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太空(上)

文章原载于香港01哲学 2018-06-09

太空电影的两座丰碑——谈《2001太空漫游》与《飞向太空》

库布里克（又译寇比力克）与塔可夫斯基，随便一个都足够深刻，随便一个都足够谈上半天。虽然两人的电影风格迥异，但却有着共同关注的问题。拍摄于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以下简称《2001》）与1972年的《飞向太空》（又译《索拉力星》）呈现出两人对于太空、科技极其敏锐的预言与反思，如今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电影，或许是唯二伟大之作。Steven Spielberg在看完《2001》后说道：“感觉它不像是一部电影……不是一部纪录片，不是剧情片，其实也不是科幻小说”。无疑地，不论是《2001》还是《飞向太空》均已成为深刻的哲学文本，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其中的意涵。

要理解《2001》的深刻意涵，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或许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乃是尼采哲学。而对这一点最鲜明的证据乃是电影中三次使用了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受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影响的同名交响诗（第一次在片头，第二次在猿猴扔出骨头之际，第三次则在片尾）。事实上，施特劳斯这首曲子在《2001》上映之前并不有名，反倒是《2001》使得这首曲子广为流传。

作为一位浪漫主义作曲家，施特劳斯当然试图表现出人内在的生命力与浪漫情调，整首乐曲那慷慨激昂的开头正给人一种昂扬与新生的味道。这首曲子包含导论共有九个部分，其标题则分别选自尼采的作品，诸如〈论彼岸世界者〉（von den Hinterweltlern）、〈论科学〉（von der Wissenschaft）、〈康复者〉（der Genesende）等等，而导论则叫做〈日出〉（Sonnenaufgang），这与《2001》第一部分的标题〈人类的黎明〉（the Dawn of Man）完全若合符节。整部影片从太阳在一篇宇宙漆黑中——伴随着这首交响诗——升起开始，象征着人类的开端（dawn），而从中我们已经可以预知到，这是一种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绘，恰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我想要透过音乐传达出人类从其起源开始的发展，经过不同的阶段，宗教的与科学的，直到尼采的超人理想。整首交响诗就是对天才尼采的致敬，而这种天才在其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找到最伟大的表达”【注1】。如此看来，施特劳斯作品的意图是明显的，他所选取的那些标题也正体现了一点，例如所谓的“彼岸世界者”指的就是宗教中信仰彼岸的那些人，而〈论科学〉则是要表达近代理性科学的出现正是对宗教的一次除魅，使得人不得不面对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虚无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找寻一个新的开始，即超人的来临。

那么，库布里克的电影与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猿猴对于使用工具的掌握标识出猿猴摆脱其动物性的一面而转变为人，随着骨头被挥舞入天空，镜头一瞬间切换到了几百万年后的未来太空。这个镜头已被视作是影史上的经典镜头之一，它象征着几百万年的人类进程在整个无限宇宙中可能就是镜头的那一个瞬间。而对库布里克而言，工具的使用与进入太空或许才是划分人类历史的两个节点，中间的几百万年均可被视作是“人”的时期，也正是在这，我们看到了尼采的影子。对尼采而言，“人是一根悬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注2】。在此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库布里克从一个历史发展或进化的角度描述人的进程，并且也有学者注意到库布里克的影片与尼采“动物—人—超人”的结构相符【注3】，但是尼采并不是在一个生物进化的意义上谈论超人的，尼采自始至终均反对那种达尔文式的进化观【注4】。我们能说的只是库布里克借用尼采的意象来谈论他所理解的人的过去与未来。然而，是什么在电影中象征着超人呢？答案就是影片最后星童（Star Child）这个意象。影片最后，宇航员大卫（Dave）穿越一系列绚丽的时空隧道（这象征未来的太空已在我们的言语之外），来到一个房间，并最后转变成一个宇宙中的孩童（交响诗的音乐在这里再次响起）。而孩童其实正是尼采谈论精神三变时的最后一个阶段：“孩童是无罪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注5】。对尼采而言，孩童代表着新的开始，这是肯定一切生成之后，人对自我的克服。而这一克服并超越自我之人，即是超人，他拥有重新创造（价值）的能力。事实上，查拉图斯特拉本人也变成了一个孩童，一个觉醒者【注6】。库布里克或许并未走这么远，但他借用孩童这个形象无疑想要表达人类的历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至此，我们看到库布里克借用尼采“动物—人—超人”来叙述人的历史，而这三个阶段转变的契机则是电影中那神秘的黑石。猿猴在看到黑石之后获得了使用工具的能力，行将就木的大卫在看到黑石后最终转变成星童。有学者认为，神秘的黑石乃是外星人所投放的，因而人的创造与人的历史进程其实并非是上帝的作为，而是外星人的作为。顺着这个思路，影片中第二个故事，即在月球上对黑石的发现，正是要揭示出人终于意识到，人并非是由上帝而是由外星人所创造的【注7】。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那么正隐喻式地表达了随着宗教信仰的破除，人进入到了理性科学的阶段，这亦符合施特劳斯乐曲的结构。然而在那个科技主导的阶段里，我们却看到了人工智能对人的反叛。影片中那段对人工智能HAL的描绘，可谓震慑人心、空前绝伦。由于HAL的一次故障，使得大卫与另一外宇航员富兰克（Frank）想要将整艘飞船的中心HAL关闭，然而HAL却自觉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不愿被关闭。在这种情况下，HAL主动切断另外三名正在冬眠的宇航员的电源，将他们“杀死”，并且也切断了富兰克分离舱的连接线，使得其坠入幽深的太空。强大的人工智能打败人类（再例如影片中富兰克与HAL下棋输掉），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渐渐被意识到的问题，库布里克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预言到了。

