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一部“元中国电影”。影片的外部事实——撤档，审查，重拍，再撤档，可见的审查让故事的动机变得模糊暧昧，也让对文革的叙述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所有的人都像是受害者，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真名，人们的遭遇又和文革毫无关系。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被扁平化的布景在“调度”（mise-en-scene）一词原本的词义——“舞台上所有的一切”的意义上，竭力向观众提示着故事的时间。

架空的历史舞台必须要有一个附着点来宣告结束或开始，补拍的结尾只不过是再次确认了1978年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永恒开端，这个以恢复高考和刘闺女重新性别化所标记的常新的历史时间，也就把故事封印这一节点之前的时间流沙之下。

电影作为记忆装置的另一面是失忆装置。影片故事所遵循的路径，一方面似乎是新时期之初第四代惯常叙述的微妙变奏。在第四代那里，人祸被替换为天灾，泥石流或洪水，某种突然降下的灾厄，而在《一秒钟》里，人的苦难则是日常事件的偶然叠加，打架斗殴，父母离婚，意外车祸等等，是人行为的失范，劳改犯和失去父母孩子的相遇不过是一个倒霉鬼遇到另一个倒霉鬼的故事。另一方面，它又延续着张艺谋《归来》中所倚赖的遗忘政治，《归来》将人的名字和文革的历史彻底遗忘，《一秒钟》里则是直接冲着电影胶片这一历史记忆的物质基础设施而去。影片没有提出在控诉什么在控诉谁的问题，却《一秒钟》通过电影给了一个媒介答案，胶片影像作为女儿唯一的留存，也成了克拉考尔说的“历史的孤注一掷的赌博”。

导演的预设是，历史的可写性在于电影，而《一秒钟》的可写性则在于作为集体记忆的电影。在审查悬停了一切和直接性对话的时刻，导演意图用作为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电影召唤出那个时代本身，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故事背板。但问题是，在这部因爱之名的电影中，有哪怕一个人是真的爱电影的吗？人们都另有所图，看女儿，做灯罩，讨饭吃，至于那些能看一整晚电影的“狗日的”人群，很难说他们对电影的狂热究竟出于爱，还是绝对的匮乏。当然，在另一个完全非历史化的逻辑中，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非电影”，是政治的结果，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功能的失效，变成一堆烂肠子，人为搭建的大循环，遮光护眼的家伙。只有电影或者是胶片才是值得信任的，是最应该被珍视的东西，也处于不断被各种人的抢夺之中，就像抢夺语词和记忆。胶片的反面是人，胶片失效是由于人的愚昧，人之恶又替换了权力之恶。

与整部电影克制的视觉再现相比，只有洗涤胶片的场景充满了情感热度。女儿的影像固滞在影像之中，但她更是被凝固在新闻简报片的政治琥珀里。那么清洗胶片就不是再对历史的复现，而是剪裁——将一个人置身的环境全部裁掉，降解为一个人一秒钟里的动作重复。既然琥珀的晶体可以被清除，被琥珀囚禁的人又何尝不可被遗忘被舍弃？银幕之后，上映之前，已经给刘闺女预留了女儿的位置。

谈论历史的方式就是不谈论它，你画我猜的游戏，最终把游戏本身也画入了谜语之中。影片结尾是谜语和电影的一次自反，即——中国电影作为非历史的历史。那张遗落在荒漠中的胶片，一个无法长大成人的女儿的影像在客观世界的唯一实存，似乎在此刻必然地指示着真切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中国电影的宿命。头破血流的无名男人反复奔突在风沙之中，此番则是被人们拖拽着离开，他不再是30年前银幕上被天与地挤压到五分之一处的黑点，而是那些众多无法与遗忘对抗，留不下脚印的人的一个。背对前路，面朝荒漠，他像不像悬停在废墟之上，被热风扇动了翅膀的新天使？热风不可抗拒，那个更大的不可说的力量，把人从一个历史的现场拖拽进另一个。也正是这个力量造成了曾经作为第五代集体精神现象表征的黄土地在此刻的荒漠化，让历史彻底呈现为无根的，移动不居的沙丘。

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参与了创作，共同完成了电影关于电影本身的讲述——是审查使得电影只能以抽空历史的方式才能描述历史，正如影片中本应属于胶片的位置，被用来包胶片的报纸的空洞所占据，而胶片承载的历史与记忆遗落在沙海之中。维系着这段想象性的父女关系，维系着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想象的，也正是这份一再错付的虚空。问题随之而来：这样的讲述无疑又预设了一个真切而可说的历史，但中国电影何曾真正地言说过文革呢？那么，是创作给审查预先留了位置吗？还是创作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所知的事实是，人们时常以记忆的名义去忘却，忘川之上忘言的人们，行走同时躬身扫去自己的脚印。

