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再看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医生》源于饰演日瓦戈的男演员奥马•谢里夫去世了。

片中，日瓦戈标志性地静默与微笑，令人印记深刻。影片上映时，一片吐嘈声，大卫•里恩发出“不再拍电影”的愤然之语，一周后，情势陡转，好评如潮之外，还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早在拍片时，谢里夫对自己的形象很没信心，本来他就没想到自己会出演男主角，化妆难度不说，关键在于里恩要求他表演必须静默，从始至终都要如此。对一切看似无动于衷，但又无法置身事外，简直难于登天。

时光证明了一切，导演的要求，让谢里夫等同于日瓦戈应有的状态。日瓦戈面对突出其来的革命浪潮，被裹挟在汹涌地滚滚洪流中，一脸茫然，更无法世故。他是本真的一个人，心地单纯又透明。拉娜闯入他的生活，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境，可谓浑然天成。这是只有诗意理想的人，才会有的心动，但这种激悦是潜行的，是无法向外分享的优雅情愫。

拉娜的原形奥佳，自与帕斯捷尔纳克相识后，在享受甜美爱情的同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运，饱受劳役之灾。老年时的她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何只有我受难，他（帕斯捷尔纳克）却没事，也许当局就是通过压制我企图改变他的写作方向吧。

出演日瓦戈妻子桃雅，乃卓别林女儿杰拉尔丁•卓别林，当时她在法国发展。她不敢相信会出演这个角色。她说看过小说后，就想到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妈妈一生默默付出，从无怨言，这不正是桃雅对日瓦戈的日常生活状态吗。杰拉尔丁•卓别林后来一直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拍片。

帕斯捷尔纳克自与奥佳两情相悦后，就于1947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一直延续到1957年传入国外，首先在意大利出版，风靡西方文化界，甚至被美国当作政治工具，作为与苏联冷战的一环。1958年意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喜出望外，但迫于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用电报的形式拒绝了诺奖邀请---“诺奖在我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乃一介文人，不配得此殊荣，在此推辞，请别见怪”。

因为当局明示他如果去了斯德哥尔摩就别想着回来，他不想用不能返回祖国的代价换取这个奖项。我想，没有比这样更爱国的人了。只是当时整个苏联少有理解他的人，或者说人是善变的动物，除了随波逐流，除了漫天的指责，他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加之情人奥佳的坐牢，这彻底击垮他的身心，1960年5月30日即走完他压抑、窒息和苦闷的一生。

小说被意大利商人庞蒂拿到版权，经过与米高梅商量，他想让妻子索菲亚•罗兰出演拉娜，大卫•里恩以性感女神个儿太高为由拒绝了她。米高梅投巨资的同时，还全力放手让里恩去倾心拍摄。那时的好莱坞对创作人的干预看来还是很少，当然，这得看是对谁。由于处于冷战，无法前往苏联，先是在南斯拉夫，但景致与蒸汽机车都无法满足，再往北欧芬兰、瑞典，因为四季关系，仍不理想。

这得益于美工大师的引荐，选在了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安静的小镇，魔法般变换着四季色彩，少数冰天雪地外景到芬兰拍摄。日瓦戈一家坐蒸汽机车前往乌拉尔山那长长的一段，专程在加拿大拍摄，这几乎与乌拉尔山景色无异。

出演拉娜的女演员茱莉•克里斯汀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女演员，性感而有一丝捉摸不透，酷似默不言语的灵猫，却光芒四射。一开始她与商人约会那段，导演要求她穿上红衣，她就是不穿，慢慢才说服她，且掌掴男方之后，却挨了对方一耳光，本来剧情是没有的，那是双方下意识反应，里恩觉得效果很好，符合剧情，就留了下来。

