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最后震撼人心或是让人久久回味的电影经常不是一上来就搞得热热闹闹的，有时它开始的平平淡淡，进行的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当观众渐渐摸清了故事脉络后，导演再让高潮出现，让人看后久久不能平静。我认为，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导演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一个交织着种族仇杀，职业道德，犯错与救赎的故事，让人看后深受感染，回味良久。
    影片的空间跨度很大，从马其顿到伦敦，又从伦敦到马其顿。时间上，表面看并不是太长，但是影片的叙事结构结合故事人物的经历却给人以沧桑和宿命之感。片子有个颇为亮丽的开始，一阵轻快的音乐，一个年轻的神父在采摘果实，远处雷声隆隆，一幅颇为宜人的风景。当紧接着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惬意了，惊恐的女孩，异族的追杀，同族的自残，餐厅的屠杀，记者的迷茫，到最后，从空间上到时间上，都从起点回到起点，一出暴力悲剧完成了一个轮回，似乎将继续进行下去。
    本片引起我回味的是几处高潮都是以一阵枪声带起，而在高潮前往往有一段有些紧张但是又显得平淡的铺垫，使得突然的一阵枪声分外刺耳。首先，以开始一群寻找女孩复仇的人闯入修道院为例，他们为了寻找一个女孩复仇到处搜查。进而进入了神父基里尔的房间，基里尔因为沉默的誓言一直沉默，而前面基里尔已经与女孩见面也是一阵沉默，在风景如画的海边的修道院也是平静的。这时突然闯入的凶神恶煞的人们就显得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了，而当他们寻找女孩时，观众也会想他们究竟会对柔弱的女孩做些什么，这时，就在基里尔的房间，一阵枪响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一人对着屋顶的猫一阵扫射，刺耳的枪声伴随着的是被袭的猫受到枪击后飞起，血肉四溅的残酷画面，让人也了解了女孩被发现后可能的可怕命运。
    接着是女孩之死，当基里尔和女孩逃出险境，一阵轻快的音乐和两人的笑容让人以为他们已经安全。但是，这又只是暴雨将至的平静铺垫，这时，女孩的族人突然出现，长者对女孩一阵羞辱和大骂，接着是女孩对基里尔的追逐，在一阵女孩兄长的枪声中，女孩停住脚步倒下。
    接下来故事转到伦敦，从战火纷飞的马其顿转到伦敦，从一个贫瘠的土地转到一个繁荣的城市。在一个高档餐厅里，人们生活的惬意而幸福，如婚姻纠纷这样的事情与马其顿的战火相比都显得不算什么。就在这样的相对平和的气氛中，“暴雨”又至，一个男子的突然爆发对人拳打脚底，离去后归来带来的又是一阵枪声，伴随枪声的是尖叫，鲜血和死亡，餐厅屠杀之夜也昭示着暴力的无处不在。
    最后一阵枪声又回到了马其顿，记者亚利克斯回到家乡，这时的马其顿显出一派难得的宁静，家族的聚会，孩童的嬉戏，初生的羊羔都显得生活无比美好。但是，从亚利克斯前去会见旧情人起，故事就有了些紧张，然后是其同族人被杀，刚刚还显得和善的同胞突然面目狰狞的踏上复仇之路，去寻找一个异族的女孩复仇。亚利克斯试图带走女孩，但是却死在自己同胞的枪下，女孩趁此逃向修道院，也为故事画了一个圆。
    枪，无疑是热兵器时代战争的象征物，也是暴力的执行工具，在片中的马其顿，我们看到孩子也时常手中拿着枪。在那个种族冲突的环境中，手拿一把枪，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进行对异族的屠杀，但是，本片中，我们却发现，女孩，亚利克斯都是为了保护异族人而死在同胞手中，而之后真正的凶手却又会迁怒于异族让，引发下一轮的暴力。片中一再出现立场选择问题，片中人物总是被提示选择站在那边，这时，血脉，亲情都显得无足轻重，站错了队就意味着死亡。导演通过一种种族矛盾却导致同胞相残的情景展现，有力的传代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悲剧效果，种族冲突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的圆圈，而也一直有如片中的女孩、年轻神父、记者这样的人试图打破这样的怪圈，但是良好的愿望面对枪口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枪声响起，弥和矛盾裂痕的努力也被无情打破。但是，在这样的悲剧气氛中导演似乎也隐隐传达着一种希望，记者和年轻教士正是叔侄关系，而当记者为了拯救一个无助的异族女孩死去时，女孩也为拯救他的侄子而死，这似乎可以看作一种带血的希望，在偏见中，一些人类朴素的情感仍然不会泯灭，所以，年轻的教士看到瑟瑟发抖的女孩时默默的帮助她，女孩在年轻教士面临同胞的威胁时要以死帮助他，而记者更是勇敢的不顾身后的枪口，领着女孩向前，到地前，他对女孩说，“跑啊，跑啊”。女孩虽然仍然在一个暴力怪圈中奔跑，最后难免一死，但是仍然会有无数人在这场跑出怪圈的努力中接力。
    以一种环形的叙事方式来讲述一个暴力无尽循环的故事是最好不过的了，米尔科•曼彻夫斯基正是以这样的手法深深打动观众，而且他非常注意细节，如果对该片也细心加以咀嚼，会发现片中有很多细节上也是呈现一种循环效果，有些大环套小环的味道。另外，正如前文所说，除去种族冲突，该片还涉及其它内容，比如记者的职业道德拷问和他日后道德上的煎熬与自我救赎就是本片一个大故事下的小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记者凯文•卡特因为拍摄一名奄奄一息的非洲孩童获得普利策奖，却受到不道德的指责而倍受煎熬自杀的故事。对于报道的事件，记者应该摆出怎样的立场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而片子的亚利克斯面对的煎熬无疑更深，他不是对救助者无动于衷，而是参与了这个迫害的过程。这或许也是他后来义无反顾的走上用生命保护惊恐的女孩的原因，而后来他弟弟伤心的在女孩尸体旁的情景也成为一张照片，这又是一种循环，一种轮回，一个悲伤的圈。
    片子看完之后，让我生出些许绝望之感，似乎一幕幕悲剧的循环真的无法打破，一次次善良的努力都只能成为宿命的印证。汹汹的暴力之雨随处可见，不得不说，这是人类社会走不出的循环，逃不出的圈。关键是，是否有人在暴雨将至的时刻勇敢的挺身而出，在暴雨过后留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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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分离成六个独立的共和国，有着两百多万人口的马其顿共和国便是其中之一。南斯拉夫内部长久以来的民族矛盾成为了直接导致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克罗地亚人（克族）、塞尔维亚人（塞族）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矛盾积怨已久。对当地民众来说，当国家濒临四分五裂时，民族之间的团结比国民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早在1990年原南联邦的大选过后，内战的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各地方的安定。居住在塞尔维亚科索沃自治省的阿尔巴尼亚族，为了自保，为每户每人都配备了走私的武器。随后，塞族人也不甘示弱的武装了起来。此后，南联邦主席团有关解散“非法准军事武装部队”的命令也被多次拒绝，经联合国调解的多次停火协议也遭到了破坏。到了1993年，南斯拉夫的内战已经造成20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导致伤亡上万，300万难民流离失所。