说下这个片子，《一秒钟》。

由放一场电影引发的连锁事件，将一位电影工作者对一个时代的记忆进行了融合：颇具仪式感的“冲洗”胶片，对放映员的“神圣”塑造，观众看电影“过年”一般的欢呼雀跃，“两代人”对电影和胶片的执念。

这是张艺谋新世纪后少见的强叙事电影，三位主角你来我往的“冲突”造就戏剧张力，有当年《有话好好说》时的韵味，故事里暗藏隐忍的情感表达，以及年代的隐喻，可供解读的地方很多。张译、范伟演得真好，刘浩存很灵。一秒片段、一部电影、一夜纷争、一日追随、一段岁月、一生羁绊。

关于这部电影的场外故事，这里就不说了，但需要简单顺一下电影的故事。

就像“结尾”那段被风沙掩埋的胶片一样，这个故事，其实也藏匿了一些线索，不要多想，其实就是隐忍的情感表达，以及所见故事下，角色的动机。

主要就是两位主演的动机。（有剧透，文中对一些词汇和语境做了适当隐藏/调整）

新闻简报

张译饰演的张九声，是一个劳改农场的逃犯，关于他被抓、出逃、以及“看电影”的动机，电影信息交代很明确：

张九声因为打了霸天虎的头头，才被抓。期间他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最起码的信息是，他从中了解到的女儿“上电影”了，就在“《新闻简报》22号”中出场，所以张九声为了看一眼女儿，才选择出逃。

但张九声为什么必须在那天那夜看这场电影呢，因为《新闻简报》的特殊性。

《新闻简报》是播放在故事片开映前十分钟的“加片”，诞生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1949年，是用电影胶片纪录和传播新闻的一种方式，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那个的年代电视普及率很低，大众了解新闻除了报纸、广播、就是这种形式。所以《新闻简报》是电视机进入中国家庭之前，一个极为广泛而有效的大众传播渠道之一，我们理解为电影版的“新闻联播”即可。那时候的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或者在露天的广场上、或者在《一秒钟》中礼堂里，依靠这种形式，了解国内外新闻。

这个《新闻简报》是每周一期，每期约十分钟，每周影片通常会以“××××年第××号”进行编号，电影中那期是第22号。而且这种胶片形式的播放，跟电视新闻不一样，不会重播，播完这期就该放下一期了，所以张九声必须追着电影胶片走，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他先去了一分厂，但错过了，电影已经放完了，他连夜徒步赶往二分厂。到了二分厂发现胶片几乎损坏，但在范伟饰演的范电影的操作下，还能抢救过来。

这是张九声的“只能停在这里看电影”的动机。

他本想低调的看完就走，但在刘闺女“捣乱”和范电影的逼问下，他不得才暴露自己的身份，之前还抢了刘闺女的小刀，才能胁迫对方给自己放电影，否则的话，他在一分厂就可以动手了。

PS，《新闻简报》在1978年后改为《祖国新貌》，直到1993年结束。

胶片灯罩

刘闺女的动机就很好理解了，他抢夺电影胶片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要胶片做灯罩。

“用胶卷改造灯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我一开始也挺纳闷这是啥。直到在放映室里看到范电影的灯罩，才明白过味儿来，小时候在老家好像见过这种。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节能灯、LED灯这些，无论是台灯还是座灯，基本都是一根杆子上面放一个××瓦的灯泡，由于太亮，必须用罩子罩起来，而胶片是做灯罩的很好材料，因为对光的隔绝性适中（我小时候还拿过胶片看过日全食）。

从刘闺女在卡车上口中的“故事”得知她，他的父亲不要他们了，所以才跟弟弟相依为命。弟弟爱学习，之前有一个借来的胶片灯罩，但不小心被烧了，当张九声去到他们家里，可以明显看到一个光秃秃没有灯罩刺眼的座灯。

因此灯罩的原因，姐弟俩还被村里的年轻人胁迫，为了给弟弟再找一个灯罩，也为了给那帮人“还债”，她只能再用胶片做一个，其他材料都不行。还是那句话，以前条件有限，连胶片都是稀罕物，更别提那个两个月才能看一场电影的二分厂了。所以当姐姐的不惜通过抢夺的方式，一心得到胶片，所以才与张九声发生冲突。

但比起张九声，刘闺女对胶片依赖没有唯一性，这次不行还有下次，所以当她知道了张九声的动机，便放弃这次抢夺行动，把电影让给了对方。

但一想到这样一来姐弟俩还要被不讲武德的年轻人欺负两个月，不由得对这对苦命的姐弟愈加同情。所以刘闺女这个角色别看脾气倔，但非常非常“通晓事理”，有着伟大的人格。

好在，最后张九声帮姐弟俩解决了问题。

张九声的女儿

关于电影表层的故事细节，已经说清楚了。随后就是更深层一点的故事了。那就是张九声为什么一定要在《新闻简报》里看女儿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依照这个线索，我们继续挖掘一下。

