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坝的红衣兜

一部“追魂”的探索电影
——电影《仙人坝的红衣兜》评论

文/汤奇云

    在当今的影视制作业，崇尚大手笔、大制作，企图以异常惊艳或血腥的画面来抓人眼球，将观众引诱到电影院，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时尚潮流色彩的通行伎俩。这种影视制作，尽管这些“看点”也是与媒体合谋而包装出来的，但由于其吊人胃口的“看点”很多，因此这种伎俩又似乎成为了媚俗的资本市场里屡试不爽的法宝。票房的统计数据是鼓动这股潮流的强大动力，也似乎成为了检验影视作品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其实，影视作品作为一门大众艺术，永远是在向人们当下的生活提问，引导人们追寻人生的意义与趣味，而不仅仅是为避免无聊生存的视觉刺激与享乐。这应该是任何艺术应当坚守的灵魂，也是任何艺术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电影《仙人坝的红衣兜》（下简称《红衣兜》）就既是这股商业电影潮流的叛逆者，也是电影艺术灵魂的坚守者和追寻者。影片《红衣兜》的编导张国强先生，像一个行吟诗人一般，以清新隽美的影像语言，十分庄重而严肃地讲述了一个关于“我”的父亲与母亲的故事，并通过这个朴素的故事向人们诉说着：一个普通人也总是应该做点什么，才会给后人们留下一些值得骄傲的念想与启迪。
“我”（在影片中以画外音呈现，也是故事的叙事者）的母亲宋晓芸和父亲刘大春，都不是什么传奇中的英雄人物。母亲是仙人坝的一名以种茶、卖茶为业的村姑；而父亲则是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溃退时流落江湖的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军医。可就是这两个普通男女几次勇敢的人生选择，成就了“我”这个儿子心目中值得敬重的形象，也成就了“我”要诉说这个故事的价值和理由。
父亲从南京陷落后的逃亡途中，由于偶然发现了日军生化武器的存放地点，因而放弃了远走他乡为活命的机会，选择在南京城附近行医而生存下来，以便寻找机会端掉日军的武器库，以雪中国军人此次溃败之耻。也正是在这次逃亡途中，父亲的那次愤怒而痛心地阻止国民党军队逃兵企图侮辱自己的同胞姐妹的正直行为，与在仙人坝地区一系列悬壶济世的善举，让母亲甘愿冒着违背乡规民约而要被沉塘的危险，放弃了与表哥狗子之间的“指腹婚约”，而选择了正巧流落在仙人坝的父亲——这位外来的江湖郎中。
本来，父亲这位江湖郎中也凭借曾留学日本所学到的现代医学知识，既替位于仙人坝的宋庄免除了一场突然袭来的霍乱之灾，也救助了坚持在这一带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工作的新四军游击队。“我”的父母亲这对处于国难与霍乱时期的苦命鸳鸯，也凭借这些功德与善行，终于在仙人坝这个地方立稳了脚跟。可正当他们准备在此生儿育女，喘息度日之时，由于他传递给新四军的关于日军武器库的情报，被误认为是汉奸制造的假情报。但他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正是因为日军防范太严密，导致了新四军的第一次炸毁武器库的行为失败，从而证实了情报的真实性。于是，他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抉择，亲自参加新四军敢死队，并在捣毁日军武器库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父亲也完成了从逃亡，到求生，再到从容赴死的人生涅槃。
尽管与大历史中普通人的生存选择大多是被动的选择一样，父亲的两次人生选择也同样是在为“活命”的被动情况下所作出的。父亲从南京城逃亡出来，是为了活命；父亲如果不亲自去参加敢死队，不能证明自己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也可能会被以汉奸罪而遭惩处。但是，父亲每一次的生存选择都指向了对民族大义与人间真爱的追求。从南京成功逃脱了日本鬼子的屠杀后，他本可以逃得更远；但为了能捣毁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库，让更多的同胞能活命，也为了能有机会一雪自己曾作为一名中国军人而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之耻，他选择了离南京不远的仙人坝。在参加敢死队之前，他和母亲的婚姻已经得到了宋氏宗亲的认可，而且他们的孩子——“我”也即将出生。不仅新婚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需要父亲活着，父亲自己也渴望活着回来“给孩子取名字”。但是，从新四军第一次行动中行动小组全军覆灭的结局中，父亲已经窥见到此次参加敢死队最可能的结局——死亡。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父亲毅然选择了死亡。因为他此时明白：只有死，才能重建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只有自己的死，才能兑现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乃至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真爱。
