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台湾新电影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双子”及一系列电影人在台湾开展了一场电影运动，在对乡土与城市二元对立的共同迷恋探索中，在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古今建构中，开创了一条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影像风格道路。其中以侯孝贤成长、历史、现实三角主题构筑下的本土影像风格，写实加写意的完美融合，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特色更为凸显，使其成为国内外一致认可的民族电影大师，而这一切的源头和动力更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在侯孝贤《童年往事》中，“我”的一段独白：“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会常常想起祖母那条回大陆的路，也许只有我陪祖母走过那条路。”一条回大陆的路，不仅成为联系这个家庭和大陆老家的纽带，也成为迁台家庭的共同回忆，打上了三代人鲜明的历史印记。台湾几个世纪里经历的频繁殖民更替、政治动荡、多种文化的杂交对台湾造成了诸多文化、习惯上的影响，以及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召唤，显现出台湾在风雨飘零中处于的尴尬境地。台湾人自觉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其强调“主体意识”与“本土文化”中，也影响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导演，侯孝贤影片中贯穿的浓厚的历史寻根意识，一直试图在影像中寻找对本土文化的身份认同。

在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中，对二二八政治事件的展现，描述历史的白色恐怖下多数场景贯穿着多种语言，在《童年往事》中阿孝在家说客家话，在学校说国语，和同伴们说台语，《风柜来的人》里阿清来到高雄后学习的粤语，都显现出大环境下多种文化交融的带来的语言不通等诸多问题，包括《童年往事》家中日式的房屋、榻榻米等铺设，阿孝无意流露的对政治正确的对抗，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当时的复杂多样的政治环境和殖民文化已经根植的影响。

同80年代大陆寻根文学对第五代导演的民俗电影影响相似，台湾70年代的乡土文学也给台湾新电影培育了一个良好的土壤和创作氛围，对80年代的新电影也有异曲同工的影响。乡土文学中的对传统和民族、现实和乡土的召唤和台湾新电影本质上表达的都是共通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即“我是谁”的问题，台湾乡土文学也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后被改编为新电影的剧本。

除了来自政治、文学和台湾的身份境遇影响以外，影响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还有来自70年代质量低劣的武打、 言情、 色情和暴力片的刺激，为改良电影界风气，台湾官办电影机构“中影”联合万年青影业等公司一同寻求台湾电影的振兴出路。于是集结了小野、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等一批新人导演和电影人为台湾电影注入了一股新气息。台湾新电影另辟蹊径，不同于之前的影片色情暴力的渲染，以写实的生活场景、敦厚的民族文化、清新质朴的电影气质开启了历史与乡土的新风气。

在侯孝贤的影片中，反映的文化特质和内核和中国大陆的文化息息相关。其电影中长镜头、固定镜头、全景的大量使用，在《恋恋风尘》结尾阿远回到家中，站台、家中熟睡的母亲、种植的阿公，远处的山和云的空镜头，缓缓铺展的留白意境，似一幅淡彩的中国山水人情画。中国自古讲究的人情，也在侯孝贤电影中对“人”本身的关注得到体现。由布袋戏大师李天禄饰演的“阿公”也是戏曲文化与民俗意境的显露，在侯孝贤的电影《戏梦人生》最为突出，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对接。身处大时代环境下个人意识在家庭、社会中的体现和变化，《童年往事》中与父母、兄弟姐妹、同伴、邻居街坊、女友的关系、小巷里乘凉的人们和叫卖的摊贩，也展现着那个年代写实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周围人的生老病死似乎也成为一种淡然的无法摆脱的命运，也正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自然、天命的内核相吻合。

侯孝贤作者电影的气质体现在他电影的自传色彩中，但与法国新浪潮的完全聚焦“个人”的作者电影不同在于，侯孝贤的个人成长史也是另一层面上的台湾当代史，通过个人的成长经历记录台湾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童年往事》中民国四十七年台海空战、陈诚之逝、一直想回大陆的阿婆成为历史的见证和叙述，他的“台湾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以及《好男好女》也被看作是台湾屏幕历史，个人与家族与时代的命运交织，让侯孝贤的电影流露出一股历史的沧桑大气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样的历史特质在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王童的乡土系列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中体现为更为浓厚的悲情史诗风格。

