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

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完整的珠峰北坡登顶，从冰塔林、北坳到大风口…以及传说中的第二台阶和“中国梯”，身为登山片爱好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攀登者》是国产电影在此类题材上的突破，论特效水平和专业程度，不输给《垂直极限》和《绝命海拔》。而且影片还让观众看到了两次登顶，从1960年的3人到1975年的9人，那种伟大的使命感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传承，意义超越登山运动本身。

真实的历史只有比电影更艰苦，更加悲壮，当年克服万难的攀登珠峰，每个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荣誉感，“唯有牺牲多壮志”，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令人泪目。影片为了戏剧性做了改编，但还是基本忠实呈现了两次登顶中的真实状况，如屈银华搭人梯冻坏脚趾，营地帐篷被风吹走，二登搭建“中国梯”，以及夏伯渝为保暖他人双腿截肢等，遗憾的是刘连满没在片中登场。李仁港把擅长的动作戏集中在了吴京身上，危险处命悬一线，紧迫感扑面而来。虚构的两段情感戏见仁见智，与其说是想让人物更丰满，不如说是补充了气象、医疗和后勤等支援团队的形象，历史上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这最能体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雪山大全景的“航拍”中荡气回肠。

剧本结构上，“保护摄影机”才是整部影片自始至终的核心情感，60年的遗憾到75年来弥补，由此关联起张译与吴京、井柏然之间的对手戏，也构建起了角色的性格和命运，所有的拼搏，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看到队友们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插在我们自己的珠峰顶上。

P.s.映后还见到了屈银华（片中张译原型）的女儿和夏伯渝（胡歌原型，四十年后终于登顶），亲身讲述当年的故事。当看到夏老把裤腿拉起来，露出假肢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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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人问起，那再转帖下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1960年中国人如何完成人类壮举， 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的。 原标题：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侦察组进山 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叛乱与变卦 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他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 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300米，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争取登顶。 第二天，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中午12点，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踏着东绒布冰川的冰积石，穿过布满冰雪裂缝、不时发生“冰崩”的冰塔区，27日傍晚，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高山营地，营地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可谓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除了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他们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这里坡壁陡峻，积雪深不可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发生，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冲刺。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医务组八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抽水疱，竟然还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 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不惜一切代价” 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登山队的情况，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总理对登山的关注，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当时，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其目的不言而喻，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队员们，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前进？后退？还是原地休息？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凌晨登顶 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首征珠峰的艰辛与无畏。

《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巨头，谁引爆票房，谁笑到最后？

1

《攀登者》和《中国机长》一样，改编自真实事件。

攀登者，攀的是珠峰，1960年，中国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三名队员，在从未有人登顶、被称作“死亡之地”的珠峰北坡，成功登顶。

但国际登山协会，承认登顶需要两个条件。登顶者必须在顶峰留下纪念品，并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

因为峰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这次登顶不被国际登山界承认。于是1975年，中国决定再次组织登山队登山。

影片将镜头对准两次登山及中间发生的事件，以两次登顶的方五洲为主人公，串起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1960年，首次登山条件无比恶劣，甚至最后由于没有梯子，只好赤脚以队友的身体为人梯。下山后严重冻伤，切除脚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这在电影中，由张译出演的角色，进行了真实历史还原。

登山队解散后，成功登顶的三人归于平凡。一个回到登山营地，一个回家乡看羊，方五洲则是下放成锅炉工人，时而讲讲登山课。

所以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他们重新为此筹备的过程，还是很令人热血沸腾。开头部分是标准的壮士不老，壮心不已的英雄故事。

核心的登山戏，有不错的特效打底。风雪、岩壁、冰天雪地，整个环境的还原，有紧张感。

演员阵容也相当华丽，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不只是咖位，他们演起来水平也不一般。