显然，影片《红衣兜》是以影像的语言，以抒情体小说叙事艺术的叙述方式，成功地完成了对一个普通人面对严峻的生存世界，和充满了人性美的情感世界的剖析与描画。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我”的父母亲一样先辈，如影片中的狗子哥、宋嫂、虎彪叔和新四军游击队战士们这些鲜活生命个体，在这块土地上的恩恩怨怨与生生死死，才有“我”们眼前风光旖旎动人的仙人坝和仙人坝上空飘荡着的粗粝而令人荡气回肠的山歌。因为在叙述人“我”看来，这一切，正是缘于像“我”的父母亲一样的无数先辈们深明民族大义与人间真爱的朴素灵魂的钟毓。
但从影片叙述人“我”的无比虔诚的叙述视角取向和影片的画面语言的严肃运用来看，本片的编导张国强先生要在该片中所表达的，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对赐予我们生命的父辈们灵魂的感激涕零与顶礼膜拜。他有着一个更大的野心，那便是要让这些穿着历史的衣冠、唱着传统的山歌的亡魂，对当下现实发问，以实现历史题材影视艺术的现实针对性。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开发走向了两种倾向：一是任性地“戏说”历史，以小丑的方式向观众献媚；二是以“还原”历史的名义虚构历史，而走向了以暴发户的方式向观众的自我艺术炫技与炫富的歧途。
因此，在影片《红衣兜》中，叙述人“我”在追忆、拷问历史的同时，也在随时接受着历史的反诘，从而在精神文化层面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我”对历史的拷问是从一段南京城破的影像文献开始的。当父亲与虎彪叔带领一部分难民逃出城后，回望这座惨烈的“死亡之城”时，“我”借用父亲的嘴这样拷问着历史：为什么十五万中国军队打不过五万日本鬼子？为什么国军溃逃时，相互踩死的和相互误伤致死的士兵要远远多于战死的人数？我们民族的苦难与耻辱难道仅仅是日本鬼子所施加的？影片随后便把父亲等这一批历史苦难与耻辱的承担者置入到种族与种族之间、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新旧文化之间的种种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冲突当中，让他们在生与死、爱与恨中，去寻求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的答案——唯有和平与真爱，才能消除人类的相互残杀，人们也才能度过各种历史难关和人生难关。影片最后让父亲刘大春，以一个受尽了人间苦难与耻辱的超脱者的姿态，向与其同归于尽的日本侵略者高声地呐喊道：“你们回家去吧！中国是你们的坟墓。”
放下你们手中的屠刀，回家去，像爱你们的妻子、孩子一样，爱你们的同胞；也像爱你们的同胞一样，爱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这才是人类摆脱苦难与困境的唯一通道。但显然，这并不是影片《红衣兜》最后的潜台词。父亲刘大春临终前的这一牧师般的呼吁，实质也是对处于社会公共关系日趋复杂、价值观念日趋混乱的大转型时期而茫然不知所措的当下“我”们的时代的一种诘问。先辈们的鲜血、苦难与耻辱，凝铸了一条简单而朴素的真理：爱，不仅是人类穿行于历史与时代的永恒需要，更是人性的终极需求。问题是正处于物欲躁动期的“我”们是否都能正真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呢？这大约是影片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意义，也是“仙人坝的红衣兜”这一意象的文化隐喻。
影片为了质证父辈们生存逻辑的真实性，不仅别开生面地在影片的开头，以纪录片式地引用了历史影像资料，而且影片的主体主要是把当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在当涂、濮塘一带展开的抗日活动（出自濮塘的抗日英雄刘一鸿即是刘大春的广义原型），做了非虚构性的情景再现。正因为如此，影片《红衣兜》是从历史事实所给定的结构框架与编导的创作意图的搏斗中，找到了一条讲自己的故事的路，从而形成了一部富于传纪文学色彩的影视作品。应该说，影片《红衣兜》是以新史学的眼光、人物传记文学的艺术手法和现代电影艺术语言，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安徽马鞍山地区抗日军民排除内讧、同心御侮、共保家园的历史情景与心路历程。这在当今我国影视制作普遍好莱坞化的潮流中，无疑是一次新的影视艺术的尝试；而相比某些一味哗众取宠、媚俗市场的影视作品而言，《红衣兜》的拍摄则是力图还原历史之魂、追寻艺术之理的一次大胆探索。
当然，任何一次尝试与探索都是一种负重的风险之旅，艺术的探索也是如此。影片《红衣兜》也同样由于可能是功能的负担过重，从而出现了艺术叙事平均化和形象塑造扁平化的现象。作为时间浓缩型艺术的电影，如果缺乏情节上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内心的搏斗，揪住观众心灵的艺术力量便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也是作为第一次尝试电影艺术的张国强先生可以理解的代价，因为这是探索者的代价。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深圳市作协评论家协会副主任，深圳市南山区作协秘书长）

