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德烈晚餐

我曾经想过，如果将哲学里的名词术语，以及发明这些名词术语的哲学家的名字都拿掉，代之以市井俗人的话语，然后共冶一炉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想了一下，想不出来，再想就头疼。

后来在《学箭悟禅录》——Zen in der Kunst des Bogenschießens（1948）这本书的中文版——里看到，弓道大师阿波研造（1880-1939）为了要搞明白，跟他学射箭的那个大学哲学教授 Eugen Herrigel（1884–1955）为什么总摸不着门道，就专门跑了一趟书店，翻书看那门哲学究竟是搞什么的？大师才明白个究竟，然后自然就轻松搞定了那个难搞的学生。

看书看到这里我才明白，头疼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

譬如，之前我问自己的那个挺无聊的问题，在看完这部《与安德烈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之后，毫不费力一下子就有了答案。还有就是，这两个纽约大叔这餐饭聊到逃离都市，过返璞归真的生活就听得我津津有味，然后聊他们的都市生活，听到我在中途睡了一觉。

安德烈·格雷戈里（Andre Gregory，1934- ），就是海报中头发多的那位，他编出这样一个剧本让我敬佩。截这么一小段再来品味一下：

安德烈·格雷戈里（Andre Gregory，1934- ）

我有一张乔姬塔的照片，那是她 - 我总随身带着照片，那是她大概 26 岁时拍的，那是一个夏天，她从一个阳台探出身来，穿着一条复古长裙，是某种套裙，她那时苗条且肉感，很美。我总是看着这幅照片，只想着她看上去多么性感。 I have this picture of Chiquita that was taken when she - I always carry it with me. It was taken when she was about 26 or something. And it's in summer, and she's stretched out on a terrace in this sort of old-fashioned long skirt that's kind of pulled up. And she's slim and sensual and beautiful. And I've always looked at that picture and just thought about just how sexy she looks.

而去年在以色列时，我看着这张照片，才发现照片中的脸，是一张世界上最悲伤的脸。彼时的那个姑娘，是那么迷惘，如此的哀伤和孤独。 And then last year in Israel, I looked at the picture and I realized that that face in the picture was the saddest face in the world. That girl at that time was just lost so sad and so alone.

我一辈子都带着这张照片，却从没真正看懂它，我就是没有真正去去看它。 I've been carrying this picture for years and not ever really seeing what it is, you know. I just never really looked at the picture.

然后，到了某个阶段，我才发现自己，走过了大好的十八年，却没能力感觉，除了某些最极端的情况。某种程度而言，我仍然有能力活在自己的工作中，所以我才是那样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才觉得自己导的每一出戏，都事关我的生死存亡，可在我的真实生活里，我已经死了，我是个机器人。你看，我甚至不允许自己生气或恼火。 And then, at a certain point , I realized I'd just gone for a good 18 years unable to feel except in the most extreme situations. I mean, to some extent, I still had the ability to live in my work. That was why I was such a work junkie. That was why I felt that every play that I did was a matter of my life or my death. But in my real life, I was dead. I was a robot. I mean, I didn't even allow myself to get angry or annoyed.

如今，乔姬塔、尼古拉斯、玛丽娜一整天，就像人们常有的，他们做一些让我恼火的事，说一些让我恼火的话，如今我会发火，他们问“你为什么要生气？” 我就说“因为你们让人恼火”。 I mean, you know, today Chiquita, Nicolas, Marina - All day long, as people do, they do things that annoy me and they say things that annoy me. And today I get annoyed. And they say, "Why are you annoyed?" And I say, "Because you're annoying," you know.

当我允许自己考虑，不和乔姬塔共度余生的可能时，我发现自己一生所求，就是总与她相随，但那时，我还不懂得何谓让自己对另一个人做出反应。而一旦你不能对他人做出反应，那就没有任何作用与相互作用的可能了。而如果没有的话，我实在不知道“爱”这个字意味了什么，除了职责、义务、伤感、担忧。 And when I allowed myself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not spending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Chiquita. I realized that what I wanted most in life was to always be with her. But at that time, I hadn't learn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let yourself react to another human being. And if you can't react to another person then there's no possibility of action or interaction. And if there isn't,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the word "love" means except duty, obligation, sentimentality, fear.

我是说——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沃利（Wallace Shawn，1943- ），可我——我得让自己进行某种训练，才能学着做一个人。 I mean - I don't know about you, Wally, but I - I just had to put myself into a kind of training program to learn how to be a human being.

我过去是怎么感受一切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我喜欢的？什么样的人是我真心想交往的？ I mean, how did I feel about anything? I didn't know. What kind of things did I like? What kind of people did I really want to be with? You know?

而唯一我能想到的发现途径，就是切断所有的噪音，停止所有的表演，然后只倾听自己的内心。 And the only way that I could think of to find out was to just cut out all the noise and stop performing all the time and just listen to what was inside me.

