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希腊发生内战,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一家蒙难。他的父亲被堂兄弟举报,“解放希腊人民军”的共产党人以自由主义者的罪名逮捕了他。几个月后,父亲被释放,穿越大半个希腊回到家中。这个恐怖而荒诞的事件让少年安哲心有余悸,多年以后,他把这一幕放进了电影《重建》,片中的角色斯皮罗的原型正是他的父亲。
安哲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当他开始拍摄《重建》时,他记得有一个下午,在那个小村庄。天下着毛毛雨,薄雾笼罩空山,村庄已被遗弃。大多数村民迁往德国,他们都抱着一个改善生活的梦想。只剩下几个身穿黑衣、在幽暗的灯光中恍惚可见的老太太行走在狭窄的小路上。他听到一个衰老而嘶哑的嗓音唱着一支极古老的歌。这是个老人在唱:“噢,小小的柠檬树……噢,小小的柠檬树……”
《重建》是一部阴郁的电影,它以一件发生在希腊北部最贫穷、落后的伊庇鲁斯地区的情杀案为楔子,勾勒出希腊贫穷村庄的社会生态。青壮年纷纷逃去德国赚钱,传统农村社会土崩瓦解,留守的家庭如同苟延残喘的瓦房。在《重建》里,村庄成为历史的遗弃者,当村民站在路旁控诉男女二人,人心的直接与荒诞油然而生。安哲要讲的不是凶杀,而是历史对失落者的放逐。
早在那时,安哲已经对长镜头的艺术信手捏来。他对长镜头的迷恋始于学生时代。有一次课堂教学,安哲迟到了,教授要他交一个短片的镜头脚本,他问同学要了一根烟,用烟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说:“这就是我的脚本,一个360°的全景镜头。”教授恼羞成怒:“你不是来学习这个的!”安哲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实验,如果学校里都不能实验,那还要去哪里?”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是那位老师的态度。后来,当安哲的短片放映完毕,全班起立鼓掌。那位老师说:“我知道你们不是给电影鼓掌,你们是在赶我下台!”
安哲因此被学校劝退。许多人为此抗议,包括任教于此的萨杜尔,但结果没有改变。安哲不为所动,继续看阿伦·雷乃和戈达尔的片子,他向往法国,不仅仅是因为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他爱司汤达的《红与黑》及《巴马修道院》,也一度沉浸于加缪的反抗哲学。在服了两年兵役后,他拽着手上的船票来到塞纳河畔,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谋生。夜间搬运、卖地毯、去夜总会唱歌,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底层认知,而在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进修,让他掌握了更专业的导演技术。
在巴黎,安哲加入了左翼。他在五十年代参加了一些学生示威,比如支持塞浦路斯,但每当左翼与右翼的学生在广场上打起来,他就会离得远远的。安哲曾经也激进,也对革命抱有希望,但家庭的创伤让他心有余悸,渐渐的,安哲一点一点地在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批判斯大林主义,刻画革命幻灭的悲伤,在1975年的《流浪艺人》里,他以流浪剧团的巡演为背景,通过闪回讲述了希腊1939年梅塔萨克斯将军专制统治到1952年到帕帕戈斯右派将军上台的历史。