在很多人眼里，《2001》或许缺乏一个完整的叙事架构。然而现在我们看到，尼采的“动物—人—超人”与施特劳斯受尼采启发而来的“人的起源—宗教—科学—超人”，共同构成了《2001》的叙事架构。对工具的使用使得人摆脱了动物的阶段而成为人，这是人的起源。而在“人的阶段”中，人又经历了宗教与科学的时代，在前者中，人将自身的生命寄托于彼岸、寄托于上帝；而在后者中，破除了神秘宗教的人又不得不面对价值虚无的世界，以及面对科技的反叛、对人生存境遇的威胁。最终，人必须克服过往的这两个阶段，而走向全新的开始，即创造的阶段。不过在我看来，库布里克这部电影更多的仍是在透过视觉效果预言，而非反思，毕竟那个创造的阶段、那个人类新生的阶段已在我们的言语之外。用美轮美奂的画面代替语词，更多的是为了带给观众一种震撼，并将猜测的权利留给观众，诚如其在访谈中所提到过的：“语言是相当主观的，并且其意义也有限；而透过音乐与视觉的交流，我们则越过了人们往往卡主的语言分类概念”【注8】。换言之，如果真的像当时的一些评论人所说，影片的结尾乃是不知所云的话，那么这种不知所云也仅仅是因为人本身言语的界限所导致的。然而在六十年代，能够透过影像去传达那个几乎无法想象的未来，这已是库布里克的天才之处。

如果说《2001》更多的像是在描述、预言人类的未来，那么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则一如他其他的电影，带有极强的反思性。相较于库布里克绚丽的视觉画面，《飞向太空》则可以说简陋至极，甚至太空舱也只像是个破旧的铁皮屋。事实上，塔可夫斯基对太空、宇宙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对他而言，研究太空终究是要研究我们人自己【注9】。倘若我们连关于人的知识都未掌握，又谈何关于太空的知识呢。

影片讲述了人类试图了解外太空的神秘星球索拉力星（Solaris），这个星球布满着胶状的海洋，它会放射出磁流影响到人的意识。某个意义上，索拉力星就像是一个大脑，透过影响人的意识，它可以使得人意识中的记忆再次实体化而呈现在人的面前，例如死去的人重新在索拉力星上出现。这一切都使得调查索拉力星的科学家们处于惊恐之中，于是心理学家凯尔文（Kelvin）奉命前往调查，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凯尔文死去的妻子哈莉也重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整部影片的核心其实在于凯尔文与生物学家萨托雷斯（Satorius）、天文学家斯纳特（Snaut）在图书馆中的一段争论。或许是常年处于一种对科学研究失落、沮丧的状态，因而对斯纳特而言：“我们正处于人类的愚蠢境地，努力实现一个害怕实现的目标，一个我们并不需要的目标”。人类总是有着向外求知的欲望，尤其是对那浩瀚、神秘的太空，然而这种求知却从未考虑过一种道德基础，即我们究竟是出于怎样的需要而去获得知识，那些知识又与我们的生命有何关联？更重要的是，会不会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其实是我们所会害怕的？斯纳特的看法其实某个程度上也表达出塔可夫斯基本人的看法，换言之，我们在尚未了解为何要从事太空、科技研究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这些探究。斯纳特的看法则招来了萨托雷斯的反驳，在萨托雷斯看来：“人类能够学习自然规律，在对真理的无尽探寻中，人类注定要受知识的负担”。可见，对科学真理的探寻是出自人的本性，追求知识的欲望本就是人的欲望，即便我们要为这样的知识付出代价。对于抱持着科学真理观的萨雷托斯而言，从我们的记忆、意识中实体化出现的哈莉当然就“只是一个机械复制品，一个模型”。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意识的化身、这种所谓的幻觉乃是不真实的。然而此时此刻，一旁的哈莉却说道：“在非人类的环境里，他（指凯尔文）表现得很人道，而你们表现得好像与这一切无关，而且认为我们是来自外部的一个阻碍；但是它是你的一部分，是你的意识”。虽然哈莉乃是索拉力星的磁流影响到凯尔文的意识而变现出来的“幻觉”，但是凯尔文却并不将其视作是“外部的一个阻碍”，而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此，太空是否具有某种科学探索的意涵对塔可夫斯基而言显得不那么重要，“太空”——如台湾学者宋国诚指出的——在此成为了一个伦理辩论的“纯粹意识场域”【注10】。它关乎的不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太空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心深处，毕竟哈莉正是凯尔文的记忆实体化后了的结果。借由这样的一次太空之旅，凯尔文再一次地经验了他自身的生命。