在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中阿清和同伴们背井离乡来到高雄，从被骗到找工作几个男孩一时间难以适应光怪陆离的城市，这正是8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鼎盛时期带来的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阿清阿荣面临的青春的彷徨与焦虑也是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城市经济的发展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也在杨德昌的电影《恐怖分子》《独立时代》中更为突出集中地得到体现，不论是事业上的压力、婚姻的痛苦、都市里百无聊赖和冷漠疏离的男男女女、异化的人际关系，都为城市底色增加一抹寒意。也是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都市空间下每个人焦虑的生存状态在电影中的缩影。新电影导演面对的是同样的对台湾社会问题、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困境与处境，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生命意义的拷问和教化。

侯孝贤提倡非叙事性、非职业演员，运用长镜头、深焦镜头和实景拍摄，其写实主义的影像风格自成一派。以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总体上是关注个人成长经验和历史反思，以表达个人经验为主要特征，从日常生活中汲取题材，追求朴素自然的电影风格。新电影运动的兴起必定伴随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背景原因，也有创作者本人的生活环境、个人经历、及其形成的性格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台湾新电影后期也存在一味注重艺术性而忽略观赏性和商业价值的问题，但其贡献和影响力无疑成为中国影史上的一颗明珠。

整理硬盘发现一篇2年多以前写的关于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的论文，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地反复看一部电影了。最近在重读一些书，细嚼慢咽是一件幸福的事。

从《童年往事》看侯孝贤电影的视觉风格

摘要：本文以侯孝贤早期代表作《童年往事》为例，从色调、布光、镜头、表演、声音等方面分析了侯氏电影的视觉风格。侯孝贤的电影对反映社会历史现实、引发深刻思考、承继中国古典美学等方面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引领着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侯孝贤 童年往事 视觉风格 艺术电影

《童年往事》拍摄于1985年，是一部以侯孝贤本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经历为蓝本的自传体电影，也是奠定其电影风格的早期重要作品之一。整部影片以父亲、母亲和祖母的死亡为节点划分为三个段落，每个段落有着不同的基调，运用侯孝贤擅长的长镜头，将特殊历史背景下台湾民众的真实生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兴衰和一个孩子的成长中，平淡疏离的光影中汹涌着对命运、人生与历史的喟然长叹与深刻理解，闪耀着普世的人文关怀。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这部电影的视觉风格。

1. 色调与布光

这部电影的主色调是洋溢在童年时代金灿灿的黄色，但在三个段落中有不同的明暗变化。

从阳光的强度、植物的状态和人物的衣着可判断，尽管时间跨度约有8-10年的时间，但所有的剧情都发生在夏天。为尊重生活的常态，准确表现真实性，侯孝贤善于利用自然光，于是整个故事都沉浸在夏天金黄色的阳光和树影里。

黄色在原始社会中被认定为男性的象征。在《侯孝贤画传》中，导演这样表述：“台湾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社会，雄性竞争非常激烈，像《南国，再见南国》里的那种黑社会的力量很多，我喜欢这种原始的爆发力，像狗一样，有个带头的，彼此撕咬。”在他的电影中，这种偏好是一贯的，也源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如同《童年往事》里我们所看到的，青少年时期的阿孝指派同学教训没有经过他们准许在城隍庙摆摊的布贩，与动物族群中将入侵者驱赶出去以保卫领地的行为如出一辙。

同时，黄色给人一种繁华、美好的感觉。开场几分钟通过几个长镜头对家庭生活进行了展示，近处父亲坐在书桌前一边吃藕片一边看书，两个弟弟在客厅玩闹，母亲热火朝天地做着饭，姐姐在后院削瓜，一派繁华的景象，这应该是阿孝记忆中最美好的家庭时光。

另外，不同明度的黄色可以对时间和空间有暗示作用，对于不以剧情取胜的电影，能够提供重要线索。例如，在城隍庙后的弄堂里打弹珠时阳光明亮，夜晚提着砍刀去打架时路灯散发的光十分昏暗。通过这种调节，也能烘托人物的情绪，渲染相应的氛围。

