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国家，相似的社会背景，看一场电影，有着同样的共鸣。
电影本身很好，无需赘言。
说说电影最后的场景吧。
捷克有两个国宝级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
德沃夏克在19世纪末享誉世界，在美国旅居时，吸收黑人灵歌的元素，写出了带着思乡心绪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青史留名。
贝德里希·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有“捷克民族音乐之父”之称，在捷克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他的交响诗《Ma Vlast 我的祖国》是民族乐派的经典之作。
斯美塔那生活的时代，捷克正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随着革命的失败，斯美塔那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祖国赴瑞典。1860年，哈布斯堡王朝给予了波希米亚省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权和政治自治权，斯美塔那才重返祖国。

影片的最后，那场音乐会，意义非凡。

在“天鹅绒革命”后卢卡重返布拉格交响乐团，这场戏独具匠心用了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第五乐章《塔布尔》，而不是这部伟大作品的其他著名乐章比如《伏尔塔瓦河》。塔布尔是布拉格南方大约100公里的一座城镇。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宗教改革先驱扬·胡斯因批评天主教会受到宗教审判被处火刑。胡斯死后他的追随者团结一致反抗领主、教会和德国入侵，1419至1434年进行了15年的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这一乐章描述了胡斯教徒们战斗在塔布尔战场的悲壮情景。在乐曲中采用了胡斯运动时的歌曲《上帝的战士，你们都是谁》。

影片中出现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捷克国宝级的指挥大师拉斐尔·库贝利克。他在1948年被迫出走，像他的前辈德沃夏克一样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库贝利克流亡四十年，直到“天鹅绒革命”后他才得以重返故土。1990年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开幕式上他再度执棒指挥了《我的祖国》。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台下掌声雷动，而台上的老指挥家老泪纵横。捷克的SUPRAPHON唱片公司将这个演绎录制并出版了唱片，一度成为全球唱片爱好者争相追捧的珍品。库贝利克一生六次灌录过《我的祖国》，而这一版最弥足珍贵和富有传奇色彩。在那场音乐会之后，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库贝利克慢慢淡出了指挥台，这也就成为了库贝利克的最后一次录音。导演给了他一个不短的特写镜头向大师致敬。影片完成后不久，大师离世。这也成了大师最后留下的影像。(摘自《波希米亚的双子座星》)

无论是选曲，音乐会，指挥家都带着那么浓重的影射意味。
电影最后，当男主角带着小男孩外出躲避时，在朋友家，他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风起云涌。我的心情也随之激荡共鸣。
借着影片的余味，重新翻出库贝利克指挥《我的祖国》，一抒心意。

《Kolya》的中文翻译名是《给我一个爸》父与子齐上阵，这样一部片子，诙谐中带点温暖，政治中搀杂感情，尚属不错。
一个五十五岁的独身主义男人，捷克人，拉大提琴，生活拮据。
为了买一辆车而不得以假结婚，女方是俄罗斯人，携带一个五岁的小孩，年轻貌美。
可是结婚不到几天，女人便远走去了西德，寻找男友。
孩子留下了，祖母病故了，小哥耶被送到了法律名义的父亲处。
面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家伙，本就不爽的老头更加头疼不已。
从开始寄居一晚，到不得以继续留下来，小哥耶从不说话，到亲切的给老头一个吻“晚安，爹。”
其中东欧政治问题被扩大开来，我对这实在不了解，但相比历史上惯性的做法多少也能感同身受。
一个被排挤的俄国人，一个只会说捷克语的捷克人，讨论窗子上国旗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时的执着样，令人看时容易被小孩子的单纯打动，被老人的真诚折服。
渐渐，从开始时的排斥，转变为，可爱的老爹为了小哥耶容易入眠，特意找人在电话中讲故事；生病时，担心、认真、谨慎的留守看护；为了小哥耶不难过，买了五人票看专场电影；地铁站，盲目到不知所措的寻找丢失的小哥耶；庆祝生日，特意买了蛋糕送了大礼……
这些，虽然微小但足够温暖人心的情节，被很好的刻录下来。
虽然不是大感动，但仍然在小哥耶初次握老爹手，浴缸里独自拿着蓬头讲电话时，眼角悄悄湿润。
一个孩子，可能没有所谓的演技如何，但是那些纯真的表演恰是最能衔接内心的弦。
交响乐适时的奏起，政治问题会有解决的一天，离开的母亲也会有领走孩子的一天。
老爹站在那里，面对反光镜中的自己，说一句：后悔有期。
影片虽然结束，你会否还想起小哥耶骑在老头肩膀上时，开心到手足无措呢？
无关利益，无关社会，无关贫穷，无关种族，无关一切，只是最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