（翻译：我的婚前生活）

2018.10.9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12b466295

与安德烈格里高利晚餐

安德烈格里高利

沃利（瓦利斯）肖恩

葛罗托斯基—（和安德烈工作的波兰戏剧导演，是安德烈的朋友兼心灵导师）

黛比—（肖恩的女友）

乔姬塔—（安德烈的妻子）

尼古拉斯、玛丽娜—（安德烈的孩子）

我是一个编剧，写的剧本并没有人用，只能依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我10岁那时家庭条件很不错，那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充满着艺术和音乐，而现在我已经36岁了，一心只想着怎么挣钱。

现在是晚上七点，没有什么比得上现在回到家里让女友黛比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晚饭，但最近几年经济不大好，黛比不得不每周做3天的夜班服务生，所以今晚我就一个人了。

最糟糕的是，我被一件古怪的事情找上了，我不得不答应和一个家伙吃顿饭，毫不夸张的说近几年来我一直躲着他，他的名字叫做安德烈格里高利，他曾经是我很亲密的朋友，也是我在剧院里最尊敬的同事，实际上他是第一个看好我的人，把我的一部戏推上职业舞台，我认识他那会儿，他已经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了，他是一个戏剧导演，他和他的团队搞了个大手笔，那部戏把全世界的观众都震惊了，但后来不知道他抽了哪根筋，不再搞戏剧了，几乎人间蒸发，似乎每过几个月，她的家人只知道他在某个奇怪的地方旅行，这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他过去从来不离开家，还有更绝的，我听说有人曾经在一个聚会上碰见他，他当时跟别人说了一些和树交流之类的事情，按我看，安德烈肯定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一想到见他我就觉得紧张，我真的对这种事没多大兴趣，我自己也有一大堆的麻烦还没有处理，我又帮不了他什么，我是不是该跟他推心置腹一番，给他把把脉什么的？

“先生你好”

“呃，我叫瓦利斯·肖恩，我和安德烈·格里高利有预约”

“我想来杯苏打水”

我之前答应来这是因为一个老朋友乔治·哥拉斯菲尔德，给我打电话，坚持让我见见安德烈，乔治有一次晚上在城里一个偏僻的地方遛狗撞见了安德烈，乔治看见他正靠在一栋摇摇欲坠的老楼墙边啜泣，安德烈解释说，自己之前看了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他现在突然产生一股难以抑制的大哭的冲动，当电影里伯格曼的角色说：

“我总能活在我艺术里，可我无法活在我的生活里”

“沃利！”我总是不习惯她的演员见面时会互相拥抱

“你看上气色不错” “我心里可是糟透了”

我觉得非常紧张，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跟他吃完这顿饭，我明白能让这个夜晚好过的唯一办法就是向安德烈发问，问问题总能让我放松，实际上，我有时幻想自己有个神秘职业，一个私密调查者、一个侦探，我总乐于挖掘人们的内心，即使他们正处在绝对的痛苦之中。我总是觉得这很有趣。

“他（葛罗托斯基—和安德烈工作的波兰戏剧导演，是安德烈的朋友兼心灵导师）还是个瘦子吗？”

“当然”

“这道菜怎么样？”

“七虾戏水”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是什么时候？”

终于我开始旁敲侧击的问它他这些年在忙些什么，一开始，他表现得不太情愿聊这个，所以我接着追问，他开始回答我了

安德烈说：

大概在五年前，葛罗托斯基和我正在沿着第五大道边走边聊，他邀请我在那个夏天去波兰教课，就是开个讲习班，给那些演员啊、导演之类的上课，我已经告诉过他，我不想去的。因为说真的，我没什么可教的，我没什么存货可说的，我一无所知，排演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倒腾那些剧本显得很可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是说我根本就做不了什么，所以他说：“不如这样，你干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才愿意为我办个演习班，不管多出格的要求，也许我能满足你。”于是我打趣的说：“那好，如果你能给我40个犹太女人，他们既不说英语也不说法语，他们是在剧院待了很久的女人，想要离开又不知道为什么离开，要不就是对喜剧有热情的，却没看过一部让她们钟情的戏剧的女人，这些女人要会演奏小号和竖琴，并且我们可以在森林里工作的话，我就去办这个演习班。”

一段时间后，葛罗托斯基从波兰打电话给我，他说：40个犹太女人有点难找，我的确找到了40个相当符合要求的女人了，同时也找了一些有意思的男人，但你不用非得和他们一起工作，这些男人的共同点就是对戏剧抱有怀疑，他们不是全都会演奏小号和竖琴，但至少会一门乐器，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会说英语。并且他还为我找到了一片只有野猪和隐士的森林，他给了我要求的东西，我也无法拒绝他的请求，我必须得去。

