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

在看Suffragette之前，带着以往观看这些基于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的经验，我期待着一样震撼而煽情的体验，尤其是关于女性血与泪的抗争，单是在宣传片中听到那句War is the only language men listen to，就已经让我热血无比，整个人都燃了起来。 然而，看完影片之后，诚如很多影评人所说，就反映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这段历史来说，这部影片有些过于平淡，节奏散乱，结局过于草率，总有许多可以挑剔之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真是没来由莫名地，在电影院里，我几乎从头哭到了结尾，真是无比尴尬。 我还是由衷地喜欢这部影片的，因为它超越了我对一部关于抗命的影片的想象，这个故事对我而言启发性，远远多于抗争性。 它所讲说的主题，不是关于20世纪的初的女权主义者是怎样争取参政权利的，而是身为女性，为什么我们要去争取参政的权利。 所以我喜欢从Maud这个角色切入，一个普通平凡女工的蜕变之旅，其意义远大于歌颂一些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 Carey在这部影片中再次奉献了精湛而层次分明的演技，自然地演绎出了Maud这个角色成长的心路历程。听证会的一幕，交代了Maud的来龙去脉，她压抑麻木的人生，是千千万万低层劳工女性的写照，经济上、劳动力上乃至在性上被男性和资方剥削。虽然谈起洗衣女工的短暂寿命和职业病、谈论起早亡的母亲和自己多舛的童年，Maud已经能够以一贯顺从的态度淡然处之；在辛劳一天之后，和丈夫儿子居于斗室之中，享受简朴而安静的天伦之乐，她的笑容显得那么温顺而知足，人生本该是苦难重重，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让自己安歇，还有什么可以不满的呢？然而，当洗衣厂老板在她耳边低语的时候，她仍会整个人都紧绷起来感到不适，在看到老板侵犯女童工的时候，她还是会吓到心悸而无法自处。带着好奇心去听证会，被赶鸭子上架发言的时候，Maud说“I thought there might be another way of living this life”，她强调自己并不是Suffragette，是啊，那时她不懂什么选举权，也不懂什么抗争的意义，更对激进的行动没有兴趣，她只不过是好奇，想看一看，在除了承认生来接受压迫与剥削，除了顺从和认命，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是否只有美满的家庭和妻子母亲的身份才是一个女性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Maud觉得，这样的想象是无害的温和的，并不违背她作为一个顺从的妻子、母亲和女工应有的顺从的美德，然而很多时候，改变正是始于希望。 随着和女权主义者们浅尝辄止的往来越来越深入，Maud总是疑惑犹豫的表情变得冷静坚毅起来，她开始思考。当她只是做出了一点小小的尝试，便遭遇到体制的打压，社会的隔离排斥和丈夫的怒气，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起来反对她。男权就像是一只沉睡的巨兽，只有当你激怒了这只巨兽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企图越过牢笼的范围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牢笼的存在。Maud的生活被扰乱，是因为她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而社会以各种惩罚来警告她：你要是敢乱说乱动，秩序乱了，你现在过的好日子都没有了。很多时候，“你现在过的好日子都没有了”，正是体制和政权最有效的恐吓。然而丈夫将之赶出家门，拒绝让她见儿子，反而只激起了她的决心和意志，因为她看到了体制之恶，她看到当她只做出一点点小小的尝试，这个秩序有多么害怕。她不再拒绝Suffragette这个身份，而选择拥抱它。当男权社会以Suffragette称呼那些扰事的女权分子时，是对她们的污名，将她们边缘到社会之外，那时Maud拒绝承认，是承认自己在男权秩序之下，并无意对这种秩序造成破坏，因此她不愿承担污名；而当她主动接受这个身份，她不是承担男权对之所进行的污名和丑化，而是否认男权秩序对女性的主权，她赋权於自己，决定去参与定义她所想要的秩序，推翻男性定义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秩序。因此，她说“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 最后让Maud彻底走向最激烈的行动的，是她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她的动机并非出于向男权社会剥夺其母亲权利的复仇，正是丈夫拒绝让她见儿子，甚至可以自作主张将儿子送给他人，让Maud彻底看清在这个男权社会底下，女性连出于天性的权利都被剥夺。她不能夺回儿子，不能见自己的儿子，是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其监护自己孩子的权利，而为何她没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制定法律的是男性，而女性的声音被彻底排除在外。为什么选举权如此重要，为何女性首先要争取政治权利，正是因为政治权利才能保证她们参与到决定和保障自己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其他权利的过程中去，才能真正让她们自主地，而非哀求得，被赏赐得，被奖励得another way of living this life。 与其说Maud是被女权主义者们的说教与呼声所说服，被她们的激情与热血所打动，不如说，大胆想象自己生活的可能，她是在勇敢地探索肯定自己的身份，努力向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觉醒的这一步。 Maud从刚参与suffragette就遭遇重重阻力，许多人说，不明白她何以能对信念如此坚定，牺牲奉献至此，影片中没有讲什么令人慷慨激昂大道理，没有体现运动的何等高尚和热血澎湃，Maud的信念完全是从她平凡的生活出发，她相信自己是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当这个社会质疑指责她作为好妻子，好母亲的身份，并以此要挟她放弃的时候，她没有屈从于社会对她的定义——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就是完全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丈夫不满的时候为了家庭的和谐而放弃自我的女人，她相信，自己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是因为她是自己儿子的妈妈，是因为她清楚地明白自己对孩子的爱是何等深，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如果社会因着种种规范而挑战她的爱，她不会放弃什么去乞得社会对她的母爱的认可——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对家庭的限制，对母爱的定义，对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规范，是不正确的，是需要被修正的。因此，她要参与到选举权的斗争中去，去修正社会对母亲和妻子身份的偏见与辖制。 政治参与和权利争取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伟大理想，选举权，不过是我们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的基石，去自由地爱，并让自己的爱被认可；去自由地生活，并让自己的自由被尊重。正是为了幸福而自由地平凡而平等地生活，这些牺牲和付出才值得。 为什么关于抗争的影片一定要拍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才可以反映抗争者的伟大和高尚呢？在这部影片中，抗争之美，在于这是平凡之中活出的高尚人生。我相信政治参与的意义正在于此，女性孜孜不倦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斗争的意义，也在于此。 这部影片如果说对今日的我们有所启发的话，也许不过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乐于平淡生活的恬静女性，都应该知道，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并不是“男人的玩意”，没有了政治参与，我们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一百年前，一个母亲必须为了自己理所当然的母爱而炸邮筒扔石块，如果今日的我们，出于“女性的限制”和“趣味的不同”而从社会议题和政治讨论中退场，那么，她们用血和泪争取来的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即便手中握有选票，我们还是会惊讶地发现，有一天，我们说自己是谁已经不再作数，而必须由社会来告诉我们，女人应当是怎样的。 很可悲的是，这一切好像已经开始发生。 抗争之路是漫漫而悠长的，绝非一劳永逸。选举权，只是一个起点。

