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谁的《可可西里》
仅从题材上来说,《可可西里》的命题无疑是悲壮与形而上的,它包含了生命、信仰、生存境况、人文关怀以及环境和谐诸多当代语境下时髦的哲学词组。在这一点上,导演陆川再次表现出了在他头一部电影《寻枪》里就表现出来的乖巧以及对主题遴选的敏感。导演陆川显然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在这个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早已无法打动观众情感的时代,以都市白领为主体的受众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与提醒。没有什么比返回原始状态下的直接冲撞更能满足这些早已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习惯性麻木的人们的情感需求了。
虽然是故事片,不过全片里导演采用却是一种类纪录片的手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包装成“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的一个标签。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电影表现手法的问题不谈,只从电影内容来谈谈导演的创作动机与片子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图景。
也许出于更深的拓展主题的目的,在片子里导演试图不着声色引入两个对于都市人虽然陌生却兼具视觉与情感双重冲击的异域场景:天葬与流沙。遗憾的是,对于一个足够严肃并且对藏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观众来说,这种努力却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里有必要来普及一下这两个中国西部地区地理与文化场景的一些常识:天葬是藏族人对待自己死去同胞的一种宗教化的埋葬仪式,通常是用刀割开死者的皮肉,用石头敲碎骨头,将处理后的遗体置于高崖顶层以供路过的兀鹰吞食。正因为它的宗教化,所以在进行天葬的时候气氛会十分的肃重,而且天葬有着举行的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通常会是天还未亮的凌晨时分的悬岩顶部,进行天葬时除了死者的亲友和必要的仪式主持者外,还有会一些专门负责看护秩序、防止外人参观的人员。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电影里的天葬镜头,就可以发现导演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电影里的天葬是在正午时分一个很普通的土坡之上,一群表情麻木的人四散于遗体周围,而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没有得到任务人的允许与阻拦直接就可以过去随便参观。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纰漏都彻底抹杀了天葬所可能带给人的形式与内蕴上的冲击,使得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次纯粹对于观众猎奇心理的商业迎合。同样,作为电影里少数几个高潮段落之一的巡山队员被流沙吞没的片段,也有着一些常识上的漏洞——导演显然忽视了,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寒冷的高原地带,是不可能有流沙的存在而只会有坚硬到机器都无法敲开的冻土。
着重指出这两点,并不只是因为这些情节纰漏的存在而对电影主题的削弱,更多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形式上裁切嫌疑的电影,这两点无疑是把握电影创作脉动的最佳出发点。如果一定要追问导演在这里的创作动机,给出的解释显然只能是因为导演想让观众看到它们,因为导演比观众更明白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即使不能发生的事情,导演也要求它必须发生——围绕主题取材之时,还有什么能比神秘的藏文化更能迎合都市观众的猎奇口味呢?而这无疑正是一切真诚和诚实的文艺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最为忌讳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艺术无法保持基本诚实、一个只从市场而不从内心自我出发的创作者会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艺术上真正的感动。失去了真诚的艺术创作,最后难免沦为一场媚俗的商业煽情。
这种来自商业意识的迎合嫌疑同样存在于电影的角色塑造之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早已经成为只存在于革命年代样板戏中的历史文物,但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形式的对形象的刻意美化依然是当今商业电影的恶俗特征之一,而《可可西里》中导演在人物塑造上所采取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这种特征的极佳样本,《寻枪》里曾经依靠主题的后现代而很好掩盖了的媚俗气味在这里彻底暴露。过于形而上的艺术思考常常会被人责于“媚雅”,正如过于对现实的夸大同样摆脱不了“媚俗”之疑。如果有幸看到过那部名为《平衡》的纪录片——《可可西里》一片的原始素材——我们就会责疑陆川在《可可西里》里对痛苦与苦难放大的动机所在。我们会发现《平衡》里的巡山队员原来并不是如陆川所讲的那么悲观与愤世嫉俗,在苦难面前并不会如基督救世般的坚忍。而日泰的原型,那位队长,也没有那么严肃和沉重,他会在大城市的夜市溜达,会大声骂人,面对偷猎者他更不会摆出一幅英雄就义般的圣徒姿态。艺术允许渲染,但是艺术拒绝夸大,尤其是在夸大的同时标榜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这种失真的夸大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票房收入。