　　原属于塞尔维亚的马其顿，于1946年被铁托分离出来。1992年独立后又因为国名遭受了希腊的谴责，并被希腊经济封锁。在随后的几年，马其顿因为科索沃战争和内战一直不得安宁。虽然局势动乱不安，马其顿人民依旧寻求生存，追求生命中至善至美的东西。就像马其顿的气候：夏季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又会低至零下30摄氏度。冰冷的死亡和炽热的情感注定在这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马其顿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暴雨将至”就是描述发生在这个暴力、冲突不断的环境中的故事。

　　在这个长年被战乱困扰的国家，暴力带来的阴影早已成为了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在电影中随处可见的是7、8岁的孩子拿着比自己还高的枪械，这就是他们的护身符和玩具。他们童年也净是些被武力渲染过的游戏。正如第一个故事（言语）中那些围成一圈斗乌龟的孩子们，好勇斗狠，手段残忍，就那么把乌龟放进一个火圈，再把一把子弹扔进火堆中。“噼哩啪啦”的枪声让远处不知情的成年人们为之一颤，而面对着奄奄一息的乌龟，他们却拍手雀跃。死亡成为了他们的娱乐，他们需要去挖掘的只是通向死亡的无数种途径。

　　身处同一个世界的居民，就像居住在同一个街道邻居，人们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家园，对他人的遭遇置若罔闻。事情总是因循着“蝴蝶效应”的规律悄然降临，以难以预料的方式侵入每个人的生活。第二个故事（面孔）中，伦敦的广播中播报着，关于五名非法罗马尼亚移民试图通过货船偷渡到美国的消息。这种事情可能每天都在发生，立刻被庞大杂乱的讯息所遮盖，很少有人会去静下来想一想这些移民的国家状况，是什么让他们甘冒生命危险抛弃国土。安（Anne）手中的黑白照片拍摄的都是饱受战乱伤害的生命：骨瘦如柴的难民，痛苦不堪的孩子，满身鲜血的儿童，崇拜纳粹精神的青年，趴在墓碑上哭泣的老人。这些照片上的惨状不只是让人们看了心生怜悯和同情，他们也影响、改变着所有人的生活。

　　信仰是连接不同国家人的桥梁之一。东正教和天主教都隶属于基督宗教中，东正教是马其顿人民的主要信仰，伦敦则有很多天主教教堂。安娜在伦敦的天主教堂里听到孩子们的唱诗不禁驻足，马其顿的柯瑞也在教堂中的祈祷仪式中带着崇敬的眼神望着耶稣的画像。拥有着相同信仰的人是否命运也紧紧相连呢？可伦敦的孩子和马其顿儿童的生活差距又如此之大。导演和观众都不禁要问，沐浴在同一信仰光芒下的人民为何境遇如此不同？伦敦餐厅的乌龟可以衣食无忧的在水族箱中畅游嬉戏，马其顿的乌龟却像人民一样被死亡笼罩。两个操着外籍语言的人之间的争吵和随后的枪击事件，都让人们无法再将别国的内战当成餐桌上的无伤大雅的笑话。暴力，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暴力都应该被制止。

　　伦敦的雨季正好也是马其顿的雨季。阔别国土多年的亚历山大迫不及待的回到家乡，迎接他的是黑洞洞的枪口和人们充满恐惧和怀疑的眼神。当年的房屋依然伫立在原地，只是有些残破了，可人们支离破碎的生活却不是修补房屋的瓦片就可以拼凑完整的。那个孩子端着沉重的机枪向他玩笑般瞄准的镜头，让人看了心有余悸。世界就在这弱小手臂上的枪口中变得令人生畏。

　　“当鸟群飞越过阴霾天际时，人们鸦雀无音。我的血因等待而沉痛。”这是电影开头引用的诗句，描写了暴雨将至前令人窒息的静谧。除去暴雨前阴霾的天气，诗句中还有种难以言表的沉重和孤雁哀鸣般的悲伤，仿佛将要到来的不只是暴雨，而是如暴雨般肆虐，倾覆家园的死亡。这是一直萦绕在电影中的情愫，也是在导演心头挥之不去的阴云。

　　二、暴雨将至

　　1、言语（Words）

　　柯瑞是东正教堂的一个神父，为了早日修成正果，许下了默誓，以不说话来磨炼自己的意志。萨米娜是为了躲避仇家（米特等人）追杀的阿尔巴尼亚女孩，突然闯入了柯瑞静修的生活。萨米娜只会说阿尔巴尼亚语，而柯瑞只听得懂马其顿语。他们无法通过语言沟通，却能看懂对方善意的举动和惊恐的眼神。

　　在马其顿，有70%的人信奉东正教，29%的人皈依伊斯兰教。电影中展现的是马其顿一些思想极端的穆斯林（即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对于女性的贞操分外看重，为了保住萨米娜的童贞，其父甚至将女儿的头发剃短假扮男孩。而无论她为了保护自己杀人还是被人奸污，她都将被视为家族的污点被亲人处决。这也是她为何要躲藏在修道院不敢回家的原因。

　　当米特率领着众人搜查教堂时，连神父也拿他无可奈何。导演展现给我们的，是仇恨已经超越了信仰和宗教，凌驾于一切之上。米特虽然也在胸前划十字，信奉天主，但是贯穿他一切行动的只有一句话“以眼还眼”。他们无所顾忌的在教堂四处搜寻、践踏，开枪扫射，甚至连条小猫都不放过。谁都说不清楚所谓的民族仇恨开始于何年何月，到底为何要双方开战，人们都是简单机械地重复着一个教条，那便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个人死了，就会有相应的死亡作为复仇的祭品。如果没有人停止，那么复仇就成了控制所有人灵魂的地狱。仇恨与随之而来的复仇行动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可以从电影中看出，他们甚至享受拥有武器所带来的权利，即掌控生死的权利。夜间站在教堂外面守卫的人，大笑着冲天开枪，把生命的尊严和信仰都踩在了脚下。原本民族之间的仇恨早就被仇恨本身的巨大力量所覆盖，仇恨便是行动本身，不需要任何其他理由，不需要言语的支持和辩解。言语在仇恨面前失去了力量，毫无反抗的余力。

