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

两千多年以前，柏拉图就在“洞穴隐喻”中清晰地指明了精神世界的唯一出路，那就是：走出幽闭的洞穴，直面灼热刺人的光芒，走到被光明照亮的康庄大道上去；所有关于未来的可能性，都只有在洞外的太阳的直射下才能完全释放。
太阳意象是永恒的诗学命题。在集体无意识的沼泽中，“太阳”始终维持了一个正面的史诗英雄形象。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象征物，它的出现，总是意味着光明、勇气和希望的来临，以及灵魂的得到救赎；它的形象本身，则早已经凝结成了“永恒”。
对太阳的向往和希冀，就这样在诗意的表述中成为了坚固的超越性的象征，突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隔阻，在文化的迷宫花园中四处留下自己的身影：它既是一种亮度的象征，也是一种温度的隐喻。从地球的运行状况来看，可能对太阳的威猛视若无睹的，大概只有那些身处在高纬度地区的民族了。
常年笼罩在西伯利亚凌冽寒风吹袭下的俄罗斯，曾在“太阳”的渺远光照中隐约看到过未来的希望。那团到来的希望之光，是和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启蒙关联在一起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名字，镌刻在这座启蒙的圣杯上，他被人们崇敬地称为“太阳之子”，他的诗作传遍了整个俄罗斯大地，他的光芒照耀着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他的名姓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标志，神圣而不朽。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他就是俄罗斯的代名词。
只有俄国人自己心里明白，普希金是一团突然乍现的光焰，是这片黑色土地上的一次文化意外。他有着极光般无与伦比的美丽，却无法在北方冰冷的天空留下一点点温和的暖意。更多的时候，他像是一个无用的符号，光鲜而徒劳地辗转于各种版本的诗学史著述中，流为人文工匠手中仅供点缀的花边。“太阳之子”的尴尬命运折射的，正是太阳本身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晦暗不明。
作为象征的太阳，在语义学的角度原本应该是温度和亮度双重指向的结合。也就是说，太阳这个光明的物体，不仅是可以以强大的真理之光照亮他物的，同时也是能够提升被照耀者的温度、慰藉他者心灵的。没有照拂卑微心灵的那一面，再强势的光源也不可能成为希望的载体；相反，它会变成一种压迫性的暴力，借助自己的光亮，残酷地把对象暴露在冰冷的理性绞架下。
笼罩在俄罗斯天空上的太阳，在光和热的两个维度上恰恰是不平衡的。一方面，昼夜时差的加剧带来了更长久享受日照光明的希望；另一方面，偏远的照射角度也使得抵达那里的太阳的温度减弱，难以抵挡幽冥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的侵袭。光明过度但却希望不够的太阳，还能否承担起“太阳”意象的伟大使命，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
在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毒太阳》中，所谓的“太阳”就是一个发光发亮的橘红色圆球体，漂浮过所有画面。这个一再出现的巨大象征，给画面中的人和物都洒下了明亮的辉光，确立了影片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基调。然而，事实上，这是一部反思斯大林专政和30年代大清洗的电影。在太阳魅惑般迷人的光芒下，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巨幅画像即将被竖立起来的一个周末，革命英雄科托夫一家被“平静祥和”地清洗铲除掉了。
如果说“太阳”意象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构成元素，那么显然，这个“太阳”是被阉割过的残缺语符，它的温度所指被集权的政治机器毫不留情地割除了。在耀目的光明里，个体的生命却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不论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卡车司机，还是声名在外的革命英雄，都随时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奔忙在太阳底下的生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死亡的到来，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蹩脚的救灾演习，人人戴着防毒面具在那里表演既定的程序。生活的一切都看上去光明，却给不了生存的勇气或希望。
从逻辑的角度看，一个太阳的象征缺失了温暖的维度，似乎很难在人的心目中获得恒久的认同。奇怪的是，这个残疾的被阉割意象并没有遭到普遍的质疑，相反，它成全了民众的节日狂欢。或许在米哈尔科夫看来，比起冰冷的太阳残体，更让人绝望的是主体的麻木迟钝。为此，他竭力塑造了一个安详和平的语境，所有的人都被美丽的光晕迷惑，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中，尽情狂欢着。除了最接近权力顶层的科托夫，谁也没有嗅出残忍的血腥味道。即使是科托夫本人，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秘密警察逮捕的时候，竟还抱着侥幸的幻想，以为斯大林同志的荣光一定可以庇佑自己脱离苦海。
柏拉图以来哲学坚信不疑的理性光芒，悄无声息地泯灭在了伟大领袖的荣耀下。没有人敢挑战领袖的神圣权威，正如没有人会意识到，太阳光辉的表面上其实布满了凹凸不平的黑子。这些毫不起眼的气体旋涡，无光无热，隐忍沉默，却是威胁人体健康的致命杀手。长期暴露在光照下的躯体，将会因为黑子的频繁活动被灼伤，甚至毁灭。
藉着黑子，“太阳”象征体中潜藏的毒性语义得以被揭示出来。太阳外在的形象固然伟岸而魅惑，但它的体内，充满着致死的毒素。贪恋于阳光的照耀，必被太阳之毒所伤，死于艳阳高照的美丽风景中。
太阳毒素的危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早已被人所熟知。然而一旦进入到象征的体系内，它那无所不在的荼毒却往往被忽略了。在太阳的象征语义中，人们迷信于那些正面的信息，解构掉那些负面的阴影，仿佛那些黑色的物质从未存在过。但如果翻阅过去一个世纪集权主义政体的历史，所能见到的恰恰是在光明而美好的幸福愿景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残酷迫害和屠杀。
走过苏联集权专制时代的米哈尔科夫，在民主的时代用“毒太阳”的隐喻，表达了对历史教训的切肤反思。与之形成镜像对照的是曼杰尔施塔姆。伟大的诗人在1916年的时候命名了被黑色遮蔽的“黑太阳”：
今夜已无法挽回。
你在的地方，还有光亮。
一轮黑太阳
升起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
这个预见未来的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黑太阳的存在，并最终死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集中营里。

