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妈妈美极了，像林中的仙女一样。她生下达尼拉后，肚子涨的厉害……她在我怀里死去，上帝给的，上帝又收回去。”

那个时候贝汗有火鸡，他一定没有忘记外婆送他时的惊喜。火鸡发情，贝汗也在恋爱。阿兹拉，那个一本正经的听他讲石灰的故事，问他会不会接吻，让他甘愿为之死去的少女。当然，他还有慈祥的外婆，酗酒的叔叔和残疾的妹妹。它本可以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喜剧，单纯的吉普赛男孩在杂乱的吉普赛村庄里，渴望着爱情，天真的活着。

但“活着“，本就是个简单却又残酷的命题。影片一开头，贝汗不过是个单身的吉普赛少年。生活带给他的残酷，或许就是阿兹拉的母亲因为他的贫穷而拒绝求婚，以及对于素未谋面的母亲的短暂回溯。而这恰恰是每个吉普赛人的生命困惑：贫穷与失根。与其说是酗酒与嗜赌导致了前者，不如说，后者是一切的悲剧内核。用漂泊彰显故乡，流浪是对“根“无休无止的追寻，也是困顿的来源，何以为家？何处停息？无尽的困顿最终化为精神的迷惘，只有用浓烈的酒精与短暂的快感去填补。

至少此时的贝汗还不用去考虑这些，火鸡，是村民感恩外婆的赠礼，带有自然的纯洁与简单，贝汗抱着火鸡同阿兹拉看电影，拉手风琴给火鸡听，就连一对小情人幽会时，火鸡也要捣乱从脚手架上跳下，扑到贝汗身边。火鸡是代表贝汗天真的意象。一种打量世界的天真视角，虔诚信仰着上帝，以爱情为生命。在吉普赛狂欢节时达到高潮，赤裸的贝汗与阿兹拉平躺在小木船中，在各自的身体上刻下姓名。不知是否是库斯图里卡有意为之，小小的木船像极了小小的白色棺材。悲剧在欢乐的极点中衍生开。暴风雨之夜，好赌的叔叔毁掉了房子，炖熟了火鸡，火鸡死了，贝汗纯洁的时光也结束了。一步一步走入艾哈曼德的花言巧语，天真的少年以为旅程指向的是财富，爱情与妹妹的健康，以为可以用双手挣来正当的钱财。铁便当跌落苹果糖，车窗之后渐渐模糊的吉普赛村庄，是天真世界抽离前最后的影像。

“好好照顾他们，爱护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他们是我拥有的一切…我怎么能不哭，我的灵魂在流血。”

艾哈曼德的棚屋蜷缩在罗马的市郊，并不像他天花乱坠的说辞里那样美好，财富是靠犯罪得来的，充斥着斥骂，责打，虐待与人口贩卖。奶奶说，一个不会做梦的吉普赛人就像一座没有屋顶的教堂，在贝汗的梦境里，大火是“失去”的具象，家，积木教堂，火鸡，奶奶在广场上抛球，拉着手风琴好像就能回到奶奶身边……一切杂糅在灰烬与手风琴的声响中，这或许是贝汗潜意识里的挣扎，他以为自己有美好的理想，其实不过是为了金钱被迫流浪。以为自己在罪恶和谎言中学会了成长，却几乎把自己遗忘。他拒绝了同情与温柔，屈服在艾哈曼德的欺骗，最后的一丝天真在新房与婚礼的幻想中苟延残喘。

首当其冲的是自己幻想中的爱情，死亡从这里开始蔓延。回乡得知阿兹拉怀孕的事实，习惯了谎言的贝汗以为阿兹拉的的清白也不过是另一场欺骗。他想把孩子卖掉，用这样一种疯狂的方式去救赎与阿兹拉的爱情。于是与阿兹拉的婚礼不再是婚礼，更像是一场用音乐和贺礼粉饰的葬礼。在拒绝阿兹拉的恳求后，最后的一丝天真便枯萎死去。阿兹拉在夜晚时悬空生产 ，既是母亲也是新娘，仿佛重演了贝汗命运开启的时刻，呼啸而过的火车仿佛带着女人的生命远去。贝汗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妻子，以及他曾经一直追寻着的母亲。还有那个不被别人认同也不被自己认同的自己。变奏的手风琴，不知是对生命的礼赞还是死亡的悲歌 。阿兹拉的白纱，母亲的白纱，像梦里的鸟儿，飘飘荡荡。贝汗终于认识到了艾哈曼德对他编造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蒙骗，他失去了新娘，妹妹不知身在何方，所谓的新房更是子虚乌有。最后的信仰轰然倒塌。爱情，上帝与艾哈曼德，原始的信仰死去，宗教的信仰被遗忘，世俗的信仰和他苦苦积累的金钱一起，被意大利的洪水冲走。