《飞向太空》虽然改变自斯坦尼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的同名科幻小说，但电影上映时其实并未受到莱姆的喜欢，原因就在于塔可夫斯基去除了许多所谓的太空元素，而将焦点更聚焦在“人”的身上，包括影片开头近四十分钟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地球上，而这在原著中是没有的。在《2001》的最后，库布里克给了我们一个星童的镜头，它是未来式的，是新的开始；而在《飞向太空》的最后，塔可夫斯基亦给了一个极其震撼的镜头：正当我们以为凯尔文重新回到地球、回到他的木屋时，镜头缓缓拉开，只见凯尔文仍置身在一片汪洋之海中。这或许既是塔可夫斯基的幽默也是他的讽刺：我们自以为自己了解了，但其实仍困陷在原本中的处境中不得动弹。

《2001》与《飞向太空》，就视觉技术与故事的宏大性而言，不得不说库布里克更胜一筹，但是在科技与人的问题反思上，塔可夫斯基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人要如何面对太空的问题。今年恰是《2001》上映五十周年，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不再陌生、后人类问题逐渐变得显学的时代里，这两部电影仍是我们思索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与指路灯。

注释：

注1：转引自Jacobson, B.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Op.30” for the American Symphony Orchestra: http://americansymphony.org/also-sprach-zarathustra-op-30-1896/

注2：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4节。

注3：Abrams, J. “Nietzsche’s Overman as Posthuman Star Child in 2001: Space Odyssey.” in The Philosophy of Stanley Kubrick. Ed. by Jerold Abrams.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247-248.

注4：见《瞧这人》（Ecce Homo）中的〈我为什么写了这些好书〉第1节。我必须再次提醒，在我看来，库布里克比较像是借用尼采的架构来表现他的影片，这与尼采本人的思想并不一定相符。对尼采而言，超人并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在未来将出现的种族或理想，超人（Übermensch）的本意乃是超-人（über-mensch），换言之，它应被当做一个动词或活动而理解，并且这种对自身的超越（über-sich-hinausgehend）乃是一个不会终止的过程。参Pieper, A. Ein Seil, geknüpft zwischen Thier und Übermensch: Philosophische Erläuterung zu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Basel: Schwabe Verlag, s.56.

注5：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卷第1节。

注6：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2节。

注7：Abrams 2007: 250-251.

注8：Rapf, M. “A Talk with Stanley Kubrick about 2001.” in Stanley Kubrick Interviews. Ed. by Gene D. Phillips.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1, p.78.

注9：可参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鄢定嘉译，台北：漫游者文化事业，2017，页264。注10：宋国诚，《形上的流亡——二十世纪的流亡书写》，台北：擎松图书，2008，页22。

我累了，永远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

在电影的开头，塔可夫斯基就用一段长镜头在错离我们的感官体验，当镜头从作为对象的流水花草近景拉远，我们发现在那个原来的观察者位置的主体展现的是他茫然的空洞的双眼——他不再承担观察这个世界的责任，亦或者说不再作为世界实现自身的中介（从电影语言来说，他拒绝了作为线索人物这一身份），主体如漂浮在世界上空与实在的现实世界隔开了微小却又不可化约的距离。

在经常与《飞向太空》相提并论的《2001太空漫游》的开头中出现了类似的镜头效果，远古猿类在一次次与大自然发生激烈的关系中，获得象征性的进化，背景音乐also sprach zarathustra也在意味着“人”作为整全、同一之物的诞生，代表历史的骨头抛向天空化身成为现代科技的标志人造卫星，但是在《2001》中我们处于上帝的位置，即超验性的凝视效果，作为观众与崇高的全知者合二为一，我们能够从中榨取理念与现象统一的快感（例如我们可以知道电影中任何角色都不知道的“真相”，而且可以将电影本身作为一道可知的谜题来进行解答，以摸索导演所想表达的本质想法），这种欲望的索求在《飞向太空》里却受到了阻断，正如众多《2001》影迷对《飞向太空》的差评:《飞向太空》不过是借用了科幻的幌子在表达一些塔可夫斯基私人化的暧昧不清的爱情与人性。他们或许对前段还略有兴趣，在后半部分则难以忍受一种突然多出的“剩余”，他们指责塔可夫斯基把切近人类命运的科幻问题变成了爱情问题，对宏伟世界观避开不谈而去将重点落在几个不起眼人物的感情纠葛上。