　　这也使得柯瑞的沉默更像是一种坚持不懈的对抗。面对美景，我们可以默默欣赏，不去赞美。面对仇恨，我们可以默默承受，却无法不去反抗。

　　故事中，支持柯瑞神父反抗的力量是爱情。他抛弃了名字、信仰、誓言和宗教，只是为了守护这个女孩。总有些人和情感超越其他虚无的事物真实存在。在那个言语已经失去力量的世界，语言的障碍永远不会阻碍他们的沟通。仇恨可以让亲兄弟相互厮杀，爱情却让言语不通的人相互了解。柯瑞在教堂中的眼神是充满崇敬和未知的，面对萨米娜时，他的眼神是炽烈和笃定的。爱情足以让他修成正果，成为他的信仰。

　　“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爱之深切，让言语也失去了颜色。

　　2、面孔（Faces）

　　居住在伦敦的安（Anne）看似与马其顿发生的一切毫无关系，我们却在镜头下看到她的生活逐渐被遥远国度发生的暴力影像、改变。她是柯瑞远在伦敦的叔叔亚历山大•科特的恋人，是一个摄影师，为了亚历山大的即将离去而伤心不已。亚历山大因为背负了杀人的悔恨而意欲重返故乡，多年的奔走让他看到了在一些国家和平的稀缺，也让他的乡愁更加浓重。他不惧怕其他国家的战乱，就更不会惧怕故乡的时局。

　　安和未离婚的丈夫尼克在讨论两人之间的感情问题。餐厅内所有人都多少注意到了外籍酒保和同乡的争执，但是没有什么人采取行动，人们只是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当他们之间的争斗逐渐升级，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了威胁。有人因此选择走开，有人继续留下。当闹事的人再度折返，举着手枪肆意扫射，宣泄着不满，暴力已经彻底侵入到伦敦的脊梁。酒保死了，更多其他人受到了殃及。尼克的脸颊被子弹打开了花。

　　面孔是辨识一个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安曾经两次对着对面人的脸，却难以辨认。一次是在出租车上，面对执意返乡的亚历山大，一次是面对餐厅里脸被打烂的尼克。暴力的存在，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世界的面容难以辨认，只得任凭原本那个美好、平和的面容眼睁睁地渐渐模糊。

　　3、照片（Picture）

　　终于，亚历山大•科特结束了二十四年的游荡回到了故乡马其顿。此间，他去过罗马尼亚、萨尔瓦多、安哥拉和波西尼亚，不同的国家，相同的连年征战，让他深知“和平是例外，不是规则”。如果注定要死于枪弹，那么他宁愿死在家乡的枪口下。

　　在马其顿，普利策奖不会让人刮目相看，人们为了生存还在不辞劳苦的奔波，无暇顾及太多浮云般的荣誉。游子多年后回家，虽然身上有无数国家的烙印甚至枪痕，但有一种“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归属感。故人还在，却早就不是多年前的光景了。民族间的冲突让之前熟识的友人形同陌路。就连亲人之间也可以上一面还推杯换盏的叙旧，下一秒已经举枪相向了。

　　看着亚历山大和米特一家其乐融融，还一起照相留念，难以想象他们会和第一个故事中的暴力嗜血分子是同一拨人。在马其顿和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制造暴行的并非什么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都是一些平民。举起枪，他们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放下枪他们就是慈爱的父亲，顾家的丈夫，孝顺的儿子和讲义气的兄弟。最可怕的就在于，仇恨的暴行已经深入他们的生活，成为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不是签订一个停战协议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而是亟待扭转、脱离的一种生活态度。

　　亚历山大的回归就代表着寻求民族间矛盾和解的橄榄枝。在国外飘荡的这些年，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隔离和仇恨是多么的愚蠢。不但伤及了无辜的民众，还远隔了友情和爱情。亚历山大想见穆斯林的女儿，只能让自己成为来自伦敦的外乡人，而非马其顿人，否则便会陷入矛盾的漩涡。萨米娜的爷爷虽有所顾忌，还是让亚历山大进了家门。面对多年未见的好友，民族间的问题就显得碍眼、惹人嫌。这也从一方面看到，并非所有人都乐于卷入矛盾冲突中，他们也想要有正常的亲友关系，希望能握着陌生人的手，亲切地打招呼，而不是每次都拔枪备战。可能老人更容易有这些想法，因为他们经历过和平、平等、友好的时期，显然那样的日子更让人怀念，没完没了的杀戮总是让人厌恶。他的孙子阿里，对于亚历山大咬牙切齿的态度，就代表了大多数出生于战乱时期年轻人的思想。他们不懂得和平为何物，举枪射击是他们问好的方式，在他们脑中，是非对错更加模糊。不仅民族之间有矛盾，村庄与村庄之间也是，就像医生感叹的那样“战争是病毒”，毫无理由的让人们的面孔变得狰狞。杀人不再是一种道德上的败坏，而是寻求生活刺激。

　　波真的死给家人带来极大的伤痛。人们已经习惯将这种悲痛转化为一种用人命偿还的债务，用杀人就可以赎回。联合国的干涉毫无用处，仗一次都没少打，他们只是派人来收尸。这虽然是医生的气话，却也反映了当地的情况。

　　爱情降临在柯瑞和亚历山大身边的方式很像。他们都心里想着心爱的女人（萨米娜和汉娜•哈里里），梦见她们在暴雨降临之夜出现在窗前，午夜惊醒才发现她们真的就在眼前。只是窗外还未下雨。萨米娜让柯瑞懂得反抗民族之间的鸿沟，汉娜恳求亚历山大为营救她的女儿萨米娜做些什么事情。拍照片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亚历山大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他在众目睽睽下救走了萨米娜，那些方才还与他称兄道弟的人向他举起了猎枪。这种所谓的正义处决随处可见，而正义早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人们为了莫名其妙的尊严和正义射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然后再为他们的死悲伤。难道这就是他们寻求的最后胜利？亚历山大用生命捍卫了他所认为的正义，再次把和平之光带回马其顿，虽然这火种极其微弱，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暴雨落下。和平的火种就在这大雨中踏上了征途。

　　三、明日落红应满地

　　“暴雨将至”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故事的环形结构。从第一个故事开始依照时间顺序到第三个故事，在影片的结尾却又再次回到了第一个故事的开头。

　　而电影的故事并非到结尾处重新开始了那么简单，在每个故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事情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如同神父一开始就喃喃自语的那句话一样：“时间不逝，圆圈不止。”每一个在圆圈上的事件都紧密相连，很难解释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

　　在第一个故事中，波真家人同他的遗体告别时，安（Anne）出现在人群的旁边。这时的故事还未对她的出现作任何交待，只能看出来她不是本地人，正试图看清眼前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第二个故事中，影片才道出安是英国人，居住在伦敦，职业是摄影师。但这并非表明故事是倒叙结构，因为安的桌子上摆放了萨米娜临死时的照片，还有呆坐在一旁的柯瑞。就是说这个故事在时间上该是承接着上一个故事。在出租车上，尽管亚历山大一再恳求，安还是没有跟着他去马其顿，因为那里的局势太过动荡。由于牵挂亚历山大，安在第三个故事中还给远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只可惜由于语言不通，没能找到他。这就能解释她担心亚历山大，所以只身一人来到了马其顿，出现在第一个故事中了。第一个故事就这样蕴含了过去与将来——安的存在是第二个故事的过去也是将来。