吴京出演的方五洲经历泯然众人、被怀疑、恋人出国等打击后，接到重新出任登山队队长的信这一段，没有台词，边流泪边吃面，情感含而不发，很到位了。

章子怡的感情戏、张译的倔强。几个主角飙戏，堪称演技教科书。

井柏然的进步肉眼可见，胡歌、王景春虽然戏份不多，但在有限的空间里，还是把角色不同性格演出来了。

表演，是这部片子的高光。

2

但电影有个最大的变数，编导阵容不够硬，成片质量受影响。

导演李仁港，近几年导演履历，什么《盗墓笔记》、《三国之见龙卸甲》、《天降雄狮》、《锦衣卫》，实在让人揪心。

编剧阿来，不能算完全熟悉电影编剧的人。代表作品《格萨尔王》、《尘埃落定》都是小说。他更像一个作家，不是编剧。电影和小说，终归是不同媒介。

果然,即使原型故事感人、特效到位、演技够好，最终成片还是有众多不可忽视的缺点。

叙事不够电影化，零碎散乱，节奏也很差。

因为想讲的太多，故事不紧密。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长，很多情节还是有头无尾，没交代清楚。

情感渲染也不是通过传统的“积累—爆发”过程，而是不停的喷薄。过度煽情，让从开始已经达到高点的感情，后期陷入疲惫。

还有音乐过度使用，狂轰滥炸。一登山就配乐，抒情音乐把人都听麻木了。

最严重的问题，出在感情线上。感情戏本就铺排很差，还干扰主线，后期节奏都紊乱了。

李国梁和黑牡丹，先不说训练时总要谈谈情，黑牡丹还为心上人在测试中作弊（登珠峰体能测试，这种生死关头你搞这套？）。

登山过程中，两人掉进冰裂缝，先紧贴着暧昧的卡在冰中间。然后掉下去也都没事，还嘴对嘴人工呼吸，强行升华两人感情吗。

方五洲和徐缨，前半段感情进展还算说得通。但后来方五洲人体抗冰柱，登峰最后关键时刻对讲机说情话，这些情节也太夸张了吧？

只是因为爱情线索推进，无情抛弃合理性和真实感，是很大败笔。

再加上演员后期配音，很多时候对不上口型这个大问题。电影的缺点不可忽视，可惜了题材。

3

人类挑战极限，攀爬高峰的纪录片，《攀登梅鲁峰》是，《徒手攀岩》也算一个。

《攀登梅鲁峰》

自里芬斯塔尔主演《圣山》等高山片后，登山题材逐渐开枝散叶，发展出以登山征服为核心的片子。

相比纪录片，故事片更看重的是登山时的人，恶劣的自然条件是背景板。就像断臂求生的《127小时》，喜马拉雅营救的《垂直极限》。

这类故事片可能改编自真实事件，但因为不是真实场景，所以要靠特效、情节和演技。

《攀登者》在视觉效果，还原珠穆朗玛峰的环境，是下了功夫。

像通过冰裂缝时架梯子，周围环境质感，和讲述夏尔巴人登珠峰的纪录片《珠峰清道夫》的纪实画面，几无区别。

《攀登者》震撼角度而言，可能比不上纪录片。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本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不管山有多壮丽崎岖，人在困境下的百折不挠，才是这类片子要表现的。