早在两部电影的开头两位导演就像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区别——在库布里克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史诗般的关怀，是宏伟的历史蓝图，是对世界本质的探索，而在塔可夫斯基这里，一切镜头都是极度私人化的，是淫荡的，是窥私的，与其说是诗意，不如理解成不可知的与拒绝被解读的。这样的镜头在《飞向太空》里并不少见，如多处出现的对克里斯睡觉的观察，塔可夫斯基用无聊的长镜头缓慢扫过克里斯全身，这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塔式长镜头，它不像《乡愁》结尾安德烈捧着蜡烛走过水池，也不像《镜子》开头母亲坐在栏杆上远眺田野，这段长镜头不试图表达任何东西，或可说，它表达的即是不表达本身，如同一种阈限空间，它本身构成一个象征来指向索求活动的失败（例如恐怖电影中门后的未知，而这种空间即悬置这一未知导向门后空无一物），它创造了形式却不存在对应的内容，这种空间中会产生剧烈的、不安的情绪运动，它并非产生于某一实在之物，它本身只作为一种过渡被隐藏在一般的电影语言中，即电影中不会表达但我们都知道存在的空间（例如人物上厕所），它表达出一种一般观影活动的失败——在这里情绪的爆发点不是某一实在物，而是实在之物的缺席。

我们在后面看到这一缺席的回归，作为一种创伤性的来自过去死去之物的复苏，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黑格尔式的有无短路:原来本应该存在的某物的缺席置换成了本应该不存在的某物的回归。正是这一短路产生了笼罩整部电影的倾斜感，在索拉斯星这个闭塞的空间中，恐怖的事情在不断上演却不存在一个可被理解的锚点，人的意识思维如同悬浮在地面上空，而这片地面即是人类集体的理性，如同在电影开头老飞行员伯顿的独白无法符合现代科学机器与理性，那有关索拉里斯星的一切异常都是来自深渊的不可名状之物，但这种细腻的情绪又不同于克苏鲁式的庞大，它是微小的不可捕捉的，如果说库布里克致力于向外探索“人”的诞生到进化，那么塔可夫斯基就在向内研究“人”的构成与消亡。

在《飞向太空》中，一切故事都发生在“人”的内部，“人”作为一否定性的存在，它的边界被消解了，不再存在实体与主体间的严格界限，在这里主体与实体是合二为一的，原初的整合的世界借由主体这一中介来把自身涌现出来。为何凯尔文面对自己重生的亡妻时要竭尽全力地将她扼杀？因为这个新的个体不再是外在于凯尔文的异质性他者，而是诞生在一个深渊——主体自身之中，复生者的一切来自于凯尔文的无意识言说，她不再是康德式的物自体处于不可知的彼岸，吊诡的正是我们对于对象的全知导致了认识活动的失败，在索拉里斯星这一庞大的实体面前，我们感知到一处永恒的缝隙，在这一缝隙当中惰性的物在能动地凝视我们，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尼采的“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塔可夫斯基用他的镜头语言将这一窥视感巧妙地展现出来，这也是《飞向太空》无处不在的恐怖片式的不安感的来源，这一永远在偷窥主体的缝隙来自何处？早在电影开头就做了回复，在那个黑暗的马厩之中，引起小孩恐惧的正是那条缝隙，它是马厩、马与黑暗组合为一整体所多出来的剩余，它也存在于伯德的独白中，那些摄影机所拍摄的录像与伯德陈述的那个诡怪的反常理的索拉里斯星所构成的差异之中，物正处在那差异之中偷窥主体。不同的是在地球上这一缝隙被回溯性地掩盖了，母亲安慰小孩那不过是一匹马，在这里整体被解构成了各个无机的部分，而在伯德那里科学家与政治家解释为伯德的精神错乱，或者是某种未被发现的科学现象，人会把这种来自物的窥视合理化，当这种合理化失效或是没完全成功时变会转变为一种被迫害妄想症式的歇斯底里。而在索拉里斯星，思维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这里彻底失败了，这是一个拒绝解释的世界，它无时无刻不在宣告人类认识活动的无意义，在这里暴露出来的是绝对的实体，一个前本体论的纯粹混沌的庞然大物。