撩 人 情 肠 红 衣 兜

——评张国强导演的《仙人坝的红衣兜》
文/张学新

    一首激越凄清的小提琴曲似天籁之音从遥远的天际直穿耳膜，瞬间将你之前了解到的关于影片的所有信息涤荡得一干二净，一种空灵纯净的感觉油然而生；一本泛黄的民国日记本犹如一坛陈年老酒吸引着你不由得使劲想嗅出里面的隐秘滋味；一片色彩明艳的乡村风物又让你在好奇与揣想之间突然一下子掉进了影片为你营造的独特的情感氛围，你欲罢不能，望眼欲穿。就这一下子，就一下子，你便不由自主地将人生所有的艺术体验艺术情感调动起来，走进了一段湿漉漉的历史幽谷•••••• 这就是由“最不著名导演” 张国强先生自编、自导、自行拍摄、制作的电影《仙人坝的红衣兜》。
    精美的画卷，脱俗静穆的田园风光，淳朴刚勇的男主人公和蕴含着中国贤淑美德的清秀无比的女主人公，似乎都让你忘记了这是一部反映战争的影片。 就在你一片好奇疑惑彷徨之际，一大段一大段黑白的历史影像伴着泛黄日记的翻页声，跌跌撞撞地跃入你的视线，于是一个关于历史的遥远记忆瞬间塞满了你的大脑。没错，这就是一场关于战争的影片，于是你信了，是战争，是让人讨厌的战争！

一、主题高远，含蓄蕴藉。

    它确实是一场战争，而且还是最让中国人没齿难忘的日寇南京大屠杀之后的那场阴晦的战争。只不过编导不再是靠重揭中国人的伤疤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也不是在宣泄国民的仇恨而博取“票房”的噱头，而是在冷静的沉思之后开始对国与家、爱与恨、情与仇、善良与罪恶、卑鄙与崇高、渺小与伟大进行新的构建与展望。一切的一切，你都能在短短的95分钟的影片里找到历史的影子，现实的影子，自己的影子，心灵的影子。 故事是在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下展开。撷取的是光华门失守后，中国军人刘大春和王虎彪掩护难民逃亡来到宋庄仙人坝落户。两人行医采药，积德行善，治病救人。当地村姑宋晓芸与刘大春热恋。宋晓芸不慎怀孕。同村青年狗子哥百般阻扰，制造事端。宋氏祠堂要以族规处罚刘大春和宋晓芸。在这危急时刻，邻村发生霍乱，蔓延至宋庄。宋庄人的命运如何？大春晓芸的命运如何？影片就这样撩拨着你的所有感官。 很难说清影片主要想表达什么，因为影片太厚重了。它蕴藏了很多让我们思考的东西，欣赏的东西，感动的东西。你是不能用一两个简单的词汇来概括这个影片的内涵的，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争影片。它将编导对历史的再认识，对人性的再挖掘，对战争下的芸芸众生爱情的本真描述、淳朴讴歌，甚至对命运的重新认识重新解读融汇在一起。相比时下靠刺激感官、胡乱穿越、戏谑生活来哗众取宠的影片来说，本片让人耳目为之一新。让你在看完之后，眼神飘忽，若有所思。悲与乐，喜与愁，爱与恨，情与仇彼此交融，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感情的共鸣。