通过口述和广播,我们知道剧团一再地被各种政治事件中断演出,从专制的将军到纳粹入侵,从恐怖空袭到暗夜的枪声,影片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当德军撤退,希腊士兵骑马狂奔,人民在集会中欢庆,一些人高举马克思的头像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声震天响,但很快,枪声袭来。“那一天,垃圾的广场将会变成武器库吧,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唱的不是赞歌,而是诗吧,不会屈服于暴虐吧。对满身伤痕的自由充满希望吧!”时间的废墟冲散了梦幻。
回顾半生,安哲曾说:“我是战争的孩子,记忆中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战争警报声,而第一个画面则是纳粹军队侵占雅典的场景”。德军对希腊的侵略被投射于《塞瑟岛之旅》开幕的一场戏:指挥交通的年轻德国士兵被一个孩子触碰肩膀,这个小孩随即跑入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窄道中,而士兵就在后面追。
1936年梅塔萨斯独裁、1937年二战、1944年内战、1967年军人政变、1974年军政府倒台,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曾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但在二十世纪,希腊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一个被反复侵略的失落之地,巨大的落差感烙印在安哲心里,也影响了他对历史和世事的看法。历史未必是线性上升的,也可能不断下坠,历史成就了多少胜者,就放逐了多少输家。
在安哲的内心还有一位失落的父亲。“被带走的父亲的消失——我们不知他是否还活着——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沉重的负担。”《重建》以父亲的归来作为开场,《雾中风景》等与寻父有关。安哲说:“这个父亲或是真实或是虚拟——但他是整部电影的中心人物,主角。 ”
父亲和故乡有时候是含混的,他们共同指向过去。《雾中风景》,两位姐弟远赴梦德国寻找虚构的父亲;《塞瑟岛之旅》,主角在海外流亡三十二年之后,重返家乡的旅程;《尤里西斯的凝视》,一位导演寻找马氏兄弟未被冲印出来的三卷底片,他追随马氏兄弟当初拍摄的脚步,横越巴尔干半岛,可是,他疑惑道:“我们已经跨过多少边界,但我们还在这里,还要跨过多少边界我们才能到家?”安哲说:“对我而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能跟自己、跟环境和谐相处,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只要一走开,此刻的故乡就永远不在,无论是归来时,还是记忆深处的,都是陌生的故乡。
安哲一直试图拍摄史诗,但事与愿违,他最拿手的反而是抒情长诗。安哲的抒情从不是激昂壮烈的,阴郁、洗练是他的特质,和一般的抒情诗人不同,他的镜头语言如此克制,《哭泣的草原》末尾的绝望喊声、那种撕心裂肺的情绪并不多见,他对待电影显得理性而隐忍,但剥开理性的外壳,电影的抒情性十分明显,总有一个诗人气质的角色牵引着观众,在空旷灰冷的画面中,安哲的影子其实格外明显,人物在他的电影中扮演着诗歌中的意象,电影折服我们的也不再是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是整部电影的抒情气质,那是安哲的作者气质。