色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个段落明亮耀眼的金黄色渲染了一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氛围，如阳光下我与祖母一起“回大陆”，在路上摘芭乐，祖母童心大发，用芭乐玩杂耍给我看；第二个段落运用更多昏暗的现场光，最好的例证就是父亲在停电后死亡这个转折，灯光骤然熄灭，黑色空镜头持续了几秒后，跳出昏暗的烛光，这时灯又很突然地亮起来，父亲已经去世了；第三个段落的阳光又温暖起来，变成中调的黄色，如我骑着单车给暗恋的吴素梅送情书，她说：“等你考上大学再说。”这个镜头中，人物从头至尾都在阳光下，仿佛历经世事后的成长。

除自然光外，侯孝贤也运用布光对画面做修饰。通过开篇展现家中格局的空镜头可看出导演对前后景的空间透视关系相对讲究，后景一般通过窗户和室外的院子来保持透亮的状态，获得有明暗层次的画面感。大部分室内影像通常会设置两到三个光源，使人物形象更立体，实现唯美的视觉效果。

2. 镜头

影片开端是黑底白字的职员表，同时能听到欢快的鸟叫声，给人以肃穆又轻盈、压抑又灵动的感觉，这种反差无时无刻不蕴藏在电影中。正如剪辑师廖庆松对侯孝贤电影的评价：外表是冰山，内心是火炉。《童年往事》集中展现了侯孝贤的镜头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2.1 长镜头

长镜头，又称长拍镜头，是指一个比较长的镜头连续对某一场景进行拍摄，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镜头段落，从而在一个统一的时空里，相对全面地展现动作或事件[1]。在长镜头与被摄物的关系中，空间与人的张力在慢、静、松散的结合中生出一种常态的连续性，如同日常呼吸一般的心理节奏，自然、平缓、波澜不惊。

长镜头起源于巴赞的理论，他认为电影可以由若干比较长的、对拍摄的事件具有可靠真实性的镜头组成，由于这种镜头没有破坏事件发生，保存了空间与时间的连续性，所以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2]。这种真实性与写实电影的需求不谋而合，侯孝贤所坚持的就是拍摄在自然法则下人的真实活动。

2.1.1 景深长镜头

侯孝贤的电影戏剧性很大程度上依赖画面的空间与景深，用固定机位造成单点或多点透视，一个片段的描述都在这里完成。如我因偷钱而被母亲追打到客厅，镜头从院子往屋里拍摄，近处是父亲仰躺在竹椅上打盹，屏风后是弟弟在写作业，我先从屏风后被母亲追打到屏风前，自镜头左侧出，后又回到画面中再追打一回。父亲在整个过程中只是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弟弟也似乎习以为常。简洁明了地将人物性格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2.1.2 固定长镜头

固定长镜头是侯孝贤最得心应手的拍摄方式，像“带着镣铐跳舞”，却暗合了其克制、自然、平静的风格。在《童年往事》中，固定长镜头频繁地用在不同场景里。我带母亲和姐姐去找埋在树下的钱，发现已经被偷走了，从母亲对我的责骂，到祖母乘车由远及近，陈述走失经历，再到车夫推车随我们回去拿车费，一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镜头中，我们透过摄影机注视着这一切自然地发生，像一个观察者，看剧中人走向自己的命运。

还有一个印象较深的固定长镜头是拍姐姐出嫁后回家与母亲坐在一处聊天，镜头设置在左侧一个微微仰拍的角度，能清楚地看到门外瓢泼的大雨，与母亲诉说的悲伤过往相互应和。侯孝贤没有使用最普遍的正反打，通过近景和特写拍摄母亲与姐姐的表情来影响观众，而是退隐在一边凝视着画面，静静地倾听，时间和空间都在此刻隐去，只剩人世的无尽苍凉。

2.1.3 运动长镜头

法国导演让雷洛阿提出“多重架构”法，即通过摄影机从侧面横着连续移动来呈现不同层面的现实景观。这与中国绘画中的“移动焦点透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摄影机在模仿国画手卷形式移动，你会感受到时间的缓缓流淌和空间的徐徐呈现。这种自然连续的表现形式，可以让人逐步欣赏丰富的内容[3]。