“一秒钟太短，不够”。

为了这一秒钟，张九声不惜出逃，冒着生命危险，来看女儿的“一秒钟”，依照角色动机，有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今后可能与女儿再也见不到了。

毕竟他打得是威震天，在霸天虎的时代，也就意味着很可能这辈子出不来了。

有人问了，那么女儿为什么不来看他呢？

也很好解释，参考《归来》中的张慧雯，后者一直认为自己和母亲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巴不得与父亲划清界限。而且《一秒钟》里范电影也说了：“只有争着干活，才能消除你对她的影响啊”。

可见，无论各自内心如何，两代人在表现上必须划清界限。

但是，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他为了这一秒钟如此搏命，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女儿.....已经......没了。

这一次就要从剧作的逻辑性，和人物动机的合理性方面找“故事”了。

编剧在编排剧本的时候，每个角色、每个情节、每句台词都是为了逻辑服务，而且通常会预埋一些梗，可能是台词，可能是情节，说白了就是呼应点，让角色动机更加合理。

★首先就是刘闺女

为什么在张九声追电影中途，安排这样一个角色呢？为的是让二者形象互补。

张九声和刘闺女第一次公开示人，是作为“父女”出现的，张九声谎称对方是自己女儿，刘闺女为了diss对方，把自己的真实故事安插在了对方身上。这是对二人关系的第一个“呼应点”。

随后不打不相识的他们，关系有所缓和，同样也是以类似关系出现，无依无靠的刘闺女让张九声保护自己，带着对方指认小混混的时候像极了我们的“告家长”，而张九声为了给姐弟俩出头，也表现出一个长辈的“风范”，结果被不讲武德的年轻人群殴。

可见，双方都在这起事件中临时扮演了对方的“家人”，这就是为什么剧本会设置一个与张译女儿年龄相仿的刘闺女出场的原因。

说白了就是替代品、备胎，而刘闺女在失去父爱的情况下，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依靠，同样，张九声也只有在失去女儿的情况下，二者的关系才能成立！这叫对等情感，是任何一个电影编剧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还有后面刘闺女那句“面袋子怎么没把她压死”，这是气话，但编剧不会平白无故安排这样一段话，或许也是一个“一语成谶”的呼应点。

★然后，就是范电影的动机与张九声的情绪表现。

范电影把那一秒钟的胶片剪了下来，给了对方，说留个纪念。

这位口口声声说着“才一秒钟啊”的范电影，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找机会推脱“责任不在我们!”的放映员，最后也冒着危险剪了一段片子。

PS，咨询过放映员，剪如图两格胶片，播放时不仔细看不会察觉，但胶片结合部分有胶水痕迹，一摸就能摸出来，尤其是那个环境这种片子，放映员有时候会检查胶片完整性，所以老范此举是有风险的。

因为范电影也看了那封信，信中很可能已经交代了张九声女儿的“事实”，身为一个父亲，自己的儿子变成了那个样子，他此时也明白张九声的用心良苦，才这样做。

还记得张九声看到女儿一秒钟影像时哭成那个样子的形象吗？这里面有着对亲人思念的情绪，也有着看着14岁的女儿费力扛着面时的心疼，或许，也暗含了看到亲人生前影像时的悲伤。

而那段胶片被丢在风沙中后，张九声的反应如此强烈和抗拒，因为那“一秒钟”的胶片，很可能是女儿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张“照片”。

★最后，就是“结尾”，新时代来临，张九声重获新生。

但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再度来到他曾经看电影的地方，口头上说着“先留两天”，但一个能为了女儿“一秒钟”片段而不计后果、冒着生命危险出逃的父亲，此时怎么能不着急回家看望女儿呢？

很大可能性，家里“没人”了，他已经无家可归。

（完）

各位不要多想啊，以上都是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章到此结束，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见，电影编剧是很讲逻辑性的，尤其是张艺谋电影的电影，《一秒钟》是张艺谋在新世纪叙事性最强的作品之一，每个人物、每个情节、每句台词，都有其功能性。

虽然这部作品经历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不得不以如今的样子来呈现。但无论是怎样折腾，角色动机、台词呼应、故事内在都是有着逻辑和关联的，这一切都引导我们去发现那“被掩盖的真相”。

就像张艺谋自己说的那样，“人物是被锁在固定的时代里”，但影像可以记录下一切，如果没有影像，命运就像胶片消失在了风沙中。

长久以来的叙述中，第五代导演都被认为是背负了历史重担的。无论是戴锦华将第五代称之为某时代之子，还是张艺谋自己说如果有机会要拍十部关于某时代的电影，都印证了这一点。如今，在《归来》六年之后，张艺谋终于又就这一题材挥洒才情。