索拉斯星上到底有何物？答案是无，一切都没有，这里的物是滑移的，摄影机拍不到，只有杀不死的幽灵不断地从主体内部复苏，妻子解不开的外套与无法追溯的回忆，结尾浇在父亲头上的热水，都化为一种旧日的创伤在主体的视域里涌现，并且深刻地威胁到他的生存，凯尔文在第一次面对苏生的亡妻第一反应便是一次次地把她抹杀使他回到原本那个黑暗的我们都知道其存在但又无法直面的空间中去。

当你凝视深渊时，凝视你的真的是深渊吗？当所有太空站的人感到生存受到这些幽灵威胁时，我们都知道，这些幽灵正是源自每个个体内部，此刻凝视主体的正是主体自身，或可说是化为深渊的主体，在索拉里斯星，凯尔文凝视的是一片空无，也是这种没有客体的凝视放大了主体内部的深渊，使之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使每个人意识到自己体内另一个淫秽的“我”的存在，这个深渊终究外化为一个感官世界，然而这个被布置的外部世界是不完备的，那些结构的缝隙在不停地向外涌现幽灵，最终这个主体的内核被向外意识想象为一个不可名状的深渊，在那个无法窥视的暗处，另一个我在凝视着我，也谋害着我。

杀人杀我。

自我意识的独立和依赖：水性和奴性

与燃尽、消费世界的能量的火不同，水是一切拥有柔软特征的生物的乳汁，并且是一切官能心理学的起点：作为灵魂主体起点的耳朵心理学、作为首要快感的嘴唇心理学、作为自恋美学的视觉镜像心理学…总结来说，水是推动自身感官心理机能内化为自我意识生命性运动的能源：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通过水的镜像客体化为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水性生命运动推动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通过与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统一来证明自为存在的个体性，同时在一个动态的、相反的运动（例如扬弃和形成）中保持生命整体，即在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中厌恶，同时在自我意识的依赖性中爱，来自对象的自我意识的爱与厌恶都会因为知觉世界的存在和对象的本质（自身也是对象的对象）返回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但在地球这样一个以经验之一切对象的总和作为自然的环境中，我们失去了能将自我意识生命化、运动纯粹化的水源，地球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而是汽车，噪声和电子乐代替甚至侵略水雾和雨水，但即使是这样，地球依然给了我们一个工业化的、汽油味的梦境，与以往不同的是，把我们从这样的梦境中唤醒的不是失重、巨响，而是稳定、安静的湖泊还有缓缓飘动的水雾，这里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水在感官内化、自我意识生命性运动中的巨大的摧毁、否定的能力，这样的力量会延续，同时自我意识还会表现出巨大的重构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的能力，即将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客体化的能力，但这样的建设的能力无法在以经验之一切对象的总和作为自然的人类式地球上找到，人类式的、规训后的地球只提供纯粹的摧毁的能力，只有少许乳汁在哺育少许植物和动物，在这样的消极情况下，索拉里斯星给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水源——能够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实体化的水源，这样一来，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克里斯）和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哈莉）同时以实体的形式在知觉世界里存在，这就为主体针对对象的行动返回主体提供了前提，正如前面提到的，自我意识为保持生命整体而做出的动态的、相反的行动，包括因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而做出的厌恶和因自我意识的依赖性而做出的爱，都会返回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对象的行动就是主体的行动，主体对对象做的，对象也应当对主体做，对象在这一系列行动中扬弃了自身独立性，即扬弃了作为对象的本质，成为了奴隶，而让奴隶无法离开的就是主人，主人霸占了奴隶的全部存在，于是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奴隶的哈莉无法脱离作为主人的克里斯而存在，为了保留奴隶的实体，她不惜破门而出、遍体鳞伤，但主人是有绝对独立性的，即使克里斯把哈莉送到外太空，他依然保持自身的绝对存在，主人有厌恶奴隶但自身毫发无损的权利，而奴隶对主人的厌恶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但是，有一种东西能让主人和奴隶都保持自身存在，那就是因自我意识的依赖性而产生的爱，当主人（克里斯）通过与奴隶（哈莉）分享作为超自然的记忆（经验对象之和是自然，记忆不仅仅是经验对象，还包括奴隶性的延迟满足，即对象的形式）来做出爱的行动时，奴隶也向主人做出爱的行动，主人在爱中失去了绝对存在性，克里斯也成为哈莉的奴隶并在她为克里斯辩护时下跪向她祈祷、忏悔，爱模糊了主体和对象的界限，但让双方的自我意识都保持存在。