上帝给了我财富，把它和灵魂绑在一起，然后一起拿走了。

所幸命运似乎演绎着守恒定律，被夺走的以另一种方式返还。贝汗找到了失散的妹妹，找回了阿兹拉在世上为他留下唯一的骨血，找回了家而生命也即将走向闭环，他选择以罪恶反击罪恶，用谎言安放自己漂泊的亲情，带有巴尔干半岛孤注一掷的野性与决绝，他在婚礼上杀死了艾哈曼德以完成对自己最后的救赎。死的时候，他仰面躺在火车上，重新看见梦里妻子诞下的白鸟，血液染红车厢里的白沙，吉普赛人认为，血液就是力量。而在流逝的鲜血中，他似乎找回了自己业已丢失的天真，却再也回不到开头那个简单的吉普赛男孩。婴儿出世时的啼哭，素未谋面的母亲，梦境里苍老的外婆。自己最珍爱的火鸡似乎就是临死前眼前的白鸟。吉普赛人嗜赌，而贝汗以生命为最后的筹码，输得一干二净，却最后从上帝那里赢回了自己曾有的天真。

影片多处让我想起《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贝汗的外婆既像扶持着整个布恩迪亚家族的高祖母乌尔苏拉，又像是未卜先知的加泰罗尼亚智者。阿兹拉身穿白纱飘起，仿佛再现了雷梅黛丝身着白袍飞天的景象。以及片尾的大雨，泥泞的世界，像是席卷马孔多的经年之雨，只是，雨里只有带着父亲最后金币去流浪，踏上命运循环的小贝汗。只是没有人拍一封电报说：马孔多在下雨。

导演说，吉普赛人的梦就是他们的历史。

影片绝大部分的对话使用的是罗姆语，大量使用非专业演员。据说，主演Devor跟他所扮演的角色Perhan一样有着相似的经历，初为人父。然而他却在1999年因为过度吸毒去世，令人唏嘘。

这是一部成长纪事类影片，同时也被称作是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片子，于1989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关于导演

本片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同时也参与了编剧创作。他出生于南斯拉夫 萨拉热窝一个世俗的穆斯林家庭。除了《流浪者之歌》，他还导演了一些影片，比如《爸爸出差时》，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铜奖。《亚利桑那之梦》，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黑猫白猫》，威尼斯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

可能是因为本身的经历，他将自己的国家的故事，编织成一个幽默又恐怖又悲惨的令人难忘故事，他把这些故事都打上标签，说他们都是欢乐的故事（joy），但其实背后反映了很多社会矛盾。

库斯图里卡受到了约翰福特（John Ford）,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nuel）科波拉（Coppola）, 卓别林（Chaplin）等导演的影响，像很多俄罗斯、捷克、南斯拉夫导演一样，他也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习影视。

由此，影片中一些场景，比如人贩子Ahmed和Perhan的对话，与《教父》的场景和用光相似，还有舅舅的一些肢体表演也模仿了卓别林。

他关注他所处的社会冲突矛盾，家庭、社会变革、动荡的社会，电影里充斥着不安静的元素（比如密集的场面调度，长镜头使用，火鸡、鹅这些动物的出现），关注边缘人物，吉普赛人、犹太人、穆斯林。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残疾人、儿童、窃贼、违法者、持不同政见的人等。他的电影刻画的是残酷的现实，但是却充满了幽默、喜剧的感觉，动作滑稽（比如影片中的舅舅）的场面。

关于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官方的称呼是罗姆人。

据说，他们原本居住在印度，由于某些原因向外迁徙。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难以融入其他民族，导致他们在其他民族主导的国家不受欢迎，受到歧视，被认为是乞丐、小偷、人贩子，由此他们在二战中也受到了纳粹德国的迫害屠杀。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电影里面，Azra的妈妈不希望把女儿嫁给Perhan，嫌弃他贫穷，而且为了拒绝Perhan还说了很多带有歧视的难以入耳的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半岛成为吉普赛人最为集中的地区。然而，流浪还是他们所坚持的生活方式，他们以大篷车为家，没有固定居所。