去年在曼彻斯特多处看到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的雕像或画像，就明白潘克赫斯特在曼城人心中的英雄地位。Emmeline Goulden于1858年7月14日出生于曼彻斯特一个有着激进政治传统的家庭。这个家庭政治活跃，祖父曾目睹了1819年的彼得洛大屠杀，她的祖母曾参与反玉米联盟，她的父母都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者，父亲一直对政治改革充满热情。1879年，她嫁给了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 Pankhurst)，他是一名律师，也是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者。他是1870年和188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的作者，该法案允许妇女保留婚前和婚后获得的收入或财产。他在1898年的去世对艾美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880年曼彻斯特这座老工业城市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妇女游行，潘克赫斯特为首的女性集结在自由贸易广场大示威时，非常强烈地表达这样一种观念：“所有抛弃妇女，构成对妇女最大伤害。如不公平的法律、教育、工作 等因素只有通过妇女选举权才能解决。”

潘克赫斯特家族与争取投票权的激进运动有密切联系。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和其他人，对缺乏进展感到沮丧，决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并成立了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口号是“要行动，不要言辞。”潘克赫斯特向下议院递交请愿书被捕，女性参政者们将自己的手铐在唐宁街的栏杆上。年WSPU组织直到1918年解散。在她的领导下，WSPU是一个高度组织性的组织，和其他成员一样，她被监禁并进行绝食抗议。妇女保护联盟的成员只限于妇女。Emmeline Pankhurst的女儿，Christabel, Sylvia和Adela都是忠诚的成员。

WPSU的成员决心通过任何手段获得妇女的投票权，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时甚至是以暴力手段。他们认为，和平战术的影响似乎已经用尽，需要一种不同的、更彻底的办法。起初，WSPU的策略是制造混乱和一些非暴力反抗，比如1908年10月对议会的“冲击”，当时它鼓励公众加入他们，试图入侵下议院。然而，由于缺乏政府行动，西太平洋保护联盟采取了更多的暴力行为，包括袭击财产和违法行为，导致监禁和绝食抗议。这些策略引起了人们对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的极大关注。

并不是所有争取妇女投票权的人都支持军事行动。温和的妇女组织，如由米莉森·福西特领导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NUWSS)，在建立法律和宪法上对妇女选举权的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她们的贡献往往被争取妇女参政权者高调的行动所掩盖。

1914年战争爆发后，这段战斗时期突然结束，埃米琳把精力转向支持战争。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赋予30岁以上妇女投票权。1928年6月14日，在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21岁时)后不久，Emmeline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