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对《可可西里》的质疑是直接而有力的:一个在城市出生并成长的人去发掘一个边疆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更何况导演最终所裁取的题材是如此的讨巧。对电影的制作背景有足够了解的人会知道《可可西里》曾经有个两个版本的剧本,而第二个现成版本最终的结局也是由原来的大团圆的结局半途修改而来。一个连对自己所真正需要的表达都无法明了的导演是不可想象的,这往往直接导致艺术对市场的妥协,甚至于背叛。导演在电影里对苦难的贩卖正如导演本人在电影发布会上对拍摄过程艰难的祥林嫂式贩卖,我们即使不能说这种贩卖是刻意而为,至少这种商业意识已经让电影本该所包纳价值思考大打折扣。米兰昆德拉将媚俗概括为“把人类存在中基本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斥在它的视野之外”,反过来讲,把人类存在中人们乐于见到的一切奇货可居的贩卖于人们的面前以赚取眼球与钞票也许是比昆德拉嘴里的媚俗更深的恶俗。
当《可可西里》最终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凯旋,当导演带着剧组在各种媒体招待会上眼泪涟涟兜售电影拍摄的艰辛,当早已麻木了声光酒色的都市人对遥远边陲拟化出的粗犷生命追捧如潮时,这一切都验证了导演在这场富含目的性与艺术野心的预谋表演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遗憾的是,再成功的表演也终究只是一次表演。从导演精心缝裁的这幅“西域风情”画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一个对表象化媚俗进行超越与深化的时代的到来。
2005-06-18
2 ) 《可可西里》
看完《可可西里》心里缠绕着那份久久不能磨灭的心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无奈的现实终归无奈,谁也改变不了它的存在。导演之所以用纪实性的电影安排剧情,很大程度上想唤醒我们所有的人类,没有过多的剧情冲突而是简单的顺序拍摄下来,也没有跳跃性的剪拼,目的在于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灵,让观众在残酷的现实中默默的被感染。影片在画面确实不错,基本上糅合了纪实性作品应存在的价值。不管是影片的开始还是结局都是安静的让人心疼,多了一份冷静。影片一点都不矫情、不做作,明确的看到一个冷静稳重和拥有极大震撼力的作品。这也是一部电影的希望和见证现实的有力处理。更能彰显影片的真实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呼声。
3 ) 杰桑·索南达杰(不是影评)
据资料道现存藏羚羊数量约为7万至10万只,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百万只的情况相当危急,如果盗猎情况未有改善估计20年内藏羚羊将绝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西部工委。但在1994年1月18日,在押送二十名被捕的盗猎分子时中枪身亡。其中以“野牦牛队”打击这类非法勾当最为称颂,深受国外国内支持。
不过,在2008年中国雪灾中,有5479只藏羚羊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因而死亡;令生态出现了危机。
索南达杰是青海玉树治多县索加乡人,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后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由于可可西里富含丰富的矿产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引此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结党营私,与帮派勾结。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便是专门负责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索南达杰任内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烈集团八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曾叹到:“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哈西札多、靳炎祖、韩维林与才扎西四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到20名非法盗猎份子,缴获了7辆汽车及1800匹藏羚皮,他们拒绝了歹徒接受罚款私自了结的要求,其中有18名歹徒持枪反抗,索南达杰与四名队员展开激烈斗争,随后派哈西札多与才札西两人护送受伤的歹徒到格尔木接受治疗。在押解歹徒至马兰山、太阳湖休整途中,歹徒预谋绑架了靳炎祖与韩维林,持枪威胁索南达杰缴械,索南达杰与歹徒激烈搏斗,终因人数相差悬殊而中弹身亡。当救援者赶来时,他的身体已被冰冻,但仍保持着跪射的姿势。