　　一、通向幸福之路

　　贝特兰•罗素在论及“幸福”这一话题时，曾说过：“动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够的食物，便快乐了。我们觉得人类也该如此，但在近代社会里并不然，至少以大多数的情形而论。”“黑客帝国”中的矩阵曾经创造过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使人每日处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每一个欲望都得到满足，不多时日，他们就忍受不了这种安逸而精神崩溃了。不可否认的，疑虑和忧患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愁促使社会思考、进步，让我们在钻木取火后有了打火机，从咯吱作响的两轮马车坐到了平稳快速的汽车里，人们在永远追逐更完美生活的时候被焦愁所困。可是一旦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受到压迫和威胁，那么宽广的追求幸福之路将退化为走钢丝式的求生本能。

　　有一个关于“何谓幸福”的前苏联笑话，听起来难免有些戏谑，但也在哑然失笑的同时常到了辛酸的现实意味。在这个幽默对话中，古板的英国人认为幸福是冬天里的暖炉，浪漫的法国人说幸福是与金发女郎的一次度假，苏联人对于幸福的见解是当半夜有人敲门，你可以从容的告诉来者要捉捕的对象其实住在隔壁。这种幸福并非来自普遍意义上的心灵的满足或者精神的愉悦，而是出自命悬一线的侥幸存活，死亡竟然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针兴奋剂，让活着变成一种至高的荣耀与快乐。这种幸福和每日都在猎豹爪牙下逃生的羚羊感到生存的简单快乐并无二致，这种快乐是消极的，正如“醉酒是暂时的自杀，是不快乐的短时间的休止”，人们用更悲惨的境地来麻木不幸，提醒自己惨淡的生活还存留着“幸福”。对于个人，这是乐观精神，对于一个社会，这是精神上的慢性自杀。

　　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Burnt by the Sun 1994）将背景放在了1936年的苏联，透过民族英雄红军上校科托夫•赛基•培特洛甫的遭遇，描绘了当年旷日持久的“肃反”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电影并未运用刻画政治现实惯用的冷峻色调和激烈斗争场面，将画面定格在晨风里包裹着香气的乡间，翻滚着金黄色呢喃的麦田，母亲的歌声，妻子的巧笑嫣然和女儿的怀抱。这样浓厚温暖的氛围中，却隐藏着眼泪与冲突，不安与暴力一点点侵入到家园。

　　科托夫上校六岁的女儿纳迪娅有着孩童们初入世界的好奇，她单纯懵懂，只不过幼小的她也已经深受爱国精神的感染。每次有少年先锋队员路过，她都会绷起小脸，认真地行礼，希望有一天也能神气地穿上整洁的队服，昂首挺胸地走进队伍。历经坎坷的米特亚却不无惆怅地对她说，如果真的经历过一起起床、吃饭、做早操的日子，就会会知晓生活是如何埋葬一个人，且一并抹煞了他们的个性与天性。

　　当人们利用周末假期在湖边游玩时，广播里却一遍遍播放着庆祝解放胜利六周年胜利的话，并预警要进行毒气演习，每次结束前都不忘说一句：祝大家假期愉快。将不安与恐惧带进原本安宁的假日后，他们还不忘告诉大家这该是一个美好的假期，要知道自己是多么幸福。就像在说，我们不能游泳，不能嬉戏，不能享受静谧的午后，但是我们是如此幸福。他们似乎想要制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乌托邦，只不过不是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是通过在艰苦环境中“提醒”幸福，潜移默化地让人们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将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通过精神催眠硬生生变得“幸福”。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中的有些情节就是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事件，他在小说的序言中直言不讳的指责“大清洗”运动，指出苏联已经完全不同于1917年的样子，慢慢向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国家发展。而在任何一个政权建立的伊始，都不会刻意有计划地向集权方向发展，都会铺开一个光明远大的未来预想图，让任何一个见过的人都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贝兰特•罗素在谴责苏联政府之前，也曾经写道俄国的年轻人比世界上任何别国的都快活，因为“他们在那边有一个新世界要创造，有一股为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热烈的信仰。俄国青年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这究竟有什么害处呢？他正创造着一个新世界；而新世界是一定投合他的嗜好的，一朝造成之后，几乎一定能使普通的俄国人比革命以前更幸福。”奥威尔的小说中，甫一开始，动物庄园的长者只是倡导动物们紧密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它们的人类，还高唱了那首激动人心的《英格兰之兽》，带领大家“倾听快乐的佳音，展望那金色的未来”。当它们真的革命成功，赶跑了人类，两位猪领导人一开始还像模像样的制定了“七戒”，誓要和人类划清界限。但是之后的局势却由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左，变成了一场内部斗争、排除异己的活动，发展到后来甚至成了血腥镇压的内部清洗。掌握权力的“拿破仑”（其中一只猪的名字）一步步背离革命的初衷，不许大家哼唱《英格兰之兽》，将“七戒”涂改掺水，对所有动物实行洗脑。到了故事的最后，猪和人类结成了盟友，并开始像人一样走路吃饭，直至动物们都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人了。