如果说王家卫拍的是都市的失落者,那安哲拍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失落者,放逐是他永恒的主题,个人冲破集体的迷思,告别革命与英雄,却活在了举目四望空一人的落寞中。在安哲的镜头里,老人和孩子是主角(《永恒与一日》《雾中风景》《哭泣的草原》等),又是携手同行的伙伴,他们逃离固有的生活,好像要寻找什么,却只能找到追寻之物的遗迹,甚至什么也找不到。《永恒与一日》中,当老人与孩子在路旁,孩子准备离开时,老人终于忍不住,要他回来,理由是“你离船来还有两小时,而我只有今晚”,可孩子还是走了。老人依然在路上,从黑夜到黎明,他看到年轻时所见的大海,也听到手风琴的乐声;他目睹了边境线的变化,也与迁徙者擦肩而过。当他面对大海,问妻子:“明天有多远?”妻子说:“永恒加上一日。”
比起集体的狂欢和历史的颂歌,安哲更留恋“此刻的温存”,是刚好在十字路口,陌生人短暂的拥抱。水、雾、灰尘,安哲让他的影像置身在朦胧之中,为现场平添出模糊的气息,唯一没有模糊的是情感——小人物的情感,亲情、 友情、爱情,乃至对故乡的愁思。安哲镜头里的人物沉默寡言,内心却藏着千言万语,他呈现政治,书写迁徙,为的不是政治和迁徙本身,他所关注的,是原本相安无事的人如何被外部袭来的权力、意识形态所驱逐,他们的命运如何被瓜分、冲散到无路可走,最终成为一个个实质意义上无家可归的人。就如《时光之尘》中刚刚相爱就被拆散的情侣,一个去了西伯利亚劳改,一个被关押,政治漩涡让他们在一条路上被分开,而他们只能被动接受。
在那时的苏联乃至整个东欧,这样的离别也许每天都在上演。在那个时代,既有伟大的卫国战争、跃进的工业体系,也有冰天雪地里的流放者、排队领面包的穷人。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面貌极为复杂,在此无法赘述,但某种程度上,斯大林是那个大国苏联的象征,是许多俄罗斯人对“强大”向往的化身,东正教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世界观,他们自居高贵,向往精神自由,却又信奉一个伟大的神,愿意无条件服从“伟大”。在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意识”的感召下,俄罗斯人认定自己是“神选民族”,他们期盼一个强人领袖——一个具有强大父辈气质、震慑多方、决策坚定的代言人来领导他们,而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但斯大林也有死的一天。当斯大林去世,一批人的信仰就动摇了。电影《时光之尘》里有一个片段,就在肃杀的广场之上,一群苏联人沉默地面对领袖去世的消息。他们沮丧地分离,眼里尽是枉然。
而另一边,影片的几个主人公——斯皮罗、雅各布、艾蕾妮,他们的生活渐渐没有一个所谓的伟大去支撑,他们似乎更关系切肤之爱,更珍惜在自己漫漫时光中浓墨重彩的人。斯皮罗是安哲父亲的名字,1944年的希腊内战和杀戮,他的父亲被判处死刑。“那年,斯皮罗被他的堂兄弟—极左“解放希腊人民军”的一员—以在德军占领时期不支持该组织的罪名逮捕并判处死刑。”因为童年的阴影,安哲说:“希腊人是在抚摸和亲吻那些死石头中长大的,我一直努力把那些神话从至高无上的位置降下来,用于表现人民。”
1995年,安哲被人问道:“你喜欢作为一个导演的生活么?”他说:“上帝给予人各自的死亡,每个死亡都有其必然性,有其节奏,有其感觉。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意死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那时不曾知道,自己将死于一次冬天的意外。当希腊人沉浸在新年的喜悦,安哲倒在血泊中。许多天后,在他的葬礼上,影片《重建》的民谣再次响起,风雨漂泊的希腊中,有人似乎在重复吟唱:“你在水边恸哭,低吟着悲歌苦调。蔚蓝海面上的海鸟呻吟,也没有你悲凉。”在雅典,整个城市的市民、政客和电影人都陷入悲伤,人群中,甚至有从巴黎和莫斯科远道而来的影迷,他的妻子Phevi与女儿在黑夜雨伞下低声哭泣,众人齐唱希腊民谣《Kontoula Lemonia》。那个冬天只有他是最沉默的,他走的时候,整个希腊都为他哭泣。