索南达杰遭枪杀之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在逃人员进行追捕。截止2011年,该案还有3名嫌犯在逃。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扎多说。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靳炎祖说。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摘自维基百科+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6305
4 ) 《寻枪》之后,《南京》之前
如果说《寻枪》里的陆川还是一个仰仗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并时时受到掣肘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创作的控制权,并使之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李泽厚评价《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美国“元哲学”名家罗蒂(Rorty)称其为“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里也将《可可西里》的品质归结为“真实,且有力量”。
《可可西里》受到当代中外哲学家的热捧与其营造的独特美学意境相关。陆川将目前中国大陆电影少见的纯自然主义的“冷酷美学”贯穿《可可西里》全片始终,“表达了一种可以分析的美学观点”。(赵汀阳,2005)
1 .镜头语言:
如果将电影分为分析性的电影和描述性的电影两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那么《可可西里》无疑是属于后者。它的反心理分析的立场如此鲜明,以致于导演将人物本身作为坚实封闭的固体,大量镜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场域,而不是人的自省或自审。
在片头和片尾两个表现死亡的镜头里,陆川都选择让摄像机在较远的位置拍摄全景(甚至大全景)。观众看到的是,枪响,有个身影倒下,抽搐,开枪的人离开,仅此而已。在影片的几个主要叙事段落,镜头下的人始终处于弱势(或者故意被漠视)地位,相反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在大面积的冷色调映衬下,人的力量被压缩、挤迫。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就算是表现单个的人物刘栋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即便有全片最密集的一段特写,镜头也始终不强调面部表情,在陆川的镜头里,人物的脸并不比其他活动部位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
这种冷酷甚至残酷的旁观视角为《可可西里》营造出纪录片似的质感,以致于部分观众直接将《可可西里》当成了纪录片。幸运的是此种误会在《南京!南京!》中没有再上演。与《可可西里》较为单一的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相比,《南京!南京!》中陆川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更加积极且多元。大量对人物面部尤其是眼睛的长时间特写,呈现出了导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绘。
不幸的是,对于部分镜头“过于真实,无法接受”的类似言论却组成了对《南京!南京》最受观众认同的批评。此时观众们可能忽视了,“真实”及其带来的粗砺、雄浑、冷峻正是《可可西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2.人物:
《可可西里》中,陆川对演员的要求是既非布莱希特式的表演,也非“方法派”的体验,而是要“成为”。因此即算《可可西里》中队员们或有口齿不清、动作不灵、神情木讷等,也丝毫不会为其演出招致“不像”的批评,事实上这正是影片所要达到的效果,一旦演员“成为”角色,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形似与神似”,而是“形是与神是”。没有人会考虑现实生活中可可西里的巡山队长是否如同多不杰饰演的日泰队长一般沉默且冷酷,在电影所营造的叙事氛围里,多不杰就是日泰,就是巡山队长,他的唯一性不容置疑,以致于直接造成了角色先在于电影的错觉。
在《南京!南京!》拍摄过程中,陆川也经历了“角色领着电影跑“的尴尬。刘烨饰演的陆健雄起初设定为穿针引线的一个人物,导演企图将陆健雄的个人遭遇撑满全场,使之成为一条清晰且完整的叙事线。在陆健雄的戏份拍摄完几个月后,陆川逐渐感到此种安排的不合情理。“刘烨长得高,在人堆里很显眼,怎么日本兵就把他漏了?怎么相信他不是军人?之前故事还编得比较美好,真正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太残酷了,面对历史,不敢瞎编。”(胡斐,《难以走出的南京:<南京!南京!>五主演自述》,新周刊,2009.4.15)。在陆川的心里,“灵魂附体”的神话再一次应验,作为陆健雄的刘烨必须一死。