二、独辟蹊径，意味悠长。

    看到此处，如果你单单将影片定位在“抗日”的传统主题上，那我认为你太埋没编导的才华和心血了。影片回避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虐血腥场面，也没有正面写中国军队是何等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寇的侵略，而是将镜头聚焦在两个并不重要的国军军官刘大春和王虎彪身上。
    真是大胆！
    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更是一种进步。以往的抗战影片过多的将表现的对象放在群体的身上或者是某个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形象的英雄身上，就连大导演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他在表现“抗战”的主题上也毫不犹豫地将镜头都给了南京的十三个妓女这个群体。虽然很新颖，但多少也伤了成千上万中国爷们儿的心，难道抗击日寇仅靠几个弱女子？未免过于损人了吧。 但本片却另辟蹊径。编导攫取这两个人的事迹似乎也不是很光彩的行为：脱离部队，逃亡在宋庄。这在今天看来还真是让人汗颜与气愤。但这不能不说编导的勇敢及大胆。
     其实如虎彪和大春般的军人，那个年代又何止在少数？有难民逃难，照样就有军人的逃亡，无非是逃的动机不一样。但没有一部影片敢于来表现这些“另类”的抗日战士。王虎彪一句“堂堂十五万国军的精英，却抵不过五万日军的布防，我们这些做军人的，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将他们内心的纠结与愤怒血淋淋地表达出来。我相信他们也犹豫彷徨过，对国民党抗战的失望，让他们失去了去找部队的想法，而将自己一腔报国热血寄托在带着一批难民逃离屠城的壮举上。他们必须要“活”下去，唯有活下去，才能继续战斗！作品的张力即在此。
    在大春和虎彪逃过一劫安顿到宋庄之后，影片重点似乎放在大春和晓芸和狗子的情感纠葛上，表面看已远远脱离了“抗日”的主线。但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无论是救治新四军伤员，为新四军购药，还是主动和刘一鸿大队长的部队联系，到最后直接和新四军一起寻找日军的化学武器库等等，影片巧妙地将“抗日”这根主线隐藏在不经意的叙事中，无非是或隐或暗罢了。这就是导演的高明，看似无心胜有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又不让你觉得突兀。
    大春和晓芸因为爱而不得不面对沉塘的厄运，这时，观众的心被吊在半空中，所有的期待只有寄托在上苍。悲痛，气愤，可惜，瞬间在每个观众内心深处凝聚，爆发，释放。影片的高潮出现。电影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净化人的灵魂，唤醒观众的良知，传达编导的情绪，解构生活的真谛。人性的高贵也在此时得以体现，那两个“关于蝴蝶”的对白不正是人间真爱的表白吗？
    即或是后来峰回路转，危机解除，大春和晓芸也难逃爱情的宿命，以至于到后来大春参加“敢死队”壮烈牺牲，人生的不完美被影片诠释得滴水不漏。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也被表现得酣畅淋漓，我们从中都能看出大春和虎彪身上所具有的中国军人的道德与责任，勇毅与刚强。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这种草灰蛇线的技法和散文化的叙事，不仅没有弱化“抗日”的主旋律，反而因为它们的运用，让影片的艺术魅力越发摇曳多姿，真诚可信，更为全面地诠释了战争的内涵，意味悠长。

三、文化渗透，别样风情。

    其实，让观众对影片产生别样感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影片中中国元素的渗透与摄入。从带有中国风情的二胡曲，到带有地域特点的静穆风光茶场，到具有民俗特色的竹器，茶艺；还有带有地域风俗的娃娃亲，提亲说媒、“沉塘”的祖规等等，都是典型的“中国化”的东西，就连表达男女私情的“红衣兜”，和东西方都司空见惯的“偷情”方式，也无不具有中国的特色，烙上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印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每一个愉悦画面产生时，总会有一段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歌切入进来，让影片顿时产生了荡气回肠的美感。其实战争也要有生命的激情张扬。一部反映底层军民抗日的抗战影片，就这样因为摄入了如此鲜活的中国文化元素，便具有了高于同类影片很多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
    电影是艺术。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人是影片的灵魂。人的伟大，人性的高贵在作品中熠熠生辉，这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角色当属“狗子哥”。在此不再赘述。
    影片以颠覆性的做派走入“浮夸，以钱为本” 的影坛 ，是一部可喜可赞的好片！。短短的95分钟，便将民族的仇恨、宗族的暴虐、宗法的遗毒、军民的抗战以及淳朴的民风、民俗、民情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民歌艺术，体现了历史的本真、国民的善良、乡村的静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这个“真、善、美”的大主题，让这部影片如一股清新宜人的春风，分外撩人!