电影在这方面，拍出了不灭精神和不屈意志的传承。首次登峰，从老队长传承到方五洲。

第二次登峰过程中，又从方五洲传承到年青一代队长李国梁，再从李国梁到黑牡丹，终于二度成功登顶。

最后彩蛋还有跨越多年的精神传承，杨光在1975年因山上把帐篷让给他人，腿部冻伤截肢，错失二代登顶九人。

到2019年再次挑战，以假肢成功登顶，珠峰圆梦。

岁月把胡歌变成了成龙

这个杨光也有原型，真人真事，夏伯渝，是中国残疾群体登顶珠峰第一人。

为了家国情怀，为了突破自我，挑战高峰，挑战极限，登山精神是值得钦敬的。

1975年攀登珠峰，最打动人的一点在于，那段历史切实留下过印记，无论是意志还是物质。

那次登顶，中国登山队不仅成功测出8848米的珠峰高度，在第二台阶放置的“中国梯”（2008年梯子退休），曾帮助几百人成功登顶，是真实的世界级贡献。

题材是好题材，演员是好演员，特效也不错，片子可取之处不少。但过度煽情、感情线冗余等缺点，也难以忽略。

所以是否为了感受历史、感受情怀、感受演技，欣赏特效，在影院的大银幕，去看这部瑕疵和优点一样明显的片子，就看你看重什么了。

即使不提TVB【天与地】雪山食人 四缺一 就前段时间的【徒手攀岩】 也很难说是单纯的励志 我更愿意称之为反向的自毁情结。而李仁港导演的【攀登者】只能说是【蜀山传】的新中国版本。雪魔每十五年重现江湖（虽不知他为何如此有时间观念）人仙魔的三方地界需要重新划定。吴京与张译领衔的团队应该是人与仙 前后辈的杂糅 只是成分划分并不明确。而张译的角色本应最容易黑化 摄影机就是他的心魔 假设他再面临一个情境 在摄影机与整个登山队之间做出生死抉择 他大概率会选前者。但出于多重考虑 后一次他因为脚伤 连上山的机会也没有 一方面避免黑化 但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 于是摄影机和这个角色本身不免由鸡胸紧缩成了鸡肋。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像【拯救大兵瑞恩】式焦点明确的道德与伦理拷问。胡歌与井柏然算是后辈新一代 或者说是还没开窍的凡人 但可惜的是 被安排为还没开窍就打回了原形 只能靠吴与章一对老前辈出来收拾残局。说到底 还是回到“仙侠”片的历史遗留老问题 无法处理好神仙与凡人间的分类 能力 转换等问题。在2001年【蜀山传】的十八年后 章子怡老师依然演了个仿佛是游离的局外人角色 而吴京老师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再给别人 当年降临到他头上的开窍机会。

攀登者真是难看啊!好久没看这种会让人忍不住玩手机的电影了，真的是太多槽点了诶。

第一，作为一部电影的基本条件，口型却一直对不上，玄幻！

第二，整部电影动不动就用恢宏的音乐强行渲染观众的情绪，透支观众的感情，结果作为观众的我只有冷漠脸。

第三，剧情上我是搞不懂徐缨为啥子一定要自己亲自上北坳，留一条命不好吗？她又不是当初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缺了她就不行，就不能让其他气象人员观测了吗?

第四，把攀登珠峰的写实片拍成了武打片，那动作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吗？哦不对，是武打爱情片，请问黑牡丹在电影里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跟井柏然谈恋爱吗？请问章子怡的徐缨为什么在明知身体不行的情况下，强行带着队员登峰，让别人为你的爱情买单？看到这些些添乱的人就来气，归根结底还是导演对这些人的刻画，估计在他眼里，女性都是这种只会为了男人罔顾其他的生物吧。

第五，人物刻画，所有角色都显的平面化，张译的转变太过生硬，吴京的主角光环太重，总指挥的党员形象有点糟心，等等。

第六，唯一的优点就是演员的演技还是可以的，最让我满意的是张译和吴京，井柏然虽说不出戏，但说台词总感觉在朗读课文。

全片最让我感动的竟然是片尾里的真实影影像资料中那一张张质朴的笑脸！可以说感动的是历史的厚重感，却没有半分为电影动容。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真的让我很失望很失望！

第一次写影评，原谅我的小学鸡水平，实在是太失望导致睡不着觉，来抒发下，大家多多担待。

二次更新：看到这么多人评论挺受宠若惊的。

可以理性讨论，掐架骂人我都拉黑删评了。

再多BB一句，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接受任何方面的人身攻击，以及对打分的质疑。

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不一样，给出的分数高低属于自己的自由，别来指手画脚。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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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络评论和基友成功让我降低对这部电影的期待。