祖母喊我回家吃饭的镜头在街道的侧面拍摄，祖母先出现在街道的前方，沿着马路一边走一边呼唤“阿孝咕”。镜头设置在一个小孩的目光高度上，跟随祖母移动，隐藏着强烈的自省。每一个观众都是童年时期的“我”，远远地看着祖母从街头走到街尾，感受着她的焦急和迷茫，恨不能替无动于衷的阿孝咕应一声，更让人感受到一种俯瞰苍生的慈悲眼光。

据侯孝贤自己解释，这种隔着距离的俯瞰的眼光来自童年时期，那时常常爬到县长公馆庭院里的芒果树上偷芒果吃，一边吃一边坐在树上观察四周，注意力和角度与平日生活中完全不同，所以逐渐养成了这种看世间的眼光。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朱天文推荐的《沈从文自传》，他这样描述：“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观点让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把它包容。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4]。这种观点不仅渗透到他的电影叙事中，也融入每一帧镜头里，让人真切地感到那种质朴、包容、平淡与苍凉。

2.2 取景

侯孝贤惯用中远的取景，与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拉开距离。就如马尔丹所阐述的：“在一个全景中，人物有时被处理成一个渺小的形象，使人感到人物被世界所吞没，成为物的猎获物，人被“物化”了。这时，全景就产生了一种相当悲观的心理格调，一种颂诗式的戏剧情调”。

这还不够，在摄影机与人物之间，总隔着一些障碍物，看不真切。如我步入青春期的一次遗精后，起床洗内裤，先是隔着蚊帐，透过半遮半掩的门看到我脱下内裤；我从洗手间出来后，又隔着两顶蚊帐顶部才看到母亲在台灯下写信。这种空间上的跌宕与曲折增加了画面的深邃感，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弥补了叙事上的非因果连续性。

侯孝贤在对沈从文的评价中说：“他的那种观点是很光亮的，什么事情在他写起来都好像变成一种过程，一种成长，并不需要我们痛苦地投入它，然后把自己陷在那情境里面。”这或许也是他刻意营造一种距离感的缘由，他希望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过往的经历，而不是时时刻刻陷在回忆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

2.3 视点

“视点”源自西方美术术语，指创作者的观察位置[5]。这部电影中的视点较为特殊。

在整部影片中，摄影机与人物的位置很少正面相对，一般都是侧面或背面的中远景镜头；即便是正面相对，人物也不是一个直面镜头的表达，而是陷在情境中，任由人去观察。

开篇不久，摄影机从背面拍摄母亲在厨房做饭，然后她转到侧面洗锅。下一个镜头是姐姐的侧面，她在院子里削瓜和烧火。最后，姐姐进入厨房，二人进入同一镜头，姐姐的侧面和母亲的背面展现在观众眼前。此外，我多次洗澡的画面都是从背面拍摄，父亲的镜头也几乎都是从书桌的两个侧面来拍摄。祖母在找我回去吃饭的过程中有一次正面镜头，但她依然左顾右盼，面目表情有着那个时代中国人特有的焦灼与历经磨难后的沧桑感。这个画面尤为苦涩，是祖母终其一生寻找归乡之路的写照。

从拍摄的角度能体察导演的良苦用心，试图尽量客观真实地展现生活的原貌，也刻意制造一种“冷感”，用“冷眼看生死”的方式静观一切，包含着深沉的悲伤与最大的宽容。

2.4 构图

侯孝贤的电影构图，尤其外景，严格遵守“黄金分割”的标准，坚守在审美上的严肃性，如同一幅中国古典山水人物画。

《童年往事》中还常常将门框、窗框等摄进画面，让人物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在“画中画”里进行，形成更丰富的空间和层次，拉开审美主体与客体间的距离，观众就像在观赏一幅画，而由这幅画可管中窥豹地联想当时台湾社会的整体风貌。

