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威尼斯电影节期间的腾讯娱乐报道）
弗朗索瓦.欧容新片《弗兰茨》，是一个由连串善意谎言编制而成的百年前浪漫故事。戏中人物通过不断的说话和圆谎，试图寻求谅解、完成救赎，甚至不自觉的让敌对国家和民族实现和睦共处。
“我是你们儿子在巴黎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逛卢浮宫，他非常喜欢马奈，尤其是一副白衣人卧倒在床上的画作。”一战刚刚结束，法国人阿德里安来到德国小镇，勉强化解了当地老人的民族敌意后，编造着他们那位战死沙场的儿子弗兰茨的巴黎往事。

在欧容以黑白现实和彩色谎言构造的影像世界里，阿德里安和弗兰茨一起来到卢浮宫，直奔主题的走向马奈画作。主观镜头先是指向画家最有名的大幅作品《草地午餐》，继而下摇，定格于《自杀》的特写。这是爱德华.马奈于1877到1881年之间创作的少见印象派作品。一个似乎才刚刚完结自己生命的男人，仍然手中持枪，半躺在床，画面中还有少量的几件家具。马奈直接略过这一场自杀正在发生的场景，直接跳转到事情发生后的无叙事内容画面，也无说教之意。说它少见，是因为在历史画类别中，死亡与自杀通常与牺牲、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相关联。

突然来访的法国人，为什么要在谎言故事中加入这幅画作呢？欧容抛出一个谜面。

“沉迷于真相和透明度的那段时间，我非常想拍摄一部关于谎言的作品。作为候麦的学生和粉丝，我发现在电影形成自身叙事时，谎言总被漂亮的折叠起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Maurice Rostand有一部关于谎言的话剧，故事发生在一战后，我就开始深入研究，却悲哀发现这个剧早在1931年就被刘别谦改编成电影，《我杀的那位》（Broken Lullaby）。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别挑战自己了，我怎么可能超越刘别谦？”在欧容谦虚的表达创作初衷时，他也意识到刘别谦的作品完全跟随了戏剧，采用了年轻法国人阿德里安的视角，《我杀的那位》，也意指一开始就知道一切秘密。“而我决定采用德国女人、那个牺牲战士的未婚妻安娜的视角，这就和观众一样，一开始并不知道法国人为何要出现于德国小镇，为何要在安娜未婚夫墓碑前啜泣”。

阿德里安的德国旅程，像是一趟自找苦吃的冒险。战争虽然结束，失去了大量年轻人的父母们，肯定对不久前还是敌人的法国人充满恨意。他以俊朗的外表、礼貌的举止和动情的讲述，让弗兰茨未婚妻及父母抛下对国恨家仇的芥蒂。不过，要背负着敌国身份，获得更广层面的小镇居民谅解，就不容易了，甚至会让将其请为座上宾的弗兰茨老爸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叛徒”。在酒馆中，老头子面对疏远开自己的老友们，激昂陈词：“是谁把孩子们送上战场的？不就是我们，他们的父亲们。当我们获得胜利，打死法国人的孩子时，我们在这里喝啤酒庆祝；当法国人获胜，打死我们的孩子时，他们在那边喝葡萄酒庆祝。我们都在愚蠢的庆祝孩子们的死亡。”

有着这么一段漂亮的“演讲”，还有什么仇什么恨不该放下吗？那场该死的战争过去了，生活理应重新美好起来，欧洲理应重新漂亮起来。它应该有诗歌，“我和弗兰茨在书店认识的，他正在找魏尔伦的诗集，而我在读着里尔克”，安娜回忆着爱情的开始，无论是法国象征派还是德国浪漫主义，都滋养起世纪之交的一批拥有美丽心灵的年轻人；它应该有音乐，自称为巴黎管弦乐团小提琴手的阿德里安，抄起弗兰茨的小提琴，在安娜家里拉起柴可夫斯基名曲《如歌的行板》；它还应该有美术，有马奈惬意的《草地野餐》和晦涩的《自杀》。

阿德里安关于巴黎友谊的美好谎言就快撑不住了，照着导演欧容擅长的同性题材以及卖腐年代的过度想象，观众或许会认为法国人将揭示出一段禁忌之恋。情节却朝着与《自杀》画作相关的隐喻走去。阿德里安根本不认识弗朗茨，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是在紧张到能将空气引爆的战壕里……

被告知真相的安娜，清楚这样的反转是不可能获得谅解的。于是她担任起一个连接两面的说谎者，对失望回到法国的阿德里安，谎言是“弗朗茨父母不会原谅你，你可以把信写给我，我读给他们听”；对德国小镇的老两口，谎言成了“阿德里安的妈妈重病了，他必须回去，乐团巡演任务也来了，他非常想念你们，一有时间一定回来看望”。

活在甜蜜谎言里的弗朗茨父母。当然不愿安娜就此守寡，甚至鼓励她去巴黎，找到失联的阿德里安，并与儿子的“这位好朋友”相爱结婚。从这里开始，除去寄回德国的信件，欧容镜头里的安娜时间，再不需要彩色的谎言。精雕细琢的古典黑白框架里，安娜出发了，到巴黎管弦乐团听着柯萨科夫的《一千零一夜》，去卢浮宫细品马奈的《自杀》，然后等待着甜蜜谎言背后的阿德里安……