一秒钟的双重维度

正如片名所昭示的，这是一个追求一秒钟的故事，一个关于短暂影像是如何能够永恒的故事。在片中，张九声的全部努力都只是为了见自己死去女儿的最后一面。活着的父亲所能为死去女儿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通过银幕再看她一眼，这或许已经触及影像的本体。如果不在这个拥有影像的时代，他们面临的可能是永别，可在这个影像世界中，他们起码还能再见一面。不知道张九声是该庆幸还是怨恨。对父亲来说，一秒钟当然太短。

但在另一个维度上，这样一个为了再看一眼的故事，背后所蕴含的诚挚与勇敢，冲破了那个时代的种种荒诞与谎言。这组环境与人物的对照，与其说是增强了戏剧的冲突，不如说是一种基于人类普遍情感对荒唐世界的反击，哪怕只有一秒钟的胜利，也是永远的胜利。张九声的短暂一秒，是诚挚情感的胜利。

作为策略的省略和剪辑

上文提到张九声女儿之死，片中并没有直接提到，正如张九声的身份背景，也被讳莫如深的隐藏。但好在这种省略，不管是出于艺术的自觉还是迫于现实的压力，都在有意无意之间留下了蛛丝马迹，使得观众可以通过自身的观看和理解推测出合理的答案。这种能力是由电影的特性所引起的，被爱因汉姆称之为“局部幻象论”。这种特性使得故事的真相和导演的表达不至于淹没，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那把无形的剪辑刀。

黄沙与被埋没的胶片

范电影冒险将带有张九声女儿影像的胶片剪下，本意是给张九声留个念想，却被无情地抛掷与黄沙之中。无尽而又无生机的黄沙作为一种意象，将鲜活的影像一一埋没，无论是人还是事，仿佛都是那个时代的一粒沙。

这样的意象将电影从简单的正反对抗的戏剧性中分离出来，纳入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中。那个时代中的人究竟如何命名？尽管从广袤无垠的时间长河来看，人总是微不足道，但对于自身所处的当下，人只应该如一粒沙般残弱吗？我想《一秒钟》所要谈论的恐怕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影片给出了某种答案，如果将胶片所代表的真实影像视作历史的真相，那么历史真相最终的结果是失落于无尽的黄沙之中，尽管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远景，人仿佛在与黄沙作斗争，但这样的镜头总传达出某种无力感，包括开篇的长焦镜头，人物挣扎在黄沙之中而不得解脱。既然无法在时间长流中找回历史实相，那么相视一笑似乎是最洒脱的，影片最后的段落确乎传达这样的思想，但这究竟是导演的真情实感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事的结尾到底是在“两年后”之前还是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恐怕仍然是个疑问。

角色的命名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时代的人究竟如何命名”，本片在文本上或许给出了回应。范电影、刘闺女、崔干爹......本片中绝大多数给人留下印象的角色都没有真正的名字，而仅代以职业或身份。唯独张译所饰演的角色，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被“赋予”张九声的名字。

在一些符号学家那里，命名意味着一种主体性的赋予，如果引入这种理论，那么在创作者看来，张九声是有着某种作为人的主体性并且是可以被真正赋予人的身份的。这种主体性如何体现的？无疑是通过他对女儿的爱，以及为爱所付出的行动来体现的。这种爱和行动，使得一切罪恶都不攻自破。

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和反思，依旧是这个时代的禁忌。张艺谋是从那个时代走来的大师，他对那个时代负有责任，如何反思那个时代并提出自己的破解之道，将成为他一切创作的母题，本片可以视做他关于那份记忆的宣言，是苦难中浮现的血书。

因为众所周知的“技术原因”，《一秒钟》几经波折才“顺利”上映，而片中的情节和影片本身的遭遇，也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乍看之下，《一秒钟》是个温情脉脉的故事：劳改犯张九声逃狱，只为了在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中看“一秒钟”的女儿；孤儿刘闺女，一心想着偷一段胶片，给弟弟做灯罩；在民众里极具声望的放映员“范电影”，想着抱住自己的铁饭碗。三个人物，因几卷电影胶片而纠葛在一起，从争夺到抢救，随着片中电影的放映，三个人各自的故事也抽丝剥茧地展开，各有各的缺失，各有各的苦楚。 张九声在放映室里低落豆大的眼泪，范电影把两帧胶片偷偷塞到张九声的口袋，张九声和刘闺女之间的别样父女情——这些无疑是动人——但张艺谋借《一秒钟》想说的真的只是这些吗？

影片在宣传时打出了“张艺谋给电影的一封情书”这样的标语，但实际上《一秒钟》是一封历史的血书，温情背后是声泪俱下的控诉。透过对删减内容的了解，以及对片中细节的回想，其实依然能辨出几分原片的狠辣。