　　第二个故事的开头，是安在浴室中痛哭的镜头，乍一看让人有些困惑为何她如此伤心。通过整篇故事的发展便恍然大悟，她是因为在第一个故事中去了马其顿知道了亚历山大的死讯。而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在出租车上和亚历山大依依惜别的安。“面孔”这节故事就这样也包含了过去（亚历山大的告别）和将来（得知亚历山大的死讯）。

　　最后一个故事本应该发生在第一个故事前的，因为在故事里萨米娜还没死，波真也还健在。而在第一个故事中这两人都死了。但是故事又确实是顺延着伦敦发生的事情发展下来的。于是第三个故事中也包含了过去（从伦敦归乡）和未来（将要死去的萨米娜和波真）。

　　就这样，电影中的事件形成了来来回回的圆圈。在伦敦，亚历山大在等出租车的时候，墙壁上出现了“时间不逝，圆圈不圆”的字样。随着故事的一步步推进，故事的循环不再是一个周而复始重复的圆圈，每一点发展都能看到希望的产生。人们态度的转变。纵使暴力的阴霾笼罩了全片，我们仍能看到导演和当地的居民对和平的期盼和努力，他们甚至不惜为此献出生命。

　　萨米娜明知道会被杀死，还是义无反顾地追随柯瑞的脚步而去。爱情让她不再惧怕死亡。她从开始的四处躲藏到最后的欣然赴死。临死前的她，竟然是微笑的，心满意足的。把手指轻轻放在嘴边，示意柯瑞可以不用说话。虽然她仍旧听不懂男孩的告白，但是此刻的宁静就是他们爱情的最佳见证；安也由第二个故事中对马其顿的隔岸观火，逐渐转变了态度，决定亲身体验这些国家的苦难，于是我们能在第一个故事中看见她的身影。不再是举着照片皱眉头的女摄影师，而是真正踏足在这片带着血泪的土地上；第三个故事中的亚历山大，虽然回到了故乡，一开始仍然是被当作外乡人看待，而最后他为了打破宗教、民族间的冲突，解救了萨米娜，献出了生命。他也有一开始的观望到最后投身到反抗暴力的行动中。

　　虽然每个故事都以死亡作为结尾，但并不能表示导演对于马其顿的未来是绝望的态度。神父在影片的结尾，也就是和开头一样的场景中，说了不太一样的话：“时间不等人，因为圆圈不是圆的”。导演试图通过这句话告诉观众，虽然相似的故事还会在这片土地上一遍遍重演，但是由于这些人作出的努力，明天将会是不同的一天。

　　死亡并非一味的代表着悲剧，如果一个人为了理想去战斗，最后因死亡才停止了脚步，那么他的死亡便是人生华丽的落幕。“死亡对他微笑了，拉住了他的手”。而倘若一个人失去了理想，苟且偷生，碌碌无为，那么这才是属于他的悲剧。遗忘是他唯一的注脚。

　　第三个故事中两只小山羊出世了，在这个遍处是死亡的地方，还不断的有生命降临，为生活奔忙。这便是希望，生生不息。暴雨过后，不应是尸鸿遍野，而是该有许多被风雨打落的花瓣，铺满了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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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斯拉夫电影的一场喜爱，让我对这个电影有了更多的期待，加上之前太多人的盛赞，以及迟迟不予发行的现状，让这个电影越发的神秘。过分神秘也是成为经典的一个很好条件，于是，这个电影在我心中成为了期待的经典。

终于，有幸看到了这个电影，再次验证了那句话“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这个电影距离我心中的经典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带给我的触动也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其实电影还是蛮精彩的，无论是结构，还是叙事手法，及影像音乐上都有值得称赞的地方。要怪只能怪我对这个电影的期望太高了，。如果是无意中看到，这绝对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导演的处女作便能如此精彩，实在难能可贵，三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环形的故事结构，一种不同于学院派的清新之风，这就是爱电影的人的力量。这是学不来的。

三个小故事，都是相对完整的小故事，有各自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看似独立，又被无数条线千丝万缕的连着，第一段年轻的神父应该正是第二和第三段里摄影师的外甥，第一段的阿尔巴尼亚女孩正是第二三段摄影师情人的女儿，也正是由于摄影师的帮助，女孩才得以获救。而第二段的照片里拍摄的正是阿尔巴尼亚女孩死去的照片。这些联系使这个看似松散的电影变得联系紧密，相互呼应。

暴力。。在我看，这应该是这个电影的最大主题，三个小故事都以一个人的死去做结尾，而最后小女孩跑向修道院，可以理解成电影的结尾，暂且不提。单从三段小故事来看，第一段、第三段故事由于都发生在战时的马其顿，所以，一直是有种底层的危险一直威胁着剧中人，同时也一直刺激着观众的神经，第二段，看似平静，但那些关于马其顿战争的照片及结尾餐厅那场突发事件，都在反复的讲述着暴力。

在第一个故事里，开头几个孩子点爆子弹，虐杀乌龟，也预示了影片的主题，当暴力已经深入到天真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身处的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看似平静与世无争的修道院，却依然能听到远处稀拉的枪声，修道院的壁画上画的是古代马其顿的屠杀异教徒事件，挖去的双眼，粘血的刀子，残酷的画面倒像是中暗示，意味着一种循环，暴力的循环。当马其顿的村民拿着枪冲进修道院时，修道院的宁静也被彻底打破，没有和平区，也没有避难所，包括下段也是。

第二个故事，由浴室中的女人痛哭作为故事开头，地点换到了伦敦，这是一片在马其顿人们看来十分和平安全的城市。但照片里那些关于战争的照片同样是触目惊心的， 远处的警报声也再次暗示着没有净土。终于，在餐厅的血腥事件再次表达了导演的观点，即使是在看似安全的伦敦，生命仍然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包括丈夫那句关于北爱尔兰的询问，也在反复提醒观众，在伦敦，仍然会有北爱的恐怖分子，暴力，仍然时刻围绕在你身边。

第三个故事，摄影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马其顿，那个战火肆虐的地方，长途车上军人的提醒，刚下车就看到毛头小子拿着枪，以及后来一个几岁的小孩，手里就拿着一把真枪，看似荒唐的画面，在那个地方却是很正常的。之前他们也许是农民，是牧羊人，都是一些与世无争的普通人，可这时，人人手里都拿了一把枪，都成了杀人者，可怕的转变，战争对人的异化。第一段里那个拿着枪乱射的小子，最疯狂的家伙，在第三段里，我们发现他在拿枪之前只是个有些憨憨的放驴小子，但拿起枪，他就迅速变成那个把猫打的稀烂的施暴者，可怕的战争和可怕的暴力，战争里是没有人的，就是这样。

