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桥本忍自传《复眼的映像》

我和伊丹万作先生结识，无法用“机遇偶然”或是“顺其自然”来涵盖，也超越了那种认为一切皆必然的命运论。完全得归功于运气好。

我至今也无法忘记那个大热天，暑气蒸得人浑身发软。

伤病军人冈山疗养所位于冈山县都窪早岛町，靠近濑户内海的儿岛半岛根部。群山低矮延绵，可算是丘陵地带，占地约六万坪，病房楼建在西山和长着郁郁葱葱赤松林的东山上。中间是主楼，西山上还有通风阁之类的建筑。结核疗养所直属于厚生省，进来的都是在陆海军服役期间生病的官兵将士们。

战时，由于陆海军的作战及训练，会罹患水肿等胸部疾患。陆海军部队无力照管，政府于是将内务省的一部局升级为厚生省 ，计划在全国各府县分别设立一个伤病军人疗养所，作为全程解决军中病患问题的设施。冈山县的建设相对较早，便将原籍冈山、兵库、鸟取、岛根四地的伤兵都集中在了这里。

我不是从部队医院直接被移送过来的。我经由红十字会回了一趟家乡，在家乡待了一周后才孤身一人进入疗养所，住进东山上的收容病栋，也即第一病栋。任何人初到此地，都必须在这里静养一周才能接受检查。由于部队医院没有把病历转送过来，需要重新拍X光片、验痰、记录发热，综合判断以决定该将患者分配到东山还是西山。

入住疗养所那天天已很热，及至翌日午后更是酷暑难耐。

六人病房靠墙两侧分别有三张床，我的床位居中。军队的等级制度在此地不再适用，若有空床的话，我无疑会选择靠窗边或是靠走廊的，可是病房已被五名从松江连队移送过来的病友占领，我只得睡在正中央唯一一张空床上。

上午还少许有些微风，窗外亭亭屹立的赤松，传来忽远忽近的类似海浪涨潮般的蝉鸣声。风是从遥远的濑户内海吹来的。

（我会不会就在这里听着松籁死去呢？）

可是到了午后，风一下子静了，酷热使蝉鸣声犹如傍晚的雷暴雨般地袭来。但我们需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能随意走动。松江来的那五位病友，似乎对收容病栋的生活预先做了功课，无一例外都准备了书报读物，个个优哉游哉地看着杂志或者单行本。唯独我一本书都没带，仰面对着天花板发呆，无事可干。

突然，感觉我旁边靠走廊一侧的床位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我转头一看，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从床上坐起身，手中拿着一本书，对我说：“要是不嫌弃的话，这本书借你，随便翻翻吧？”他把书递给我。面对突如其来的好意，我只说了声“啊，谢谢……”便赶紧低下头接过书。这是本略有些厚度的杂志，封面上印着《日本电影》四个字。打开一看，没什么让我感兴趣的报道，便只是随意翻阅。突然，我发现杂志后面刊载了一个剧本。我从头读了三四页，有点摸不着头脑，又继续读了下去，读完后，我向旁边的军人确认道：

“这就是剧本……电影的剧本吗？”

“是的。”

“没想到这么简单……实在是很容易写啊。”

小个子男人的脸上流露出诧异的表情。

“这种水平的，我感觉我也能写出来。”

盘腿坐在床上的小个子，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不不，写剧本不是那么简单的。”

“谁说的，这种水平的东西我能写得更好。写这种剧本的，日本写得最好的是谁？”

这个小个子男人叫成田伊介，从松江陆军医院六十三连队过来的。他歪着头，略带困惑地苦笑了下说：“名叫伊丹万作的一个人。”

“伊丹万作？” 我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然后意气风发地宣布：“那我写了剧本，就让这个伊丹万作看看。”

然而，正如成田伊介所言，写剧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翌年，我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伤病军人疗养所的生活为主题，创作了《山里的军人》，并将这个剧本寄到了伊丹先生那里。打我从疗养所不告而别回到家乡开始下笔算起，完成这个剧本，足足花了我三年多时间。即便撇开我身患有堪称不治之症的粟粒型肺结核这点障碍不说，作为电影蓝图的剧本，也不是熬个夜就能轻松挥笔而就的。

我并不指望伊丹先生能给我答复或者回信。这两三年从电影杂志中获得的知识，让我对身兼导演和编剧的伊丹先生有了朦胧的了解。他是屹立在断崖上、众目仰视的巨人，是难以接近的巨星，他的只言片语都会给电影界带来巨大震动。对于当时不过是东宝一介副导演的黑泽明，伊丹万作先生仅凭他《达磨寺的德意志人》的剧本，便预言过黑泽明将成为背负日本电影的大人物，赋予新人特别的瞩目和期待。伊丹万作先生就是这样一号人物，我写的东西多半会被他忽略掉吧，不，他也许看都不会看上一眼。