所以我去了波兰，组员是一群符合要求的非常棒的年轻男女，葛为我找的那片森林简直绝了，你知道吗，那是一个巨大的森林，里面的树木四五个人环抱着都不能抱住它们，于是我们在一个城堡废墟旁边露营，我们围着一个巨大的石板吃饭 ，我们的日程通常在日落的时候进行分工，一般工作到早上的六七点结束，然后因为波兰人能歌善舞，我们会唱啊跳啊直到上午的10点11点左右，然后我们的基本食物就是面包、果酱、奶酪和茶，接着从中午一直睡到日落。

严格来说，那种情况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当你在一片森林里和40个语言不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任何的停泊点。

肖恩：

愿闻其详

安德烈继续说：

你看，我们做的一切就是坐在那里等待，等着某个人有种冲动去做某件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很像戏剧中的即兴创作，你明白的，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排演契诃夫作品的导演，你可能让扮演母亲、儿子、叔叔的演员全部围坐在房间里，做一个剧中没有的假想情节，比如，你可能对他们：听着，假设一个下雨的周日下午，在索林家的庄园，你被雨困在了画室里。于是所有人都会开始即兴表演，说一些，做一些，他们角色在如此环境下可能去说去做的东西。

而在波兰森林的那一次即兴表演和这个可不一样，主题不是某个戏剧里的角色，而是每个人自己，它遵循了和即兴表演一样的规则，戏剧排演时，也就是去做任何角色给你冲动；而在波兰森林那一次，你就是你的角色，所以，再也没有了想象的情境让你藏身，也没有供你藏身的人，你所做的就是实际上去问一些问题，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演员应该从角色出发时常问自己的：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我从哪儿来？我将到哪儿去？，而不同的事是你不再替角色发问，你在替自己发问。或者换个方式看看，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期，一群孩子就这么来到一个房间，或者被领进去，没有玩具，他们开始做游戏，这就像成人在重新学着去做游戏。

肖恩：

这么说你们会一起坐在某个地方？然后你们会以某种方式去做游戏？可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安德烈：

好，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在出发去森林之前，会在城里一起工作一周，那时葛罗托斯基也在城里，我听说她每晚会组织一个叫“蜂巢”的活动，我喜欢蜂巢的声音，声音在出发前去森林的一两天前的晚上，我揪着他的领子对他说

“听着，关于这个‘蜂巢’我有点想参与进来，直觉告诉我它很有意思。”

然后他说

“当然可以，与其只是参与，不如由你和你的组员来带领‘蜂巢’吧？”

你知道吗，我立马就很紧张，你懂的，然后我说

“到底什么是‘蜂巢’？”

“这么说吧‘蜂巢’就是在八点钟的时候，一百个陌生人走进同一个房间”

“还有呢？”

“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叫做'蜂巢’”

“好，那我该做什么？”

“由你决定”

“别，我真的不想这么做，我只参与就行了”

“不，不，你来领导‘蜂巢’”

我那会儿吓坏了，我指的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最后我还是做了。

肖恩：

天哪！跟我说说吧。

安德烈：

有时间我要给你听一首歌，那首歌真的美妙至极，我们的组员里有个女人，她知道一点这首圣弗朗西斯之歌的片段，那是一首感谢主赋予你眼睛的歌，你感谢主赋予的心，感谢主赋予你朋友，感谢主赋予你了你生命，它一边又一边的重复，后来这变成了我们的主题歌，我哪天一定要把这首歌放给你听，因为为你绝对无法相信，一群不会唱歌的人，能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当人们来参加“蜂巢”的时候，我们的组员要在那里唱这首美妙的歌，然后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唱它，其中有个人带来了很大的泰迪熊，因为她有点担心这样的活动，有人想带一张床单，还有人想带一大碗水，以防止人们中暑或者口渴，还有人建议我们点上蜡烛，不要人造光，而要烛光。我还记得的大家在这个晚上是如何做准备的，当然，没有人化妆，也没有戏服，但实际上和人们准备一场演出是一模一样的，大家脱下他们的首饰和手表，把它们堆好，确保一切都安全，人们陆续抵达，就和他们去剧院看戏的时候一样，有独自来的，有结伴而行的，什么样的都有，当时我们的组员坐在那儿，唱那首美妙的歌，人们开始坐过来，开始跟着学它，当然在任何的表演和即兴演出中，你会预感到它就要变得无聊了，所以在某些临界点—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突然抓住泰迪熊，把它扔向空中，140或130人就这么炸开了，你知道的，就像杰克逊·波洛克（抽象派画家）的画一样，人们从刚才唱歌的那个紧密的小圈子中炸开来，一眨眼就已经有两个圈子在跳舞了，一个顺时针跳，一个逆时针跳，是以一种主要以腰部动作为节奏的舞蹈，也就是说和美洲印第安人跳的舞一样，有重击，有持续的节奏。

