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

（1）一名日本兵好人爱上中国慰安妇袁竹林并救了她的真实故事

（注 配图中人物非本文主人公，是另一名武汉的日本兵和中国女子，因主题相似所以贴一下）

袁竹林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日生于武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由于生活贫困，父母无法养活女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人做了童养媳，两个妹妹也先后送人做了童养媳

袁竹林15岁结婚,丈夫王国东是个汽车司机,婚后生活虽谈不上富裕,但还算过得去，夫妻很恩爱，感情很好。然而新的生活刚刚开始,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烧到了武汉。

“这时我的丈夫到大后方去了,我无处可逃，只得留下。丈夫去了四川,一直没有消息,时间长了,婆婆看我不顺眼,她认为我在家是吃白饭,反正儿子也不会回来,便逼着我嫁出去,这样我就与刘望海结了婚。第二年我17岁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蓉仙。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亲骨肉。刘望海的工作也不稳定，为了活命，我也出去帮人做佣工,由于日军侵略,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常常找不到工作”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某天,袁竹林抱着女儿蓉仙,站在家门口,拍着哄她睡觉。这段时间袁竹林靠着自己和母亲的劳力,帮日本兵洗脏衣服挣钱过活。有的给钱,有的不给。她也很累了,但女儿快快睡着,就不会因肚子饿而哭闹。

这时一个女人走来:

“这小孩是你的吗?”

“是我的。”

“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没东西给她吃呀。”

“你有工做吗?”

“没有。”

那我给你找个工做吧。是长工,到旅店洗洗被窝床单、拖地板、擦房间。”

“在哪儿?”

“在鄂城。你去吧。明天早晨我来叫你。”

这个女人叫做张秀英。是到处招募年轻女工的。

十八岁的袁竹林想:“家里穷,没办法,又没有男人了。总得有口饭吃。”

所以把一岁的蓉仙交给母亲照看,便随张秀英去了。先到她在张码子巷的家中,会同其他七八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女人，然后一起跟张秀英到汉口码头乘轮船。

几个小时船程,上岸后,张秀英带着这批女人到了鄂城大东门。

她们一看,都傻了眼。

东门里头是个大院子,周围是高高的墙,墙上还有铁丝网。门口有日本兵在站岗,他们都拿着枪，牵了狼狗，戒备森严

年轻的姐妹们都慌了,心寒了:

“我想回去!”

“我要回家!我不打工了!

“让我们走吧!

张秀英把脸一翻:

“没那么便宜!来了就别想回去!

军营中走出一个日本人,岁数老一点,穿着和服,拖着木屐,中等个子，脸稍黑，黑眼眶,双眼皮,眼珠有点鼓。他把所有女人逼着赶进去,这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个大院子是军营,但不知是不是司令部。她们只知是受—骗了!都害怕得哭起来。

要哭的还在后头

近十个十八至二十岁的女人,又被赶去“检查身体”。里头有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医生,有病床。医生说着她们听不懂的语言,比划着,叫她们脱去衣服。她们怕难为情,都吓得紧紧抱着自己身子,不肯脱衣。

两三个日本人用刺刀拍打威吓着,一起上来,七拉八扯,把她们的衣服一一剥个清光。其中有些还是未经人道的姑娘,在日本男人面前,羞得两手不知捂哪处好?一急之下,还是像个稚嫩小女孩,忙捂住自己的脸,自己的眼睛,以为这样就什么也见不着了。

就这样,她们一个一个,非常耻辱地,被检查了全身上下。个个都及格,没有性病。是年轻、健康、漂亮、合符皇军要求的“慰安妇”。

她们每个人,被分配一个小房间,木门,木板间隔。房内有床、坡、褥子。一张桌一面镜子、一个凳子、一个痰盂。梳妆桌有抽屉,放避孕套，阿司匹林药膏，润滑油、化妆 品、手纸。老板娘教她们怎样用避孕套,怎样在受不了时把油挤在上面,减少痛楚流血。还有,每天必须描眉、打粉、擦胭脂,打扮得妖艳一些来接客,否则不给饭吃,还一顿毒打。

“慰安所”的老板给每个女人都起了个日本名字,袁竹林叫“麻沙果”,她隔壁房间的叫“萝卜果”，其他的还叫什么便不知道了。起了的名字都写在小木牌上,挂 在每个姐妹的门上。除了这趟来的八九个,原先已有一些“慰安妇”在接客了。总共有多少?数不清,也记不全,因为大部分时间各在各的房间里,没日没夜的,又看得严,不让她们之 间多说话。

头几天,新来的没一个愿接客,各房里传出叫喊声、推撞木板声、头颅撞墙声、日本兵怒吼声、骂人声，“啪!啪!”的打人声、哭声、哀求声、痛苦呻吟声…声音逐渐逐渐地小 了,怕也没用,求也没用,反抗也没用,全像被抓在掌心的拔毛的小鸡,不断忍受惨无人道的凌辱。无路可逃