　　影片中的上校科托夫就是创建社会初期的英雄，他勇敢、忠诚，热爱祖国，富有感召力，善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当军队的坦克开进了农民的麦田，他三言两语就让士兵们欣然臣服，原路返回，不仅因为他是众人爱戴的科托夫同志，也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当妻子马鲁西娅得知他曾经赶走了与她青梅竹马的米特亚，只为了能有机会亲近她，深受打击、痛哭着要跳楼，却被科托夫几句深情的呼唤拉了回来，安然地接受了这个有些残忍的真相。他和斯大林的合影照片一直摆在书桌和墙壁上的显要位置，这是荣誉，也是他的骄傲，他曾经与斯大林并肩作战，知道斯大林办公室的直播号码，这位“朋友”给他权力与荣耀，也带着他走向不归路。朋友，普希金说过，“我不再有朋友，或者他们已经远离了我”。科托夫的悲剧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造成的，每个人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或者沉默，或者积极响应，让他没有任何选择地坐上了那辆一去不回的轿车。

　　二、为永恒的离别唱一曲短歌

　　“被太阳灼伤，绯红色的海洋干涸。我听你说过，我亲爱的鸽子：那里将不再有爱。让我们离去吧，我将不再冷落你。”——“烈日灼人”

　　谋杀与罪恶喜好隐匿在夜晚肮脏的角落里，任凭它呻吟腐臭，哪怕只用耳朵聆听都能探知它丑陋的嘴脸浸了多少毒汁。被暗夜纠结着的噩梦总能被清晨的曙光驱散，连吸血的鬼魂也要藏进冰冷的墓穴等待再一次月升日落。所以，我们热爱阳光，爱它唤醒的鸟啼，爱它绽放了春天，爱它开拓着蓝天的疆界，爱它散发的激情，仿佛只要有一片它叶片上的光芒便能获得快乐。可是，在“烈日灼人”中，我们看到被幸福燃尽的家庭，被太阳灼伤的笑容，一株婆婆纳变蓝了所有金黄的时光。恋人们依旧拥吻，松树们依旧沙沙作响，远去的歌声却在诉说一次永恒的离别。

　　电影开始于一段雪地里的舞蹈，被冰雪覆裹的大地，小型乐队在拱形的舞台上弹奏，恋人们踏着音乐的节奏紧紧拥抱。这是影片中为数不多的一抹冷色，那对相拥的恋人是寒冷中的一线温暖，导演却也在用这种气氛暗示了再深切的亲吻也无法逃脱命中注定的别离。导演将故事浓缩在了一天，保密局的摩爪伸向了缓慢、悠闲的田园生活中，以飞快的速度终结了漫长的星期日。

　　坦克闯进了麦田，让科托夫难得的休息日都不得安宁，而这个偶然事件只是一连串变故的序曲。马鲁西娅搂着女儿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单薄的身影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分外无助。冰冷的炮口没有指向什么入侵的敌人，而是摇向了自家的人民、同志，手无寸铁的妻女。

　　科托夫住的是专门为艺术家和音乐家准备的豪宅，坐落在树林中，被树叶过滤的日光笼罩了一层光晕。他的母亲爱硫娜曾经是歌唱家，用歌声缅怀失落在光阴隧道中的记忆。

　　＊＊纳迪娅＊＊

　　纳迪娅是穿梭在树林间最清凉透彻的微风，不经过世俗的浸染，肮脏的阴谋到了她的眼中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景，新奇而别致。就像谈起当年祖母因为毒气泄漏被人从莫斯科抬回来时，她睁着大眼睛，煞有介事的说那是因为动物园太臭了，搞得大家都无法呼吸了。她对善恶还没有太多概念，她喜欢最终带走他父亲的米特亚，喜欢那辆保密局的车，喜欢哼唱那首忧伤的情歌“毒太阳”。如果不是她的世界过于简单美好，就是这个世界太会隐藏真相。本来，米特亚应该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叔叔，轿车应该只是一辆孩子眼中了不起的物件，“毒太阳”该是一首优美动听的短歌，可是到了现实故事中，我们都会对他们心生畏惧，畏惧他们带来的血腥，畏惧他们带来的哀伤。

　　湖中泛舟的时候，科托夫曾珍爱地抱着纳迪娅，仿佛她让一切事情都变得容易，让世间事物都变得和谐。他怀着沉沉地感怀说，如果能和她一辈子在河上漂流就好了。这句话是属于纳迪娅的温馨许诺，却是讲给科托夫自己听的哀愁与不舍。当在许一个最简单的愿望时，就是我们最害怕失去的时候。

