那种。剧中那个明显超重的爸爸，看的时候老想揍他，看完后却觉得很真实。在亲情、生命受到赤裸裸的威胁面前，很少人会知道应该怎么做，传媒也不行。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戏中的局外人。

因为是局外，所以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