自我意识的爱：腓尼基主义、思念主义和羞愧意识

（一）腓尼基主义和思念主义

自我意识的这种爱，就其作为一种自觉现象而言，被成为腓尼基主义。它的原则是：自我否定和自我摧残，它从一开始就是牺牲，因为，牺牲一切自由、一切自豪、一切精神的自我肯定，同时也是奴仆化和自嘲、自戮。因此这个意识对主人和奴隶都采取一种否定、摧残的态度：在主人地位时，它以摧毁主人的绝对存在、否定主人的自身独立性而获得真理性；在奴隶地位时，它以摧毁奴隶实体存在、对主人回报以更多的厌恶或者爱而获得真理性。前者是作为主人的科学家吉巴里安自杀的原因，后者是作为奴隶的哈莉喝液氧自杀的原因，他们这种意识的本质是爱，与执着于个别东西而使自身停留在奴隶意识的爱不同，腓尼基主义的爱直接从奴隶意识中超脱出来，并返回到对上帝的激情：一个受之有愧的、恩赐的或者被抬举了的奴隶以一种得罪人的方式使一切神情和欲望的高贵性、形销骨立，其中有水性般的柔顺缠绵和贪欲好淫，他们羞羞答答，不知不觉地扑向一种卓越的宗教蠢行——孤独、禁食和恶劣的节制。为了上帝，他们牺牲了他们占有的至强本能、牺牲了他们一切经验对象之和的自然、牺牲了人类式的地球，在这种牺牲中，他们的身体逐渐变得湿滑、透凉，就像从夏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冬天，他们逐渐变得慵懒、敏感、不能思考、容易悲伤，但还要忙碌着走进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世界，即使还没开启行程，却已经预料到行程中对起点的思念和由之泛起的悲伤，于是在上帝注意不到的地方写下了遗言，对水流、落叶、街道、柔风不舍，而且也意识到人间好像也没有人值得这样被思念、被不舍，自我的生命也就这样，不值得被同类思念、不舍，想到这里就有了死去的勇气。

“一个梦，异样的恐怖 使我欢愉，使我惊恐 在我眼前还浮现着骇人的图像 在我心里狂涛骇浪翻滚汹涌 梦里有座花园，美丽神奇 我想在那里悠然漫步徜徉 满眼百花争艳 使我心神欢畅 芳草丛里溢出浓香阵阵 微风吹来，轻柔而又温馨 万物晶莹闪耀，欣欣向荣 亲切地让我看到万象似锦 在花山花海的国度里 有口大理石井，清澈如镜 我看见一个美艳少女 正在忙碌碌浣洗白衣一领 她的面颊娇嫩，星眸温柔 活像金发圣女的肖像一幅 我仔细一看，似曾相识 如此陌生，却又如此面熟 这美丽的少女忙着洗衣 一支奇妙的歌子低哼慢吟 ’流吧，流吧，潺潺的流水 把我的亚麻布洗洗干净’ 我走进她的身旁 悄声说到：’啊，请对我讲 你这奇美娇艳的姑娘 这是给谁的白色衣裳？’ 她毫不犹豫地说到：’快准备好 我在洗你的裹尸布啊！’ 她话音未落 她的身影立即消融犹如泡沫……” ——海因里希•海涅

（二）羞愧的意识：好的主观唯心主义

羞愧意识兼有一个自我意识对于另一个自我意识之直观，这两者之间的爱就是它的本质；但它还没有内化地、自觉地成为这个本质自身，还没有让两者之间的爱纯粹化，对此必须要让这彼此异质的、互不相干的现实存在一般化，让所有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和对象都被某一个特殊的自我意识同情、悲悯，但两者之间并非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让主体羞愧的同时让对象得到悲悯和救赎的关系，对此自我意识必须假定其杂多变化的一面为主体、单纯不变的一面为对象，在这里，主体经验到它的对象才是它的本质并且意识到自身的虚妄不实，于是它就超脱这种境地而过渡到纯意志的空间，即索拉里斯海洋，在那里情感生命返回自身，并且在它自己和它的对象看来是具有现实性的存在，它们是纯粹情感、生命的纯粹运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伦理关系、主奴关系，它们相拥而泣。它们走向彼此世界的同时，也在思念着自身的世界，即使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身的世界，同时也从来没有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它们在羞愧的意识中延续着生命的水性运动、在水流中重构记忆和故土，它们的记忆和故土已经不属于以一切经验对象之和作为自然的人类式地球，而是属于以羞愧意识作为主体精神运动能源的超自然的索拉里斯式地球。