有趣的是,在筹拍《可可西里》时陆川就打算让刘烨出演日泰队长一角,后来因为刘烨档期原因而没能实现。现在来看,刘烨过于闪耀的银幕形象和视觉风格强烈的肢体动作是有可能危及到《可可西里》的冷静压抑,成为一道“过犹不及”的瑕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心或有意,《可可西里》与《南京!南京!》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多处暗合。如作为事件旁观者\叙述者的第三人(前者是张磊饰演的记者尕玉,后者则是日本兵角川),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悲剧英雄(前者是多泰饰演的队长日泰,后者则是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健雄),具有不正当职业身份却选择自我牺牲的女性(前者是赵雪莹饰演的陪酒女冷雪,后者则是江一燕饰演的妓女江香君),正邪难分为保全自身而跨越人伦道德的灰色小人物(前者是被逼无奈的剥羊皮贩子,后者则是范伟饰演的唐先生)。
当然,最明显的是两部影片以群像代替个体的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群像塑造遵循极简的美学原则,以凝炼的雕塑质感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高力,《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话题,《电影文学》2005年02期),而后者的群像则犹如油画一般厚重,以浓墨重彩追求精神风格的复原。有评论说《可可西里》的群像塑造颇受《一个和八个》的影响(林嘉维,《生命力的震撼传达——<可可西里>的主题内涵和人物造型分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12),不如说《南京!南京!》更接近“第五代”前辈们的美学风格。
3.纪实与戏剧的错位:
具有哲学价值的主题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也无法掩盖《可可西里》在叙事动力上的不足与叙事逻辑的暧昧。陆川擅长于选择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营造影片特有的叙事空间(不管是之前的《寻枪》还是之后的《南京!南京!》都将人物置于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但在这个空间内部却缺乏使人物前后活动取得逻辑化连贯性的力量。全片不乏震撼人心的场景,它们或者会一幕幕犹如雕塑矗立在观众心中,却难以以某种有机的顺序流动于胶片上。 《可可西里》中的叙事动力与其说是“巡山队追捕狩猎者”这一故事的核心结构,不如说是高山上瞬息万变的气象。在原本起伏不大的情节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如巡山队员放走抓获的剥羊皮者,队员在抓捕途中分成两路,都是由天气变化推动并完成的。正如队长日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愿不要下雪”向观众暗示了“一定会下雪”,否则观众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不下雪,这部电影要如何在散落的片段中继续下去。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而在《南京!南京!》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南京!》“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
5 ) 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诞生于2004年10月1日,一个特殊的日子。话说,美丽寂寥的可可西里安睡在宁静中。突然,枪声打破宁静,保护站上的巡山队员被盗猎者残杀,鲜血染红戈壁,又一批藏羚羊群惨遭屠戮。一定要抓到盗猎者!巡山队长日泰(多布杰)下了死命令,巡山队连夜紧急出发,闯进了正在流血的可可西里。但是盗猎者如同鬼影般忽然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留下的只是成百上千具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
巡山队员在遍布危险的茫茫大戈壁上奋力追踪,终于,盗猎者出现在冰河对岸,队员们不顾一切地冲入湍急的冰河之中。一场生死搏斗之后,只捕获了一些盗猎分子,狡猾的盗猎头子再次漏网。风雪中,继续追赶盗猎分子的巡山队员已濒临绝境:车辆抛锚、汽油耗尽、食品短缺、大雪封山,巡山队员不断倒在冷枪之下…连最顽强的藏族汉子也哭喊道:我们走不出去了!
打击盗猎,是巡山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守护家园,是巡山队不可动摇的信仰。巡山队员顽强地在风雪戈壁中追捕盗猎者,枪声在可可西里的群山中长久地回响——这不只是一次巡山,这是一次撼人心魄的生命历险。
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创作,是陆川执导的第二部作品。整部影片以新闻记实报道的形式,从一个随队采访记者的角度,讲述了荒凉的无人区,可可西里巡山队员们与疯狂凶残的藏羚羊盗猎分子展开殊死斗争,最终全部牺牲的惨烈故事。导演陆川为完成此片,率领100多人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苦战120天,将屠杀和保护藏羚羊的情节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且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通过猎杀藏羚羊和阻止猎杀藏羚羊这个载体,讲述了人在绝境中的生存挣扎和人与自然的相互抗争。