一天接客多少个?有八个、九个,也有十多廿多……数不清楚,只躺在那儿,张开大腿,有多少接多少。谁来买你的票, 都得接。有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有买半天的,有买过夜的。人多时,日本兵在外面排队,近门口的都急不及待,脱剩兜裆布,等得不耐烦,便“砰!砰!”地用力捶门、踢门,催促快到下一位。

生病了,身上来月经,也不能休息。

他们有用避孕套,公家发的,全称“突击一番”,用生橡胶做。避孕套的数目并不够用,来的兵太多了。用过的便在门口洗洗,消消毒,夹子夹着“晾干”,循环再用。

小房间外一排淌着水滴的避孕套,不是“壮观”得很辛酸吗?但也有士兵知道这些都是良家妇女,就不用了

有的可坏了,袁竹林忆述:“看我们没病,也没毒,就折磨我们。先戴个干的,放进去玩了半天,又掏出来,再换一个干的玩。看你受苦就乐了。我们都破了,伤了,流血。下面都肿了,疼得简直不能坐

这不是人过的。

在每一个小小的房间中,羞耻观念都不复存在。没有人情,只有兽性,“慰安妇”都被剥夺了作为女人的尊严,让侵略者泄欲。日本兵像饥饿的狼群,牙齿白森森,一身臭气,把她们当作“战场”,发炮轰炸。若吃过中国游击队的苦,特别凶狠,在她们身上发泄、报复、虐待、摧残。他们认为:

“占有中国的女人,等于占有腐败无能的中国!

“慰安妇’是战争的营养!”

“要长期作战,又不让性病在军人中蔓延,必须供应年轻纯洁、健康的女人随军,抚慰军心。减低他们上阵前的躁动和不安。也令他们体面地为圣战奉献生命。

木板间隔的房间,有些板子旧了,没钉紧。袁竹林在半夜不用接客时,把松动的板子掀开,敲敲就听见了,和隔壁的萝卜果说说话:

“这样的苦日子,非人生活,真不想过了。”

“不想过又怎办呢?”

“我俩跑吧。”

“他们日本兵有站岗的,有刀有枪,怎么跑得出去?”

“那就死了算了!”

“你别死,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萝卜果劝她,“你先等着,以后会报仇的。

袁竹林想想

“是啊,有女儿,有父性,有妹妹,都不知道我在这儿。要是死了,就见不着亲人了!

而这是唯一支撑着,在受尽屈辱、蹂的日子中,仍活下去的希望。

完全失去自由,不能与外界沟通联络,没有任何娱乐。间歇中,只在房间门坐着,晒晒太阳

老板娘还指着一个姐妹骂道:

“没用的东西!我比你们这些姑娘大,二十六岁了,他们不买我的票,叫我有什么办法?你不挣钱,还想吃饭?

她们每顿饭,是两三个小菜,都是咸萝卜、腌菜。一天吃饭的时候,一个姐妹叹:

“有个高个的,肩很宽,嘴、脸和下须有胡须,他的‘那个东西’,挺大挺大的!要命!谁遇上他谁倒霉。半截就搞死了!”

过不了几天,这个兵来了。

袁竹林一见赶快朝房外跑。他也追。她东躲西藏,躲到姐妹们每天洗澡时共用的那半截汽油桶内,才算逃过了。但亦如惊弓之鸟,不知明天又会碰上什么?

今天过去了,明天呢?后天呢?是否一直被困在慰安所中,像有些姐妹那样,“用”到不能再“用”了,结束了年轻悲苦的一生?

每个夜晚,灯黯了,她们房间中永远堆满抹过下体的脏手纸,糊了又半干的日本兵的精液和避孕套。还夹杂着汗味、尿膻、口液、体液、污垢……一阵阵腥酸臭。被总是潮的, 还带黑斑。

终于忍受不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某一个晚上,袁竹林和萝卜果偷偷逃跑了。

她们逃离“慰安所”的房间,溜到大院偏一点的墙根下,二人试着翻墙。一个用肩膊把另一个托起,往上攀,正试着试着……差一点了,后面已经有人喊着追出来,把姐妹俩吓得赶 快趴在草地上。

老板、老板娘和日本兵们拿电筒照着了,一把抓起,把二人的头往墙上撞: “叫你们跑!叫你们跑!”

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猛撞,痛得二人抱着头直流泪。又一阵拳打脚踢,打得口鼻淌血。最后抓回小房间里,捆起来。

老板娘搜她房间的抽屉:

“呀?你怎么还有两刀纸?”

她拿着那两刀纸问袁竹林:

“你没有月经吗?”

然后向老板小声说了些什么。一起出了房门。当然给锁上了。

挨了毒打的袁竹林,躺在床上,浑身火辣辣地疼痛,头又木又肿,一夜翻滚呻吟,说不出话来。想着女儿，想着亲人

第二天,同样遍体鳞伤的萝卜果被剪光了头发。

老板娘端了一碗汤药,同老板一起进来:

“麻沙果,快把这药喝了。”

袁竹林一把推开,碗摔在地上,汤药泼洒了。她定眼一看,汤药中有“红花”。

第三天,药又给拿来了,多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医生。他们捉住她的手,掰开她的嘴巴,把药塞进嘴里,灌些水,冲进肚子中。是什么药?有几种?都弄不清楚。

他们一伙走前,老板娘丢了一个盆子在房间里。

半夜,袁竹林肚子痛,越来越厉害,下体涌流出东西。她赶忙下床拉门,门锁了。只好蹲在盆子边。流血了，肚子剧痛

她大喊:“痛死了!”

