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纳努克

好久不谈“活着”这种字眼了，大概以前喜欢谈是因为活得惨淡，也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活得尚可。今天再谈，是好像一个朦朦胧胧地更新了很久的东西不再烦人了。今天有两件值得说说的事，都很小，但我觉得应该都和活着有点关系。

中午出去打印东西，回宿舍的路上经过家属院，一位身体看着很硬朗的老太太让我帮忙给她连下校园网，帮忙是义不容辞的，多些奇遇却是我的私心。跟着老太太坐在电脑桌前，网络是连着的，微信也可以登上。她知道没问题后又告诉我她想打开一个股市的软件也打不开，老太太身上有股让人莫名感到亲切的东西，操作电脑之余我主动攀谈。交流之后知道，她是四川人，八十多了，和老伴都是学校退休下来的老师，子女在外工作。她说她炒股一是混时间，二是年龄大了脑子不灵光，可以锻炼脑子，当我开玩笑说四川人可以出去打打麻将时，老太太笑着说自己不灵活让别人胡了其他人会不高兴。她咧着嘴笑门牙缺了一颗，正像傍晚的向日葵。日子并不素净，干净优雅却是活着必要的品质。出了门转身的时候我也忍不住地咧开嘴，我的牙是齐全的，我也像向日葵。

废话太多，才及电影。晚上经过“激烈”的选择打开了《北方的纳努克》，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奇遇。“文明人”观察“野蛮人”，有趣吗？妙不可言。一家人，准确地说是一家原始人生活在北极圈里，苦寒之地，劳作生活。从始至终我都在担心那个全程在风雪中光着身子的四个月大婴儿会不会冻死——即使在妈妈的“大帽子里”。当然一百年过去了，我的担心应该多余。据说主人公纳努克在拍摄完后不多久的一次打猎当中被风雪所困饿死了。文明社会的人谈及活着，诞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等，如果问这个勇敢的猎手纳努克，“活着是什么？”他大概会给你一块生海豹肉。和野蛮人作比较，我并不觉得离谱，人类学家研究原始部落，多半是研究自己，研究抛开了这一切文明之后人类的样子而已。所以活着是什么？当然没有答案，不过这大概和在风雪中捕猎一只海象并且一步一步地拉回去有关。

没完没了才叫废话，废话就姑且听听。最近几个月注意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很多网友开始对“网抑云”们进行了一大波嘲讽式的调侃。在我看来是件好事。“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已经远远没有“生吃个人，我很抱歉”来的更有意味了。活着，“吃吃人”可能是好的，抱歉最为无用。

最后，希望五条人的靓仔们回到舞台吧。

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是圣诞节。本片的导演被认为是有意识地采用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文明演化论绝然不同。正是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上，圣诞节能够成为一个窥视几种并置的文化模式的窗口。

列维·斯特劳斯在《我们都是食人族》里记述了一次完整的教会将一个不存在的虚构形象当作异教徒焚烧处决的过程，这个形象就是夺得男女老少喜爱地位如日中天的圣诞老人。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麋鹿作为意象，一边是西方世界的北极想象，一边是因纽特人的真实生活。前者是童话，后者则是凛冽的生存性问题。

演化论通常认为文明是单数的，以线性的方式发展。这种认识高度西方中心主义，而文化相对主义站在这种反面。而从圣诞闹剧中可以看到，不光北地土著不是圣诞老人“信徒”的某种可由时间隔离转换为空间隔离的祖先，甚至同在西方社会中，教会也和圣诞文化也同样并不是线性的发展关系。教会、圣诞、土著生活，三种不同文化并置起来，成为一组文化相对主义的好例。

文化相对主义听起来是如此的非西方中心主义，似乎为异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尊重，但果真如此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演化论与之的区别在于，前者试图发展野蛮，后者径直吞噬异己。结果便是，圣诞老人驾着麋鹿将教父赶下神坛，而因纽特人饿死在冬天里。

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错过了冬天来临之前捕猎的必要时期，拍摄结束之后就举家因食物来源不足而终于丧命。导演弗拉哈迪则成为誉满全球的记录电影之父，该片仅仅是他电影生涯的开始。纳努克一家的终结得以为人知晓，是要他被收录入电影学教材中的自述中短短带过的一句话。而更多因纽特人的终结，更多土著人的终结，又有任何一种可能能够被知晓吗？