但令我意想不到的的是，伊丹先生竟然给我寄来了回信。

我既惶恐又兴奋，一开始甚至连信上写着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但在我重复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胸口开始阵阵发热。来信客气而郑重的口吻是我始料未及的，字里行间能窥见对方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他不仅一针见血地为我指出作品中存在的不足，还就错讹之处以及修改方向给出了具体的指导。

我的心情极度兴奋，又间杂着些许惶恐。我将伊丹先生的回信反反复复读了三四遍，再也抑制不住涌上心头的欣喜和愉快。（伊介！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伊介！）

我拨通了伤病军人冈山疗养所的电话。可是成田伊介不在那儿。据对方说，岛根县也建了一个伤病军人疗养所，成田提出转院申请，已回到了老家松江，而且这是相当久以前的事了。在疗养所最后的一两年我是住在通风阁里的，和当时还在第一病栋的伊介已不怎么打照面了。

我又给松江伤病军人疗养所拨去了电话，等了一小会儿电话那头有了人声。接电话的不是伊介，而是负责病栋的主任护士。她口中传来了令我黯然的消息，成田伊介从冈山转院过来后，病情不断恶化，已经死亡。（三十二年的光阴流逝，有时看来恍如一瞬。）

白色的墓碑林立在黄昏中，走在我前面的领路人，一头白发在墓碑间忽隐忽现。他是成田伊介的父亲，极具乡绅风范。伊介原有个哥哥，也战死在沙场上。身材和伊介一样瘦小的老父亲，痛失了两个儿子，是岛根县战亡者遗族会的会长。

太阳虽已西沉，松江市内寺院的墓地却迟迟未见暮色降临。在伊介父亲的引领下，我来到了成田伊介的墓前，伫立在林立的墓碑间，双手合一，拜祭伊介。那时正是我在出云外景地拍摄我的导演作品《砂之器》。

某天能来到伊介的墓前拜祭，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岁月经年流逝，条件却迟迟未能酝酿成熟。《砂之器》是我刚踏入编剧这行的早期作品，故事原本的舞台设定在山阴的出云，也就是伊介出生长大的地方。我希望能在这片寄托了因缘际会的土地上开机拍摄，我也可以借此和伊介、和曾经的自己再次相会。

《砂之器》海报

当初，电影公司无意拍摄《砂之器》，剧本被束之高阁。直到昭和四十九年，我和友人成立了桥本制片公司，在与松竹公司合作下，我才夙愿得偿。距他离开人世整整三十二年的这个初秋的黄昏，一个残照依然明亮的黄昏，我从《砂之器》的外景拍摄期间挤出了一点时间，在松江市内的寺院里，俯首合掌，向这位伤病军人疗养所时代的战友——成田伊介道谢，感谢他使我知晓这个世界上有剧本的存在，感谢他告诉了我这个领域的伟人——也是我日后的指导者——伊丹万作的存在。

跨越三十二年的岁月，有时全凝缩在了瞬间的时空里。

《砂器》与《人证》这两部拍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影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给老一辈中国电影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对日本推理小说的了解就是始于这两部电影。松本清张与森村诚一作为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巨匠，其作品以磅礴的气势，巨大的容量描绘出丰富的时代画卷，而于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东野圭吾，在1999年以社会派推理继承人的姿态发表了《白夜行》，亦充分显示出深厚的刻画社会现实的能力。2009年底，韩国新人导演朴信宇将《白夜行》搬上银幕，尽管是第一次拍剧情长片，但在剧本的掌握上，也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准。

应该说，推理小说或者侦探小说，一直是电影最热衷的改编对象，因为小说中扣人心弦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悬疑设置，这些元素是改编成电影的有利条件。但尽管有小说打底，要想把优秀的文学作品转化成同样出色的电影，却并非易事，毕竟文学与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类型。以这三部小说为例，困难实在非常明显：从已经译成的中文版本来看，《砂器》是32万字，《白夜行》35万字（这还都是去掉了部分敏感描写的清洁版），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容量巨大，人物多达几十个，故事时间跨度长达20年，案件不只一宗，都是多起凶杀案交织在一起，这么丰富的内容仅靠两个小时的电影很难完全呈现。在改编时如何取舍又不致损害主题，还要让观众看得明白，不糊涂，实在很考验编导的功力。