隔壁的萝卜果开小木板问:“你怎么了?

她自身难保,帮不上忙。

袁竹林下体不断流血,夹着块状物。腿蹲不住,又站不起,只使劲抓着床沿,仆倒在床上,浑身乏力,精神不振。

这个不知是谁的胎,给硬生生打下来。

“慰安妇”不让怀孕生子，妨碍接客。

把胎打了,一身是紫一块青一块,头上还几个大包,面黄肌瘦的袁竹林,几天起不了床,一但,仍得接客。

此时,藤村来了。

他是日本军官。看起来有五十多岁,魁梧个子,五官端正,鼻下有一点小八字胡子,很精神气,走起路来挺雄壮的,肩上扛着个大肩章,腰佩大马刀,刀把上还有丝带。

藤村常买袁竹林的票,要她侍候他,有时进房间后,还坐凳上抽烟。

“她这样子,是怎么回事?”

老板和老板娘忙哈腰解释: “麻沙果逃跑!”

又道：她的前夫是国民党游击队

袁竹林吓得不得了

但藤村命令“慰安所”的头儿:“以后不叫她接客了。我包了。”

于是袁竹林在毫无选择自由下,又跟藤村了。他回到汉口,派人把袁竹林的母亲和蓉仙叫到他住的长江饭店,调查一干人等的情况。

返“慰安所”以后,她就被藤村一个人霸占了,还是当日本人的泄欲工具,他不是天天来,只隔三差五来。有时带她出外喝酒吃饭,但从不给钱。

大约半年后,袁竹林被领到鄂城东门外一个日本人开的餐馆当招待员。餐馆的名字叫“福岛“。老板的名字不清楚,有五六十岁,长的不怎么好看,穿宽袖子的花衣服。

袁竹林当招待员,没有工钱,只有饭吃,偶尔有点小费。到餐厅吃饭喝酒的,大部分是日本官兵,好几个人围在一起行乐,高兴时便叫袁竹林坐下来陪着玩,还要她陪过夜。袁竹林以为脱离了妓院,谁知还是干这个,情不愿,老板便又打又骂,说她破坏了生意

同时,藤村仍占着她。他在其他地方喝酒,都差人送条子叫袁竹林去陪。一次在餐馆这边还未完事,晚了去,藤村就打耳光,“啪!啪!啪!”的,受气仍是家常便饭。

“八格野鹿!支那婊子!

袁竹林已略听得懂一点日本话了。但进入她耳朵的,全是 这些骂的脏话,以及日本人的淫声浪语

一九四三年底,袁竹林的母亲来信:“蓉仙死了!

像五雷轰顶,这耗叫她发疯了,她求老板,让她回家一趟

“只准去两天。不得超过时间,不回来我派人去抓你的!

一路哭啼。回到汉口的家。一她不但见不着心爱的女儿,连父也见不着了

父亲早些时已病死了家里没钱殓葬,袁竹林也不知情,结果是用破麻包裹着丢垃圾堆去。而小蓉仙,也病了,活不到两三岁的小女孩…她一生中唯一的骨肉。

她和母亲二人说着、哭着、痛着……一夜失眠。只是在迷糊中,梦见了小蓉仙,咧嘴甜甜的笑,小手摆动着,向袁竹林摇摇晃晃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

“妈!”

惊喜,小蓉仙笑着跑掉了。永远的不回头。

失去女儿,失去父亲,只能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的袁竹林,带着悲伤,回到了她不愿回去的地方。在餐馆,招待时对人欢笑,但暗地躲开时,总是不能自已地落泪。想到自己过去 三年的屈辱,想女儿,还念到从此再也不能生孩子的,受尽蹂的残躯,她总是万念俱灰。在”福岛“的生涯，又过了大半年。

一天,有人来吃饭,叫了酒菜,还叫了袁竹林陪他

“呀!是你啊!”

锡山是个二十多岁的日本兵,中等个,会说简单的中国话,也认出袁竹林,是他在“慰安所”时买过票的麻沙果。本来,千百个在身上爬过的兵，面目模糊的“慰安妇”不容易有任何发展。

但锡山对她比较好,有时见她破损受伤还流血,很痛苦,便买了票让她休息一阵子。他教她数数目,学简单的日语。

像:一个、两个、三个……数到十个

他还教过她唱歌,《满洲歌》。都是日本话的。

袁婆婆至今还会唱半首。她唱:

我是个十六七岁满洲姑娘

长得很漂亮

遇上了日本的情郎,

我盼望穿上嫁衣裳

她只记得音,不明白义，我是摄录后请人翻译的

锡山说,他家里人都是做工的,他本人不愿意当兵,但日本规定每个男人要当三年的兵。 在“慰安所”时,他曾说过:“等兵役期满后,我设法救你出去。”

但在那个时势,人是无法自主的。

袁竹林也没想过日本兵中有好人。

“我当兵期满了,上级要升我官,但我不干,我已经不是兵了,现在在做工。”

“不如你跟我逃跑!今晚就走!