否则我不会还能心平气和地给这部电影打个6分。

冲着京哥和娘娘去的，没注意导演，也不了解导演。

开头挺澎湃的，我来之前知道感情戏尬，我一直以为是男配女配那对。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是男女主。

我看到在试攀登另一座峰的时候，男配女配那尴尬的卡位觉得有点不舒服，但尚在忍受范围之内。

再之前憋气少十秒那个环节，觉得也还凑合，这毕竟要给教官一个针对的理由 。

男配女配说完了，说男女主了。

前半段部分我在内心疯狂吐槽怎么京哥这次又是钢铁直男本色出演，为什么这样的人还有那么漂亮的妹子喜欢，因为他是吴京吗。

但也还行吧，毕竟我又不是看他们两个谈恋爱的。

就连京哥救了娘娘那一幕，我还在想啧怎么又是这么巧合的英雄救美，导演编剧好恶趣味哦（指指点点）。

然后京哥受伤，队长换人，两位教官存在意见分歧（你们怎么不打一架），然后小队长牺牲，另一个教官道歉后悔——我脑壳隐隐开始疼了。

牺牲和不牺牲属于个人选择，没什么好评价的，但是教官因此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由极度的渴望到后来极度的保守，这个转变和剧本设置只给我一个感觉：编剧在幕后冷笑，看吧，你终究会被打脸的。

接着是观测到一个新的窗口期，我压下了心中“其实再等一年也没什么吧”的想法，看着男女主突然结缘，苦大仇深地想：为什么京哥能有女朋友。

又遇到突发状况了——京哥一马当先——为了抢设备京哥遇险——女主开始哭——京哥醒来，某个戴黑色墨镜的领导说的好啊，凭什么公器私用，关键时刻还在谈恋爱。

你以为这里已经够公器私用了吗？

不!

我对女主因为没得信号硬撑着往前移没什么意见，但这个立意真的立得太低了，完完全全落在了对男主生命的担心上，就不能别的什么，比如自己提出的空窗期所以无法看到攀登队员牺牲的责任感，什么对国家的情怀，再加上对恋人的担忧——恕我眼拙，我只看到了最后一点。

还有气象局女主的部下简直是倒了大霉，她一个人不顾危险往前冲没事，你要对部下负责啊，加上一句什么部下都愿意和女主往前冲也行啊。

而且女主GG，那一句想说的话是我一直想娶你，尴尬的我没眼看，钢铁直男还是属京哥直男啊，没恋爱先求婚，这种操作别人做得到吗？[夜神月似呐喊]

最后电影的高潮居然是女主死了那里，我真的嗦不出话。

这部片子说真的不差，虽然bgm一堆槽点吵的要死，攀登出事解决的方法也大同小异（京哥开大啦——），攀登的镜头还是挺震撼的，为了救人摄影机没了这个点也很棒，训练营里的训练很有意思。

但基调坏了，没法救。

感情线不是不能写啊，女主拼上性命那里完全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就稳一点，强撑着没让钢铁直男京发现异常，然后登上鼎峰再得知女主死了。