2.5片段组合与空镜头

因为侯孝贤的影片从根本上说不是构筑在因果叙事基础之上，而是由情绪气韵笼罩的片段组合[6]，甚至在一些前因后果呼之欲出的时候，也被克制地隐去了。如我在树下埋钱的时候从身后的路上来了一个骑单车的孩子，但并没有表现孩子有所察觉，反倒若无其事地回了家。后来我发现钱被偷走，片中也并没有交代是谁做的，这个片段便到此结束。侯孝贤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注重把故事讲完，而只讲其中最有意思的细节部分。

侯孝贤在拍片过程中的即兴创作很多，剪辑时又极其挑剔，即便是必要的情节，只要不满意就舍弃掉，这对影片的连贯性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时空镜头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效果，也渲染了电影的氛围，凸显了侯孝贤独特的视觉风格，大大削减了这种片段性的表达对电影完整性的影响。

3. 表演与声音

在演员上，侯孝贤知人善用，他解释说是因为年轻时常常跟别人打架，要对人的表情、动作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他很会“观气”。他任用的很多都是非专业演员或刚出道的新演员，早期来看，更多是出于节约拍摄成本的考虑；另一方面，这些未经雕琢的演员更能自然而平实地传达他需要的东西，与其电影的气质相得益彰。

因此，我们在侯孝贤的电影里通常看不到夸张的脸谱式的表演，更像一部纪录片中天然去雕饰的展现，并且在某些一触即发的情景下显得收敛、克制。这部电影中，有三个眼神非常耐人寻味。第一个是母亲从台北看病回到家，佝偻着病重的身子，抬头看了一眼阿孝。这也是一个室内的全景，并未刻意表达母亲对我的失望，但在后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母亲劝诫我“不要变赌博鬼”。第二个眼神是母亲葬礼时我忍不住地痛哭流涕，哥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甚至没有拍哥哥的脸孔，只是这一个回眸，似乎充斥着好奇与讽刺：你也会哭！第三个眼神来自为祖母收尸的殓尸官，因为在我们发现祖母死去时，她半边身体腐烂了，殓尸官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像在控诉：不孝的子孙！

这些极致而强烈的情绪都只是通过眼神来表达，力图避免激烈的戏剧冲突，就像国画里的留白，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象与思考，发挥了无声胜有声的作用。

在采访中，侯孝贤透露，他一般不让演员背诵台词，而只是设定大致剧情，让他们进入状态，自己去反应。这也造成了电影中的对白基本都是朴实无华的日常对话，表现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让他们在相对自由放松的状态下演绎出最真实的互动。

在《童年往事》里充斥着自然中的雨声、鸟啼蝉鸣，生活中的锅碗瓢盆、机车和火车声，还有唯一一首配乐，都通过联觉的效果参与了影片视觉氛围的塑造。

影片中一共下了四次雨，而且雨的强度直接与气氛相联结。如母亲病重，我在大雨中把母亲抱上人力车，不仅营造了沉郁的氛围，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

4. 意境营造与历史成像

建筑在视觉风格之上的，是侯孝贤独有的意境营造与见微知著的历史成像方法，前者是在感性层面上对观众心理产生的影响，后者是理性维度上引发的推理与思考。

4.1 意境营造

“意境”一词据说源自佛教，佛教中的“境界”指“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所辨别的各自对象，同时也指佛家所能达到的某种造诣[7]。可以这么说，侯孝贤的电影拥有儒家入世的内核，运用道家的表达方式，抵达了佛家出尘外的境界。

意境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理论范畴，它绝非客观景象的机械描摹，而是经写实、传神而至妙悟的一种心灵境地的折光反应。昭示着艺术家对有限物象的超越，中国美学不受囿于具象描摹，而在于传递无限神韵[8]。

巴赞在《电影语言的演变》中提及长拍及深焦的运用，是基于尊敬戏剧空间及其时间的连续性”[9]。侯孝贤的长镜头借鉴了法国新浪潮的长镜头理论，但其电影旨趣却已经完全不是巴赞所推崇的以再现事物为宗旨的现实主义，而是充满中国古典美学趣味的宁静诗意[10]，在镜像中以一种东方静观默察的方式呈现出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侯孝贤对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学习，与其说是美学的，不如说是技艺的。