正像第二段里摄影师说的“和平只是偶然，而不是规则。”偶然。

最美的段落自然是里面马其顿神父和阿尔巴尼亚女孩的那场不可能的爱情，一个羞赧，虔诚的神父，一个外貌酷似男孩，眼睛格外漂亮的阿尔巴尼亚女孩。在那个看似安宁的修道院产生了一次危机四伏的爱情。他俩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战争的进行，种族及信仰的对立，都预示着那个结果。但爱情总是美丽的，即使是危机四伏的，导演用他为数不多的镜头，仍然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甜蜜的爱情镜头，尤其在这个满是暴力的电影中，这种镜头太少太少，常常让人忍不住感动。印象最深的就是女孩吃东西的那段，景深镜头的使用，前景是神父偷偷微笑的脸，背景是有些模糊的吃东西的女孩，一种无需言语的甜蜜和关切。在第一段的结尾，当女孩中枪倒在地上，我们没有看到惯有的死前痛苦表情，而是一丝浅笑，那双大睁着的眼睛，以及放在嘴边的食指，让人有种无法言说的感情，是感动？是震撼？是同情？是解脱？也许都有。

时间不逝，圆圈不圆。类似暗语的一句话，在情节上是一种暗示，在结构上同样是一种暗示，导演正是用他这个新奇的环形结构，将时间顺序完全打破，重置时间结构。于是我们会看到之前已经死去的人却又复活，之前活着的人也许已经死了。这种新的顺序，即是一种安慰，因为之前那个已经死去的可爱女孩又活蹦乱跳的在镜头前了。不过循环往复也暗示着暴力的无休无止及人物的宿命。所以当电影结尾，出现开头那段，女孩跑向教堂，配合有些哀婉的和声，让我有种莫名的心酸，因为，她奔向的是爱情，也是那即将到来的死亡。

试着按自己的理解按正确的时间顺序，把故事重新线性组合一下。英国得知自己女人怀孕――和丈夫分手――在餐厅丈夫被杀――伦敦的摄影师亚力山大要回到祖国马其顿――已经有了他的孩子的英国女人并不想和他去马其顿――诀别的激情宣告着结束――摄影师回到马其顿――见到初恋情人――女孩杀死马其顿牧羊人――救阿尔巴尼亚女孩――摄影师被射杀――女孩逃到修道院结识神父――英国女人参加在马其顿的摄影师葬礼――女孩和神父逃跑――女孩被杀――英国女人拍下照片――英国女人回国――浴室中的痛哭。