　　临别的时候，科托夫一直没有勇气穿上军装，却是纳迪娅相信了父亲善意的谎言，急急慌慌地给他穿衣服，得知可以开车让她兴奋地有些结结巴巴。她绝不会知道自己在无意中把父亲推向永别，这将是伴随她一生的悔恨。她和父亲最后的游戏是比赛谁可以不换气的一直说“呜——”，她自然是输了。父亲的声音悠长得像是一次静静的哭泣。他的纳迪娅给了他说再见的勇气。

　　纳迪娅眼中并不是一个存在于幻想中的更美丽的世界，而是世界最初纯净的样子，只是无可奈何的现实让这个世界看来如此丑陋。

　　＊＊米特亚＊＊

　　说不上是反面人物，要说他本身也是整个悲剧中的一名殉难者，但是谁都会对他抱有负面情绪。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是哈姆雷特著名的质询，也是从始至终鞭笞拷打着米特亚灵魂的问题。他曾经拥有不错的生活，却被战争夺走了，被那个有着宽厚肩膀、迷人微笑的英雄夺走了。面对命运的不公，他选择了默然忍受，甚至将命运的暴虐当成自己丧失良知的借口。他不像其他几名保密局人员深感自己所做的皆为正义，他知道那是罪恶的才会一再想要寻死。可是他的软弱让他最终屈从了生活，为自己的作为寻找依靠和借口。当他正在因为是否要杀死那个问路的人而犹豫不决时，看到了不远处冉冉升起的斯大林头像，他崇敬地看着画像，嘴边不禁露出狞笑，仿佛得到了莫大的鼓舞，眼睛也不眨地结果了可怜人的性命。稍微一个暗示就能让他变成杀人恶魔。

　　他在科托夫家中出现的时候就披着伪装带着欺骗，假装盲人的样子却能讲出已经被深埋的记忆。他总喜欢假扮盲人，似乎这样就不必面对难以抉择的生活。不能说他是个坏人，但是却个性软弱，没有为了自己爱的人和家园做出什么努力与牺牲。当年受到了威胁，他就一语不发地离开了恋人，留下悲痛欲绝的马鲁西娅。他说自己的离开是为了不将暴力和血腥带进这个家园，而现在他却又亲自给这里带来更大的灾难。看似每件事都是不得为之，实际上还是为了保护自己。虽说科托夫曾经运用权力把他赶出了国家，却为了争取爱情争取事业都付出了真心和努力，手段不见得光明，但是人格上却是磊落的，起码他的双脚从来不用来逃跑。

　　科托夫可以面对知道实情的妻子，米特亚却始终都无法告诉马鲁西娅真相。太多不能告人的秘密与折磨，最后还是在浴缸里割开了米特亚的手腕。

　　＊＊寻找扎哥连卡的人＊＊

　　电影里一直有一个寻找扎哥连卡的人，拖着一车的家具，却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他是故事的局外人，却一直试图走进这里，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先是遇到了无法解开的谜团，到后来这种寻找给他带来了冲突，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很像面对“大清洗”的知识分子，他们算是“清洗”运动的局外人，但面对这种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探寻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哪怕没有过多的企图，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卷进漩涡，然后在某一次行动中不知触动了政府哪根敏感的神经，就白白丢了性命。

　　而另一个痴迷药物的女仆摩吉霍娃更像是反应过度的政府。一点小病就会让她塞进大把的药物，相同的，一个普通的暗杀让政府大动干戈进行了全国的“清洗”。当然，政治永远是搞不清楚真相的，导演也只能借着滑稽的女仆来讽刺一下政府的疯狂作为了。

　　＊＊毒太阳＊＊

　　“毒太阳”以一个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起初总觉得这个手法过于露骨，像滴在画布上的墨滴，醒目而招摇。后来，渐渐觉得它简单、直接地表达了“肃反”运动如何秘密而又公开的闯入人们的家庭，洒下死亡与恐怖。它不为人知又那么鲜明，像瘟疫一样蔓延，没有防毒面具能敌得过它的毒液。在目睹了米特亚的死亡后，它才心满意足地飞向了莫斯科。

　　对于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政治事件，众说纷纭，有谴责的声音，有反思的声音，也有质疑的声音。导演米哈尔科夫没有做过多的追问和过于苛责的批判，而是平静地叙述了受害者面对祖国的反目和亲人的离别时那种无法言喻的痛楚与无法愈合的伤痕。没有预想中的反抗与哀号，灾厄带着恬静的死亡悄悄降临，科托夫坐在车里满脸血渍，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呜咽。“让溶化的积雪有如眼泪一样，从不动的青铜眼睑中流淌，让监狱中的鸽子在远方轻啼，让轮船在涅瓦河上静静行驶。”（阿赫玛托娃《安魂曲》）我们的心在1936年的太阳中慢慢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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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俄罗斯电影Burnt by the Sun拍摄于1994年，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片名一般翻译成烈日灼人、毒太阳或烈日灼身。

一、人
Kotov
Kotov是资深红军将领，“苏联英雄”的获得者。在片中刚出现时对女儿一片慈爱，对妻子体贴照顾，对村庄百姓也很关爱，俨然是个高大全形象。直到不速之客Mitya来访之后，影片才告诉观众Kotov历史中的另一面：他曾经在内务部门干过一段时间，亲手把Mitya送到国外做反间谍工作，拆散了Mitya和Maroussia。这当然也在意料之中。坐在这种高位的人身后怎么会不隐藏一些黑暗呢。