如今人们很容易明白，我们在讨论的是集体迷失，在某种活动和希特勒的纽伦堡集会间只有一条很细小很细小的界线，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小时这种狂野的迷乱的舞蹈后，葛罗托斯基和我都发现了对方，我们正相对而坐，在整个舞蹈的中心，于是我们把泰迪熊互相扔来扔去，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很幼稚，然后我突然的，让泰迪熊贴在我的胸上，再扔给他，他也把它贴在胸口上，然后泰迪熊再次被扔向空中，人群又一次的炸开来了，炸成了有形状的某种东西，它们像....它们有点儿像万花筒，一个人体万花筒，那个夜晚就以万花筒的不断变化组成，现在我所能记起的其它事情，除了不断试着去指导这件—始终关系着运动、节奏、反复和唱歌的事、还有颂歌（因为组员里有两个带了一个长笛和一只鼓），当然他们是宗教乐器，

除了这些，我能记得，有时候房间里的活动会分裂，成为6到7个同时在进行的不同的活动，你知道吗，6到7个各不相同的即兴创作，它们每一个看上去都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就像一张壮观的蜘蛛网，有一瞬间，我发现葛罗托斯基在小组中央，蜷缩在很多蜡烛旁边，这些是人们先前收到一起的，他就像一个对火焰着迷的小孩，我看到他把手放在火舌中，并且就留在那不动了，当我走进他的小组，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我把左手伸进火舌，发现我想保持多久都可以，既没有烧伤也没有疼痛，但当我试图把右手伸进去的时候，我坚持不到哪怕一秒钟，所以葛罗托斯基对我说，如果觉得烫就试着改变身上的一些地方，如何我试着这样做，但没有效果，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队列，有床单的队列，床单下裹着一个人，你知道吗，那床单就像某种圣经里的华盖（圣经中帐篷的含义是人们所用的用布或兽皮做的活动场所，虽朴实无华却有很大用途。）整个小组在房间中交织起伏，吟咏着。然后这个时候，人们跳起舞来，我当时正在和一个姑娘跳舞，突然间，我们的手开始振动着互相靠拢，于是我们跪下来，我一下子就在他的胳膊中呜咽了，而她用胳膊轻轻抱了抱我，如何她也开始哭了，然后我们拥抱了一会儿，接着我们重新加入了舞蹈中，后来到了某个时候，几个小时后，我们又开始唱圣弗朗西斯之歌，那就是我们整个“蜂巢”的结尾。当它结束后，就和剧场散场一模一样，人们戴上耳环和手表，接着我们就去了火车站，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哦，还有一个女孩不是我们组员之一，但她就是不愿意离开，所以我们带上了她。

肖恩：

天哪，给我讲讲你和你小组做的其它事情吧。

安德烈：

好，我记得有次我们在城里，我们试着去做一次即兴表演，就像我们过去在纽约做的那些，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被假定在一架飞机上，机长告诉我们引擎出了问题，然后开始即兴表演，在这次即兴表演中有点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在参与的过程中恋爱了，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当时我们正在...出于恐惧害怕飞机坠落，于是他们恋爱了，他们真的觉得自己随时会死去，当我们去森林的时候，这一对情侣不见了，因为他们了解这次活动的意图，所以他们觉得单独去森林更加重要，比所有小组集体做的活动都重要的得多，然后到那周过了一半，我们无意中闯进森林里的一片空地，发现他们正相拥而眠，睡的很熟，那时候天刚刚破晓，我们采来野花放在他们身边，好让他们知道我们来过，然后我们悄悄的走了，到了在森林的最后一天，他们俩出现了，他们和我握手，十分感谢我，因为我给了他们如此美好的经历，

我想他们能理解整件事情的意义在哪儿，你看，这必然就指向了它关于什么这个问题，它某种意义上有关于生活，

到了最后一天，整个小组都做了这个美妙的事情，他们安排了一个仪式，一个洗礼给我，他们在城堡里插满了鲜花，还有那用上百只蜡烛和火把照出的神迹般的光，即使使教堂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仪式很短，有一个人扮演我的教母，另一个人扮演我的教父，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他们称我为杨德鲁斯，有些人是完全严肃的看待它的，还有一些人只是觉得好玩，而我真的觉得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肖恩：

对了，我记得乔治，告诉我说那时候见过你，他说你看上去就像从战场上下来

安德烈：

对我记得见过他，他问了很多友好的问题，说起来，大多数见过我的人都觉得我哪儿不对劲，他们嘴上没有说，但我能感受出来，可是....你看，我觉得我所经历的的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懂得什么才算真正活着，听起来这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伴随着一种死亡意识的觉醒，因为它们如影随形，就是这种力量让沃特·惠特曼写出了《草叶集》，那种万事万物相通的感觉，同时以为着与死亡相通，它是非常可怕的吗，但我真的觉得自己仿佛悬于空中，触及不到地面，也无法行走，你知道吗，我甚至回去公路上，看着信号灯从红色变成绿色，然后想：这美妙极了。

(25:09)