影片最核心的删减是张九声女儿的死，原版的故事中，张九声告诉刘闺女：他的女儿在生产队为了表现，冲在前面抢着扛第一袋面袋子，而卡车还没停稳，女儿就被车撞死了。 这段关键剧情的语焉不详，对影片表达的完整性损伤极大。只有了解这段剧情，观众才能对张九声一系列近乎偏执的行为有更合理的解读，才能理解那句“她才十四岁，跟大人争什么呢”的悲悯，《英雄儿女》结尾的父女重逢才更显讽刺。 巧合的是，老谋子当年在拍《活着》时，将余华原著中的有庆之死，从更加荒诞讽刺的抽血至死，改为了被车撞倒的墙砸死，可依然没能在大陆顺利上映。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相似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意外”，都没能直接传递给观众。

片中范伟老师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范电影这个角色本身，也是多面、复杂和矛盾的。 备受民众的尊敬和崇拜（多加一勺的油泼辣子），放映技术出众（几十年从没出过差错，只有他能放的大循环），骨子里对电影有着诚挚的热爱（“狗日的我能看一页”），但又提心吊胆自己放映员的位置不保，为了保住位置也会向权力谄媚。 其实不难看出，这个角色身上有着老谋子自身的投射，老谋子是在借角色之口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不甘与愤慨：对着抢救修复后的新闻简报说“都刮花了，没法看了”（喻意被删改的影片）；悲哀地乞求护卫队“我这算不算立功，能不能跟组织反映不要换掉我这个放映员”（讨好官方的身不由己）；电影胶片，经过“驴车”“脑子烧坏了的蠢儿子”才无法放映，需要技术修复，或许又是在暗指些什么。 影片中，举报了张九声的范电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剪下了那两帧胶片，因为他知道这胶片是张九声女儿的遗像。受困于体制，但仍有着良知与反抗。这段剧情，与踩着警戒线勇敢发声的电影创作者们，又何其相似呢？

片中还有许多细思极恐的小细节，绵里藏针地书写着控诉与鞭笞： 作为政宣喉舌的新闻简报，为什么要在电影前放映呢？我们的院线电影放映前必定出现的又是什么呢？ 当文革结束，那两帧照片早已被沙尘掩埋，历史的伤痛是不是也就这么不见踪影，被遗忘在时间的洪流中？ 片中《英雄儿女》的两场放映也很值得玩味，全体民众痴迷地看着歌功颂德的时代样板戏，来抓坏分子的保卫科的人凭借特权看起了加场，错过第一场放映的张九声和刘闺女被绑着看了电影。真的所有的电影都是电影吗？那段特殊的历史之下，人们的精神世界贫乏而扭曲，那么现在呢？

初看觉得，剧本在矛盾冲突的制造上，有不少的生硬之处。但细品后发现，即便已是残本，《一秒钟》的剧本依然称得上张艺谋3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最厚重、最深刻的一次表达。

说起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间感觉颇有些不同，比如《子夜》和《日出》，倾向于一种抽象寓言，而《时间开始了》则开启了新的时间刻度，在这之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让历史中的时间显得前所未有地精确有力。再往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时间感觉也很不同，比如80年代被描述为“大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单位”和“黄金时代”，而新世纪以来的青春体验则是“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的“小时代”。时间感觉的不断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宏大到渺小——构成了书写现代体验的重要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秒钟》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讲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体验，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这个问题因为太抽象，所以不容易被察觉，大家主要关心的还是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伤痕，怎样删减。整个故事围绕电影和胶片展开，上映之前张艺谋就说了，这是献给“所有爱电影的人”的“电影情书”。坐下来一看，不愧是国师，范电影组织人民群众抢救胶片、电影院里全场合唱《英雄赞歌》、戏里戏外呼应对照的高潮戏拍得十分到位，光、影、幕、人相映成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爱电影的情怀和历史创伤之间的裂隙似乎并不能轻易合体，所以毛尖戏称国师牌伤痕为“刮痕文艺”，谓之伤痕不足，情怀有余，刮一刮嘛点到为止。

说起点到为止，《一秒钟》也颇为委屈，因为“技术原因”屡次电影节撤档，审片过程中又不断修改，最终能上映就已经留下了时代的眼泪。劳改犯张九声的女儿为摆脱他的影响，获得先进，在面粉店争扛麻袋，意外被车撞死了，最后只留下新闻简报中的一秒钟镜头。张九声冒死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看电影，就是为了这一秒钟。根据张艺谋的采访，这一段就掐了没播。不仅如此，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三个人的家庭和过去都尽量略去不表了，于是影片中人和时代的矛盾就被弱化为了人和事的冲突。学生说，好气哦，泪点都被删掉了。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是现实的原因让我们的历史题材总是教化大于批判，最后就只好反思不够，情怀来凑。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觉得影片深度不够，原因只在于删减吗？ 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有删减，所以只好情怀，而是删减与情怀本就是历史创伤的一体两面。 一边是抽象的历史创伤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此触发不可抗拒的超越个人的痛苦；另一边则是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感召之下，对理想自我和理想未来充满期许：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后文革时代回顾历史时必须面对的复杂命题。