他们以占卜为生，这也就是影片里外婆这个角色所代表的人物的职业。我们不禁把他们与巫术、神秘力量联系在一起。像影片里的男主的超能力，和外婆的占卜术。

关于梦

超现实主义的表达，利用奇妙的想象力，无逻辑的、无意识的人物心理活动，使现实和梦境的矛盾结合，达到一个超现实状态。

影片中，梦境的场景频繁出现，甚至跟现实模糊了边界，比如Perhan梦到自己回家了，一家人开心地聚在一起，外婆在教堂前面抛着红色毛线，拿着红色毛线绕着教堂模型。是他思念亲人的无意识的表现。

但是，Azra死后的他，在给外婆写信时，说他已经不会做梦了。他已经没有牵挂，行尸走肉一般。(对应片子里Perhan给外婆写的信里说的，没有梦的吉普赛人是什么样的？就好像没有顶的教堂、不发出声响的铃铛。）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他在说这句话之前，经常会有梦境的场景，他原本还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有梦、乐观、会爱人也被爱。

导演说吉普赛人的梦就是他们的历史。个人看法，历史也可以理解为神话故事吧。如果他们不做梦了，那就没有精神支柱，如行尸走肉一般。正如导演所说的，吉普赛人的社会法则建立在两个元素上面，即深刻的神话，和从神话中汲取的巨大精神资源。

关于魔幻现实主义

这部影片也被称作是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这部影片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有哪些，和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相比有何不同或相同，同时魔幻现实主义电影和其他魔幻、奇幻电影的界线在哪里？

魔幻现实主义，即故事基于现实生活，使用了大量逼真的细节，场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穿插进一些魔幻或者超自然因素，使用魔幻元素来说明现实。而幻想故事通常与现实分离。

魔法和骗术之间没有界线。魔幻的场景，如漂浮的新娘，操纵金属的特异功能等，是我们作为有常识的正常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见到或做到的。然而，骗术，确实普通人正常人能够做到的，其实就是通过语言偷换概念，通过手段达成的一种幻象。

导演说，吉普赛人和南美人的艺术创造是建立在非理性（irrationality）和贫穷（poverty）。

关于宿命论

片头有个人说，他们想束缚我，拿走我的翅膀，但是我的灵魂不需要翅膀，想飞就飞。当上帝还在地上的时候，就拿我们吉普赛人没办法。

吉普赛人的灵魂不需要翅膀，他们天生就是自由的。然而结局却是矛盾的。

Perhan运用自己的超能力得到了金钱，但是最后却被一场毫无征兆的洪水冲走。真是造化弄人。

他的独白：上帝给了他财富，却又要带来风暴把他的财富淹没卷走。上帝给了他盗取金钱的运气，却又惩罚他，没收他的金钱。

I am a victim of an evil fate

他不理解这种厄运.

他越是逼着自己去理解发生了什么，或接受这些，他脑子里就越混乱越迷惑，真相也就离他越远。他绝望，感到被命运捉弄，被诅咒。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已经不再做梦了，如果一个吉普赛人不做梦了，就像没有顶的教堂，没有声响的铃铛

虽说中间有一段风光的时候，Perhan去了意大利后衣锦还乡，娶了自己心爱的人，但是最后却为了复仇不幸身亡。最后，这个家还是没有摆脱贫穷，一家人还是住在那个又小又破的房子。他的儿子也走上了他的道路，偷了金币逃跑了。

他们相信上帝，外婆经常提起上帝，认为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说起去世的妈妈，她说：上帝把她给予我，又拿回去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相信上帝，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

作为外人的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无拘束的，而他们本身也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然而实际上这种自由也是被束缚的，因为他们会一直被困在他们的贫穷里，困在上帝的规则里，困在宿命里。

最后一幕，舅舅背对着镜头，古怪的走路的姿态，像卓别林走向生命之路。

关于符号和象征

移动的箱子。第一次是在Perhan去找azra求婚的时候，路边走过很多箱子，Perhan心情愉快。第二次是Perhan罩着纸箱逃过警察的追捕。第三次是Perhan刺杀Ahmed时他的兄弟在箱子（茅房）里被杀然后蹒跚几步，倒下。第四次是Perhan的儿子，拿走金币后在罩在箱子里逃走。

大部分时候，箱子是在逃跑或离开的时候出现，可以说是一个面具，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现实，只能偷偷跑掉，一直流浪。或者说是一个庇护的工具，在流浪中，保护他们穿越危险的地方。