为了“脱离苦海”,袁竹林考虑了一会,就冒险答应了。

当晚,锡山带着她偷跑到石灰窑筒子堡(现在的湖北黄石市附近),总算避过日军的蹂躏。

锡山将她母亲和妹妹,也接到石灰窑过活。他给日本人开的工厂(也可能是矿场)打工,袁竹林的母亲也在里面给日本人洗衣服。每天,锡山把一半的饭拿回去给袁竹林吃,她母亲则把一半的饭拿回去给妹妹吃……仍是吃不饱,穿不暖,锡山冬天只有一条单裤穿,所有的家具,都是捡回来的破旧。

后来,锡山和她们全家回到汉口,住在汉口球场街,距“老通城豆皮”不远的一幢楼房里。

为了生活,锡山在老通城隔壁皮鞋店当店员,袁竹林在日本人家带孩子、做饭、洗衣、当保姆

但这样的日子也过不长。

抗日战争到了紧急时刻,日本人的飞机每天进行狂轰滥炸,民居也不幸免。袁竹林说,一天姐妹俩洗脚,正洗完穿上鞋,一颗炸弹扔来,洗脚盆便穿透了。还炸到底楼,是锡山在 慌乱的逃难人潮中,从外墙架梯,将二人一一背下来的。她又捡回一命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锡山是日本人,情势不妙

他不能久留了,说要离开,奔游击队去。

袁竹林这边还有母亲和妹妹没人照顾,她要跟一个日本人逃亡又更为难。好不容易中国才“胜利”……以为云开见月明

她没跟他走。

锡山没有勉强她。

他不能不走。

从此下落不明。

“与其他日本兵相比,西山是个好人。他当了15年的兵，没有什么钱，衬衫也是破的。他曾对我讲，看到中国人因为贩卖私盐而被日军电死，十分同情,便把一包包的盐送给中国人”

半个世纪以来,袁竹林都在打听西山的下落,但没有任何消息

摘自李碧华《烟花三月》陈庆港《真相 慰安妇纪实调查》

（2）坂本寅吉：一个日本兵的传奇人生，与一名中国姑娘的爱情

坂本寅吉其人

　　坂本寅吉，1914年出生于日本国琦玉县筱原郡的一个工人家庭。因这年是寅年，其父给他取名“寅吉”，以示寅年吉祥如意。他的哥哥是工人，日本共产党员。他少年时代曾随父亲来过中国，在上海一所中学读过书，懂汉语，但未读完中学就回日本去了。尔后，他一直怀念着和他结下深情厚意的中国少年朋友。

　　在东京，他当了一名皮鞋工人。1937年，在日本法西斯当局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认为这是不义的侵略战争，就毅然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日本反战同盟会。可是不久，他被强迫征召入伍，在炮兵部队服役。目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他内心十分痛苦，不时流露出反战情绪，因而遭到上级的怀疑。1943年，上司把他从前线撤换下来，调到后勤采伐队。同年夏天，他被派到义乌采伐公司楂林采伐队当队长。

　　在楂林，他同情中国老百姓、暗中帮助抗日游击队，甚至迎娶了一位当地的姑娘为妻，并生下一个男孩。1945年，坂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上旬，坂本寅吉在淮海战争中牺牲。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义乌和楂林都修建有坂本寅吉烈士碑和纪念碑

楂林——八里桥头的传说

坂本寅吉驻扎楂林后，有这样的故事，至今仍在老一辈人中流传

有一次，一名日本兵正要强奸一位中国姑娘，恰巧被坂本寅吉看见了，愤怒的他一把将那个日本兵推倒在地，怒骂道：“畜生，不如去奸污你自己的姐妹……”。

还有一次，他看到日本兵放火烧毁村庄，按奈不住怒火说：“你的良心没有了？中国老百姓也是人，你一刀戳死他，眼睛都不眨一眨。你要知道，我们日本有句俗话，‘你要喝人家的血，人家也会吃你的肉！’”他痛斥日本兵说，中国老百姓盖一幢房子、买一头牲口多么不容易。“你一把火烧掉他们的房子，一刀宰了他们的牛羊，于心何忍啊！”

　　某日，坂本走过楂林镇卖五香豆腐干的小摊，遇到警备队队长河野带着两个士兵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就停在摊位前对河野说：“来，来，米西米西！”

　　河野打量着锅里热气腾腾香喷喷的豆腐干口水直流，连说：“好，大大的好！”于是坂本就叫来摊主盛了四碗豆腐干，又叫他打来两斤白干。一群人酒足饭饱后甩手就走。摊主上前向坂本要钱，不料坂本一脚踢飞了小摊：“皇军吃你东西，是给你面子，还要钞票？”骂骂咧咧的坂本和河野扬长而去。