于是我们看到“发疯”成了典型的“文革后遗症”， 从《泪痕》（1979）中装疯以自保的孔妮娜，到《花园街五号》（1984）中真疯的被锁在房间里的市长儿子，再到《村戏》（2017）里从英雄走向精神病院的奎疯子，文革的幽灵始终以疯癫的形式存在。疯癫是个体对无法自洽的现实逻辑的回避，因此，只有讲清楚了如何发疯，才能同时讲清楚历史的激情和裂痕。

反过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张艺谋上一部文革题材作品《归来》（2014），在面对历史时显得如此无力。《归来》一边把“文革后遗症”讲述为“失忆”，一边又将唤起记忆讲述为一种爱的温情。但观众都知道，真正能刺激并启发冯婉瑜找回记忆的昨日重现，其实是痛苦的别离，而不是温馨的重逢。既要批判，又要温馨，或许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的进步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刚好的尺度。在三个破碎的家庭里各取一人，让他们命运交汇，让无意义催生意义，而不是强行赋予意义。同时，也不再强行缝合破碎的家庭。假设没有那个两年后的结尾，故事就在沙漠中戛然而止，刘闺女以为帮张九声捡起了东西，但胶片已在风中逐渐被掩埋。这或许比《归来》的温情，比《闯入者》（2014）的暧昧不明要好很多。当然，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删减审查之后的电影还是原来“那部”电影吗，还值得看吗？

虽然《一秒钟》号称致敬电影，但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中的“爱电影”。无论是范电影、刘闺女还是张九声，恐怕没有一个人真正热爱电影，即使是积极抢救胶片、看了许多遍仍然生怕错过一秒的观众们，也很难说他们热爱的是电影本身。看电影和爱电影未必是一回事。

真正触动我的只能是“电影”自身的复杂性。影片中涉及到电影放映的部分总会出现双重景框和多重凝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也呼之欲出：礼堂银幕上女儿在争扛面粉争当先进，银幕下劳改犯爸爸大战保卫科；张九声和刘闺女被捆在一起，银幕上是《英雄儿女》中王芳找到了父亲。

不仅如此，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正是被删减的、被改动的与此时此刻的影片，共同构成了“那部”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公映版不值一看这种说法。与其把没有看到的当做遗憾，不妨把缺失看作一种“失忆”。 张九声没有在电影中说出女儿的死，仿佛一个失忆的父亲，永远追逐着22号新闻。应该说，张九声的女儿死或者不死都不能改变故事的悲剧性。假设女儿没死，生活对张九声来说也不会更轻松。如果觉得越惨痛的才是越感人的，那我们可能仍然还陷在情感主义中不可自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一秒钟》的成功是有限的成功。一方面，它把《归来》中三段冗长的时间压缩为了一段（如果不考虑结尾的话），只讲一件小事，不再既要又要。回到开头的时间感觉问题，这种后退一步，只展示一个历史切片的拍法，是更贴近当下的时间体验，反而展现了一种力量。

但另一边，在聚焦“一秒钟”的同时也丢失了对历史的追问，“一秒钟”到最后只能是张九声的自我救赎。对这部电影，对这一系列电影真正的不满足大概也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不回答历史的疑问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向历史提问了。有时候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就好比有时候没有拍什么，或许比拍了什么更加重要。

文本已发表于《北青艺评》，发表时有删改

历经长达两年多跌宕起伏的舛难波折，张艺谋新片《一秒钟》终于惊险上映。这是在《长城》的商业爆米花和《影》的风格化权谋之后，张氏再度回归现实主义题材，且又是他最拿手的年代戏，很难不让人抱以极高期待。

尽管审查原因带来的删改对影片横加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尽管也有一些声音认为本片失之小品化的平淡轻巧，但两度观赏后，我却依然肯定这是一部赤诚精湛、富于勇气、耐人寻味的苦心之作——若非不可抗因素，必定可以称之为一部杰作。

毫无疑问，《一秒钟》的故事是简明的：上世纪70年代，一个由于被人“整了”而在农场劳改的犯人，因为想看一眼多年未见的女儿的影像，不惜冒着风险出逃，跋山涉沙去看一场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简报》。路上，他和孤儿刘闺女、放映员范师傅不打不相识。他最终看到了实际上已经故去的女儿的样子——虽然那只有一秒钟，而后，他安然就捕。

整个故事线的时间非常紧凑，掐头去尾，实际上发生在两天两夜之内。这也是张艺谋从影以来故事线最短的片子。同时，影片场景高度集中，基本除了大漠戈壁就是那座影剧院，带有极简主义意味。

然而，我们却绝不能说这部电影是简单的。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文本、影像、表演以及影片自身浮沉命运与当代中国政治文艺环境的互文意义，这部电影都“不简单”。