（作者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深圳市第三届中青年骨干教师）

电影《仙人坝的红衣兜》中冲突的外显与内隐

文/谢红卫

你的面前没有海，潮起潮落因为心。
    茫茫人海，众人如蚁，常常见如没见一般，明明迎头撞见也不会在记忆的屏幕上留丝毫影像。
    奇巧的是，偶然因缘，无意的一次瞥见，却会冲击视听，一时间，让心在潮起潮落的跌宕中，任思绪随其走的很远很远……
一切，只因看了一部电影，一部轻叩心扉的电影——仙人坝的红衣兜！
    只看片名，扑面而来的就有美丽的云水、神秘的召唤、馨暖的温度，让你能隐约感受到会有一份情感上的酣畅渲泄。
    当山风轻抚，猝不及防的我们就一脚跌进接连不断的激烈冲突之中。故事在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下展开，而影片巧手编织，以女性隐秘而唯美的红衣兜的角度为切入点，从回忆、观念、情感出发，外显与内隐的冲突相辅迭起，竟辐射出爱情、传统、族规、社会、民族等复杂的连结，引发我们从诸多角度的反省和思考。

一．自由相爱与娃娃亲的冲突
  
    影片中狗子哥的爱是始终挥舞着娃娃亲这条古老而绣迹斑斑的锁链，想以此拴住晓芸的心，其结果注定是伤到别人也伤到了自己。最触动人心的往往是最贴近生活本真的。这是一群最普通的人们，透过矛盾的表层，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挚的灵魂。他们彼此坦诚相帮着，彼此真挚相爱着，也彼此因大大小小的摩擦而埋怨着纠结着……
拳打脚踢，吼出的是邻里之间那份矛盾与挣扎；
火光冲天，燃烧起的是一份不冷静的抢夺；
    红衣兜便在这片汹涌的矛盾冲突中鲜艳夺目。清亮、干净的小溪里浮起那条红艳艳的红衣兜时，红衣兜的归属、晓芸心之归属就这样得到了青山绿水的见证。鲜艳的红衣兜将两颗青春萌动的心紧系在一起。
    娃娃亲与自由相爱的冲突中，隐秘唯美的红衣兜是内在美的外显，张扬出的是一份人性率真的美。

二．挣脱束缚与森严族规的冲突

    影片吸引人处是在波澜处再扬波澜，大春与晓芸要按族规沉塘处死。此时娃娃亲锁链的自动脱落、晓芸妈妈的执刀以死相求、好心宋大嫂的出手相助、无情瘟疫的肆意漫延……险象环生。但最吸引我的却是大春与晓芸的一番对话。
    大春问晓芸：“喜欢蝴蝶还是喜欢鸳鸯？”说到梁祝时又说：“咱俩能象一对自由的蝴蝶多幸福啊！”
晓芸却说：“用两条命换做一对蝴蝶，不好，把蝴蝶放在活人的心里才好！”
    两个字“不好”，坚定地表达了内心对幸福、对自由的执着，对生命的热爱。梁祝化蝶所代表的是观念和封建礼教的碰撞，冰冷的墓穴里飞出的蝴蝶，只能是一种美丽的渴望。而晓芸和大春所追求的是拥有此刻的、轰轰烈烈的、炽热的、大胆的、自由而充溢人性的爱。族规森严，冰冷的展示出温暖人性与残酷礼教的激烈抗争。
    在挣脱束缚与森严族规的冲突激烈外显中，这里没有直接出现红衣兜，红衣兜上那漂亮的蝴蝶却在主人公的言语中飞出了屏幕，展示出了影片所传递给人们的追求自由，追求爱，追求美的信息，那么自然，那么贴切，让我惊叹影片构思之妙，设计之巧。