　　晚上，正当摊主在家向老婆叹苦经的时候，窗口丢进来一大把钞票。摊主一家大吃一惊，急忙跑到门口，发现坂本远去的背影。他们回到房里一数，有20多元，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赔你，别声张。”

　　传说中的坂本是如此的矛盾，他那因历史久远而显得模糊的身影更加地让记者琢磨不透。而另一个间接见证人、他的儿子蒋义生，则向记者转述了他母亲蒋荷菊生前向他描述的父亲的形象。

　　坂本在白日里动辄打骂中国百姓，但骂虽然是恶狠狠的，打却从不伤筋动骨。事后暗暗送钱送物赔礼道歉。我们揣度着60多年前那个日本汉子的痛苦，他在深夜里郁闷地举着酒瓶，在同胞的暴行和自身的善念之间苦苦挣扎。对于非正义战争的本能排斥让坂本感到窒息

　　终于有一天，坂本寅吉作出了一生中重要的一个决定：与坚勇大队大队长陈福明取得了联系。陈福明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许上山伐木；二不许做危害中国人民的事；三要向坚勇大队提供情报。坂本当即表示可以一一做到。

　　不久，坂本通报：日伪军即将进行大扫荡。坚勇大队及时安全转移。此后，坂本通过秘密联络的渠道，给坚勇大队送去数批粮食、药品以及过冬的棉衣。

　　坂本的举止引起了河野小队长的怀疑。他报告了日本义乌警备司令部。不久，坂本被逮捕。据说，河野准备将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再送回日本执行死刑。

　　文章开头叙述的故事就这样如期而来。踏上死亡之路的坂本寅吉努力抗争着命运，急驰的火车在八里桥头的转弯口减缓了速度。机会稍纵即逝。机警的坂本乘机向押解他的日军宪兵提出解手的要求，随着车厢大门“轰”的一声被拉开，坂本纵身一跃滚入了茫茫黑夜。其实，八里桥头这个拐弯处，也正是坚勇大队设埋伏准备营救坂本的地段。战士们冒着日本兵的枪弹，冲上去掩护他安全地撤进丛林。

　　此后，坂本参加了坚勇大队，正式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坂本受到了坚勇大队的热情欢迎，江征帆政委亲切地称呼他为“坂本寅吉同志”。正是八里桥头的纵身一跃，改写了坂本寅吉的人生。

“烧炭佬”的跨国之恋

　　那天夜里，逃脱魔爪的坂本一路狂奔回到楂林家中。因为那里有他妻子在等待着他的消息，她就是善良美丽的中国姑娘蒋荷菊。

　　记者辗转找到了坂本寅吉和蒋荷菊所生的儿子。他叫蒋义生，坂本牺牲的那个时候他刚满三岁。虽然有着一半日本的血统，当他却和当地乡民一样吃着米饭长大，从当地的学校毕业，最后当上了一名教师。一转眼60年过去了，退休在家的蒋义生如今已是满头华发。

　　“父亲给我取名义生，就是因为我是在义乌出生的。当年他和母亲结婚后，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蒋贤礼。”对蒋义生来说，除了名字和血统，父亲几乎没有留给他任何东西。对坂本仅有的那点印象也来自母亲的口述

　　一个中国姑娘如何会爱上一个“日本鬼子”？在蒋义生的回忆里，母亲曾经说过，坂本这个“鬼子”和别人不一样。

　　1943年秋，坂本迎娶蒋荷菊，在楂林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楂林镇学生路8号老宅，当年坂本和蒋荷菊的新房，如今也是百岁高龄。穿过那条布满青苔的石板小巷，记者一行跟随着蒋义生走进当年的新房。两扇陈旧的木门虚掩着，二楼精雕细琢的木窗结起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网，斑驳的老墙头窜出几缕青草。就是这座小楼里，60年前点起了一对红蜡烛，透过纸窗晃晃悠悠的烛火里，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不久，这里又迎接了一个新的生命——蒋义生就出生在这屋。

　　如今，老宅已经许多年没人住了，当年的邻居不是搬走就是相继过世，只有蒋义生的舅妈依旧住在这个老墙门里。

　　80多岁的老人和蒋荷菊在这个院落里相伴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她依稀记得亲戚中的一些说法：“蒋荷菊的娘家当时条件不好，坂本总是很热心的来帮忙做点事情，于是一家人都对这个日本小伙子印象不错，蒋荷菊那个时候还称呼皮肤黑黝黝的坂本为‘烧炭佬’。”

　　在那个年代，可以想象的是有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这段异国爱情，现今流传下来的故事里关于他们的结合也说法不一。

　　有的人说，蒋荷菊是被坂本的正义感和善良所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也有的说，坂本给予了蒋家莫大的帮助，让穷困的蒋家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所以蒋荷菊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他。当然也有人认为，蒋荷菊是迫于坂本的日军身份和对她孜孜不倦的追求，无奈答应了这门亲事。

