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

不是影评。

2018年的五月份吧，应该是，我大二暑假。五月份考完试，我跟父母说，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一次吧，从小到大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一起旅游过。我爸说，行，但是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你妈身体不允许。在那之前我上一次见到我妈是一月份的春节，我在香港回一次家很折腾，她决定来深圳找我过年。我也没想到只是四个月的时间，她的病情变得那么严重。

我特高兴我爸同意了，因为以往我爸永远都是唱反调的那个。我提前一天到了秦皇岛，第二天去火车站接他们，看到他俩那一刻我都傻眼了。我从来没有在远处观察过我爸，头发白了一半，形态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年人了。我爸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扶着我妈，就那样，跟我挥挥手，然后从远处慢慢走过来。去民宿的路上，我爸坐在前排和司机聊天，我和我妈坐在后排，她不怎么讲话，我以为她是坐火车累了。到了酒店是中午，我妈有点高兴的跟我说订的民宿真好，房间她很喜欢，然后她就睡觉了。

五月的秦皇岛，晚上的天气很舒服，我和我爸坐在民宿门口的长椅上，他告诉我她过去几个月的症状，大概是从春节那时就开始了，整个人像老年痴呆一样，反应迟钝，有时还会突然不会走路，很容易犯困，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我整个人是懵的，我知道我妈病情在加重，但是好像已经习惯了她过去八年特别乐观的状态，跟正常人基本没差。

当天晚上我几乎是崩溃的，我爸妈躺在我旁边睡着了，我躺在那里哭，不敢出声。实在受不了了，跑出来自己坐在长椅上抽烟，我打电话给我大姨，问她怎么办，我们两个人隔着电话都泣不成声。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为什么在她来深圳看我的时候对她态度那么差，为什么平时不喜欢听她给我发的60秒语音方阵，为什么她病情严重我却一点都不知道，还同意让她自己一个人坐30个小时的火车来深圳找我过年。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知道她会离开，也许会是不久之后，可是我和我的家庭要如何面对接下来“等死”的这段时间。我想到有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告诉她，出于不想或是不敢。从高中开始奔波各地上学，我和爸妈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的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他们都不了解，可他们是我最亲的亲人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是肿的，我坐在大堂吃早餐，她就坐在我对面。她也不吃，就只是看着我吃，而我连头都不敢抬，眼泪全都掉在饭里了。她回到房间和我爸调侃，她说，你看这孩子，还哭了，你哭啥啊。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是在给他们拍照的时候躲在相机后面哭，就是走路的时候走在后面抹眼泪。看到我爸照顾她的样子，感觉真的很复杂，他们在我小时候打的恨不得把房顶掀开，而现在，我爸搀扶着我妈一步步的走石阶，两个人的手攥得那么紧。我爸都快70了，看到他那个样子比看到我妈更难受。

在北戴河的酒店里，我坐在床上，我妈侧躺在旁边。我说，妈，我有一个男生朋友在学校，我们俩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们每天都会见面，他也很关心我，昨天晚上我们还通了电话，他安慰我心情，妈你说他是不是喜欢我啊。我妈就躺在那里听着，眼睛半睁半闭，也不给我回应，就只是嗯啊的回答，偶尔蹦出几句话，意思完全不通顺。我爸笑她，这老太太，脑袋都不好使了。

我爸临走前和我达成了共识，我妈并不是老年痴呆，不是脑瘤并发的间接癫痫，更不是抑郁症。她的脑瘤复发了，足够大到压迫神经，她需要接受治疗。

七月份，我在上海实习，我妈住院准备手术了，就在我爸生日前后，但那时候已经没人关注生日了。短短的两个月实习，我找supervisor请了两次假，他特别理解的对我说，你就放心的回去吧，回去久一点也没关系。她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飞机落地，表姐夫去接的我，其他人都在医院照顾她。第二天很早我们就到医院了，所有家人都在，外地的也回来了，我妈看到我的时候还说，唉怎么把你也给折腾回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剃头师傅来病房给她剃头，一副悠闲闲聊的样子仿佛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场景。大姨二姨在病房里一直掉眼泪，大姨哭的最凶，我一直忍着，作出无关紧要的神情。我妈笑着说，我没事，特别好。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她说她当时是神志混沌到根本不清楚自己要上手术台了。

八点多一点，我妈被推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去手术室，根本不像电影电视剧里那么整洁、明亮、隆重，它只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间大房间，外面有几排椅子，像候车室一样。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真实，我起初没有任何激动情绪，如同一个旁观者。直到在我妈被推进手术室不久后，又一个女患者被推进去了，她年轻，乐观，很清醒，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躺在病床上还在嘻嘻哈哈开玩笑。她老公更是满脸笑容，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几个小时就出来了，特别快。然而手术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她老公转过身来，那么粗犷的东北大汉，笑容一下就没了，捂着脸就哭了。我站在他身后，真实的感觉又回来了，无比难受。

我妈的手术持续了一整天，难度确实很大。家人在门外等候的焦虑是无法形容的，着急是没用的，但又无法不着急，玩手机也是正常的，和其他家属闲聊也是正常的，没有人像电视剧里那样双手抱头或是来回踱步。我甚至还拿出电脑做作业。就是这样的。最焦虑的时候会跑到楼梯间抽烟，医院的楼梯间很宽敞，没有窗户，光线是昏暗的，每层的墙上都贴着禁止吸烟的告示牌，但所有人都去那里吸烟，包括医生护士。我站在某一层楼的禁止吸烟告示面前，点了一根烟，一口，一口，一口的把他抽完。有保洁大叔来清理地上的烟头，但他不会说什么。也是，在那种环境里，谁又能说什么呢？在那里，才会有双手抱头坐在台阶上正在抽烟的煎熬的家属，和靠在墙上边抽烟边低头看手机的疲惫的大夫。而昏暗的灯光，烟雾弥漫的空气，冰冷又无奈的告示牌，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窒息。