从建设年代里拉小提琴的男孩，到战争时期的少年伊万，再到十五世纪的圣像画家鲁勃廖夫，塔尔柯夫斯基电影的主人公一步步走进时间深处，仿佛一阵清风偶然掠过阳光下的树梢，唤醒了暗土中默默生长的根。大地如此深厚，大地的引力让人类感受到安全和温暖，也让人类永怀飞翔的愿望，《安德烈·鲁勃廖夫》中乘热气球的农民飞起来了，大地离他越来越远，河流渐渐细如丝带，他兴奋的呼喊中洋溢着天真的快乐，而快乐总是那么短暂，这位梦想飞天的农民最终悲剧性地回到大地的怀抱，只有马儿无言，在河边细雨中静静地、自由地舒展着身体。在这个颇具诗意的镜头段落里，塔尔柯夫斯基似乎领悟：我们所向往的自由世界或者精神家园其实就在身边。此岸即彼岸。而达到此境界必须具备的是“良知”。

俄文ВРОЖДЁННЫЕ ЗНАНИЯ是哲学术语，意思是“先天就具有的知识”，是一种心理本能、善的本能。这个词语中文译为“良知”，良知一词由孟子首创，《孟子·尽心上》中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孟子看来，“所不虑而知者”指的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孟子强调这些道德观念是天赋给人的，即良知。前文提到，塔尔柯夫斯基认为“人是有道德的生命体”，这里的“道德”（俄文为МОРАЛЪ，）跟良知的内涵是一致的。塔尔柯夫斯基在个人著述中曾多次提及良知，他在对他本人创作的电影进行反思的时候也曾提到过良知。值得关注的是，塔尔柯夫斯基借电影艺术创作呼唤良知，而海德格尔哲学对良知亦颇为重视，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这之中存在着某种关联。海德格尔认为，良知和罪责（Schuldig）并生，有罪责才有良知，而有良知也就意味着有罪责，良知是有罪责存在的见证。但是他又认为，良知归根结底，是“此在能先行到死亡中”的见证，而正是此在先行到死亡中，才领会自身的存在，领会时间。[ 《时间和永恒——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第82—89页，黄裕生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从海德格尔的观点中我们可知，良知跟时间关联在一起。塔尔柯夫斯基也非常关注良知与时间的关联。他在电影作品中和著述中多次向我们说明，良知和原罪（Sin）、良知和人类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生存于世俗之中的人类，生老病死和情欲是不可避免的，由之而产生痛苦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人类如此境地的原因是原罪。挣脱原罪的唯一途径是良知，人只有领悟良知，才能正视死，才能摆脱时间的束缚，才能跨越俗世达到自由和永恒。

“人”做为一个生物种类，做为“存在者”，良知是其内在品质，但是做为个体的人、具体的人，虽具有这些内在品质，却往往为恶念、贪念等世俗欲望所遮蔽、扭曲乃至泯灭。因而“唤醒人类的良知”往往成为有责任感的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作品都探讨过呼唤良知这个问题。而将良知和时间联系起来思考的是塔尔柯夫斯基。他的《飞向太空》[ 又译作《太阳系》，《索良里斯》，片名Solaris和片中太空站的名字是一样的，依笔者看来，原片名本身具有多重含义，很难有相对应的中文译名，本文姑且用《飞向太空》来指称这部影片。]明确地表达了“通过良知把握时间”的主题。

这部拍摄于1972年的影片表现的时代是虚拟的未来时代，但影片的主旨不在展现未来时代，塔尔柯夫斯基无意于营造“未来幻象”，无意于拍摄一部常规的科幻电影。他曾这样谈起创作《飞向太空》的意图，“不知为什么，我所看过的每一部科幻电影都强迫观众去接受那种对未来世界的刻画入微的审视，他们（如库布里克）确实常把自己的电影称为‘未来幻象’（vision of the future）……我想用一种方式拍摄《飞向太空》，让观众无需面对那些怪异的科技景象。”“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飞向太空》反映出一个深具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在悔罪奋斗与成就的问题，在一个人生命的挣扎中之道德转换的问题。”[ 《时空的轨迹》，第99页]在塔尔柯夫斯基这部影片展现的时代里，飞向太空对人类而言已经成为现实，一个“自由王国”就在眼前，时间和空间不可征服的神话只是一个令人怜悯的上古传说，恰在此时，太空人得了一种“病”，一种跟“良知”有关的病。影片主人公克里斯从地球飞向太空，又从太空回到地球，这是一段动人心弦的精神之旅。塔尔柯夫斯基寓于电影创作中的时间思考依然延续到这部影片中。曾有人将塔尔柯夫斯基的第四部影片《飞向太空》（1972）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1979）相提并论。这两部影片的旨趣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片，而是假借科幻题材来探索人类起源与归宿的有哲学内涵的电影。