    其实还有其他组合方法，只是试着整理一下，也许未必有真正的正确时间顺序，正是这种有些混乱的时间顺序，才是这个电影的特色之处。

　　　本文为本科毕业论文，刊《瀚海潮》2009年第一期，总78期。刊出时题为《跳跃的诗意，诗化的哲理》。
　　　
　　　摘要：马其顿导演米奇·曼彻夫斯基的《暴雨将至》是一部寓意深远的“反战”题材的电影。影片在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追求下，运用了大量的隐喻作为视听表现手段，并且用诗化的时空结构，分段式地呈现出一出出人生悲剧。影片将战争故事表现得内敛含蓄，更能激起观众深沉的情感共鸣。
　　　关键词：《暴雨将至》后现代主义时空结构
　　　
　　　对于已经习惯了以线性思维来叙述故事的观众，观赏马其顿导演米奇·曼彻夫斯基的《暴雨将至》的确是一种接受力的挑战，但对于已经习惯了欧洲电影以个人化表达为艺术追求的观众，《暴雨将至》则是一部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的电影，欧洲电影向来注重电影叙事在传统领域里有所突破的电影精神。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更是极为重视这方面的诉求。《暴雨将至》以三段式的结构框架呈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这种似乎无序和混乱的、主题隐晦的、甚至有些无趣的叙事模式，恰恰是作者传达思想的独特言说形式，也正符合了欧洲电影的艺术传统，于是，他获得1994年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就是情理之中的光荣。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美学探究
　　　
　　　罗岳曾借用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阐述这种分段式叙事的美学意义，是一篇特别有建设性的文章。然而作者所介绍的巴赫金理论和他进行个案分析时所列举的论据似乎有些貌合神离。“无论是外结构还是内结构都需要观众的主动修补，因此对话性在这里成为影片叙事结构的重要原则。”[1]似乎不尽其然。尽管如此，作者将“对话理论”植入到电影批评话语中，的确是一种开创性的见解。我们在研究分段式叙事的模式时，我们不得不把它纳入后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下探讨。这正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先锋派风行的时候出现的《一条安达鲁狗》、《卡利加利博士》一样，它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相应的美学思潮的。因此以“复调结构”为主要特征的“对话理论”，在解读分段式叙事结构时并不是那么恰如其分。相反，它更应该用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读。
　　　彭吉象《影视美学》在探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文化症候的不同时，总结出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特点：“后现代主义体现了主体在异化中的死亡以及对这种死亡的漠然态度……使得它洋溢着一种怀疑一切的精神，既包括对外在世界的怀疑，也包括对自我的怀疑……后现代主义力图打破整体性观念，以结构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零散化、边缘化、多元化来取代整体性。它认为，世界其实是支离破碎的，这种破碎多的是边缘，少的是本质；多的是偶然，少的则是必然；多的是碎片，少的是整体。在这种结构主义影响下，后现代主义力图消解一切区别和界限……追求的是混杂和拼接，追求以一种‘不确定性’原则建构作品世界，体现为非原则化和零乱，主张拼贴的文本。” [2]而《暴雨将至》恰恰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美学以下三个方面俄特点。
　　　1、拼贴的时空结构
　　　影片在情节安排上采用三段式的叙事结构，而且时空在这里出现了断裂，呈现出拼贴的状态。我们将影片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厌恶了战争的新闻摄影师亚历山大·科克夫回到家乡马其顿希望过上安定的日子，弥漫着的民族仇恨却非他所愿（影片第二段落）；科克夫为了帮助昔日情人汉娜的女儿萨米拉逃跑（事实上是萨米拉遭到了强奸），却被自己的族人射杀（影片第三段落）；萨米拉藏在年轻神父基里尔的房间里，两人产生了感情。在两人为了躲避追杀离开的途中，萨米拉的弟弟射杀了年轻的萨米拉（影片第一段落）。如此一来，种族冲突的主题毫无遗漏地摆在了观众的面前，无需思考，观众又一次做了纯粹的“观者”角色。创作者不希望“顺理成章”地讲述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让观众只扮演被动的“观者”角色。可喜的是，影片的故事情节并没有遵循时间顺序的逻辑线性，而在影片开始的第一段落，讲述整个故事的结尾部分，第二段落才是故事的开始。时空结构产生错位，给观众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故事情节的拼贴感，然而这种拼贴并不是随意堆砌，相反，在人物关系的相互维系中，三个段落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2、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
　　　导演在进行影片布局时采用了三个词语：“语言”“面孔”“照片”，每个词语形成一个单独的段落。影片以每段末即将来临的暴雨为契机，将三段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圆圈。然而这三段的结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首尾相接，事实上每个段落彼此都是独立的。第一个段落，讲述了一段由种族冲突导致的爱情的悲剧，萨米拉死在弟弟的枪下，暴雨来临，科克夫葬礼上出现的莫名女子，成为第二段落的主角。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师科克夫，因反战立场，回到了家乡马其顿，情人安妮的丈夫惨死在暴徒的枪下。第三落落中科克夫成为主角，他渴望过上宁静的生活，但整个村庄弥漫着民族冲突的硝烟，最后他为了救往日情人汉娜的女儿萨米拉时，倒在了族人的枪下，暴雨来临，萨米拉逃出了追杀。
　　　三个故事的独立性在于自身具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的逻辑顺序。与线性思维为主的经典影片的故事段落不同的是，拆分以后的三个段落被相对独立地展开，不在遵循整个故事存在的时空统一性，以及情节发展的逻辑线性。
　　　3、碎片式的叙事
　　　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影片中出现一些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桥段，如第一段落中基里尔想到伦敦投靠的摄影师叔叔是不是亚历山大·科克夫，因为科克夫离开伦敦时曾说回来要为自己的侄子受礼，但是回来后却没有去基里尔那里；第二段落萨米拉死去的照片是谁拍的，因为她死的时候并没有照相机在场，况且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测萨米拉还活着，而且照片上萨米拉死的那一刻还有人为她拍照；第三段落中亚历山大·科克夫对士兵说安妮已经死了，事实上在第一段落中他的葬礼中安妮正是在场者之一；第一段落中物无知收音机里播放的摇滚乐，出现在第二段落中穿过墓地的陌生女子那里，它们二者之间有何联系；第一段落中基里尔产生幻觉那一节与第三段落中科克夫产生幻觉那一节，在拍摄手法上完全相同，都是采用摇拍的方法，而且固定不变的场景和景别在同一节里运用了两次，导演要表达什么，观众不得而知。这一系列语焉不详的“碎片式”叙事，貌似时间链条上的混乱，却更能传达出当代人生存经验的复杂性，更主要的是一种主观上的“臆造”，这就意味着，影片“臆造”的时间混乱已经不仅出自于导演的形式探索，它还使结构得以进入表意的层面。
　　　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时间特点即时空意识有如“精神分裂症”，或者拉康所说的“符号链条的断裂”。也就是说现代和前现代的观念中，历史是一个由前至后连续的牢固的线性链条，而后现代观念中的历史是跳跃的，间断性的，非线性的，历史链条经常会出现“裂缝”和断裂的现象。历史主要是主观的构想，是可以随意拼接的、零散化的碎片。“历史意识的消失产生断裂感，这使后现代人告别了诸如传统、历史、连续性，而浮上表层，在非历史的当下时间体验中去感受断裂感。……历史感的消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拥有了一种非连续性的时间观。”[3] 。影片以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民族冲突为故事内容，进而涉及到世界在那个时候的动荡不安，由此反映出创作者的反战思想。尽管是那样的隐晦，影片却不直接用主人公语言的进行控诉，让观众在这种亲人相互残杀的悲剧中，感同身受战争的非理性和人性在战争背景下的扭曲、变形，这种隐形的暴力是别具力量的。
　　　
诗化的时空结构和信仰的焦灼
　　　
　　　诗歌语言的跳跃性为诗意的呈现营造了想象的空间。这种跳跃性往往和断裂感联系在一起，方能造就令人疼痛的诗意。如海子的诗歌《亚洲铜》，开篇便道：“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4]亚洲和铜组合成一个词组，而且反复吟咏了一次，但是祖父、父亲、我，死在这唯一埋人的地方，这种残酷的寓言式意象组合，揭示出一种“宿命论”强烈的悲悯色彩，让人疼痛不已。《暴雨将至》开篇那句诗也具有同样的寓言：“伴着尖鸣/鸟儿飞过漆黑的长空/人们沉默无语/我的血已因等待而疼痛”，这里的跳跃思维和断裂感不言而喻。诗歌和电影具有同样的跳跃属性。电影画面依靠人为的“剪辑”，依靠“蒙太奇”特性，有节奏、有顺序地连接起来，犹如一组丰富的诗歌意象，构成了整部影片。用独特的方式，将不同的元素完美地结合起来，产生一首好诗，也产生一部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像。模仿和不断重复，只能导致诗意和想象力的枯竭。导演米奇·曼彻夫斯基是个诗人，他用一种断裂的、不合常规的叙事方式，将三个故事反讽地、生硬地组合在一起，然后用每段末“暴雨” 的意象重构起来，使原本“陌生化”的效果，产生了令人疼痛的心理共鸣。《暴雨将至》便是这样一首诗，格调与开篇那令人疼痛的诗异曲同工。因此，影片三个段落“语言”“照片”“面孔”的突兀结合，显得顺理成章，篇首的诗句和影片的时空结构相互呼应，构成了一种诗化的时空结构。若按照正常的顺序安排：照片——语言——面孔，那么，开篇的诗句只能是一句“富有诗意”的摆设罢了。
　　　这种“断裂感”，正是后现代主义美学的重要特征。导演通过这种“断裂感”，不仅让故事在形式上达到一种轮回，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传达一种“断裂”后的希望。第一段落中萨米拉死后，理应是整个故事正常逻辑上的结尾，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影片的开头。当萨米拉死后，基里尔理应有两种选择：一，为他自己所爱的人报仇而进行周旋。这种种冤冤相报何时了又会带来另一轮仇杀，其残酷性不言而喻；二，基里尔静静地看着这位善良的姑娘死在自己脚下，影片结束。导演把这种苍凉感放在第一部分的结尾，给了观众在心理期待上一次希望，因为影片才刚刚开始。相反，在整部影片的结尾部分，摄影师科克夫被自己的族人射杀，而萨米拉却在暴雨来临之际，逃离了仇人的追杀。这样的情结安排，给观众留足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内心满怀正义感的人遭遇了死亡，一个无力反抗的弱女子却逃了出来，奔向了教堂。这又暗示着，影片的结尾又给了观众心灵上一种希望。教堂这一意象也颇为得体，不仅可以庇护身体，同时还可以净化心灵。