和Mitya争吵时，Kotov愤怒地咆哮：“我是苏联英雄，谁敢动我！”但其实他刚看到Mitya造访时，可能就已意识到自己是个死人了。毕竟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一个内务部官员来访意味着什么。区区一个苏联英雄算得了什么，加米涅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这些声名显赫的党国领导人哪个躲得了烈日的照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不还是难逃一死。尽管落了难，但Kotov还是打心眼里看不起Mitya：Mitya算是什么东西？当年还不是像收买妓女一样收买了他。其实Mitya这种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贪生怕死，许诺一点好处他们就能出卖朋友，连最下贱的妓女都比不上。那像自己，根正苗红，南征北战为新政权打下一片江山。

在那个年代Kotov属于很典型的一类群体，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汗马功劳，飘扬的红旗是包含了他们的鲜血的。而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做为出过大力气的人，也都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利益，跻身高位。通常人为一件事付出得越多，对这件事的感情也就越深。因此这批人当然对新政权有着深厚而忠诚的感情，而且因为他们已在政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政权的一部分。所以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固，Kotov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利益，而且在执行的时候他们也心安理得——这只不过是革命成功所要付出的一些必要代价。可惜多数Kotov们意识不到，自己在领袖的眼里也不过是一群蝼蚁，如果他有需要随时可以消灭——同样只是一些必要代价而已。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通常离死已经很近了。

Mitya
影片开始时Mitya像是个革命中的失意者，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迫去国离乡、浪迹天涯。他有一身才艺：精通多种乐器，热爱诗歌，还会踢踏舞。在阳台上，他给Nadia及其家人讲诉了一个很像是自述经历的悲情故事，让人听得唏嘘不已，以至于曾经是他未婚妻的Maroussia听后跑到楼上痛哭。

Maroussia的亲戚问Mitya在哪里工作，Mitya面容严肃地说：“为政治警察局工作”。然后又很随意地表示只是开玩笑。这是电影的转折点，有心的观众应该能看出他没有讲笑话。事实上自1923年起他就为政权进行反间谍工作，手上早已沾满了鲜血。此行也绝不是探访故旧，而是带着追魂帖而来。于公，是清洗“德国间谍”Kotov；于私，则是一次复仇之旅。

在内务部浸淫多年后， Mitya已经变成一个很冷酷的人，成了那个体制的一部分。钢琴前十指翻飞、抱着吉他动情弹唱….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正如一些纳粹军官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一样，并不妨碍恶之花在他们身上绽放。他出卖举报了八个白军军官，导致他们被送回国无审判直接处决。押运Kotov途中，一个农民因迷路而挡了道，无意中目睹Kotov被押运和殴打，他和同事平静地杀死了这个路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其实Mitya觉得自己确实很委屈：贵族出身的他在革命中当然家破人亡、于是他参加了白军和红军作战，战败后逃到Maroussia家避难，两人一见钟情，本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苟全性命于乱世之中，平平静静走完下半生就好。谁知内务部门找上门，只给他两条路走：一条是为政权服务，出国从事反间谍工作，追捕那些“叛徒”。另一条则不言而喻——政权对待不合作的人只有一种处理办法。 他选择了第一条路，从此在国外隐姓埋名，协助政权捕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叛徒”。政权当初许诺他，如果做得好就可以让他回到当初住过的那栋房子，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被骗了。他觉得这个新政权夺走了他的一切:生命、职业、爱人、家人、祖国、信仰……，让他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归根到底，他觉得逼他走上这条路的人就是Kotov。所以他要归来复仇，在Kotov的痛苦中作乐, 一口又一口细细地品味Kotov的痛苦。报复了Kotov之后，他真的能获得解脱吗？

影片的最后，Mitya割腕自杀了。对此可以有不同理解：在斯大林时代，清洗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当夜间听到有人敲自己家门时，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了免遭被捕后的严刑和侮辱，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而Mitya清晨六点钟回家后，电话忽然响起，他没有接，也许已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被清洗的对象，随后就割腕了。另一种更可能的解释是Mitya在这个体制下生活了十余年，早已彻底绝望，对自己做的工作无比厌倦，后来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复仇，当亲手把Kotov送上刑车后，大事已了，在这个世界上已无可留恋。不管是什么原因，Mitya最终选择了死亡作为解脱，彻底摆脱了他附身的体制的禁锢。

Nadia
天真烂漫的Nadia，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雏菊。沐浴在朝阳之下，她是幸福的，不知忧愁为何物：从小便是家人的心肝宝贝，生活优裕，父亲还是个大英雄。她眼中的少先队，听到军号就起床，哨声一响就去游泳… 她渴望着加入这个集体，根本无法理解Mitya大煞风景的话——“踏着音乐走进坟墓”。

她和Mitya郑重拉钩，要保守这个只告诉她的“军事机密”——过会有车要来拉Mitya离开。知道秘密后，她站在门前翘首以盼。汽车来了，她瞪大眼睛看着，无比兴奋，满是憧憬。她小心翼翼走到车前，精心对着汽车的车前灯梳理头发，然后一本正经的和车里的人对话。Mitya叔叔允诺她可以开一会车，她更加兴奋了。为了尽快开上车，她催促爸爸快点换上衣服出去。终于开上了汽车！开得还很棒，叔叔和爸爸都表扬了她，好开心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开始她就觉得车上的那个乘员神色不对劲，像是从动物园偷跑出来的。临下汽车，她关切地问：“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喂你东西吃吗？”……

