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追凶

       香港电影从不缺少复仇题材，一步步走进阴谋的中心，缓缓揭开凶手的神秘面纱，精心构思的陷阱让观众称奇。本以为迷途追凶也是这样一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在等着幕后的黑手浮出水面。可事实竟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它叙述的并不是仇恨，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在复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伤痛和矛盾，对家人对亲情的新感悟。亲手杀死仇人对主人公来说并不是一种解脱，而是让他背上了更多的债。在天台，在他的仇人即将摔死的时候，我在心里说，拉住她，拉住她，庆幸的是故事确实是这样进行的。当凶手抱着女儿痛哭时，我才在得到了意思喘息，而主人公也得到了解脱。原谅比仇恨更难得，救赎了别人才能救赎自己。
    
    人不该活在仇恨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们该适当选择遗忘，要记得的是身边还有好多值得珍惜的人。我相信人性是永远不会丧失的，就像主人公一样，陌生女孩的眼神，母女间的幸福微笑都可以唤醒心中的“爱”，这正是电影永恒的主题。

片子还是一贯的港产风格，插倒相结合的手法，在交代了故事的情节的同时，削弱了几分追凶的迷离。黄秋生的演绎很是到位，可谓是入木三分了，倒是作为主角之一的任贤齐，就总是差了一些。情节的安排，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原来这类片子就不是这么容易能出效果的。也许要说亮点的话，描述的手法就算是一个吧。倒是玻利维亚的那幅场景，的确震撼人心呢。

    我是刚刚看完黑泽明的《天国与地狱》来评论这部电影的。各位看官被我搞得云里雾里吧。且待我慢慢解析。

  我大概半年前看过这部电影，应该是港版的。 罗永昌作为杜琪峰的弟子算是及格的。罗永昌的上一部电影是ptu系列的。我看完《报应》后马上听网上电台的影评，hk的资深影评纪淘说这部戏有黑泽明的《天国与地狱》的影子，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呀？纪淘说，这部戏黄秋生演得很好，这是对的。

  PS:已为人父的我，看过之后，深感教育儿女的重要。

因为怕遭遇和谐版，一直拖到现在才看了《报应》。

罗永昌还是有想法的。《报应》是银河出品里很少见的，把剧力的基座放在家庭伦理上的犯罪片。而且，一反银河作品里通常对于主角感情的克制乃至吝啬表达（爱情片除外），《报应》的第一男主角黄秋生，几乎可以说是通片感情戏。——当作为旗手的杜琪峰面对自己以厚积薄发之力一手创建的个性强烈的电影世界，逐渐陷入一种类似“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境地（《放•逐》、《复仇》）里去的时候，他手底下的（包括受其影响的）一班干将，如何在其成熟的电影语言范式之下打开新的出路，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报应》所体现出来的新变化，不应该视作创作者的无意为之。
只是可惜，罗永昌Hold不住。

《报应》并不鲜见水准之上的段落。比如那些夜戏、跟踪的场面、黄秋生交赎金的情节，都拍得不怯，特别是任贤齐和绑匪林利在旧仓库决战的一段戏，依托杜琪峰摸索成熟的镜头模式，你来我往，动静交错，拍出很不俗的效果。但一转到家庭戏，转到决定这部作品个性的、篇幅很重的讲述黄秋生和两个子女、和后妻张可颐之间关系的情节上的时候，镜头语言几乎是立刻就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抓不住重点的局促当中。这种犹如小学生般、面对素材不知从何着手的慌乱，居然和前述那些有风度的、底气十足而又举重若轻的（武戏）段落同时存在于一部电影当中，实在很让人觉得不适。