　　　影片第二段落中，安妮经过伦敦的街头时，教堂里传出了的童声合唱，引起安妮的注意，她驻足观望，内心又一次充满矛盾和焦虑。这些孩子用歌声赞美美好的生活，战争却让另外一些孩子失去家园，甚至带着惊恐的哭泣，倒在了血泊中。安妮在图片室里看到在战争中受害的儿童的照片时，满脑子充斥着孩子的哭声。当她走在伦敦的街头时，这些孩子的哭声还萦绕在脑际。影片在这里做了这样的处理：用特写镜头呈现出的伦敦街头杂乱无章，孩子的哭泣声与之形成一组声画对立。这一巨大落差，给观众呈现出战争和安宁生活的距离感：一边是残酷和暴虐为舞的疯狂战争，一边是现代都市妩媚慵懒的面孔，呆在现代城市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安妮和摄影师科克夫，却因为那些悲惨的命运自愿承担着一份厚重和不快，为影片平添几分人情冷暖。
　　　影片在第一段落里呈现出浓郁的宗教氛围，这样一个神圣而宁静的教堂，被小孩玩斗乌龟时产生的爆炸声打破（冲突的隐喻），随后闯进的一群持枪男子，凶神恶煞，随意搜查，行为暴烈。其中一位开枪打死屋顶的那只猫，这种彻底丧失人性的疯狂举措，颠覆了这里的“神性”，也预示着悲剧的上演。
　　　当代人内心的虚无和生活状态的消沉，宗教信仰成为重要的寄托方式。连年战争将生命原有的敬重肢解得扑朔迷离，人们靠了唯一的、况且是微弱的信仰维持生命，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然而在这里人们的信仰是微不足惜的，呈现出一种焦灼的状态，宗教也仅仅是寄托美好愿望的工具，不具有实际意义，影片传达着一种悲悯色彩。
　　　
隐喻作为表现手段
　　　
　　　隐喻不仅是作为一种妙笔生花的描述方式存在的，而且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思维习惯存在着。正如莱考夫所认为的那样：“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5]也就是说，隐喻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从一种语言现象上升为精神行为，甚或一种文化行为，是基于人类的经验和主观认知活动的。
　　　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修辞格，一方面具有升华主题的作用，如韩国导演金基德的《时间》最后一个画面：一个大全景中，全部是涌动的人头，主人公湮没其中，将人们对时间的恐惧上升为普遍性；另一方面，影片的难懂，从个别画面，到整部影片，也往往是隐喻造成的，然而这时的隐喻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恰恰是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个体现。2007年姜文执导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通过大量的隐喻画面，揭示出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年代里，人作为个人的集体无意识，让本来清晰和敏感的历史抽象化之后，变得扑朔迷离。恰恰是这样“含糊不清”的画面和“本末倒置”的结构，揭示出文革岁月中，个人在庞大的历史话语权力中渺小的如一粒沙。
　　　在第一个段落“语言”中，宗教情结被蒙上浓重且特殊的色彩。导演用了大量的静止画面，反复呈现教堂、壁画（如圣母、耶稣、表现宗教史上有关“五世纪”屠杀时统统挖去眼睛的异教徒，等等）、十字架、暴徒手中的枪、神父的表情、以及神父们做祈祷时低沉厚重的经文。导演安排了这样一场戏作为电影的第一个段落，是别有用意的。我们知道，战火纷飞和种族冲突在阿尔巴尼亚地区频频发生，甚至造成欧洲各方势力的动荡不安，战争已经像日常生活一样，人们见怪不怪。然而作为这个是非之地生生不息的人们，把战争视若生活的同时，又担心着自己的命运，说不定哪天倒在血泊中的就是自己。他们拥有一种浓厚的宗教情结，并且将个人安危寄托于宗教，祈求“万能的主”赐予自己和平安宁的生活，但事实却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老神父和年轻神父基里尔经过一群正在做“斗乌龟”的孩子身旁时，老神父说：“时间不逝，环亦非圆。”当摄影师科克夫离开心仪的女人，在伦敦街头暗自神伤时，他瞥见不远处的墙上，也写了这么一句。这其实是一句讲珍惜的“谶语”：珍爱优美的语言，珍爱美好的爱情，珍爱上帝赐予的生命。然而现实并非这么完美，连绵不断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民族冲突，现实的完美在影片中几乎是一个悖论。
　　　老神父和年轻神父基里尔走向教堂时，老神父说：“我倒想和你一样，约誓沉默呢。”“不过这神圣的美丽需要言语来赞美。”影片没有交代基里尔为何约誓沉默，放弃了这用来赞美的语言。这一段落命名为“语言”，主人公却发誓沉默。但他的沉默却在她爱上这个阿尔巴尼亚女孩之后打破了，虽然他们言语不通。当这个阿尔巴尼亚女孩静静地躺在居室的地板上时，他的梦中却出现这样的诗句：“我虽然行驶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醒来时，他的幻觉发现女孩站在临窗的位置，正好注视着他，窗外沙沙地雨声。女孩死的那一刻，基里尔说：“请饶恕，我爱你。”女孩用食指做出“请不要出声”的动作，基里尔看着她静静地死去。创作者在“爱的产生”前后让“语言”赋予了两种形态，一种是沉默，一种是让沉默发声。在这两种对比的过程中，让这一段落中用大量画面表现的宗教情结更为浓郁，又使持枪的马其顿兄弟连一只猫都不放过和萨米拉死在亲弟弟枪下的暴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宗教和暴力却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悖论。有意思的是，三个段落取名为“语言”“面孔”“照片”，基里尔却发誓沉默，第二段落中的“面孔”是照片上儿童在战争中惊恐和死亡的面孔，以及后来尼克死在暴徒枪下血淋淋的面孔，第三段落中的“照片”是科克夫连拍的几张杀人的照片。这种情结安排打破了观众对“语言”“面孔”“照片”的美好想象，而事实是暴力赤裸裸的呈现。当人物的命运接近尾声时，暴雨来临。“暴雨”成为洗礼人性罪恶的直接执行者，同时，它还一定程度上成为暴力的象征。
　　　影片的构图和用光也无时不考虑到这种隐喻的存在。第一部分中基里尔房间里夜晚宁静的蓝色调，基里尔和老神父经过一处高地时人物被缩至似乎两个移动的点，安静的夜空下同样安静的十字架，第三段落中呈现羊圈面前的山坡时常以剪影的方式展示人物的渺小和视角的苍凉。科克夫在光线零乱的房间里目睹医生接生小羊羔一场戏里，简直是一种残酷的暴力行为。血腥的画面在导演的安排下竟然以长镜头呈现，赤裸裸到惨不忍睹的地步，让观众在经历一场小羊羔的降生时，也不免产生这样的情感位移：小羊羔经历血腥的场面来到世间，若干儿童和难民却在血腥的战场上丧命！
　　　影片不厌其烦地呈现这些失语的、暗示的、寓言式的事件，通过隐喻的强大功能，激发观众对战争的反思。导演运用隐喻作为视听手段，并不是转移观众的认同感，使影片变得隐晦难懂，而是通过隐喻性的镜头，在我们的脑海中产生更为直观的、或者是寓言式的共鸣。
　　　
在场的观众
　　　
　　　分段式叙事结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创作者将观众足够的重视起来，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叙事中，我称之为“在场的观众”。
　　　近几年来，国际影坛上类似《暴雨将至》这种分段式叙事的影片层出不穷，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美国，1994），张扬的《爱情麻辣烫》（中国，1997），汤姆·提克威的《罗拉快跑》（德国，1998），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爱情是狗娘》（墨西哥，2001）、《21克》（墨西哥，2003）、《巴别塔》（美国，2006），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中国，2007），等等。这些影片虽然在内容上千差万别，但在结构形式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而且在叙事过程中大量使用隐喻、暗示、中断、补叙、交叉、间离等叙事技巧，使影片呈现出强烈的拼贴感。
　　　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只关注剧中主人公一个完整的故事，即开端、发展、高潮、结尾，有没有观众都无所谓，因为这一过程——讲述“主人公”故事的过程，是要进行完的。也就是说，故事是故事中“角色”的故事，而非观众的故事。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考虑到的是如何才能使各个“角色”顺利成章，而观众只有鉴赏的权利，“影片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人物形象，是情节事件，是本文肌理的血肉。”[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观众的惰性。到分段式叙事这里，创作者充分考虑到了观众的存在。他们在用“角色”讲故事的同时，还需要观众的生命体验融入这个故事中。也就是说，观众的参与性构成了故事的一部分。由单纯地为主人公编写完整的故事到为主人公和观众共同编写故事，这不能不说当代电影在叙事学上的一种突破。
　　　我们拿好莱坞经典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来做比较。
　　　《泰坦尼克号》以跌宕起伏的故事、完美无缺的戏剧节奏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其中老年露丝的回忆性陈述话语在整部影片中起到控制影片节奏的作用。这种向观众讲述一段浪漫和疯狂的爱情的画外音，看似对观众的关照，但实际上是为了故事自身的完善而巧设的迷局。再如《阿甘正传》，阿甘富有斗志和传奇的一生，也是通过中年阿甘木讷的画外音作为呈述方式的，旨在完成阿甘半生事迹的呈现。而到《太阳照常升起》这里，须得有观众的生命体验或学养积累，才能充分理解为何呈现在文革话语体系下的疯妈、孩子生在火车轨道上的荒谬行为。更进一步讲，影片所传达的这种荒谬感，才是导演真正要言说的东西。《暴雨将至》结尾让萨米拉逃出来，不仅给了影片主人公希望，而且给了观众观影体验的期待感——一种希望。也就是说，观众在故事的推进中，赢得了一次希望。
　　　如果说传统的叙事模式把观众只当做“看官”，在场抑或缺席，故事总是完整的，那么这种富有挑战观众思维传统的分段式叙事模式则把观众当成叙事主体，观众只有在场，才能表明这故事的完整性；如果传统叙事是在“演绎”故事情节，那么分段式叙事是在“呈现”故事的片段，如何将这些片段联系起来，则是观众参与的结果；如果说传统叙事因为抛弃了观众而使故事保持完整，那么分段式叙事却是为了故事完整而抛弃了观众。事实上便是如此，传统叙事培养了一大批等待注水的茶壶——观众，而这种艺术上寻求突破的分段式叙事方式却遭到冷场，《泰坦尼克号》的影响力无论如何超过《暴雨将至》，然而这又是一场后现代消费主义下取消一切崇高所导致的悖论。
　　　越来越多的电影一反经典模式的常规，讲述故事时在形式上狠下功夫，观众作为叙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当代电影蓄意突破传统的一大特点。好莱坞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长久以来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由此所导致的叙事技巧的程式化，似乎不那么令人欢欣鼓舞了。正如《阿甘正传》和《泰坦尼克号》那样，用倒叙、插叙、富有诗意和感染力的画外音讲一个励志、抑或凄美的故事，成为各国电影普遍存在的模式。艺术的本质在于创新。第一次手执电影导筒，就能另辟蹊径，用独特的方式把一个已经被不同方式言说了很久的“反战”主题，呈现得令人疼痛，这是导演米奇·曼彻夫斯基的老道之处。
　　　
　　　注释:
　　　
　　　[1] 罗岳.电影叙事结构的对话性[J].当代电影.2005(2)
　　　[2]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2-154
　　　[3] 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7-28
　　　[4] 海子.海子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5] 转引自谷文平.隐喻视角中的文化[J].淮阴工学学报.2002(5)
　　　[6] 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326
　　　
　　　
　　　2009年春