影片平静地用各种细节刻画着这个小女孩的天真可爱。年幼的她，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一尘不染。在她身上，我们只能看到纯和美。当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女孩被体制无情吞噬，谁又能无动于衷呢？！

二、日
Kotov和Mitya是仇人，但两人身上有一点是相同的 ——对领袖发自心底的虔诚敬畏。

Maroussia问Kotov，若面临Mitya当年的境况，他又会作何选择。Kotov毫不犹豫地答复会作同样的选择。但他又自豪地辩解自己和Mitya的区别：一个是因为热爱祖国，一个是因为畏惧。在那个时代领袖就是祖国的化身。Kotov确实是深爱领袖的。当离别之际到来，他最后一次抱Nadia时，仍凝视着自己和斯大林同志的亲密合影，也许还抱有幻想？而Mitya又何尝不热爱领袖呢？看到气球下悬挂的巨幅领袖画像时，他也立即满脸敬畏地凝视画像缓慢升起，下意识地举手敬礼，完全发自心底。

领袖无所不在：在少先队员们的上衣绣像上，在所有集体活动中呼喊的口号中，在每个城市都伫立着的大大小小雕像里……领袖即国家，国家即领袖。爱国就是爱领袖，不爱领袖也就是叛国。领袖是天空中一轮明日，放出阳光普照大地。有些人温暖的沐浴在日光下，有些人则被烈日灼身，甚至被焚成一缕青烟飘散。即使是前者，也永远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日光会突然变毒，将自己焚化。

今天领袖拉着你一起清洗别人，你受宠若惊，感觉浑身暖洋洋的：自己已成了伟大领袖的自己人、亲密战友。明天你又被领袖和他的其他亲密战友清洗掉。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无止无休。在权力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如走马灯一般。唯一不变的永恒是老大哥，始终冷冷地坐在最高处看着下面这一片混乱，我自巍然不动。

和领袖的关系每进一步，危险便也更多一分，因为没有人能常伴他左右，除了他自己。无数人虔敬地热爱着他，而他只爱自己。清洗、清洗、永不停止的清洗。只有在清洗之中，他才觉得自己是稳固安全的：肉体毁灭了一个人，岂非就永远不用再担心他叛变。空气中充满了背叛、出卖。友情、亲情变得愈加淡漠，为了保全自己，这些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斩断，毕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在领袖打造出的这个窒息的体制下，无数像Nadia一样至纯至洁的花朵被烈日灼伤，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清洗中湮灭。也许这已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极致了吧。

1994年，距苏联解体已三年，俄罗斯正处在它近百年历史中氛围最宽松的一个时期。这部以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为背景的电影也有机会面世，把观众又带到了这个烈日焚身的年代，去领受那轮毒日耀眼的光芒……

附：关于大清洗的若干资料:
高层：
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内委会的间谍暗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只有两人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宗教：
斯大林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大清洗中，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捕，其中10.6万人被枪决。
军队：
大清洗期间（1935-1938），三分之一的红军军官和几乎全部的高阶将领被处死或流亡至西伯利亚，改以大批具备“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替代。五名元帅有三名遭处决，三分之二的军团和师指挥官被处决。这造成红军内部充斥大量年轻而训练贫乏的军官； 1941年，红军的军官里有75%任职尚未超过1年，红军军团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少了整整12岁。

苏德战争时期，内委会的主要任务为战线后方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包括制止阵前逃亡行为。根据斯大林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70号和第227号令，对于阵前退却和影响军心的官兵可以就地枪决。在战争期间，大约有158,000名苏联官兵被内委会督战队射杀。
古拉格：
在1930年的中后期，大清洗运动促使前苏联的劳改营系统古拉格的规模开始戏剧性地膨胀。根据前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颁布的第58号命令，人们开始被前苏联秘密警察监视，审查并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又由人民内务委员会草草审判并被流放或被处决。大部分古拉格囚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面临着食物供给不足，御寒衣物匮乏，拥挤和缺乏医疗保障的困难。1934年至1940年六年间古拉格集中营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同期前苏联死亡人数的4至6倍，根据解密的档案，1930年至1953年古拉格内死亡人数的报数估计为176万人。其中二分之一死于1941年至1943年。
清洗执行者：
继雅戈达后，当时大清洗的主要直接执行人、内委会的头领叶若夫最后亦不能幸免于难，在1940年失势，随即遭处决。斯大林时代末期的内委会头领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也被逮捕和处决。
前苏联国家安全、政治警察部门演化：契卡(Cheka)1917-1922-> 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1922-1934-> 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1934-1954->克格勃(KGB)1954-1991