终于在傍晚，广播里叫到了我们家属名字，我、我爸、二姨夫来到一个小小的谈话室，隔着很窄的玻璃，主刀医生告诉我们脑瘤切除的很顺利，让我们看了一眼切除物，说清理和缝合之后就能推出手术室了。二姨夫听了一直重复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回到等候室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所有人都能舒一口气。我的表姐，她是个很优秀的护士，那几天一直帮忙打理手术的事，我从来没在她身上感受到一丝难过，在听到我妈手术成功的那一刻，我在长椅的另一端看到她眼睛红了，她用手抹掉了眼泪。我望向窗外，正好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刻。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落日下的沈阳可以那么美。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相对轻松了。事实证明我和我爸的猜测是对的，的确是脑瘤的压迫导致我妈之前的一系列症状，因为手术的第二天，她的言语、逻辑、反应都回归正常了。大三的上学期，我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其中一场戏里我试图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在医院楼梯间里抽烟的画面。我给女演员讲戏的时候分享了我的经历，她很配合也很有悟性，只是拍出来的效果已经完全没有那时的真实感了。我自己也是，事后很难回到那种压抑的状态。

我妈的病就像割韭菜一样，我们家都这样开玩笑，割了之后过几年还会再长，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脑袋这个东西毕竟不是西瓜，它不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打开，所以家人都有准备。有一天，它也许打开就关不上了，或者在无数次的打开之后它腐烂了，放弃了。我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走过这段路，该怀着怎样的心态。它会是痛苦的，但也是美好的。

昨天跟好朋友们又看了一遍Other People才发现的一处呼应。David好友Gabe说他逝去的母亲对他说，她死后会变成桦树，所以Gabe之后每次看到桦树就感觉看到了妈妈。而David妈妈去世前说的是，你要多看看你的妹妹们，她们就像她一样。这也让最后的结尾在情绪上变得更加顺理成章，结构很完整。

接近年尾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斯通纳》。主角斯通纳应该算是一个“凤凰男”，从某个小村庄的农民到某个城镇的大学教授，娶了第一次爱上的名门之后，本来以为会过上幸福生活，但生活是这样的，总是让你打碎牙齿和血吞。之后斯通纳婚姻生活不幸福，工作不顺畅，中年时出轨，有过一段很舒心的爱情生活，还是被舆论打败，最后麻木地过完了一生。

生活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他人眼里的“其他人”。其他人的悲伤快乐，其他人的微笑眼泪，其他人的故事，无论再怎么动人，都是其他人的，讲白了就是——关我屁事。

我偶尔会喜欢看那种沉闷的没有什么明显戏剧冲突的电影，像这部《其他人》，之前看过的《恋爱谈》、《月光男孩》，还有一部讲旅途的故事，我突然忘记了名字。越长大越发现，曾经非常羡慕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可能都是其他人的，放到自己身上，有时候是适配不上，有时候是没那么好，总之就是最后都归于平淡，像《少年时代》那样，一个孩子总要经历很多事情才会长大。

最近《奇葩大会》开播了，很多人都记住了高晓松说的一段话，那段话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不要放过生活，使劲踹它，千万不要以为你在生活面前怯懦，生活就会放过你，不会的，生活不会放过任何人。”生活自然不会放过人，就像每个活着来的人，最后都要死着去。你我都是生活里的其他人，如果有神的话，他会安排不同剧本，但结局都会是一样的，你我都留不下任何。生活又会像无风无浪一样平静。

电影里的戴维陪着母亲抗癌，开始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一家人都躺在床上互道“我爱你”，母亲乔安娜的朋友打来电话，在对方诉说对不起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觉得很难过的同时，对方在买东西吃，提各种关于食物的要求，所以你知道的，这是其他人的生活，“病了吗？病了。哦哦我好抱歉我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是不是最近结婚了？对啊。哇那好幸福啊，那个我最近的项目碰到点麻烦…”“听说我们老师得子宫癌去世了。”“……”这些都不关自己的事，都是“其他人”的生活，但我们多少都会对其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提出意见。

年关在即，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提出意见，“你为什么还不结婚？”“你们结婚两年是不是该要孩子了？”没错，我们什么时候学会“live your life”，什么时候就是进步了。

行走世间到现在，没什么人不是带着一点点伤痛的，关于自我的认同，关于周遭环境的不解，关于想要而不可得，关于得到的不想要，活着的永远孤独，又用同样的冰冷对待其他人。

今天还看了一则新闻，是一个大叔半夜带好装备偷取了一家24小时自动情趣用品店里的一个充气娃娃，大家都在笑，有人同情他，说他可能是个鳏夫，有人同情老板，被人盯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但每个人都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说话，亦即“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可能欲求旺盛得不到满足，他也可能想从偷东西寻求刺激，他也可能太过孤独了，他的可能性有很多，但他真的盗窃违法。他是我们嘴里的“其他人”。

每个人都是别人眼中的“其他人”，毫无例外地孤独，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嘲笑他人孤独呢，大概只有那么一瞬间，会让自己觉得原来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也只是大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