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人

    爱情的力量有多大？它很大，它可以让人们为之疯狂，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至死不渝；它很小，地位的鸿沟可以将其阻隔，谎言的毒液可以将其毒害，社会的动荡可以将其毁灭。所以，爱情，对于个人，它很大；对于世界，它很小。正如《英国病人》中的艾马什与嘉芙莲的爱情，那样美好，那样疯狂，那样炫目，但是在战争中，和很多爱情一样，于灿烂中戛然而止，留下的是一个个“病人”的呻吟。
    影片于现实和过去之间交错，今日奄奄一息，体无完肤的“英国病人”和过去为爱激昂的艾马什交替出现，他们是同一个人，又那么的不同。一个人，艰难的张合着残缺的嘴发出让人心酸的声音，用残缺的双手捧起那本历史之父的著作却勾起不愿回忆的记忆。一个人，面对同事兼好友的妻子无法压抑心中的爱意，激情的表达着不顾世俗的最纯正的爱情。从艾马什到“英国病人”，中间是爱情之花的绽放与凋零。这个过程是个充满了一次又一次抉择的过程，当艾马什遇见嘉芙莲时，他要抉择，爱还是不爱他好友的爱人，嘉芙莲要抉择，爱情与道德她该何去何从，当两人终于抛开一切相爱时他们要抉择，是将短暂的激情还是相爱一生，当嘉芙莲在山洞里苦苦等待着艾马什的救援时，艾马什要抉择，在政治立场中抉择，是否该为了爱人的生存导向自己祖国的敌人――德国。他们抉择，一次次的抉择让他们越爱越深，却又陷入下一次更痛苦的抉择。而在现实中同样如此，汉娜要抉择是否为奄奄一息的“英国病人”留下，多次失去了她所爱的人，她要抉择是否和印度籍的拆弹手基普相恋，那位被削去手指的间谍终于找到“仇人”时也要抉择是否杀死“英国病人”，特别在他听了那凄楚的爱情故事后。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次抉择本源上都是因爱而起，而最终，对于抉择的个体，爱情都压倒了一切，压倒了道德，政治，种族，地位，仇恨，当艾马什为了救嘉芙莲而将非洲地图给了德军，驾驶着装满了德国汽油的英国飞机前去救爱人时，这种爱情与道德的冲突特别令人为难。艾马什驾机来到了山洞，但是太晚了，嘉芙莲已经死去，他唯有痛苦，惟有载着爱人的尸体驾机起航，直至坠落成为“英国病人”。在本片中，爱情就是这样，赢了个人，输给了世界，当艾马什向嘉芙莲承诺将回来救她时，他便踏上了为了个人的爱情向世界，向命运对抗的过程，他尽力了，但是他“输”了，最后他的痛哭令人震撼，悲剧性的爱情总是能够动人心魄。在动荡的年代，恋爱是危险的，就如现实中汉娜和基普的爱情也要面对生死考验一样，然而这一切约束都难不住人们继续着一段段动人的爱情。在这部影片中，更多的是展现，而非对道德的探讨，它展现着在动荡的年代里人们为了出于人性的爱情可以抛去多少人性以外的束缚，这些爱，美而伤感，就如故事的背景，那壮丽的沙漠，赤裸裸的，一望无际的浩大，沙漠凄凉，充满艰险，但是它没有那么多的“荆棘”，可以让人自由的奔走，在沙漠中，艾马什抱着嘉芙莲的尸体走向飞机，显得沉重而超脱，他们的爱超越了他所绘制的地图上的一条条国界线。
    “我已别无所求了，只想跟着你漫步天国，带上一些朋友，去一个没有地图的乐土”，在死前，嘉芙莲这样写到。爱情于个人的意义正在与此，正如已经成为“英国病人”的艾马什向试图复仇杀死他的间谍所说的，“你不能杀死我，我的心已经死了”。艾马什别无所求了，爱情已去，他也该走了，所以末尾当汉娜准备为他注射药物时，他再次伸出残缺的手将药盒打翻，将一管管药物推到汉娜面前，当汉娜知晓了他的意思，逐一打开药物准备将“英国病人”送入天国时，艾马什弱弱的说了一句，“Thank you”，那一刻，汉娜痛哭，我也流泪了，听着嘉芙莲的绝笔，他安然的离去。在天国，他一定遇到了等待他的嘉芙莲，他们已经等的太久，他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没有地图的乐土相知相爱，对于他们，爱情超越了生死。而活着的人们仍在继续生活，汉娜坐上了前往佛罗伦萨，她能再遇见基普吗？我希望她能，他们也等的太久了。
    《英国病人》是部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电影，它表现的人类最纯真的感情，它展示着为了人类最本真的爱，人们可以多么的不顾一切，抛去人类为自身制造的种种枷锁。我想也正是它展现的这些感情尽管与道德有那么多令人为难的冲突，但是依然打动很多人的原因，在1996年的奥斯卡奖上它也获得诸多大奖，或许这也是对它表达的理念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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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用谁的古典音乐以及用什么样的古典音乐，可能是关系到如何更深体会电影里人物情感细腻变化，甚至故事脉络微妙走向的重要条件。《英国病人》里的比诺什扮演的护士安娜在废墟中发现一架斜躺的钢琴，比诺什忍不住将手指按在了琴键上，弹的是“哥德堡变奏曲”。印度籍扫雷兵告诉她，钢琴是德国人最喜欢放地雷的地方，比诺什却笑着告诉他，如果弹的是巴赫，就算有炸药也不会爆炸，因为巴赫是德国人……为什么弹巴赫？废墟里的斜钢琴让人想到它已经于任何人的不专属、于任何乐章的不拘束、于任何时光的不归附。梅纽因曾这样谈到巴赫的音乐：我演奏了一辈子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其音乐之纯洁表达了我们最高境界的伦理道德，我们最高尚的品行，我们最圣洁的情感。