很自然就会想到，罗永昌功力不够。
作为从风格强烈的大导演手底下出徒的罗永昌，对于形式感的追攫似乎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动起来的部分，夜景里的路灯和小街，黑白对比强烈的暗影，空间，布局……纯是老杜面目。他想拍新的对象，拍家庭，拍那些从亲情和伦常里化生出来的剧力，本来是不错的，但这一套东西，在老杜的电影语言体系里，没有相近的模式可以参考。而罗永昌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银河最擅长的电影技法之一，是从都市的室内外景观当中，提炼出常见却又是独特的意象，将其放大，作为某种符号来承载意义和感情（比如杜琪峰电影里经常被浓墨重彩描绘的街道、茶餐厅，《暗战》里的小巴，《枪火》里的纸团，等等）。但在《报应》（的家庭戏份）里，你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迹象。一切都在无从着手中被草草带过。《报应》或许从剧本的层面上看没有问题，但这改变不了成品“夹生”的窘境，也就因此达不到在立意上企图达到的强点。
（这里岔开去说两句。我们从小受“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思维方式影响太深，看一个电影（或小说等等），经常见人评说其主题有多深刻，于是该作品有多了不起云云。对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我始终难以为然。同样是登顶珠穆朗玛，自己从山脚下一步步登上去，和从直升飞机上跳下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艺术的艰难（同时也是它的美妙），乃在于以人本身的力量，去探到常人难以触及的境地。在这一点上，艺术和竞技体育没有两样。打个比方，如果你平地摸高3米5，或许已经有资格去打NBA；但如果你搬个梯子，说我手一伸就能碰到篮板上沿，没人会把你当盘菜。——在艺术作品里，主题永远是和形式纠缠在一起，并最终通过形式自然表现出来。电影亦然。而电影的形式，从来都不是文字。把电影视作所谓剧本的影像化，缺乏对电影本体特质的尊重，是内地少见在电影美学上有独特创见的风格化导演的重要原因。）

但是，仔细想来——与其说这纯是罗永昌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老杜（银河）的这一套电影语言，有着先天的局限。
就像成龙之于李小龙那样，杜琪峰的电影语言，是从对80年代港片黄金时期的张扬炽烈的反动发展而来的。与吴宇森模式的夸张、渲染不同，杜琪峰的美学更多体现出“以动补静，以静制动”的特征。“以动补静”，亦即所谓的文戏武拍；而“以静制动”，则表现为越是动作场面，越是紧张（甚至残酷）的戏份，镜头越是克制的倾向，往往画面里张狂暴戾，血溅五步，画面外却以绝大力量，硬生生一个单镜头凝定不动，表现出拒绝迎合观众习惯的观影期待的态度。这种刻意为之的静与动、动与静之间的反差，在镜头与内容之间发展出一种带有对抗性的撕扯力。而这种力量，往往又建立在一种优雅冷静的、宛如游戏般的节奏之上。动、静、游戏，三者结合，杜琪峰电影的独特形式感就此形成。
但再怎样反动，老杜的电影也都与现实主义无关；调子再冷，底子还是浪漫。这就是香港电影。至于老杜（银河）的电影，就更加是一个诗化以后的世界。什么叫诗？两个人（或几个人），没有一点关系的，可以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一起去闯世界，可以爱爱得要死，恨恨得要死，这就是诗。如果有关系的，就不是诗。死生契阔的朋友，是诗；萍水相逢的爱情，是诗；甚至残酷环境里微弱的希望或者冰冷的绝望，都是诗；但老公和老婆，不是诗；父亲和儿子女儿，不是诗。普通人不相信的做不到的，是诗；那些日常的，在现实里维系着人和人的，不是诗。因为无论拍不拍出来，老杜电影里隐含的最大的敌人，从来都是这个现实的世界。因此，越是虚的、稀有的、不牢靠的东西，越可以在老杜独特的撕扯方式下，扯出令人动容的张力。而那些本来就存在在现实里的，和那些他要反抗的东西混沌成一片的，想要撕扯也无从下手的——对不起，不兼容。
《报应》让我明白地看到了这种不兼容。

本来觉得，《报应》是罗永昌没有拍好。但后来想，如果是老杜自己来拍，面对那些家常伦理、一地鸡毛，他又会怎么拍呢？
我想象不出来。
《报应》更象是银河一次失败的试验。想要用既有的模式去拍一些新东西，结果验出的是自己的短处。
但这也比重复自己好，不是么？