情节增删与戏剧张力

通常情况下，电影会对小说的内容进行删减，去掉枝蔓，只留主干，因为相对于小说的复杂叙事，电影需要的是更强烈和集中的戏剧冲突。在《砂器》中，和贺英良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而不惜杀害自己的恩人，这是影片要表现的重点，因此剧评家关川这条线就被拿掉了，而被他误杀的酒吧女招待三浦惠美子也与和贺英良的秘密情人成濑里枝子合并为一个角色，因为同样作为被玩弄和被损害的女性，这两人的经历有很多类似之处。在《白夜行》里，故事的主线被确定为：由于少年时期杀父、杀母所造成的阴影，让男女主人公在成年后一直处于严重的心理扭曲之中，终日生活在黑暗的内心世界里。主线明确后，两个人高中与大学时代的故事就完全没有了，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14年前的过去和14年后的今天两个时间点来展开。另一方面，小说中筱冢一成雇人调查雪穗身世的内容被集中到美皓的未婚夫身上，并通过对过去的调查建立起少年与成年两段故事之间的联系。

而电影《人证》则在保留小说大部分内容的情况下，刻意制造了许多的巧合，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例如小说中，栋居警部没有去过美国，也不知道美国警察肯·休夫坦就是打死自己父亲的凶手，书中两人完全没有交集。但影片里，栋居奉命来到美国后，意外发现自己的工作搭档竟然是杀父仇人，一时间理智与情感在他的心中产生了激烈冲突。片中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镜头：栋居对着镜子里的肯开了一枪，从而在心理上完成了个人复仇，因为他最终还是将警察的职责看得高于私人恩怨。

森村诚一在小说中，已经制造了很多具有明显对比效果的情节，来制造戏剧张力。例如栋居的父亲是为了保护被美国大兵调戏的八杉恭子而被殴打致死，多年后，已经成为警察的栋居却反过来要亲手抓住已经成为杀人凶手的八杉恭子，要置这个父亲当年救下的女人于死地；肯·休夫坦就是当年调戏恭子、并且殴打栋居父亲的美国大兵之一，多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警察并且负责这个案子，他本来以恭子和栋居的对立面出现，最后却成为正义的维护者。而电影在这些对比之外，又制造出另一个更具有戏剧性的内容：八杉恭子竭力保全的另一个儿子恭平因为交通肇事罪逃到纽约后，在拒捕时被肯·休夫坦当场击毙（小说中，恭平没有逃到美国，在日本就被抓了）。这个情节放在剧中所造成的反讽意味尤为强烈：是不是一个人只要穿上了警服，就可以“合法”地杀人？肯当年在日本的杀人行径（对栋居的父亲），与今天对另一个日本人（恭平）的枪杀行为之间所构成的对比与联系，是影片对故事内涵的一次深层次开掘。

音乐的成功运用

电影作为综合艺术，有着很多小说无法比拟的优势，音乐在这三部影片中的成功运用，就是典型例证。在三部电影里，背景音乐都承担了很多叙事功能：或象征人物的命运，或传达人物内心的情感，或作为重要的破案线索贯穿全片。音乐的出现是电影对故事创造性的延伸，因为三部原著小说都没有涉及到音乐的部分。可以说，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小说，叙述语言再优美动人，但囿于艺术表现形式，不可能提供电影那样丰富的视听享受。

虽然《砂器》的主人公和贺英良是作曲家，但小说中，他这一身份的最大作用主要还是给剧评家关川提供了超声波作为杀人武器。但电影则充分利用了作曲家的特点，将音乐的煽情作用发挥到极致。当真相被提示出来时，电影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今西警部的陈述、和贺的音乐会以及他童年的经历交叉在一起：音乐厅里，由优秀青年作曲家和贺英良创作的、气势恢宏的大型交响乐《宿命》正在上演；与此同时，警察局内，今西警部正在陈述案件全貌，和贺（本蒲秀夫）悲惨的童年在一直回旋着的交响乐声中一幕幕展开——这才是他真正的“宿命”。激越而哀伤的旋律蕴含着控诉和绝望，和贺的命运就像是海滩上由砂子堆成的器皿，无论怎样努力，最终都经不起海水的一再冲刷而归于覆灭。为了加重这一效果，影片还安排一段对话：在音乐厅的后台，等着逮捕和贺的年轻警官吉村问：“他想见父亲吗？”今西则沉痛地回答：“他正在音乐里与父亲相见。”