固定镜头旁白开头,双人对话,画面中是空镜头。 旁白一定不要出现‘我’,我怎样怎样难以营造氛围。 安哲这个开头就很棒,‘要不要去岛上’。 “当辰星思念地球,停止转动,它就会浮上海面。” “什么是时间?” “爷爷说是一个小孩,在海边玩沙包。” 结尾同样是个问句,与开头呼应,“你来不来?” 这时出轻快的钢琴配乐,影出字幕:永恒与一日,镜头开始推出去。 要有一个限制物,如柱棚,一句对白也没有,孩子们就这样来到了海边。 也许是海边的意象于我无法抵挡,也许是安哲真的是举世无两的大师,一个推轨镜头,就能让我感动。 4个镜头了,第一个长镜头 5 与陌生人用配乐相交流,安哲是真的到骨子里的孤寂啊……像是哭泣的草原中的线。 “一切都停留在雏形。 从画面中走出,镜头移动从和主人公一致,到逐渐减缓,停下,绝活。 10分钟出现了6个镜头,这部安哲没有执着于去狂用长镜头,而是让每个长镜头都显得像是上帝之手。 车后的追逐,由一句“上车”,变成了车内挡风玻璃视角的车前追逐,像是在变魔术。 什么叫故事,镜头,台词,布景都做到了极致?当这些具体可感的元素拼凑起来,摸不到的意境就出来了。 小男孩没说话,但是他笑了,笑比说话更好。 语音切换.梦境显示的差距只是一扇门,而且这好像是开头的那个屋子,也就是说那个去海边的小孩已成老人。 又是那片海,可惜已经看不到《另一片海》了。 有《第五屠宰场》的感觉,但要更强,强侯孝贤两倍不止,安哲仿佛那一把钥匙,随意开关历史记忆的任意门,随手就让任何一个片段付现在眼前。 海边的房子就这样被卖了,如同茨威格所说,家乡的毁灭,是最难以令人接受的。 你在那里出生,经历众人的祝福,现在,你的丈夫却要卖掉它。 我所有的恐惧与不安来自于幼儿园时期的被抛弃,因此极度缺乏安全感,因此怀疑家人,因此寻求外界那个流浪的终点。 全都是远景,极少中近景。 看啊,他选择了你,爱都是自私的,没有爱可以博大,因此才显得珍贵。 所以最长的那一任,分开的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吧。 升降切换,安哲的野草莓,昨天的绝美是八部半,圣三位一体之所以是圣三位一体,是因为他们创造原型电影。 为了代表穿越回过去,虽然餐桌精心布置,但准备好的晚餐全部都是空盘子。 “为何我们必须腐臭,为何我一生都在漂泊,为何” 就像两个小孩,又像两个老人,其实人,哪有年龄之分。 车头与车尾的故事,声音全部隐去,配乐只偶尔扫弦一下下,原来公交车可以这么拍,厉害。 静默许久,原来是为乐队的出场做铺垫,主题配乐再次响起,背景中左翼男子已经熟睡。 诗人突然出现,念气诗句。 诗歌已不足以形容,影片的感觉,像是圣经,不似凡间的影相,一切意象到了安哲的手里,都像变魔术一样。 他已不再是《养蜂人》时候的安哲,破茧成蝶了。 与常见的相反,孩子对老人说:我该走了。 希腊近代史三部曲《1936年的岁月》《流浪艺人》《猎人》 沉默/漂泊三部曲《塞瑟岛之旅》《养蜂人》《雾中风景》 巴尔干三部曲《鹳鸟踟蹰》《尤里西斯的凝视》《永恒与一日》 希腊/悲伤三部曲《哭泣的草原》《时光之尘》《另一片海》 加上一部《重建》,一部《压力山大大帝》,去掉《另一片海》,一共十三部。 安哲33岁才拍出第一部短片,此前一直写影评为生。他曾说人一生只能拍一部电影,他拍了希腊;他也成功预言了自己死于车祸。 “当你偶尔想起这一天,请记住,我全神凝望着它,我热切抚触着它,我颤抖着在这里等你,给我这一天!” 老太太推着空的摇篮车,远处是歌唱的情侣们。 我又找到《雾》的拍法了,拍那一天,不能只讲那一天,这样会让那一天单薄,不够珍贵。 表达爱情要么留白,要么把好的暗示在回忆中,现实一定悲凉,幻想才美丽漂亮。 “明天会持续多久” “比永远多一天” “一切都在等待,为了真实”最后的破墙。 安哲这次真的是拼了,能用的绝招全用了。 最后一定还要主题配乐