这世界上有一百九十三个国家，欧洲有四十五个。

没有人能靠直觉准确地分辨不同国家的欧洲人。瑞典，丹麦或者芬兰人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说意大利语的也有可能是瑞士人，艾马殊也许是匈牙利姓氏，而它听起来却有一点德国。

和平年代的人可以同时拥有许多名字，也可以选择没有。莎士比亚说：“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一个人的姓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名字显示了他的家族，国籍，地位和信仰。政府用名字用来记录每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国家的名字一再被提起，同一块土地因不同的名字而筑起了高墙。1939年9月，德国闪袭波兰。从那一天开始，“你叫什么？”变成了一个关乎存亡的问题。

他和凯瑟琳相遇在平静无垠的撒哈拉，学者和冒险家们热情地欢迎她加入“国际沙漠俱乐部”。这是一片没有边界国土，未知而自由。他叫艾马殊伯爵，是个冷淡的历史学家。而她却有另一个名字，基夫顿夫人。

他抱怨女人不应该待在沙漠里，她埋怨他不爱说话。他在开罗的集市上悄悄跟在她身后，她把自己的画小心翼翼地夹进他的书里，他们在舞会上矜持地跳舞。

爱情就像沙漠中的植物，旺盛地生长在一切绝望的土地上。夜晚他用小刀割下自己的心，到了清晨，爱情的甘露却重新满溢，将两人淹没。

他们在风暴中抚摸对方的头发，在南半球热烈的圣诞节做爱。他像野兽一样撕开她的衣服，又像个孩子般拙劣地缝补。她给他他洗头，轻柔地用手指抹去他耳朵里的沙粒。那一刻她最快乐，也最不快乐。

