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

“语言是唯一幸存之物。”

看俄罗斯电影《多甫拉托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

时间是1971年，列宁格勒的街头。

布罗茨基对多甫拉托夫说了这句话。

两位作家后来移民到美国，在异国他乡名声鹊起。

我们总是惊异于俄罗斯文学短短几百年创造的成就：“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俄国革命虽然破坏了这段进程，但文学的发展并未停滞。

答案很可能潜藏在布罗茨基说出的话中，“语言是唯一的幸存之物”

因此一切均已毁灭，“共同体”可以在语言上重建起来。

1984年纽约，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左）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右)

不可能没有过危机，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实情。（我并不懂俄语）

仅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条教规，已经剥削了大部分文学的创造力。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能在革命年代延续，也许是因为语言规则已由伟大的作家建立并完善。

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他们的写作为俄语树立典范，从而能够滋养后来的创作者。

苏联时期的作家以此为后盾，抵抗语言的侵蚀。

少数的他们捍卫了俄语的尊严：曼德尔斯塔姆、别雷、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

曼德尔斯塔姆

反观中国，与俄罗斯何其相似的命运，但汉语却没能像俄语那般幸运。

汉语与俄语是不同的：白话文作为书写工具仅逾百年，汉语的精华在古文里。

俄语尚有一种传统来对抗剥蚀，白话文显得孤立无援。

民国时的现代作家没能创造白话文的传统：规则在生成中，却被无情腰斩。

鲁迅

及至后来的政治运动和翻译文学的泛滥，白话文面目全非，使用毫无章法。

现代汉语几乎失去与古文的联系，而与外文（主要是英文）越来越近。

于是，日常用语充斥进“翻译的腔调”，渐渐习以为常。

各位倘使不信，只需读下我写的这篇文章，

足够作为批判的靶子说明劣译有怎样不良的影响。

翻译研究

阅读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让我警醒。

书里列举的不地道翻译不正是我平时使用，却很少意识到问题的表达吗？

如果此时还不护卫起汉语的尊严，恐怕不会再有机会。

正是大家毫无意识的日常使用，现代汉语才逐渐败坏。

因此，电影中的那句话应该换成这样：

“在中国，语言也没能幸存。”哀哉。

无独有偶，这部作品与戛纳上大放异彩的《盛夏》一样都瞄准了前苏联70、80年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毫不掩饰地刻画出前苏联政府压制文化、禁锢思想与自由表达的极权政策，也由此表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的坚决立场态度。相比起用MV手法还原地下摇滚乐手的婚外恋情故事，今年初在柏林竞赛的这部作品显然要贴近传统的人物传记片。导演用极度风格化的手法描述一位不为外国观众所熟悉的作家，在时间跨度仅仅几天里的情节，逼真地还原出逼真当年前苏联政府严格监管下，文学作家的创作空间饱受束缚的普遍压抑感。作家要么为政府写赞歌，否则作品无法发表，要么无法承受生活压力选择自杀，或者铤而走险被逮捕而遭遇意外不测。 透过风格化的构图画面，从头到尾都感觉主人公身处在灰蒙蒙的尘雾之中，背景总浮现出虚幻隐秘的特质，这似乎与影片的批判主题紧密相关。主人公作家漫无目的地游荡，无论在文学沙龙还是在杂志社都显得格格不入，濒临失败的婚姻与贫困边缘的生活给他接连不断的打击，愈发让观众感受到极权政府对知识分子创作与表达自由的钳制。 影片里出现了大量俄罗斯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这对于不熟悉前苏联文学史的观众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往往难以吃透对白里的讽刺表达。情节编排的反高潮设计也令节奏感变差，过于平淡的叙事与沉思状的主人公无法产生太丰富的感染力，自然也令人感到沉闷与无趣，这也是影片较为逊色之处。

多甫拉托夫。 电影即将结束，我先简单说下感受 1.文艺青年的悲哀不在于他的命运、情感、挫折、理想……悲哀与这些这些统统都没关系。关键的问题是他知道的还不够多，看到的还不够广。 2.切莫让名词物化你的思维，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具体而且清晰的，模糊的词汇请交给那些研究历史，善于总结归纳的评论家们。 3.电影的艺术在于记录，在于重现，也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种种，这是一部很经典的艺术电影（也是传记电影，里面的谢尔盖充满了中年文艺作家的种种问题和烦恼，有理想与现实（这就包括了家庭问题、创作、生存……种种），有智识与期望……他们其实在不知不觉的停滞不前，以为到此为止，却全然没有在意更浩瀚的思维，更广阔的世界，以及更奇幻的故事。 嗯，他们不值得被同情，不值得被怜悯，但值得尊重，毕竟傻子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另、有句话不想写，但心里一直有着，和著名作家有关，但却又不想说，所以啰里啰嗦一堆自证清白。（主要是我不相信很多人会有那样的坚持之类的，甚至还可能存在假坚持2333） 与主流对话相矛盾的话，坚持与否看自己吧。 请不要太过寄希望于自己的天赋，天赋谁都有，但很少有人能够出彩，平庸作家生产文字垃圾，但是大部分都是平庸之人，哪怕是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古今……若是缺少思考，他依然平庸。 我并非觉得自己高贵，只是站在了一个看上去高贵的角度，如有冒犯不要在意。（但欢迎讨论） ——有鉴于该言论容易引起仇恨以及敌视。 末尾写、古伦木留 最后还是很励志的，和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样的片子相比，我更喜欢多甫拉托夫。 相比于其它电影，这倒是对电影技术本身谈论少，对电影内容谈论多的典型例子了2333