田园乡间，残酷的温柔。
女孩对社会主义的懵懂憧憬，将军对政治危机的无可言说，秘密警察的伪装渗透。

体制化的人只愿诉说被自己命运胁迫，矫饰过去；而高贵的人则永远认为自己有选择，坚实地生活。
肯定自由意志，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认定。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看完电影，我想说，米哈尔科夫确实比姜文厉害，但他不如谢晋。《毒太阳》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事直白，结构复杂，且论述充分，但比起《芙蓉镇》，却缺乏自省和判断。
    看玛嘉·莎塔琵的《我在伊朗长大》后，我说，用这样的体裁表现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我失望于影片过度依赖个人，女性，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使得庞大的命题得到了极为片面的答案。伊朗走到这一步，不是女画家认为的政府和极个别独裁者的原因，更不是因为命不好，这具有必然性。
    《毒太阳》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充满光辉的社会主义战斗英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艺术家庭里，和美丽的妻子跳舞，和可爱的女儿划船，和一群音乐家踢球，唱歌，并帮助农民制止军队踩踏农田的军事行动。田园油画的镜头，慢节奏剪切，加强曝光的亮度，配上舒缓的弦乐，偶尔出现的关于世界观的争论，点缀其中。你简直以为自己在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金色的秋天”，到处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得情调。
    然后冲突到了，一个男人，乔装而来，他是家里的养子，老丈人的学生，没落的贵族，妻子的前男友，长得好看，风趣幽默，会弹钢琴，能说法语，爱脱衣服，皮肤很白。男友力满分！
    但他是坏人设定——斯大林的间谍，叶若夫的鹰犬，他回来就是要把战斗英雄送上断头台。
    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加强角色联系和内容深度。这个坏人原来有着悲惨的际遇，他是被战斗英雄逼迫去当的间谍，为了回来见女友，他出卖了八位白俄将领。他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他嘴里也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
    战斗英雄看见知道真相的妻子悲伤，连忙说，我和他不同，即使都是上前线，我有信仰，他只是怕被枪毙！
    然后迅速吻住上面的嘴，封住下面的口。真的，爱人间，没有一场做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果然，云雨过后，俩人又快乐地玩起了鸭嘴兽的游戏。噗！
    坏人私下告诉英雄，你要被逮捕啦！好人说知道了。然后特别英雄气概，像关公一样去踢了一场球。回来穿上军装就去准备赴死了。到了车上，四下无人，他对鹰犬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和斯大林同志私交很深！鹰犬们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情况不对，想不老实，结果又被一顿胖揍，揍完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我党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好像没什么信仰。倒是坏人在路上，看见一个坏事的迷路司机，这个等待戈多式的人物，身上被导演赋予太重的象征意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果然坏人看到斯大林像后，掏枪干掉了他！
    英雄被捕后，立刻遭到枪决。妻子被关起来，死于狱中。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后来放了出来。关键是坏人居然自己就躺在浴缸里，自杀了。片头片尾一呼应，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整个电影就是在说，在坏的社会背景下，上到国家英雄，下到小市民，包括中间的知识分子，全都太渺小，无能为力！这个锅只能让布尔什维克背，只能让苏维埃政府背，只能让斯大林背，只能让社会主义制度背。
    这个人啊，甩起锅来，真是！
    91年12月苏联解体，94年5月电影上映。不能不说，米哈尔科夫真是紧赶慢赶。
    果然，电影拿了94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姜文导演其实和米哈尔科夫是一个路数的，无论在《阳光灿烂》还是《太阳升起》中，都习惯用左翼的语言和身份表达右翼的情怀。基本都是在说，我干过坏事，但只是因为我当时，很傻很天真！
    由此延伸到我看过的一大批对于文革的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那些当年无恶不作的红卫兵头领，全在那里痛斥江青害人不浅，四人帮人性泯灭。至于毛，起码是为虎作伥！我们都是无辜的。
    连作恶的人都是无辜的，没作恶的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遭到迫害的就是英雄或烈士！
    真是恶心！
    苏联的肃反运动是怎样从调查谋杀基洛夫的凶手的刑事案件发展到杀掉两百万人的屠杀行动。难道全是斯大林的主意吗？就是电影中，害死英雄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坏人的难道有别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从纠正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到全民癫狂的破坏狂欢。难道全是毛的锅吗？毛在66年文革一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要迫害好的人民群众，坏的干部只是少数，科学家，技术人员既要批评也要团结，抓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搞生产，着重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苏联肃反，中国文革，法国也有过罗伯斯庇尔，美国也出过约瑟夫麦卡锡，尤其后者，几乎是个神经病。
    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带来相同的政治惨案，是因为，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国家的运行方式，却不能改变人性的恶。每一场狂热的运动都是对人性极端的解放，而这种天性的解放，往往使人在癫狂之际能够为自己的野蛮找到开脱的借口！我不相信一个作恶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你在羞辱一个右派十五岁的女儿，难道心里真的以为她就是领袖要求消灭的阶级敌人吗？你在殴打一个七十岁的学者，难道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的毒草吗？不，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你只是享受用权利去践踏高尚罢了。
    说说我尊重的电影，谢晋先生的《芙蓉镇》。看看影片的人设，富农寡妇和右派艺术家相爱，农村懒汉是投机分子，运动中的弄潮儿女经理，性格煎熬的党支书，以及有良知和底线的粮站主任。
    有趣的是，不同于那个真实时代的性压抑。导演用性将每个人物串联起来，寡妇和艺术家在迫害中未婚先孕，党支书是寡妇的初恋，女经理对粮站主任有性趣，不得手后诬陷他与寡妇有染，而最终懒汉爬上了女经理的床。文革结束了，政府把房子和钱还给寡妇，寡妇只是嚎哭道：“还我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性。而对于他人的迫害，在电影中，都是因为人性。评论说，谢晋导演“哀而不怒”，这是因为，对于政治，我们有怒的理由，可是关于人性，我们只能表示悲哀。
    故事的反转在这里。今年二月份《参考消息》，看到米哈尔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呼吁从国家层面认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当年推行的政策为犯罪。
    我真是想当面问他，大师，你的自由立场呢？
    俄罗斯要是现在发展成功，大家不会怀念苏联。美国要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种极右极左的神经病也不可能这么欢实。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开始怀念文革，毛左当道，那么，请别扯什么主义，全tm是自私卑劣的人性！