漂浮的女人、白色婚纱、母亲，即神圣纯洁的存在。女孩分娩的场景，也是神圣的。包括外婆也是一个受尊重的重要角色。在这里，女性角色是重要的。比如母亲给他生命，外婆养育他，对他的成长产生正面效果的。但是男性角色是负面，比如嗜赌成性的舅舅，人贩子Ahmed等。

外婆说的神话故事，天空和大地是夫妻，他的孩子想把他们分开，比如太阳，但是没有成功。但是只有风做到了。

在这部影片里，风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出现了很多次，风把头纱吹起来，头纱有目的地飞舞，像被赋予了生命；风让Azra在分娩时浮起来；风把妈妈吹进了梦境，飘在车窗外。等等。

片尾，Perhan临死前看到的白色鸟，应该是他向往的。他也说到，梦到妻子Azra生下了一只白鸟。应该也是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够真正的自由翱翔，像风一样。

矛盾

诗意和残酷的结合。一边是残酷的现实，一边是诗，像影片里的一些角色，时不时会念叨一些句子，又美又凄惨。

矛盾的，有婚礼有葬礼，同一个屋子里的人，有些人开心庆祝，有些人在争吵。在看似热闹的场景中也有矛盾。可能也是因为导演所处的地区，巴尔干地区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区。

他沉迷于费里尼的《阿玛柯德》（Amarcord）里面的喜庆、粗俗、密集的场面调度。由一个疯疯癫癫的讲述者开始，影片充满诗意、自由地转向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导演也被称作费里尼的继承者。

参考资料：

1. IMDb

2. RogerEbert影评

3. //www.encyclopedia.com/movies/dictionaries-thesauruses-pictures-and-press-releases/dom-za-vesanje

4. http://bobafett1138.sealteam1138.com/2011/03/dom-za-vesanje-1988-directed-by-emir.html

5. //www.theartsdesk.com/film/dvd-time-gypsies

6. //www.unsungfilms.com/6773/time-of-the-gypsies/

《流浪者之歌》中，库斯图里卡将吉普赛人流浪的悲凉和对土地的眷恋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夹杂着库斯图里卡式的幽默与讽刺、嘲弄与荒诞、魔幻与现实、象征与解构、夸张与真挚。他也凭借这部蕴藏着对民族和故土复杂情感的影片，获得1988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

20世纪80年代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分崩离析，库斯图里卡不知何去何从，只好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电影学期间，为了适应好莱坞电影环境，他用好莱坞的方式拍摄了《亚利桑那之梦（Arizona Dream）》（1993），以类似旅行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青年的美国梦，同时也成为导演本人命运的一种暗喻。虽然这部影片在美国并不卖座，但是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世纪90年代初期，库斯图里卡的父亲因为在萨拉热窝的房子被摧毁，死于心脏病，家人们只能去黑山避难，库斯图里卡觉得有必要回到故乡，向世界讲述故乡的故事，于是毅然回国。

因此，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不乏对国家政治和吉普赛民族的观照。甚至在很多影片中，吉普赛人成为他电影中的主体。《黑猫，白猫》和《流浪者之歌》就写尽了作为吉普赛人民族性格的“流浪”。这种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两歧性：流浪一方面使吉普赛人个性鲜明、热情奔放、洒脱豪迈，从梅里美的《卡门》中很容易看到这种性格；另一方面，也使得吉普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边缘人，他们被排挤、被压迫、被蔑视，这种状态甚至持续到当代社会。

吉普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库斯图里卡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与后者生活在萨拉热窝的童年经验有关。更重要的是，早从十世纪便开始迁徙，且是最早移居西方的东方民族之一的吉普赛人，在西方虚构作品中提供了东方异教徒最根深蒂固的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塞尔维亚电影传统的表现。《流浪者之歌》中，库斯图里卡细致入微地探讨了吉普赛的宗教问题，即吉普赛人的反基督教信仰。比如片中的净身仪式，最早就来源于斯拉夫民族的异教信仰；影片结尾处十字架倒置的场景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也都为吉普赛人贴上了异教徒的民族标签。《流浪者之歌》中的吉普赛人节庆仪式,在这个仪式上，音乐、舞蹈、醉酒及一切具有吉普赛风格的享乐，都呈现出吉普赛民族和文化的特征。