“我很早就放弃了‘美’这个理念，艺术是美的，不追求美，没有人会创造艺术，但美不是终点，它是诱饵。”

“没有美，我们无法超越美，但席勒说过，所有发现美的人终将意识到，在美之后，是真。真是什么？你无法用理性来定义它，但你可以感受它。”

——切利比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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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失意者”

提前十分钟赶去看早场公映，排队等待空前漫长。由于票已售罄，身旁有好些焦急又失落的爷爷奶奶。偌大放映厅上下两层座无虚席，当灯光暗下片名显现，全场肃静，像迎接一场期待已久的仪式。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于中国读者或许是全然陌生的名字，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却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在西方，他是堪与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齐名的俄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有十篇短篇小说刊载于知名杂志《纽约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终于在官方意义上正视他的创作，在追忆时冠以“伟大”二字，称其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标杆。

然而所有这些身后的盛赞与功名对于多甫拉托夫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像某种迟到的平反，伤害和死亡皆成定局，更多只是给存活者一些宽慰。作家本人始终视自己为文学的失意者：“生命短暂，人本孤独。只希望这一切已经足够苦闷，让我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941年，多甫拉托夫生于一个戏剧之家，由于战时疏散而在乌法内务人民委员部公职人员住宅内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年，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定居于鲁宾斯坦街23号。1959年他被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文系芬兰语专业录取，那时便与约瑟夫·布罗茨基等诗人、艺术家相识，两年半后因为成绩不佳而被开除学籍。他在劳改营警卫处供职三年后重回列宁格勒时，布罗茨基说他就像从克里米亚归来的托尔斯泰，带回大量创作手稿和不可名状的惊愕目光。这次，他考取了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新闻工作也成为了他余生主要的生计来源，尽管他始终说：“我对事实不感兴趣，经常颠三倒四，谎话连篇，做事不精细，人也缺乏活力，简单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工作者。”另一方面，他毕生写作，但不确定自己是否算是作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作家的创作涉及到更严肃的问题，他们所写的是人们为了什么而生活以及应该如何生活。而讲述者写的则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样貌。”

“节日将至，一切如旧”

电影截取了多甫拉托夫生命中极小的片段，聚焦于1971年11月7日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前的一周。对作家母亲两次提到节日的话印象很深，一次是说快过节了，却没有什么愉快的氛围；另一次大概是说又要过节了，可生活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话语里没有特别的情绪，听了却让人唏嘘。

如今这个纪念日已经被11月4日的民族统一日取代，是大家新年前最后一个可期待的假期。早在作家诞生那年的11月7日，军队在红场阅兵结束后冒着风雪，径直奔赴伟大卫国战争前线。更早的时候，多甫拉托夫所敬重的作家普拉东诺夫笔下索求真理的沃谢夫在三十岁生日那天，由于上班时间沉溺思想走神怠工而被赖以为生的小机械厂解雇，说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苟且偷安没有一点觉悟，说我们的信念都被某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挖走并据为己有。而三十岁的多甫拉托夫正因为拒绝苟且偷安而彷徨、消极、沉溺酒精，陷于困顿无望的境地。

从手法上看，导演所善用的长镜头、浅景深，以及对话与场景音强弱叠加的音响效果极好地表现了那种缓慢、隔阂和疏离。无论置身于聚会或流连于人群，主人公总像在漂浮着，连与人谈话时也常是游移的神态，耳朵在近旁，思想不知在何处。一方面，观众如我屡次在内心呼喊“能不能静止下来好好听人说话”，另一方面，这或许正是作家个人特质的表达，是一种无可奈何居于局外的焦灼心境，像电影开篇的画外音所说：在苏联，如果你的作品无法发表，你就无法进入作家协会，那么你就不存在，根本没有你这个人。这种荒谬对于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信念的绝对笃定与生存的极度困窘，伴随了许多作家漫长或短暂的一生。

“孩子们不愿说俄语，而我不愿说英语”

电影最后用字幕简要呈现了布罗茨基与多甫拉托夫二人之后的生活动向。1976年，多甫拉托夫被苏联记者协会除名，1978年由于当局迫害，离开苏联远赴纽约，并担任《新美国人》周报的主编。这份周报在美国俄侨界变得颇受欢迎，而多甫拉托夫也在80年代中期达到其创作成就的高峰，作品多次在《党派评论》与《纽约客》等杂志发表。那时的美国对他来说是自由写作的唯一出路，但他从一开始就表示，不会涉及关于美国的题材，也不会用英语写作。他认为俄罗斯侨民作家总是极少触及外国主题的，哪怕是纳博科夫笔下的俄罗斯人物也总是更鲜活，而外国人物常倾向于程式化。

1990年8月24日，多甫拉托夫因心脏疾病在纽约去世，葬于当地的犹太墓地。这位毕生以俄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许也只差一点。但他的文字回来了，像与他惺惺相惜的好友布罗茨基所坚信的那样，文字超越死亡，得以永生。

1985年，布罗茨基与多甫拉托夫在纽约一家中国餐馆

如果从宏观角度把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归类为俄国文学的话，加上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也算读过几本。 无论是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文学就像其国土一样“著作等身”。 文学巨擘也是层出不穷。 如果说托翁和陀翁一直是不敢触及的彼岸是因为其历史凝炼的恢宏，那诸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生存与命运》则更是加持了历史悲剧的共鸣。 他们有没有“伤痕文学”一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的伤痕和他们太多像似，而且，我们的伤痕在经历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大有“旧伤未愈又要添新伤”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