从渊源上说，他没有接受过正统的电影拍摄训练，完全凭借直觉来慢慢摸索，表达着他个人的感受与思考。他的长镜头美学中，更多的是从生活实践的观察中来，依据生活本身的形态加以组织[11]。他的电影语言中透露着深厚的文学性与诗性，常有人拿他与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风格比较，他们二人都承继了东方取向的审美志趣。东方诗歌和山水画的意境“要求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表达出整个生活人生的环境、理想、情趣和氛围”，并且“重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整体境界给予的情绪感染效果”。

侯孝贤通过镜头的静，传递的是心境的沉着与能量。按照东方哲学的说法，外冷内热，正为其深，才不轻易表露。他的电影“距离中有温热，漠然外含悲悯，涉而不溺，疏而不离”，已达“忘我而万物归怀，由静观以致达观”之境[12]。

4.2 历史成像

格式塔学派认为， “艺术活动是理性活动的一种形式，其中知觉与思维错综交结，结为一体”。这种艺术效果既是生理的——观众头脑中保存着的视觉形象所致，又是心理的——观众的感情对前后镜头意义的外延之反应[13]。因此，人可以通过“完形”来完善自己所感知的不完整的事物。由此可见，对于电影的“言外之意”很多时候是不言则明的，侯孝贤也非常善于这种点到即止，甚至不点即止的手法。

侯孝贤这样描述自己的拍摄经历：“整个东西要靠表面来衬后面。以前直觉很强烈的时候，能够把表面的东西做出来，后面的扩散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现在又故意不去注意后面的东西，其实后面的东西又一直在自动告诉你”[14]。《童年往事》所要表达的也远胜于镜头之内的景象。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两岸的特殊局势之下，反映了台湾两代人的乡愁。一是父辈从大陆迁往台湾客居的有家无国之愁，反映在姐姐读父亲自传后才明白，因为父亲本以为在台湾待两三年就要回大陆，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最便宜的竹制的，到时丢掉也不可惜。二是成长在台湾的新移民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乡愁，如火车这个意象反复出现在侯孝贤的作品中，它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接，“童年往事”也表达了以导演为代表的一代人对台湾乡村故土与淳朴民风的怀念。

祖母三番四次地找回梅县老家的路，却在寻觅中迷失，这何尝不是对当时反攻大陆宣言的有力讽刺，平淡中不乏强烈的冲击力。

母亲去世时以基督徒的身份举行的告别仪式，折射了人在那样一个强调集体与个人牺牲的社会环境中，在坎坷困顿的人生旅途中，对信仰与宗教的依赖。

电影中的一家人住在一座日式的建筑中，暗示了台湾结束日治时期不久的复杂历史文化背景，广播里的战争播报、往返于两岸的书信、陈诚逝世时年轻人被阻止参加娱乐活动等等，都表现出当时台湾社会物质上的贫困、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迷茫。

侯孝贤将中国古典美学与异常简约的电影语言结合在一起，静静地呈现自己的童年时光，饱含对生命的尊重与包容，以及超越个体之外的苍凉历史感悟。

在以商业片为主导的中国电影市场，侯孝贤所坚持的艺术风格似乎有些与之格格不入。但他的电影对反映社会历史现实、引发深刻思考、承继中国古典美学等方面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引领着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赵倩琳.侯孝贤电影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4

[2]刘昌奇.程玉悦.静、隔、远：侯孝贤电影镜像语言分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3]袁玉琴.中西融通的电影学派管窥——侯孝贤电影的长镜头风格与意境创造.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