叨叨逼了两个小时！！无数次的暂停，话唠式的哲学性比起侯麦来说，更能拉进和我的距离！ 想好好写的这篇影评，发现无从下嘴，一下子明白了导演的功力！ 我有当一个现实小人物的吃喝拉撒睡的烦恼，也有攀登珠穆朗玛的觉醒！不会过度让自己处于不舒服，但是也喜欢让自己刻意感受到寒冷，觉醒深刻的自我意识，而不被机器的得冰冷所覆盖！第一次去看病医生说过一句，人的一生就在于不断的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我想这句话与安德烈的思想是重合的！我扮演过的众多角色，别人扮演的众多角色，无非是别人！！跟血缘，亲疏断开了某种连接，我愿意与一个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人探讨深刻的话题，不是因为孤独，而是因为我想看见我自己，我也愿意通过我，让别人看见他自己。刻板的生活和习惯确实让我觉得可能自己不是个人了！但是也不想掰扯自己用左手来完成生活，也许尝试是新鲜的，但是那不能成为我的另外一个习惯，不成为习惯才是我努力想要作为的事情。我深深的“不作为”感，是通过任何的慰籍都得不到自我的原谅！看再多的书，再多的电影，再多的感悟，都达不到的，这是我需要去攀登珠穆朗玛的原因，也是我停留在原地的原因！矛盾似乎是人的底色，安德烈用语言将我带入了一种不信任感中，这种不信任是对太多被灌以不好标题的行为和思维，我永远不能超越现在看到未来，所以我有时会两边倒，会迟疑，会带有无限偏见的看待事物！哪怕是我要完全唯心想法的时候我也是带着唯物主义的基础去看的物质和自我！ 思考的多了之后，才发现感受是最难的，不知是思考排斥了感受，还是感受被思考吓得躲了起来！现在的我就在思考，深刻努力的思考，所以我感受不到自己的情绪～这种感受的缺失带给我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麻木体验！而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去除这种麻木！

“我们不能坦率，所以最后变成说出最古怪的话来。我们看不清现实，当我们在派对中时，都过于忙于表演了。现在的人在生活中已经表演的够好了，剧院里的表演成了多余，可以说是令人厌恶的”。

“一个医生总是不负众望而彻底一副医生模样，你在电视里看到一个恐怖分子，他长得就像一个恐怖分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父亲们、单身汉们、艺术家们，全都尽其所能去满足他人的某些幻想，关于一个父亲、一个单身汉或者一个艺术家是什么形象，他们似乎都特别清楚，要怎样表演，片刻也不松懈，他们看上去是那么自信”。

“当然私底下人们对于自我也是很混乱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他们会看那些心灵鸡汤。我们是多么渴望了解，多么好奇别人在生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如此，由于总是在扮演这些角色，我们还是把真实的自己藏了起来，秘不示人，我们就等于活在对彼此的荒谬无知中”。

“我们对自己想要了解的总是如此无知，即便事关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假设你的生活正充满痛苦和不幸，你会特别想知道你的朋友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可我们就是不敢开口问。这就好像让你的朋友脱下伪装，我们毫不注重感知真实，相反的，我们的全部重心都在我们所谓的事业上，不自觉地把感知真实扔到脑后”。

“因为如果你的生活全都围绕着追求事业有成而展开的话，那么感知什么、经历什么也就无关紧要了。你真的可以往后几年都关上你的心灵，就相当于你能打开某种自动导航，我们的心灵仅仅聚焦在那些目标和计划上，那些才不是真实，它们只是幻想和欲望，它们属于幻灭的生活”。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用电热毯的，一旦打开那条电热毯，就像吞下了镇静剂，或者像看电视看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我们一手打造的梦幻世界里，舒适会把你哄骗进一种危险的麻醉中”。

“如果你上演严肃的时事戏剧作品，可能仅会加剧观众的麻木，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这样一类戏剧你怎能指望它打动观众？剧中你展示了如今的人们已经是彻底孤立了，他们触碰不到彼此，他们的生活是绝望的，这种戏又怎么打动他们？如果它说的是，我们的世界除了耸人听闻的桃色事件，恐怖暴力之外再无他物，这有助于唤醒观众吗？极有可能你在那样一出戏中展示给他们的世界图景，正是他们对世界的既成看法，他们清楚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是艰难和痛苦的，于是那部戏只能说明他们关于世界的印象是正确的，而且绝无出路可言，他们到头来感到消极和无助。”

“它极有可能因为于一种自我延续的不知不觉的自我洗脑，而这又出自以金钱为基础的世界集权政府，所有这些比人们想象的危险得多，它不仅仅是个人生存问题。更严重的是，无聊的人是麻木的，而麻木的人不会说不”。

“纽约是新式集中营的新典范，囚犯们亲手筑造了这个集中营，而囚犯自己同时也是看守，他们为自己所建之物感到骄傲，正因为他们建造了自己的监狱，所以他们活在一种精神分裂之中，既是警卫又是犯人，结果就是在他们变得麻木和迟钝以后，他们不再有能力离开自己造的监狱，甚至不再能看清这是所监狱”。