她背叛了她的婚姻，他背叛了他的祖国。
与此同时，战争背叛了人类，生活背叛了理想，谎言背叛了真理，冷漠背叛了信仰。

艾马殊说他平生最恨两件事：占有，和被人占有。
“当你从这儿离开，请把我忘记。”他说。
因为凯瑟琳从未属于过他。她的姓氏像一个标签，时刻提醒着两个情人，他们的爱是不道德的产物。而欲望是如此灼人。他不顾一切地想要与她见面。他的舌尖滑过她的每一寸皮肤，口中留下她醉人的芳香。他把她锁骨中间的凹陷命名为艾马殊海峡。她在结婚纪念日与他约会，而她的丈夫就在不远处注视着他们。

爱情的杀伤力远比战争还要大。
就像凯瑟琳写给艾马殊的最后一段话：我们死了。我们死在爱情里。舌尖含着彼此的味道。我曾经深深进入你的身体，像鱼在温暖的河水里游动。我们隐藏的恐惧，如同这幽暗的山洞。我想把这一切刻在我的身体上。我们才是真正的国度，没有地图上那些以权贵们命名的边界。我知道你会来带我离开这里，到风的圣堂。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方与你和朋友们散步。灯灭了，我在黑暗中写下这段话。

艾马殊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国籍，甚至也忘记了凯瑟琳的名字。提到她时，他只是喃喃地说：“我的妻子。”荣誉与耻辱，道德与绝望，在这一瞬间归于尘土。所有的标签不再重要，“我爱你”成为唯一值得遵守的诺言。

有些人背叛了一切，却无法背叛自己终生的爱情。

　　原文：My darling, I'm waiting for you. How long is a day in the dark, or a week？The fire is gone now and I'm cold, horribly cold .
　　I really ought to drag myself outside, but then there'd be the sun. I'm afraid I’ll waste the light on the paintings and on writing these words. We die. We die, We die rich with lovers and tribes. Tastes we have swallowed. Bodies we have entered and swum up like rivers. Fears we have hidden in, like this wretched cave. I want all this marked on my body.
　　We're the real countries, not the boundaries drawn on maps, the names of powerful men. I know you will come and carry me out into the palace of winds. That's all I have wanted to walk in such a palace with you, with friends, an earth without maps. The lamps gone out and I'm writing in the darkness.
　　译文：亲爱的，我在等你。不见天日的一天到底有多久？比一周还长吗？火已经熄了，我觉得冷，刺骨的冷。
　　我真该把自己拖到洞外去，那里阳光朗照。看图和写些文字恐怕要耗费一些电量。我们死了，我们魂归天国，那里尽悉相爱之人，不分种族。我们曾吞咽彼此的体香；我们曾灵欲合一，相爱挚深；我们曾心怀恐惧，如这山洞的幽暗。我要把这些永远铭刻在身。　　　　　　
　　我们的国度是真实的，没有画在地图上的边界，也没有强者的命名。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把我抱出洞外，踏入那风的殿堂。这是我惟一的愿望：在一方没有地图的土地上，与你，还有一些朋友，于风中漫步……油尽了，灯枯了，我执笔时已是漆黑一片。