Time never dies,因为不同的事件经过循环又将回到起点；the circle is not round,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圆,时光无法倒流,所以发生过的悲剧无法挽回.

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误撞》以来，导演们开始尝试用新的叙事结构来拍摄电影，曼切夫斯基在《暴雨将至》当中，就把一个问题分成三个部分，在不知不觉的模糊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以后，巧妙的将故事连成一个圆形，并且在电影中用谚语的方式有所表现：time never dies, the circle is not round.

事实上,无论导演用什么方式进行表达,他的目的应该而且只能是将思想阐述的更加清晰.所以在这里就有必要仔细研究导演究竟要说什么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在所谓的"圆形结构"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第一段，第二段的故事当中，在段落刚刚开始时都有一句台词:"要下雨了".也就是电影的标题:Before the Rain.第三段中,男主角,也就是记者,中枪倒地后对射杀他的人说"要下雨了",随即就是暴雨大作.再联系一下第一和第二段,这两段的末尾都发生了屠杀,因此不难将暴雨认为是悲剧的暗示,但电影中说出这句话的人都是出于无心,最后却都不可避免的指向悲剧,我想导演也在思索,是否民族间的冲突问题就像宿命一样是无法逃避的.

电影的音乐很好的为影片服务,巴尔干风情表露无疑,而从头到尾,我看见的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和马其顿人在民族矛盾的催化下种种无理性的极端行为.民族问题即是《暴雨将至》的主要议题,导演也应该是通过摄影师之口将自己的观点表达了出来,但要探究曼切夫斯基究竟是什么态度,恐怕就像不圆的圆圈一样透着无奈的悲观.几次死亡,死者有冲突中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马其顿人,有无辜的英国公民,有超越了民族感情的理性人——摄影师,一个人的死亡牵出另一个人的死亡,仇恨, 报复,这些情绪主导了丧失理性的人,民族感情束缚了爱情,带来了死亡和贫困,以及疯狂,没有什么比同族之间的残杀更加疯狂了.导演也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参与冲突会死亡,中立会死亡,调解会死亡,即使是与世无争的修道院,其宁静的生活也被打破."那里已经下雨,这里也快了. "

如果用直线式的叙事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效果?那好像在说,故事发生前有可能没有悲剧,故事结束了,以后也许再也不会发生悲剧.可将一件事连成了圆形之后,虽然有一个平静的开头和结尾,但开头之前,结尾之后,两者之间,处处充满了让人绝望的悲剧.曼切夫斯基也和库斯图里卡或者安哲罗普洛斯一样忧国忧民,在他的镜头下,表达的是对于冲突的悲愤,无奈和痛苦,而且他将痛苦结成一个圈,自己在里面,这就显得越发绝望了.