“而我唯一能想到的途径就是切断所有的噪音，停止所有的表演，然后只倾听自己的内心”。

“那也就是去承认，去面对一个事实，你是完全孤独的，而接受你的孤独，也就是接受死亡。当你孤独时，你其实是在伴随着死亡，再没有什么能挡在你和它之间。海德格尔说，如果你要充分经历自己的存在，你就会经历存在向死亡的衰败，作为你经验的一部分”。

“人们紧紧攀住这些形象，父亲母亲，丈夫妻子，为了同一个原因，因为这些似乎能给提供某种安全感，可那根本没有什么妻子，它意味着什么？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个婴儿抓住你的手，倏忽间，一个大汉将你从地上举起，而后他便不在了，那个儿子在哪？”

Wally勉为其难答应与安德烈在一家高级餐厅晚餐。前者是为生计奔波的屌丝编剧，后者是内心痛苦，暂停成功事业，“虚度”人生自我追寻的导演，近2个小时，固定镜头只对着两个就坐的中年男人在餐桌上认真地滔滔不绝，听安德烈聊着他这5年来的“存在危机”。 安德烈讲述暂停成功的导演事业后，去了波兰、撒哈拉沙漠、西藏、印度、苏格兰Findhorn，和纽约长岛，经历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情，以及产生的感受和感悟。他跟波兰导演耶日·格洛托夫斯基一样经历了“存在危机”，发现自己从事的舞台事业很荒谬，现实生活中人们扮演自己的角色是如此好，以致于剧场舞台表演都显得多余。“存在危机”是个体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作业中，丢失了热情和初衷，察觉到这个世界的荒谬，生命的虚无，开始对其生活意义、目的和价值产生怀疑和追问。 “存在危机”不同于“身份危机”和“中年危机”。身份危机通常出现在青春期，而中年危机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出现在青年与老年之间。 “存在危机”可以结合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核心思想来理解。“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着，遇到他自身，涌现在世界上，然后才给自己定性”。“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存在的本质是自由和责任，要靠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更要承担起自己行为的后果。只有把自己置于自由的位置上，探索自己的自由，承担自己的责任，追求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真正意义。 经历虚无后的安德烈开始顿悟。舒适会将人与现实割裂开。机械地活着，心灵的感受能力会被关上。博尔赫斯说：“每一次我们不能有所感受，不能有所发现，而只能机械地重复什么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安德烈举例说自己随身带着的妻子的一张照片，以前觉得照片上的她很迷人性感，可是最近才发现那时的她其实内心很痛苦，非常不开心。他选择要让自己保持观察、感受、记忆的能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全凭习惯，让生活进入一种自动导航的机械模式。电影开头，Wally自述的生活就像机器人一样忙于完成每天任务清单里的各项任务，与安德烈晚餐后他坐在出租车里，看着他熟悉的街道，美好的回忆复活了，他开始感受当下，他作为人的感受力复活了。 持续了110分钟的晚餐，餐厅要打烊了，两人才结束谈话，最后是安德烈请的客付的钱。一部真诚之作，不乏味。这种真诚来自于两位人物之间的沟通，Wally好像是应观众所托，与安德烈展开了平等双向平和深入的交流，这种思辨式的沟通，不是洗脑式的灌输，也不是激烈的脑力雄竞，它给观众提供一种理解人存在的角度和窗口。导演对这样的讨论沟通做了极简的拍摄安排，足见其真诚之心。固定机位的镜头对准两位主角，食物特写都没入一个，想象一下这样的沟通如果不断被打扰还能进行下去吗？全程进度由服务员小心翼翼的上菜节奏来把控，时间的流逝通过墙上镜子里带入环境的变化来呈现。安德烈叙述的大多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的痛苦、迷茫和不懈在谈话中一览无遗，影片的真诚大概也源自于此。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373.html

一个是失意的戏剧演员，一个是失踪多年重新出现的戏剧导演，当他们再次见面，晚上七点开始的晚餐似乎和他们的身份有关，从而具备了某些疑问：为什么安德烈失踪之后会重新出现？他在这几年做了什么？当肖恩接受邀约，如何化解多年不见的那种紧张感？他们会相谈甚欢还是不欢而散？当这些疑问变成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对话，变成了再无情节的叙述，戏剧性其实已经慢慢取消了。而路易·马勒用影像的方式展现一次谈话式的晚餐，在自我叙述、观点交锋中似乎在提出另一个卡佛式的问题：当我们谈论生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不是纪录片，是剧情片，人物逐渐登场，环境渐次展现，场景逐一展开，但是在几乎纯粹的谈论中，或者情节，或者冲突，都变成了次要，安德烈对面是肖恩，肖恩的对面是安德烈，一部电影是他们的舞台，而身为戏剧中人，他们似乎在解构戏剧本身。当所有一切的元素都在慢慢消失，两个人的谈话几乎成为了戏剧本身，那么，在这场戏中，谁是他们的观众？或者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问法：电影是不是必须为观众留下位置？