三．战争与和平的冲突

    本影片里，充满了冲突，故事又是在南京大屠杀背景下展开的。照理说，在看这个影片时，我们都应该是急躁不安了。但是，相反的，我们却始终能在心海的起伏中，寻到一份希望的寄托。象狗子哥粗犷之中的那份善良；保长忙碌身影里的机智周旋；宋大嫂风风火火中的一份热心肠……让你隐隐感知着一份期盼的存在。因为在整个影片中，总有一个基调：就是美的全方位渗透。仙人坝自然景色之美，纯净、天然，像澄清的湖水荡涤着观众的视野；普普通通的人群用真挚、坦诚、率真演绎的美丽故事，拨动着观众的心弦；热烈、奔放的爱之美，在自由与桎锢的针锋相对中，呼唤着观众对人性的认真思考。
    心就在红衣兜的飞舞中沉醉，泪就在相互包容的冰释中洒落。
每个人都有其可爱的真诚，亦有其粗犷的凡俗尘埃。
    这就是生活在那片青秀山水中的真实的人、普通的人。
    在所有的冲突最后，前面似乎一直是作为潜背景，内隐在影片中的抗日主题，终于走到前台来，画面销烟弥漫，枪声四起。令人想不到的是，不多的几个画面后，红衣兜飘起处，大春倒在了美丽的仙人坝的怀抱里，走得英勇壮烈。却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只有一句画外音：“我要回家，给孩子起名字！”
    红衣兜是内在美的外显，是爱的表白，是对生命的无限依恋，是对人性美的礼赞。
    红衣兜是爱家与爱国的见证，彰显的是一种责任感的果敢担当。那是对慷慨赴死的一份追念，呼唤的是人性中最本真的真诚与承担。
英雄是平常人，平常人亦英雄，青山绿水皆有爱，血气男儿自英雄！
那一瞬间，观众的心才骤然收紧，心海掀起巨浪：
    娃娃亲沉重的锁链拴不住的爱，冷酷的族规拆不散的蝴蝶，千辛万苦，万苦千辛，换来的幸福之花在最饱满地肆意开放之时，却惨然凋零在战争的硝烟中，有些什么一定触动了视听者的心。
    但凡触人痛处的题材，成败与否全在于叙事手法。当一个民族的伤疤被再次揭开，若影片没有十足的把握讲好一个故事，那电影的意义便可能沦为旧创未愈，再添新伤般的精神屠戮。本片则把握得恰到好处，并不以血腥为主旋律来展示战争。一个个外显的矛盾冲突，推波助澜，以至到最后几个画面加画外音就将内隐的主题凸显而出。
一个影片应该是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渴望和灵魂。而观众能否体悟到这些渴望和灵魂，是决定于一个影片能否唤醒观众，即做到不是强加于观众，而是由观众自己的潜意识所捕捉到的，从而才能赢得观众的最大认同感。而此片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行云流水的美丽乐章，在最后奏出它激昂的最强音，然后，戛然而止。在这一瞬，解开了人们观看影片时观察和思维方式由影片牵着走的积习，留下无限的思维空间，使观众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超越现实生活的藩篱，幡然悟到什么。潜意识被唤醒的那一刻，影片的成功也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多篇论文在全国核心刊物发表并被转载）

　　当然，说是马鞍山的本土电影，是因为片中很多亮点都离不开马鞍山这座城市。张国强介绍，电影故事所反映的辅助内容完全取材于马鞍山地区真实的历史事实。故事发生地点在濮塘宋庄村仙人坝，“也就是影视拍摄场景所在地，都是在自建的影视基地完成的。”据了解，这也是国内首家“新四军影视基地”。
　　影片中多次提到马鞍山的地名，比方采石矶、采石镇、慈湖、濮塘等。“该片的背景音乐也是采用当涂民歌及其曲调，多处插入了以当涂民歌旋律为素材的变奏音乐。”张国强表示，为了宣传马鞍山地区老字号特优产品，影片中还出现了采石茶干、采石矶酒等画面。“这是一部不带任何商业色彩的影片，不存在任何商业广告赞助费。”
　　张国强告诉记者，电影的主题歌也是他本人作词的，由马鞍山音乐工作者和音乐从业人员作曲、制作并演唱的一首深情并茂的感人歌曲，对影片剧情起到了一定的烘托作用。“所以可以说是一部纯粹的马鞍山自产电影。”

张国强！别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张国强！你记着，你到哪我就到哪！你宣传你的影片我讨要我的钱！！！
张国强！你记着，只要你不还钱这件事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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