电影中有两个鲜明对比时刻，阿德里安去了德国的酒吧，安娜也去了法国的酒吧，两个酒吧的人们都唱着同样歌颂战争的歌曲，《莱恩河的守卫者》和《马赛曲》并无区别。他们悲痛地缅怀着逝去的同胞，又将异国旅人恨之入骨。但弗兰兹的父亲从悲伤中走了出来，于是他遭到了朋友们的抵触，然而他表示“是我们将他们送去前线，当我们杀害了敌人的儿子时我们在这里举杯庆祝我们的胜利，当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儿子时，他们也在举杯庆祝他们的胜利”，作为一个丧失亲子的人这是何等胸怀。战争永远是在位者为了权益而发起的野心之夺，但受伤的总是那些将亲人送上站场的普通人，这是人类文明以来的悲剧，没有正义可言却也如髓附骨。

我们本就习惯在虚构的色彩之中聊以慰藉，又如何问责软弱的沉默和善意的欺瞒？


电影的黑白色调很美，闪烁的发梢、肩头的树影、映入眼眸的水光，流动的明暗让人看得出神。彩色部分确切来说既不对应回忆，亦非随机出现，似乎可以概括为失去至爱后内心压抑已久的死寂忽然重新被生活的实感浸润的时刻。坦白真相前，阿德里安作为战后德国小镇的法国“闯入者”，给安娜和弗兰兹父母创造了一种与弗兰兹生前种种再度建立联系的契机，这契机允许他们以一种不那么悲戚的方式回看那些已无可能复现的往事，安慰他们说弗兰兹仍将被人铭记，虽死犹生。


关于爱情，电影主要基于安娜的视角叙事。无论是臆造的巴黎回忆，还是升C小调夜曲，或是河滩上的漫步长谈，加之阿德里安身上与弗兰兹太过相似的气质和喜好，一来二去，移情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安娜欣然接受阿德里安各种邀约，看他时的神色也愈发透着迷恋和不舍，直到真相大白，内心陷入煎熬，爱意却不改变。她没办法让自己憎恨这个在战场上杀死未婚夫又出于忏悔之意千里迢迢来乞求原谅的年轻人。她担起所有的重负，向弗兰兹父母和阿德里安编造着双向的谎言，甚至在书信退回后远赴法国寻找阿德里安。

一度怀疑阿德里安对安娜的感情中更多是愧疚，他的邀约和告解只是出于负罪感的抵偿，他的体贴温柔只是教养的自发表现。当然也许他确实早已爱上安娜，但出于善良与软弱，出于坦白后未被原谅的痛苦，丝毫不敢设想安娜会保有对他的喜欢，也就选择了放弃。

于是安娜孤身一人来法国，几经辗转找到他家，以为终于为思念和爱意找到安放之所，却最终发现阿德里安已接受母亲的安排继承家产，一个月后便要和人结婚。法国部分的几次急转真太让人揪心。影片末尾，安娜得知这里没有自己的位置欲图离开，阿德里安抓住她双臂劝说先留下过夜明早再走，两人面庞靠近时她想要亲吻，阿德里安却仓皇避开。也许他那个时候才突然明白，安娜来找他并不是为了述说原谅，而是出于某种孤注一掷的果敢，不顾一路上的不解和嫌隙，来向他确认爱情。可他仍然怕了，面对家业和母亲，他只是个辩解无力、任由支配的孩子。第二天，阿德里安与安娜临别时拥她入怀，安娜抑制不住哭泣，随后二人吻别，阿德里安叫着安娜的名字，她悲喜交集，却只说：“已经太迟了。”


关于战争。影片创设了一种近乎对称的格局，使身处德国的阿德里安和身处法国的安娜经历了类似的排斥和疏离，包括酒馆里群起激昂的国歌、公共场合的侧目和冷眼等；又经角色之口讲述了爱国情怀、胜利与死亡之间的矛盾，如弗兰兹父亲所言：我们都一样愚蠢地庆祝孩子们的死亡。



关于重中之重的艺术。在相识的最初，安娜和阿德里安在弗兰兹墓前，她放下花束，起身后用法语念起魏尔伦的《秋歌》：“沉沉闷闷/迷迷蒙蒙/钟声荡起/往事如烟/在眼前重现/我泪落如雨……”她说弗兰兹生前爱读魏尔伦，自己则喜欢里尔克。里尔克也有一首《秋日》：“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两诗相衬，恰好呼应安娜失去弗兰兹后的生活常态。而说到诗歌与生死，又不由想起布罗茨基。他习惯从死亡的必然结局出发看待人生诸多际遇，认为唯有语言能与流逝的时间对抗，诗歌则是语言的最高形式。电影中即便生死相隔，诗歌仍是感情维系的纽带，它联系着写作的人、阅读的人，牵连着无限留恋与期待。安娜在自杀被救后回到家里，翻开新到的书，扉页上印着魏尔伦的名字。“ 秋声悲鸣/犹如小提琴/在哭泣”，小提琴的意象在故事里同样举足轻重。诗歌、音乐、绘画作为不可替代的线索贯穿影片始终，不仅在审美层面赏心悦目，也延展了个体故事的历史纵深。

结尾处安娜将贯穿全片的马奈《自杀》称为维系生活的力量来源，和画作本身的主题一样匪夷所思。电影散场后，愣在位置上很久没能缓过神来：半分钟前我竟还以为她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又想，安娜听到了阿德里安与母亲的谈话，且大概早就觉察他的软弱温吞，因此在临别时得到爱意的回应，对她已经等同于救赎，而非跌落谷底的绝望。阿德里安从一开始就是安娜生活的闯入者，而从结局看来，他也是将安娜从过去那种无尽怀旧的封闭生活中释放的救援者。安娜从德国到法国，阿德里安不自知地完成了这个使命，安娜则从某种意义上杀死了过去那个沉溺于丧失、被责任压抑窒息的自我。她用谎言慰藉弗兰兹的父母，也在这虚构背后给了自己真实的自由。

艺术是虚构，虚构亦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