一开始电影为观众留着的位置是明显的，纽约的街道上慢慢走过来一个人，中年的肖恩已经秃顶，在一个垃圾桶为前景的镜头里，似乎隐含了肖恩并不如意的生活状态，而他的独白证实这一境遇：“剧作家的生活很艰辛，他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好。”10岁的时候生活在上流社会，而36岁的他却要为生活奔波，肖恩曾经是个编剧，但是写出来的剧本没人来演，后来自己成了演员，依然没有什么观众，甚至自己的女友黛比，为了生活一天要做3次服务生。所以对于肖恩来说，每天的生活就是如何赚钱，如何维持生计，在他的世界里，戏剧无疑变成了谋生的手段，远离了曾经把戏剧看成是精神生活的状态。

这是戏剧的一种堕落？肖恩的独白揭示了自己的状态，而这是戏剧遭遇的第一种境遇。而这场被邀约的晚餐是把戏剧带向了另一种境遇，肖恩把这次晚餐说成是“古怪的事”，因为安德烈失踪多年，曾经他是一个戏剧导演，第一部戏推上舞台的时候把观众震惊了，但是后来却离开了舞台，据说去远方旅游，有一种传说是安德烈在西藏和树交流。对于他来说，安德烈的生活是神秘的，所以肖恩赴约其实想要解答自己内心的疑惑，更在于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另一个戏剧人的生活。当他来到饭店，安德烈还没有出现，而且空余的座位也没有，于是肖恩在一旁等待——这似乎也是一种暗示，就像他的戏剧生活，没有观众，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座位。而当安德烈出现，友好地打了招呼，在稍许的等待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作为，于是，像两个登上舞台的演员，开始上演和自己有关的戏剧。

安德烈侃侃而谈，他几乎就是这场谈话的主角，从和波兰导演葛罗托斯基一起排练一个40人参与的森林即兴演出，说到大家讨论“集体迷失”，从狂野迷乱的舞蹈，到“人体万花筒”的演出，从森林里的仪式谈到万事万物相通的感觉，从《小王子》的故事谈到超现实主义的杂志，从日本僧人谈到口技表演艺术家，从一次“活埋”的体验到母亲逝世时的感受……安德烈几乎没有中断，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讲述着，在此期间，肖恩一直在认真地听，或者点头，或者微笑，或者拿起酒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把安德烈的叙述看成是一种口述的戏剧，那么肖恩则是观众。

叙述者在电影中，观众也在电影中，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观众在电影中，是不是真的是观众？而其实，肖恩更像是倾听者，他和安德烈组成了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组成了一种整体，它依旧在戏剧里面，而真正的观众应该在戏剧之外、电影之外的，从这个意义上将，路易·马勒似乎并没有为观众空出其应有的位置。而随着安德烈叙述的深入，肖恩也参与进来，他说到了自己又一次演出时穿上了猫的道具，说到了集体活动中存在的敌意，说到了生活本身成了比戏剧更具有戏剧元素的存在，说到了生活的习惯性，说到了纽约冬天的电热毯，说到了自己总是宽容别人，说到了“昨晚的咖啡只要没有蟑螂还可以继续喝”的生活，也说到了科技发达之后人们还是会相信“幸运签”，如此等等。但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时，起初是安德烈在叙述，当肖恩加入进来之后，两个人的观点开始交锋，于是，观众在电影中似乎也缺席了。

但是路易·马勒却没有真正取消观众，当肖恩在叙述的时候，镜头对准肖恩，而远景则是墙上的那面镜子，在镜子里，安德烈正在听他讲话，一个是在镜子外的肖恩，在说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一个是在镜子里的安德烈，在听着肖恩的叙述，镜子外和镜子里，在路易·马勒的镜头里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对应关系，仿佛他们就处在一种空间里，而安德烈就是在肖恩讲话是成为双重的听众：现实中肖恩对面的听众；路易·马勒镜头里的听众。除此之外，当两个人谈话的时候，马勒的镜头里是后面的柜台，以及在柜台前的侍者。两个人谈话，两个人也在用餐，所以饭店的场景里提供了潜在的听众，他们有时会走过来端上他们点的菜，有时会收走他们的盘子，而最后当安德烈和肖恩抬起头的时候，发现饭店里的客人都已经离开了，只剩他们两个人的饭店更提供了被他人听见的最大可能性。

路易·马勒似乎就是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无论他们的谈话多么自我，多么漫长，多么跳跃，但总会有听众存在，安德烈和肖恩是彼此的听众，饭店的侍者是潜在的听众，而当听众存在，路易·马勒的电影里也必定会有观众存在。但实际上，路易·马勒一直在强化观众的内在化，也就是说，这些观众都是电影的一部分，无论是镜子里的倾听者，还是身边的侍者，无没有脱离电影场景，而路易·马勒设置的这些内在化的观众，只有一个目的：为整场谈话服务。