　　想象着凯瑟琳当时在山洞中的心境，总觉得这些语言那样贫乏无力。言不及心，言不及意，真如一种牢笼。再加上经过我言不由衷的翻译，“其中味”想必传达无几。另外，我个人觉得，这段文字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不仅仅在于它的感情成分，还在于它的思想内涵。
首先请大家注意“地图”这个概念。作为皇家地理学会和地理考察团的成员之一，Katherine和Almasy应深知地图的特殊价值。然而，他们却一个将地图交给德军，一个却希望生活在一处没有地图的地方。岂不怪哉？欲究其因，我们还是要回到与本片的爱情同等重要的另一主题：反战。（大家知道，当年本片的制片人曾在英国演艺学院的颁奖礼上猛烈抨击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语惊四座。）在本片中，地图的地理意义已经让位于政治和军事。其实，反观我们人类的历史，又何尝不经常如此呢？地图难道不是经常成为用来满足某些野心家的权力欲和占有欲的工具吗？人类有多少战争和冲突不是导源于变更地图的欲望？只要地图上那一条条弯线存在着，谁都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制造者，谁也都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我想，Almasy对此应是感同身受。当Caravaggio指责Almasy将地图交给德军差点造成千万盟军士兵死亡时，Almasy的回答的确发人深省：“是的，确会有千万人死去，只不过是不同的人而已。”划界，这个地图中的本体行为，在为人类提供了便利的同时又造成了多少对立和冲突，造成了多少隔膜甚至杀戮。然而，人类真的能够摆脱划界吗？“一方没有地图的乐土”――一个没有性别偏见、没有种族歧视、没有等级压迫、没有地域限制、没有国家之分的地方，一个人们可以像风那样自由无羁、亲密无间的地方。这，也许只存在于天国，存在于那遥远的乌托邦。所以，Katherine去了，Almasy也去了。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找到他们“真实的”家园。
　　记得我在本论坛提交过一个“要看懂这部影片必须弄明白的两个问题”的帖子，其中问大家为什么影片始终以“水”的意象来刻画Katherine。在此，大家或许就明白了它的所指：水，作为一种液体，是能够消弥界限的一种东西。另外，它还排斥划界。因为不同于固体之物，你很难在水中划出界限。当然，水这一意象在西方文化中还有许多不同于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在本片中也有不少体现，大家可以慢慢体味。
　　其次请大家注意这段文字是写在了什么地方。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它写在了Almasy那本书的尾页中，而不是他的那些碎纸片上。要知道，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被誉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那部《历史》。它不仅破烂不堪，在形式上是一部“古书”，而且实质上，作为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也是相当古老的。这部书决不是明格拉为附庸风雅而强拉硬扯来的一个道具。它其实是被用来象征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悠久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男权主义。因为历史（history）由其以来所写的都是“男人的故事”(his story)，而其叙事主体也非男性莫属。所以说，它实际上是维护父权意识形态的一种话语工具。正因如此，Hanna明确表示她不喜欢这本书，认为“它写的都是男人，太多男人了。(It's all about men, too many men!)”而对于较之汉娜更熟悉这部书的Katharine来说，这更是它显见的本相。在篝火晚会上，她选讲书中那个反叛国王的王后的故事便是明证之一。而她在《历史》尾页上写下这段文字，无疑又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大胆挑战。其中所表达的拒斥“地图”的思想在此同样具有了抗辨的意义（从爱情的角度而言，这段文字则是对Almasy那些文字的回敬。Katharine说她喜欢那些文字，相信Almasy也喜爱这段文字。不然他为什么要选择在汉娜的朗读中死去呢。爱的极致是死，确然啊！）。由此，经由女性之手续写的《历史》由于嵌入了她们的声音，便不再是男性话语的独白，而成为了一部崭新的历史。然而，这新的一页却让凯瑟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幸的是，汉娜又接过了这部书，并紧紧地抱着它，走出象征着拯救和重生的修道院，踏上了新的旅程。还有那同车的小女孩，那稚嫩而纯真的笑脸，就像那树丛中不时洒落的阳光，令人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这部影片再次证明了拐走别人的老婆终会害人害己特别悲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中那位印度扒雷专家。欧美总会歌颂他们自己的战争英雄，就算影片里出现极个别的印度阿三，也总是沿街玩蛇或在餐桌旁站着的侍者形象，而在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大片里，放一个正面的印度阿三简直是他妈的太有气魄了！

   
    摄于1996年的《英国病人》是一部辉煌灿烂、感人至深的电影，在翌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它获得了罕见的胜利——获12项提名和9项大奖.在此之前只有《宾虚》、《西区故事》得奖超过了它（之后是《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英国病人》与《琪琪》、《末代皇帝》并列奥斯卡得奖数第三。