或者“此身既已许国，何以许卿”。

都说了是爱国作品，整部片子最大的爱情线应该是全员→祖国，多的都是喧宾夺主。

欸，想想还是意难平。这么好的题材和演员，太可惜了。

有幸观看了电影《攀登者》的北京点映，观影之前做了一些功课，了解了电影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 我终于明白，电影海报上的“为国登顶，寸土不让”究竟意味着什么。 攀登珠峰为了什么？ 为了捍卫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 如果你觉得，这两句话写在这里显得有些空洞，不妨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后一路走来的历程。 当国家积贫积弱，只能任人宰割、任人奴役，那一条条不平等条约，那一个个外国租界… 当是时，我们的国，我们的家，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如果你明白这种滋味，就能明白1960年我国登山队员冒死攀登珠峰的意义。 晚清之际，我们的国家任人凌辱，我们的国民任人奴役，我们的国土任人践踏，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西方的船坚炮利？仅仅因为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 我想，不仅如此，还因为晚清之际，直到民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上到下都丢了魂。 那么如今呢？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背影已经远去了，但似乎还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 “外国的月亮就是圆”这种崇洋媚外，奴颜卑膝的思想，还不能完全从国民心理中抹去。 所以，《攀登者》这部作品讲的是什么？看完电影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部希望为中华民族唤起中国心，中国魂的作品。 这心，这魂，自古就在。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那么，在这部电影中，便是—— 在徐缨子笔，在李国梁刃。 为方五洲肩，为曲松林足。 而我对电影中的“中国魂”，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第一点是，血脉相连，息息相通。 或许由于真挚得堪称“掏心窝”的表演，从没有一部电影如《攀登者》一般，让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和人是连在一起的。 正如主题曲中所唱的“不必有我，登上绝顶”，当第一次登顶时，方五洲用自己的肩膀搭成人梯，当十五年后，他因为受伤只能困守大本营中仰望着不属于自己的珠峰，他的眼神中或许有一丝壮志难酬的落寞与不甘，但更多的是心愿得遂的欣慰与成全。 曲松林亦然，他望方五洲、李国梁成功比望自己成功还切。 而电影中出现的藏族同胞们，也让人感觉这么亲。 同一个使命，同一个珠峰，让他们的心，他们的命，早就连在一起，水乳交融了。

所以是你，还是我，又有什么分别呢？ 第二点是，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当方五洲临危受命接过老队长的棒，当他将那根接力棒交到李国梁的手中…这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传承，让我想起《愚公移山》中的句子：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正如某位影评人所言：中国梯，其中的精神是传承。 第三点是，不抛弃，不放弃，让事情是它本来应该的那个样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义。 而“义”的意思是，不问值不值，只问该不该，无论何时，都只做该做的事情。 于是当李国梁在大风口犹豫了一下，无奈但又决然地继续迈开脚步；当他在悬崖上割断命悬一线的绳索，然后用仅存的力气将摄影机抛向同伴：“我要你们继续。” 当方五洲逆风而行，向着雪崩的方向，用血肉之躯守护升起国旗的觇标。 当方五洲用沉静的声音缓缓说道：“我会选择死，保住摄影机。” 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事情本来应该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我心中眼中，《攀登者》的中国魂。 下面写写我喜欢的人物。 个人最喜欢的人物是曲松林，之所以喜欢他，因为剧作家为这个人物设置了复杂的规定情境，更容易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性。他在每一个情境的变换之下，每一个人性的转折，都非常动人。 电影开场，一次雪崩带走了老队长的生命，方五洲临危受命接任队长，他带领着曲松林、杰布登顶珠峰，曲松林是摄影师，本应在峰顶留下影像，却因意外，方五洲为了保住曲松林的性命，替他扔掉了摄影机。 “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拼死保住摄影机里的那些数据呢？还是愿意丢掉摄影机，自己活命呢？” 自从下珠峰之后，他的人生就活成了这样一个执念。 生命与荣誉，小我与大我的两难抉择，曲松林和方五洲对饮的这场戏，处处充满尖锐的拷问和凌厉的机锋。 “没能留下数据，都是因为我。” 放弃宝贵数据换来的生命，在曲松林而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他想用生命给祖国一个答案，可是这个答案，却永远给不出去了。 老队长的遗像前，他毅然拂袖而去，打落一个空啤酒瓶。 那一刻，仿佛他的性命，也如同这啤酒瓶一样玉碎了。 那是他用他已经许给祖国但没能许出去的性命，逼着方五洲誓师。 在电影前半段的这种种情境里，演员张译的表演总是斩钉截铁。他的声线句句朝下，杀伐决断，掷地有声。 很喜欢登山队训练营，曲松林化身魔鬼教练的戏份。 当他说出：“有人能做到。”带着欣慰的笑容看向方五洲，那一眼，就好像他自己活在了方五洲的身上，活在了方五洲顶天立地的膝盖上，活在了方五洲背负千斤的肩膀上，活在了方五洲屏住呼吸的胸腔里… 而之后，他把他的命许给了方五洲的继任者——李国梁。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珍惜你。” 张译本人解释：曲松林化身魔鬼教练是因为珍惜李国梁的生命，希望他登上珠峰，活着回来。 而我从曲松林身上看见的分明不是这样，我只看见他将他的心，他的眼，他的腿，都托在了李国梁的身上。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眼，我的腿，我的心。我的未竟之志，希望活在你的身上… 也许正因如此，他在李国梁身上一手导演了他一直想要完成却没能完成的“玉碎”剧本。 拖回李国梁尸体的时候，他步伐沉重，如同一下子老了十岁。 “我错了…” 唉，这真是，一生一死两难忘…万古只有雪茫茫。 写完喜欢的人物，最后再写写个人心目中，这部作品的遗憾吧。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爱情线相对多余，分散了作品的核心主题。