影片背景：

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和“天鹅绒革命”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意在削弱苏联共产党对捷克的控制，在国内掀起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苏联决定对捷克进行武装干涉。8月20日晚，苏联以“机械事故，要求迫降”为由，在布拉格机场降落了一架民航客机。数十名突击队员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21日凌晨，苏联军队就占领了布拉格。进攻6小时后之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被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和导火索。

“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民主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捷克的民主化运动在1968年遭到苏联的镇压，但是国内对捷克共产党统治不满的知识分子仍然在以地下的方式活动。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

1989年11月17日，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活动，要求推动捷克民主化和实现和平转移政权。1993年，捷克宣布独立。

影片概述：

卢卡，55岁的捷克未婚老男人是捷克国家爱乐乐团的大提琴手，由于弟弟从东方阵营叛逃到西方，而失去了在爱乐乐团的演奏资格，为了赡养年迈的母亲，卢卡只能和同伴们在葬礼上为人们演奏哀乐和为墓园管理处描墓碑。卢卡身上有着独身男子的游戏习性，保持着对异性的强烈需求。迫于窘困的经济状况，卢卡答应了与一名苏联女子假结婚。不想，婚后两天，卢卡的“太太”通过获得的捷克国籍逃到德国与情人相会，并且留了一个她的儿子苏联小男孩柯利亚。卢卡只会一点俄语，柯利亚完全听不懂捷克话，这一大一小就开始了一段深沉的父子之情。

影片解读：

一、对人物设置隐喻的表现：

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位于欧洲中部，处于西欧和苏联的夹缝之中，这种夹缝中的生存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更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捷克在苏联的高压控制之下，国内一片死气沉沉。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片人物设置
的巧妙之处就显现出来。

一直受苏联控制，被当作“儿子”一样对待的捷克，在影片的语境中被隐喻为一个高大沧桑的成年人——卢卡；而一直以“爸爸”身份控制捷克的苏联则被隐喻成需要保护、弱小的孩子——柯利亚。由于柯利亚是卢卡的假太太留下的拖油瓶，两人的心理又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色彩。卢卡被迫以继父的身份从社会福利局接养了柯利亚，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而柯利亚则感到被抛弃，无助和无希望。被侵略的捷克在影片中成了父亲，强大的苏联成了小男孩，并且叫老男人爸爸，这样复仇式的人物设计迎合了捷克的民众，使他们在心里上获得欢愉，积压了许久的民族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

二、影片中对女性的表现：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有卢卡年迈的母亲，她极度的憎恨苏联人；年轻的葬礼演唱的女歌手，她在演唱时由于卢卡的挑逗而唱破了音，同时，她也卢卡保持着固定的性关系；卢卡的朋友教俄语的女教师，她为孤单的柯利亚用俄语讲故事；年轻的女大提琴手，想要拜卢卡为师，两人在教学期间完成了“艺术家”式的灵魂交流。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影片中对女性的设置和表现依然是男性的俯视视角。导演中镜头语言建构了男女的性别身份。女性是被看的，不理智的，被挑逗的，被需要，被哄骗，被玩弄的对象。女性只有在照料孩子，表现母性，讲故事，解决生理需求时出现，被物化为一种工具，成为了导演的一颗棋子。