可可西里见证了荒原的转变,代价却是生命的消亡,不论是人还是藏羚羊,都在戈壁的掩映下渐渐淡去,留下的只有缅怀的赞歌与珍惜保护动物的灭绝。作为一部电影,它走的是纪录片的形式,可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纪录片,一反常规的戏剧式叙事方法,空前加强了不确定因素的使用,甚至强化到不确定叙事已经成为主导全片的叙事策略。但看起来又是那么真实,真实地似乎就发生在眼前。
6 ) 欲望•理想•愤青
陆川是我们这些人都比较认同的导演。和我们是一代人。
昨天中央10的《人物》又放了一遍他的专题。看起来很过瘾。我也想狠狠地听几遍许巍的歌。
专题片纪录了陆川从《寻枪》,到《可可西里》的过程。
他是一个真正的导演,他的意志非常坚定,愿望非常强烈,虽然他看上去没有那种霸气,但他要做的,就决不妥协。
不妥协并不是生活中最适合的做法,但却是一个表达者必须的手段——妥协便是表达的障碍。
有人说他简单粗暴,那就对了,坚强,冷酷,执著,不这样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陆川的电影。
稍微有点残忍,或者说干脆就是残忍,又怎么样呢?因为别人最终看到是这部电影,失败的时候,不会有人关心原因。
专题的结尾,主持人引用了陆川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关于欲望和理想。大概意思是说,年轻的时候,大都是有理想的,美好崇高,超越一切。但是恐怕,活着活着,就变成只为了填补内心的欲望。
多富有哲理的一句话,让我想了半天,欲望、理想,但好像是一回事。我看他在可可西里,让演员们穿过冰河的时候,那种满意的激动不安的表情,好像离填充了欲望更近。
或许,理想,是靠不断地填充小小的欲望,最终实现的。而未实现的,便是在填充欲望的复杂过程中,迷失了理想。
实现理想要不顾一切。“可以为崇高的理想,humble地活着”,这是他摘自《麦田守望者》里的一句话,一直激励着自己。
陆川是有激情的。让我想起我的同班同学,和我电影学院毕业的老师。
活到现在,还手持理想的,大概只剩两个人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愤青。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似乎是为了生计,而内心永远激荡着梦想和激情。可是,他们又没有陆川那么绝对——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人遇到诱惑毕竟是会变柔软的。
所以,愤青也慢慢地安于现状了。
理想是有限的,欲望是无穷的,无论你最终有没有实现理想,最后都要受制于填补欲望的生活程序。陆川说的对,包括他自己。他的理想实现了——拍电影,非常纯粹地拍电影。有一天,他会成为大师,有一天,他脸上会因为这么多年的坚持沉淀出棱角分明的霸气。愤青的沸水冷却成大师或工匠般的经典或程式。拍电影,其实只是满足了他表达的欲望,一个快乐的稳定的工作。
就像谁也免不了一死一样,谁也免不了这个过程。
理想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欲望是让可能变成更多可能。理想是锋利的,欲望是魅惑的。
所以,我最喜欢,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初出茅庐的第一笔。那时候最能看到激情澎湃彰显出的勇者无惧,那种辛辣,芳香,浪漫,稚嫩,浑然天成,毕生之中,只此一回。
2005年6月22日写就。
看着藏羚羊的眼睛,你的内心会怎样?
看了陆川近年的作品...觉得这片绝壁不是他拍的
分不是给你陆川的,是给那些人
只能说陆川选对了题材~~
在中国,你就玩儿写实主义就行了——无论你看哪个阶层、哪个方面,都能震的你哑口无言、无言以对。那真是一种残酷美~···
《可可西里》《天狗》《光荣的愤怒》,三大“揭露黑暗势力”国产片。
没有歌颂,没有讽刺,没有批判,没有鞭笞,充斥全片的只有绝境中的挣扎,与自然抗争,与盗猎者抗争,与自己抗争。
陆川的寻枪之前看过 没啥感觉 但是这部可可西里 应该向他致敬
不能承受之重
不是路川会做的更好
多好的片都有人说烂啊 我算见识了
震撼的天堂
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脏得很,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我卖过皮子,可我没办法。
带给我的震撼远远超过电影本身
巡山队卖皮子赚补给,才能买汽油、买食物继续在恶劣的环境中追捕盗猎者。“用死去的藏羚羊来保护活着的藏羚羊”
一群非专业演员演绎了一场感人的护羊行动。这种偷猎者就应该抓了就毙,政府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
大漠荒原的悲歌。可可西里,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进入可可西里每留下的一个脚印可能是人类第一次的涉足。寻山队员惨死在盗猎者枪下为开幕。
这次真不是因为陆川成功抢占道德制高点。看得我口干舌燥。
见过朝圣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脏的很,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你看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特别脏,但他们的心特别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