突飞猛进的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一页，人类的怀旧情绪空前高涨，各种媒体纷纷总结和纪念过去的一百年和过去的两千年，掀起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选热潮，无论“影响世界的100个人”还是“影响二十世纪的十大大事”，爱因斯坦皆榜上有名。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对于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作为人类个体的爱因斯坦，其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科学上，从《爱因斯坦选集》中我们发现他的思考遍及哲学、宗教等很多领域，尽管他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得非常谦逊。据说以色列建国时曾邀请他做总统，他写信婉言谢绝，信中有一句话，“关于自然，我还懂一点点，对于人我却是一无所知”。其实，爱因斯坦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从某种角度上讲，二十世纪是“爆炸”的世纪，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各项指标呈几何级数上升，爱因斯坦对此并不乐观，他曾忧心忡忡地地说，“我们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工具的高度完善和目标的极度混乱。”这句话发人深省。将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谬误的世界中，技术进步创造了各种弥补物，它拉长了我们的手，增加了不必要的肌肉，把我们变成了巨人，但是，丝毫也没有增加我们的精神潜力。人类一直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使遮蔽的心灵重归敞亮，如何唤醒良知。人类只有通过良知才能克服对“末日”的恐惧，才能真正把握时间。与塔尔柯夫斯基同时代的电影大师、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也始终通过电影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伯格曼1960年创作的影片《犹在镜中》就探索过“通过良知把握时间”这个主题。《犹在镜中》，片名直译应该是“透过昏暗的玻璃”，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人处于俗世之中，往往看不清自己的本性，人审视自己时，象隔着昏暗的玻璃，良知是遮蔽的。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飞向太空》的故事内容和创作过程，影片的主题就在其中。

《飞向太空》改编自波兰科幻作家斯·列姆的同名长篇小说。Solaris太空站的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毫无结果地企图与太空里的神秘行星和包围它的海洋联系，一个新来的心理学者克里斯·凯文（Chris Kelvin）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的目的是弄清楚这个太空站所报告的奇怪的意外事件，并且结束这个案例和太空站里进行的所有无益实验。起初，他以为太空站里仅存的少数科学家全疯了，但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一个恐怖“幻象”的牺牲者。他曾经爱过而早已自杀的妻子哈蕊（Hari）的“幻象”来找他，他试图摧毁“她”，但“她”一再地回来。真相逐渐显露，这些造访人类太空站的“幻象”不是普通物质形成的，而是一些微中子经由人类潜意识里的“思想之海”（Thinking Ocean）塑造而成的，“他们”不是生命，而是一切折磨人类心灵的诱惑、欲望、负疚感和罪恶感的物质化。

就象改编《伊万的童年》一样，塔尔柯夫斯基对小说《飞向太空》的内容和结构做了重大调整。小说里只有一个故事空间：太空站；而电影却加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地球。情节改变为：郁郁寡欢的克里斯·凯文接到命令，离开地球上的家，来到太空站，因负疚感而产生的幻象哈蕊唤醒了他的良知，他带着净化后的心灵重返地球家园，在太阳雨中跪在父亲的脚下。

塔尔柯夫斯基从小说中着力吸纳的是精神的和道德的主题，并且深化了主题的内涵，使之具有“启示”的意义。他从一个新颖的、能够产生启示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诗意的力量来洞察大地和人类，发现并阐释了这个主题：人类只有通过良知才能看清自我，把握时间，以赤子之心克服末日恐惧症。

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塔尔柯夫斯基的血液里自然流淌着“俄罗斯思想”，他本能地意识到人类“末日”即将来临（不管是明天还是一万年后），并且本能地领悟出，人类可能会通过“末日”获得新生，也就是说，人类可能重新获得“时间”，而这种可能性将以人类“良知”的苏醒为基础。《新约·启示录》中有一句不断重复的话，“时间到了”。1984年，塔尔柯夫斯基在伦敦的一个教堂里进行了一次关于《启示录》的演讲，他从《启示录》中敏锐感到“时间到了”的这种灾难性、事件的这种紧迫性，这些事件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人类历史上的那一决定性时刻，这个“末日”时刻就是人类因为罪恶而受到惩罚的时刻。“然而，如果认为启示录只包含着惩罚的观念则是不对的。也许它所包含的主要东西是希望。尽管时间到了对于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人而言，它的确是非常迫近了，但是对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人而言，则是有希望的。启示录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关于启示录的讲话》，塔尔柯夫斯基作，伍菡卿译，载《当代外国艺术》第11辑，第15页]人类整体意义上良知的苏醒，将会化末日为新生，变黑暗为光明。

“我们不需要别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面镜子……人需要的只是人。”《飞向太空》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道。这句话无疑是塔尔柯夫斯基自己的心声。人类征服世界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是可怕的、悲剧性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有希望的，是审视自我、认知自我，通过审视和认知，唤醒良知，把握自己的命运、把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