装扮成圣诞老人的白人爸爸妈妈，和为孩子制作胖乎乎小鹿冰雕和玩具弓箭的纳努克，原本是一样的。

一激动把短评又补充了点儿hhh，以下胡诌，轻言勿信，特此声明……

因为表演，所以纪实。纳努克是伟大的演员，导演，编剧，说不定也有可能也掌了镜。当白人导演自作主张把自己拍摄的素材给纳努克一家看，完了他们决定自己参与到创作中去的时候，这个影片的创作就不只是一个白人主体的“东方视角”了。纳努克们，用微笑，用编排的戏剧，模拟出一个西方人想象的“天真，高贵优雅原始人”，把当时的白人，甚至以后的无数人，感动赞叹。他装扮成我们想要他成为的那个样子，放下猎枪，假装不知道唱片是啥，以愚弄和反衬我们现代人的狭隘和愚蠢，不也是如此成功的吗？他是如此钟爱电影！当白人导演收到心满意足的素材，决定离开，他无比惊讶，促膝长谈“没什么要离开，为什么不继续拍下去”，“为什么不继续拍big aggie？”。他想要一直拍，一直拍下去，直到坠入影像的冰原深渊。他还以自己的死，留给后面无数人关于纪录片伦理的千古难题。All hail to Nanook！ 纳努克的演出不也是如此真实吗？不也是他每天所经历的生活吗？ 这部纪录片最好玩的是，他呈现出一个“原始的”以父亲为中心的游牧家庭，但在具体的狩猎行为例如狩猎海豹中，女性，小孩，全家人都得齐上阵，才能制服海豹。生活如此艰苦，不只是我们父权社会的现代人假设的，光靠男人的狩猎，然后女人小孩收集“无足轻重”的燃料，浆果，以家为中心活动就可以了。以这个影片来看，至少在“原始的”因纽特人里，女人孩子，她们同样是热量与食物的重要提供者。 所有纳努克都少了一个们，纳努克们，纳努克不是那个被拍摄的男性纳努克，而至少意旨那个有女有男的家庭。 只看到被白人男性凝视下“可怜兮兮”，“被迫演出”，最后因为拍电影而食物不足死亡的纳努克是不够的。这还是一种东方视角。假定他们就该纯洁无暇，不被现代蠢人打扰。纳努克为什么不可以是伟大的电影创作者，定义纪录片的那位大师呢？ 纳努克们让我们每次看这个影片都怀着一种剥削被拍摄者的歉疚，真有你的，Nanook！

Inspiration ：

（在b站看完，弹幕很多都是课程要求来看的学生。大家聊的有时候很补充知识点，有时候又会吵起来，感觉是所有起交流作用的媒介的通病。）

关于摆拍：

如果说本片是历史上第一部纪录片，那么纪录片的概念一定是在这部影片之后才形成且逐渐明晰的。1920年，因纽特人已经开始与文明世界互通。弗拉哈迪兴许起意时并不想做一个当时当下在转变中的因纽特族的完整记录，而是像所有人一样、带一点猎奇心理，更愿意展现一个像传说一样生活的传奇民族。是故，在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摆拍无可厚非。兴许可以称其为民族志影片呢？同时归类为一种早期纪录电影形式。

关于爱斯基摩人：

为什么不能搬迁到更宜居的地带，我理解残酷的原因是，更宜居的地方他们无法生存。那些领土被其他族群占领，他们天然地、无可选择地属于北方。

关于“Eskimo”vs.“Inuit”:

[爱斯基摩人的自我命名因他们的语言和方言而异。它们包括因纽特人、因纽特人、尤皮克人和阿卢蒂人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地区变体，意思是“人民”或“真正的人民”。爱斯基摩人这个名字，从16世纪开始就被欧洲人和其他人应用于北极人，起源于因努人(Montagnais)，一群说阿尔冈昆语的人；这个名字曾经被错误地认为是“吃生肉的人”的意思，现在被认为是指雪鞋。

尽管有这样的发现，爱斯基摩人这个名字——在阿拉斯加被广泛使用——仍然被一些人认为是无礼的。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因纽特人这个名字是当地所有土著人的首选。]

选取并翻译fro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www.britannica.com/topic/Eskimo-people

关于四次捕猎：

捕鱼，捕狐，捕海豹。以智慧捕猎，靠毅力抗争。海豹通常100kg至400kg不等，镜头也两次抓取了纳努克及家人长时间与海豹的拉锯，在耐心地、竭力地消磨被捕海豹的生命力时，直面另一个生物为人类自己维持性命而丧命时，人心大约更坚韧、也更感恩一些。As for the fox， 人总是说当一个生物play with its猎物的时候是残忍的，可在艾力与北极狐逗闷子，后来又在他们与白人交易点拿着一条狐皮时，感到的都是真诚。

关于酷烈环境下的人与动物的关系：

1:06，狗急于在捕食到的猎物里分一杯羹。虽然身体站的很远，表情上丝毫没有乖顺的意思。看到牙齿，野性尚存。

纳努克喂狗时，并不体现出要奖励得力助手的意思，而是仍然每餐都要做驯化。一边喂一边打，恩威并施，向狗子巩固人类的主导地位。在恶略环境下，掌握权利的需求更加重要。

“质朴叙事的诗意化纪录片”“质朴叙事的诗意化纪录片”“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用高度媒介化了的认知观念，觉得搬演被使用的行云流水，以至于弗拉哈迪被赋予了一个既才华天成又因这才华背后的冷酷功利又令人忌惮的形象，忽视了另一种可能，即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如殖民主义话语在当时的正当性、特定媒介技术手段的背景，如机械的笨重、胶片时长与保管的严格限制等，这些状况共同形成了人类“可见”的与后世不尽相同的观念，使得“扮演”与其说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如说是本能地在复制当时人们借助机器能够认知到的现实—一个电影事件。” “弗拉哈迪被誉为赋予冰冷记录以浪漫主义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先驱，而维尔托夫在“电影眼睛”宣言里力主推翻扮演与预设，盛赞机械复制的自生力量，向后人彰显出的却似乎更多是建构主义的强烈主观立场。 前者看似是人类力量在机器面前优越之处的彰显—奋斗求生、战胜自然的故事，以及亲密贴近、自然朴实的情感体，实际上是臣服于媒介机器的生产逻辑，将包括所谓人类创造性的东西与机器复制能力一道糅合成为了机器的生产资料；而后者将复制看似全权交给机器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反向推动出人类在机器面前的复杂生存焦虑，从而没法完全进入这个生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