　　现年80岁的胡丁贤陪记者来到老屋。胡老参加革命前曾做过蒋家的裁缝，又是坂本的战友，说起当年的那段姻缘。胡丁贤印象深刻：“蒋家的姑娘样子很好，坂本当时很喜欢她，但是一开始，蒋荷菊并没有答应坂本的求婚。”胡丁贤回忆说，当年坂本是楂林镇里赌会的大庄，到了集会开赌局，经不住坂本追求的蒋荷菊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知道赌局的底牌且不允许坂本改变结果。看过底牌的蒋荷菊把消息迅速地传了出去，带着乡亲们狠狠地赢了一把。坐庄的坂本没有食言，把整整两皮箱的钞票输给了当地的老百姓，也把美丽的蒋荷菊娶回了家。

　　在那以后，蒋荷菊经历了坂本跳下火车逃生、参加革命队伍、随新四军北撤直到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等一系列变故，也面临过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并为生计所迫而改嫁，直到1978年去世。蒋义生说，母亲从来都没有后悔嫁给了坂本，即便到离开人世那一刻，她的心还是都给了那个日本“烧炭佬”。

离开义乌的岁月

　　坂本在义乌的时间并不长。蒋义生至今不能回忆起父亲的模样，父亲的爱抚也离他那么遥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坂本寅吉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儿，随金萧支队北上。那年，蒋义生3岁。这一别，直到1949年1月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坂本寅吉再也没有回到楂林，回到日夜企盼他归来的妻儿身边。

　　受其哥哥的影响，共产主义是坂本寅吉一生的信念。1945年11月，随部队北撤的坂本在江苏海安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征帆在回忆录里提到：那年10月，坂本寅吉向坚勇大队大队长陈福明提出加入日本共产党的愿望，陈福明于是就建议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将来回国的时候将组织关系转回日本。于是坂本寅吉遵从建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和中国共产党员，坂本寅吉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曾乔装“皇军”，一马当先地制服炮楼里的伪军；他曾劝说残留在津浦铁路泰充段的日军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攻打泰安城时，他三发炮弹炸飞敌碉堡，赢得“神炮手”的美誉；孟良崮战役中，他指挥炮兵轰击敌军阵地，打得敌人闻风丧胆……离开了义乌之后，坂本寅吉的故事依旧在人民军队中流传。

　　那天下午，在春天暖暖的阳光下，我们站在楂林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追怀。纪念碑上，坂本寅吉的名字触手可及：一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胡丁贤老人和坂本寅吉是楂林镇的老相识，又一路战斗到淮海战役。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坂本寅吉这个熟悉的名字，让胡老的思绪又飞回历史的硝烟里。

　　“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坂本寅吉在一纵三旅当炮连连长。战役打响以后，我还遇到了他，当时我是一名警卫员。”胡丁贤记得，坂本当年指挥起炮兵来很有一套，指哪打哪。他经常在一发炮弹出去以后就拍拍胸口，胸有成竹地说：“我心里有底了，下一发一定命中目标。”

　　“坂本牺牲的那天晚上，我还和他一起吃饭叙旧，谁知晚上他就被炮弹打中了。”1949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历了一天的激烈战斗，在安徽萧县一座豪宅墙楼里过夜的坂本寅吉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胡丁贤说，坂本寅吉走得非常突然，没留下只字片语。炮火之猛烈，战友们甚至都没找到他的遗骸。

　　在战火纷飞的间隙，战友们为坂本寅吉举行了追悼会。全国解放后，义乌市和楂林镇分别修建了坂本寅吉烈士碑和纪念碑。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至今还陈列着坂本生前用过的物品，供后人瞻仰

（3）救下中国少女，却又为自己的暴行悔恨而自杀的少尉

摘自曾根一夫回忆录

在这个全部是男性的卫生队中，仅有一名女性，是一名中国女子。

据一名卫生员说：在离开上海不久，他们发现了这位被众多士兵强奸后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的女子，少尉救了她。从那以后，这位女子就一直与卫生队同行，照顾着少尉的日常生活。

不过，当初少尉救人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女子的肉体，而是可怜这位受战争摧残的女子，只是想保护她，把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在同行的过程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少尉与这位女子发生了肉体关系，如同战地夫妻一般。少尉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这一点在卫生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果事情仅是这样，那倒也平安无事了。但是，同一卫生队的原田中士却用暴力强奸了这名女子，从少尉手中夺走了她。

因为榊原少尉柔弱寡断靠不住，所以原田中士掌管卫生队的一切，是卫生队的实力派人物。发生了这种事，榊原少尉真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不敢说。于是这位女子便成了两位男人共用的女人。

因为少尉真心爱这位女子，这一来让少尉妒火中烧，整个人完全变了，变得疯狂暴躁。而且，当他得知这位女子怀孕后，嫉妒之心就更加强烈了。

实际上，女子的怀孕与少尉和中士都没有任何关系，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少尉却把这件事与中士的事扯在了一起，只要一喝醉酒，就耍酒疯，对女子拳打脚踢。有时候竟然拔出军刀胡闹，甚至发生过刺伤女子的事情，幸好伤势都不重。

在那段时间里，少尉喝醉酒胡闹的次数越来越多。如果对此置之不理的话，就会危及女子的生命，因此卫生员们都很担忧，大家商量让女子逃走。可是，因为此事还与中士有关，所以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以上事情的原委经过都是我从卫生员们那里听来的。