片头的6分钟序曲，铿锵有力，荡人心魄。几十把三角琴（三弦琴）的齐奏，由缓渐起，让法国音乐家莫里斯•贾曼引以为豪，终创作出动听、悠扬又荡涤心灵的《拉娜之歌》。

片尾日瓦戈的哥哥，看到日瓦戈女儿冬妮娅的男友背着三角琴，就问她“他会弹它吗”，她微笑说“是的，他会弹”。让俄罗斯的乐器作为一把动听的道具，所蕴涵的希望寓意，令人为之感叹，这真是绝妙的一笔，我想一部宏大史诗电影没有比这样诗意的结束，更为触动人心的。这正是大卫•里恩的高明所在。所谓妙不可言，不过如此。

片中唯一遭人诟病的就是拉娜等女性饰演者的发型，几乎全是六十年代才有的发型，所谓百密一疏。当然，作为一部完美的史诗大片，除了不能说俄语和不能在苏联拍摄这两点遗憾之外，以后再难拍出这样的经典了。1988年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得以出版，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情形，1994年电影在俄罗斯上映，轰动不已。据说诸多俄罗斯大导演跃跃欲试，奈何看了几遍电影后就不再发声。我想，一定是此片的宏大叙事，让人望而却步。

是的，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叙事精美、每个人物的心理阐释到位，以及上升到全人类的人文精神维度”，也就是我在《电影三个层次》一文中所强调过的。这得感谢大卫•里恩一贯的大气、沉静与忍耐，当然，这与他的深厚的人文素养息息相关。从《相见恨晚》《孤星血泪》《雾都孤儿》《艳阳天》到《桂河大桥》《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再到《瑞恩的女儿》，经过一个磨砺的过程，渐渐形成其大手笔而不落俗套，叙事不拘泥于传统，景致酷美，诗意阐释，这些只有大卫•里恩才有的影像风格，无人能及。

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作《停顿以后》中说“在刚刚破晓的冬季的早晨，当我坐在灯光下磨磨蹭蹭，冬天便像未被领悟的提示，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

1999年4月16日大卫•里恩悄悄地走了，终年81岁，而他所留下的光影则不朽。

2015、7、18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对睡梦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这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从中我们可以品咂出这位诗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正直顽强的风骨。正如英国哲学家伯林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所谓白银时代的最后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当我们对原著作者有了少许认识后，再回头审视这部《日瓦戈医生》，或许才能真正体会里面的伟大之处。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坎坷，由于出身和早年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以及他的作品往往同俄国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工农兵作家们格格不入，因而在作协与作家圈子里始终遭受排挤冷遇，而对其打击最大的事件便是「诺贝尔文学奖风波」。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部小说的内容、阐述的思想、国际上的评论、以及当年寻求在苏联国内出版时的种种经历触怒了苏联领导人以及作协高层。他们利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甚至威胁恫吓迫使他作出拒绝领奖的声明，这些都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于是，他成为了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个不仅未曾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却反而招致屈辱和灾难的作家。一年多后，在病魔和抑郁的侵袭下，满心悲凉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去世。 在某种程度上，《日瓦戈医生》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主人公日瓦格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心地纯良、博学多才，既精通医术，也是个薄有名气的诗人。无奈时乖命蹇，经历了俄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他的才华抱负与人生磨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最终在孤独潦倒中因心脏病而猝死在莫斯科街头。日瓦格的诗人身份、对于种种问题的认识、人生的命运多舛都与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有着相似的地方。借着这一人物的悲剧一生，小说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乃至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现象的迷茫与思索，更重要的是对于艺术、对于尊严的珍视和为之捍卫到底的决心。