安德烈和肖恩同样是戏剧人，他们面对的是戏剧的不同境遇，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感想，其实都只有一个主题：戏剧到底如何生存，而这个戏剧本体论的问题关涉的是更深刻的主题：人该如何生存。安德烈说到的波兰森林里的即兴创作，“人体万花筒”般的表演，“活埋”的体验，以及日本僧人、口技表演艺术家、印度造旗人，以及苏格兰芬德霍恩村民和动植物说话，苏格兰数学家洛克打破习惯的做法，等等，似乎都在阐述他的一个观点：现代社会已经束缚了人类的灵性，人活得像一部机器，所以必须用其他的方式寻找自我，“在森林里和40个人在一起是很有趣的”，是一种走向自然的回归；“蜂巢就是8点钟的时候一百个陌生人走进同一个房间”，是一种敞开自我言说的权力；“活埋的体检就像必须独自完成死亡”，是一种去除了预知地接近生命状态……安德烈在体验特殊的戏剧，“戏剧只有一个观众，那就是我自己。”而从这个自我天性出发，他认为生活就不应该被我们所认为的“习惯”所左右，而是用某种圣礼将它释放出来。

安德烈的种种经历是奇特的，它更接近于某种超脱，甚至有些极端，一起都在远离纽约的现实，都在远离成规的生活，他说到有个百万富翁哈利菲尔德，每天吃鸡肉，天天都活得很开心，结果导致身体缺乏营养活活饿死！所以，在这样一种被习惯绑架的生活里，每个人都失去了自我，在集体迷失中成为一部机器，他们行尸走肉，最终的生活、戏剧都变成了表演，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纽约就是我们自己建造的集中营，自己居住的监狱，现实中的角色都是虚构错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迷失的疯子。

而肖恩的观点似乎并不偏激，经历也没有什么奇特，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习惯，就是秩序，就像自己从来不想打破僵局，即使在某次演戏中那件猫的道具穿起来发不出一点声音，而别人还在嘲笑他，对于此种敌意，他一方面说自己穿着戏服根本听不到，另外一方面则解释为：“敌意只是以往某些体验中惨留下来的东西。”所以他宽容别人的讥讽，甚至认为这是自己成为一个好人的前提。尽管生活有些窘迫，但是肖恩并不认为会像安德烈那样选择“逃走吧”，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去谋生，而且在他看来，每天的生活都在变化，也都充满了乐趣，妻子、孩子、报纸、电热毯，甚至幸运签，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这才是真实的，“行动才是我们的天性。”

一个是在远山近水中发现精神自我，安德烈建造了一个灵魂舞台，就像森林里40个人在一起的即兴创作，大家围坐在一起，没有剧本，没有指令，没有主题，完全靠自己心里产生的冲动行事。一个则是相信活在当下才能知足常乐，肖恩就是在每天的奔波中演出人生的戏剧，即使困顿，即使迷失，也是生活的本真状态，而这正是戏剧需要的东西。当两个人各自阐述，各自倾听，似乎在不贬低只讨论的氛围里，的确会忘记了别人的存在，所以这是一个自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甚至晚餐也变成了背景，所以最后在侍者的提示下，他们才发现早已经没有了其他顾客。

自足的场景，自足的谈话，真的不需要观众？那么，电影之外的观众也可有可无？路易·马勒似乎是按照这种逻辑来拍摄电影，但是当两个人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的电影时间几乎就是物理时间的呈现，当餐厅里没有了其他客人，电影之外也可能没有了电影观众——虽然两个人的谈话涉及到人生、科技、城市，涉及到战争、集权、人性、死亡，涉及到自我、异化、灵魂，涉及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希特勒，在戏剧、哲学、宗教的世界里高谈阔论在、纵横捭阖，但实际上在几乎机械式的镜头语言里，路易·马勒去除了几乎一切的电影元素——除了最先开始的街头场景，除了在谈话中现实和镜子的互文，两个人的谈话，不如变成一出广播剧？甚至在没有形象的讨论中，安德烈讲述的森林奇遇、活埋故事、日本和印度的经历，更可以激发听众的想象力。难道路易·马勒如此先锋和实验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展示肖恩和安德烈的具体形象？一个是秃发了的36岁男人，一个是清瘦地像是在世外生存的神奇之人，在对应他们各自的经历和观点之外，似乎也再无其他意义。

所以，路易·马勒安排了这一场对话，设计了这一场景，仅仅是制造一个自足的空间，不需要冲突，没有情节，当然更不需要观众，而当一切都在这样的非电影叙事中展开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叙述者，一个听众，他就是路易·马勒自己，就像安德烈说到的波兰森林里排演的一出戏剧，题目就叫“oneself”：“你就是你自己的角色，没有提供藏身的人，你在替自己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