安哲偷换了一个概念,毕竟没人可以知道哪天是自己的最后一天。
安哲的东西本来不分虚实,所以老头最后是死了,最终段落是他和家人在天国的团聚,不过,也许他从来就没活过呢。
关于Theo,有两个刺点般的私人记忆。2018年的SIFF上,Theo的妻子来到《雾中风景》的映后分享会上,全场响起掌声。这是我迷惑但陷入银屏幻梦的始端。另一个是昨晚跑步,随机到陈百强,「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我在豆瓣输入,原来《永恒与一日》的港版译名也是《一生何求》。
《永恒与一日》是安哲『边界三部曲』中最后一部。这位希腊导演惯习用三部曲来命名创作,『历史(history)』『寂静(silence)』『边界(borders)』和『现代希腊(modern Greece)』。不过三部曲到现代希腊戛然而止——2012年,他在拍摄最后一部『The Other Sea』时出车祸而死。这是后话。
天与雾与海,一条堤岸,厚重黑衣的诗人踱来。堤岸的作用不是划分两种物态,它是承载主角的介质。当Alexandros喃喃“With the ethereal silhouettes of the boats/and their sudden breakthroughs in the sky”,在天际浮游的舟影便不再是海浪的独有物,负有诗人的堤岸成为天空与海面间萦晕开的墨线。线中的Alexandros处于一种模糊不清、若即若离的状态中。的确,他称“明日就去旅行”,但实际却是明日就要进入医院奔赴一场已经判定为死亡的等待。生死界限泾渭分明,他只能以微弱幅度挣扎。
挣扎的目的在于,如何将死亡前的“一日”拉扯出超越自身的长度,或者说在反复咀嚼思考的过程中,寻常的一日如何能在一个濒死之人处妥善安放。在遇到流离异国的黄衣小男孩前,缓慢流逝的白昼是“That pain.../then the darkness.../the silence around me.../the silence”。Alexandros想把前妻的信转交给女儿,却被女儿与女婿处拒绝抚养爱犬,还听到储放着盛年回忆的海滨小屋已被售卖。实体物质都被抽离出干涸生命,海怪般的寂寥吞噬了黑色身影。
半路撞上的擦车窗小男孩,也曾存在着这种雾一般的缥缈冷淡状态。亲人间的关系尚不能粘固,毋论萍水相逢的两颗苇草。不过孤寂的灵魂还是存在着引力。两个两人关系转折的瞬间:老人想送男孩上通往国境的大巴,但男孩从大巴上跳了下来。男孩在临上轮渡时跟老人告别,可老朽的长者低叹着哀求他不要离开。
一知半解时离开阿尔巴尼亚的男孩,在希腊从棍棒颠仆到禁令,逃难翻篇后仍然失所,异乡人成为受难者。本意的救赎与希望,无法侥幸逃脱铁网的,被捕捉成干柴的黑果蝇。翻越过铁网的,只是从一层大雾落入另一层大雾:只有对于那批仍在故土受难的人来说,逃亡者拥有苟且的幸运。但命运的谶语依旧如雾般笼罩。
知晓自己命运的畅销诗人牵挂着19世纪的“七岛”[1]诗人Dionysios Solomos。后者在影片中以一个顺滑的镜头推出。这种顺滑、不动声色切换场景的手法在影片中出现多次:表现为每一次现实与过去或想象的交错。隐匿的母亲、已婚的女儿、垂垂老矣的父亲,在Alexandros走出阳台时镜头转身,切换为1966年[2]白日沙滩时的光鲜派对:女儿刚刚降生,妻子激情靓丽,男人维持着同一个形象,是未曾变换的主视角,“我的一天”,也象征着某种顽拗不动的疏离、固执与天真。
在为女儿庆生的一日里,男人被海边横出的山坡吸引,为土中凸出的一块岩石泣泪。妻子现实里女儿疑问父亲为何固执于续一首Solomos未尽的诗作。在生命中“随意”抽离出的一日,诗人身上“诗”的性质始终秉持着连续性,这与断裂的叙事、连续性的过渡镜头互成连理,更何况“诗”也自有碎裂的肌理。