要将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改编成电影，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导演大卫·里恩能把它浓缩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长里已然殊为不易。以格局上来看，电影版的《日瓦戈医生》继承了原著史诗般的宏大厚重，这从长达六、七分钟的序曲，将影片分为上下两幕，幕间休息还要加入幕间曲就可以看出导演的精雕细琢和良苦用心。在视觉和听觉上的直观感受则愈加明显：四季变换、广袤无垠的荒原（特别是银装素裹的冬季）以及悠扬动听、百转千折的配乐（特别是主题曲《拉拉之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壮丽的自然环境、四季的循环更替，不但与人物命运的悲喜无常互为对比，还映衬出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微不足道，而音乐更是起到了对情感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人对主人公每一次的希望和悲伤倍觉感慨。 纠缠日瓦格一生，并造成其悲剧命运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亦是影片的两大主线，一个是爱情，一个是理想。曾看到部分影评诟病本片的爱情，认为这只是一个关于出轨的故事，而日瓦格不过是一个背叛妻子、背弃家庭、毫无责任感的男人。诚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失之片面狭隘，忽略了时代背景和人物个性所带来的影响。许多爱情故事不能纯粹地就事论事，而应当置于影片的相关设定下再去评价。比如《泰坦尼克号》和《廊桥遗梦》，假如不去考虑前者中冰海沉船的灾难背景，或者后者中罗伯特与弗朗西斯卡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两则爱情故事也将沦为「红杏出墙」的俗套戏码。 日瓦格、冬妮娅、拉拉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同样如此。虽然日瓦格与发妻冬妮娅两小无猜、感情深厚，而且冬妮娅对日瓦格在爱情之外还带着对诗人的三分崇敬。然而对日瓦格而言，一个温柔贤惠、持家有道的冬妮娅并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并不能在艺术上给予他启发和灵感。相似的情形在作者身上也有体现，当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排挤、心灵干涸之时，他的妻子奈豪斯因为文化修养的差异而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所以才会在遇到伊文斯卡娅时立刻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而伊文斯卡娅也正是拉拉的原型，拉拉与日瓦格不单有共事情谊（在军队里担任医务工作），她出众的美貌、她强烈的个性都是日瓦格思如泉涌的灵感之源。当然，日瓦格对于妻子也并非毫无愧疚，若非下定决心想与拉拉彻底结束情人关系，日瓦格也不会被游击队抓去当军医，以致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

如果说「爱情」为日瓦格的坎坷命运增加了一些变数，那么「理想」就是决定性的根源所在。日瓦格历经了俄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两次俄国革命、俄国内战、肃反运动等等，在让俄国战乱不断、满目疮痍的同时，这些事件也使俄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引发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化，日瓦格自然而然地陷入了迷惘，而这也代表了当年广大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反应。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布尔什维克，他们从同情到不解、再到憎恶，那些丧失道德、灭绝人性的行为终令他们感到绝望。 日瓦格一家被迫从莫斯科坐火车前往乌拉尔地区的一段是促使他认清现实的推动力，也是影片中极为精彩的一个段落。虽然在莫斯科，以他养父（兼岳父）家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迫害，然而在火车行进途中，日瓦格看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场景，底层百姓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即便是红军本身也军纪涣散，宛如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对于纯真善良、尊重生命的日瓦格来说不啻为一种巨大的打击，最终令他作出了离群索居、用诗歌排遣胸臆的选择。日瓦格在爱情中犹豫徘徊，但为了理想却充满了勇气。尤其在受到科马洛夫斯基的威逼利诱时，他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可到底没能阻止拉拉被科马洛夫斯基夺走。或许这便是身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哀，作为自由主义者，能够坚持理想和原则；但作为知识分子，却手无寸铁，没有力量去保卫爱人和家人。 可惜的是，虽然原著小说是一部反思历史、控诉暴力、反映人性的杰作，但是在电影中，大卫·里恩对涉及历史和政治意识的部分进行了删减或简化处理，大大降低了作品在思想上的深刻性，因此有人批评影片「仅仅讲述了一段苍白的罗曼史，更像是一部以大时代为背景的爱情片」也情有可原了。不过瑕不掩瑜，抛开意识形态不谈，本片在叙事、摄影、配乐、表演等方面的艺术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足以伴随着那首脍炙人口的《拉拉之歌》百世流芬。 影片末尾，日瓦戈的诗歌终于被政府批准发行，也吸引了许多读者去他的墓碑前瞻仰凭吊。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风波」中致作协主席团的信里写道的那样：「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违背道德和人性的力量或许会一时得势，但历史终究会还「正义」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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