就在榊原卫生队设立临时包扎所的当天下午，卫生员们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那天，前线发生了激战，运送来了三十多名重伤员。虽然我是多此一举，但为了证实一下少尉究竟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胆小，我去了临时包扎所。

临时包扎所里因一下子送来了这么多急需救治的伤员而显得忙乱紧张，卫生员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我找到了少尉，正如传闻的那样，他喝得烂醉如泥。

“真是岂有此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竟然喝得酩酊大醉，简直荒唐透顶！这哪像一个对将士们生命负有责任的军医官！”我怒不可遏，不分青红皂白地冲着身边的卫生员伍长骂道。

“实在对不起，队长的那份活儿，我们多干点就可以了，请您原谅

他。”下士惶恐不安地道歉。

接着他又补充说：“因为我们队长特别胆小，每次伤员一到，他总是这样，他是在用酒来麻痹自己的恐惧心理。队长平时可是个好好先生，可一喝醉酒，就拿他没办法了。因此，我们总是提心吊胆，怕他做出什么荒唐事来。”

想到下士还要帮着干少尉的那份活儿，我挺同情下士的。可因为依然难消心中怒气，走来走去地想着找个地方出气，结果来到外面。只见包扎所外面排满了运送伤员的担架，有的上面还躺着等待治疗的伤员。他们都只在负伤时做了一下应急止血而已。有一些是刻不容缓急需救治的重伤员。初期治疗关系到伤员生死。可是负有救治责任的军医官竟然喝醉了！虽说你胆子小，这也决不能原谅。

“你还是个军医官吗？”我大声怒斥道。真想扑上去揍他一顿。可是，即使揍他一顿又能怎样呢？我强按心中怒气，没有发作。

如果那天仅此而已倒也罢了，可是没想到，当救治伤员的工作刚告一段落时，伍长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在众人忙着救治伤员时，躲在一旁的少尉见救治工作已告一段落，竟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因为仗着酒性，所以显得格外强悍。每当他这样，卫生员们都懒得理他。原田中士对这位喝得醉醺醺的对手也是惟恐避之不及的，早就远远地躲开了。

少尉见无人搭理他，愈发暴躁起来。只见他瞪着醉红的双眼，目光凶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拿到什么摔什么，脚踢到什么就踩什么，一通乱砸猛踩，简直没治。即便这样，大家还当作没看见。

“你们这帮家伙，竟敢不把我这个队长放在眼里！所以现在连女人也瞧不起我。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要搞清楚她怀的孩子是谁的种！把那个荡妇给我带到这里来！”他开始胡言乱语。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有什么急事，那位女子恰好走了进来。她并不

知道少尉在这里。

“不能来这里，赶快逃走。”就在我为她捏把汗的时候，少尉向她扑了过去。尽管他喝醉了，但出手极快。

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女子吓得惊惶失措。还没等她明白过来，少尉已经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强行拖上了诊断床，并把她仰面朝天按在了床上。

女子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卫生员们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女子已经成了砧板上待杀的鱼。

“接下来他会干什么？”我担心着女子的命运，无法就这样一走了之。

少尉把女子的身体固定在床上，对着卫生员们喊了一通疯话：“喂！你们这些小子们（指卫生员们），为了让你们长点学问，现在给我好好看着，我要把胎儿从这个女人肚子里取出来！”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还没到分娩期呢。难道他是要动手术把胎儿取出来吗？这女子肚里是谁的种，可不关少尉的事啊。

就算少尉是个妇产科医生，可喝得醉醺醺地动手术，母子还是会有失去生命的危险。这简直是疯狂之举。“住手，你究竟要干什么？”我真想大喝一声。但是，转念一想，对方虽然喝醉了，毕竟还是军医尉官，而我不过是其他部队的一位上等兵，即使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强按怒气，静观事态发展。

我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那位女子。只见她惊恐得脸都扭曲变形了，额头满是大汗。“请放开我！请饶了我！”女子拼命地乞求道。但是，少尉对女子的哀求充耳不闻，他把女子的衣服一直卷到露出整个腹部便开始动手术了。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从我站的地方看不清楚。即使能看清，我也没有勇气看。

就在我背过身体，紧闭双眼的瞬间，“啊呀！”我听得一声惨叫，回头一看，看见了女子痛苦万状的脸。只见她白眼球暴突，相貌令人毛骨悚然。

少尉究竟干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也许他在使用手术刀吧，只见手术刀在他手中晃来晃去的。

即使是我这个对医术一窍不通的外行也判断得出，该女子已经没救了。

我惊恐万分，再也待不下去了，赶紧夺门而逃。

后来听知情人说，那位女子死了。

少尉酒醒之后，面对自己干下的恶行，吓得面如土色，对着女子的尸体不停地谢罪。他始终被对该女子的痛苦思念所折磨，最终无法解脱而自杀了。

由此得出了一个病名，叫“战争恐怖症”。这个病名很适合少尉。如果没有战争，少尉一定是一名温存的医生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可以说这也是战争的疯狂造成的罪孽吧