暴力的时代与时代的暴力

影片开头，便是张译饰演的逃犯从苍茫的大漠中“走向”观众，他衣衫褴褛、面庞黧黑，在烈日之下步履匆匆，从白昼走到了夜晚。这样的画面和人物即时便引发了我们的兴趣：他是谁？他为何而来，因何焦灼？

这让我想起张氏另一部亦是近似开场的影片，他的名作《秋菊打官司》。巩俐饰演的农妇秋菊也是这样一步步地从景深处走到观众面前。不同的是，秋菊是从一片喧腾的当代乡土世俗中走来，而逃犯则是从70年代被尘封的那段中国人都了然却又不可说的特殊历史中走来。这当然也相应指向了不同的依归：《秋》片意在展示，而《一》片意在寻回：逃犯寻回亲情，观众寻回被遗忘的历史。

然而，寻回之路必要经历重重险阻。逃犯的第一重阻碍便来自这个不期而遇的“刘闺女”——她明明该是柔美灵秀的“闺女”，却一副男女不辩的样貌，举止甚至比男孩子更嚣张粗野。这当然是她孤儿身份缺乏管教的后果，却亦是那个年代“父子相仇，夫妻相离，人伦异变”的绝佳暗喻。而同样，她身上所展现出的笨拙的蛮横，既是出于“偷到胶片，制成灯罩”从而免于霸凌的自保，却亦不过是那个年代“道德崩解、暴力盛行”的大环境所蒸馏出的一滴同质之水。

比起结尾处崔干事一干人等的狂殴滥打，这种属于特殊年代的暴力在另外两个段落中体现得更为沉郁深刻：

一是逃犯与刘闺女初初交手、抢夺胶片的那两场无声的沙漠追逐戏，暗蓝夜色中，两人的沉默正是时代的压抑噤声，逞凶斗狠成了仅剩的交流与表达。

二是被逃犯两次造访惊吓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刘弟弟，这个神经质儿童当然是可笑的，却着实是怆痛的——那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闯入家门的时代，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一个无理可讲的时代，一个几乎毫无保障的时代，一个可以被吓成那样的时代，他唯一的应对只有一句涕泗横流的“你是坏分子”。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暴力”之为物在主角逃犯身上的体现。据他所言，他被羁押在农场进行劳改的罪名正是“打架”，然而从为刘闺女和刘弟弟出头时与红小将们笨拙的斗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人其实根本并非打架的行家里手。无功而返后，只能解嘲地嘟哝着“还不是你们二分场的人拉偏架”。他甚至是有些怂的。

再通过精明的范电影所下的论断——“你这是被人整了”——几乎可以断定，他劳教的原因或者仅是与人冲突，却被强扣了暴力制造者的帽子，因而展开了惨痛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刘闺女“你以为你能干什么？”的诘问时，他歪过头痞里痞气地答道：“不就是打个架吗？”这实在是一种破罐儿破摔的控诉：我不过是打了架，就要面临如此灭顶的灾祸；抑或，既然已被定名为暴力，何不将虚名坐实？

逃犯真正暴力的时刻来自于临近结尾处对抓捕人员们的飞蛾扑火式的反抗。彼时他已经看过了女儿，心愿达成，再无顾虑；彼时他的善良仁义再度被唤醒，不忍独留弱女子经受摧残；当然，彼时他也心知自己无路可退。于是他毅然纵身跳入暴力的漩涡，以“冲我来”完成对自己作为有良知的人的身份的确认。在那一刻他才是银幕之内与银幕之内的银幕之外的英雄儿女。

我想，这不仅是逃犯的反骨，亦是从那个年代隐忍走来的张艺谋的反骨，尽管它可能是迟来的、温吞的、带了几分胆怯的。这是中国式的反骨。

生活的权力与权力中的生活

范伟饰演的电影放映员范师傅是影片中另一重要角色，也是最充满张力最值得咀嚼的角色。

作为一个技术精湛手艺扎实的电影放映员，工作多年从未出事故，且拥有独门绝技“大循环”，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他得到了群众超乎寻常的礼遇和尊崇。他享受着这一切并以之为豪。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他掌握着放映机就等于掌握着权力。他可以决定放什么，决定放或不放，决定什么时候放、放几遍。他可以发号施令，指派任务，并总能一呼百应。在被逃犯以刀胁迫强势反转之前，几乎所有的镜头里，范电影皆处于画面构图的中心，这即是对其“权力”的视觉确认。

然而，他的头上却始终悬着一朵阴云一把利剑。这种压迫感表面上来自于一个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人——意图通过哥哥的关系成为新放映员的杨河，实际上则还是来自于那个充满不确定性人人自危的时代环境：仅仅因为一卷胶片运送过程中的小失误，他就极有可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骤然从神坛跌落，一无所有甚至成为另一个劳改犯。