与竭力在时光之河中拼凑记忆碎片,来想寻求“明天是什么”的Alexandros一样,片中指涉的Solomos也执行着同样一种拨弄碎石以黏起雕塑的工作。Solomos最著名的身份是在1823年写成的《the Hymn to Liberty》成为当今同名希腊国歌的两行。这个时间点在希腊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Solomos个人的写作史上形成一个暂时性圆满的顶点:以前人未有的才华熟练掌握了Dimotiki(Demotic Greek)[3],创作出让他能被铭记为国家级诗人的作品。
在五年之前,Solomos从意大利回到家乡Zakynthos。影片中关于那个黑礼帽、黑斗篷、黑靴子的古早诗人片段由此开始。像Alexandros对小男孩描述的那样,诗人在故土的岛屿上意欲使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写作。相比多出现于官方与文学场合的Katharevousa来说,Demotic保留了更多口语形式。对一个在意大利接受教育并被意语文学圈的诗人来说,使用陌生如外语,也没有前人诗著的dimotiki十分艰难。回到影片中,则是诗人“Buy words”的后景。
他“买”的词有这些:abyss、dew、stream、nightingales、sky、wave、lake、unknown、scent——基础词汇表的增厚,对自然物的认知、对肢体的感知也在深入。有意思的是,镜头掠过一位乘舟而来的少女,再转到更近处的Solomos。后续情节中,少女从陷入词汇泥沼的诗人身边蹦出来,用Dimotiki对他说“moonstruck”,“尤指因深陷情网而痴迷的”。当时,文才渊博的诗人自然不会明白这一个异语的词汇。
Alexandros也苦恼于无法捡拾起已经散落的语词,但无疑他陷入的是比Solomos更无力的困苦。他生活于Solomos身后100多年,尝试续的诗是Solomos终生未竟的史诗《The Free Besieged》,生命还剩一日。
听了这个故事的小男孩也给他“售卖”了异国的语词。一个从同村庄的女人处听到,意味着“无处不流亡”的词语:
:XXX
Alex:“Stranger”…“Exile”…
:“Stranger everywhere”
在此前向边界的奔赴中,男孩蹲踞痛哭。他的乡村布满炮火、枪声,绑在树上指引翻越边线铁网的塑料袋。需要不断掷石,亦步亦趋,才能躲开隐匿的炮弹。从英语翻译来看,stranger everywhere不一定是Alex说的名词“异乡人”(还是在流亡异乡的人)。到处都有的异乡人,或者是所见之处皆为漫漶的同类,个体也被吞没在满山遍野的流亡人里,彼此匆匆,享有同种命运,无法辨别面貌。
另两个男孩赠给Alex的词语是:“寇芙拉”和“Argadini”。前者是小调中吟唱的小花(little flower),后者是夜车时的离愁,“很深的深夜(very late in the night)”。前者是伺服在浓雾中的暗雷,是宁可被击杀,也要挂在离故乡最近一步的铁网上的微弱慰藉;后者是浓重潮湿夜晚里相撞的两团孤影。
两个孤独的流亡者先后告别自己唯一的牵挂。Alex告别住院的母亲:
Why, mother,
nothing happens as we wish?
Why do we have to rot...helpless...between pain and desire?
Why did I live my life in exile?
……
Why? Tell me, mother,
why didn't we know how to love?
面对着已经丧失了言语能力的母亲,Alex同样以“离开一段时间”作为托辞。这一场告别更近似忏悔与自白。他始终在寻找多个锚定了的词语,尝试定义生命、诗歌与爱。阿尔巴尼亚的男孩则是猝不及防地送别兄弟。在潮湿水汽弥漫的夜晚,男孩面对一盆将要熄灭的火,告别自己的兄弟Selim,许下关于一个不再流离失所,能够去向广袤世界的期愿:
Hey Selim talk to us
about the vast world.