最后的康康舞
桑克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优美而恬静的乡间生活，仿佛屠格涅夫笔下风情万种的俄罗斯风景画。精巧的乡间别墅矗立在幽静的艺术家之村里。远处是连绵的针叶林、金黄的麦田和清澈的河流。家人聚集在一起，说法语，跳康康舞，吃点心，唱《蝴蝶夫人》，朗诵普希金的诗句，踢家庭足球，谈起那些老朋友，拉赫玛尼诺夫和曾来过哈尔滨的男低音夏里亚宾。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如果不是巨幅的热气球下悬挂的斯大林像，我以为这是19世纪的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当球形闪电在房间里跳荡，击碎一张黑白照片，并点燃森林一角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不安的小火焰在舔我麻木的嘴唇。当神秘的夏日圣诞老人德米特里摘下他的墨镜，摘下他的胡子，摘下他的全部伪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这个借用盖达尔《铁木耳和他的伙伴》的出场方式，让我误以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田园交响诗的引子，仿佛长笛吹出森林明朗的呼吸。把一张画画得很美，然后用一把刀子从它的对角线开始把它切开，像切开一枚无辜的西红柿。这就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是那个我尊敬的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儿子）的诚实。
    当斯大林的战友、红军英雄科托夫上校用他满脸的血和伤痕，用他低低的哭声告诉我他的痛苦的时候，我当然已经明白了米哈尔科夫想告诉我的东西。这是一个稍有历史知识或者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能明白的事实。但他却把这个残酷的点和一个优美的面结合在一起，把我和难受关在一个被窝的集中营里，而且不许探出头来。我想起一个关于绘画的故事。一个画家说，你以为把一个穷人画在一个阴天里就悲惨么？不，你把这个穷人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才叫悲惨呢。多么有力的对比，那么多多余的阳光照遍了画面上的一草一木，但偏偏照不到这个穷人身上。这是怎样的哀痛呢？《烈日灼身》（俄文直译的意思是“被太阳灼伤的人们”）里充满清新的绿色和明亮的金黄色，但人的命运却是另外的样貌，“却道天凉好个秋”，英国人谈论天气的习惯似乎有了另外的意味，环境扮演什么角色更拿手呢？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成为历史系学年论文的热门候选题目，但如果让我来做，我可能因为描述不清而吃鸭蛋。我在农场长大，知道鸭蛋比起鸡蛋来，味道腥，有种原始的类似于野兽的气息，所以乡间很少炒食它，而是利用盐，把它做成腌制食品。把一个东西送到盐里，送到火里，算不算苦难？算不算考验？当带着原始腥味的鸭蛋变成文明的美味的腌蛋时，我应该理解什么叫作历史的变化，什么叫作现实的力量。
    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谈。1936年的德米特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且不说他躺在浴缸里偿还了一切。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团体，被迫放弃自己的爱人，被迫……他爱生命的结果，就是失去尊严（尽管到最后的时刻，他用流尽血液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尊严）。科托夫呢？他一直在和德米特里从前的团体做斗争，他甚至夺取了德米特里从前女友玛露霞的爱情，然而他竟被德米特里诬陷为自己团体的敌人，他感到荒谬甚至愤怒。他不懂法语，粗俗而朴素，他其实是这个贵族家庭的外人。抛开科托夫和德米特里的政治对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另一种关系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和无知的对立，教养和粗俗的对立，贵族和平民的对立。在政治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时，他和他妻子玛露霞的家族是一个阵营的；但在新的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也就是和自己妻子的家族对立。当叶莲娜唱完《蝴蝶夫人》之后，大家纷纷感叹：以前唱歌的日子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玛露霞的叔叔富歇瓦洛特感慨万千地说：“现在也没太坏。但人生的芬芳……人生的韵味已经消逝，一去不返了。有什么可争的。”这是这个家庭的真正主题，也是这首带有怀旧色彩的田园诗的内在主题，这个褪色的主题和科托夫的新生活主题是矛盾的，他属于轰隆隆开进的坦克，天空中飞行的战斗机群。即使家庭娱乐，他也把贵族的槌球改造成大众的足球。他在那幅巨大画像的幸福中，同时也在它的惩罚之中。跟着他倒霉的是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式的卡车司机，在整部影片里出没，寻找他的目的地却难逃命运魔术师的捉弄；玛露霞在爱情纠葛中，手指不安地敲击着玻璃杯，爱情危机在生命危机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可爱的娜佳幸福地奔跑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她不知道危险就在米沙叔叔（德米特里）优雅的微笑里……
    这部1994年拍摄、1995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的开头是克里姆林宫的尖顶/鉴定，一个老头在用水龙头清洗过街桥的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