    
    《英国病人》改编自加拿大著名作家翁达杰的同名小说。小说曾获布克奖等多项文学奖，导演明格拉深爱这部作品，花费极大心力将这部被认为很难以影像表达的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小说中原有两个互相交织的爱情故事，明格拉削弱其中女护士与印度工兵基普的戏份，突出匈牙利男爵艾马殊与英国女子嘉芙莲炽烈哀婉的爱情故事。而两段爱情又被放置在战争环境、民族差异的大背景中展开，让历史的强悍力量切入个人生活，展现纷飞战火对绚烂爱情的破坏，从而引发出关于时代、民族、战争、个人命运等的思索，使电影成为一部充满史诗色彩的爱情片，或充满爱情魅力的史诗片。


    影片在感人之余，似有两处最易引起争议的内容：一是艾马殊和嘉芙莲的爱情是否道德，因为这是一场婚外恋；二是艾马殊为救嘉芙莲，把地图交给德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公认为不正义的一方）以换取飞机，按传统的观点看，这一行为严重到了“叛国投敌”的程度。但是这两种行为在影片中都得到了同情和谅解，尤其是艾马殊和嘉芙莲的爱情，被渲染得如诗如画、回肠荡气。艺术一般来说不需要成为道德课本，但也不宜诲淫诲盗，那么，艺术与道德的双人舞，究竟怎样跳才算美好？


    文艺在历史上曾长期担负着宣扬和维护道德的责任，这种职责被命名为“文以载道”或“寓教于乐”。19世纪中期，唯美主义艺术家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于是，在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极端态度——道德主义与唯美主义。前一派认为文艺应当直接与道德律令相关，“美”必须服从“善”；后一派则主张文艺以表现“美”为己任，不必对读者的道德水平负责。


   唯美主义的主张虽然偏颇，但它提醒人们注意到艺术的特殊性：好的艺术作品必须塑造个性鲜活的人物，而要描绘丰富的个性、要展望人性的自由发展，就不时会触碰到道德的边界。完全合格的道德楷模只能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是某种“套中人”。


    艺术之所以不能与道德贴得太近，还在于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现象：在历史上，所谓的“道德”从来没有一以贯之的标准，许多在某一时代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条令，后世却觉得荒唐严苛。极端的譬如中国宋代开始流播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贞操”观（有女子不慎被男人碰了一下手，竟将自己整只手臂砍下）、印度寡妇为丈夫殉葬的制度；此外如一夫多妻制符合中国古代道德观而不容于现代社会，同性恋过去被视为不道德而现在逐步得到宽容，等等。尼采一语中的：“就道德的保守性而言，道德很不道德。”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艺术经常无可避免地要表现人们的伦理生活，并或隐或显地表明其褒贬立场。然而艺术又不等于伦理道德，不能把文艺当成道德课本、简单地用现行标准去褒扬或批判艺术作品。艺术的教化功能首先在于开拓人的眼界和胸襟，让我们看到广阔而丰富的生活世界，展示情感、精神之各个层次的音调与光谱。相对于道德，艺术以更为丰富的方式呈现人的个性，以更为曲折潜隐的力道提升人的精神，张扬人最优秀的本质力量，这才是艺术特殊的伦理意义所在。


   一般来说，通俗类艺术作品大都不会触犯既定道德习俗，其立场多趋于保守；优秀作品则常常挑战现有规范，呈现出某种复杂含混的状态，但正是在那种复杂含混中，暗示出某种超前性的伦理境界。伟大的艺术作品将超越一时一地的道德规章，昭示最崇高丰富的理想人性。


   《英国病人》严格来说不能算“伟大”的作品，从其改编原著、突出爱情故事的设计来看，多少有些煽情、迎合观众的成分。但它足够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尤其在“爱情与道德”、“战争与道德”两个方面，《英国病人》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并且暗示了某种超前、理想的伦理境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