这个场景中,他背后有与他一样的Squeegee boys,但火光只照亮他的脸。“异乡人/流亡者”的身份逼迫他们在既有的联系不断闪躲、逃离,如故土、身份与回忆的种种纠葛之间。纷繁关系中,母亲与兄弟,分别成为连接当下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最具身的对象:沙滩上的母亲呼唤Alex“吃晚饭了”,指引奔走的Alex去往固定的目的地。投石的兄弟带着男孩逃离危险的家乡,是危机四伏路上的依傍。母亲与兄弟,在一个摇摆的、不稳定的“异乡人/流亡者”状态中能作为稳定器存在,是冷漠、无望的诉求与苦寻中唯一作为温情的部分。
当这一切突然空缺,堪堪平衡的“异乡人/流亡者”势必会发生变化。男孩即将归家。老人即将赴死。幸运的是,两人在此之前相遇。受难者互相拯救,然后接受一场命定的离别,有着宗教式的怜悯。
最后的两个小时,两人共同跳上夜间大巴。安哲在此处使用超现实的风格:执红旗的黑衣男子;不和的学生情侣;车窗外有三个穿亮黄雨衣的骑自行车的人;音乐学院的学生乐队;复现的Solomos。驶向黑夜的巴士如同封闭剧院,抓出几个典型元素上演粗糙的混合戏剧。从这场戏剧开始,男孩正逐渐从Alex的生命里消退。戏剧是演给Alex的。看到有短评说,这隐喻了安哲自己的故事:革///命、诗歌、爱情与音乐。
大巴开走,老人与男孩在夜的深处离别,大船开走。车流汹涌之间,老人与他开的汽车成为暂时塞在车河中的一块黑色鹅卵石,也是生生长河决口前最后的微弱抵抗。光、车、人、雨夜、初霁的黎明,以及生命流逝过喟然的老人。
长镜头从背后旋转到面前,从一个场景滑向另一个场景,包孕了任何刻意,人与事件自然发生与运转,也就拒绝了镜头切换与后期剪辑的补救。缝缀起的是碎片状的思考,恰如生命中若现的灵光。交错发生,连续记录,老人与孩童、青春正茂与年华老去,短暂一日与永恒长河因此成为一条莫比乌斯带,首尾相合,圣歌颂鸣。
[1] 即爱奥尼亚岛(Ionian Islands),又称Heptanese,意为“七岛(the Seven Islands)”。Solomos的家乡Zante(Zakynthos)为其中之一。
[2] Alex的妻子Anna给他写的信的开头时间。另外根据人物形象猜想,主线的时间线即为电影拍摄的90年代。
[3] 18世纪即开始,直到1976年才决定的一个希腊语言问题是,相对口语的Dimotiki与代表高教养的Katharevousa谁才能作为官方语言。最后,demotic Greek被作为官方语言。
似乎沿袭野草莓的创作思路。同样是暮年时分的生命回忆,同样是关于爱与孤独的公路之旅,同样是新老两代之间相互影响的救赎历程,野草莓通过对个体的集中摹绘在回忆的温柔与超现实梦境的尖锐中找到平衡点由此带来异常温暖的轻柔和解;而安哲用凝练的镜头语言与视觉设计构造出诗意影像并以此盛放沉深的现实内容。长镜头每一寸移动每一度摇移都始终能找到构图空间的稳定感与多角度的纵深感、柔和质感的光线空间被大片苍茫的白色与一抹死亡之灰点染由此构成画面统一的隐喻系统、镜面反射与三角关系构图等细节设置又对这些隐喻做出了内在的提炼与指涉。内蕴丰富饱满的视听调度带来的诗性很大程度地消解了那些映衬战争 政治 历史 人生片段的沉痛观感,代之以普世宽广的理性思考,因此难以捕捉到更深层次的诗意,即使脱缰时空的回忆片段具有最强大的感性冲击
看来还需要再闭关修炼一段时间,才能看懂安哲大人的电影,现在,我只能用他的电影来催眠。
影片中借19世纪诗人所罗穆斯之口告诉我们:真正的诗人该走向战斗与歌咏革命列车上隐喻了安哲生命的四阶段:左翼,爱情,音乐,诗歌。
4.5 一直對林奕含的評論印象深刻:「安哲羅普洛斯《永遠的一天》看五分鐘,還沒有情節推展,便大哭了,端著電腦在外婆家走來走去,媽媽愕然問怎麼哭成這樣,我說這拍得太好了。」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會感動,這部電影也驗證了「電影使時間流逝變得甜美。」—安哲羅普洛斯