[4]李道新.为生而死与向死而生——对侯孝贤影片《童年往事》的一种读解.电影新作.2002

[5]朱熠.光影中的屋檐——侯孝贤电影对家庭形象的建构.美育学刊.2011

[6]张振华.略论电影艺术的视觉心理机制.文艺研究.2000

[7]孟洪峰.侯孝贤风格论.当代电影.1993

[8]郭小橹.一种影像:关于小津,关于侯孝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

[9]臧金英.赵士萌.浅谈侯孝贤影像风格的美学特质.今传媒.2015

[10] 陈旭光.李雨谏.“长镜头”的“似”与“非”：语言、美学与文化——侯孝贤与贾樟柯比较论.电影新作.2013

[11]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侯孝贤画像.1997

时间或许要推回到民国三十七年，因父亲工作举家搬到台湾的侯孝贤，那时尚在襁褓。台湾在几经易主之后，终日处于一种惶恐难安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许可从侯孝贤一家的生活细节中得以窥见：本以为来台住一两年，因此只买便宜的竹制家具，那样走时也可丢掉。

开篇

就在这种随时可能会离开却始终不知道那个日子究竟会在哪一天会来临的时候，台湾禁严，于是异乡人和台湾原住民一起，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 也许是导演的父亲本身多病早逝，直接影响到了他影片中父亲这一形象的塑造，而我们又可见这种父亲形象似乎一直处于某种“受伤”的状态：《风柜来的人》里的父亲因意外变得痴傻瘫痪，从前威风的父亲形象只出现在其死后的追忆里；《恋恋风尘》中唯一出现的父亲的场景是因其腿伤，主人公拿着拐杖去迎接。而父与子之间又始终是无言的，本片中仅有的父子默契也只是阿孝守在拆信的父亲旁边，眼巴巴地接过信封上的邮票。 这种无言的气氛弥漫着整部影片，侯孝贤的片子一向不重于叙事，而是动用各种元素和感官去营造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往往最终指向一种苍凉无力之感。 在正片里，随着几个固定镜头和画外音的结束，影片中人物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个全景固定镜头，出现一副台湾乡土的图景：人们在树下摆上桌椅闲聊，来往的人不断，很快出现呼唤着“阿孝牯”的声音来源――阿婆，镜头跟着她四处寻唤，最终定格在她焦急的脸上。 而被呼唤的人――阿孝，和一群孩子在不远处玩玻璃弹珠，之所以是不远处，是因为在环境音中还隐现着阿婆的呼唤。 以表现家庭关系和长镜头风格，又时而在片中出现门框构图，因而又常与日本古典大师小津安二郎联系在一起。但是相对于小津叙事的严谨，侯孝贤的影片显得更加随意散漫，这种散漫在《童年往事》里尽显无疑，琐碎的对白，随意撷取的日常片段，几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人物的大段台词往往没有回应，成为一种独白，从而成为影片气氛的一部分。 种种散漫构成了阿孝自在而又压抑的童年时光。这两种对立来自于两种环境，前者是外部――伙伴之间的玩闹，后者是笼罩在家庭的无言的气氛。 侯孝贤的书里写：“那时作为小孩子你不会去问，也没有人主动说给你听，但是你心里会有感觉，自身会有一种状态，所以你会往外逃。这其实就影响到我后来的电影。” 如果我们揭开家庭变迁和日常琐碎的幕布，就会发现影片凝聚情绪的源头并不仅仅在于人与事在岁月长河中一点点的流逝所带来的哀愁。 广播中台湾的双十国庆，从村头树下着军装的人骑着马匹奔腾而过，年幼的孩子兴奋地说出“反攻大陆”，在台湾某领导人逝世日子闹事而被子弹房老板教训的主人公，以及家人留在大陆的孩子。 这些隐在家庭生活背后的时代背景，共同构成了“异乡人”家庭的种种惆怅。 这种种惆怅和不安，在父亲去世的晚上表现得也许最为直接。镜头跟着小主人公移动到洗澡的屋子，突然一声来自母亲凄厉的呼喊，使阿孝惊恐回头。这时镜头长久定格在这张带着恐惧不安的面孔，紧接着，没有任何转场镜头，画面直接切到成年阿孝的脸部特写。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理解为这种惊恐状态在阿孝成长时代的一种延续。