破旧的草帽、西条八十的诗集，是《人证》中贯穿始终的重要破案线索，小说里，栋居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靠一顶旧草帽和一本破诗集击中了八杉恭子内心尚存的人性，最终承认了杀害亲生儿子的罪行。电影更是直接将西条八十的诗译成英文后，谱上曲成为一首《草帽歌》。毫无疑问，比较起诗来，歌曲更容易记忆和传播。事实上，在电影上映后，《草帽歌》作为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曾经在中国传唱一时。而当乔尼用英语唱着日本诗人所作的和歌踏上寻母之旅，这首由父系和母亲两种文化交融而产生奇特歌曲，更是凸显出他作为美日混血儿的特殊身份。

和前两部小说一样，《白夜行》的原著中完全没有提到音乐，少年亮司和雪穗是通过《乱世佳人》的小说和太阳剪纸来实现联络的。而电影弱化了这两个贯穿道具的作用，却将重点放在一盘录着《天鹅湖》旋律的磁带上。这盘遗落在犯罪现场的磁带，里面记录的是两位少年的纯真爱情，也是侦探韩东洙通向两人内心世界的入口。柴可夫斯基的名曲在影片中一再出现，暗喻美皓就是一个极度渴望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女人，可是无论她怎样努力，内心却始终无法摆脱恶魔的影子。小说的故事在亮司死后就戛然而止，电影却安排了有汉与美皓共同聆听《天鹅湖》的细节，有了音乐的陪伴，两人终于从阴暗的内心走到了温暖的阳光之下。

饱含深意的结尾改造

将小说与电影作一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三部电影都修改了故事的结局，而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体现对故事主人公（即罪犯）的同情之心。可以这样说，相对于原著小说，三部电影的结尾都有着更强烈的主观情绪，更直接地表达出了法律之外的价值判断，在社会派推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砂器》的小说中，和贺英良在登上去美国飞机的前一刻被捕，虽然有讽刺意义，但稍显戏剧性不够。电影却将时机放到了他新作公演的那一天，一方面是演出的空前成功；另一方面，两位警察却在后台等着逮捕他。演出结束后，和贺神情木然地站起身来，向观众鞠躬致谢，此时台下掌声雷动，一片欢呼。在事业最辉煌的至高点上，和贺英良的人生也同时谢幕了，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在此刻发生交汇，形成巨大反差，冲突性大大加强。而影片选择在欢呼中结束，却没有直接表现和贺被捕的情形，其背后隐藏的同情不言而喻。

同样，在森村诚一的小说里，八杉恭子的命运是无奈地招认了杀子的罪行，然后被迫接受议员丈夫的离婚协议。她引以为荣的一切都失去了：两个儿子、美满的婚姻和光鲜的生活。这对于一个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努力往上爬的女人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打击！相比之下，电影就要委婉得多：当栋居和同事追踪八杉恭子到山顶，心灰意冷的恭子将草帽抛落山崖，此时令人心碎的《草帽歌》响起，镜头一切，栋居面前的山崖已经空无一人，暗示着女人也飞身而下。日本是一个将荣誉看得比死亡更加重要的民族，人们常常认为，与其耻辱地活着，还不如光荣地死去。从这个角度讲，电影安排八杉恭子自杀而不是被抓获，可谓是一种充满同情的成全。

哪怕是喜欢《白夜行》小说的读者，也常常会纠结于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她（唐泽雪穗）一次都没有回头。”眼看着相爱十几年的恋人在自己眼前摔死，竟然忍心如此漠然地离去？这个女人的心何其冷酷啊！电影保留了这个结局，冷如冰霜的尤美皓毅然地登上电梯，确实一次都没有回头，只是她身边的继女却化身为少女时代的李嘉，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弥留之际的金有汉。这样的处理满足了观众的恻隐之心，因为很多人都相信，雪穗一直不回头，是因为她已经泪流满面。

于2010.6.16

《砂器》和《人证》有高度相似之处，一是故事异曲同工，二是赢在音乐。但二者片名却有云泥之别。起名“人性的证明”，人性挖掘却恰恰很浅。儿时看《砂之器》，感觉就是个“破案电影”，时至今日再看，发现它的价值在于：如同片名，从很卑微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意义。我想凡事皆如此，从宏大、高远的视角看下来，空空如也，什么也看不见，反而是细微处见乾坤。因为我们所处细微，自身本就渺小。《砂之器》从很卑微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意义：自我成就——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在此过程中，也许隐藏着杀人动机。《砂之器》赢《人证》也就赢在这里，将这个动机隐藏得如此深，所以它反而比片名一上来就要证明人性的《人证》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