地产富商王浩潮平日里仗势横行、作派实足。对于要拿地的村民，他不择手段，即便是对于自己的家人也是动辄教训，不得有半点违抗。偏偏他的女儿叛逆，又吸毒又结交狐朋狗友。在一次例行的父女争吵后，女儿服气出门，却被早已内外勾结的歹徒绑架。绑匪索要五千万赎金，王浩潮无奈只得照办，可是电话里却仍然嘴硬、威胁绑匪。绑匪拿到赎金之后，认为有威胁，因此撕票。富商令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保镖姚启初调查此事，并杀死所有的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王浩潮体会到了什么是众叛亲离、什么是孤家寡人、什么是内心苦闷。最终在完成所有报仇之后，两人一起自首！
这是一部看后很能令人感到什么是失望的片子。因为要引入内地，主创方做了不少删减，并且更改了结局。这样一来，不但情节上显得零碎、衔接不够平顺，连结尾都变得很和谐，犹如狗尾续貂。同时，影片情节上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女助理内外勾结绑匪的目的性不甚明确；其次绑匪撕票的原因太过牵强，杀人动机都不明显的情况下去杀人，除非绑匪头是个神经病，可是影片也没有交代。情节零碎，人物塑造上也流于表面化和程式化。黄秋生、任贤齐的表演还算中规中矩，只是影片的形式不能让他们有太多的发挥。同时很质疑任贤齐是否合适饰演保镖这个角色，他看着既不像前蛊惑仔、也不像强悍的保镖。没什么亮点、也没什么值得回味的情节，看后即忘是本片的特点。

银河映像出品的电影从来都让影迷期待，在众影迷的翘首以待中，《迷途追凶》却让人等来些许失望。该片由杜琪峰监制，其得力“弟子”罗永昌又一亲自执导的典型的绑架题材。罗永昌是个有野心的导演，他企图摆脱杜琪峰的影响，另辟新径拍出不同于银河惯有的电影来。

只看电影的故事主轴，在逻辑的衔接上十分通畅，这得益于故事主干简单，人物关系单一。但这恰恰又是影片的硬伤。电影一开始，所有银河迷肯定怀揣着对每个人物的猜忌，比如张可颐饰演的后母阿俊可能是奸角、任贤齐饰演的下属阿初也可能是“二五仔”。导演想要表达的内容太多，他顾不上故事本身的铺陈，使得电影里的人物关系过分简单，人物性格也因此不突出，形象不立体。

罗永昌这部影片的大主题是银河惯有的“宿命”，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家庭伦理、两代代沟、宗教救赎、地产强拆等等大论题，这些过分累赘的旁支把主干压得腰都直不起。阿俊作为后母，是引发老板整个家庭矛盾的主要个体，导演在这里没有好好利用，只是单纯塑造了一个好人形象。绑匪撕票，理由是老板“凶了”他，绑匪觉得受了侮辱咽不下这口气才痛下狠手，这在情理上不但勉强，连另一个女下属（卢巧音饰）与绑匪的关系也没被很好地交代。

除此之外，罗永昌在影片中用到的宗教素材也十分混乱。影片出现佛经、放生等佛教仪式，黄秋生饰演的老板也多次利用这种宗教仪式找寻内心的平静。后来在他痛苦万分的时候手上握着的又是一枚十字架，最后唤醒她对女下属的怜悯之心的也是一枚十字架吊坠。如果细心的话，还可发现阿俊约了“师傅”来家里“做法”，那肯定也不是上述的两类宗教。这种简单的破绽可能是不想多花心思，但也看出了宗教在影片中的引入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它达不到一种高度。

罗永昌在他的影片中依旧没有放弃老生常谈宿命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冤冤相报何时了……阿俊对老板说了一句话：你惩罚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有的怨恨最后只会把自己拖入黑暗的、不断循环的报复轮回中。他的怨恨将自己包围，不断膨胀，以至忽略妻儿，终不得善果。但是看惯港片的影迷绝不会相信罗导竟然结尾处偷懒来了个二人（老板和阿初）自首，完美落幕。

许多影迷提出对影片完整性的质疑，其实大家心里明白，大陆的电影市场存在一只大手，决定着许多作品最终的走向。至于这只大手是不是无形的，大家都有眼看。这部影片最大的败笔不在其他，而在整体的走向，最后出现的几行字幕把影片从犯罪类题材的剧情片拉到了教育片范畴。影片是否被动刀这种问题，从香港片名《报应》改为大陆片名《迷途追凶》就已经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