阿孝惊恐不安的面孔

于是我们又从中体味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家庭关系，背后透视着当时台湾的普遍的不安心态。 成年后的阿孝呈现出某种“牯岭街少年”的状态，寻衅滋事，拉帮结派，跟着心仪的女孩，一路无言。如果说这个阶段的不安一方面是来自于成年，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母亲――母亲的患病。 在阿孝半夜梦遗起身发现母亲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经过设计的镜头：伏案写信的母亲的脸映在墙上父亲的遗照上，形成了重合。这不仅仅是在预示着母亲的重病，更在构图上形成了两人，或者是三人的对立，也是青春与衰老，生命与死亡的对立，是成人时刻与预示死亡和死亡的三重奏唱。

遗照、母亲、阿孝

与台湾另一位大师杨德昌不同之处，在于候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传统文化的因素、家国和故乡的思考。《戏梦人生》直接以传统布袋戏为题材；《刺客聂隐娘》使用文言对白，画面传达出一种禅意和空灵；史诗巨片《悲情城市》以开阔的空镜头俯瞰山河，让人不由心生感怀山河故土之情。 在一部纪录片中，侯孝贤提到一次香港的台湾电影节，那时的香港是连接台湾和大陆的一个枢纽，他说当时看到大陆的片子只觉得感动。倒不是因为片子内容，而是“他们的讲话，大陆的景色。” “意识还是大陆的教育，像见到故乡一样激动。” 可这并不意味着能把他和政治上的倾向划上等号。他也坦言对大陆并无印象，从地域的区隔上，自己也是一个台湾导演。 说到天天都要回大陆的阿婆，导演抹了把眼睛。 阿婆从一开始就出现在银幕中，一直处于一个呼唤的角色，在阿孝丢钱被母亲教训的时候，阿婆坐着人力车归来，“迷路”的这一特征随之出现。于是呼唤、迷路、大陆，这三个毫无关系的名词同时出现的时候，会使我们产生某种富含意义的联想。 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似乎就透着一股豁达，阿婆闲来无事便一直在包银钱，说是死后可以带去用。而从导演的纪录片中，阿婆也是觉得祖坟不在台湾，始终不是家。 根深蒂固的认祖归宗感，使阿婆一次次独自走去回大陆的路。第一次阿婆说带阿孝回大陆时，阿孝拒绝了，随即去追挑衅的玩伴。镜头跟随阿孝，在画面上抛弃了阿婆，观者并不知被拒绝的阿婆后来如何。

第二次阿孝考上中学，阿婆再次苦口婆心让阿孝一起回大陆。 “沿着大路走，没过多久，过了河坝，就到了梅江桥，再走几步路，就到了湾下了。” 阿婆的这段乡音婉转得像是一曲童谣。 在阿孝陪同阿婆的这一路，也许是影片中最为温暖的一抹亮色，祖孙二人一路走，摘下沿途的芭乐，在路人家里喝水，一时兴起的阿婆玩起了丢芭乐的杂技活儿。 但我们早已知道这条路是不可能行通的，阿婆在向本地人问路时，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均无法听懂对方的话。这可能映射着当时台湾的某种尴尬境地，而这种尴尬在《悲情城市》里直接表现为梁朝伟所饰演的主人公的失语。 此后阿婆多次迷路被拉车的送回来，但影片并未言明原因，只在一次无意中，从阿婆手中散落一地的芭乐，让我们再次回想起祖孙二人共回大陆的那个极其温馨的午后。 温馨，却苍凉。

散落的芭乐

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小津风格的是枝裕和，处理起家庭关系的风格习惯，某一时刻与侯孝贤的方式能引起共鸣。同样的静谧无声和闲散，对物的固定特写，空镜头的转场，镜头里积蓄的情绪力量。 但看完侯孝贤的影片，你很难去握住一些东西，你甚至很难用语言去复述一件完整的叙事，仿佛整部片子处处是闲笔，处处是情绪。 经历了两次送黑发人，儿孙又各自长大的阿婆，终于在影片中渐渐沉寂了，这种沉寂是阿婆本人的消沉和存在感的剥夺。甚至躺在竹席上死去，手背上爬上蚂蚁才被发现。 在此，影片所有的情绪――起起落落的归于平静，人事消逝的苦闷，生命无常的哀思，以及昙花一现的温情，都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但同时这种爆发的力量却极其温柔，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悲哀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