公车的旅途就像是一生。年轻而冲动,爱的痛,音乐的洗礼,吟诵生命的诗。诗人拥有最宽广的灵魂,如大海。但失去了爱人的大海只是变得无尽的苍凉和阴冷。回忆里人们着纯白的衣裳,音乐和沙滩都温暖。但明天就是到不了,因为它比永恒多一天。倘若生命的最后能拥吻挚爱,或许死亡也不可怕
就是闷,就是看不懂。。。。
永恒的声色之诗。1.首尾慢推长镜,于单个横摇镜头中穿越时空,安哲的唯美形式化。2.边境电网上蠕动的尸体,披黄雨衣的单车队。3.明天会持续多久?既是一天,又是永恒。4.孤独词穷买下词语-蔻芙拉,放逐者,深夜。5.时间是一个小孩,在海边玩沙包。6.火化塞林,病房泣问,大巴乐队,于转瞬即逝中永恒。(9.5/10)
长镜头 海洋 诗歌 生命 永恒
永恒的影像之诗
送苹果会腐烂,送玫瑰会枯萎,送白葡萄会压坏,我送上我的泪水……
“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在海岸边玩沙包的小男孩。”这个比喻真好。时间本没有恶意,再长再短,港口和更宽广的世界都无法回答儿时问过妈妈的问题。孤独是你不够投入的借口,永远或只是一天。
“推开一道门,门外是三十年前美丽的妻子;沿着一条河,岸边站着回到希腊的索洛莫斯”。
对人生的追忆与珍爱,对生命的不舍和暂留,对爱情的惶惑与发现,对诗歌的执着与追求,以及对明天的渴求和奢望。镜头下是雾的诗意,凄美的大海与路面,延续至看不见的远方。老人与小孩,你能不能留下陪我?你还有两个小时就要离开,可是你还有明天,而我只剩下今晚。明天会持续多久,比永远多一天。
为何,母亲/为何世事总不如意?为何/为何我们必将腐朽,于痛苦与欲望间徘徊/为何我一生都在漂泊?为何当我难有机会有幸使用母语/当我仍能从寂静中,寻回失落与遗忘的语言,我的脚步才会再次回荡家中/为何,母亲/为何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爱
如今你走了,留我一人面对无尽海洋
四年的时光在这部电影和我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它给人的熏陶起初是隐于水面之下的,记忆被再次唤醒之时,你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崭新的…… How long will tomorrow last? Eternity and a day.
温故。与灯舍朋友们在苦行咖啡店(位于商业楼6层,室内用北欧木桌椅配灰黑色石砖墙,一整面书架,角落里还有一架YAMAHA老钢琴,种植琴叶榕和铁线蕨)。与会者有位近60岁的阿姨,谈到自己90多岁的母亲每次送医后都收到病危通知,她来是想知道对待死亡的态度以及“何为永恒”,如同电影里老诗人的疑问。安哲说:“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我自己的衰老”,影片结尾老诗人对海念祷的三个词:Korfulamu:希腊语里孩子在母亲怀抱中的幸福。Xenitis:意为历史生存境遇里的局外人。Argathin:指涉一种时间状态,意“黄昏、迟暮”。抒情语言里还加入了巴尔干地缘政治博弈后被遗弃的阿尔巴尼亚小男孩,他们在公交车上目睹了希腊近代史的缩影。而后是:山峰覆雪,铃声响亮,但愿能听你畅谈那些港口和那辽阔的世界。
运动长镜头是诗
行走的诗人,流浪的小孩,深邃而安静的自我放逐。不断拉回的记忆就像双脚同时踩入过去与现在的河流,既是一日也是永恒。谁不害怕未知的旅程呢?Live Together, Die Alone。金棕榈实至名归。(最近泪腺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莫名其妙的热泪盈眶)
我幻想那小孩從來沒有存在過,只是詩人的想像。詩人面對的是將故去?懷鄉?失憶?還是自殺?如何面對失去了的感覺,不論語言還是生命。生活是痛苦而難以承受,如何去面對明天?但如同那巴士上的經歷,只要有那一點點的愛和溫柔,生活就很甜美,每個人最總都會到那彼岸,只要曾經嚐過那一點點的甜蜜就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