三、对白的设计：

柯利亚从小在苏联长大，受到苏联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孩子的世界观中没有绝对的对立，并且，他不明白也无法明白意识形态的敌对，会让大人们的世界非敌即友。

两次设置极好的对白。

卢卡和柯利亚躺在大床上，窗外苏联的坦克呼啸而过。
柯利亚：是我们的人吗？
卢卡：不，是你们的人。
柯利亚：他们是去莫斯科么？
卢卡：不，他们要留在这儿，很不幸。
柯利亚：就像我一样。

柯利亚的世界只有“我”和“非我”的概念。而卢卡作为成年人，则已经不再用如此简单的范围去划定和判断这个世界。

卢卡被公寓的管理员催促在窗户上贴上苏联和捷克的国旗。
柯利亚：我们的，漂亮的。（俄语中，这词既有漂亮的含义，又有红色的含义。）
卢卡：跟我红色的内裤差不多。
卢卡的故意曲解柯利亚的话，带有极强的民族情绪，并且通过亵渎苏联的国旗来达到疏解自己情绪的目的。


除上述之外，影片的镜头运用和镜头语言也非常值得称道，对比蒙太奇和抒情蒙太奇的技法虽然老套但也不失艺术活力。用一个民族的情绪去冲击奥斯卡，导演和卢卡的扮演者导演的爸爸，是十分精明的。

综上所述，这部电影，我给三颗星。

大提琴演奏家鲁卡在一次丧礼伴奏服务的间隙，用拉大提琴的弓轻轻撩起歌女的长裙，进行了一场很有艺术性的挑逗，歌女举止端庄，神情投入，歌声悠扬，下身却扭捏难逃，间或向鲁卡抛去欲迎还休的迷离眼神。类似其他欧洲地区的所谓艺术电影，接下来一会儿的工夫，鲁卡就在他杂乱的房间迎来了歌女的投怀送抱，这时镜头逆光，人影朦胧，床上，鲁卡怀抱歌女修长的大腿当大提琴，十指漫游其上，艺术性的偷情被处理得妙趣横生。

这是影片的开头，轻松诙谐的笔触，简勒勾画出一个单身中年男子的散漫生活，从他与朋友不甚融洽的闲聊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基本上不快乐，很孤独，但逍遥，他曾经是国家交响乐团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如今潦倒到为死人演奏的境地，其间的原委刚开始交代得不是很明确，但慢慢地，影片抽丝剥茧地给出了一个关乎时代转变的现实背景，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变革很有意思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鲁卡的一切遭遇来自他对苏联人的不友好，一面迟迟未肯插上的苏联国旗表明一位捷克艺术家的政治良知。

有时候立场就是一种命运，在1988年的东欧，这样一个风云四起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显得残酷，命运足够离奇的是，鲁卡的冷清生活却因为一个苏联小孩的介入而开始改变，温情不断涌现，令鲁卡措手不及。

因为缺钱，鲁卡同意和一个苏联女人假结婚以获得一笔酬劳，而苏联女人也由此获得捷克身份。苏联女人婚后很快凭捷克身份去了西德并滞留那里（那个时代叫“叛逃”），把五岁的儿子柯利亚留在了布拉格的祖母家，恰巧祖母出车祸死了，柯利亚被送到他的假继父鲁卡家中，于是苏联小孩与捷克老男人之间有了一段美丽的和平共处。

从柯利亚惶恐的眼神到过马路时紧张拉住鲁卡宽厚的大手，从鲁卡在柯利亚初来乍到时的哭笑不得到柯利亚在地铁走丢后的急噪不安，从试探到关爱，从不厌其烦到依依不舍，演绎了感人的“父子”情深。显然，这段深情不仅仅讲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它寄托了导演对两个民族的美好祝福，这样的氛围下，一个民族的创伤被一份无私的爱稀释，影片气度显得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