（4）赤尾纯藏:日本军官营救一位中国少女的故事

本文摘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3·日军官兵回忆》

赤尾纯藏：《向南京追击·一个江南少女》

编者注:赤尾纯藏,1909年5月出生于大津市赤尾町。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二中队长，步兵大尉

我第十六师团在长江边的自茹江(浒浦镇)登陆，而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则在杭州湾登陆，分别从南北两翼对一直在上海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夹击。在此包围夹击之下，敌人全线崩溃，并开始撤退了。

但是，在上海苦苦战斗了三个月的各部队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已无力再追击敌人了。于是我们作为新锐的大部队，取代了战斗力削弱的上海派遣军，并充分利用在北支步行练就出来的强劲双腿，在长江南岸地区向南京追击败退的敌军。

江南的市镇都受到战火的浩劫，惨不忍睹。在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河流中，到处都能看到江南的平民们驾着一只只小船，或满载着老人和孩子，或装着家具及生活用品逃难。看到这些逃难的身影，不禁让人产生同情之感，并深切地体会到国土成为战场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幸!

我们没有船只，只是沿着河流边的小路排成一列纵队，一个劲地向西面挺进。由于连日阴雨，小路变得湿滑，有不少人和马失足掉进了河里。我们现在虽然行进在中支那，但与在北支一样苦不堪言。

在小路拐角处的灌木丛树阴下，一个宛如画中人一般的漂亮少女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穿着红底碎白花的可爱的中式衣服，头上戴着一些头饰，看着日本兵从自己身边一个个地走过，时而露出似乎要哭的表情，时而又显现出一副好奇的神态伫立在那里。

谁看了都明自，就像现在满洲的孤儿一样，这个少女是与得知日本兵要来而逃亡的父母在途中失散了的孩子。要是大人，就会给日本军让路，趴在农田中藏匿起来。但是这个少女的表情和身影却是那么自然，令人怜悯，这反而打动了我们。

拖着疲惫步伐的日本兵，不断地从少女身边经过，但是大家都避开少女，绕路而行。我走近她，忽然发现少女的胸前有一张用日语写的纸片。

“请勿对这个少女动手，XX部队XX中队全体人员。”

这是前面已经路过的部队士兵们，给后续的日本士兵们一份要保护这个少女的请求书。

我们憎恨向我们开枪并使我们遭受损失的敌人，但是对这个无辜的少女却没有任何的憎恨。我想，这是因为在日本士兵的心中涌起的一份超越民族的同情心和人间之爱吧。

正在这时，从后面来的通信队的马匹脚下一滑，马屁股向旁边一摆，少女一下子被甩进厂小河里。“啊，小女孩掉到河里面了!”士兵们都叫道。一听到士兵们的惊呼声，冈崎准尉马上就说:“中队长，我去帮忙!”

说着他便飞快地卸下装备交给旁边的士兵，穿着军装就跳进厂河中。冈崎准尉个子高，河水正好淹到他脖子的地方，他像是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抱着少女，把她救上了岸。

冈崎准尉浑身湿漉漉地对我说:

“中队长!把这个孩子安置在我们中队吧，到下一个休息地给她找些替换的衣服，不要让她感冒了。”

就这样，这个少女暂时被安置在我们中队，由卫生兵保护着她。大家轮流背着她不断地向西行进。

阴雨连绵，随处可见的湖泊中泛着白色的泡沫。天空低沉，似乎和水面连成了一片。然而，敌人破坏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桥梁，并且依托对岸的碉堡，在各处进行顽强的抵抗。我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和大雨，用大炮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从旁边渡过了小河，攻击敌军的后方。就这样，我们于11月20日进抵常熟。

由于连日的雨天，此前被我们收留保护的少女淋雨后患了感冒，并且发烧了。

我们在行军途中请大队的军医为她诊治，军医对我们说，女孩发着高烧，如果不尽快得到治疗的话，可能会转成肺炎。我也非常担心，想帮助一下这个少女。

正好在这个时候，得知第五中队长一色大尉由于高烧从前线撤了下来，将被送到上海的兵站医院。我向一色大尉说明了少女的情况，请求他带少女同行。一色大尉听了这些后，爽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我让中队的卫生兵将少女送到厂卫生队。之后，听说少女受到卫生队的保护，被担架抬着送到了后方，因此我也就放下心来。少女离开我们的时候，中队全体士兵都目送着她，从心底为她的康复和将来的幸福祈祷。对于射杀我们战友的敌人当然另当别论，但是我们日本军对普通的中国人一点都不怀有仇恨的情绪。

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饱受战祸的人们怀着深深的同情之心。此外，无论是彼此相互射击的敌人，还是自己的战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家都是人类，本不该有任何仇恨。大家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么做就是为了国家，所以才互相射杀的。在约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有一种无法言状的空虚。我认为我们国家将来再也不能做出以中国人民为敌，同他们进行战争这样愚蠢的事情了。

注：根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0》补充内容，一色大尉与少女后来相爱了。赤尾纯藏所著回忆录全名为《泥与血之中》，暂无中文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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