这就是为什么每每遇到一点关于电影胶片的异样，他都会异常警觉，破口而出一句“谁派你来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一定是有人居心叵测，一定隐藏着什么别的阴谋。他既有万般荣耀加身，却依然那般胆战心惊，因为他的权力其实归根到底只是一把薄薄的保护伞，失去了它也许就葬送了全部生活。这两者之间没有过渡与缓冲，要生活，就得有权力，在权力中，才能好好生活。何其荒谬，何其悲哀，可这就是万千中国人的宿命，这样的情形到今日有无改变，我不敢说。

深谙所谓“整人哲学”的范电影先下手为强，在傻儿子误毁胶片之后，立刻乔张做致地表示“电影放不了了”，激起群众情绪，忽又话锋一转，“可以抢救”，条件是所有人统一口风，把事故责任推到杨河身上。就这样，他与群众通过“看电影”结成利益共同体，而杨河则转为共同敌人，傻儿子的错失被掩盖，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场闹剧究竟是何种运动的模型复现，相信观者自明。至于接下来那场声势浩大的“抢救胶片”行为艺术，到底有几分是真需要，几分是对自己权力资质的展示，亦是见仁见智。

范电影显然有张艺谋自身的投射。张氏曾自陈，早年在陕西农村插队时，惧怕因出身不好而被集体抛弃（此处亦可与片中范所言“这一卷胶片怎么就脱离集体了”相对照），遂在村中每家门户上画上毛主席像，且要比别人画的更好、更鲜亮，才不致沦为无用之人。

张氏的画画恰如范电影的放电影，是无有他途之下对于舆论宣传公权力的一种依附和借用，只有如此方可确立自己的身份，方可保住生活乃至生命。

片尾，范电影面对崔干事等人唯唯诺诺窝窝囊囊，低声下气地争取不被他人替代，终于曝露了自己渺小悲哀的本质。原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权力之上仍有权力。而张氏不过是想要拍一部电影来自我表达，已经隐去棱角，却竟仍要面临重重审查刁难，险些禁映，两者处境，又是何其相似。

兴观群怨，艺之谋

《一秒钟》值得留意圈点之处甚多，片文只语难以尽述。这里还想再特别说一些感受。

一是张艺谋在本片中的导演技法和风格。

我喜欢它的简约和质朴，一组简单的人物关系，几个简单的场景，紧凑的故事线，却因了对景别精密准确的设计，对空间关系老辣的处理构建，及对光线色调（蓝-黄，冷-暖）的控制表现，而在视觉上显得饱满充实，有条不紊。

《一》片也是张艺谋配乐最少的一部电影，仅在2-3场沙漠戏中有青海花儿乐曲作为无源配乐，很出色地营造出了那种枯涩苍凉之感。我也喜欢所有那些有关沙漠和奔跑的镜头，尤其是风沙掩埋胶片一幕，说不出的沉痛与憾恨，让人想起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作品。

二是片中所放影片《英雄儿女》与电影人物的巧妙互文。银幕中的银幕上，一派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嘹亮炽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儿女；而银幕中，却尽是灰不溜秋的小人物：被整的逃犯，如履薄冰的放映员，失祜的孤儿，吞了清洗剂的傻儿子，还有那些面目模糊的群众。这是讽刺，却亦是必要的补充。毕竟时代的主体，永远不是前者。然而在当下的社会氛围里，竟然多少又有些“不相宜”了。

张艺谋被冠以“国师”之名，虽是戏谑，却不能不说是恰如其分的。中国传统儒家式文艺在美学与社会功能层面的最高价值取向，历来被认为是《论语·阳货》里的“兴观群怨”四字，《一》片事实上是这一标准的绝佳注解。

兴，情感之触通与投射。在片中是足以令观众动容的逃犯对已故女儿的深情牵念，刘闺女对幼弟的保护、对父亲的思念，亦是所有观众对英雄儿女的至诚顶礼——包括崔干事等人。凶恶的纠察员和被缚的男女主角一同观赏电影，却留下全然不同的泪水的画面，势必成为华语影史经典镜头，这才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观，观风俗之盛衰。张艺谋完美还原了物资匮乏精神贫瘠时代国人对电影近乎疯狂的热爱，“狗日的能看一夜”，尽管那是别无选择的热爱。一种足与今时今日相对照的历史备忘录。

群，合群以教。在片中是四邻八乡的群众汇集一堂接受英雄事迹之洗礼，在当下是观众对历史与国人生命苦难的体认和反思。

怨，怨刺讽谏时政。想必这无需多言。可惜囿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份讽谏本应更加有力。不过，顶顶吊诡的是，或许影片本意乃是刺他日之政，历经一番荒唐波折，竟无意间又构成对今日之刺。如若作为意识形态史的研究样本，此般双面镜式的丰厚意涵大概称得上是一种幸运，然而对于一部作品一个作者，我们能给予的只有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