爱情固然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但这部作品最核心的主题仍然是爱国。所以爱情如果不能与爱国融合在一起的话，就会打散了一部作品的“神魂”。

好的作品应当是“形散而神不散”，个人理解，“神不散”的意思就是，主题只能有一个。

正如某位影评人所说的，一部作品只能有一个核心矛盾。

章子怡的表演很好，但徐缨这个人物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小女人，不是说她不爱国，而是说她的最高任务和贯穿动作是爱情。

那么李国梁和黑牡丹、杨光和赵医生的爱情戏，其实也冲淡了作品那种“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感觉。

甚而杨光这个人物的动机设置，也与影片的主旋律颇不协调。

也正因为主题被打散了，所以使得每个人物的心、力无法拧成一股绳儿。

其次，剧作家、导演、剪辑师对情节结构、节奏的把握还有一些不足。

如果说，爱情线的设置是这个剧本的先天不足。那么，登山戏的节奏，则是作品的重大遗憾。

本来就是一部登山题材的作品，但登山的惊险场面运用太多，后面高潮上不去，容易审美疲劳。

所以，中间那次登山拉练，是不是可以考虑取消？

剧本的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不是可以再好好斟酌一下？

如若不然，就显得情节有些平，不说流水账吧，也有平铺直叙的感觉。

最后一点，可能是我个人的高标准要求了。

那就是不妨思考一下，影片的艺术性如何提高？

目前作品对登山的表现，还是偏于写实。

这就容易使那些攀登场面变得只是攀登了。

而攀登背后蕴含的精神，却并没有从镜头语言中体现出来。

导演本身是动作片出身的，而演员吴京也以惊心动魄的动作见长。

突出动作，这并没有错，但如何使得动作背后蕴藏的精神和内涵，以一种近乎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便考验导演的功力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陈凯歌拍摄《黄土地》时对演员说的话：“你肩上担的那不是黄河水，那是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技术本身是电影的外在形式，那么如何做到“以形会意，意因形生”？如何进一步做到“以神驭形”乃至“惟存一神，脱略形迹”？

这便是剧作家、导演值得思索之处。

作为观众而言，比起惊心动魄的动作戏，我更加希望看到，攀登者的每一个脚步，是如何走出信仰，走出神魂的。

是想通过登山场面，看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如何站起来的。

而不仅仅是感官上的惊险、刺激乃至悬念。

补充一点遗憾，正如本文评论中的所言的，影片未能突出登顶珠峰的历史意义。

整部作品的两次登峰行动，都没有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其中蕴含的国家、民族感情，也不容易呈现。

其实这部作品如果处理不好，容易拍成一部纯登山题材的动作片，目前的呈现不能说尽如人意，如果能将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好好写一写，不是以方五洲个人为视角，而是以国家为视角，去写写我们国家的处境。则爱国主题更加凸现，而国家和个人之间，也能够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爱国爱国，立场自然是国，不站在国的立场上，爱国感情自然难以呈现。（这一点《走向共和》就很好）

总体来说，演员五星，剧作、导演三星。出发心和情怀五星。

草草成文，言不尽意，容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