在对节庆的表现中，库斯图里卡常常使用马戏团等元素。马戏团表演中的特技和魔术等项目，给人以超现实的魔幻感。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很多桥段恰好与特技、魔术如出一辙：《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中的迪诺会催眠；《爸爸出差时》中的马尔克梦游过程中可以看见一切现实之外的事物；《黑猫，白猫》中吉普赛老人死而复生；《流浪者之歌》中男孩可以用意念操控餐具……这些超现实、甚至是反现实的设置，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后现代手法。

此外，“飞行”也是库斯图里卡电影的标识之一。《爸爸出差时》的结尾处，马尔克似乎要飞向天边；《地下》的婚礼上，新娘在空中飞过；《流浪者之歌》中也有新娘飞行的桥段；《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中迪诺告诉多莉·贝尔，他梦见自己在城镇上空飞翔。飞行场景几乎出现在库斯图里卡的每一部影片中，创造了强烈的脱离感和惊异的体验。在谈及运用飞行场面的原因时，库斯图里卡自己说：“我在布拉格的一个老师告诉我，‘分辨好电影和坏电影的方法，在于好电影的每个角色仿佛都没有了重力。’于是我想，我为何不学夏卡尔，真的让人们都飘起来呢？”事实上，飞行场面的设置具有某种象征性。所有飞行的人有着共同的边缘身份，在生活上遭受放逐，为了逃离这种生活，他们只能选择“远走高飞”。甚至可以说，“飞行“似乎是库斯图里卡影片中的边缘人逃离恶劣生活处境的唯一方法。

在马戏表演的狂欢仪式中，其形式感可以使观众从日常生活走进另一个喧闹躁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获得另一种对生活的体验。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现实的魔幻感、人物形体的扭曲、动物，往往同时出现，形成某种无秩序的状态，这种无秩序存在于库斯图里卡的多部影片中，构成了马戏团美学的内在逻辑理路。库斯图里卡总是将多种动态形象放置在同一个场景内，这些形象通常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当他们一起出现完成场面调度时，却又衍生出很多不确定性因素，造成了画面或场景的躁动和混乱。《流浪者之歌》的奇异梦境中大量看似混乱的元素，以及贯穿全片的手风琴、火鸡、婚纱即是如此。

正是通过这种狂欢化的手法，库斯图里卡在婚礼叙事中融入了巴赫金所谓狂欢节的全部特征，如全民性、仪式性、等级消失和插科打诨等。库斯图里卡电影中，几乎所有人物都会参加婚礼仪式，在仪式上任意嬉戏玩闹。事实上，在吉普赛人的世界里，婚姻本来就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成为吉普赛法律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他们视婚礼为人生的首要大事，甚至有人认为普赛人热衷于旅行，往往是为了会见亲友和为儿女选择伴侣，可见婚姻对于吉普赛人的重要意义。因此，婚礼场景作为吉普赛文化的一部分，被库斯图里卡凸现出来的。库斯图里卡力图通过婚礼场面的那种失序和狂欢，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独特的感受。《流浪者之歌》中，婚礼之外的生活都是索然无味的；《地下》中的人们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中度日如年，每天都重复着日常琐事，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几近扭曲，对婚礼所营造的另一种世界充满深深的期待；《生命是个奇迹》中卢卡修筑铁路的沙盘上也有一个模拟结婚的场面。

不仅如此，库斯图里卡影片中的宗教仪式，也发挥着与婚礼类似的效果。譬如《流浪者之歌》中的净身仪式发生在圣乔治日，这个节日对于吉普赛人来说意义重大。表现这种仪式，同库斯图里卡本人的南斯拉夫背景有关，同时，这些仪式也鲜明地反映了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风格。仪式大部分是无章无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而更像是多种义素的交织错落。巴赫金认为起源于酒神仪式的狂欢节“脱离了自己常规的生活”；而库斯图里卡影片中的婚礼、宗教庆典、“向上飞行”，也确实体现出了对轻松感和自由感的追求。既然世界杂乱无章令人费解，毋宁带着个人的理想逃离这个世界，或者说去到另一个世界。

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库斯图里卡电影的表达方式：他尝试用一种看似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去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失序、狂欢和非理性背后，隐藏着库斯图里卡深刻的理性逻辑和家国意识。正如库斯图里卡自己所说，“我们要带着理想拍电影，我们必须相信电影，所需要的只是从主导潮流中脱身而出”，即是说，以一种反秩序的理性来思考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